通往望道的家

【人物】 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译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解放后曾任复旦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常务委员。著有《修辞学发凡》，被誉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里程碑。另著有《作文法讲义》《美学概论》《因明学》《文法简论》等。曾主编《辞海》。

【1】

“今天对我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我将永远记住，今后每一天，我都会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 2022年6月30日下午， 84岁的陈振新抚摸着胸前的党员徽章动情地说。

按照党员转正流程，复旦大学信息学院教师党支部召开支部党员大会，当天讨论关于陈振新同志入党转正事宜。经支部成员充分讨论并投票表决，经过一年的预备期考察，党支部同意陈振新同志转正为中共正式党员。与此同时，物理学系行政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同意陈振新爱人、物理学系退休教师朱良玉同志转正为正式党员。

_{（复旦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供图）}

人们为新加入的同志鼓掌，不仅是因为这对夫妻教师是在耄耋之年入党，令人感佩，也是为了陈振新和朱良玉夫妇的另一个身份，他们是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翻译者、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首任校长陈望道的儿子和儿媳。

陈振新不仅在复旦大学的校园内读书、工作了大半辈子，他也是在复旦大学边上长大的。如今，沿着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的正门向南走去，穿过中环路，沿着国顺路走到绿荫下静谧的国福路，大约行走500米后，就能到达靠近政肃路口的国福路51号，这里过去是复旦大学第九宿舍的一幢，是陈振新和陈望道的家，这幢三层楼故居经过修缮，外观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是《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两年前的2020年，即《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出版100周年之际，陈振新在《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传扬宣言精神，在工作的同时，也受到感召和鼓舞，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同年6月确立为入党积极分子——也同样在2020年6月，习近平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勉励他们继续讲好关于理想信念的故事，并对全国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100年前，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你们积极宣讲老校长陈望道同志追寻真理的故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你们坚持做下去、做得更好。

习近平强调，心有所信，方能行远。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希望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刚满30岁的马克思，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不满30岁的陈望道，和前来照顾陈望道的母亲形象，在展示馆内的同一张巨幅油画上呈现。对于参观者来说，这里是追溯信仰源头的学习教育基地。

但在所有来这里的参观者中。陈振新的感受是特别的——

追寻真理四个字，为陈望道的名字带来光环。但对陈振新来说，雕塑所呈现的陈望道，画中的陈望道，人们称颂的陈望道，于他有更深和更亲切的感情——这是他曾朝夕相处的父亲，是和他一起喝茶散步的老人，是会抱着孙子开怀大笑的祖父。

而这幢三层的小楼，不仅是神圣的，也是柔情的，这里曾是他长大成人，并成家生子的家。

_{原陈望道故居，现《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复旦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供图）}

【2】

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1949年7月，11岁的陈振新从义乌老家来到陈望道身边。

这是陈望道家庭生活中重要的一个时刻。男孩原本的名字叫陈振兴，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希望孩子这代人能够振兴新中国，所以替儿子改名“振新”。

如同为男孩改名时的寓意一样，就在陈振新来到上海前几天，58岁的陈望道也见证了政治生命中的一次重要时刻：

1949年6月20日上午9时半，复旦大学全体员生约二千人，迎接接管。当天10时举行会议，校长章益宣读军管会接管命令。继由代表全体师生员工致欢迎词说：“今天是复旦四十四年来最光荣的日子，从今天起，学校归还给人民了，把一切旧的，不合理的肃清；一切新的为人民服务的措施，开始建树”。军事代表李正文同志讲话时，他首溯述复旦光荣历史：“复旦是民主先进马相伯先生手创的，因他手创的震旦大学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得到民主，故脱离震旦，而又手创了复旦大学。在民主运动中，因复旦是大江以南民主教授最多的一个大学，一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曾经有被解聘，被迫逃亡，洪深、张志让、周谷城诸教授。我代表军管会，向民主教授致敬。”

在这个复旦大学校史上的里程碑时刻，作为教授代表的陈望道在接管大会上表示：“我们永远记得谁把复旦破坏，谁把复旦建设起来，谁把我们赶出去，谁帮助我们回来。我们一定要坚定立场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下学习。”

翌日的《解放日报》第二版这样报道：“这是有史以来旧复旦走向人民怀抱的开始。”

新中国初期，百废待兴。各行各业焕发着一派新气象。随着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浪潮的到来，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全国大学生只有11.7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0.26%。当时青年能上大学的本就凤毛麟角。

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一方面，大学生群体愈发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一方面，大学生自己也自觉将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1949年11月12日的《解放日报》记录了当时复旦大学内的校园氛围：“复旦大学在解放后第一学期开始上课三星期以来，全校同学在新的学生会领导下和新的学习观点的指导下，学习上显然是有了很大的转变。整个校园充满了浓厚的学习气氛，这种蓬勃的气象是以前所未见过的。图书馆、参考室、阅览室等场合，以往本是考试前‘抱佛脚’的所在，现在经常挤满了同学，连阅报的地方都有人在自修。据图书馆管理员的约略统计，本学期来借书的数字增加了百分之十。上社会发展史时，听课人数竟激增至一千余人，把偌大的登辉堂坐得满满的……”

1949年复旦大学招录的首批大学生之一，后来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余子道记得，在他读书期间，在校大学生校内先后离校参加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学生达到1200余人。除了大部分参加军事干校，成为人民解放军，奔赴西南和华南，还有一部分被派往上海军管会和人民政府，进入党政军机关工作。1950年，当时的政务院提出，要对高校毕业生实行有计划的统筹分配。分配面向全国，特别侧重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几乎所有的同学也都不留恋大城市，希望到大西南、大西北，去更广阔的世界锻炼。

其实此时，外面的战事还未完全平息。

复旦大学的校园内，在1949级新生入学后的大约一年里，学校上空还不时盘旋从浙江舟山飞来的国民党空军轰炸机，但复旦师生并没有被头顶的枪炮声吓倒。1950年2月，学校一度因轰炸断水断电，便给每个学生宿舍发墨水瓶和灯芯，点煤油灯照明，还发动学生们挖井取水。

1950年5月某夜，国民党飞机又来轰炸，我地面部队的高射炮对空开火。学生们都从宿舍跑出来看，当看到敌机被我高射炮击中，整个学校欢声雷动，同学们在宿舍外面跳舞、唱歌、欢呼。那可是轰炸上海的国民党飞机第一次被打下来！

此时此刻，面对复旦校园里点点亮着的煤油灯，面对敌军的空中火力威胁时，已近耳顺之年的陈望道心中，会想到什么？

会不会眼前的场景，会让他想到10年前，重庆北碚的嘉陵江边，日军轰炸北碚，复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等7人罹难，伤者数十人的痛苦往事。那是复旦校园在战争中西迁的至暗时刻。

【3】

1937年，八一三事变，地处江湾的复旦大学顿成战区，校园内一片狼藉。图书馆被日军炸飞半边，教学楼仅存残垣碎瓦，西式三层楼、时称上海高等学府中设计最科学的第一学生宿舍被夷为平地，体育馆成废墟。整个校园内仅有两幢建筑幸免于难。眼看开学无望，时局动荡，校方决定内迁。

1937年，位于上海的四所私立大学：复旦、大夏、光华、大同受命组成联合大学，自筹经费内迁。经过反复磋商后，复旦、大夏组成联合大学，剩余两校因无力筹资而退出。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分为两部，最初选定第一部校址在江西庐山牯岭镇，第二部校址在贵州贵阳讲武堂。10月，第一部师生陆续上庐山，11月开课。但课堂还未坐暖，日军攻陷安徽芜湖的消息传来，庐山震动。校方最终决定立刻迁到重庆后再去贵阳与第二部汇合。12月，部分师生登船西行，一周后到达湖北宜昌。等候一周后，乘坐卢作孚民生公司民康轮进三峡。12月25日，师生到达朝天门码头。然而贵阳联大第二校址发来电报，说该处校舍狭窄，不能容纳数百师生前去。滞留在渝的师生顿时没有了方向。所幸复旦大学重庆校友得知情况，立即前往迎接，并设法提早结束重庆菜园坝复旦中学的学期课程，腾出校舍让联大师生先结束学期任务。

有了歇脚处，原复旦副校长，时任联大第一部负责人的吴南轩和土木工程系金通尹教授便奔走拜访校友和川省主管，寻求支持。11月，国民政府各机关相继迁往重庆，重庆市内一时已无余屋。最终在各方支持下，选定重庆周边的北碚东阳镇。这里依山面江，交通便利，近处有黄桷树镇，有商铺和民居可暂作宿舍。1938年2月，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决定解体，各自在重庆和贵阳办学。同月，结束在菜园坝复旦中学的课程后，复旦逐系迁往北碚黄桷树镇，同时向东阳镇征购土地建校。

谋求土地并非易事，但复旦大学在当地办学却得到地方士绅和民众认可与欢迎。20余户土地所有人几乎无一刁难，嘉陵纱厂将坝内32.5亩土地及山地一方转让给复旦建造校舍，部分士绅以半价或者免费赠送名下田地给复旦。当地人民的慷慨解囊，让师生们深受感动。复旦大学还特设嘉陵纱厂纪念奖学金，资助那些家在沦陷区而断了经济来源的优秀学生继续读书。

1938年3月21日，复旦在嘉陵江边，北碚的陋巷茅屋中，正式开学上课。刚得喘息，1940年5月27日，日军轰炸北碚，复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等7人罹难，伤者数十人。

全体师生同声哀悼。一路的奔波之苦，以及战争带来的惊惧，还有学杂费收入的断源，都使复旦到了濒危边缘。最后，几乎连老师的月薪也发不出了。经在渝校友努力申请，1942年1月起，复旦大学改为国立，学校的生存才有了着落。

复旦的到来，让远离重庆市中心大约40公里的北碚迅速发展起来。

从江上摆渡而来，可以看到一个小型码头和一条为师生专门修建的台阶。拾级而上到了路面，一眼可以看到大门上“国立复旦大学”字样，进门后是一座两层楼的礼堂“登辉堂”。虽然只有两楼，但在周边的低矮平房中，显得异常高大夺目。

那时学生们的大学宿舍，就是简单的瓦顶草棚平房，里面一共放着六张上下铺床，住十一个学生，剩下一床作为储物之用。大家温习功课，就点一盏小油灯或者一支蜡烛。有时大家去礼堂上课，礼堂上面有一盏煤气灯。等到回房间，大家的鼻孔都是黑的，是被煤气灯的燃烧物熏烤所致。饮食方面也很艰苦，因为米粒谷物里常常掺着砂石，因此学生们笑称自己吃的都是“八宝粥”。

虽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学生们求学的热情却很高。

炮火落在耳畔，山脚农舍简陋，但这些都未阻挠师生们向学之心。朴素的图书馆里，弦歌不辍。1939年，创校人马相伯逝世，复旦大学决定于重庆北碚建造相伯图书馆。1943年，复旦相伯图书馆在北碚夏坝竣工。当时当地，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战争会结束，甚至也不知道战争究竟会不会结束，今天建好图书馆，可能明天会被炸毁，今天毕业，明天也未必能有好前程。但去除了一切世俗功利追求后，读书本身反而在此刻显得尤为纯粹。书架边上，常常人满为患。

祖国正在抗战，学生们都正值青春，简陋的校园里洋溢激情。年轻人参加播音台，唱《嘉陵江上》等歌曲，抒发爱国之情。仅1941年到1944年，复旦大学学生投笔从戎者达667人。

战时的复旦逐步形成了文理法商农五院二十余系的规模，也吸引了一批名教授充实师资。这些名字，今日看起来都熠熠闪光：陈子展、章靳以、马宗融、伍蠡甫、周谷城、顾颉刚、童第周……还有，陈望道。

1940年，陈望道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任教。1942年起，任新闻系主任历时8年。甫一上任，陈望道便进行课程改革，将学生按兴趣分成不同小组，如文史哲组、财政金融组、政治外交组等，学生根据分组，选修不同课程；与此同时，又邀请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领域、不同学术流派、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前来新闻系开讲座、授课。

在陈望道主政的年代，复旦大学新闻系每周六晚上举办“新闻晚会”。每次晚会通常有一个主题，比如“新闻与政治”“中国将向何处去”“我们的出路何在”等等，或座谈、或报告、或辩论。其实，有多次“新闻晚会”，就是中共复旦地下党支部以复旦大学新闻学会的名义组织的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自己的进步主张。

还有一件事，不仅影响了复旦的新闻系，也至今影响了中国的新闻界：1943年，复旦新闻系的几十名师生讨论系训。大家都出了很多好主意，就在大家表决之际，陈望道说了4个字：“好学力行”。

这四个字，典出《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而陈望道自己，也是这四个字的践行者。

在学生们眼里，这位老师常年穿着一件疙疸布灰长衫，被学生唤作“夫子”。

“夫子”总是寡言少语，加上又是一口浙江义乌话，实不易懂。当年学生邵嘉陵对他的理解是，“有人认为新闻系系主任必须是口才出众的政治活动家，他却不是。他是实干的政治思想家”。

【4】

1952年，在上海，战争的威胁终于渐渐消退。国家进入建设期。

由于国家急缺人才，政务院发出指令，全国的大三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同时毕业，也就在这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从此奠定了复旦以文理为基础的综合性重点大学的基础。

同年，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的陈望道，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曾经在复旦大学有多年执教经历的陈望道，这位实干的政治思想家，自此走到了这所大学领头人的位置。

但对于羽翼下的独子陈振新，陈望道却并没有给予过多庇护。

_{陈望道（左）与陈振新（右）（复旦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供图）}

陈振新到上海后，就读于国权路上的市立腾飞小学。原本，他在浙江义乌乡间的小学读书，上学要翻一座山，学生要自己带一周量的霉干菜做佐菜。一下子来到上海，生活差异很大，加上浙江义乌的方言与上海话相差很大，陈振新听不懂老师上课说的话，也听不懂同学的话，如果提问，也没有人理解他的方言。因此最初，陈振新学习压力很大，加上男孩子本来就顽皮，因此成绩并不好。

陈望道接到腾飞小学送来的成绩报告单后，认真地在家长意见栏内写道：“新从乡间来沪，语言尚且生疏，稍久当有进步。”他叫振新带给老师，其他什么话也没说。后来的事实证明，陈望道的这句话给了陈振新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小学毕业后，陈振新考入了上海新沪中学的初中部，后又直升新沪中学高中部。此时他已是一名共青团员了，担任班干部，学习成绩也有进步。1954学年，在成绩报告单中班主任老师给陈振新的评语：“态度诚恳，学习认真、踏实，能自觉地遵守学生守则，做到干部同学应有的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担任班主席的工作，能做到关心集体、爱护集体，而且能积极地去帮助同学，解决困难。只是有时显得过分沉默，缺少青少年应有的活泼与热情。其次在遵守作息时间上也做得较差。”

针对班主任老师的这一段评语，陈望道在“家长意见”栏内写上了“希望注意体育，看书不要不注意身体健康”，并签名盖章。

因为陈望道的这一段话，不管是寒冷的冬天，还是酷热的夏日，陈振新每天一早都会骑着自行车赶到新沪中学旁边的操场去锻炼身体。甚至至今，只要能出门，他还保留着每天早锻炼的习惯。

对于父亲，陈振新抱着尊敬的态度。有时也觉得父亲有些不可亲近。但陈望道当时的确没有足够的时间享受家庭内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他太忙了——

1955年左右，为了方便当时身兼多个要职的陈望道接待外宾，学校将位于复旦第九宿舍里这幢小楼装修后给陈望道一家居住，这也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如今的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在小楼里，陈望道夫妇住在二楼，陈振新住在三楼。

由于身兼数职，陈望道的工作非常繁忙。有时为了等陈望道用晚餐，陈振新肚子饿得咕咕叫。但他还是得等着。

小时候，陈振新很难理解陈望道的忙碌，还常常抱怨：“为什么餐桌上总是见不到父亲的身影？”

【5】

在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所在区域对整个上海来说，属于东北角一隅，周边几无热闹商业设施。

1944年出生在重庆北碚的靳以之女章洁思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的复旦大学周边，是一派农田景色。靳以当时作为复旦大学教授住在复旦大学的教师宿舍——庐山村10号（即今第一宿舍）。靳以在上课之余，还会在屋角的空地种菜。

此外，庐山村里还有伍蠡甫先生。章洁思听长辈们说过，新中国成立前夕，靳以被列入通缉名单。庐山村善良的看门人老宋听到风声，赶忙来通知靳以。情急之下，靳以躲在伍蠡甫正在搬家的车里，从庐山村顺利逃脱。

庐山村家门前有一个鼓起来的小山坡，其实下面是一个防空洞。章洁思喜欢这个小山坡，天天攀爬上去，直到在山坡上的青草和野花中踩出了一条小径。早于陈振新，章洁思当时在国权路小学读书，每天放学，就沿着山坡，抓着边上的草，三步两步登顶，远眺四周，只觉风景开阔。有时看见父亲下课归来，她就径直冲下山坡，一边大声呼喊，一边投入父亲的怀抱。父亲十分疼爱这个女儿，而那一刹那的相拥，是父女俩最快乐的时分。

在1950年的轰炸中，杨树浦电厂被炸。靳以就带着女儿躲到小山坡下的防空洞中。当时正在防空洞内的章洁思抬头一看，灯一瞬间都灭了。第二天，章洁思照常去上小学，才知道同桌男孩的父亲是电厂职工，那次空袭导致29位工人惨死。

相比章洁思和靳以父女间的亲密互动，陈望道对陈振新来说，是个严肃而寡言的父亲。

即便回到家，陈望道对家人也不多话。1955年，陈望道一家迁入国福路51号后，陈望道更繁忙，在家的时间也更少。

新家的建筑面积不过300多平方米，但当时只有三口之家的陈望道，多次表示，房屋过于宽敞，多次谢绝。后来经与学校协调，小楼底部作为语法、逻辑、修辞研究室。

陈望道迁入后不久，家里的底层即为语法、逻辑、修辞研究室所用，大客厅作为会客和研究室开会用，大客厅隔壁二间作为研究室的办公室用，配电间和衣帽间则为研究室的资料、书报存放室。这是全国高校中最早成立的语言研究中心，由陈望道亲自主持。

著名教授郭绍虞、吴文祺、周有光、倪海曙、濮之珍、李振麟、胡裕树、蔡葵等都曾受聘于研究室，邓明以、程美英、杜高印、范晓、宗廷虎、李金苓、陈光磊、李熙宗等教授也都先后成为研究室的成员。这个研究室就是后来复旦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的前身。

除了忙于校务工作，陈望道当时还担任华东行政委员会高等教育局局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语文学会会长、《辞海》总主编等职务。在这幢小楼里，陈望道先后接待了前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等，以及来自日本和美国的文化教育界外宾。他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学校、书籍和学生。

1956年入校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日后成为上海《文汇报》知名记者郑重记得，在校期间，因为校长陈望道对新闻系情有独钟，因此新闻系的学生逢年过节都能去陈校长的家里做客。

郑重记得，陈望道校长用糖果招待大家，还会说起当年学校如何创办、在重庆共克时艰的历史。在郑重的回忆里，陈校长特意用赵敏恒在路透社时率先发布开罗会议消息为例，鼓励新闻系的学生们要有意识地培养新闻敏感。

1943年，赵敏恒根据蒋介石侍卫长和苏联要员同时在开罗出现的消息，结合罗斯福和丘吉尔不在各自国内的线索，判断有重要会议在开罗召开。为此他立即飞往葡萄牙，在里斯本用加急电报向路透社总社发送了开罗会议的消息，比同行们早了14个小时。这样的职业传奇，令学子们听得入神。

但陈望道对自己年轻的时候做过什么事，见过什么大人物，经历过何种场面，闭口不谈。陈振新印象里，陈望道也从来没在家里说过自己的往事。就连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件事，陈望道一次也没有主动对陈振新讲过。

是要都很久以后，陈振新才开始从别人的言谈中，从书本上了解父亲的过去。

【6】

1919年5月4日，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北京学生3000余人到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6月5日起，上海工人罢工声援学生，随后罢工、罢课、罢市迅速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中国代表没有出席6月28日的巴黎和约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图书大量出现。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此时的陈望道，从日本早稻田学成归来。1919年6月回国后，陈望道受聘于浙江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员。1920年春，到上海，参加编辑《新青年》。

1920年3月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就是和陈独秀在一起。上海、北京的研究会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等地及海外的先进分子逐步建立联系，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同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一年后的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及旅日、旅法华人中陆续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而1921年夏天，发生在上海的事，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共产党诞生。

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在看到陈望道翻译的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时，总书记饶有兴致地分享了一个故事。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但这个故事，陈望道从未在家人面前提起。

陈振新感受非常深的是，是父亲的低调，“他没有日记，以前做过的事也从不多说。”在家里话不多的陈望道，也很少对小辈提出要求，但陈振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复旦大学工作时，被分配到物理系无线电基础教研组担任见习助教，陈望道找他谈了一次话。

大意是：你到了复旦要好好工作，一般老师做错了可以原谅的事，你也不能做，你要严格要求自己，夹着尾巴做人。

【7】

在国福路51号的日子里，繁忙工作之余，陈望道的爱好是买书。他一生中的大部分积蓄几乎都花在买书上了。

1958年，复旦大学6440平方米的新图书馆落成。8月18日，陈望道在新落成的图书馆和教职员工一起参加义务搬书活动。1963年，陈望道即向图书馆捐赠图书44册。由于陈振新学的是工科自动化专业，对文科兴趣不大，陈望道的藏书他没怎么看。但“文革”后，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重新出版时，他送了一本给陈振新。

陈望道另外一个爱好是喝茶。原本，陈望道抽烟厉害，后来听从医生的劝告，养成了喝茶的习惯。那时陈振新已经工作，每到周末，陈望道都会要求陈振新到南京路一家茶叶店去买茶叶，买一两西湖龙井，然后让陈振新每天清晨给他泡一杯清茶。

在饮食方面，陈望道喜欢吃鲥鱼和小馄饨。每年过年，老家的姑母都会给陈望道带来义乌米粉。这也是陈望道很喜欢吃的，这里面有家乡的味道。

到了晚年，散步成为陈望道锻炼身体的主要方式。每天晚饭后，陈振新夫妇会陪着陈望道绕第九宿舍外的马路走一圈，小辈没空时，陈望道就自己拄一根拐杖在复旦宿舍区散步。

在国福路51号，陈振新参加工作、结婚、添丁，两个孙子的到来，为陈望道晚年带来很多乐趣。

大孙子从小喜欢学当解放军，整日拿着陈振新给他做的一把小木头手枪，与小朋友在室内屋外玩“官兵捉强盗”。1975年，陈振新陪陈望道去北京开会时，陈望道还特地为大孙子买了一把会闪光的机关枪。这把枪成为小孩最炫耀的玩具，为此他身后总会跟着一大群孩子。小孙子从小表达能力强，常常缠着爷爷，趴在爷爷身上讲故事。

但就像对待陈振新夫妇一样，陈望道对自己的孩子们很爱，但爱得极其低调。他对组织唯一提出的要求，不是为自己或者家人，而是为了全体的师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复旦地处城乡接合部，师生户籍原属杨浦、归于市区，不料“三年困难”时期却被划到了宝山县，隶属郊区。特殊时期，物资供应凭证市区与郊区大不一样——肉票、油票等，郊区都少于市区，点心票也没有。从那时起，陈望道就不断地向市领导提出请求，要把复旦划为市区，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望老病重后，他告诉家人，凡是市里领导人来看望，都要提醒他再提此事。在陈望道同志生命的最后日子，市领导关心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我个人别无所求，但希望一定要为复旦解决划归市区的问题。在望老一再要求之下，此事在他去世后得以解决。（《忆望道同志培养青年二三事》）

在生命走到最后的时刻，陈望道给儿子儿媳留下遗嘱：

_{陈望道遗嘱手稿（转自《澎湃》）}

“振新吾儿，良玉吾媳同鉴：我经常以红灯记的那革命家庭比作我们家庭，目的在乎督促你们努力改造思想，刻苦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政治识别能力，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为党工作。另外，家中诸物和留有少数稿费，望你们斟酌使用，我的藏书请送复旦大学。两个孙子聪明、活泼，望你们引导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陈望道 1976年6月大病后留言。”

这条留言作为老校长遗嘱（复制件），如今入藏《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在没有父亲的日子里，陈振新继续在三尺讲坛上传承着育人的薪火。随着学校发展，无线电基础教研组从物理系分出，成立了电子工程系，陈振新成为电子线路教学实验室的一名讲师，后来，陈振新成为副教授、教授。过去，陈望道对家人说：“唯教育事业是万古长青的。”这份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也对陈振新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直至1998年从复旦退休，陈振新在校园里度过了自己全部的职业生涯。

2018年5月，复旦大学将陈望道故居改造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2020年开始，复旦大学深入实施“红色基因铸魂育人”工程，陈振新夫妇多次受邀参加媒体和学校望道精神传承的各项活动。在此感召下，曾多次提出入党申请的陈振新再次表达了向党组织靠拢的意愿。2020年，6月，陈振新被确立为入党积极分子。

_{陈望道遗嘱手稿（转自《澎湃》）}

退休后的陈振新，开始担任陈望道研究会的副会长，以研究员和后辈的双重身份，梳理父亲陈望道的一生。

曾经地处东北角偏僻地带的复旦大学，如今见证着五角场地区的繁荣和一代代学生的成长。这里变得热闹了。但通往望道家的小路，却还是那么安静，绿荫下的一切，还是那么可亲，那扇曾对复旦师生打开的家门，现在对更多人打开了大门。

2021年6月，陈振新成为预备党员。今年转正。他和妻子完成了父亲遗嘱中的教示。

拥有了新的政治面貌的陈振新说，他找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