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局长的人生复调

2017年12月，赴京参加建军90周年征文颁奖会后，特意去北京友谊医院探望舅舅，见英武帅气的舅舅瘦骨嶙峋，人已脱型，见之心里发紧发颤。听舅妈说，他身上的癌细胞已扩散。我心里清楚这是最后一面，生离死别，痛彻心扉，宽慰数语，悲怆惜别。

2018年2月8日，舅舅不幸离世，享年86岁。我刚动了手术躺在病床上，未能赴京参加其追悼会，深感内疚。我尽量压抑伤感的情绪，夜深人静，无法入眠，脑子里不断地幻化出与舅舅交往的点点滴滴。出院后，我反复琢磨他的自传《人生复调》，其所述一生经历，可谓历经沧桑，且丰富多彩，尤其是在电影界和戏剧界的履历，撷取亮点，简而记之。

13岁参加八路军走上文艺之路

最早对舅舅的印象是家里写字台玻璃板下他头戴大盖帽、身着军官服的照片，军服的肩上有肩章，胸前还佩戴了一枚解放勋章。后来从他的自传中才了解舅舅当兵和成长的经历。我外公是山东鲁西南八路军长清支队办事处主任，1940年外公被日军杀害后，7岁的舅舅和6岁的母亲，以及襁褓中的阿姨随外婆远逃他乡，受尽苦难。1945年初冬，舅舅继承外公的遗志，也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日战场。

外公投笔从戎前是村里的小学教员，家藏许多古装书籍，故此，舅舅受家庭熏陶，读了几年私塾，且养成了读书习惯。他参加八路军后，喜欢舞文弄墨，指导员是个爱读书的人，见小八路方杰爱读书，人也机灵，便让他当了连队文书。方杰上报的材料颇得上级青睐，还在《挺进报》发表文章。1948年春，方杰奉命调至军分区宣传队，同年夏天又调到冀鲁豫军区战友剧社，从此走上了文艺之路。

方杰长得英俊帅气，剧社本想培养他当演员，但他没有表演天赋，只能跑跑龙套，兼做题词，也学点写作。每次剧社派人到基层连队辅导文化，名单上总少不了他。淮海战役前夕，方杰奉命来到连队开展战前教育，连长对他特别照顾，垫草打铺，同吃同住，一月有余。淮海战役大捷后，剧社前往基层演出，方杰见指导员和通讯员坐在下面，赶紧过去看望他俩。方杰问指导员，怎么不见连长，指导员说全连都牺牲了，只剩下他俩。方杰愣住了，一百多人啊，他顿时失声痛哭！方杰在基层连队时，参加过多次战斗，亲眼目睹了身边的战友中弹倒下，九死一生，对战争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感悟。

开国大典后第二年，剧社李社长作为部队青年代表参加了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带了一把小提琴。方杰见之爱不释手，便借来每天苦练数小时，在同室提琴手悉心指导下，未几，竟然能把舒曼的《梦幻曲》和托塞里的小夜曲拉了下来。部长丁里懂音乐，听后调侃他“像杀鸡”。

李社长见方杰聪慧好学，便推荐他去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学习班一年结束后，方杰调任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科，科长侯金镜，是全国闻名的评论家。科里的胡可刚创作了话剧《战斗里成长》，闻名遐迩；杜锋创作的剧本《李国瑞》，由丁里导演，红遍根据地；张志民写的诗《死不着》传诵一时。方杰见科里同仁都有建树，自己19岁，尚无成绩，便拼命读书，连上厕所也读书，侯科长见之，笑曰：“臭读。”

 _{任师文工团指导员留影}

1954年，方杰调任28师文工团指导员。1955年肃反运动中，因其祖父土改时被定为地主，一些同事凭朴素的阶级感情，主观臆测，指责他隐瞒出身，提出要严肃追查。方杰感到很冤枉，解释自己的父亲是八路军，被鬼子抓获后，决不投降，牺牲在鬼子枪口下。自己7岁随母亲外出避难，回到故里就读抗日小学，13岁就出来当了八路军，对祖父的身份和经历不甚了解。但他怎么解释也说不清。

师政委不问原委，只求成果，在大会上上纲上线，不断鼓劲，有的同事残酷无情，盲目指责。方杰被追查了三天，苦不堪言，悲从中来，直到他大吐血被抬进医院抢救，才躲过一劫。

肃反运动后，等待分配时，方杰去找了老领导丁里和侯金镜，他俩都很关心，不仅宽慰，并热心相助。丁里时任总政文工团政委，他导演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正红极一时。他给新成立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写了推荐信，正巧主管业务副厂长夏川是方杰的老上级。在他的热心帮助下，经总政干部部下调令，1956年春，方杰顺利地调入该厂艺术室任编辑，有幸参加了《柳堡的故事》《地道战》等电影剧本的编辑。

母亲告诉我，1950年春节前夕，舅舅方杰突然荣归故里，外婆望着不知生死的儿子蓦地出现在眼前，喜不自禁，不停地抹泪；母亲见舅舅穿着军装非常羡慕。三天后，舅舅急着回部队，母亲盯着舅舅一定要跟他去北京当兵。舅舅为难地说，你先别急，等我回部队稳定下来后你再来。

母亲望眼欲穿，大半年过去了，没有音讯。国庆节之前，母亲突然接到舅舅寄来的10万元（等于如今10元），赶紧赴京找到舅舅部队。舅舅让母亲睡在自己的床上，他则在地上铺草就寝。中秋节期间部队发给每人两个月饼，母亲馋得刚想品尝，舅舅却关照她，不要吃，留下来送人，帮你找工作。

舅舅带着母亲和四个月饼来到人民银行任党委秘书的房伯伯办公室，房伯伯见到介绍自己参加革命的烈士老乡（我外公）儿女，非常热情。听说找工作的来意后，他点头说一定努力争取。不久，母亲如愿以偿，成为共和国第一代银行工作者。

落实创办电影“百花奖”

1958年，方杰调任《大众电影》编辑部。主编贾霁是著名电影评论家，与黄钢、钟惦斐并称为电影评论“三剑客”，但主编不具体管事，主要是方杰主持工作。当年这份杂志发行几百万份，影响颇大，可谓洛阳纸贵。那时人们对电影热情高涨，新片上映，趋之若鹜。

1961年6月，在中国电影协会碰头会上，影协书记处书记黄钢提出举办一个电影评奖活动，影协领导经过讨论，一致赞同。意向既定，取什么名？有人提出名称为“大众电影读者评选1960—1961最佳电影奖”，名称过长念起来不顺；又有人提出叫“百花奖”“群众奖”“观众奖”“工农兵奖”等名称。几经斟酌，与会者一致认可黄钢提出的“百花奖”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最终定为“百花奖”，并确定每年举办一次，由《大众电影》的读者评选出获奖国产影片。

会后，方杰具体落实评奖事宜。他回到编辑部，与评论组编辑沈善同商量，起草了一篇稿子，阐明“百花奖”的意义、宗旨、办法和要求，由广大观众投票选出当年的最佳影片和导演、演员，发在了《大众电影》的头版上。可以说这就是“百花奖”的宣言。方杰请老编辑沈基宇具体操办。老沈每期海选两篇宣传“百花奖”的文章发表在刊物上，以为引导。

开始担心群众投票太少，没有规模太冷清，为了增加投票数，方杰与编辑到基层单位和部队组织投票。没想到刊物登出选票后，雪片般飞来的选票用大麻袋装。每天上午来信就是一大堆选票，老编辑戴着眼镜一张张统计，认真仔细，绝无遗漏和弄虚作假之弊。

1962年4月27日，《大众电影》公布了由近12万读者评选产生的首届电影“百花奖”的影片名单。选出了最佳影片《红色娘子军》、最佳导演谢晋、最佳女演员祝希娟、最佳男配角陈强，最佳男演员崔嵬（《红旗谱》），最佳编剧夏衍和水华（《革命家庭》），最佳摄影吴印咸（《红旗谱》），最佳音乐张敬安和欧阳谦叔（《洪湖赤卫队》），最佳戏剧片《杨门女将》，最佳纪录片《两种命运的决战》、最佳短纪录片《亚洲风暴》、最佳短纪录片摄影《征服世界高峰》，最佳科教片《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以及最佳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等。

这是一个期刊的评奖活动，没想到选定结果被《人民日报》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重要新闻报道，更没想到周恩来总理亲临颁奖现场。

1962年5月22日，首届“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郭沫若、周扬、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田方等文艺界领导出席了颁奖会。颁奖会举行到一半，观众席里突然传来了阵阵掌声，人们纷纷向前排望去，原来是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临时赶来参加颁奖会，使颁奖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由于当时经济困难，连做奖杯的铜都没有，所有获奖的制片厂仅得到一纸奖状，个人则荣获一个纪念奖牌，并以文艺界领导的墨宝作为奖品。题词的文艺界领导有陈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等大师。其实，这些艺术大师的题词较之铜杯更有价值。郭沫若给最佳女演员祝希娟的题词是：“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皆东风，浇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为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摘帽

1962年，文化部对刊物进行了调整，《大众电影》移交上海出版。中国影协决定筹办《电影剧作》，由原班人马创办。贾霁仍为主编，方杰主持办刊。此时，钟惦棐被落实政策分配到《电影剧作》编辑部任编辑。其人戴副眼镜，身着灰色的中山装，瘦弱斯文，是影坛上颇有影响的电影评论家，文化底蕴深厚，文章精炼生动，且独居风格。1957年因一篇《电影的锣鼓》闯下大祸，是被毛主席点名的右派，已在农场劳动改造四年，患有肝病，住院治疗。

1963年，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比较赏识钟惦斐的才华，他专门向方杰了解了钟惦棐的表现。方杰如实道来：“此人善于学习，有理论功底，工作勤恳，为人低调。”陈荒煤点点头，没多说什么就走了。

几天后，陈荒煤便召集了中国影协的领导开会，讨论钟惦斐右派摘帽的问题。方杰作为部门负责人，首先介绍了他的表现，对钟惦棐给予充分肯定。经过讨论，陈荒煤定调摘掉其右派帽子。平反的文件下来后，方杰向钟惦斐宣布，决定摘取他的右派帽子。他听罢激动不已，拉着方杰的手，无语，流泪。

方杰看重钟惦棐的学识，一些重要的社论和刊物评论文章都与他商量，请他起草或修改。彼时，阶级斗争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刊物紧跟形势发表了一篇本刊评论员文章，强调热情讴歌现实，歌颂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方杰写完初稿，请钟惦棐修改。他加了一段文字。大意是表现昨天是为了歌颂今天，借用古人的服装，借用他们的语言，来演出今天历史的新场面。这话出自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一文，经过润色文章生色不少。

不料文章发表后接到一封读者来信，说你们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所谓的“新场面”，是资本主义的“新场面”，你们却用来为今天复辟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鸣锣开道。那时这两顶帽子足以使人倒霉，方杰看罢来信吓出一身冷汗，赶紧找来原书，读了几遍也没搞清。

翌日请钟惦棐再核实一下，到底有无问题。钟原本就因为一篇文章吃了大苦头，一朝经蛇咬，十年怕井绳。当时又处在高压的社会氛围下，他也迷糊了，更为紧张。方杰见他魂不守舍的样子，赶紧安慰他：“老钟，不要紧！向读者解释一下就可以了。”方杰嘴上虽如此说，但心里也没底。

1966年初夏，“文革”突然而至，那位读者更来了劲，不依不饶，来电声嘶力竭，声称要写文章揭露放毒。其实他是个半瓶子醋，一知半解。好在刊物很快停办了，此人从此销声匿迹，虚惊一场。

十年动乱开始，钟惦棐又成了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还被抄家。抄家时，抄出了方杰写给他的一封信，具体内容是劝说因肝炎住院的钟惦棐好好养病，不要担心工作，有了好的身体，才能更好工作云云，虽只是一封普通的安慰信，但在那样的环境下，给右派写信，其用意何为？有口难辩，险遭横祸。

运动不久，方杰与钟惦棐都下放到天津静海县团泊洼干校劳动，钟惦棐负责打扫厕所，他像写文章一样对待打扫卫生，特别认真，天天把厕所里的大粪一勺一勺摇出来，晒干后再细分，弄得像过了箩的细面。

团泊洼虽是个偏远的农村干校，却聚居着一批全国文化界的精英，当年一起下放的有华君武、张庚、郭汉城、王朝闻、郭小川、吴祖光、丁聪、屠岸等。团泊洼因诗人郭小川写过一首《团泊洼的秋天》而扬名天下。

上世纪80年代初，钟惦棐平反后重新出山，他热情高涨，抱病著书立说，写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影评，并领衔编辑了《中国电影发展史》。可惜至80年代末，钟惦棐不幸早逝，方杰虽早已离开了电影界，但得知他去世的消息，赶去参加了追悼会，拉着他夫人的手，不胜唏嘘。

那年，我赴京到公安部宣传局办完事，去请舅舅吃饭，聊起钟惦棐的儿子阿城，舅舅不无赞叹：“我那时去他家探望其父亲钟惦斐，阿城还是个孩子，精神压抑。没想到这孩子长大后有出息了，写出了小说《棋王》，超然脱俗，起点很高。”

调入新华社委以重任

1970年秋天，草木渐衰，北燕南飞。一批文化大腕在五七干校过着“刀耕火种”的艰苦生活，皆盼望着早日重返京城。一天，突然从北京来了两个陌生人，向军宣队出示了介绍信后，找人谈话，查阅档案，颇为神秘。原来是新华社来这里调人。消息传开，人人都盼望好运降临。来者经过几天考察，挑选了十多人，大多是有大学文凭的年轻人，不料没有文凭的舅舅也有幸忝列其中。

不久，新华社调令下来，方杰被分配到新华社国内部文教组（原文教部）。该组负责报道文艺、卫生、教育、科技、体育等新闻。熟悉文字编辑的方杰很快对新闻路子驾轻就熟。几个月后，副社长兼国内部主任穆青找方杰谈话。穆青就是当年轰动全国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领衔作者。他第一句话就说：“方杰同志，给你压压担子。”然后，告诉方杰已被任命为文教组副组长，组长分管行政工作，方杰分管业务。

_{方杰（左二）随朱穆之（左三）赴石家庄出差}

新华社负责报道全国的重要新闻，报道任务艰巨，方杰天天熬夜只睡几小时。每晚等待社长审稿批复，责任重大。因睡觉没有规律，方杰患了失眠症，每天靠安眠药入睡。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令人羡慕，其实甘苦自知。

虽然记者写稿和审稿任务繁忙，但其经历颇为丰富。那时的重大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记者都有机会观看，见多识广。方杰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赴大寨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

1975年9月，邓小平复出后，在大寨召开了一个农业学大寨会议，“文艺旗手”江青也到会。本来是一个农业会议，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组长与记者前去报道。大会开始后，记者发来了内部消息，报告“文艺旗手”在会议上，对电影《创业》《海霞》两部影片指责一番后，又大谈《水浒》，借题发挥，说现在有人公开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人是还乡团，他们妄想反攻倒算！要丢掉幻想，准备反击！电影界参加会议的有崔嵬、谢铁骊、成荫、张天民、谢芳等人。

农村组的一位女记者将 “文艺旗手”批电影界人士的讲话写成内参报告新华社领导，引起了社长朱穆之和副社长穆青的重视，穆青又派政治组组长和文教组副组长方杰再赴大寨。 “文艺旗手”对记者的态度较之电影界人士大相径庭。晚上招待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记者吃饭时，笑称：“记者是‘无冕之王’，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饭后又热情地请记者到其住处观看美国影片，方杰心里纳闷，暗忖国产片大遭封杀，外国片更是被列为禁片，她却毫无顾忌，美其名曰“内参片”，作为艺术借鉴。

方杰回到新华社，穆青向他了解了会议的情况后，没有多说什么就走了。

上世纪70年代初，舅舅方杰到新华所上海分社办事之余，来我家做客，见到当记者的舅舅，我有点害羞。他带来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出版的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我如获至宝。小学五年级便偷偷阅读了《西游记》《水浒》和《三国演义》，日夜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但《红楼梦》却怎么也读不下去，硬着头皮啃到第九回便放下了。因为年龄尚小不解其中味，后来重读《红楼梦》，才感悟解读作品需要生活的感悟。

调至文化部险遭厄运

1975年10月，方杰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通知他到文化部开会。他按时来到礼士路文化部部长会议室，见已出席者围桌而坐。少顷，部长于会泳、副部长刘庆棠、钱浩亮等鱼贯而入，一个个昂首而视，目中无人。于会泳确实有才，他创作的《杜鹃山》《海港》等现代京剧至今还在上演、传唱。钱浩亮亦是一名功底很深的京剧演员，他演《红灯记》里的李玉和，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可惜得意忘形，毁了一生。至于刘庆棠，是个功底扎实的芭蕾舞蹈演员，扮演了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被“文艺旗手”看上，摇身一变成了红人。

刘庆棠在会上宣布，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文化部立即着手筹办五种刊物：《人民电影》《人民戏剧》《人民音乐》《美术》《舞蹈》，并宣布了各刊物正副主编。

方杰被任命为《人民电影》副主编后，即刻到文化部报到，规定明年初，刊物必须出版。但《人民电影》只有正副主编两个光杆司令，急需招兵买马。贾霁主编找了几位剧协的同事当了编辑，但还少一名美术编辑。方杰知道老战友、诗人顾工的儿子顾城喜欢画画，便找其夫妇商量，他俩听罢喜不自禁。顾城那时还不到20岁，在平安里一家木材厂拉大锯。

顾城穿件旧军装，白皙瘦弱，初来编辑部颇为用心，几期刊物编下来，已然得心应手。方杰感到这小伙子不错，聪明机灵，没选错人。不料却发生了一件麻烦事。1976年8月，唐山发生大地震后，家家都搬出户外，编辑部也搬至临时防震棚内，晚上留人值班。那天顾城值班时，半夜寂寞，随手涂鸦了一首有关唐山大地震的小诗。

翌晨，放在桌子上的小诗被工宣队发现，认为这首诗把地震当儿戏，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责令将其辞退。方杰看了这首小诗，感到没有以当时那种沉痛悼念流行的写法，有点另类，便解释说：“还是个孩子，应该允许他改正错误。”工宣队不容通融地说：“如此严重的政治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方杰摊着双手说：“他一走，一下子找不到美术编辑，杂志怎么办？”工宣队严厉地说：“政治第一，办刊第二，你要站稳阶级立场。”阶级立场是高压线，谁都不敢碰。无奈，只能走人，顾城失落地回到原单位又去拉大锯了。

1993年深秋，我赴京组稿期间，与舅舅小酌，说起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顾城，与妻子一起死于新西兰的悲剧，舅舅禁不住感叹:“刚听说这孩子的事情，非常可惜。那首《一代人》写的多好，比他父亲顾工有才气。如果这孩子留在编辑部，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1976年国庆前夕，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召集五大刊物全体人员开会，他先说了几句过好节日的话，紧接着话锋一转说到还要继续清查。他突然提高嗓音：“你们这里有人有重大问题没有交代，我们绝不放过，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声泪俱下，气氛紧张。方杰离开新华社不久听说了社长朱穆之、副社长穆青、李琴出了大事。三人署名写信向毛主席反映了“文艺旗手”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情况，而这封信却落到了分管宣传的姚棍子手里，结果三人均被免职交代问题。方杰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咯噔了一下。

袁水拍虽然没有点名，但方杰已听出了弦外之音。他心里预感到自己可能会受到此事牵连。没想到几天后，“四人帮”被隔离审查，袁水拍和其靠山均倒台。袁水拍民国时期曾写过《马凡陀山歌》，颇有名气，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当了文化部副部长后分管刊物，充当马前卒，结果毁了一世英名。

《人民电影》生不逢时，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寿终正寝。一场清查运动又在文化部开始了，先是清算了于会泳、浩亮和刘庆棠等人的问题。接下来又清查五个刊物，为此成立了调查组，刊物的主编被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过关讲清楚之际，忽然间，一个带有爆炸性的事件使方杰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在批判刘庆棠时，他交代即将对方杰动手，罪名是整首长的黑材料。袁水拍也交代，方杰不是他们一伙的。

1979年春节，我没有回家探亲，而是去北京游玩，住在舅舅家。舅舅说起这段往事，不胜感慨。

舅舅得知我不切实际地想圆作家梦，便指点我珍惜时间复习功课，复员回上海考大学，有了文化基础和生活底子后，再去考虑写作。我复员回家三个月考上了电视大学，走上文学道路离不开舅舅的点拨和襄助。

创办戏剧“梅花奖”

“十年动乱”结束，文艺界迎来了春天。中国文联和各文艺协会相继恢复，《人民电影》停刊后，方杰调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任常务书记兼《戏剧报》主编。经历了十年浩劫，中国戏剧舞台萧条沉寂，尤其是戏曲界，人才培养问题日益显露。毕竟在内乱中荒废了十年，过去当红的演员如今年龄偏高，戏剧表演方面主要问题则是青黄不接。为了繁荣戏剧，培养年轻艺术人才，使戏剧表演艺术重新焕发青春，鼓励新作涌现，方杰想起了1962年创办电影“百花奖”，对电影的发展起到了鼓舞和促进作用。

1982年，在《戏剧报》的一次编前会上，方杰提出要设一个戏剧奖，副主编游默，编辑部主任霍大寿、王育生一致赞成。电影叫“百花奖”，那戏剧叫什么奖呢？为此，方杰提出了两个名称，一个是“金菊奖”，菊花亦可代称戏剧；一个是“梅花奖”，取自“梅花香自苦寒来”寓意。根据大家的意见，最终定名为“梅花奖”。

但戏剧评奖比较复杂，存在诸多困难。首先，戏剧不像电影评奖，调部片子请评委随时可看，而戏剧演出分散，天南地北，那时还没有录像条件。因此，参加讨论的4人反复研究，决定参评者要从各地进京演出的剧目中，并参照当地反映入围选拔；另外评奖宗旨是为培养中青年演员鸣锣开道，但当时还有一大批成就很高、造诣颇深的老艺术家健在，他们怎么办？这问题颇为费心，然而，事情难以面面俱到。根据实际情况，他们将参评者年龄定在45岁以下，游默还提出了五不照顾原则，其中心就是公正公平。评奖方案经剧协当家人赵寻、刘厚生同意，拍板定案。

首届梅花奖评委聘请的大多是戏剧界重量级人物，张庚、阿甲、郭汉城、赵寻、刘厚生、徐晓钟、李紫贵等，主任则由著名话剧导演舒强出任。那时不风行送礼走后门，也没托人说情，更不登门拜访，全凭作品说话。评委们认真负责，做到公平公正。首届梅花奖的戏剧演员有名扬四海的京剧演员刘长瑜、李维康、叶少兰、张曼苓，以及红极一时的昆剧演员张继青，还有地方剧中演员尖子刘玉玲、晓艇等，甚至有一位19岁的演员任跟心。话剧演员获奖者，有大名鼎鼎的李雪健、刘文治，也有一位脱颖而出的青年演员冯宪珍。

梅花奖得主们，高高兴兴地捧起绘有梅花图案的奖盘，他们却不知晓奖盘图案是出自艺术大师吴作人之手。吴老的作品无法以钱论价。据报载，他的一幅作品在拍卖会上可拍到数百万。可《戏剧报》编辑霍大寿上门请他作画时，吴老坚决不收一分钱，只收下了两个谢字。其作品色调有种特别的韵味，简洁而鲜明，艳丽中透出高雅。

中国戏剧“梅花奖”已举办四十多年，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培养优秀戏剧表演人才、繁荣戏剧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梅花奖已然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戏剧奖，被誉为“中国戏剧的奥斯卡奖”。

说起梅花奖，舅舅感叹当时仅考虑向年轻艺术人才倾斜，对于那些老艺术家，没有设立奖项，现在看来有些缺憾。比如人艺的英若诚、于是之、蓝天野等一批老艺术家技艺精湛，德艺双馨。

与剧协主席曹禺共事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戏剧不但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也开始走出国外。中国剧协与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协商，每两年各派一个戏剧家代表团互访。第二次代表团团长是我国戏剧大师曹禺先生，团员有曹禺夫人著名京剧演员李王茹、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吕复、北京人艺两位老演员朱琳和蓝天野，以及《马兰花》编剧、上海儿童艺术剧院院长任德耀等，方杰作为剧协代表团秘书长兼领带，与9位代表一起赴日访问。多数人头一次出国，一个多月前就做准备，去赶制西装，买领带，购置各种生活用品。

1982年秋，代表团一行抵达东京后，方杰与蓝天野同宿一室，晚上蓝天野海阔天空地聊人艺排演曹禺的《雷雨》和老舍的《茶馆》，轶事趣事多多，从此，他俩成为挚友。

_{与曹禺商量工作}

在曹禺率领下，访日取得圆满成功。俗话说乐极生悲，就在代表团一行高高兴兴准备回国的前一晚，却出了意外，曹老的机票丢了。夫妇俩翻遍了房间也没找到。方杰听说后，比他俩更着急，帮曹禺又搜索了一遍，还是没有。大家听说后都着急不安，明天回国总不能只把团长留在日本吧，方杰决定将自己的机票给曹禺，让他老人家先回去，但机票不是车票，实名实姓，不能换人。方杰又打算自己陪曹禺留下，购买和改换同一班次的机票。曹禺先生虽嘴上说不，但他毕竟已是古稀老人，怎能让他一人留下。

急中生智，方杰突然想起了几天前一起吃饭的宋大使，便取出名片，抱着试试的心理给他打了电话，请他帮助想办法。没想到又因祸得福，翌晨，驻日中国民航负责人亲自送来了补票，而且将曹夫人李玉茹的机票也换成头等仓。他只提出一个要求:“曹禺老师，能否给题写一幅字？”说罢，取出带来的宣纸和毛笔。曹老点头微笑，欣然命笔，一场“危机”就此化解。

1984年，是曹禺大师创作《雷雨》50周年，方杰提议由《戏剧报》召开一个曹禺先生的创作座谈会。于是编辑部请了几位戏剧专家到会。会开得很好，唐弢给予曹禺高度评价，称曹禺画出了中国人的灵魂，又是一位语言大师。

方杰在会上发言，谈到曹禺的风格变化，戏剧结构更加走向开放时，他援引《日出》为例，并列举了日本作家水山勉对该剧的评价。他说：“曹禺是中国真正走向世界的剧作家。他的《雷雨》《日出》等戏剧，较之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的一些作品并不逊色。”

2009年，我去舅舅家做客，他刚收到我帮他出版的《人生复调》，说起与曹禺大师的往事，舅舅说起了关于几年前《雷雨》创作50周年的一段轶事。《戏剧报》召开完纪念专家纪念戏剧大师创作的座谈会后，未料捅了马蜂窝。先是一位南方资深戏剧家陈老先生首先发难，尔后北京的一位剧作家杨老也跟着发威，指示中国剧协和《戏剧报》作检查，为什么那么突出个人，并且提出：“曹禺也要检讨，他也是党员嘛！”

曹禺先生小心谨慎，舅舅没想到反而给他添乱，心里颇感不安。那天舅舅陪曹禺一起到机场为日本戏剧界友人送行，回来时他搭乘曹禺的车。方杰犹豫良久，回头对曹禺说：“曹老，有件事实在对不起。”没等说完，曹禺已明白他想说什么了，态度和蔼地说：“这事我已听说了。”李玉茹打圆场说：“此事就算过去了。”

昆曲在香港演出成功

1988年夏天，方杰去香港访问时，香港新华社文体部负责人同他商量，明年香港演艺中心举办“国际演艺菁华”，希望文化部组织一台有高水平的节目参加演出。而同时参加演出的，还有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丹麦芭蕾舞团等世界知名团体。方杰与副部长英若诚商量后，认为昆曲比较合适，典雅精致，从来没在香港演出过。

回来以后，方杰同戏剧处两位处长研究商定，为展示昆曲这一古老艺术的魅力，要在全国六大昆剧团挑选节目，组织一个精英团赴港演出。

然而半年以后，文化部领导更迭，形势发生变化。方杰就想推掉这次活动。但新华社坚决不同意，说是赴港演出不能隨便毁约，一旦毁约，按国际惯例就要赔偿，而且造成不良影响，有损大陆的声誉。故此，新华社文体部李晨副部长三天两头打电话催方杰，道之以利害，不能失约。于是经与英若诚讨论，他说文化部仍按原计划在全国六个昆剧团遴选节目，你亲自带团准时赴港。

六团联合演出的好处是能保证质量，问题是互不熟悉，不好管理。因此方杰决定先到上海集中排练。到了上海，才知上海京剧团到美国演出，还没开场一夜之间就跑了七个人，其中一位是著名演员。她的出走令方杰意外，原来的印象，此人规规矩矩，比较单纯。哪知她无知盲从，以为进了西方外国就进了天堂，岂知许多人千辛万苦地来到向往之地，却不得不放弃专业，干起了刷盘子洗碗的苦活才能谋生。

这事给文化部带来了压力，方杰作为领队，他提出防范在先，力求出去不发生意外。采用的还是老办法，一面排练，一面学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和演员交朋友，造成一种融洽团结气氛，并且给各团领导下了死任务，做好思想工作，保证安全无虞。这次赴港演出，由俞振飞大师做指导，演员均是大牌，艺术造诣堪为一流。

真是好事多磨。就在文化部快要起程的时候，香港又传过来一个更头疼的消息，告知香港人对昆曲生疏，订票只有三成。方杰一听头就晕了，想想那么一个大型活动，假如剧场空空落落，岂不尴尬，影响更坏。然而事到如今已无路可退，只能背水一战。方杰想到了宣传的力量，便同新华社同志电话紧急研究，由他先带几位名角提前赴港，召开记者招待会，请俞振飞先生介绍昆曲艺术，并请他们联系电视台，请演员露面，做示范表演。在新华社的帮助下，通过报纸、电视连续造势，果然收到效果，开场上座率达到七成，首场演出即赢得开门红。

第一个出场的是浙江昆剧团的青年演员林为林，他演《界牌关》，一亮相就是一个漂亮的身段。小伙子长得又帅，武打精湛，观众目不转睛，被他吸引住。接下来是上昆著名老生计镇华和南昆著名小生石小梅出演《寄子》，感情真挚，楚楚动人。上昆当家花旦梁谷音和名丑刘异龙演出的《活捉》，更是活灵活现，观众长时间鼓掌。压轴的是北昆洪雪飞和侯少奎的拿手戏《千里送京娘》，粗犷而高亢，让观众领略到北方昆曲的独特风格。

首场一炮打响，香港各报一片赞扬。自此观众激增，有口皆碑。从第二场起，陆续出场的有被誉为张三梦（“寻梦”“惊梦”“痴梦”） 的南昆演员张继青。她演的是《牡丹亭》，唱腔优美，无出其右。同时出演主角的还有上海艺校颇有言慧珠风韵的张洵澎和具有苏昆风格的胡锦芳、王芳。上昆俞氏真传弟子蔡正仁、岳美缇和浙昆院长汪世瑜三人扮演的“柳梦梅”， 简直让观众分享了一次昆曲大餐。上昆女武生王芝泉的高难技艺，香港同仁称，叹为观止。而整个演出出神入化，如闻天籁之声，使香港观众大开眼界，真正认识了昆曲这一古老而伟大的艺术。

观众如潮，一些社会名流如金庸先生等也盛情光临，简直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许多台湾昆曲爱好者，甚至日本昆曲票友也专程飞到香港观看演出，称赞昆曲典雅精美，演出非常成功。一位《申报》的先生说，昆曲完全可与意大利歌剧媲美，都是世界一流的艺术。只是昆曲藏在深山无人识，这次来港演出是昆曲走向海外的开始。

到了香港，带队的方杰反而不限制大家的外出活动，给以自由和信任。结果全团安然无恙，顺利完成任务，昆曲在香港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华社分社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礼仪，社长隆重接见并设宴招待，大家感到不胜荣幸。回来后方杰写了一份赴港演出情况汇报，总结了演出成功之处，以及为防止发生“出走”的几点做法。英若诚批示：昆曲赴港经验值得重视，办公厅印发各司局。

2012年春，我赴京组稿之余，去舅舅家探望，见客厅里挂有一幅俞振飞先生的字。随之聊起了那次昆剧赴港演出的一个小插曲。演出后准备返回的那天早上，一位演员的弟弟从澳洲过路香港，要请表演团一行吃早茶。餐后大家步出饭店说说笑笑正要过马路时，发生惊险的一幕：张继青不留神一脚跨入有轨电车轨道内，这时，突然从左边如风驰电掣般开过一辆电车，只差几步距离就要撞到人身上。紧急时刻，舅舅一把将她拽出来，电车飞驰而去，免去一场祸事，有惊无险，众人感叹不已。

《人生复调》出版后，舅舅委托我将此书赠送给上海昆剧院的蔡正仁、岳美缇等6位昆剧演员，以及南京的张继青。上海昆剧院就在《人民警察》杂志原地址绍兴路隔壁，我及时地上门呈送，他们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同时邮寄一本给了南京的张继青。

京剧《曹操与杨修》演出风波

1988年秋天，文化部艺术局在天津举办了一次全国新剧目汇演，全国有二十多台戏参加汇演，可谓好戏连台，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上海京剧院演出的《曹操与杨修》。方杰受上海京剧院马博敏院长之约观看了首场演出，看罢大受震撼。剧中的曹操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他四处招贤，却招了又杀，杀了孔岱杀杨修。全剧大起大落，气势磅礴。扮演曹操与杨修的两位演员都把角色演到了极致，尤其是演曹操的尚长荣，一招一式，一举一动，甚至转脸动作都让观众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言兴朋扮演的杨修也是令人交口称赞。

评委会主任方杰十分推崇此剧，他力挺此剧评为汇演头名大奖，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赞成。汇演结束时，方杰向《人民日报》记者易凯建议，请他召开一个座谈会，好好宣传一下，不久，这个座谈会在上海召开。

口碑胜于报刊宣传，《曹》剧的影响不胫而走，传到京城，许多京剧爱好者争相一睹为快。第二年，此剧在北京一亮相，即刻引起轰动，场场爆满。不得已，剧场加座，仍不能满足，只好又加了不少站位，可谓盛况空前。未料，遇到了截然相反的反映，且不是艺术问题，还是一顶戴旧了的老帽子：借古讽今。有位文艺界领导说，不过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这声音使上海京剧院受到不小压力。马院长诚惶诚恐地与方杰商量：“方局长，你看怎么办？”方杰笑着安慰她：“现在不是文革时期了，不用担心。我认为这是一出好戏，观众自有公论。”

在领导召集的一次小范围会上，方杰和持否定意见者当面争论，但否定者的观点却得到不少人的支持。不过在文艺界，多数人还是对《曹》剧表示赞扬，尤其是戏剧专家。中国戏剧学会的龚和德等人，经过筹划，决定以中国戏曲学会的名义为该剧颁奖，得到了原中国戏剧学院院长张庚等专家的支持。

当时，到会的人数很多，不料颁奖前的座谈会中又发生了碰撞。一位著名评论家直率地做了长篇发言，他将《曹》剧与当前的形势挂钩，进行了政治性的分析批判。会场一片肃然，气氛凝重。他话音刚落，即刻遭到了著名导演和演员、原文化部副部长吴雪的反驳。吴老十分激动地说：“我不同意你这个牵强附会的意见，《曹操与杨修》是部好作品，是马列主义的！”说罢，吴老对该剧进行了分析，从剧情到演员都给予了肯定和赞扬。有人站在评论家的立场，有人支持吴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一场颁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争论。上海京剧院的人乘兴而来，遭此际遇，诚惶诚恐。

更没想到，此剧惊动了时任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他提出要亲自看戏，到底是不是借古讽今。晚上，胡乔木坐在观众席上，上海京剧院院长一行陪座边上，心里忐忑，等待判决。胡乔木凝神屏气地看罢演出，沉默不语地与大家来到剧院的休息室，他做了即兴谈话，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开口就说：“这是一出好戏！”说罢，严厉地批评了对这个戏“东拉西扯”乱扣帽子的人，还怒气冲冲地说：“谁说是借古讽今，我要指着他的鼻子骂！”

方杰半夜接到马院长的电话，听后长长地吁了口气，因为是他首先对《曹》剧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盛情邀请其进京演出的，倘若有问题追究责任，他首当其冲。从此，《曹》剧风波平息，一直演到大江南北，盛况空前，成为改革开放后京剧代表作。

首届中国京剧节，作为评委会主任的方杰，极力主张评《曹操与杨修》为金奖，结果如愿以偿。之后，扮演曹操的尚长荣则当选为中国戏剧协会主席。

2019年，看完滕俊杰导演的3D京剧全景声电影《曹操与杨修》后，我写了《曹》剧的风波微信传给了滕导，在他的介绍下，我采访尚长荣。尚长荣对当年方局长力挺此剧仍心怀感恩。

王蒙评价方杰是真正的老八路

1985年，方杰随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去石家庄出差，途中方杰回忆了新华社许多的轶事，尤其是自己调至文化部后险遭厄运的经历：

出差返京后，一纸调令，方杰来到文化部报到，不久被任命为《中国文化报》总编辑。翌年王蒙任文化部部长，他参加报社总结会时，发现了方杰的领导能力，直接将他调任艺术局局长。艺术局系文化部最大一个部门，中央歌舞团、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国京剧院、中国美术馆等13个院团，均隶属艺术局分管。

_{王蒙（中）听取方杰（左一）汇报后发言}

舅舅说在任期间，有两件事自己做的比较满意。一件事情是参与了许多院团班子的调整。那时艺术局权力大，管事也具体。许多院团问题积压多年，矛盾重重。谁上谁下，事关院团命运与发展。他率领班子成员征求各院团上下意见，公开公平，德才兼备，竞争上岗，选出来的院团长，上下满意，调动了大多数人的积极因素。

第二件事情是参与了各院团的职称评定。1986年那次评职称系开国大典后破天荒第一次，牵涉到每个演员的工资，更关系到艺术家的荣誉，人人关心，矛盾多多。他担任评委会主任，组织各院团专家，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虽无法做到尽善尽美，遗珠之憾在所难免，但做到了公开公正，公平公认，共评出高级艺术职称1600多名。基本没有出现偏差，更没有发生走后门事件，也没有发现哪个评委收受礼品，更没有听说有闹事的人。

老部长王蒙在其自传《九命七羊》中，有一段话提到方杰，他说：“原艺术局局长方杰同志，他是老革命，他纯洁无私，他宁愿先期被炒鱿鱼，也绝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他是诗人张志民的老战友，是抗日战争参加的八路军。他是真正的老八路。”

1990年，方杰离职后，到中国文化基金会任副会长，协助英若诚会长为中国戏剧对外传播奔走了多年,为中外文化交流探索出诸多成功经验，至七十岁告老回乡。赋闲后舅舅撰写了30多万字的自传《人生复调》。

我看完《人生复调》的书稿，感叹舅舅丰富传奇的经历，亦读出其心中的郁闷，更感佩其老辣的文笔和深邃的思考，尤其是其正直人品，可谓是一笔珍贵的史料和宝贵的精神财富。舅舅还写过一本戏剧评论集《美感与交流》，认真看了他对戏剧的评论文章，有分析，有见地，视野开阔，格局宏大，是个真正有水准的戏剧评论家。

舅舅晚年以读书和写作充实生活，却不幸罹患膀胱癌，两年后癌细胞扩散。他在电话里沉痛地叹息：“还想写一点东西，如果多活五年就好了。”

舅舅预感大限将至，每天吃药打针只是苟延残喘，为结束痛苦和减轻舅妈的负担，遂决定放弃治疗。未几，溘然离世。王蒙参加其追悼会后，给舅妈发来微信：“得知噩耗，震惊，悲痛自责 无以自处。方杰同志的人品正直良善，方杰同志的工作认真负责，方杰同志的作风实事求是，他给我的关心帮助极大，我对他的问候支持太少，惭愧惭愧。方杰同志精神永远。请家属节哀。”

_{与舅舅、舅妈合影}

我在济南当兵时，舅舅每月给我寄《诗刊》和《人民电影》，还嘱咐舅妈给我寄来了《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幻灭》等许多世界名著。舅妈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中国社科院电影研究所的研究员，舅舅和舅妈寄给我的杂志和几十本经典名著，伴我度过了六年的戎马生涯，充实了部队的寂寞生活，也为我走上文学道路打下了基础。舅妈不但推荐了诸多世界名著，还告知许多外国经典影片和著名演员，以及世界级导演，我据此到各音响摊收集了诸多碟片，过足了“电影瘾”，也提高了我的艺术欣赏水平。

往事并不如烟，亲情浓如醇醪，感念舅舅关爱，恩情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