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张浩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湖北，武汉，九省通衢，荆楚文化的发祥地，是雄浑的北方文化与灵秀的南方文化的交汇之地，“北雄南秀”的文化属性塑造了湖北人的独特气质。

黄冈，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杰出贡献的地方，中共一大共有13位代表出席，其中三位湖北人，他们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而黄冈籍的居然有两位，他们是陈潭秋、包惠僧。不仅如此，中共最早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也在黄冈诞生。

黄冈，西邻武汉，地处"吴头楚尾"、鄂豫皖赣四省交界处，是位于大别山西向山脉大崎山南麓的山区城市；内中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地方——回龙山。回龙山，原名枣儿刺岭，地处大别山南麓，属天柱山脉。由大崎山主峰南下，蜿蜒起伏百余里，至此呈游龙回首之状，故名回龙。这里的集镇都是依山定名。

不过，我更倾向于当地的、那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传说。回龙山原名枣儿刺岭，很久以前，有九条小龙因为触犯了天条，被东海龙王囚禁在此岭巨石之下。龙王有言:只有岭上铁树开花，九龙才能回返东海。终于，岭上铁树开花，九龙得以舒展手脚，返回东海。其中一条小龙，因为思念枣儿刺岭的峻秀雄伟，毅然去而又返，重新回到了此地定居。从此后，枣儿刺岭便被称为回龙山。

回龙山上常有祥云瑞气、云雾盘绕，仙气十足。

回龙山镇因山而得名。

离回龙山镇约六七里，耸出一座形神俱似一头山羊的山岭。山岭海拔约300米，山势不险不陡却气势不凡，满山草木、竹树、繁花。相传这座山是一头雪白的神羊坐化而成，故命白羊山。白羊山南麓，山势三面环围着两座中间只隔着一道冲田的两个小山村。这就是林家大湾和染铺湾。

山川有灵，秀水有性。俗语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林家大湾诞生了林育南、林育英、林育蓉等林氏三兄弟。

第一位是林育南，他是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从事中国工人运动。1931年2月7日，林育南与何孟雄等24位共产党员与革命者，因叛徒出卖，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时年33岁。

另一位是林育蓉，后改名林彪。

再有一位就是本文主角林育英；是林育南、林育蓉（林彪）的堂兄，后改名张浩，他是我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

张浩，出生于农村手工业者家庭，从小学会了手工织布和染布。他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受到林育南和恽代英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1922年2月，张浩经恽代英、林育南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

_张浩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20年夏的一天，林家大湾的红土道上，走来一个年轻的“和尚”，一件旧蓝布长褂罩着清瘦的身子，慈眉善目，酷似一位与世无争的得道高僧。不过，脸上一副金丝边眼镜，眼镜后面的那双明亮睿智的眼睛，绝不是和尚的修为所能达到。

他当然不是和尚，他叫恽代英，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他来到大湾不是传经“阿弥陀佛”，而是布道，弘扬“赤色”思想。他来大湾播撒火种了。

1913年，恽代英考入武汉中华大学，后留校任教直至校务主任。1915年，林育南进入中华大学的第三班学习，师生二人遂结为革命同志。恽代英评价林育南曰：“有志之士，不易得。笃实而高明，非吾所及。”两人一起组办革命进步团体“互助社”，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宣传马列主义。不久，两个人决定下乡发动革命。

迎面奔跑过去的林育南，紧紧抓住恽代英的手，马上把他介绍给林育英（张浩）认识，说：“这就是我常向你念叨的恽先生，恽代英。”三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三双立志改变中国命运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于是三人在大湾里成立了旨在宣传革命思想的浚新小学。

早在1917年，恽代英、林育南、黄负生等在湖北武昌横街头成立了进步团体“互助社”。1919年秋，林育英（张浩）受武汉“互助社”负责人恽代英、林育南的委托，与林洛甫、胡亮寅等，在黄冈回龙山八斗湾创办了浚新小学，委任胡亮寅当校长，聘请的教员有：唐际盛、吴景中、卢春山、李求实等知识分子。每逢暑期，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张浩）等也一起到校讲课。1921年暑假期间，恽代英召集“互助社”的成员李求实、林育南、汉儒、浚孙、郑遵芳、唐际盛、卢斌、吴景钟、恽代英、李书渠、林洛甫、林育英（张浩）、郑兴焕、士希、克友、冼百言、沈兴耀、镇山、张行健、卢春山、廖焕星、刘茂祥、刘光起及湖南的易礼容等24人，从各地先后来到黄冈回龙山林家大湾，于7月16—22日在浚新小学举行“互助社”年会。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决定成立“共存社”，提出了“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的奋斗目标。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一卷中写到：“值得注意的是，在党成立前后，与共产国际以及与上海、北京没有联系的一些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展开建党活动。1921年夏，湖北利群书社在黄冈开会，在三天的讨论中，其成员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俄国式政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即将成立的组织叫作‘波社’（波尔什维克）。”

在“共存社”成立两天后（即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从黄冈走向上海的陈潭秋和包惠僧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1922年初，林育英（张浩）在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回国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同“共存社”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于是与恽代英等商定，让其成员分别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存社”即自行解散。

从1922年2月起，经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以及林育南介绍，林育英（张浩）、卢斌（陆沉）、胡亮寅、陈学谓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冈回龙山八斗湾建立了党小组，由浚新学校校长胡亮寅任组长，这个党小组直接隶属于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省级机关）领导，是中国最早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之一。

林家大湾很快被革命的火种燃得通红，这里成立了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团、党小组……

革命在林家大湾发展到极致，就是掀起了回龙山暴动，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林育南、林育英（张浩）只在大湾里工作了一年，到1921年，就被党组织派往武汉从事工人运动了，但林家大湾革命的首创之功还是非他们兄弟莫属。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苏州河，千年流、百年淌，见证了风云际会时代转变，见证了共产党人在第一代工人群众中燃起的红色的火种；见证了在反动军警的刺刀皮鞭下，张浩带领工人兄弟姐妹们在华夏危亡、工人受难时展现的英勇气概！

苏州河，千年流、百年淌，你流经的上海沪西，是中国工人的摇篮、工人运动发源地之一。

1843年，上海开埠。

蜿蜒而流上千年的苏州河缓缓流入黄浦江，往来商贾不断，到了19世纪20年代，这里已经陆续建造了300多家工厂。

刚开始发展的上海就是以工业为主，许多的工厂围绕在苏州河两岸，几乎占据了上海工业的半壁江山！成为 “华界工厂发源大本营”“上海民族资本的摇篮”。

有工厂就有工人；有工人，就有工人运动的先锋队——共产党。

从1919年沪西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顾正红、刘华、陶静轩、佘立亚、孙良惠等一大批革命志士，挺立在革命的潮头上；张浩，就是为国为民勇立潮头的弄潮儿、引路人。

血染闸北青云路

1924年5月，苏联为了援助中国正在萌动的大革命运动，接受中国同志去苏联学习，张浩被组织选中远赴苏联，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1924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占领了北京，拥戴直系军阀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直奉军阀互相勾结，对外媚外卖国，对内横征暴敛，压榨人民。

1925年7月，正是“五卅”运动后，全国革命进入高潮。其时又正值北洋政局动荡，张浩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赶回祖国，担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他化名林春山。在杨树浦一带的工厂当工人，投入了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

1925年11月28日，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军举行首都革命，要求推翻段祺瑞政权，建立国民政府。后因国民军领导背弃与民众合作的诺言，导致革命失败。但是首都革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尝试。当时，上海、南京、长沙、汉口等地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声援首都人民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反奉倒段”的运动。

12月6日下午，上海闸北区青云路东方大学门前的广场，上海总工会举行万人集会，喊出了"反奉倒段"的口号；上海的工人、学生、市民万人集会，声势浩大，声援北京革命。

突然，几百名士兵、警察持枪荷弹，骑着高头大马，包围了会场。集会群众没有被吓倒，大会照样举行，口号照样呼喊。大会结束后，张浩率领沪东区的工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准备冲出军警的包围，走向市区，举行了万人游行。反动当局气急败坏下令开枪，突如其来的枪声，让游行的群众不免有些慌乱，有人被迫后退，有人被挤分散，队伍乱了……

正在这个关头，张浩站了出来，沉着、镇定地指挥工人冲上前去截夺军警的枪支。他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和敌人搏斗。他的头顶被敌人的刺刀挑开一个一寸多宽的伤口，血流如注，染红了上衣。他的胸部被敌人的枪托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伤痕累累。同志们见此惨状，一拥而上把他抱下来，抬到后面。张浩见游行队伍秩序大乱，群众有星散之势，忍着疼痛，在工友的搀扶下，挣扎着走上主席台，振臂高呼：“冲！冲！冲！……”号召群众坚持斗争，但话未讲完，就晕倒了。

群众抬着满面是血的张浩向军警冲去，军警们吓得目瞪口呆。游行的队伍终于冲出了军警的包围，浩浩荡荡行进在青云路、宝兴路、天通庵路、虬江路，沿途高喊“打倒段祺瑞政府！”“召集国民大会！”等口号。

张浩被同志们送到宝山路济生医院抢救，终于脱险；但是由于敌人通缉，张浩不能在医院久住，也因此未能得到良好的治疗，从此落下病根，剧烈的头疼病，陪伴他、折磨他。

但死亡面前毫不畏惧的英勇的共产党员，又何惧头痛折磨，他坚贞不屈，又继续战斗了。

何惧前途坎坷路

1928年春天，此时湖南省委遭到破坏，急需恢复，中央决定派张浩去完成这个任务。当时湖南的白色恐怖格外严重，党的机关屡遭破坏，许多革命同志惨遭杀害。刚到上海的张浩，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同志们都为他的身体、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多住几天再走。但是，他一心想着党的事业，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告别了妻子，义无反顾地坦然前往。临行时，他对同志们说：“为了党的缘故，死，我也得去！没有死，党是不会凭空成长的。”铮铮誓言，赤胆忠心，感人肺腑。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举行了平江起义，创建了红五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在这以后，敌人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了，省委多数同志离开了湖南，只留下张浩同志继续在安源负责联络工作。

1928年8月中旬，湖南军阀何键和江西军阀相勾结，命大批军警突袭安源，搜捕共产党。在危急关头，张浩毅然剃发为“僧”，化装成和尚，隐藏在当地古刹慈云寺，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由于张浩谦逊、和蔼、吃苦耐劳，与寺内众僧一道吃斋念佛，寺内僧众倒也安然接受。他隐姓埋名，白天撞钟念经、砍柴种地，夜里秘密下山、四处活动。

3个月过后，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到慈云寺抓他。寺中主持释朗觉早就看出张浩这个“和尚”绝非等闲之人，出于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竟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掩护他躲过了敌人的搜捕。“找不到共产党，就找你这个和尚”，敌人带走了释朗觉，他们把释朗觉关押、折磨了好几个月，始终未能从他口里得到需要的口供，最后，被押至萍乡的释朗觉，惨烈地倒在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屠刀之下！

而深藏庙宇的张浩清楚，自己的活动已经暴露，抓不到他（共产党），敌人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此地不能久留，主持释朗觉已经为掩护自己遭了难，再也不能让其他的僧众遭遇不测。事不宜迟，张浩当即起身逃出虎口。那时他身无分文，只好装扮成云游和尚，芒鞋破钵，沿途化缘乞讨，饥一顿饱一顿，爬山涉水，顶风冒雪，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了上海。这时他又黑又瘦，风尘仆仆，成了一个真正的苦行僧。当年的战友、昔日的同志，面对这个状如苦行僧的张浩，都不敢相认了。但是，张浩没有叫苦，没有沮丧，又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上海的斗争中去了。

威震沪西小沙渡

1929年1月，他在上海接上组织关系后，被派到沪西区任区委书记，立即开始了新的战斗。区委成员有刘锡五、党维蓉、吴龙章、金秀（女）、董惠民、钱宗仁、林一、傅缦云（女）。

张浩对上海沪西工人运动早已熟悉，早在1926年8月，小沙渡日商纱厂反日罢工失败后，余立亚被任命为小沙渡部委书记，张浩任组织部兼宣传部主任，积极协助余立亚等人调查研究。并奉命负责内外棉七、八、九、十二、东五各厂的党组织。

当时，张浩在沪西领导工人运动，每月只有五六元的生活费，维持一家的生计，往往还有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困窘；即使如此，他还要挤出钱接济失业工人。家里时常开不了锅，有时候竟饿晕了。

张浩曾参加中共江苏省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共沪西区委和下属支部工作和建设问题的时候，他向省委提出，加强产业支部工作，确定沪西产业支部有电汽车四厂和五厂，同兴、振泰、中新纱厂和绢丝厂等支部，在党的生活和群众斗争中都要起核心作用；慎重对待大革命失败后离开党的老党员，积极发展新党员，妥善处理失业工人；确定争取黄色工会中的群众，破坏黄色工会，建立赤色工会的方针。

1929年5月19日晚上，沪西新加坡路（现余姚路）英军兵营附近老虎灶主张学良，遭英兵殴打死亡，引起公愤。江苏省委指示各级党组织和赤色工会，抓住“张学良案”扩大反帝斗争。张浩等人设法成立了援助“张案”委员会，在邮务工会召开代表大会，百余团体、千余人员到会，决议5月30日公祭张学良，并通过“五卅”四周年纪念筹备会等决议。

经上海《申报》《时报》跟踪报道，掀起全市反帝浪潮，迫使驻沪英军司令部公开道歉，看管肇事者，答应赔偿葬殓费、抚恤费，并下令把兵营迁到愚园路，不准英军外出。这场斗争的胜利，大大的鼓舞了沪西人民的斗志。

5月30号，为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全市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张浩组织沪西工人大示威，冲破反动军警的层层封锁线，向预定的路线进发。游行队伍遭到武装镇压，许多群众被强行抓走，更多的示威者被打得头破血流。作为示威游行总指挥的张浩，发现有两个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军警的警棍依然没有停顿。张浩不顾个人安危，冲上前去与敌人殊死搏斗，救下了两个妇女。但是，敌人死死地揪住他，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张浩，又被军警关进监狱，施尽酷刑。

四个月后，他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张浩出狱后，担任了中华全国海员工会特派员，负责领导香港、广州的海员工会。1930年4月起先后担任满洲省委常委，工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九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11月在沈阳被捕，受尽了酷刑。1932年1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到上海担任全总常委和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这时候，上海爆发了“1·28淞沪抗战”，沪西成为上海反日大罢工的中心。张浩赶到沪西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的刘少奇一起，领导反日斗争，沪西一时成为“赤色沪西”。

偏师借重黄公略

1960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又一次会见了老朋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会谈中，埃德加·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毛泽东的一生，历经惊涛骇浪、人生起伏，经历过战场的绝地生死，经历过被排挤出中央的冷落低谷，经历过亲人的生离死别……却都付诸笑谈。斯诺的这个问题，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

张国焘阴谋分裂中央、分裂红军，这是毛泽东个人的“至暗时刻”，也是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生死存亡的关头。

最糟的情况终究没有发生。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过程中，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坚毅抉择和勇敢担当，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最终是张国焘阴谋破产，三大红军成功会师，长征胜利。

历史成就了张浩，使他成为了“勇敢担当”的人。

历经万难到延安

1933年，林育英第二次赴莫斯科（第一次是前往苏联求学），是以李复之的名字去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

1935年11月，奉共产国际重要使命回国。

先前，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此时，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因电台损坏，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为了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并恢复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决定派一名中共代表团成员回国。

当时从苏联进入中国，有东北、新疆、蒙古三条途径。由于东北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很难找到安全的路径；走新疆的话，路途遥远，担心延误传达共产国际的精神；只有通过蒙古回国路程较短。但是，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不但要穿越茫茫沙漠，而且还要通过国民党军警的层层关卡，危险很大。万一被捕，宁死不屈，不能泄露一丝一毫的秘密。因此，选派回国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机智灵活又斗争经验丰富，而且要在党内有知名度，让中共中央信得过。根据这些要求，经过筛选，当时中共代表团中林育英、潘汉年被选作适合完成这项重要使命的人选。为了更加保险，最终，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通过内陆回国，潘汉年则通过水路回国，以保证至少有一人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为了保证安全，从苏联回国时，林育英用的化名是“张浩”；这个化名一直用到他去世，而永垂不朽。

张浩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曾经掩护他而牺牲了自己的释朗觉，因为释朗觉俗名为张仲华；而名浩，意指革命的洪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在以往的岁月里，张浩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曾经使用过不少其他化名，如张植三、张至善、张新甫、张志山、张开照、张春生等等，但使用最多、历时最久的，仍是“张浩”，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还是用这个名字。

经过蒙古越境后，为了应付盘查，张浩穿着光板皮袄，挑副货筐，装扮成货郎。“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塞外雪虐风饕，人烟稀少。张浩忍饥挨饿，风餐露宿，跨越沙漠，终于到达银川。进城时，他的浓重的湖北口音引起守城连长的怀疑，不由分说，当即被扣留了下来。张浩内心十分焦急，但是表面上不露丝毫。他看到守城的士兵都是穷苦人，就跟他们拉家常，帮着他们干力气活，慢慢的，连那个守城的连长也跟他交上了朋友。

被拘押了一个月后，连长的疑虑消除了，就将他放了。张浩马不停蹄，前后整整三个月，历经艰险，于11月到达定边；定边是陕甘宁边区的边缘地区。张浩在那里见到了党中央派去接他的同志，并由边区赤卫队护送，终于到达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和中央负责同志张闻天、邓发、李维汉等见了面，找到了同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

11月18日或19日，他首先与总书记张闻天接上了头，两人彻夜长谈。以往在上海工作过的领导人都认识林育英，时隔多年在这里相逢，也是喜出望外，倍觉亲切。林育英立即向张闻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改变以往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再将中间力量看作危险的敌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会议精神，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中，主张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内容，并用带回的电台密码与共产国际恢复了联系。张闻天及时将这些讯息转告在前方的毛泽东等人，之后立即研究共产国际的新精神，结合国情、党情和军情，着手制定党的新的策略路线方针。

张浩的到来，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由此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随后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浩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为之后的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奠定了思想基础。

制止分裂建大功

张浩的到来还解决了此前中共党内和军内严重的分裂问题，也就是毛泽东谈到的“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问题。

红军长征过程中，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围绕“北上”和“南下”产生争论。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一再拒绝中央的北上进军路线。张浩到达陕北前不久，中共中央刚刚收到张国焘口气狂妄的电报，声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布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该称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的名义”。

面对张国焘公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嚣张气焰，中央领导人愤慨万分，却没有能够实际约束住他的力量。更何况，中央要处理的不是张国焘个人的问题，如何保住被张国焘裹挟的数万红军将士才是关键。

形势很严峻，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张浩商量，由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拉张国焘回头。

而张浩从苏联回国行前，已得到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意见，认可中央的政治路线。

不过，张浩离开莫斯科时，张国焘还未另立“中央”，共产国际并未赋予他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但是，当时陕北还没有大功率电台，而党的“安危存亡”问题又迫在眉睫。张浩只能临机行事。事后，共产国际对张浩的做法和事件的结果都表示了肯定。

1935年12月16日，张国焘收到了一封中共中央从陕北瓦窑堡发来的电报，电报署名“张浩”：“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

收到了张浩的电报后，张国焘仍迟迟不愿带部队北上，他心存侥幸，幻想张浩能够支持他。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给张浩发了电报，诬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的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等等，但他最后的表态还是“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接下来的两个月间，双方电报频繁。张浩的电报字句上用足了春秋笔法：称呼张国焘时一律为“兄”，在感情上拉近，避免言辞龃龉谈崩盘，适得其反；而称呼陕北时则是“中央”，是非立场，不言自明。

张浩在电报中强调：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而后笔锋一转，敲打张国焘，“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国际解决。”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也致电张国焘：同意张浩的建议，至于组织关系上可以采取灵活变通的办法，并表示同意张国焘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

张浩以自己特殊的身份，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并多次致电要求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的计划，尽快率队北上，并希望一、四方面军消除分歧，共同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张国焘不敢背负“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于是被迫宣布取消拟议中的“第二中央”。

在争取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的过程中，张浩利用自己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为党和红军立下了大功。后来张国焘写《我的回忆》，称其时他“对张浩极为看重”云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张浩”调停的功劳。

“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林彪为115师师长，林育英（张浩）为129师政委。然而，此时张浩积劳成疾，加之两次入狱给他带来的身体伤害，已经很难担当艰苦的军旅工作了。当时129师师长刘伯承看到他发病时的痛苦情形，心情极为难受，只得向中央如实报告他的病情，请求让他去延安治病，并另派人来接替政委一职。1938年春，张浩被调回中央，接替他担任129师政委的是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

_{张浩（中）在129师}

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张浩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1940年4月30日，张浩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发表讲演时，突发脑溢血晕倒在讲台上，从此卧病在床。毛泽东多次看望张浩，嘱他安心养病。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有关方面准备送张浩去苏联治病，但当苏联派来的飞机飞抵延安时，张浩却谢绝了，执意让革命烈士和革命干部的子女乘飞机到莫斯科学习。

张浩在弥留之际，对守候在身边的亲人说:“我奋斗20余年，未能看见革命胜利为憾。请死后把我葬在文化沟的桃花岭上，我要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站在一旁的毛泽东十分感动，连忙转身对大家说:“让张浩同志在桃花岭上天天监督我们吧!”

1942年3月6日凌晨1点15分，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

第二天，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讣告，并专发了《悼张浩同志》的社论。中共中央负责人李富春、彭真、邓发以及林彪等怀着沉痛的心情前往料理后事。

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成立了张浩治丧委员会，遗体移入延安中央大礼堂，供人们瞻仰悼念。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轮流为他守灵，毛泽东还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_{毛泽东为张浩书写的挽联：忠心为国 虽死犹荣}

3月9日，张浩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央党校大门外的广场上隆重举行。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刘少奇、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将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又亲自为他执绋安葬。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的战友抬棺、下葬。

_{张浩葬礼毛主席执绋抬棺}

离去的是一个人，送葬的是一群人，不是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是一个阶级的人、是一个民族的人。他们漫山遍野，他们排山倒海，他们义薄云天。他们昂起的头颅，是山的峰，他们挺起的胸膛，是山的骨骼；他们展现的，是山的意志，山的魂魄。这样的“一群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毛泽东还亲自为张浩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在党的历史上，在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中，只有张浩享受了这一殊荣。

1970年张浩墓迁入延安四八烈士陵园。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张浩（林育英）这个人了，更不知道毛泽东曾经为他抬棺、下葬。

张浩定格在45岁的一生，始终与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一起脉动和心跳：自从献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张浩动员爱人涂俊明和弟弟、妻弟、堂妹等和他一起到上海，参加了革命工作。张浩不仅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革命，而且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儿女。1928年在汉口坚持地下斗争时，为了救同志，舍弃了刚刚满月的女儿。在他的教育下，他的爱人涂俊明和三个儿子都参加了共产党，二儿子林汉南1947年在黑龙江林口县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_{张浩与次子林汉南（右，1947年在东北牺牲）、三字林汉雄（左）在延安}

隔着80年的时空，让我们感到振奋的，也许不止是领袖抬棺、万众同悲，而是那种排山倒海的场面，那种历史将发生天地翻覆之前的悸动和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