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光华湖州帮

【导言】

2019年12月1日，国务院批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确定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区域面积 35.8万平方公里。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又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重要平台和引擎；长三角城市群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国内曾有“十大商帮”之谓，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东部沿海地区在中国商业经济版图中脱颖而出，聚集于上海这个全国经济大平台各展身手，形成了彼时长三角的“宁波帮”、“湖州帮”、“洞庭帮”、“徽州帮”等极具地域特色的商帮团体。“宁波帮”以强大的营商能力和经济实力位居翘楚。

中国民族产业的发端和兴起，就是一部商帮发展史。长三角经济早就被历史赋予了重任，也紧系着中国经济的未来，共同构成长三角故事不可或缺的重头戏。本文写“湖州帮”。

至少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丝穿越中亚和西亚腹地，像珍稀植物一样出现在希腊文明的中心雅典。欧洲人依稀知道，在距离他们非常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国度叫做“赛里斯”（Seres），这个表示“丝”的拉丁文字与汉字的“丝”完全同义，也有人认为“赛里斯”就源出于“丝”。所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直接以“丝国”来命名这个他们尚未搞明白的国度。公元一世纪初，东西方相互有了稀疏的信息来往，“赛里斯”再度成为古罗马人的搜索热词。他们推测，出产“赛里斯”的那个地方的人身材高大，红头发蓝眼睛，嗓门大，寿命长……有点像眼下地球人对外星人的揣测吧。“丝”从此被赋予最中国的经典基因，也丝丝缕缕地牵起了东西方世界。

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著作《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丝绸之路，随后迅速风靡世界。丝绸之路的传播，成就了“湖丝衣天下”的美名。那时全世界对中国丝绸的追捧程度，远远超过今天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

中国丝的来路在哪里？湖州人说，当然在湖州。湖州山水清远，自古便有“丝绸之府”的美誉，“湖丝合郡俱有，而独盛于归安（湖州古称），湖丝遍天下。”湖州市郊钱山漾遗址出土的蚕丝织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悠久的蚕丝织物之一，有4700年历史。栽桑养蚕是这一带农民的主业。春秋吴越争霸，战败的越国实施“示民以耕桑”国策，然后开展丝绸外交，为自己修葺一条生路。三国时，东吴孙权严令各级官员不得在农桑繁忙时“役事扰民”，以确保湖丝产量。南北朝时，湖州桑农已掌握了种蚕专业技术，湖丝渐渐名满天下。唐朝开始通过海、陆两路热销日本、中亚、欧洲。

进入清朝，湖州东南七十余里的大运河旁，湖州府南浔镇一个名叫“七里”的小村就是辑里丝的原产地。“辑里”是“七里”的雅语化，辑里丝使南浔成为周边地区的生丝集散中心。早在春秋时期，范蠡就说，“缫丝莫精于南浔人”。辑里丝的英文名Tsatlee-Srlk就源于“辑里”的音译。辑里丝的特点是细、柔、坚、白、净、匀，集颜值与质量于一身，撑起了南浔经济的一片天。所以有人说，南浔虽是一个镇，其实是一个都会。得益于上海开埠并迅速成为中国外贸中心城市，辑里丝源源不断运往上海出口，所以英国人有时也称它为“Shanghai Silk”（上海丝）。南浔人举家、举族到上海返销生丝，换来滚滚财源。珍贵物一般都稀少，辑里丝也一样。外销供不应求，更抬高了辑里丝的价格。有见识的南浔丝商捷足先登，自己租船把生丝贩到上海，然后直接与外商接洽，辑里丝出口大增，贩丝获得的暴利，如同翻牌。到清末民初，南浔出现了“四象八牛七十二狗”的丝商家族群。资产五百万以上的谓之“象”，一百万到五百万的为“牛”，三十万到一百万的为“狗”。“四象”之首的刘镛家族，资产达二千万两白银。靠丝业起家，然后广泛投资，赢得了勃勃生机。时人称：湖州一个城，勿及南浔半个镇。清末民初以上海为中心舞台的湖州丝商族群，奠定了湖州商帮的基业。

_{辑里湖丝发源地}

刘镛：从小铜匠到富可敌国

_{“四象”之首刘镛}

说到刘镛，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也许是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里那位由李保田饰演的男主角，不过此人是乾隆年间内阁大学士、书法家刘墉。至于刘镛，除了南浔本地，就知之甚少了。两者读音一致，一个偏旁为“金”，（“镛”：古乐器之大钟），一个为“土”（“墉”为城墙）。“宰相刘墉”是山东诸城人，官宦世家，父亲刘统勋是乾隆初年名震一时的军机大臣，刘墉是正牌官二代。浙江湖州人刘镛则是出身贫苦的农民，靠自己的打拼成为“南浔首富”。需要说明的是，那时南浔首富相当于全国首富。出生天地之别，人生殊途同归。

15岁之前，刘镛走街串巷，靠着祖上在南浔的一家不起眼的铜匠铺传袭的修补铜勺铜锅小手艺维持生计。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身材矮小的刘家老三日后竟能富可敌国。这似乎是巨富成长的必经之路，贫困就像一个孵化器，给他们一个发愤的机会。

江南之地多数富豪的发迹还有一条可寻的源途，那就是“英雄出少年”。

安身立命十分艰难，少年刘镛本是一块读书的料，却因家境困顿无奈辍学。心有不甘又不得不为之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刘镛去了一家棉布庄打工。他起早贪黑地干，除了棉布业务，老板的家务也得干，还不许讨价还价。就这样，一天也就十文钱。三四文糊自己的嘴，余下的交给母亲。可当他获知棉布庄管家年薪也不过百缗（100串铜钱）时，就萌生了去意。窝在这种地方能有什么作为呢？他跳槽进了一家丝行。作为湖州传统产业，丝行打工人规模甚大。刘镛干了六年，无论生意大小，不用多说，立刻就能看准其中的窍槛（“靡洪靡纤，不待提谕，劈见症结”），深受老板器重。每一个湖州人都会浸染在湖丝的世界，刘镛当然也是。他常常站在南浔码头上，那两样白花花的物件晃得厉害，似乎要把他的眼睛灼痛。那就是丝茧和银子。远超常人的是，他从湖丝中嗅到了不一样的商机。刘镛暗下决心，打工非长久之计，为什么不给自己打。所以这次不是跳槽，而是直接做老板。正月新春即将来临，人家都忙着与辞旧迎新有关的事，刚过弱冠的刘镛却在到处张罗借钱，东拼西借凑了200块银元，与另两人合股在泰安桥东边开出一家叫“刘恒顺”的小丝行，期望永远顺利。说起来是三家合伙，其实真正打理的也就是刘镛一个人。一开始，“刘恒顺”只收购当地蚕丝，然后转手卖给广东大丝庄，赚点差价。这种生意轻松安稳，盈利不多，但比起之前的窘迫，已经两个天地了。然而不久，一个合伙人突然提出撤资，刘镛也遭逢家中用度超支，加上大丝庄时不时杀价盘剥，小丝行面临翻船之危。

有人说刘镛心机重，整天盘算着如何发家，不如说他每天都感到危机的逼近。那就要想办法，不能坐等赔本。其实危机对谁都一样，应对不同，便有不同的结果。眼下，欧洲各国青睐湖丝，外商购买力超大，一年出口八、九万包，做丝的生意让他们发了大财。质优貌美的湖丝毫无疑问是紧俏品。再说，南浔辑里丝天下闻名，为什么不直接把湖丝卖到上海去呢。刘镛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大胆，也是摆脱广东大丝庄控制的捷径。

这个想法刚出现，又被他否定了。启动资金呢，运输船只呢，真是太敢想。他忍不住把想法告诉老婆沈氏，可沈氏出言就让刘镛自愧不如：没本钱不要紧，丝就是本钱，没船我们就去租，就是摇着橹摇到上海，也得试试。刘镛一拍脑袋，对呀，我就是闯也要闯一次。因此，敢开脑洞很重要，心里总要有个愿望，万一实现了呢？

小庙存不下大神，拥有远大志向的人总要寻找新的方向。

一个清朗的早晨，刘镛和老婆沈氏，加上雇来的两个伙计，四个人轮流摇着租来的船，“吱吱呀呀”地上了划向上海的水路。日夜兼程，到达十六铺码头，已经夕阳西照（也有人说他花了整整三天三夜）。刘镛全身疲软。远远望去，几乎清一色标着他不认识的外国字的大轮船，也有几艘写着中国字，却显得形单影只。再看看自己的小船，简直如同蝼蚁。刘镛除了累，心都是凉的。踌躇之中，他啃了几口沈氏做的老家特产定胜糕。沈氏说，吃了定胜糕，就能旗开得胜。刘镛振作精神，拿起了橹。小船穿梭于大船之间，刘镛觉得自己像一条小鱼在大鱼的夹缝中寻食一般。几经辗转，终于靠岸。刘镛心急火燎地去丝行打听丝价。伙计的报价让刘镛目瞪口呆了好一阵，好像突然被人击中一拳，但是不痛，反而很爽。他晃晃脑袋，想证实自己是不是听错，再次询问，伙计重复的回答让他兴奋异常。这一趟足足可以赚到三倍的利钱。刘镛镇定了一下无法抑制的激动，一溜小跑匆匆返回船上，躺在船仓里闪着晶亮光色的辑里丝变得格外好看。刘镛不是诗人，也不晓得浪漫是个啥，但他知道，辑里出产的一缕缕蚕丝柔韧兼具，集天目山和太湖水之精华，珍稀无二，曾是皇家指定的进贡名品。刘镛像珍爱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包裹起它们，第一次把它们摆上了上海丝行的柜台。伙计识货，看着刘镛打开的包裹，眼睛“嗖”地发亮了，甚至比辑里丝还亮，嘴里赞叹不已。刘镛说，南浔百姓家家植桑养蚕，有的是生丝，货源稳定充足。刘镛掏出没吃完的定胜糕塞进嘴里，那滋味真是不可言传啊。

这一年的日子里，刘镛就长租着船往返于湖州和上海之间，开了湖丝直销上海的先河。“刘恒顺”大火，众人都来打探。刘镛一点都不“独”，很大度地将自己的“辑里丝直销攻略”一一口授同行。从此，辑里丝走出南浔，直奔上海，变成了源源不断的银子返回南浔。这个循环，使南浔迅速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富商集散地。名闻中国的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狗”，领衔者就是“四象”之首、江南首富刘镛。以刘镛为首的近代湖州商帮的重新崛起使它的地域特性更为彰显，也从此名震江湖。

“湖商”源流可追溯到宋代。田、蚕并举的地域经济特点使湖州的蚕桑生产在宋代已开始向专业化方向前行。从南浔出发的辑里丝，经上海到达欧洲、美洲，到达世界，出口激增，在欧美市场独领风骚。1846年，上海生丝出口15192包，比同期广州生丝出口近五倍之多。同时取代茶叶，成为中国最大宗出口商品。1851年，辑里丝摘获首届伦敦世博会中国展品金牌大奖。当年刘镛从南浔出发的第一把船橹，成为镌刻在湖州商帮史迹中的精神图腾。

_{1851年伦敦世博会辑里湖丝获奖证书}

刘镛的成功证明，心有多大，就能走得多远。

当然，这个心大，并非妄想，更不是狂妄，其实不如说付出多大。

刘镛摇橹贩丝，是一种可以想象的艰辛。因为勤勉和执着，南浔刘镛的名字渐渐在上海的丝行圈内有了名气。作为中国蚕桑业中心，位于浙北的湖州南浔与上海相近，缉里丝进入上海占了地利之便，当时一首打油诗概括了丝市贸易的盛况：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湖丝的崛起盖过了传统富庶的苏杭。洋行也嗅到了味道。某日，一家洋行大班亲自到南浔收购生丝，产地购入不是省去成本嘛。“刘恒顺”自然是首选。洋大班在这里盘桓许久，啧啧称道。刘镛和大班做成了一笔双赢的生意。大班走后，刘镛才发现他忘了拿钱包。钱包鼓鼓的，打开，巨款。刘镛到处打听大班的下落。若干天后，大班取回钱包，分文不少。随后“刘恒顺”成了大班的固定供货商，大班还为刘镛提供大笔贷款助力。当时，一旦与洋行挂上钩，相当于铺就了一条升级通道。通过大班，刘镛结识了洋行翻译、安徽人唐漾荷，两人成为知交，等于为刘镛加盟了一个市场分析咨询师。更重要的是，通过唐漾荷，刘镛直接和洋商做生意，跳开了许多中间环节，盘子越做越大。刘镛亲自验丝、掌秤，加上他出众的经商智慧，很快熟悉了湖丝的中外销售行情，利润蒸蒸日上。“刘恒顺”旗舰店在上海开出了分号——刘贯经（刘镛字贯经）记丝栈。

这个故事与叶澄衷在十六铺码头与洋行经理的巧遇如出一辙。还是那句话，无需追究故事的真实性，有一条确信无疑，对做大做强的成功商人而言，诚实不欺是他们的秉性使然。唯此，才有他们未来的坦途。

从20岁合伙到独立经商16年，刘镛36岁，从区区二百银元的首期资本翻番，上升到数十万。又从丝业扩展到盐业、典当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利润究竟翻了多少倍，恐怕谁都说不清楚。有人估算，刘镛的家产，在19世纪90年代就达到了二千万两白银（有研究认为相当于现在的六十亿），而当时清政府的国库收入是七千万两白银。刘家资产庞大，在“四象”中便以“刘家的银子”著称，又与他身后的“象、牛、狗”们拉开巨大的级差，一骑绝尘。张謇曾说：清咸同（咸丰、同治）以来东南以富著称，“而能以风义自树立于当时者”，在浙江只有三人，即杭州胡光墉（胡雪岩）、宁波叶澄衷和南浔刘镛。

刘镛的巨富使湖州商帮强力崛起。

从此开始，湖州商帮也在上海确立了“丝坛霸主”的江湖地位。

虽然富可敌国，但刘镛的个人生活却极为简朴，又为富极仁。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该花钱的时候真舍得花。他多次向朝廷慷慨捐资、捐赠财物换取功名，获得四品候补员外郎的虚职官衔，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刘镛捐的这个“官家”确有抬高身价、弘扬门楣的因素，而他的行善积德、赈灾救困、资助公益事业，都是实打实的“硬核”付出。南浔的孤儿院、老人院、救助穷人的平粜会及爱米会等慈善事业，都是刘镛带头捐巨资，号召富绅同乡创办。不仅惠及乡里，刘镛每到一地经商，只要遇到灾荒，必出手相助。1873年，直隶（今河北省）遭遇雪灾，刘镛为灾民购置大量棉衣，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授予刘镛“义推任恤”的匾额。随后的河南、江西洪灾、江苏、浙江水灾，都有刘镛捐巨资赈济、奔波于救灾现场的身影。难得的是，刘镛做慈善从没有居高临下的“恩赐”心态，却视为一种“解脱”。他认为，财富过多容易奴役人的性情，反受其害。所以他将赈灾义举比喻是为自己治病。（“吾岁散数千金以予人，非求福也，盖以疗吾之疾也。天地之道，蓄极必泄，吾不待其泄而先自泄也，庶以惩。夫肤革充盈者之自知其疾，而早药之也”）这等胸襟确非常人所有。

1893年，光绪皇帝特别钦赐“乐善好施”匾，表彰刘镛的慈善行为。这块匾挂在南浔小莲庄（刘镛的家庙兼花园）一道10米高的牌坊上。

在培养子孙读书上，刘镛极其用心。他深感自家祖宗缺少文化，上不得门第，因此竭尽心力要予以改观。他的年龄已不适合再去科举应试，但决不让儿子们捐官，要求他们以自己的努力考取功名，而不是躺在“富二代”的庇荫下。他的四个儿子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并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他的事业，走上亦官亦商的道路，将刘家产业发扬光大。刘镛也因为儿子刘锦藻考中进士并仕途有成（后任浙江铁路公司副理），恩封为二品通奉大夫的荣誉官职，实现了他光宗耀祖的梦想。对于这一点，张謇评论道，刘镛“以诗礼督诸子致通显，封通奉大夫，胡（雪岩）叶（澄衷）所不能及也”。

黄佐卿：全华班“公和永缫丝”开先河

“湖丝”是湖州商帮的核心，也是绝对无二的支柱产业。经过刘镛筚路蓝缕的开创，湖丝从出口贸易走到了它的第二步——缫丝，加工成品丝。

1882年，上海老垃圾桥苏州河北岸出现了一家公和永缫丝厂，这是上海第一家华商投资的机器缫丝厂，开了缫丝民族产业之先河。此前二十年（1862年），英国怡和洋行在上海开出第一家拥有百部丝车的外资机械缫丝厂，这是中国新式缫制生丝的肇始，成品质量优于欧洲原产。所以投资十万银两的全华资“公和缫丝”，一登台就面临外国先进技术的高压，不可能一片坦途。这位甘冒风险的老板叫黄佐卿，时年已43岁，似已过了风华正茂的年纪，但放在时代浪潮下，意义就不同寻常了。

_{公和永机械缫丝厂}

黄佐卿出生于湖州菱湖镇。

菱湖以菱而名，以丝而丰，以渔而盛。先说丝。4700多年前，菱湖先民就能用丝织出丝带和绸绢织物了。1879年全国湖丝产量达到198.2517万公斤，菱湖以54.5067公斤高居榜首。再说渔，更是声名显赫。菱湖是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粮食及农业组织组织等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国保留完整的传统生态农业——桑基鱼塘的发源地，集聚着“丝绸之府”和“鱼米之乡”这两个最典型的江南元素。生于斯长于斯的黄佐卿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可谓耳濡目染。黄佐卿从小就是读书种子，完成私塾教育后，进入丝行。这是当地年轻人的必修课。所以湖丝与湖州人的人生像丝一样牵扯着。不久，天资聪颖的黄佐卿遭遇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长途迁徙。太平军进军浙江，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水路通达的湖州成为太平军与清政府刀兵相见的主战场，饱受战乱之苦。黄佐卿一家随着当地富绅一起移居上海。移居上海的黄佐卿还是做他熟门熟路的丝行，此时的丝行正是上海的朝阳产业。

    黄佐卿工作勤奋，脑子活络，人家工余时间都在玩，他在攻读英语，读书的底子摆着。老板看在眼里，深为嘉许。有文化果然好。老板便派黄佐卿跑洋行接洽生意，承接内地丝货，再转售洋行。所谓机遇就是这么来临的。在洋行眼里，如何在拥挤的上海丝行外贸生意中找到品貌俱佳的生丝“性价比”，不能没有优秀的丝行代理人。有准备的黄佐卿崭露头角就顺理成章了。当时土丝（手工缫制的辑里桑蚕丝）外销旺盛，丝行利润丰厚，凭借黄佐卿的辛勤打拼，他的收入水涨船高，成为生丝贸易的大赢家。另一大利好是结识了不少外商。19世纪70年代初，黄佐卿在江西路（今江西中路）开出一家祥记丝行，自任通事（翻译兼经营业务），经营土丝之外，还代洋行收购生丝下脚料及蚕茧，买卖兴隆，获利甚丰。又担任了公和洋行买办。这样一来，黄佐卿集通事与买办于一身，深为外商倚重。

技术是生产力增长的关键，技术革新更是产品质量进步的发动机。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全球性技术革新波及到生丝行业，也直接影响到中国传统生丝行业。

当时中国丝绸的地位相当于时下国际大牌奢侈品，尤其是西方高端人士的宠儿，不过他们对质量也非常挑剔。随着机器产丝的标准化和精细化，东方丝国老大地位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1870年代初，法国里昂丝商协会致函上海商会，表示华丝在同一包装内品质不一，不匀不洁。美国丝商协会将中国生丝掺杂的情况报告给政府，对复摇丝的品质杂、损耗大颇有意见。并警告说：“如果这样下去，丝价将再度下降，并将失去市场上的地位。”面对国际上对华丝品质下降的指责，上海商会没有遮遮掩掩，而是直言不讳：“中国生丝的缺点是缫制粗糙，包装混杂，复摇丝和沾丝中用糖油等杂物增加重量……”因为粗细不均、胶质坚硬、断头过多，曾经风光一时的湖州缉里丝变得灰头土脸，远销欧美后需要再缫才能用于机器织绸业。面对自产生丝的技术窘境，黄佐卿意识到，如果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等待湖丝的不仅是衰弱，中国名牌丝将失去信誉，由此带来的丰厚利润终究会落到外国人手里。

正在中国蚕丝业生产徘徊不前，产品质量有所下降的时候，国际上一些丝业并不发达的国家却迈出了改良的步伐。1828年，法国发明共橪制丝器械，里昂丝织业得以繁荣；1840年代，美国丝商曾把美国缫丝机介绍到上海，但遭冷遇，只能把上海生丝送到广东再缫；意大利发明了“拈丝”工序，即把丝拈成股增加力度，经得住纺机的拉力，18世纪初，该技术传到英国后广泛使用；19世纪中叶，意大利和法国开始对蚕丝业进行较为系统的改良。1861年，英国在华最大生丝出口商怡和洋行在上海苏州路（今南苏州路）创办纺织局，用100台意大利缫丝机缫丝。这是中国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缫丝厂。该厂出产的机制丝运往海外销售后，售价在英国高于欧洲产品。1878年，美国在上海的生丝出口商旗昌洋行开办了旗昌丝厂。

这一切，黄佐卿心知肚明。他是洋行买办，与外商久打交道，了解国外机器缫丝行情，对手工缫丝的弊端早有察觉。机器缫丝必然使湖丝出口受到挤压。这就是所谓的倒逼。与瓷器、茶叶并称中国传统大宗出口商品的蚕丝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逼到了风口浪尖上。形势逼人，更等不得人。

“公和永缫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丝行同仁的支持下，投资14万两纹银，向法国、意大利购进100部缫丝车、2个锅炉、马达、吸水器等机器设备，在苏州河边筹建了公和永缫丝厂，外商称为昌记丝厂。有了黄佐卿的第一家，华商丝厂相继开业，逐渐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一个重要板块。黄佐卿则被同行称为“上海丝业的领袖人物”，上海著名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称他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商人，采用缫丝机器和棉织机器的最早和最热心的人物。”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当时上海湖州丝商扎堆，经营出口生丝不在少数，除了南浔的“四象八牛”，还有黄佐卿的菱湖老乡杨万丰、陆鼎茂等，但如何把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与外商展开竞争，这种“先知先觉”，的确是黄佐卿的首创。

黄佐卿招工300人，聘请意大利工程师麦登指导厂务。开始时丝厂所招女工都没有经过训练，边学边干，缫丝的质量可想而知。在国际市场还没有打开销路的情况下，必须运往国外向绸厂兜售，还未必马上就能脱手，因此资金周转极为缓慢。再者面临怡和纺丝局的强大竞争，“公和永缫丝”开头的五六年间，黄佐卿的资本只见耗不见涨，营业额迟迟提不上来，眼看就要耗尽。这时同业公会和同乡的作用出现了。1887年，在湖商为主体的上海丝业公所的支持下，黄佐卿多方改进，又使用上海永昌机器厂仿意大利式国产缫丝车，降低生产成本，技术水准获得了提高，逐渐扭亏为盈。

机器改进的同时，“公和永缫丝”在法国市场也打开了销路。1892年，黄佐卿“新旧更替”两手抓。汇拢旧厂资金扩充建立新厂，丝车增至400余部，工人900人；又在杨树浦增设延昌缫丝厂，丝车和工人规模再次扩大。1896年，黄佐卿再开办祥记号丝厂。三厂联合起来有千余部丝车，拥有资本40万两纹银、职工数千人，相当于一个缫丝工业集团。

奋力打拼之下，中国机器缫丝在色泽与洁净度等方面已经能与欧美品牌等量齐观，在国际市场上重拾信誉。虽然上海机器缫丝与法国里昂同价，却常常是这边货物未出，那边钱款已先打过来，欧洲货商甚至派专员驻在上海等货。中国丝绸在国际上又迎来一个高潮。黄佐卿的机器缫丝产业也达到了一个鼎盛期。

189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湖北缫丝局，官资有限，拟招商股，委托江苏巡抚赵舒翘邀请黄佐卿加盟。黄佐卿推荐三子黄晋荃出任经理，并投入股银2万两。黄佐卿因此深得朝廷赏识，获得二品顶戴。这等于给主要控股方戴上了一顶朝廷官员的帽子。

令人唏嘘的是，这种“官民合资”模式多受官方牵制，谁是主导之争，导致经营理念上的龃龉，使许多合办章程条款未能商妥。权衡之下，黄氏父子决定不玩了，回到上海。

1895年，黄佐卿再次创办裕晋纱厂，但税捐较重，每出一包纱，须向政府纳银一两。黄佐卿又率先与英商和俄商合资，改名协隆纱厂。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日俄矛盾加剧，俄商因受日本排挤，把矛盾转嫁于华商。黄佐卿成为牺牲品。加上他在上海的丝厂和纱厂受到李鸿章、盛宣怀的官僚资本挤压，陷入困境。1901年，他无力偿还向华俄道胜银行透支的38万两白银，被迫拍卖协隆纱厂和延昌丝厂，损失惨重。就连“公和永”都岌岌可危。1902年，心力交瘁的黄佐卿在赴苏州处理业务时染上霍乱，回到上海不治身亡。

黄佐卿对上海缫丝工业发展的引领作用非常明显，机器缫丝很快成为江浙商人的投资热点。叶澄衷在闸北开办纶华丝厂，黄佐卿的同乡、南浔人顾敬斋盘进了法商乾康丝厂，无锡人祝大椿开办永泰丝厂。杨信之、沈联芳等湖商更是看好源自家乡的传统产业，先后举资开办丝厂。1910年，上海23家丝厂中，外籍丝厂仅为3家。到1930年，上海已有107家华资丝厂（丝车总量二万六千余部），外籍厂还是个位数。除了英商怡和丝厂，其余均为华商资本，丝厂经理全是中国人。中国民营丝厂在上海近代缫丝工业中已拥有绝对优势。虽然上海缫丝企业的出现比广东迟了一步，数量上也落后于广东，然而上海丝厂的起点高，引进了先进的管理模式，机器设备都源自外商丝厂，或者仿造进口机器和技术，因此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远高于广东，逐渐取代了广东机器缫丝出口的老大地位，成为全国机织丝最大的出口集散地，生丝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量的60%。

莫觞清、蔡声白：翁婿联手立下民族丝绸织造工业不凡之功

刘镛开启了湖丝走向中国最大口岸、走出国门的起点，黄佐卿开创了中国机器缫丝的先河，后来被誉为“丝业大王”的莫觞清则是湖州商帮中经营丝厂最成功的代表。

有人认为茅盾先生的《子夜》中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原型便是莫觞清。茅盾后来在《子夜》创作谈时也坦陈自己对丝厂情形比较熟悉。但与吴荪甫破产崩溃的结局截然不同，莫觞清经营丝厂有方，虽历经起落，却一直保持着业界领先的势头。

莫觞清好学，经营着土丝行的父亲发现他与别的丝行子弟不同，小小年纪对外语兴趣盎然（与黄佐卿相仿），就专为他聘请了英语教师。这个决定后来被证明极具前瞻性。莫觞清利用丝行帮工之暇，手不释卷。学工学业两不误。成年后，莫觞清进入同乡杨信之创办的苏州延昌永丝厂，开始就干技术活，抽检成品丝，检查条纹的均匀度、断头或糙块等，游刃有余。该厂聘有意大利监工特乃搿，莫觞清凭借熟练的英语兼任翻译。自从意大利产出质量上乘的加捻丝线，立即成为引领欧洲丝织品的奢华时尚。后来莫觞清被上海勤昌丝厂聘为总管车。但以他的才识，总想着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产业。

1907年，莫觞清在新闸路发现一家有288部丝车的“小烟囱”丝厂，观察了一段时间，觉得这家丝厂起色不大，就与两位旅沪同乡丝商王笙甫、杨芝生联手，与对方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由他们接盘经营，改名“久成”。恰在这一年，国际上机器缫丝大涨，丝价从每担800两涨到1100两，等于“挑人发财”。莫觞清出手的时机恰到好处，他赚到了第一桶金。但“小烟囱”设备简陋，规模也不成气候。第二年，莫觞清就与它拜拜了。然后移师沪西药水弄，此地宽敞，还有240部缫丝车，莫觞清租下来，仍以“久成”为厂名。莫觞清精通业务，亲自上阵，经过一番整改，两个缫丝品牌脱颖而出，一个叫“金刚钻”，一个名“玫瑰花”。一硬一软，相得益彰。做出品牌的同时，莫觞清还想着如何在技术上完全自主。他把特乃搿挖过来，让小同乡汤秉乾整天跟着学丝厂管理和缫丝技术，等到汤技艺精通了，莫觞清就辞退了特乃搿。中国自主品牌要获得长远发展，终归要靠自身力量，不能在关键技术上让别人“卡脖子”。

这还远不是莫觞清的目标，他还在继续积蓄力量。1910年，他再次在马浪路（今马当路）购地建厂，命名“久成二厂”。从这个命名可以看出，他将“久成”视为福音，不离不弃。这一次，他购入意大利式缫丝车500余部。同年，他再租赁同乡前辈沈联芳拥有300余部丝车的恒丰丝厂。久成规模增速加快。莫觞清的生产规模与持续看好的国际丝价相互匹配，发展迅猛。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久成”发展到“一厂”加“四租”的缫丝集团性企业。五家丝厂共有丝车近1500部，工人3700余人，年产丝2000担。1928年，“久成”旗下已有10家丝厂，丝车2850余部，工人7000余人，年产丝5370担。莫觞清在这段时间一个接着一个大手笔得以施展。从企业自身讲，是因为他出身丝业的技术背景，因此一以贯之对产品质量的高度重视，甚至苛刻。以质取胜，热销市场。从外部环境看，适逢进入“一战”，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给了刚从民国脱胎而出的中国民族资本难得的发展机会。对莫觞清这样善于抓住机遇的商人而言，又是一个绝佳的“天时”。跨越上升，昂首同业。

莫觞清有了上海“丝业大王”的名号，这个名号不是哪一级行业协会授予，而是业内的公认，含金量很高。

缫丝国际市场跌宕起伏。为了化解生丝销售风险，莫觞清与美商乐兰碧合资在华德路（今长阳路）开设了美亚绸厂。但因人员不和，技术不过关，不到三年即告歇业。这是莫觞清出道以来首尝败绩。但他不是输不起的人，蛰伏三年，他再次重建绸厂，“美亚”之名得以沿用。

这时，年轻的“海归”蔡声白雄心勃勃地按下了“实业救国”的启动键。

蔡声白出身湖州双林名门，父亲蔡松是光绪年间举人，与蔡元培同科，任萧山县教谕（相当于教委主任）。蔡声白以清华幼年生身份赴美留学，专攻矿冶工程，学成归国壮志凌云，即刻启程去山东探矿。他还打算与人合作联合开矿，但事不遂愿，只能在江西一家矿业公司担任工程师。莫觞清一直仰慕蔡松，在上海发达后，请人说合与蔡家联姻，双方同意。蔡声白对莫觞清女儿、也是为数不多的南社女社员莫怀珠十分满意。成婚后，蔡声白辞去矿职。但此时产业兴旺的莫觞清并不出手相助，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位“海归”女婿究竟有多少能耐。

蔡声白进入一家贸易公司。但贸易非他所长，一段时间下来，他并未摸出门道，收入甚微。他还有过独资开商店的打算，也终究未成。1920年底，蔡声白应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聂云台之邀，进入中美贸易公司聘为工程部主任，他的人生才开始步入正轨。这是一家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大型贸易公司，在工程部主任这个位置上，蔡声白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把部门工作打理得井然有序。

莫觞清久经商场，把女婿的举动看在眼里，暗自考量他的为人处事和工作能力，结论是孺子可托也。莫觞清手中有大量丝业，10家丝厂之外，还有洋行等业务，常常无法两头分身兼顾。自己年事已高，如果这位留洋女婿能为自己分担一些，也是一件幸事。莫觞清认为时机已到，正式宣布蔡声白出任美亚织绸厂经理。

即便是翁婿，又同出自双林老家，但严酷的商场上还得讲规矩，没有能力，亲情也是白搭。否则砸的就是自己的牌子。

蔡声白“出山”了。作为岳父的后继者，他非但没有“大树庇荫”的感觉，反而深感担起“美亚”的牌子，压力陡增。岳父性格坚毅，从不退缩。他也很兴奋，岳丈的发令枪响了，要他担当一份事业，回到自小耳濡目染的湖丝，回到家乡祖传。虽说与他所学无关，但他的留美经历，可以帮助他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管理制度。他自信，半路出家不要紧，要紧的是把岳父手里的丝绸产业发扬光大。蔡声白意气风发，走马上任，迈出了他人生巅峰的第一步。双林绫绢早已闻名中外，如今丝业翁婿联手，为中国丝绸织造工业演绎了一出可圈可点的活剧。

蔡声白走马上任后发现，美亚丝织厂（原“久成一厂”）的厂房和机器设备明显不足。

当年下半年，蔡声白凭借他对美国工业技术的了解，率先引进最先进的美国制造全铁电力丝织机及络丝、并丝、捻丝等新型丝织机械。独一无二的硬件设施使他的企业具备了无可替代的技术领先优势，先后研制出“美亚葛”“文华葛”“爱华葛”“华绒葛”等新型花色品种。直至20世纪70年代仍然风行的“印度绸”“乔其纱”“派立司”其实都是那时风靡一时的美亚新品。“美亚”成为上海时尚的标签。这个开场白，蔡声白一气呵成，一鸣惊人。上海滩又一个丝绸大亨即将崛起。

1926年，进入人生巅峰期的莫觞清买下武康路2号（1981年成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所在地），这里成了莫氏产业的大本营。蔡声白夫妇也居住于此。美亚的规划和中国丝织业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发展大计，都源自这对志同道合的翁婿在这幢花园洋房里日日夜夜的谋划。

蔡声白不是“唯机器论”者，硬件要硬，软件也要硬。他在美国所学再一次为他助力。蔡声白留学的美国理海大学正是闻名世界的“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实验基地。蔡声白引入“科学管理”体系执掌美亚，运用定额工作原理，为工人制定“合理工作量”，选拔“第一流工人”担当重要岗位，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计件超产奖励工资等等，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为了加强工人对工厂的集体认同感，蔡声白又率先在业内废除了“工头制”，创建了直线结构的“工务处”负责生产管理。此外，他还设立了事务处、工账部、雇用部、检查部、惠工处等职能部门，形成了一整套符合现代工业规模化的生产管理体系。这种新举措在上世纪20年代可谓独树一帜。面对“美亚”的傲人业绩，丝业同行竞相效仿，同时也对其他行业产生了示范效应。

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电力丝织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那么操作者就成了企业的骨干力量。工业学校机织科毕业生成了蔡声白着意招揽的员工。美亚旗下聚集了一批技术精英，傲视同侪。对于普通员工，蔡声白提倡劳资协作，让职工入股参与经营，获取利益双赢，此举对员工的凝聚力不言而喻。用好媒体也是蔡声白的奇招。虽然“美亚”名声在外，但蔡声白仍不惜重金大做广告。广告宣传是蔡声白经营理念的一部分。他认为，好货也要吆喝。让更多受众接受新产品，新潮时尚媒体不可替代。为此他专门组织拍摄广告宣传片《中华之丝绸》，这也许是中国企业最早动用现代传媒做广告的第一次。他还聘请明星大咖担当嘉宾宣传。把这些现代传媒套路操作得炉火纯青，吸睛是必然的。实打实的质量加上姿采纷呈的广告效应使“美亚”产品从中国内地延伸到东南亚各国，好评如潮。

莫觞清非常庆幸自己的选择，“乘龙快婿”的成色超过了自己的期许。他决定继续增添设备，扩大投资规模。到1923年底，美亚的丝织机已增至116台，独占上海织绸业鳌头。随后蔡声白参股，美亚改由莫觞清与蔡声白翁婿合作经营。蔡声白以与他人合资、盘入他厂、自购进口机器、建立现代化厂房等方式大规模扩张，复制着岳父当年的成功路径。

蔡声白的雄心是“做大做强”。在胶州路购地建成美孚绸厂，设机100余台，该厂后来成为美亚企业中效益最好的佼佼者。而后蔡声白与职工合资组建美成丝织股份有限公司。1927年，美亚企业巳拥有5家织绸分厂、400多台丝织机，生产规模与产品质量比翼齐飞，堪称一流。30年代初，蔡声白主持的美亚集团已拥有10个厂家，工人2000余名，丝织机859台、络丝机5400绽、并丝机3100绽、拈丝机1100绽，与莫觞清麾下的缫丝企业并驾齐驱，真正成为规模最大，同行望尘莫及的丝绸织造业大亨。因业务激增，1924年到1931年7年间，美亚共开设十家分厂，连总厂形成了十一个工厂同时开机生产的盛况。1935年开始，美亚在苏州、杭州、香港、广州、汉口、重庆等地设厂，并设华东、华中、华西、华南、华北5个管理区，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办事处，上海为总管处。

值得重点一提的是，蔡声白于1929年建成的久纶织物股份有限公司（美亚十厂）在1936年被国民政府批准为关栈厂，允许进口人造丝免税进厂加工成绸匹后直接出口，成为中国第一家保税工厂。

“八一三”爆发，美亚损失惨重。但是永不服输的莫觞清、蔡声白翁婿历经曲折，1942年再次翻身，美亚股票上市。“美亚”不仅在上海也是中国最大的现代丝绸企业集团，并在美国、南美设立海外分公司，由香港的总管理处外国分处负责管理、生产销售丝织品，成为一个庞大的跨国企业集团。“美亚”成为源自中国、享誉海外的国际大品牌。

莫觞清已近花甲，雄心不减当年，他在报上发表《中国丝业托拉斯计划》，阐述自己对中国民族丝业的理想和展望。然而壮志未酬，62岁的莫觞清突然中风去世。

莫觞清不仅是蔡声白的岳父，还是他的引路人和栽培者，亲情加恩情，莫觞清的去世给蔡声白带来沉痛打击。日本侵华后，董事长兼总经理一肩挑的蔡声白苦苦支撑，美亚仍然取得了不俗的业绩，直至迎来解放。岳父艰难开创，女婿承前启后，这对翁婿为中国民族丝绸织造工业立下了不凡之功。

在中国国货运动史上，蔡声白和“美亚”有着耀眼的辉煌。1921年起，美亚织绸现身所有重要的国货展览会。1928年，美亚出口的各色绸缎摘得一等奖。1929年的上海五国货团体春季国货展上，美亚织绸厂获工商部奖励。同年，美亚产品在西湖博览会摘得金奖。

现代制造业的升级换代至今仍在不断唤醒人们的国货意识。2021年3月，在令国人义愤的“新疆棉”事件中，全球最大的棉纺织服装制造及出口商之一的溢达集团昭告世界：从过去、现在，直至将来，我们都将始终坚持使用优质新疆长绒棉作为原料，我们守护新疆长绒棉的决心不会更改。溢达集团的掌门人杨敏德，正是蔡声白的外孙女、香港商界公认的“棉花公主”。

成败皆丝：可歌可泣领时代之风

湖州商帮的传承史也是丝业贸易在上海的发展轨迹。

刘镛由湖州贩丝上海成功后，在上海开设了刘贯经记丝栈。接着，湖商陈竹坪开设与昌栈、顾福昌则有寿泰栈、杨信之的泰康栈等。他们和洋商做生意，实际上是生丝外销的主导者，成为洋行都离不了的丝通事（翻译）和丝买办。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乡，一个客居异地却又是业务主打区域的利益共同体，必定会产生一个行业社团。1860年，刘镛、陈竹坪、顾福昌等通过湖州同乡、浙江丝捐沪局总办赵秉麟，以“联同业之情，而敦异乡之好”为宗旨，发起成立上海丝业会馆。丝业会馆不仅是上海湖商敬祀蚕神、武帝等行业神祇的精神寄托之地，还具备了兴办慈善、建立同乡养病房及殡舍、划定丝市统一收购价、调解同业及本地丝商与洋商的纠纷等功能。1872年，王一亭、黄佐卿、杨信之等在上海创设同乡公产圣寿庵。旅沪湖商以此作为祭拜和维系亲情、密切社交、互通信息、讨论商业事务的所在地。蚕茧的丝丝缕缕将乡谊编织得更加紧密。这是以地缘和业缘为依托的上海湖州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旺盛的生丝外销引发了上海及长三角地区民族资本创办丝厂的投资热潮。

1909年，上海有丝厂43家，其中江浙25家。丝厂多了，蚕茧原料就成了抢手货。茧市一到，中外丝商纷纷奔赴原产地抢购，常常搞得筋疲力尽还不一定能拿到心仪之物。为了避免倾轧，公平交易，保持这个市场的良性循环，就必须制定游戏规则。上海中外丝商共同议定，在无锡和绍兴两地，由丝厂主开设茧业公所，统一收茧。黄佐卿担任无锡某公所总董。这实际上是中国丝商面对土丝质量下降、丝价大跌危机的自救。他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不改良，中国传统大宗出口的生丝将被挤出国际市场，这就需要有更高一级的跨地域行业组织来协调丝业市场。同年，杨信之、沈联芳、黄晋绅（黄佐卿之子）等在上海成立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直到1928年改组为上海丝厂协会。请注意，总公所的冠名是“江浙皖”，也就是现在的长三角概念，大平台设在上海。总公所成立后成为湖州商帮的活动重心。湖州商帮的瞩目点已从最初的进入上海口岸追求湖丝的出口规模转到抗衡列强侵略，振兴民族丝业经济的大格局上来。与外商的商战是这一时期包括湖丝在内的中国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较量的明显特点。要扩大中国丝业经济，仅靠湖州一地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推广植桑，开辟利源，是发掘丝业经济新的增长点的重要环节。1915年后，江浙皖总公所总理沈联芳坐镇上海，协调安徽青阳、贵池、郎溪、天长、广德等县开展桑蚕种植和购运事务。江浙皖三省茧行增加到800余处，比1910年增加了一倍。民国初期的这次“长三角”合作堪称典范。湖州商帮在丝业的统领地位和工商业成就，奠定了他们在上海工商界的地位。到1930年，肇始于黄佐卿的华商丝厂发展到111家，丝车26175部。蔡声白引进西方先进生产管理技术，将中国丝织业在新的起点上连接世界。湖州商帮还根据国际丝业行情变化调整生产重心，以丝织为基业，逐步形成棉纺织业、印染业为主的多元化新兴产业布局。蔡声白的美亚集团、钮介巨的达昌集团和章荣初的荣丰集团是其中典型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湖州丝商在上海的成功并不局限于财富，沈联芳就是一个例子。他先在河南北路鸿安里与人合资创办振纶洽记缫丝厂、后又在闸北创办恒丰缫丝厂。20世纪初，沈联芳转向闸北华界的房地产开发，仍以“恒丰”为他的专属名号。至今仍在老闸北地区存有印迹的“恒”字头石库门里弄——恒丰里、恒通里、恒祥里、恒康里、恒乐里和恒丰大楼都是沈氏旗下产业。由于沈联芳出色的经营和社会活动能力，以及对闸北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先后被推举为闸北商团会长、中国丝业银行董事长，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救火联合会会长、闸北市政厅厅长等职。成为湖商在上海的杰出代表之一。

任职闸北市政厅长期间，为抵制帝国主义越界筑路扩充租界，沈联芳发起修筑恒丰路和恒丰路桥。这也是恒丰路和恒丰路桥的来历。

从19世纪下叶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湖州商帮从形成、发展，达到鼎盛。由湖丝开始，逐渐向棉纺、造纸等传统工业向房地产、金融等行业渗透，湖州旅沪同乡行业组织逐渐完善。

20世纪初，日本缫丝工业强力崛起。1909年，日本生丝出口首次超过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丝出口国。30年代初，日本生丝产量占全球80%，是中国的5-6倍。而同期江浙皖三省的生丝出口量锐减到一万担。这种急剧下滑的态势给行业大佬带来如临深渊般的忧虑。南浔“四象”之一的庞云鏳次子、实业家庞元济想起父亲临终前“丝业反复无常，白丝犹如虎”的告诫正在成为现实，所以把资产和精力全部移注于收藏，后来被誉为“全世界最富盛名”的中国书画收藏大家。莫觞清、蔡声白翁婿也主动调整旗下丝业集团生产方针，大幅缩减缫丝产量。

人造丝的发明创新大大改观了丝的颜值，还提高了丝的功能，耐穿美观，价格便宜，对传统生丝却是置于死地的打击。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加上日本缫丝工业和人造丝走私的双重挤压，中国国内外丝织品原料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生丝竞争力大降。到1932年，南浔镇上丝行几乎全军覆没。以湖丝为代表的中国丝业遭遇重创，上海湖州商帮从此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