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康元，从长阳路走向世界

有120多年历史的长阳路，是位于沪东北、横跨上海杨浦、虹口两区的一条干道，光绪27年（1901年）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辟建，旧名华德路，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的“洋枪队”首领华德而得名，抗战期间更名为长阳路。

沿路，高大的悬铃木、枫杨、乌桕、法国梧桐林立路旁，枝叶掩映中可以看到提篮桥监狱、国歌展示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摩西会堂、中国烟草博物馆……不难看出，这是一条有历史记忆的马路。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一百年前，中国制罐业从华德路965号起步——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几代人童年记忆深处的铁皮“跳蛙”也诞生在这里，“中国玩具看上海，上海玩具看康元”说的就是这家企业。

华德路965号，在今天长阳路确切位置，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它终究给了这条路百年的回忆。

康元，从项康原开始

百年康元，绕不开康元印刷制罐厂创始人项康原先生。

关于他个人的信息实在太少，虽经多方查找，留给我们的只有一张照片和一些只言片语。灰黄的照片上是一个颇有气度的人，戴着黑色圆边眼镜显得极其斯文，平头，方脸宽额浓眉，西装领带，即使眼镜也掩藏不住他眼神中的光亮，微抿的嘴唇不乏坚定。

_{创始人项康原}

项康原出生于1892年，幼年丧父，他的家境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幼年生活在北京，由母亲将他抚养成人，后来前往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求学。

南洋公学与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始建于1896年12月，由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筹建，是我国最早兼有师范、小学、中学和大学这一完整教育体系的学校。能够从北京至上海远道求学，项康原应该是一名成绩优秀而心怀抱负的青少年。1905年，南洋公学划归商部，改名为高等实业学堂，可以想见，“商业”“实业”在那时的项康原心里留下了怎样的印迹。

后来——是的，又是后来，不知具体年限，我们只能以这两个字替代。项康原进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学习。这是中国早期航海高等学府之一，是上海海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的前身，1912年创办，源于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公学）船政科。如果创办之初项康原就进入该校学习，1912年的项康原应该已经20岁。

盛宣怀作为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是洋务派代表，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他的一生开创了诸多开时代先河的事业，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等领域，影响深远。这样一个成就不凡的传奇人物，作为学校的筹建者，正值青春的项康原很难不被这个重量级偶像人物所影响，他的激情和梦想也很容易被点燃，同时，他接受的又是国内最为先进的教育，这对他的成长和以后的选择无疑是至为关键的。

不知什么机缘，毕业后的项康原来到上海一家孤儿院工作。不过，几年后，孤儿院就解散，踌躇满志的项康原开始将目光投向工商实业。多方筹集资金后，于1922年在上海有恒路武陵里独资开办了“康元花铁印刷厂”，成为国内最早生产印花铁罐的工厂。

1922年前后的中国，外国列强在经济、政治上加强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国内，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中国陷于极度混乱的境地，中国工商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举步维艰。而“五四运动”的爆发，让中国民众思想上开始觉醒，助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涌现出一批以实业救国的爱国人士。如此激荡的时代，年轻而满腹学识的项康原不可能无动于衷，抵制洋货,国货救国，康元花铁印刷厂就在这样的时局下诞生。

之所以选择花铁印刷，是因为从民国初期，上海的铁罐包装均由欧美国家生产，国内则苦于没有技术支持而陷于被动。日本则早于明治初期就开始接触花铁制品，之后花铁印刷和制罐取得更大的成就。随着上海市场的开放，于是纷纷涌到上海。项康原也意识到这一行业的发展潜力，便从花铁印刷起步，开始了他的实业梦想。

科学管理，让“康元”异军突起

随着印刷业与制罐业业务往来的增多，以优秀企业家敏锐的感知，项康原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市场，食品、卷烟、油漆等行业迅猛发展，印花铁罐盒的需求必定不断增加。由于国内尚无制罐业，每年印花铁罐一项，大量利润流入欧美及日本商人腰包。而此时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并无雄厚资金，刚创建的康元花铁印刷厂资本也仅5万元，职工不过40多人，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工厂。

1924年，与项康原业务往来的日资工商制罐厂面临倒闭，项康原抓住时机，与人合股接盘，业务范围由单一制罐发展为印刷、制罐齐头并进，成立“康元印刷制罐厂”——中国制罐工业由此正式开创，厂址设在工商制罐厂的华德路965号，华德路即今天的长阳路，老厂随之搬迁过来。

作为优秀的企业家，项康原从建厂之初就十分注重产品的质量和细节，凡是铁罐接口处和方圆角度稍有不符合质量要求都不能出厂，所有油漆、涂料等原材料均由化验室严格把关，加之产品精美，赢得了市场的欢迎。

_{康元罐头产品}

此时的项康原已然是一位成功的民族实业家。刚刚建厂正需要全力奠定基础之时，项康原毅然接受了冯玉祥的邀请。

1924年，康元印刷制罐厂成立这一年，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始进行国民革命。国内革命风起云涌，年轻气盛充满使命感的项康原离开上海，远赴当时的察哈尔、绥远地区的冯玉祥西北军，把工厂委托给合股人管理。

时局动荡，1926年1月，冯玉祥被迫下野，5月远赴苏联，项康原返回上海。此时康元厂连年亏损，几近倒闭，各股东纷纷脱离康元厂。

项康原决定自己经营。他深知，企业的成败取决于人才和经营管理，他向社会招募能才之人，一年后工厂大有改观。随着营业额蒸蒸日上，项康原开始扩建厂房，扩大规模。在长阳路965号的康元印刷制罐厂，规模最大时，占地多达100多亩。

1927年，项康原建成三层厂房，大量购买机器设备，扩充后的康元印刷制罐厂有22个部门，大小印刷机12座，落石机18座，大小制罐机120座。作为一个有远见有思想的企业家，他意识到科学管理的必要。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实施的科学管理极具超前意识。许多学者阐述国内近代科学管理的实践和发展，都选择以“康元”为范例和研究对象，可见项康原在当时拥有的先进管理理念。

取得成绩的项康原并没有自我陶醉，他意识到在企业繁荣之下隐藏的危机，其中对企业影响最大、也是项康元“所引为最大缺憾者”是“工作效率之低弱与成本会计之疏略”。项康原曾形象地说，“在中国的老习惯，什么事都糊里糊涂，管账员是他们的双手，银箱是他们的钱袋，有了生意打上几折也好，只要糊里糊涂把钱向袋里装就是了。……亏本了亏在哪里也不知道。中国工厂在这些地方吃的亏正是不小”。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根源，即管理方法的落后。

项康原从自己做起，发奋学习英文日文，大量阅读有关科学管理方面的书籍，很快掌握科学管理精髓，制订出一套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的科学管理制度。

1929年7月以后，项康原在国内率先开始科学管理，主要举措是，一是职能管理。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康元厂设总务处，总务处下设立各分部，各分部下设各股，各分部各股专司其职，分工合作又相互衔接。二是人事管理制度化。凡应聘职工，进厂需填履历表及担保人，再经过技能考试和体格检查，合格后再填写保证志愿书，由厂方对保证书内容进行真实性调查，审査无误后方通知职工报到。上班时必须准时签到。三是依据实际，实行标准工作时间，康元厂原工作时长为每天12小时，为提高劳动效率，标准工作时长减少为每天9小时。四是标准定额制度。制定各类产品、半成品的标准工作量和耗用原料的标准定额以及检验标准。超额有奖，达不到标准必罚。

项康原的科学管理改革覆盖了科学管理法的标准化原理、时间研究原理、职能管理原理以及差别性计件工资制度。同时项康原注重职工教育，提出，“务使本厂成为学校化之工厂……工厂化之学校，实行生产教育”，自上而下地贯彻对科学管理的学习，亲自给中级职员讲解科学管理法，他认为“中级职员与工人们接触的机会多，把他们训练好了，则以身作则，易收潜移默化之效”。

项康原对职工从思想品行、身体等方面进行全面培训与提升，形成颇有创新的理论。他认为管理者对工人不能仅仅要求“其为善于生产之一架机器”，而应从工厂和工人的长远目标和利益来思考，把工人培养为具备四项条件的“健全的一个人”，即具有科学头脑、精熟技能、良善品行、强健身体。工厂提供国语、英语、机械制图等课程学习，帮助员工提升文化水平与技能。这种“以人为本”的管理意识，在民国时期的企业中具有十分明显的超前性。

也许受在西北军工作的影响，项康原的企业“纪律整齐，有军队之精神”，除了生产外，厂内还组织了警备队、消防队，甚至义勇军和童子军。

项康原在科学管理上深入探索和实践，他独辟蹊径的创新型管理在上海众多企业家中独树一帜，赢得了社会和学界的认可与赞誉。

同时项康原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创作推广厂歌，“挺起胸膛，举起两臂膀，爱国救国，责任大家当，发挥青年力量，读书进工厂，国货出品，积极求精良，勤俭奋斗，外货要抵抗，进工厂进工厂，中华责任大家当”。歌词积极向上，慷慨激昂，传递了“康元”的企业精神，透露出项康原的视野胸襟与赤诚的爱国情怀。

制订“勤、俭、诚、勇、洁”五字厂训，并对这五个字进一步解释，“勤，读书时候肯用功，做工时候不偷懒；俭，用不着的东西，我们不要去买；诚，要受人的敬重，只要说老实话；勇，自己有过失就要改去，多做社会上有益的事；洁，中国给世界各国看轻的最大原因是不洁，我们要改造中国，第一要紧的是洁字”。项康原认为，这五个字体现了科学管理的要求，在一次演讲中，他对“洁”字解释说，“科学管理并不要大家去怎样怎样，只要大家能够回去把地扫的清洁些，不要使脚都踏不上，把茶杯洗得洁净些，不要使人看了发呕，这都是科学管理”。项康原并没有认为科学管理如何深不可测，能够把“洁”推广开，做到管理井井有条，工厂干干净净，原料摆放有序，账目清清楚楚，就是对科学管理的实践。

对于厂训的意义和价值，有研究者指出：“（厂训）从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入手，……通过正面教育和美德懿行的养成，把一切与之相背的情、奢、欺、懦、脏等不良现象摒而弃之，为科学管理法的顺利实施创造有利的经营环境，增强职工心理的承受能力”。

_厂歌厂训

科学管理让“康元”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到1932年，康元的资本额从创办时的5万元增加到75万元，每年可生产4000多万只铁罐，年营业额由最初的四五万元激增到近百万元，职工人数从40多人增加到500余人，在全国12个省份设立了分厂或代理处，产品远销到新加坡、菲律宾、南洋群岛以及泰国、朝鲜等地，在当时国内制罐企业中占据显著地位，并凭借科学管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成为实施科学管理的标杆性民族企业。

1932年，康元厂行政机构进一步扩大，设立了计划部、饮食部、医药部等。厂内还有专为员工营业的百货门市部。为了应对物价飞涨，部分工资制作成内部券，可以购买到平价物品。项康原经过十年的努力经营，终使康元厂成为全国著名的制罐工厂，享誉国内外。

1933年，康元印刷制罐厂合并香港华益制罐公司，成立香港分厂，改制为中国康元制罐厂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会，对外发行股票，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印刷制罐公司。

“康元”的异军突起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冯玉祥、时任工商部长孔样熙、外交部长王正廷，李宗仁、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等许多政界要人都到过康元厂参观并题词。李济深、孙科、程潜等人也均为康元厂题词留念。到康元厂参观的工商界人士更是从企业管理的视角给“康元”以高度评价。卢作早、范旭东写道，“深感觉厂中满布科学的精神”。中国银行的史久鳌说，“余于康元制罐厂先后参观数次，其规模宏富巍然大观，诚为沪上首屈一指，实为工业上之模范……而裕民强国之道基于此焉”。康元厂的管理也赢得了国外企业家的赞誉，日本著名企业家铃木氏参观康元厂，“谓东京虽大，如康元厂之优美，实所罕见”。四行储蓄所潘仰尧写道，“余自日本参观归，亦以日本工厂能如康元者寥寥可数”。日本是企业科学管理较为成功的国家，参观者们不约而同地以日本企业为参照物，反映了康元厂科学管理的巨大成效。

_{社会名流的题词}

知识界人士则从康元厂对社会的引导和示范意义上深度思考，时任中央大学商学院院长的徐佩琨在康元厂建厂十周年时评价道，“夫康元厂之管理有方，……在均以科学为依据，……事业发展盈余丰盛。……将见风行一时或引起革新之动机或促进革新效率，为工商管理指示途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则更为鲜明地指出康元厂所展现出的社会意义，“康元是一个新时代的工厂，是一个新时代的学校，是一个新时代的小社会。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方法是教、学、作合一之标则，我认为这是创造新中国之新途径”。近代职业教育创始人黄炎培所思考的重点也是如何更好地普及推广康元厂的管理方法，“参观本厂第一佩服善用科学管理法于地、时、人、物四要素，二佩服善为工人谋幸福，于卫生，教育、娱乐诸方面件件周到。……所踌躇者用何方法推广于全国耳”。社会名流中坚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敏锐地捕捉到康元科学管理对民族企业甚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同时印证了项康原的科学管理法，走出了一条中国民族企业从弱到强的发展之路。

遗憾的是，如此一个有开创和引领价值、闪烁着理想和爱国精神的民族企业，却因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而摧折。如果在和平环境下，科学管理的康原厂，不知该会有怎样不凡的前景和气象。

几代人记忆里的“跳蛙”，就诞生在这里

_跳蛙

铁皮玩具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它们设计精美，工艺上乘，耐玩经摔，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是陪伴孩子们的“铁哥们”。时代变迁，当人们以为铁皮玩具退出主流玩具市场成为历史时，却又复苏，重又回到人们的视野。它们吸引收藏者和投资者的关注，成为高价宠儿，被奉为“传世之宝”。

中国金属玩具制造业的起源发展是在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作为沿海城市较早受到西方的影响，西方的铁皮玩具开始在上海流行，中国金属玩具制造随之在上海萌芽。当时中国市面上80%以上的铁皮玩具都是上海制造的，剩下20%来自北京、天津、广州等地。这些铁皮玩具不仅在国内销售，还出口到中国香港、东南亚和欧洲，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虽然洋货充斥着上海市场，但是“上海制造”的铁皮玩具在“国货救国”口号的大力倡导下，加快了中国民族玩具工业的发展。

马口铁是一种镀锡的低碳薄铁板，因为软硬适中，非常适合冲压和制作成简单的玩具，如万花筒、喇叭、动物人物等，铁皮印刷机的发明和把发条原理应用到玩具上的技术取得突破，加快了马口铁玩具的发展。极具商业头脑的项康原开始思考能否利用制罐剩下的铁皮角料和废旧饼干箱生产金属玩具，既可以物尽其用，降低成本，又可以增加营业额。但制作玩具毕竟涉及技术，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项康原深思熟虑后，认为与现有玩具厂合并才是最佳方案。

当时有一家成立于1919年的“爱国玩具厂”，生产的机动铁皮玩具可与当时的洋货媲美。1933年底，项康原派人与爱国玩具公司洽谈收购事宜，1934年，该厂同意并入康元印刷制罐厂，康元厂正式设立玩具部，由此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玩具制造厂家。

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玩具发展迅速的年代。第一本中国玩具发展史《中国小玩意》中提到，“在众多制造铁皮玩具的工厂中，尤以中国上海康元制罐厂的成就最为突出。……更成为30年代，全国最有影响力的玩具名牌，而这影响力也一直延续至20世纪的80年代，达半个世纪之多”。

项康原向社会招聘多位设计人员，研究仿制当时德国和日本的流行铁皮玩具。1935年推出第一批以“一只盛有饭的碗及一双筷子”为康元新商标的铁皮机动玩具，有跳鸡、跳蛙、汽车、飞机、爬娃、甲虫、摇铃、象棋、升线猴等。商标更有保住饭碗，打造民族品牌的寓意。

_商标

康元玩具大受欢迎，日夜赶制仍供不应求。项康原于同年再次招股，增资200万，把总发行所迁入广东路247号，把玩具厂房迁入可容纳数百人的唐山路1010号。同年，成立天津分厂。到1936年，玩具新品种不断开发，计有活动鳄鱼、活动犬、活动猴、活动蛙、活动象等，品种达四五十种。

项康原更是一位懂得广告营销的企业家，为了加深市场对“康元出品”的认识，达到“凡我中国儿童，必有康元玩具”的目的，康元厂在多种报纸杂志上大做广告，还以纸扇、学生包书纸、镜子等作为广告宣传载体。这一时期成为康元厂的鼎盛期。

康元厂机动铁皮玩具主要是发条玩具，是以钟表发条为动力、具有机械动作的金属发条玩具，经典的发条玩具“三跳一游”——跳鸡、跳雀、跳蛙和游鸭等；滚动类的如汽车、飞机等；爬行类的如爬娃、金龟等。非机动玩具有摇铃、六面画、象棋，升线猴等。

_三跳一游

福建省武夷茶闻名遐迩，随着罐听装的逐步推广，该茶种包装成为康元厂在福州地区的主营产品，并于1936年成立福州分厂。只是福州分厂起步较晚且受战争累及，半年后即关闭。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对上海进行大规模轰炸，给上海工商业带来灾难性打击，全市超过一千家企业毁于一旦，康元厂也在欣欣日上之际毁于日军全面侵华。日方接管了长阳路两侧民族轻工业，开设纱厂。

1937年8月底，康元厂装载部分幸免于战火的机器、模具从苏州河偷运至汉口。国民政府于11月决定迁都重庆，要求把已迁至武汉的企业再次往内迁移。

1938年初，康元厂决定把迁移物资分成两部分：第一批沿铁路运往香港，第二批沿长江运往重庆。但同时也加快恢复在上海的生产。资金匮乏情况下，康元厂向社会招股一千万元，并寻找地点继续生产。不久在曹家渡梅白克路（今新昌路）一所石库门房子内恢复制罐和印刷业务，8月在四川路一所厂房内恢复玩具生产。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洋玩具输入中国及东南亚的数量锐减，刺激了上海的玩具工业，订货量激增。康元厂决定再次扩充，不久租下福昌烟厂第二厂房，厂址是武定路956号。1940年1月1日，康元厂在申报全版刊登广告，继续大力推销康元玩具。

战事不断变化，再次影响到玩具需求。1940年7月以后，康元厂订货再次锐减，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商品滞销。只有香港分厂营业额仍有增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租界，上海全面沦陷。马口铁等金属作为重要物资实行统制，上海玩具工业受到重创，多家玩具厂倒闭。康元厂也是每况愈下，为缩紧开支，印刷部开始裁减工人，玩具亦逐渐减产，至此上海的玩具工业面临凋敝。直至上海解放，康元厂一直挂牌息业，只有四十几人留守，项康原前往香港另谋出路。

由于接受康元厂平日的爱国思想启蒙和教育，部分职工报名参军，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走向世界的“上海玩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康元厂老工人们要求下，成立康元制罐厂工会，把一部分于解放前运往香港的模具取回。康元制罐厂终于在1951下半年重新生产“小鸡”“工程马车”及“爬娃”三种，1952年再增加“跳蛙”和“升线猴”。1954年又增加了老产品“机器脚踏车”，1955年又有“坦克”“直升飞机”“蝴蝶”“象棋”“方摇琴”“圆摇琴”“脸谱”“活动鸭”及刚开发的新产品“荷花舞人”。

解放前，以上海为首的玩具工业往往“仿制”以至“复制”西洋流行玩具。1953年，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首先提出“创制民族娃娃的重要性”。

“第一个五年计划”加快了中国玩具的发展，上海玩具工业更以强劲的势头开始繁荣。铁皮玩具的龙头——康元制罐厂从解放前留守的40多人发展到600多人。到1958年底，金属玩具行业的从业人员达3000多人。

1956年，康元制罐厂建立独立支部，定名为中共康元制罐厂支部。

1956年中国首批国产汽车在长春一汽出厂，首批国产喷气式歼击机在沈阳成功生产，而国内第一辆惯性玩具汽车及新产品三轮车也在同年于康元厂诞生，使金属玩具在静态发条基础上进了一大步，此类品种有惯性汽车、火车、坦克和飞机等，先后出口到东欧、中国香港等地区。1958年，永大玩具厂和康元制罐厂在国内率先试制成功电动金属玩具，电动铁皮玩具是靠干电池为原动力，使铁皮玩具动起来、亮起来并发出声音，电动铁皮玩具的出现是铁皮玩具史上的里程碑。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金属玩具在国际市场上飞速发展，国家指示康元制罐厂集中力量生产铁皮玩具出口，以换取进口原材料，康元厂的生产比重由制罐业逐渐转为玩具业。

为促进新中国儿童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康元制罐厂为首的各大小玩具厂开始计划生产更多、更好、更高级的现代玩具。1955年，康元制罐厂成立玩具技术研究小组，1958年发展为玩具设计室，以加强玩具的生产量管理和新产品的设计，当年共试制出惯性玩具11种——敞篷车、警备车、游览车、医院服务车、救火车、轿车、运木车、冷藏车、汽油车、手摇惯性拖拉机、小鸡出壳；发条玩具8种——顽皮狗、喜鹊、狗吃骨头、计算器、鸭吃鱼、斗鸡、电车、采花蝴蝶；电动玩具11种——电动蓬车、瞥备车、游览车、医院服务车、救火车、轿车、无线电操纵汽车、声波汽车、光波汽车、电动冲锋枪及跳舞人。此时的玩具题材更为丰富，也更具有教育意义。1958年6月1日，经轻工业局批示，将制罐划出，专业生产铁皮玩具，并更名为“公私合营康元玩具厂”。

1958年，为帮助国家争取更多外汇，以上海康元玩具厂为首的各玩具厂在周恩来总理支持下，全面发展和生产更多、更好、更高级的现代玩具。康元玩具设计室的工程师陶理干与孙阿富仅7天，就试制出世界最新型的声波操控汽车和光波操控汽车。

康元制罐厂从1922年创立至50年代，虽然有30多年的发展，但致力于金属玩具还不到十年，然而从30年代的仿德国机动玩具到建国初期设计出国内第一辆惯性汽车玩具，发展到50年代末的高级声波操控汽车，到获得上海手工业局颁发的1964至1965年技术科研奖，康元玩具厂不仅在上海的玩具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金属玩具行业的唯一大厂，康元制罐厂的发展本身就是一部中国金属玩具发展史。

1958年7月，上海康元玩具厂设计出国产第一代电动玩具，意味着中国玩具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到60年代，进入铁皮玩具的黄金时代，在设计上开始趋向多样化，从发条驱动、单一惯性动作发展到可发光、发声、发火甚至冒烟的高质量电动玩具，生产技术渐渐达到国际水平。玩具种类应有尽有，除基本交通类玩具如火车、船、卡车、汽车，动物类玩具如鲸鱼、母鸡、狗、猫等，又开发了太空类玩具。

1962年6月22日，上海江南造船厂成功制造出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填补了中国工业史上的空白。万吨水压机电动玩具的设计者——康元玩具厂设计师倪巡，当时还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倪巡从小就喜欢画画，1962年小学毕业后，不顾母亲的反对，他偷偷报考了康元玩具厂工业中学，就是希望玩具上可以有自己的画。就这样，中国铁皮玩具界从此多了一位天才设计师。

看到《解放日报》刊登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诞生的报导，1965年10月，康元厂副厂长王志芳就带着倪巡和一班技术人员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参观考察。当倪巡第一眼看见这台庞然大物时震惊了，眼前的万吨水压机有六七层楼高，基础深入地下40多米，四根银白色的合金钢柱子如擎天柱般，这无疑是中国工业的巨作。他想，一定要把这个中国重要的工业成果变成玩具，销售到全世界，不仅让全中国的孩子知道，更要让全世界的儿童知道社会主义的伟大。

可是要把这样一台复杂庞大的机器做成让儿童感兴趣的玩具，并非容易的事，既要展现它的气势雄伟，又要有趣味性。倪巡收集有关万吨水压机的报导研究学习，他认为重点要把水压机关键结构如高压水箱和三梁六缸四立柱锻焊等用夸张的手法体现出来，还要让压机运动，才能吸引孩子们。经过反复推敲，他把软搪塑做成红色金钢锭放在压机下充作锻件，放入电池，拨动开关，压机会重复进行上下运动，搪塑做的锻件会一边发出红光，一边会因压机下压而变化形态，底座仪表上又会不断地显示“6000吨”“12000吨”的数字变化。

1965年11月，倪巡完成万吨水压机电动玩具的设计，于1966年4月投产，受到社会各界好评和关注。

_{万吨水压机}

万吨水压机，无论在现代中国工业史还是铁皮玩具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人说这件老玩具当时的价格甚至可以换现在的一部最新款手机，目前的收藏价格据说达6位数。对此，倪巡先生说，“万吨水压机的收藏价这么髙，是因为那是特殊产品反映了一个特定时代，而且当时产量只有几万只。作为优秀玩具产品，我认为它还缺乏趣味性。”时隔半个多世纪，倪巡先生的记忆依然清晰，他的话理性而中肯，表达了因那个时代技术局限带来的设计遗憾。倪巡先生的代表作品还有我们熟悉的电动声控爬娃、电动上海牌轿车、电动长毛红绒狗、电动宇宙电视车、电动洒水车、发条动物戏球系列、冒烟小火车、导弹发射车、黑猫警车、双开门警车等电动玩具和电子遥控汽车，以及电动雪豹摩托车系列。

当时的玩具设计师，都要经过现场考察后才精准设计制作，有的甚至懂得机械绘图。上海玩具二厂设计师郑昌祈，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后来从事航空特种设备工作，对飞机的构造非常了解。偶然的机会进入康元玩具厂，还自编《喷气客机教材》给康元玩具工业中学授课。郑昌祈和一批技术人员加入玩具厂后，成立生产技术科，在技术上获得突破性发展，玩具品种也不断增加，新产品开始赶上当时的国际水平。

郑先生回忆起他1961年进康元玩具厂，设计的第一件玩具是惯性摩托车，到1984年转去上玩十厂至1989年退休，创作了几乎100多种产品，电动跳鹿、斑马、回轮坦克、摩托车、吉普车、十轮卡车、惯性飞船、不落地火车、星座火车头、宇宙汽车、熊猫、鳄鱼、青蛙、蝉等。他设计的宇宙飞船在装入电池后，开始会横冲直撞，遇到障碍物可以自动转弯，同时球形的舱体会闪着酷炫的灯光，给当时的孩子们带去无穷乐趣，激发起他们无尽的奇思妙想。

如今90岁高龄的郑先生依然发明不止，2021年，媒体报道他疫情期间在家造了间“足球活动屋”，可以实现在小空间里踢球，方便孩子们随时随地运动，是孩子们眼里的“神奇爷爷”。怀揣童心，脑袋里永远“有新点子”，近些年，他还设计了健身游乐机、摔跤摩托车、拳击机器人等。

中国玩具从1958年开始出口，60年代开始在国际玩具市场上崭露头角。为了进一步扩大国产玩具的生产规模和增加出口，以康元为首的国营大型玩具工厂设立了出口产品小组，领导新产品的开发。康元厂在惯性玩具开发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设计出能在行驶中喷火花的火箭飞机，接着又设计出新式电动大型冲锋枪、宇宙坦克、会冒烟拖拉机等。1962年，成立生产技术科，同年9月成立标准化工作组。

1965年，华远公司在香港举办第一次中国玩具展览，把中国玩具通过香港这扇窗口进一步推向全世界。展览期间，上海玩具受到香港各界人士的赞赏。当时生产的母鸡生蛋、冒烟火车、喷气客机、小熊拍照等铁皮玩具深受中外儿童喜爱，在香港地区、东南亚，甚至东、西欧国家的销路都非常好，达到中国铁皮玩具史上的高峰。

康元玩具厂作为上海唯一玩具大厂，肩负每年100万美元出口任务。从1962年1月至9月，康元厂月平均出口值达27万元，月产量为24300打，出口占30%，约为7500打。1964年总产值8138000元，1965年升至1167万元，至1966年，生产总值再跃至1255万元。

1965年生产的玩具以金属玩具为主，铁皮玩具品种搭1000种以上，其中很多是大家熟悉的，如小熊拍照、超音速飞机、冒烟火车头、母鸡生蛋和宇宙飞船等一批新品种具有较高水平。“母鸡生蛋”以电池为能源，母鸡能边走边发出叫声，同时连续生蛋。“小熊拍照”靠发条驱动，小熊能时左时右地旋转，片刻后又会停下来，举起带闪光灯的照相机拍照，同时闪光灯闪亮，作为发条玩具的优秀作品，风靡世界，换回了大量外汇储备。老玩具不仅是一段回忆，也见证了中国制造经济的演变，更是有时代意义的文化标签。

_小熊拍照

玩具还承载表达和平和文化交流等意义。1956年，中共上海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指定以上海康元玩具厂为首的各玩具厂作为外宾接待单位。

玩具行业的发展紧随国家发展的步伐。1965年，上海市玩具工业公司成立，共有玩具厂65家，康元厂改名为上海玩具二厂。

1966年后，中国玩具与国际脱轨，设计水平拉开差距，玩具工业发展缓慢。但这一时期的玩具更具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上玩二厂从1968年开始，产品设计呆板，业务量不断下降，但生产了红旗牌轿车、解放牌汽车、海燕牌轿车、农业翻斗车、小孩打枪、解放牌起重机、歼击机、东方红拖拉机、大庆油田等，体现了时代特征。

1971年，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中国玩具工业在轻工部和外贸部、商业部等支持下重新缓步发展。197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重新恢复上海市玩具工业公司建制，并积极开拓对外贸易。在周恩来总理“洋为中用”指示下，上玩二厂设计人员利用铁、塑结合，并配合电子技术，试制出磁控狮子戏球、声控爬娃、无线电遥控坦克等高档玩具，其他玩具厂也有新产品面世，使中国玩具再次进入国际市场。

1980年1月，成立工贸合一的联合企业——上海玩具公司，对外亦称上海玩具进出口公司。

80年代初期，金属玩具在世界玩具市场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塑料制星球大战等系列玩具和长毛绒玩具。上海各金属玩具厂开始调整策略，从1980年至1982年，上玩二厂集中生产中、低档铁塑结合新产品，如智力拼版、弹子游戏、熊猫跳绳、爬娃、电动玩具开门警车等。开门警车推出市场后，得到极大的反响，获得全国旅游产品内销工艺品“希望杯”奖、上海玩具进出口公司颁发的创优产品一等奖；1985年在上海六一儿童用品产销会上又被评为上海市最佳产品；1986年再被评为上海市优质产品。1983年至1984年，上玩二厂开始生产高中档，有智慧和针对儿童心理的玩具，如电动狗、微型轿车、医疗玩具、儿童乐园、小花狗等。1984年，上玩二厂王统一设计的“六一火车头”被评为全国轻工业优秀新产品。

王统一是上海玩具二厂工艺美术师，18岁被招进上海玩具二厂学习敲工，而后进入技术科设计组。看似简单的铁皮玩具，却工艺复杂，做工考究，用时要三四个月。生产一只铁皮玩具，需要六、七十到两百多副模具不等。敲工是铁皮玩具行业中一种基本的手工作业，就是按照玩具设计师的设计图纸，用手工的方式把产品实样做出来。产品实样对日后玩具的生产开模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实样的制作，可以了解以后在生产模具、冲制、印刷、装配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避免或减少在生产中出现。经过敲工的锻炼过程，他开始设计产品，许多经典的产品宇宙电视车、救火指挥车、闪光汽车、卡通河马等都出自王统一之手。1984年，王统一设计的“六一火车头”被评为全国轻工业优秀新产品。1994年，另一件玩具作品“高架救火车”荣获创新设计三等奖。

随着塑料玩具和变形金刚的出现，铁皮玩具因为容易刮伤儿童双手被列入不安全玩具，逐渐淡出主流市场，铁皮玩具成为怀旧产品。

传承创新中的“上海玩具”

进入21世纪，铁皮玩具带着大家的喜爱和怀念再次归来，成为以“仅供成人”“仅供收藏”“礼品赠送”名义生产的商品，许多经典的款式被一些玩家收藏，进入金属玩具收藏馆，受到从未有过的礼遇。

玩具，见证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见证国家和民族的荣辱。玩具是历史的，是文化的，是社会的，也是属于个体的，情感的，记忆的。铁皮玩具是玩具文化的代表，也体现了时代的变迁。2015年7月，坐落在虹口区凉城路1315创意园的上海金属玩具博物馆由上海玩具进出口有限公司建成，是全国首家金属玩具博物馆。博物馆集收藏、展示、科普教育、亲子娱乐、产业提升于一身，收藏各类玩具藏品上万件，展陈不同年代不同地域铁皮玩具3000多件。走在博物馆，就是走向我们每一个人的童年，就是向过去年代的深情致意，也是向历尽沧桑的百年康元的回望。

_{上海玩具进出口有限公司}

建党100周年之际，“上海玩具”精心制作了一款名为“红军战士”的玩具，上足发条后，“红军战士”一步步前行，也意味着“上海玩具”在走过漫漫岁月后，依然阔步向前。正像老一代设计师倪巡先生所希望的那样，新一代玩具人要重振“上海制造”的雄风，打响“中国制造”品牌，为世界“凡有儿童存在，必有中国玩具”的目标而奋斗。

_{建党百年——红军战士}

“百年康元”隐于历史，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过往和曾经有过的辉煌，但我们有责任打捞，呈现与铭记。从“康元”起步，怀揣初心与热爱，“上海玩具”在期待中，在传承与创新中实现复兴。

_注：

_{参考资料——}

_{1.陈国泰《中国小玩意》}

_{2.陈倩《知识转移与近代科学管理改革》}

_{3.高晓东《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潮研究（1927—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