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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苏联客机被劫持到中国……

作者:张持坚 发表时间:2022-12-05 点击数:117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仍处在“僵持”之中。虽然由我国黑龙江省率先启动,两国边境地区传统的“以货易货”贸易稍有萌动,但上层除礼节性外,基本上还是“老死不相往来”。就在这个时候,突发一苏联人劫持一架苏联客机降落我国的事件,这迫使双方高层不得不“往来”和“沟通”,也给了飞机上43个苏联公民“零距离”观察和了解正掀起改革开放热潮的中国的机会。只是当时这些都属于“内部信息”和“保密信息”,作为唯一参与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我“遵命”只作了简单的公开报道,详情尘封在我的采访本里,而这一事件的“最大价值”无疑是为中苏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一次“意外”的契机。


苏联客机突降我国农田


1985年12月19日晚上将近10点钟,进入深冬的哈尔滨在白雪的覆盖下一片寂静。我正把脚泡在热水里舒缓一天的疲乏,房门突然被“咚、咚”敲响,采编主任康伟中要我立即赶到黑龙江省公安厅了解情况,说基层通讯员反映有一架苏联飞机被劫持到齐齐哈尔地区,不知情况到底如何。


我不由一惊,外国飞机劫持到中国,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当我赶到公安厅指挥中心,这里已是一片忙碌景象。桌上铺开了好几张地图,一溜排开的6部电话的铃声此起彼伏,每一阵急促的铃声过后,都有新的情况报告。我立即参与进去,很快摸清了大致情况:事情发生在下午2点30分左右,一架苏联47845号安24型民航客机突然降落在齐齐哈尔市甘南县长吉岗农场的一块平坦、狭长的麦茬地里——巧了,这里正紧挨着我1969年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务农的地方,有一年冬季为了“备战”,我们“拉练”还途径过长吉岗乡,在老乡家里歇过脚,对那一带很熟悉。由于这是架小型飞机,加上地面被严寒冻得很硬实,飞机在滑行了380多米后停住了,飞机和38名乘客、5名机组人员均安然无恙。机体上“CCCP”4个醒目的字母,使懂俄语的人认出这是“苏联民航”的缩写。好奇的村民围拢过来,当地公安人员也及时赶到。一名自称阿利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奥格雷的副驾驶员下了飞机,打着手势,与我方公安人员说,飞机是他用刀子逼着正驾驶员在这里降落的——“我要到中国避难!”现在劫机者已被单独控制。当地政府正安抚机上人员,为他们提供饮食和保暖衣物等。省里已派出省委常委、省外事办公室主任王耀臣带队的工作组赶赴现场。由于路途较远,路况又不好,得先乘火车,再转汽车,估计20日凌晨才能赶到。王耀臣曾是五十年代我国选派到苏联的留学生,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这回能派上用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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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人员名单


立即展开三项工作


此刻,黑龙江省和国务院都迅速成立了“劫机事件处理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为总协调人。高层明确要求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审讯劫机者,把情况弄清楚;二是安置好机上人员,决不能因天寒地冻或其他原因发生意外;三是和苏方联络,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凌晨近3点钟赶到现场的工作组立即开展工作,并陆续报来情况。他们提审了劫机者,据他供述劫机原因,是看不惯所在民航分局领导的做法和作风,对他们的腐败现象不满,给中央写信反映,信被转回当地处理,可当地纪委领导和民航分局领导有裙带关系,非但不处理,还对他打击报复,强行做精神病检查,背对背开展批判,并调离空勤3年多才恢复。他感到压抑,没出头之日,乘这次飞行机会,出逃中国寻求避难。


做机上人员的工作碰到了一些问题。当这些苏联公民知道被劫持到中国后,不免紧张起来。两个国家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关系恶化,相互指责和批判已有二十多年,“分歧”和“积怨”不可谓不深。期间中国发生过长达10年的令外界难以理解的“文化大革命”,苏联媒体有过大量报道;尤其是1969年3月在两国边境的珍宝岛地区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武装冲突,造成不少人员伤亡等等。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到了和苏联“敌视”的地方,因此很警惕,不知道中方会怎么对待他们。一开始,我方人员送上去御寒的衣服、食品和饮用水,他们接受了。因为这是架小型客机,此次航线是由雅库茨克市飞往伊尔库茨克市,属苏联国内的短途航线,机上储存的食品有限;而天气又很寒冷,苏联人衣着不多,妇女下身穿的还是呢裙子。后来劝他们下飞机到附近的农场招待所休息时,他们则坚决不同意,都表示不能离开飞机——这一苏联国土的象征,因这事关“原则”、“立场”和“尊严”;并且要求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官员,一切按苏联政府的指示行动。地处空旷的野外,又正值一天中最寒冷的凌晨时分,气温降到零下30度左右,真正的滴水成冰,飞机不得不每隔二十分钟发动一次取暖,否则机舱就会像冰窖一样,可飞机油箱里的油已所剩不多了。王耀臣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决定把两台面包车开到飞机旁,开足暖气。他对机长说,天气太冷,请乘客到车里取暖休息。机长表示感谢,但说,我不能离开飞机,乘客也表示要与机组人员在一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直接和乘客谈谈。王耀臣走进机舱,用俄语向乘客们表示慰问,他说:这是突发事件,让你们的行程受到了影响。中国政府很重视你们的安全和生活,我们会尽努力照顾好你们。现在正是这里最寒冷的季节,我们已经将有暖气的面包车停在飞机旁,请你们到车里暖和暖和。等天亮,我们送早餐来。他看到机上有十来个女乘客,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特别关照她们一定要注意保暖,当心感冒,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提出来。乘客们表示了谢意,但没人离开飞机。


中央领导昼夜等候消息


这些情况很快汇报到省和中央。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都没有回家,在等消息。获知最新情况后,中央决定等天亮就派专机把我外交部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官员送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转乘直升飞机到现场降落,以便尽快做好乘客安置等后续事宜。


20日早晨6点半,天刚蒙蒙亮,面包、牛奶、当地的农场乳品厂专门加工的奶酪以及鱼罐头和肉罐头等送上了飞机。丰盛的食品,周到的服务,使苏联乘客感受到了中方的友好和诚意。他们“警觉”的情绪渐渐缓和了下来,一边用餐,一边对中方人员表示感谢。以后,开始轮流下飞机到面包车里取暖。


9点多钟,时任我国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的戴秉国等外交部人员乘坐的直升飞机降落。听取王耀臣汇报和商议了下一步工作后,戴秉国即来到机舱,再次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乘客和机组人员表示慰问。他说,这里太冷,条件也有限,齐齐哈尔是离这里最近的大城市,有四五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决定把你们送到那里最好的宾馆休整,然后等你们的政府接回你们的方案。戴秉国还说,你们有什么困难提出来,我们尽力帮助解决。乘客们纷纷表示感谢,但还是不愿离开飞机,一定要等大使馆的人来了再决定下步行动。


11点多钟,苏联大使馆人员乘坐的第二架直升飞机降落,为首的是领事部主任格里山。一见到戴秉国这个“老朋友”,他就提出三条要求:一、和乘客见面;二、和劫机者见面;三、与大使馆通电话。还问:劫机者是不是副驾驶员?戴秉国说:劫机者已经到了一个安全的地点,你不可能和他见面。这里通讯条件很差,和大使馆通电话只能到齐齐哈尔。和乘客见面则毫无问题。格里山来到现场,一脸的严肃,问谁是机长,然后厉声问道:“怎么个情况?!”当机长知道他是大使馆来的,没说话,眼泪涌了出来。格里山拉着机长往田野远处走去,以避开中方懂俄语的人。他们大约谈了半个小时。回到飞机旁,格里山又提出要和大使馆通电话。可当地实在没有这个通讯条件。他就让中方派一辆车,让随他来的2个人立即出发到齐齐哈尔打电话向大使馆汇报。格里山说:我一个人作不了主,我与乘客在一起。戴秉国和王耀臣没想到苏联大使馆来人后,乘客仍不离开飞机,而到齐齐哈尔路上要花费不少时间,时已下午,这个季节白天很短,3点多钟天就要黑下来,气温也要降下来,乘客再在飞机上熬一夜,很难保证不出问题。


北京—莫斯科”成了热线


现场的新情况很快汇报到了哈尔滨的指挥中心。我一直在这里了解情况,省长候捷在这里直接指挥。听了汇报,候省长即刻通过“红机子”要通了北京中南海陈俊生办公室的电话。秘书说,陈秘书长刚休息,我马上去叫。在等候的时候,候省长对我说,昨晚俊生几乎没睡,总理很晚也没休息,一直在询问这件事的进展情况。这时,陈俊生接了电话。听了情况后,他明确说,天要黑了,又冷,不到齐齐哈尔不好办。我们立即商议,并和苏方联络,你等电话。陈俊生调北京任职前,是黑龙江省委书记,此前曾担任过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对那里的情况很了解。约过了一刻钟,陈俊生来电话告诉候捷,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已和苏联大使馆联系,同时外交部告诉了我驻苏联大使馆,要求李则望大使立即会见苏外交部官员,通报最新情况,并坚持我方将机上人员送到齐齐哈尔的意见,强调这是确保苏方人员安全的最合适的选择。傍晚5点来钟,陈俊生的电话又来了,他对黑龙江省的领导说,我驻苏联大使会见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告诉他机上人员不愿下飞机到齐齐哈尔时,他马上表态说,这是错误的,应该按中方的安排到齐齐哈尔。并将意见立即电告了驻华大使舍尔巴科夫。舍尔巴科夫又迅速转告了我外交部,并要求通过我外交部把苏方口信传达到现场。这时,那两名赶路的苏联大使馆人员还在路途之中。戴秉国和王耀臣带着苏方口信和11辆空调车来到现场。这时是5点30分左右。有了政府的指示,苏方人员开始行动。在整理行李、封存飞机、移交两颗手枪和书写交接文书等后,车队终于向齐齐哈尔出发。到达齐齐哈尔湖滨宾馆已是深夜11点多钟。宾馆特意空出两个楼面的客房,准备了热水,客人们洗澡后,吃了顿热气腾腾的晚餐。


苏联机上人员休息了。我方人员开会研究下一步工作。根据双方交换的意见,苏联乘客将乘坐明天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回国。列车途经齐齐哈尔是晚上,决定白天安排参观两家工厂、一家商店,看一场电影,晚上举行欢送宴请活动。方案刚定,零点40分外交部来电,说情况有变,明天(实际上是今天了,因已是21日凌晨)下午1时30分,苏联专机到哈尔滨接苏方人员回国。随即,钱其琛的电话也来了,说时间很紧,不要安排活动了。于是,大家又商量,这些人怎么赶到几百公里外的哈尔滨?决定还是动用两架直升飞机运输。等一切安排停当,离出发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菜好极了,口味好极了”


21日早餐后,齐齐哈尔市政府为表达心意,给每位客人送了一件羽绒服,颜色随便挑,有的挑红的,有的挑蓝的,都很喜欢,说没见过这么松软、轻巧又保暖的衣服,场面欢快而又热闹。那个小女孩还得到了一些玩具和糖果,更是异常高兴。


直升飞机到哈尔滨机场是下午1点15分。半个小时后,从苏联赤塔飞来接人的“图—134”客机也降落在了哈尔滨机场。全体苏联人被中苏友好协会黑龙江分会的领导请到机场贵宾室,参加欢送宴会。一共摆了6桌酒席,这些天陪伴苏联机组成员和乘客的我方人员和他们已经相熟,彼此邀请共同入座。在既有些严肃、又显得平和的气氛中,王耀臣和苏联安—24机长阿布拉米扬·维亚切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分别发表了诚挚、友好的讲话。


宴会开始后,苏联客人纷纷称赞“菜好极了,口味好极了!”一位上了些年纪的乘客说:“啤酒也好喝极了,40多年没喝到过这么好的啤酒了!”有人接过话茬:“多呆几天就好了!”大家听了都笑了。


一个四十来岁的工人动情地说,他父亲参加过抗击日寇、解放中国东北的战争,一直打到旅顺,两国人民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次意外的经历,看到中国人民对我们很友好,感触很深。


有个工程师很激动,拉着黑龙江省外事办公室俄语翻译李广的手说:“我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作纪念,咱俩就换个手表吧!”于是,他们互换了手表。


部队的服饰表明,乘客中有三个年轻的军人,“身份”使他们不便讲话。但是从开头到后来,他们表情的变化和眼神的不同,“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陪同的中方人员都明显感觉到了。


桌上没喝完的白酒、果酒、啤酒和吃剩的糖果、香烟等,他们都当作纪念品,装进了自己的行李里。


中苏友协送给每人一本《黑龙江画册》和一个气压暖水瓶,他们很高兴,不少人拿着画册请中国朋友签名,还互留了姓名和通讯地址,都说“有机会联系”。


傍晚5点40分,苏联飞机要起飞了,我方人员送到舷梯旁,不少苏联乘客眼含热泪,表情真挚而又激动,一再挥手说:“感谢!”,“再见!”


这,和刚降落时相比,已全然不一样了。友好、和谐、宽容和彼此理解已取代一切。这使现场的人们深深感受到,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基础是深厚的!


飞机起飞后,苏联驻华大使馆官员格里山郑重地对我方官员说:“我代表大使馆对中方当局表示衷心感谢!”


是巧合,又不是巧合


22日,劫机者阿利穆拉多夫被押送到了在哈尔滨的“黑龙江省公安厅外籍越境人员管理所”。我在这里看到了这个个头不高、有些秃顶的33岁的中年人。他在这里要接受进一步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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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穆拉多夫的工作证、副驾驶证和3张年轻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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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穆拉多夫的部分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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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穆拉多夫的工会证件


同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访问保加利亚回国途中抵达莫斯科作短暂停留,苏联第一副总理阿尔希波夫和副外长贾丕才到机场迎接。第2天,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见了李鹏副总理,双方就两国关系问题和共同关心的一些国际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新华社在就此播发的新闻稿中写道:“会见是应苏方安排进行的。”显然这与中方妥善处置劫机事件有关。


黑龙江省边防局俄语翻译郝国利,被安排和阿利穆拉多夫“谈心”,以了解和掌握情况。交谈中,阿利穆拉多夫说,他曾想逃到美国驻苏联大使馆避难,可那里克格勃看管很严。又想逃到欧洲去,但没有机会。这次逃到中国,是因为航线靠近中国。他表示对中国并不了解,只是在苏联的报上看到对中国的报道,不过一般都是说中国不好。


谁能料到,正是他这个偶然的选择,给了两个关系冷淡的邻国的高层以频繁接触和缓和关系的机会。


从被劫持飞机降落中国,到苏联专机接乘客返回,共计51个半小时。我在采访本上写到:这是短暂的一瞬,但又是一个漫长、特殊、内涵丰富而又具有历史价值的时段。在这51.5个小时中,两国相关方面不分昼夜地、高效率地紧急运转,这恐怕是冷淡时期多少年的工作量都比不了的,对今后两国关系的缓和必将产生影响——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感受,也是当时我所接触的许多当事人的感受。


25日,我国外交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公开了这起劫机事件和中方处置的情况。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迅速作出反应,消息瞬间传遍天下,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塔斯社在消息中称:“苏联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在此事件中表现的友好睦邻协作表示感谢。”26日《真理报》刊登了这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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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理报》有关劫机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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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中文翻译


不过,从事件发生到我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公开这起事件的近六天时间里,美联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等驻京记者可没闲着,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敏感锐地“嗅”到了有架苏联客机被劫持到了中国,这可是大新闻!但囿于当时我国对外国驻京记者离京采访有严格管理,使他们难以外出打探,只好用“未经证实的消息”来传播听闻到的资讯,如“中国政府拘留了四名苏联劫机分子”、“飞机被强迫在边远城镇海拉尔降落后,已飞往北京机场”、“据信飞机当时是要飞往北朝鲜的”等等。其中有记者打听到了事发地在黑龙江省的甘南县,便打电话到县政府了解劫机情况,被“无可奉告”回复。令我一直记得的是,这期间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门卫接待人员打电话给我,说有个英国人,称是路透社记者,想见你,说知道你在采访劫机事件。这让我很是吃惊!真不知道此人是怎么七拐八弯地打探出来的,这有多不容易啊!我让门卫回答他“无可奉告”。放下电话,我站在窗前望去,见是个年轻人,低着头在往外走。我不便和他见面,但我钦佩这个英国同行的敬业和钻劲。心想,如果换着我,在管理严格的异国他乡,能打听到那个叫“张持坚”的记者吗?


1986年元旦过后的第3天,以苏联航空部飞行局局长带队的7人专家组,由我国民航总局飞行司司长陪同,来到长吉岗农场,在我方人员协助下,对停在那片麦地上已达15天的苏联安—24飞机进行检查,确认飞机一切正常。苏方人员看到我方武警、公安人员冒着严寒昼夜守护飞机,很感动。


为确保飞机安全起飞,长吉岗农场动员了450个人,调集了6台推土机,用了一天半时间,按苏方专家组提出的要求,修了一条800米长、20米宽的临时跑道。我民航部门提供了飞机用油、电瓶和航线图等一切必备条件。待全部停当后,在我方领航员的领引下,苏联飞行局局长亲自驾机直飞蓝天;经停哈尔滨再作技术检查和加油后,将飞机顺利飞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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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机舱内的平面图和飞机基本情况介绍


庭审和宣判


事发两个多月后的1986年3月4日一早,劫机者阿利穆拉多夫被从关押的黑龙江省公安厅外籍越境人员管理所,押解到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法庭,中国司法机关将在这里对他所犯的“劫持飞机罪”进行公开审理和宣判。


对于是将劫机者遣送回国还是我们审判,中国高层有过讨论,决定由我国司法机关依法处置。1986年2月21日,我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在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中方打算如何处理苏联劫机犯的问题时说:“中国司法机关经过调查和审讯,查明该机副驾驶员阿利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奥格雷犯有劫持民用航空器的罪行。中国政府认为,上述劫机者的犯罪行为不仅为有关国际公约所禁止,同时也触犯了中国的法律。中国将对其行使司法管辖权。中国司法机关将对该犯提起公诉并进行审判”。


此时此刻,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法庭成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五百余个旁听席位被早早预定一空,其中两名经法庭允许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官员在旁听之列。


我是唯一进入现场采访的记者,我将通过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对劫机犯的审理情况和判决结果的新闻。为确保准确无误,要求采写的稿件经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审阅。上传稿件的路径也与以往不同,不是由新华社黑龙江分社传到北京新华总社,而是由黑龙江省委机要部门传到中央办公厅,经审定后由中央办公厅传到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这些都使我感到此次采访的不同寻常和肩上担子的份量。


我观察法庭的主席台,白色的底墙中央悬挂着由红、黄色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台中央位置摆放着5把深咖啡色的高背座椅,是合议庭成员的座席;台两侧是公诉人、鉴定人、辩护人和俄语译员的座位,也是一色的深咖啡色。这般的布置和摆设,使人感受到庄重和威严的气氛。


担任审判长的是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资深法官王少辰,一位精干的高个子中年人。由他领头,穿着整齐制服的一众人员列队上台入坐。8点35分,一阵铃响过后,全场寂静。书记员宣读法庭纪律后,审判长起立朗声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之有关条款,今天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由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苏联公民阿利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奥格雷劫持民航客机案。现在宣布开庭!传被告人阿利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奥格雷到庭!”


在两名法警押解下,阿利穆拉多夫上台。他穿一套深蓝色的苏联航空制服,肩佩黄色肩章,里面着浅蓝色衬衫。脸色偏红。嘴唇上留有浓密的胡须,脸两侧和下巴的胡须则刮得很干净。卷曲的头发呈波浪状,不过因脱发头顶心裸露出巴掌大的头皮很显眼。他在台右侧一张也是咖啡色的小桌子前坐下。审判长宣告了被告人在法庭上的申诉权利,也宣告了被告人委托吴莲芬律师作他的辩护人。吴莲芬是哈尔滨市著名律师,哈尔滨市律师协会会长。


接着审判长宣布:“现在进行法庭调查。被告人起立!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宣读起诉书的是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员陈国湛,他嗓音洪亮,声调庄严:“经审查查明,被告人阿利穆拉多夫犯罪事实如下:1985年12月19日,被告人携带事先准备好的折叠刀和长条锰钢,随机长阿布拉米扬、领航员日哈列夫、机械师奥西波夫,驾驶47845号安—24型民航客机执行101/435航班飞行任务,由苏联雅库斯克市飞往伊尔库斯克市。当该机飞距苏联布卡恰恰上空110公里处时,被告人乘领航员日哈列夫上厕所之机,以机械发生故障为由,将机械师奥西波夫骗出驾驶舱,随即将舱门反锁。之后用右手持折叠刀威胁驾驶飞机的机长阿布拉米扬,同时用左手扭动自动驾驶仪改变了航向,并说:“你老实点,不然的话,我杀死你!”当机长脚踏报警器报警不久,被告人又威逼机长关闭了信号。北京时间十三时许,飞机从中苏边境额尔古纳河上空越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于北京时间十四时三十分许迫降于黑龙江省甘南县长吉岗农场的田地里。上述犯罪,事实清楚,并有被告人劫机时使用的作案工具折叠刀和长条锰钢等物证,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供认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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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劫机准备的一把小刀


查被告人公然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劫持和控制航空器,严重地危害了机组人员和旅客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与航空运输安全,非法越入中国领空领土,侵犯了我国国家主权,其行为不但为国际公约所禁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第三款之规定,其行为也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按照我国刑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比照第一百零七条,以劫持飞机罪论处。


本院为保护乘机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和国际航空运输的安全,严厉惩罚劫持航空器的犯罪活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之规定,特对被告人阿利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奥格雷依法提起公诉,请予审理。


起诉书宣读完毕后,审判长令被告人“讲劫机经过。”


阿利穆拉多夫说,2月7日收到了检察院起诉书的副本。我想通过劫机逃离苏联避难已有一段时间了,这次飞行离中国边境近,是逃到中国的一个机会。我事先准备好了折叠刀和长条锰钢,锰钢放在背包里,折叠刀放在口袋里。飞机向赤塔飞行时我想动手,这里离俄中国境线约140公里。按我的计划,我把机械师支走,让他到货舱检查机器,然后把驾驶舱锁上。这时驾驶舱里有3个人,机长在驾驶飞机,领航员在看东西。我想先要把领航员制服,我手里有锰钢条,但真要动手,不是一点顾虑也没有,那根钢条有一定份量,怕砸到头上把他打死了,我不想一个无辜的人受到残害,是不是想办法也把他支出去?正琢磨着,机械师敲门了。我急忙把锰钢条藏起来,把门打开。第一步就这样结束了。


我来到货舱想了会,清理一下思路,然后回到驾驶舱。过了会领航员站起来说要去厕所。我也站起来问:我们在什么方位?他指着地图告诉我位置。我看了一下燃料,足够飞到我想去的地方。我转过身对机械师说,货舱机械有点问题,你去看看。他没动,以为我在开玩笑,因为他刚检查过不久。我严肃起来,他只好去了。我立即反身锁上门。这时就我和机长两个人了。我马上从衣袋里拿出折叠刀。我站在他的后面,他正在操作飞行。我右手拿着刀,没进行任何谈话,用左手扭动了自动航向仪,将航向240度扭到了150度,直接向中国边境飞行。机长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因飞机一直飞的很正常。而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来实现计划!很快机长发现航向变了,不知是怎么回事,要把方向更正过来。我把手里的刀举起来吼道:你老实点,按我的意见向中国方向飞!要不我就打死你!地面发现了情况,几次询问。机长发出了警报,表示飞机正被劫持,要求飞往中国。“谁?是不是机组人员?”地面即要求以加油为由,降落在苏联地面。但见飞机没有反应,也没按地面要求做。为保证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安全,地面只能按规定让机长按劫机者要求行事。这时我制止了机长和地面联系。机长只得按我说的往中国方向飞,很快越过了边境,进入到中国境内。大约飞了一小时二十分钟,我看燃料不多了,应找个地方降落。飞机降低了高度,看到一个可降落的地点,但离居民点远。考虑降落可能发生意外,要找离居民点近的地方。当看到长吉岗时,发现有大烟囱,说明有工厂,周围有居民点,被雪覆盖的农田也比较平整。在空中巡视了两遍后,顺利降落在了被严寒冻硬了的农田里。乘客以为到地方了,下来一看不对,不知怎么回事,都很惊讶!周围的中国人很快围拢过来观看,乘客们又回到了飞机上。


审判长问阿利穆拉多夫: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劫机的?


答:1985年7月。


问:劫机前做了什么准备?


答:到商店买了一把折叠刀。锰钢条是在机场工作间里找到的。


问:刀有什么特点?


答:刀很一般,(做手势)约一虎口长。


问:钢条呢?


答:钢条可握在手里,大约有4公斤重。


问: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动手?


答:因为机会出现了,驾驶舱里只有我和机长两个人。我原来计划降落在海拉尔机场,那里条件好一些,可因为领航员在驾驶舱里,犹豫怎么把他制服或者支开,错过了。


问:你为什么要劫机?


答:我在苏联碰到了一些问题,向有关方面反映,可他们对我很不好。我是一个人,要求有一个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环境,但没有得到,我不得不离开。我劫机在道义上不负任何责任。


问:降落的时候和机长说了什么?


答:我说下面都是中国人,地面要求你按劫机者要求行事,一切听我的,这不是在正常降落,要仔细操作,避免旅客和机组人员伤亡。


提问结束后,审判长宣布宣读三份证词。


一、安24飞机机长阿布拉米扬回国前留下的证词:事情发生很突然。正常飞往赤塔,在离边境200公里的地方,阿利穆拉多夫没任何原因,突然用刀子威胁我,转向中国边境方向飞,并要求在中国降落。我当即通知苏空管工作人员,并请示如何行动。他们指示,根据工作纲要采取行动,保证乘客安全。后来燃料不多了,再加上阿穆拉多夫威逼,降落在中国的地面上。


二、长吉岗乡公安局局长李文证词:12月19号14点25分,在班上听到有人喊叫,落下飞机了!我赶到现场。飞机上下来二十几个人,听不懂他们的话。我在地上划了个圈,让围观群众站在圈外。向县汇报。有人告诉机上人说渴,即派人送开水。傍晚5点40分,县和齐齐哈尔市公安局的人都赶来了。


三、黑龙江省外事办公室工作人员李广证词:12月21日,安24飞机领航员日哈列夫在哈尔滨机场接受中国边防检查时,要求和我交谈。他拿着一块钢条说,阿利穆拉多夫说他为了劫机,本想用这根钢条敲我的头,后来没用上。飞机在长吉岗降落后,他说钢条给你留个纪念,就给了我。我不想要,现在交给你。


接着庭长宣布,宣读“中国向苏联转交被劫持飞机的签字书”:1985年12月27日,苏联民航部经中国民航局同意,前往降落地点接受被劫持的飞机。苏联于12月28日接受了这架飞机。苏联工作组在中国政府、民航局协助下,认为飞机完好,完全可以飞行。在地面修整后,中国领航员参加,驾驶员驾驶飞机飞往哈尔滨,作技术检查和加油,然后飞回苏联。此件用中苏两种文字书写、签发。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日。


接下来,法庭展示了阿利穆拉多夫劫机用的折叠刀和经鉴定为锰钢的钢条,重为2.85公斤。


鉴定人宣读了飞机降落现场的勘查报告:飞机降落在长吉岗农场场部东675米处的麦茬地里,机头向北,机尾朝南。地面雪厚10厘米。飞机降落滑行了383米。


法庭工作人员播放了被劫持飞机停在农田里的录相。机身上有“CCCP—47854”字样。


庭审自此午休。


下午1点35分,铃声响起,法庭继续开庭审理。宣布完法庭纪律,审判长等刚入座,旁听席上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一名官员站起来大声地说了几句话。翻译即告诉审判长,他“请求发言”。审判长立即回应:“按照法庭纪律,旁听人员不准发言。你有什么意见可向我国外事部门提出。”


审判长宣布:现在进行法庭辩论。请公诉人宣读公诉词。


公诉词着重讲了两点,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法律尊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犯罪行为或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被告人阿利穆拉多夫劫持、控制航空器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构成犯罪。因此,按照我国刑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比照刑法第一百零七条予以定罪科刑是完全正确的。


二是我国是国际民航组织针对劫机犯罪的性质、案件管辖和处罚等问题制定的三个公约,即《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及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简称《东京公约》)、《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简称《海牙公约》)和《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简称《蒙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向严守国际信义,恪守国际公约。对被告人阿利穆拉多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是我国承担国际公约义务所决定的。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权和法律的尊严,为履行国际公约义务,有力打击劫机犯罪,请国家审判机关对被告人阿利穆拉多夫依法判决。


接着,被告辩护律师吴莲芬发表辨护词:我受被告人委托后,会见了被告人,进行了详细交谈,认为有不容忽视的从轻判决情节。一是劫机没有使用暴力,也没损坏航空器,未造成严重后果。二他不是暴徒。他曾想用锰钢条对领航员下手,因钢有一定的份量,砸到头上很难保证只是砸伤而不致死,他犹豫了,不愿伤害一个无辜的人而没有动手。三是选择降落地点时,他考虑万一出现意外便于医疗救治等,寻找离居住点近的地方。四是降落后他没有扣押人质,而是如实交待经过,与法庭调查一致。综观全案,他是使用暴力相威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公诉人听了辨护词后发表意见:上述情况公诉人和辩护人认识一致,无疑义。不过飞机安全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飞机在农田里达十多天,我政府派十几个人保护,使飞机没有受损,起飞时又整修了地面等,才保证了飞机的安全。


辩护人对此不认同,发言说:飞机降落后,犯罪分子的行为已经结束了。以后的事情不是犯罪分子能解决的。


时间到了下午2点43分。审判长宣告法庭辩论结束。他对被告人说:被告人可以作最后陈述。


阿利穆拉多夫站起来说:“我做到了不伤害我的民族,做到了飞机安全着陆。做到的这一切保证了安全。我犯了罪,我承认这些,不回避这些事实。法律上应给我的判决我都接受。我相信中国政府,相信中国法庭会对我作出公正的判决。


审判长宣布休庭四十分钟。


这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那位旁听官员又向法庭提出,要拍照和录像。工作人员回复:“按法庭纪律不允许!”


下午3点30分,继续开庭,进行宣判。出庭人员起立。被告人起立。被告人后面站着两个法警。


3点45分审判长宣布: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经开庭审理,以“劫持飞机罪”判处苏联劫机犯阿利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奥格雷有期徒刑八年。


法庭审理和宣判到此结束。


我即写好稿件,经法院领导审阅后,按程序发到北京。3月5日新华社播发的“苏联劫机犯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的消息传遍国内外,媒体纷纷刊载和发表评论。3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条消息。


至此,发生在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劫机事件告一段落。然而事发后中国方面的妥善处置,两国政府间的积极互动所反映出来的对两国人民友谊的珍视,已远远超出了劫机事件本身。


胡耀邦发出信息


其实“要珍视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信息,在劫机事发一年多前的1984年8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视察黑龙江省中苏边境地区时已经传递出来。胡耀邦在这个地区作了8天的调查研究,明确要求我方一侧率先行动,打破中苏边境地区长期以来的沉闷局面,主动恢复和苏联的边境贸易,互通有无,发展经济。他说,中苏之间的仗打不起来,边境地区的干部群众要放下这个包袱。和邻国,我们的原则是争取同人家长期友好相处,这也包括苏联。他指出,中苏两国人民有传统的友谊,友谊比原子弹的威力大。恢复中苏友好关系要从下面搞起,这要当作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办。他在回顾了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状况后说,我们有些事做得也不十分妥当,有些事也不该这么做,比如批评人家的对内政策等。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改过来了。他还鼓励当地的干部群众,要把中苏边境地区建成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努力争取和深圳比翼齐飞。


当时我随行采访,听了总书记振聋发聩的讲话,心情振奋,如沐春风。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胡耀邦不让作详细报道,新华社发了我写的一条只有134个字的“胡耀邦视察黑龙江中苏边境地区”的短消息。然而因为它来自沉寂、特殊而又敏感的中苏边境,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引起了苏联高层的重视。


之后,黑龙江省黑河、绥芬河、同江3个口岸城市主动邀请毗邻的苏联官员来访,绥芬河还送过去500公斤西瓜,让苏联邻居分享中国西瓜丰收的喜悦。黑龙江省中苏友好协会把停止来往很长时间的苏联远东三个边区、州政府的领导请到哈尔滨,欢度我们的“十一”国庆节,安排他们参观考察,向他们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这使苏联朋友很受震动,“中国怎么说开放就开放了呢?!”于是纷纷向上反映“中方的新动向”,反映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同时提出“我们怎么办”,要求上面放权,和中方的步子协调起来。


而就在此时,突发劫机事件。这显然出人意料,然而通过对这起事件的妥善处置,又强化了中国发出的信号,那就是中苏关系应顺应历史潮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苏联的步子跟了上来


历史总是由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书写而成。


就在中国对阿里穆拉多夫宣判4个月后,1986年7月2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到邻近中国黑龙江省的远东地区视察,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讲话,主要内容是改善苏中关系。这是苏联高层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举动。和胡耀邦两年前视察中苏边境地区时的“低调”不同,戈尔巴乔夫此次视察,媒体作了充分报道,反映了苏联要和中方步子协调同进的决心。同时,戈尔巴乔夫要求逐步开放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以此为新的起点,苏联边境地区和我国边境地区的贸易快速升温。


更具历史性意义的是,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这是继赫鲁晓夫1959年9月30日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活动后,苏联最高领导人首次踏上中国领土。16日,邓小平会见了戈尔巴乔夫。事后,戈尔巴乔夫说,他到北京是去“朝见”邓小平的,邓小平传奇的一生充满着智慧,在他面前,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是小字辈”。会见时,邓小平开门见山,说此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在谈及20世纪六十年代中苏论战时,邓小平说自己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他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他强调,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戈尔巴乔夫边听、边记、边点头,回应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还表示,这些年没有白过,弄清楚了不少问题;对两国间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


中苏两国关系的改善,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这个过程中,劫机事件算不上是件大事,但由于它是件罕见之事,在中苏关系“翻开新的一页的过程中”起到过一定的助推作用,相信在中苏关系的历史中会留下一笔的。


附:劫机犯阿里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奥格雷,男,1952年出生于苏联巴库市,列兹金族。1959年上小学,1969年中学毕业,1970年入萨索夫飞行学校学习,1972年毕业,分配在阿塞拜疆民航局下属的飞行大队工作,1976年任雅库特民航局安—24飞机驾驶员。1980年函授毕业获“工程师—飞行员”证。他1981年结婚,夫人是音乐教师;1982年女儿出生,1984年离婚。他因犯劫机罪在中国服刑,服刑期间苏联解体,他的家乡归俄罗斯。1991年他被提前释放,遣送回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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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穆拉多夫的结婚照、抱着女儿的照片和他的7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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