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中秋节。蓦然想起35年前,我“独在异乡为异客”,生平第一次没有与家人团圆在一起过中秋节。之后连续10年也都是在德国度过毫无气氛、稍不留意就会忘记的中秋节,汉堡已然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虽然早在25年前我已回国创业定居,但每年都要去汉堡一两次,就像回老家探亲一样,那里有我割舍不掉的东西,仿佛早已是生命的一部分。
汉堡市政厅
在汉堡生活整整10年,我对那里一草一木的熟悉程度已经完全不亚于上海,每次重温故地,我都会细心地发现这座城市有哪些变化,哪怕是市中心的商业街上又换了哪家店铺。无论经过多少年,对汉堡最初的印象如同镌刻在大脑皮层上,永远不会磨灭。
汉堡市中心
Bieber Haus
Bieber Haus
汉堡火车总站东广场的整个北面是一栋7层的米色花岗岩大楼,在周边没有高层建筑的环境中颇具气势。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旅居汉堡时,这座名叫Bieber Haus的大楼曾是汉堡市移民局的办公地,虽然当时它的外墙未经清洗显得有些陈旧,但它在当地中国人的心里却十分宏伟威严,因为最让人担心的签证就在这里申办,能否继续留在德国全凭签证官的一句话“Ja” (德语:是)或者“ Nein ”(德语:否)。久而久之,Bieber Haus一词令许多中国留学生谈之惶恐,俨然成了不可捉摸的命运之神的代名词。
由于当时外国人的居留许可和难民申请都在一起办理,虽然中国人并不算很多,但与大量的土耳其人、伊朗人以及各国难民等混在一起,难怪走廊里总是排满了等候的人,如果来晚一点根本取不到排队的号!于是,“内卷”从那时就悄然开始了,Bieber Haus大门未开之前,早晨5点就有人围着大楼排队了。
我太太中断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研究生,来汉堡大学留学。由于勤工俭学晚上在中国餐馆打工,回到家往往是23点以后,所以她上午起床很晚,我常调侃她:能让她早起的只有Bieber Haus。每年要去申请延长签证的那一天,凌晨4点,只要闹钟一响准保她一跃而起,绝不懒床半分钟。毕竟是决定命运的时刻,容不得半点马虎!可怜那些在冬天申请签证的人,早晨室外气温是零下5°C,即使裹着厚大衣或羽绒服也冻得直哆嗦。
以后因为申请签证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移民局终于从Bieber Haus搬走了,再以后审批外国人签证的权利下放到了各个区公所,根据预约时间办理签证。
前几年重回汉堡时,在Bieber Haus附近的中餐馆里见到不少来自国内的小留学生,他们不再像当年的留学生们靠端盘子、洗杯子挣生活费,而是三五成群地聚餐,谈笑风生,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他们肯定不了解、也不会理解当年Bieber Haus的故事。
东方宾馆
东方宾馆
Bieber Haus东面的街上,有好多个大大小小的旅馆,正对着火车站客来客往十分便利。1987年8月,我初到汉堡时就入住在大门开在背面一条小街上的东方宾馆。这是一栋大约5米多宽、5层高的狭窄建筑,与左右的房子连在一起不易辨认,虽然它只有不足10间的小客房,却是当时汉堡唯一一家由华人经营的旅馆,主要接待来自国内的商贸人员。老板姓杜,很健谈,记得我曾与他打趣说:如在上海做老板姓杜的最占便宜,无论做什么生意都是大老板(上海话的发音,杜与大完全相同)!杜老板听后哈哈大笑,我觉得他的长相,甚至大笑时的神态都与著名作家王蒙有些相像,他告诉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时正巧与文学神童刘绍棠同班。在人生地疏的海外,能遇到聊得来的同胞很难得,如此一来二去,我与杜老板的交往延续了几十年。
我一直笑称杜老板是个“老右派”,他家庭出身不好,20世纪国内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没能幸免被整,直到国内改革开放后才投靠亲戚移民德国。由于坎坷的人生经历,杜老板对国内情绪很大,颇为不满,开口闭口皆是愤愤之词,对于“老右派”的称谓非但不恼竟还欣然接受。没过几年,东方宾馆的客人大都被附近新开的北方宾馆吸引去了,它是汉堡另一对华侨夫妇与国内央企合资经营的,无论规模和背景都略胜一筹,杜老板夫妇只能关闭了东方宾馆,专心于针灸诊所的经营。
21世纪初我已定居在上海,几年中断联系后,杜老板竟设法找上门来,我热情款待了杜老板几次,还让人陪同他游览上海的市容和景点。闲聊中获悉,杜老板退休后已回到故乡漳州养老,对此我很感意外,当年他因遭遇坎坷而移民德国,不是怀抱着“一去不复返”的决绝吗?但晚年的杜老板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停地夸奖故乡的养老设施如何完美,当地政府对他这个徳籍华侨如何关照,还不忘炫耀一下他带着外汇回国兑换成人民币消费如何划算。我再次调笑他:政府把你这个“老右派”改造成了爱国华侨真不容易啊!杜老板一如既往地哈哈大笑。
前几年听说杜老板已作古,汉堡华人圈里没有人再记得这位曾经的“汉堡一怪”,可我的脑海里还有他的朗朗笑声,感叹一个人的命运,何尝不是时代的缩影。
天地书店
天地书店
汉堡曾有一家“天地书店”,当年可是相当的出名,因为那时华文书店在德国寥寥无几,不仅其他城市的中国留学生纷纷专程前来,连国内来汉堡出差的经贸、文化人士也会慕名打听。老板是香港人,在汉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人称梁先生,他热心于文化交流,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等许多国内的著名文人都在文章中提到,曾受过汉堡天地书店梁先生的帮助。
其实,天地书店的面积很小,与其盛名完全不相符,我第一次按图索骥找到它时简直不敢相信。天地书店的位置很不错,距离火车站不远,Bieber Haus北面的一个小广场边上,每逢周六的上午,这里尤其热闹,10多个平方米的店内被挤得满满的。起初以为是生意火爆,仔细观察才发现,真正买书刊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都手捧一本书刊站着“蹭看”,众多的中文书刊,为身在海外心系祖国的穷留学生们所关注。梁先生为人谦和厚道,明知囊中羞涩的中国留学生大都是来“蹭看”的,也从无微词,更不会驱赶。据说他在香港的家族很富有,绝非靠这家小书店赚钱糊口。
以后我也常去天地书店“蹭看”,选择在周六上午去,不仅是因为平日里需上班没空(当时德国法律规定周六下午和周日商店不允许开门营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书店人多的时候,恰是当地中国人的社交场所,可以认识结交朋友。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尽快找到“组织”是多么的重要啊!小小的书店真的为许多华人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它可以寄托乡愁、排遣寂寞,还能让人告别孤独结交朋友,天地书店承载的东西实在太多,难怪低调的梁先生在当时的汉堡华人圈里犹如神一般的存在。
以后不知什么原因,天地书店搬迁到100米开外的一条幽暗的小巷里,渐渐地门庭冷落少人问津。好多年后,听说梁先生的爱人意外去世,梁先生关闭了书店,离开了“曾是惊鸿照影来”的伤心地,去往澳大利亚安度晚年。
曾经闻名遐迩的汉堡天地书店终于落下了它的帷幕,可以说是昙花一现,也有人说是雁过留声,无论如何,汉堡的华人史上少不了它书写的一页。或许寡言的梁先生深知应运而生、时过境迁的道理,他像一个完成使命的胜者挥挥手告别一个时代,不带走一片云彩。
布朗克内泽
在汉堡居住的10年里,我那套五楼坡顶的公寓几乎成了同济校友及其友人的接待站,我这个“三管站长”除了管吃管住,还要管旅游。游完市区的阿尔斯特湖和易北河畔的老卸货码头,我会带朋友再去城外的富人区布朗克内泽,那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同济校友合影
沿着易北河林荫大道开车去布朗克内泽,两边郁郁葱葱的绿荫里隐藏着一栋栋漂亮的别墅,令人赏心悦目。布朗克内泽是易北河畔的一个小山丘,它的街区早年是个小渔村,蜿蜒陡峭的窄巷两侧布满各式各样的小房子,白墙红瓦,别致整洁,不乏风情,常有见过世面的人告诉我:很像厦门的鼓浪屿,怎奈我当时尚不知鼓浪屿长啥样,根本无法比较,但鼓浪屿也因此在我心里留下了好印象。
布朗克内泽的大草坪
真正让人大开眼界、赞赏不绝的还是那些茂密森林里的大豪宅,有的挂在半山腰直面开阔的易北河,有的占据山顶被硕大的花园草坪环抱。我有一套标准的旅游路线和流程,走过小巷,看完豪宅,最后来到易北河边的游船码头,以绿荫红瓦的山丘为背景拍照留念,还不忘调侃一句:树立一下远大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以至于,我的相册里留下许多张当年与友人在那里的合影照。
森林里的别墅
这些在嬉笑自嘲中树立的目标谁都不会当真的,因为人人清楚,这个目标太高不可攀了!可就是这个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目标,30多年后居然真的触手可及了。我曾与太太开玩笑说:卖掉一套古北的公寓,我们就可以搬进布朗克内泽的大别墅了。幸福来得太意外,连我自己都时常觉得不可思议,莫非是风水轮流转,应验了中国的那句俗语: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有朋友因此取笑我:还是你会投机,30年前在德国,30年后回中国,风水哪儿好往哪跑!
我肯定不接受“投机分子”这顶帽子,顺应历史潮流何错之有!何况我心系两地,比旁人还多付出一份情感呢!这两天太太依旧上网看德国新闻,关心新上台的总理朔尔茨最近民意如何,发邮件问汉堡的德国朋友如何度过今冬的能源危机?而我也在想象汉堡下个月就将进入深秋了,布朗克内泽满地金黄的落叶应该还是那样美不胜收,浓浓秋意里包裹着的依然还是我向往的童话世界。
布朗克内泽的秋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