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先生的中国缘

四十余年中国缘

阿兰·卡波罗西先生（Alain Caporossi）的中国缘已有四十多年了，他没有在中国定居过，但在中国度过的日子累计竟有2年2个月又20天，一共去过中国62次！我惊异他的执着，我惊喜他对我东方大国的一往情深，我决意要探究他的心路历程。为此多次对他进行线上采访。

中国1978年向外国旅游者启开国门。那时，“法中友协”（AAFC）是获中国国家旅游局允许的法国唯一一家组团机构，在好几年里，赴华的法国团全是法中友协送出的。1981年夏天，阿兰·卡波罗西与夫人伊尔玛参加了“法中友协”的一个旅游团首次踏上华夏大地。我担任此团的全程陪同，也学法语的内子燕平在大学任教，正值暑假，被南昌国旅借来当地陪，从此我们四人相识。从他珍藏的记录里，我看到了那次线路：香港/广州/佛山/南昌/鄱阳湖、庐山/西安/洛阳/少林寺/中岳嵩山/上海/北京（长城、明十三陵）。

读到这些地名，串起我早已模糊的片片记忆。该团在华全程21天，全团22人，一路上阿兰与伊尔玛坐车从不抢位；离开西安去洛阳，我身体不适感到发冷，阿兰就把包里的羊毛衫拿出借给我穿，心中感动，就注意观察这对夫妇。他们看上去比我略年长些，他们的谦让、诚恳、不带偏见，令我对他们尤生好感。交谈中获知阿兰·卡波罗西是贝藏松市狄德罗中学特殊教育部主任，伊尔玛则任其助理之一，夫妇俩都从事弱智少年的教育，他们说话总是条理清晰，与人交往平等、亲切、富有耐心。他们回国后给我寄来好几本原版法文书，使我扩大了文学眼界。

阿兰一家与我相逢在中、法之外的第三国，是他中国缘的一次生动延伸。1984年7月，作为中国第六期援突尼斯医疗队的翻译，我在突尼斯西北部的让都巴医院已经工作了一年。是年3月初，我收到伊尔玛一封感人至深的信，说她与阿兰已决定在7月10日-25日来突尼斯旅游并看望我，期间在让都巴逗留六天。信中还告诉我他们将在1985年暑假第三次去中国，把女儿也带去，要让她从小看看中国是啥模样。旅程计划已制订，来年7月30日至8月2日在上海，希望能与内子再次见面并让我们儿子与他们的女儿相识。此时，两个孩子已凭着照片通起了信，以儿童的稚嫩，写几句话夹在自己妈妈的信封里。当然，我们儿子的信要由母亲翻译好。伊尔玛正在学中文，会写不少汉字了。

我收到信后既感动又很感触，这个法国家庭愿意认识中国的愿望已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且浇灌友谊之花发自内心；早早制定好计划的良好习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他们按计划带着九岁的女儿，自驾车从贝藏松出发，到马赛上汽车轮渡至突尼斯古莱特港上岸。7月18日傍晚，我们终于在让都巴热烈地握手拥抱颊吻，我与阿兰伉俪是三年后的北非重逢，也第一次见到他们可爱漂亮的女儿赛丽娜。

在让都巴六天期间，他们除了外出游览当地名胜古迹，就由我陪着参观医院，到各个科室认识中国医生，观看他们为突尼斯患者诊治。那时我们自己没有照相机，一日中午，医生们下班后，阿兰要给医疗队拍两张集体照，大家在大厅门口外排好队。阿兰拿相机刚按了两下快门，突然倒地，脸上冷汗直冒。我们赶紧把他扶进大厅放卧在沙发上。伊尔玛对我说他曾发过几次，总是在假期开始时，阿兰的父亲就是在他这个年纪死于心脏病突发。我听了很紧张，生怕出事。看来学校一放暑假他们就来突尼斯，太劳累了，又不适应这酷热的气候。一位大夫随身带着听诊器，听了他心脏，诊断为昏厥。接着医生们商量还是让他住院调理为稳妥，就把他送到较干净的眼科病房，给他吊了三瓶葡萄糖，又打了一针庆大霉素。

医疗队白天都在工作，为欢迎阿兰一家到让都巴，专门在一个晚上预备了西瓜、饮料和录像片《猪八戒招亲》招待阿兰一家，可是阿兰住在医院里无法出席，是晚，我和两位医生代表医疗队招待伊尔玛母女，赛丽娜看了录像特别兴奋。次日午后，她趁妈妈休息，从与我们宿舍一墙之隔的旅馆独自跑来敲我门，还要看昨天的录像带。这小女孩对《西游记》的故事特别着迷，她说她在家里喜欢看爸爸给她买的录相带“Le Singe Pèlerin”（《圣猴西天取经记》）。

阿兰1981、1983年两次赴华，1984年又去突尼斯与我们中国人相遇相聚，1985年他创建了弗朗什-孔泰（地区）法中友协（AFC-AFC）。就在同年，他又担任了“法中友协联合会”（la Fédération des Associations franco-chinoises 简称FAFC）秘书长。

阿兰一家对中国的真诚倾心，与我及其他中国人交往的那份持之有恒的热情，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人民之间友谊的重要。

阿兰伉俪与我曾会晤于黄山之麓的屯溪；我来法后，又与他们在法国东部欧坦（Autun）及他居住的贝藏松市相聚；我邀请他们来巴黎聚首，带他们去参观吉尔维尼的莫奈故居等等。相聚时，我们多谈时事与社会，却无暇细聊他一次次的中国之行。稍稍回首与阿兰保持四十多年的友谊历程，我们之间真如古代哲贤庄子所曰“君子之交淡于水”。

我知道他对我的祖国了解很多，但想不到如此之深入。当我看到他一份宗卷，载有每次赴华的线路与参观地，令我惊叹不已！说实话，我以前一直自豪除了祖国四个省区没到过，其他省的大地方我都去过。看了他的线路记录，自叹弗如。许许多多以法文字母拼写的中国地名，其中相当一部分我几乎一头雾水。

从七十年代末，中国国门开放，改革渐深且广，正处在一个半世纪以来极为难得的和平转型时期。卡波罗西先生不仅自己醉心于发现中国的文明，兴致浓郁地实地感受中国东南西北的风土人情，他还希冀更多的法国人去认识中国，领略她古老而又色彩斑烂的文明轨迹，体悟东方这个多民族国度的浓郁风情，目睹社会经济转型中民众的精神风貌。

在其62次赴华旅程中，35次为弗朗什-孔泰地区法中友协制定赴华旅游计划，然后交给旅行社操作，他自己为旅行团义务担任领队，不取报酬，仅其本人旅费由旅行社承担。他工作严谨细致，富有创意，为人诚恳，无私奉献，秉公办事，深受协会成员的爱戴。他的协会拥有数量众多的会员。自从创办弗朗什-孔泰地区法中友协和同年担任FAFC的秘书长，至今已经漫过了37个年头，而今跨入八十岁大坎了，仍在为协会和联合会操心忙碌。他总是亲自动手编写协会会刊，笔者看到他向法国人推介中医针灸术的那份热心，情不自禁地要把一张专刊封面用作本文的配图。

_{弗朗什-孔泰法中友协专刊封面。上写: 由于中医术对70多种常见疾病卓有疗效，而于201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阿兰带团在中国参观的景点景区多达781处！莫说京、沪、广及各省、区的首府，凡历代历史名城，华夏文明的古邑存迹，皇陵或考古发掘出的古墓或古文化遗址，无不列入他制定的旅游线路；凡风景名胜，名山大川，名湖奇潭，佛教石窟，名刹古寺，无一遗漏；新疆丝绸之路上的座座古驿城廓乃至通往中亚的山口关隘，前藏后藏连我们老旅游界人士都很少闻知的小镇，都留下了他及其团友的足迹；更不要说中国无数的博物馆、东南西北耸立至今的古塔及留名史册的边陲小镇、名人故居，还有特色工艺制作地或中国名货的原产地，风情浓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等等。他告诉我，他每年至少去中国一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

看了他洋洋洒洒的六十多次赴华线路，我真要说，在法国大概率无第二人，就是我们国人中，能踏访自己祖国如此多地方者，恐怕也是极为少见！

除了35次赴华是为其本协会服务，其余27次赴华，最多的是为法中友协全国联合会组团当领队，另有陪同贝藏松市市长赴华两次，其中之一是2010年5月，阿兰陪同该市长在上海世博会参加赠送雨果青铜雕像仪式。仅有一次阿兰只身赴华，那是2014年，上海市政府为了表彰他向上海市捐赠雨果半身青铜雕像的推手之功，向他颁发了一枚白玉兰银质奖章。

_{颁奖现场。2014年9月4日，上海市政府向22个国家50位对中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友好人士颁发玉兰花银质奖章，法中友协联合会秘书长、弗朗什-孔泰（地区）法中友协主席阿兰·卡波罗西（第一排右起第2人）即为受奖者之一。}

那么，卡波罗西先生是一位旅行家吗？是的，然又决非仅止于此。他到过的欧洲国家不去说了；亚洲国家中除了不丹和蒙古国，其他中国的邻国他都去过，日本、韩国、新加城去过多次；非洲造访了突尼斯和埃及。但最令人叹服的是他赴华多达62次，要不是新冠疫情的阻挠，他迈向华夏大地的脚步依然不会停止，追寻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永不停步。

他不懈地由华夏之古观中国之今，不割裂其历史演化，不强加西方人的价值观，将现实中国客观地介绍给法国民众，让法国人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华民族，一个渴求重新认识自己优良的文明遗产、正在努力克服自身不足、全方位蓬勃发展、谋求和平共赢的东方大国。他是一位执着于法中友好交流的民间大使，为了深化这个美好的事业年复一年地穿梭于法、中两国之间。

将雨果雕像送去中国

“法中友协联合会”（FAFC）总部设在里昂，联合会在全法国约有二十多个法中友协“分会”，它们的宗旨与联合会相同，并接受其指导，但均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自主运作。弗朗什-孔泰法中友协（AFC-AFC）即为其中之一，阿兰·卡波罗西既是AFC-AFC创办者，又任联合会的秘书长，无论在职业岗位上还是退休后，一直依托这两个组织辛勤浇灌着法中友谊的常青藤。   

法国大文豪雨果的青铜雕像，是怎样在上海与中国人民见面的呢？时光回溯，上海市政府曾议过一个计划，欲将徐汇区华山路更名为“上海戏剧大道”，并在此大道上安放20位世界级著名的戏剧家或剧作家的雕像。拟选的名单，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戏剧巨匠莎士比亚、莫里哀、雨果、歌德、易卜生、果戈理以及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等，并希望入选戏剧家的故国完成雕像后赠送给上海。

2005年，上海市对外友协向早已相熟的阿兰·卡波罗西披露了这一信息，阿兰获知非常兴奋。机缘巧合，贝藏松是雨果出生地，阿兰创办的弗朗什-孔泰法中友协的活动中心就在贝藏松，阿兰本人也久居贝藏松市。

1802年，在贝藏松大街140号楼宇的一个套间里住着法军的一名军官及其眷属。丈夫列奥波德·雨果在法国大革命时因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当上了军官，当时随部队驻紥在贝藏松，妻子索菲携一子一女随军，他们租了这个套间作为寓所。是年2月26日，索菲产下一男孩，父亲给新生儿起名维克多。列奥波德后来成为拿破仑的一名将军，而维克多最终成了法国的大文豪维克多·雨果。人们只需称雨果，便知是谁，雨果家族的姓氏荣耀全归了他。

雨果雕像赠送计划使阿兰与他的协会会员们欣喜，许多会员也居住在贝藏松，大家一至同意阿兰的提议：向上海赠送一尊雨果的半身青铜雕像。毫无疑问，这项工程需要一笔费用，那就本协会先行动起来，然后再与市府联系。第一步需找雕塑家，选谁捉刀关系到费用是否昂贵，阿兰的眼光落于女雕塑家娜赛拉•凯努（Mme Nacéra Kaïnou）的名字。又一个机缘巧合，娜赛拉在弗朗什-孔泰地区长大，毕业于贝藏松艺术学院，随即赴纽约艺术学生联盟学校进修，回到法国从事雕塑二十多年。此时她已根底扎实，订单不断。娜赛拉听阿兰说完颇感荣幸，想到作品要送往中国上海，内心不由得涌起一阵激动。双方一谈即拢，自然比找唯讲商业性的雕塑家更合阿兰之意。

阿兰办事细心，他与雕塑家、青铜像铸造厂、有关国际运输部门一一谈妥价格，要完成一尊雨果雕像并运往上海，预算总计需要三万欧元。在阿兰的倡导下，弗朗什-孔泰法中友协通过民主决议捐出五千欧元，那是其协会财务积累基数的一半。此举体现了全体会员崇敬雨果和对中国的友好情谊。

有了协会支付垫底的资金，阿兰便去叩市长让-路易·福斯雷先生办公室的门，向他介绍项目的来笼去脉，请求市政府支持，福斯雷市长表示这件事情很有意义。阿兰的申请报告被转交给市议会，后经市议会列入提案开会表决通过，从市财政预算里拨出了一万欧元。阿兰又去寻求赞助商，最后找到德固广告公司(J.C.Decaux)，后者愿赞助一万五千欧元，这样，创作、制作、运输雨果雕像的各项费用终于落实。弗朗什-孔泰法中友协、贝藏松市府、德固公司商定，以三方名义向上海市捐赠雨果青铜雕像。

2009年春，笔者在雕塑家凯努女士位于巴黎19区的工作室里看到了刚刚完工的雨果的粘陶塑像原作，高85公分，雨果眼光深邃，富有强烈的人格魅力。雕塑家从研究素材、构思、选择雨果不同的神态，到创作出她最中意的表情，至粘陶成像，耗时九个月。

雕像由粘陶变成青铜，需由专业的铸造厂实施。为此，阿兰选择了巴黎南郊已有160年铸造史的絮斯铸造厂，娜赛拉的雨果粘陶雕像运到了厂里。青铜像的制作步骤非常复杂，先要把粘陶原作进行翻模；随后制成蜡像；蜡遇高温化掉，形成石膏模；然后烘烧成型；再插合金液输管进行浇铸，合金液的原材料由铜、鍚、锌按比例合成；浇铸完后还要对青铜胎像作修补等。

简而言之，铸造厂制成青铜像需经过三道大工序：按原作制成蜡像，再将蜡像翻模进行青铜浇铸，最后有点像器皿上光似的喷“铜绿”，作用是使之长期保持不变色。

2009年10月14日，在铸造厂厂长的安排下，贝藏松市市长傅斯雷和中国驻法大使馆公使刘海星共同主持了“铜绿”工序启动仪式。笔者因收到阿兰预告，有幸见到了这不寻常的一幕。傅斯雷市长和刘公使先后致辞，前者由衷赞叹雨果雕像表现出的人格魅力，后者对雨果将远行东方接受中国人民的瞻仰感到欣慰，预祝中法友谊绵延不断。雕塑家凯努，法国汉语教师协会副会长、法中友协联合会会长拉巴（Alain  Labat），弗朗什-孔泰法中友协主席兼联合会秘书长卡波罗西等在场共襄盛举。

阿兰也以幽默的口吻发了言，我至今还记得他借用中国的一句名言说的法语：“le chemin est tortueux, et l’avenir est prometteur”。他发言的大意是，雨果雕像从第一个主意到今天在我们眼前，足足走过了三年，颇费周折，“道路是曲折的”；雨果雕像移居上海后，将受到中国人民的瞩目，所以“前途是光明的”。

大家注视着技师一边用喷枪烧热雕像一边使用涂料，那阵阵声浪与火星飞溅的闪烁，仿佛奏响了一首激越的旋律，为即将远行东方文明古国的大文豪雨果送行。

上海市府原冀望20座世界著名戏剧家雕像，彼时约半数目标得到落实，遂调整初议计划，将收到的捐赠雕像置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庭院里。阿兰·卡波罗西向上海市对外友协常务副会长汪小澍表示，希望雨果雕像先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亮相。汪表示完全支持。接着阿兰联系法国驻北京大使馆，后者给了他参展上海世博会的法国馆馆长的邮箱地址。

翌日，阿兰惊喜地收到法国馆馆长助理的邮件：“您提出雨果雕像在上海世博会展出，是个好建议。我下周从上海回巴黎，希望在我们办公室见到您与雕塑家。”。

一周后，馆长助理在法国馆设于巴黎的办公室接待了阿兰与娜赛拉。原来，法国馆负责人正踌躇雨果雕像立何处。三人当面商定，立在上海世博会法国馆的一个大阳台上最为合适，按计划要在阳台两侧开一家法式餐厅和一个酒吧，世博会开幕后人们去喝咖啡或品尝法餐就能见到雨果。

2010年5月24日，在上海世博会法国馆，由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赵雯女士主持了雨果青铜雕像的赠送仪式。仪式后，为这樁盛举出钱出力费心劳神的众位法国人士与雨果雕像一起在上海世博会留下了历史性的瞬间定格。

_{雨果青铜雕像赠送仪式上的法方人士历史性留影，上海世博会法国馆，2010年5月24日。}

_{AFC-AFC协会主席阿兰·卡波罗西（Alain Caporossi, 右一 ），}

_{雕塑家娜赛拉·凯努（Nacéra Kainou, 右二），}

_{贝藏松市市长让-路易·福斯雷（Jean-Louis Fousseret,左三），}

_{法国国民议会杜省议员彼埃尔·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右三），}

_{德固广告公司（J.C. Decaux）总经理Jean-Charles Decaux（左一）}

雨果雕像在上海亮相后，仅仅过了五个月，中国迎来了第二尊雨果青铜雕像，并安放于北京圆明园供人们瞻仰。

一百五十年前，北京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1860年，英法帝国主义联军攻入北京，为报复清廷，竟纵兵抢劫最精美的皇家园林、享誉“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然后放火焚烧。

西方人闻之狂喜叫好，一名法国上尉军官写信问当时流亡在英属根西岛的雨果，对这件事有何看法。雨果早知圆明园是东方的一个世界奇迹，闻听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感到无比愤怒。雨果毫不迟疑地以犀利的文字回复，斥责英法联军的恶行：“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一个掠夺，一个纵火。似乎获得胜利就可以当强盗了……所谓伟大的功勋，意想不到的发财。一个胜利者塞满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另一个马上把一个个保险箱装满。于是，他们手挽手地笑眯眯地回到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雨果直截了当地指控：“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我们眼里的中国人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干的好事。在历史面前，一个强盗叫法国，另一个强盗叫英国。我抗议！”

感谢雨果为我蒙受屈辱的中华民族伸张正义！在当时的西方，少有他人有此作为。雨果不仅是世界闻名的小说家、才华横溢的戏剧家、诗人和画家，还是一位充满浩然正气的人道主义斗士。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向法中友协联合会建议，在圆明园蒙难150周年之际，为圆明园竖一尊雨果半身青铜雕像。这个建议当即获得了法中友协联合会的热烈回应，会长拉巴和秘书长阿兰很快行动起来。据阿兰透露，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和法中友协联合会共同出资，由后者根据娜赛拉雕塑的雨果半身像原作再委托铸造厂铸成第二尊青铜雕像，运往北京。

2010年10月16日，来到中国的第二尊雨果青铜像在圆明园举行了充满象征意义的赠送仪式。前往参加揭幕仪式的法方人士有阿兰、拉巴、娜赛拉。现在只要你去圆明园参观游览，你就能看到雨果的青铜雕像，大文豪兼正义斗士热爱人类文明遗产、不畏强暴的精神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弥怀。

笔者获悉，上海市府最终收到9座外国戏剧家青铜雕像，其中法国有雨果和莫里哀，莫里哀的雕像由法中友协联合会参与赠送。在法国雕像之前按先后顺序落户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戏剧大师们大致如下：印度的迦梨陀娑、意大利的哥尔多尼、挪威的易卜生，德国的歌德和布莱希特、俄罗斯的果戈理、美国的格莱斯顿·奥尼尔等。2014年5月8日，上海市对外友协为雨果青铜雕像正式落户上海戏剧学院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式。法中友协联合会主席拉巴和身兼秘书长与弗朗什-孔泰法中友协主席双重职务的阿兰·卡波罗西，专程前往上海出席揭幕仪式，代表法兰西文化见证了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动人一刻。

戴高乐塑像来到中国

2013年4月，法国时任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北京，他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翌年春季回访法兰西。

阿兰·卡波罗西获悉此信息后，生出一个大胆的念头。他想起娜赛拉·凯努的一座戴高乐将军的“粘陶”胸像，去年就在贝藏松展出过。

_{娜赛拉·凯努2012年雕塑的戴高乐粘陶胸像原作，高40公分。}

阿兰向她提议，趁来年中国国家主席访法之际，向他赠送戴高乐将军的胸像。主意划出一道闪光，娜赛拉欣然同意。这位女雕塑家的两尊雨果青铜雕像已在中国沪、京两地“落户”，她的中国情结也因此大为浓郁。

1964年1月27日，法中两国正式建交。在法中建交五十周年之际，向中国国家主席赠送戴高乐胸像，即是向中国表示法中友谊的连续性。阿兰内心激动的同时也不断提醒自己，要将主意变成事实，必须抓住天赐良机！

阿兰作为法中友协联合会秘书长，与雕塑家谈妥后，禀告主席拉巴先生。后者认为这个想法符合组成联合会的二十多个法中友协的共奉宗旨，便迅速将计划通报给诸友协，获一致赞成。

一系列的运作，经过多方沟通，使计划一步步推向明朗，法国外交部决定：出自雕塑家娜赛拉·凯努之手的戴高乐将军的粘陶胸像原作，将作为国礼，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春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之际，由法国总统奥朗德当面赠送。为此确定，法中友协联合会是该项计划的唯一实施者。至于雕塑家的报酬，理所当然由总统府承担。

_{2014年3月27日，在凡尔赛宫当年戴高乐将军办公室里，奥朗德总统向习近平主席赠送了一份国礼―珍贵的戴高乐粘陶胸像原作。}

法国总统向中国国家主席赠送戴高乐将军陶粘胸像原作，是对法中建交的最好纪念，表达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当晚，奥朗德总统在凡尔赛宫的王家歌剧院为习主席举行音乐会，雕塑家娜赛拉·凯努和弗朗什-孔泰法中友协主席兼法中友协联合会秘书长阿兰·卡波罗西，荣幸地应邀出席。

戴高乐将军生前未能实现他访问中国的愿望，逝世44年后，他的雕像搭乘中国国家主席的专机前往北京。从此，广大民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国礼陈列室就能赡仰这位法兰西伟人的风采。对于法中友协联合会，促成此事，是它为发展法中友好事业，迄今所作的最卓越的贡献，而阿兰·卡波罗西不仅是首倡者，更是实现计划的不懈推手。

如今，雨果青铜雕像和戴高乐将军粘陶原作塑像，已在京、沪两地受到中国人民的瞻仰，同时向中国民众传递着法兰西人民的友谊。在此，笔者对于完成这三件佳作的雕塑家，也一定要略陈笔墨。

笔者是在雕塑家设在巴黎十七区的工作室里与她相识的。看到她工作室四壁一层层架子上密密的雕塑作品，感悟到她对艺术的孜孜追求。塑像的脸庞表情是主人公人生剧本的一种凝聚，心灵诗歌的结晶。她用雕塑工具在粘陶胶泥坯上一刀刀地切、填、补、削，仿佛在书写主人公的传记。她雕的作品很多，这里略举两例她较早的代表作：Claude Nicolas LEDOUX，法国十八世纪的著名建筑师兼画家；Théodore MONOD，二十世纪法国博物学家、撒哈拉沙漠探险家。就在阿兰向她建议将戴高乐粘陶胸像赠与中国国家主席的2013年，娜赛拉获法国“艺术和文学骑士”勋章，2014年获得“法军官方画家―艺术家”称号，2019年又获“法国空军和太空画家―艺术家）”称号。2022年1月1日她获法国晋颁“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执着于法中友谊的园丁总是乐于播撒种子。八十年代，复旦大学曾有位理科研究生盛云龙在法国著名的贝藏松天文台攻读天文光学博士学位。我在沪与其相遇，盛说起一事十分感动。83年11月他在贝藏松遭车祸，致他轻度脑震荡，住院十日基本愈痊后，被热情的阿兰夫妇接到家里继续调养住了好几天。

随着贝藏松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还有一些华人商家落户贝藏松及周边城市，阿兰的协会与法国东方华人协会共同策划，为举办中国新年联欢会，早早择定春节前某个周五，并向市府商借举办大型活动兼备厨房与大餐厅的一个文化场所。然后分头向各自的会员发通知，留学生方面则准备歌舞等文娱表演节目。到了那天，华人餐饮商家入内打理来宾自助餐；中国留学生操办剧目表演。双方的协会成员纷纷参加，还有成员邀请的亲朋，致大厅爆满。弗朗什-孔泰大区和贝藏松市府的官员、贝藏松大学校长等负责人、中国驻斯特拉斯堡历任总领事及随行小组、新闻媒体记者等等都应邀光临，法中嘉宾济济一堂，这是相互沟通的最好机会。

而有关办理这一切的行政手续和对外联系，均由阿兰全力以赴，亲历亲为，他是春节大联欢活动的总操盘手。二十多年来这项活动除了近两年被新冠疫情所阻，每逢春节必办，大获贝藏松官民两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在弗朗什-孔泰，le Nouvel An chinois一词（中国新年）已成为广大民众耳熟能详的一个名字。

夫人伊尔玛辅助阿兰一起走过了法中友好交流的漫漫长路，不幸罹患癌症经多年治疗，最终回天无力于2016年离世。伊尔玛也是我的老朋友，我专程从巴黎去贝藏松参加她的遗体告别仪式。当我走进殡仪馆广场时，看到前来吊唁者足有两百多人。不仅他的协会成员，还有市府官员，我也看到一些中国人面孔。仪式结束，远道而来的来宾被安排在一家大餐馆用午餐，中国人坐了两三桌。我与中国驻斯特拉斯堡总领事何彦军同桌，席间交谈可感，中国驻斯市总领馆和在法国东部的华商们对阿兰都相当熟悉。我心中暗思，人心里都有杆秤，阿兰孜孜不倦于崇高的友好事业，他遇到丧偶变故，你看多少人去表示哀悼，捧上一掬真诚的关切之情，国之交，在于民啊！

他女儿赛丽娜是中学历史教师，一家人居住在另一个城市，平时逢节假日才能来探望老爸。妻子故世，阿兰鳏居，他把余下的时间与精力全都贡献在协会的工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