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杲炘：译界“另类”

引子

_{黄杲炘近影}

也许想子继父业吧。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父亲，后来成为从事结构专业的工程师，希望儿子从事建筑设计行业。一九五四年，黄杲炘考入上海同济大学，他满心想，将来画画房子的结构，成为一名建筑师。不料，学校统一划分专业，他进入到“给排水”班。之后，兴趣使然，自学翻译，一路坎坷走来，终成一代翻译大家。先后出版译著《柔巴依集》《华兹华斯抒情诗集》《丁尼生诗选》《英国抒情诗》《美国抒情诗》《坎特伯雷故事》、蒲柏《秀发遭劫记》， 以及长篇小说《鲁滨孙历险记》等二十多种，另有《英诗汉译学》《译诗的演进》等多部翻译论文集。首创“韵式、诗行顿数和字数”三兼顾的格律英诗的汉译方式，被译界和读者称奇，在英诗汉译中成为独树一帜的“另类”。其中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坎特伯雷故事》，曾以最高票数获得第四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上外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英诗汉译学》，获中国大学出版社首届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

_{《英诗汉译学》书影}

_{《坎特伯雷故事》书影}

因《柔巴依集》而改变了人生

黄杲炘是上海浦东人。因父亲的工作关系，他一九三六年出生在南昌，以后在北京等地上过四、五所小学，后在苏州读东吴大学附中和苏州中学，再回上海，共读了三所中学。在中学时，有了爱读闲书的习惯，在东吴附中，他读过多种《霍桑探案》等书，而此书作者程小青正是语文课老师，由此他更爱上语文课，却从没想过以文科来从事自己的终生职业。不巧的是，高考前，他因眼疾摔断右臂，拆了石膏又第二次骨折，只能用左手参加高考答题，考分自然就吃亏了。再加上考前借到一部《基度山恩仇记》，因要限时归还，只得抓紧时间看。复习迎考就只剩十余天了，这也是高考成绩不如意的因素之一。不知当年大学里是否按考分来分配专业，反正他安排到“给排水”专业。这也是建筑工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小到一个家庭，大到整座城市，都需用水，用水后总要排水，这个水循环工程，就是他所学的专业。如果人生按此走下去，他毕业后就是一名“给排水”工程师。但历史没有“如果”，却有许多意外或巧合。在赴同济上课前，母亲忽然要他动一个手术，切割扁桃腺。因此，到校上课，比同学迟了一星期。上课讲义没有拿到，上的课他非常陌生，几何、测量学、高等数学，半途听起如坠雾里，他实在提不起劲。这时，他查出了自己的眼病，专用名词叫“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就是说，看前方是管状直线的，没有左右视野了。这是一种导致色盲率最高的眼病。因此，眼科医生对他父母说：别让他念书了，到农村去，经常看看绿色。也有医生说，先把大学读完再说吧。这样，黄杲炘才得以继续就读。五年制大学读到四年级了，可能他不追求上进吧，莫名而来的“反右补课”中，被人“揭发”，就把他给补进去了。一九五九年，他被送到青浦农场劳改。管教队长说，黄杲炘的批判会就不要开了，他没什么缺点，就是有点自命清高。黄杲炘知道，就是自己平时自由散漫惯了。因眼疾，农场准许他回上海。回家后，街道安排他进了一家机电厂做临时工，后来进资料室，做些机床资料的整理工作。转眼到了八十年代，工厂附近的上海科技大学招聘，他虽非外语科班出身，但通读一篇外文，就顺利过关了。这英语底子，还是中学时打下的。

这就说到了他翻译的《柔巴依集》，事出偶然。还在“文革”时期，家中被抄，无书可看，只能靠借阅苦度时光。他偶然借到两本英文原版书，闲时看看，忽然就发生了兴趣。这书就是菲茨杰拉德的《柔巴依集》，诗句很美，也很短，每首只有四句，且相对独立。这对初学翻译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且，从哪首译起都可以，译时可不露声色地在心中琢磨，从时间和空间来说，在特殊年代，都很有隐秘性。

很快“文革”结束，黄杲炘已全部译完这本诗集。适逢国家领导人出访伊朗，报上在介绍该国古代文明时，提到了莪默·伽亚谟《鲁拜集》，黄杲炘觉得这与其翻译《柔巴依集》的发音颇像，可能出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汉译。就去图书馆查阅，一查便吃一惊，原来是郭沫若的新印译本《鲁拜集》，初版早在二十年代即问世。起初，他觉得名家翻译在前，自己的翻译几乎徒劳了。但仔细阅读，发觉两者时跨六十余年，译法也颇为不同。当初我国新诗创立不久，郭沫若是代表诗人，新诗写得浪漫潇洒，其译诗也显得口语且自由。黄杲炘则严格地按原诗内容和格律，一一对应译出。他后来读到我国维吾尔诗人克里木·霍加对新疆少数民族传统诗柔巴依的介绍，感到这与《鲁拜集》诗体更相似，于是，决定将译著取名《柔巴依集》。

不久，他把仅有一百零一首四行诗的译稿，投给专门出版外国文艺作品的上海译文出版社，资深翻译家方平、吴钧陶等审阅后觉得，译著很有特色，可列入出版计划。同时，译文社创办伊始，急需外文编辑人才，请他加盟，双方一拍即合。从此，黄杲炘毅然放弃已经考取的科大外语部教职，一脚踏进译文出版社之门，担当起英文编辑和相关翻译工作。

再说《柔巴依集》。这册薄薄的译诗集出版后不久，被作家王蒙知道了，他询问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朋友，此书上海还能找到否，编辑辗转找到他，就赠送了王蒙一册。王蒙为何感兴趣，因为他有新疆生活的体验，更因对维吾尔民族民间歌谣的熟悉和喜欢。他藏有乌孜别克文的柔巴依手抄本，其与维吾尔文相近，所以他能阅读，感叹“格律之严格与比喻之奇特令我叫绝”，还译出三首寄给黄杲炘。他一看，这样的韵式和字数，正是自己译柔巴依的特色。接读来信，黄杲炘深有知音之感。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是柔巴依故乡之一，与伊朗、土耳其、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将柔巴依一路汇聚到波斯，出版了波斯文。再传到英国，由菲茨杰拉德译成《欧玛尔·哈亚姆之柔巴依集》，先后有五种版本。可见，其中有着一脉相承、同根共生的关联。郭沫若根据菲氏第四版，用白话诗全部译出一百零一首，于一九二二年发表在《创造季刊》上，后冠以《鲁拜集》书名，于一九二四年出版。很有可能，郭沫若当年不知道“柔巴依”一说，所以译成与原文发音有些差异的“鲁拜”。

一九八二年，黄杲炘根据菲氏第一版，翻译出版自己第一部译著《柔巴依集》，此书距郭沫若发表的译稿，相隔已是一个甲子六十年。而首次冠以《柔巴依集》的书名，出版至今正好又是四十周年，这部名著介绍到中国，整整有一百年的历史。

_{黄杲炘译《柔巴依集》书影}

首创英诗汉译“三兼顾”方法

从译《柔巴依集》开始，黄杲炘就对自己的翻译提出了较为苛刻的要求，那就是遵循原作内容真实的前提下，要兼顾其韵式、诗行顿数和字数的相对对应。这就是他后来总结的格律英诗的汉译“三兼顾”原则，在翻译界引起普遍称赞的热烈反响。

先看郭沫若根据菲氏第四版译出的《鲁拜集》第一首：

原文：

Wake!For the sun who scatter’d into flight

The Stars bofore him from the Field of Night

 Drives Night along with them from Heav’n ,and strikes

The Sultan’s Turret with a shaft of Light

译文：

醒呀！太阳驱散了群星，

暗夜从空中逃遁，

灿烂的金箭，

射中了苏丹的高瓴。

对照原文可以看出，郭沫若主要是意译，根据内容，以他写自由体新诗的笔，译得随意随心，自由自在。也许当时新诗刚创立，还不成熟，译诗就更难免语言生硬，有时还有些费解，这是不能苛求早期翻译家的。毕竟，郭译是我国第一次正式出版的柔巴依译本，具有开山之功。

再看黄杲炘根据菲氏第一版译出的《柔巴依集》第一首：

原文：

Awake! for Morning in the Bowl of Night

Has flung the Stone that puts the Stars to Flight:

And Lo! the Hunter of the East has caught

The Sult’an’s Turret in a Noose of Light

译文：

醒醒吧！黎明已在黑夜的碗中

投进那石球，叫星斗飞离天穹：

看哪！那东方猎手的光明之索

已经把苏丹的塔楼稳稳套中。

这样的翻译，除了保持内容的真实外，更注意的是原诗的格律形式，保留了与原诗相同的节奏和音韵。因为，英国人引以自豪的诗歌历史，正是各种格律诗占主要地位的历史，各个时期的名篇，都是由与该时代相应的格律形式写成的。这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光彩，它不仅反映了诗歌的时代特征，也呈现出诗人风格、作品特色。

因此，黄杲炘认为，格律英诗汉译（包括其它语种的外国格律诗翻译），在固有的诗行字数内，可使译文中的顿数与原作中的音步数相契合，也就是兼顾了译诗“外观形式的整齐性”和“节奏的整齐”。每首诗限定每行十二字的情况下，做到每行五顿，以与原作中由十音节构成的五音步相合，同时，还让四行诗中的一、二、四行押了尾韵，富有音韵之美。这就是黄杲炘独创的英诗汉译中，将韵式、诗行顿数和字数“三兼顾”的原则。

为何要采用这种方式译诗？黄杲炘起初自已也说不清。他只是觉得，这样译诗，可以译得更尊重原作，更体现原作的风格和神韵。他记得，当年与弟弟黄杲昶有过一次奇特而有趣的“对抗”赛。

在七十年代吧，那时他在工厂打杂，与同样喜欢外国文学的弟弟黄杲昶谈起诗歌翻译，弟弟喜欢用英文创作诗歌，哥哥认为这是以一己之短，去取悦别人之长，吃力不讨好。而弟弟认为，诗是不能译的，他用英语写诗，有的诗则用汉语也无法妥贴地表达意思。双方谁也否定不了谁，谁也说服不了谁。怎么办？就想出一个都能接受的办法：弟弟用英语创作一首诗，他翻译出来，如满意，说明哥哥言之有理，如不满意，证明弟弟所言没错。

不久，弟弟写来一首《自然与人生》，内含“春、夏、秋、冬”四首莎士比亚式的十四行诗体。黄杲炘一看便傻眼了：没有想到弟弟会写出这样严谨的英国格律诗，他还是第一次见中国人用英文写这种诗体。既然“约定在先”，只能背水一战了。他尽力把原诗的意思表达出来，让原诗中的每个实词在译文中得到落实，在格律上也对应原诗，采用原作韵式，行数与每行诗中的节奏都与原作相一致，即每行诗中含五个顿，对应原诗中的五音步。经过反复试验和修改，这春、夏、秋、冬的四首十四行诗，按每行十二字五顿的要求全部译出。这篇译诗，不但经受住弟弟挑剔的审视，得到他的充分肯定，而且改变了他对译诗的偏见，特别是对译诗中汉语的神奇运用，有了新的感悟。

这次兄弟俩关于译诗的一场PK，是一次诗人与译者的“对抗”，其结果使黄杲炘感到，诗是可译的，译诗可以达到与原作尽可能的对应，并得到原作者的认可。这给了他莫大的信心，决意把这种译法持续下去，不断摸索提高，形成自己的一种译诗特色。

之后，黄杲炘的译诗热情高涨，尤其是从八十年代初调到译文出版社，出版《柔巴依集》后，他相继翻译了包括三位英国诗人的最早汉译本，即司各特的《末代行吟诗人之歌》《华兹华斯抒情诗选》和《丁尼生诗选》，以及蒲柏《秀发遭劫记》。此外，凭兴趣译诗，读到喜欢的诗歌原作，说译就译，这样的“散译”作品，不断增多，加上各种译诗累计达六万多行。他尤其喜欢英汉对照本，认为这是最能衡量一个译者对原作从内容到格律的翻译水准。这样的译本，他一共翻译出版了二十八种之多。

这些以“三兼顾”为翻译原则的译著，得到我国著名翻译家屠岸先生的大力赞赏，书信往来，都是满满的称赞之词：“您是我敬佩的英诗中译的翻译家，您有视力障碍，却能克服困难，翻译了那么多英语诗歌，而且总结出您译诗的经验。您真了不起！请您理解我，我是不随便‘恭维’人的，只有我真正佩服的人，我才说出我的心里话”。

从译诗到漫漫研究之路

译路漫漫，而研究翻译的路更其漫长。

其实，黄杲炘的“韵式、诗行顿数和字数”三兼顾译法，一开始是非常孤立的一家之言。为了证实自己三兼顾译法的可行性，他撰写了不少专题论文，首先，就从成功之译《柔巴依集》开始。在翻译时，他没有读到郭译《鲁拜集》，如果知道了，很可能此事就“黄了”。后来，得知郭沫若翻过此书，才开始关注。却看到有的文章搞错了郭译原作，译文与原作对不上号，转而说“郭译抓住了原诗的风韵”。有的对原作穿凿过深，有违译诗常理，却把无误的译诗“叫什么文学翻译啊？”于是，针对这些质疑和误解，他写了《从“鲁拜”谈到“柔巴依”》，发表在《中国翻译》一九八七年第二期上，这是他在专业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翻译论文。文中，客观评说了郭译《鲁拜集》，指出这不但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柔巴依”的译作，也是现代文学翻译史上第一本诗歌译本，其功劳是无人可比的。时代在进步，许多事无法类比。至于自己所译《柔巴依集》，有不少偶然性，也有传承和学习借鉴的过程。从而自开译时便意识到，外国格律诗的翻译要译出内容外，还要注意韵式、诗行顿数和字数罢，以后才归纳成“三兼顾”译法。他在自己的译诗实践中体验到，在他之前的其它英诗汉译中，没有他的这种翻译方法。而从胡适、郭沫若等白话译诗发展以来，结合朱湘、梁宗岱讲究字数译法，以及孙大雨、卞之琳讲究顿数译法，确实可将两者加以“兼容”，以显现更好翻译效果。

之后，他看到钱锺书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两位外国诗人的“诗不可译论”，说“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又说“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而且，这诗不可译的论调，在国内翻译界还相当有市场。黄杲炘认为，这似乎言过其实了，只要解决好格律问题，诗未必不可译。为此，他先后撰写两文，予以论述，即《诗，未必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兼论汉语在译诗中的潜力》《诗歌翻译是否“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兼论汉字在译诗中潜力》，文中，他分别以这两位外国诗人的作品为“突破口”，来证明不少诗是可译的。从中，也可看出，他对我国的母语，充满信任也充满感情。文章在《外国语》和《现代外语》上发表，获得译界同行的赞同。

此后，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并结集成他的第一本论文集《英语诗汉译研究——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这也是国内第一本关于译诗的论文集，主要讨论诗的可译性和如何译的问题，要证明诗的可译，就要解决形式问题，因为无论内容译得多么真实、妥贴，但反映不出原作的形式，即神韵、风格，就出现“诗不可译论”的理由。因此，译诗就要想办法移植原作格律，而“三兼顾”的译法，不仅合理而且可行，它作为一种迄今要求最严格的译法，为译诗带来了新的可能。

_{论文集《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

针对译界对“三兼顾”的一些咨询和质疑，黄杲炘觉得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对主要问题逐一撰文予以解答和阐述，这些论文，汇编成《译诗的演进》一书，他想通过介绍“三兼顾”译法的合理可行，使更多有志于英诗汉译的译者采用这种前所未有的译诗标准，来提高白话译诗的门槛和层次。

因为眼疾的困扰，他感到无论译诗还是论述，都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他把所写各种论文，在五年前结集出版了第三本论文集《译路漫漫》，百余篇文章的主题，仍是苦口婆心地强调，译诗在准确反映内容上如能做到基本准确已属不错，因为内容包罗万象，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达，很难做到“尽善”。但在千变万化的原作格律形式上，仍有其一致性，规律性，至少能在形式美上，一步到位做到“尽美”。而第四本论文集《拾零集》也已编就，这可能也是他的最后一本论文专著了。

如此说，黄杲炘不仅是英诗译家，也是深研英诗汉译理论的学者。著名外语教育家、翻译家陆谷孙教授在其高级职称评审的推荐表上写道：“黄杲炘的译诗实践和理论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已开始形成体系”。

三年前， 我在《东方翻译》杂志上，忽然读到黄杲炘的《告别翻译》一文，心里咯登一下：黄老师要封笔啦！他写道：“作为被眼科绝症纠缠一生的‘半路出家’者，译出的《柔巴依集》打开了我的译诗之路，让我在译道上跋涉奔波的下半生过得比较充实。如今，眼病情况让我觉得‘收摊’时间已到，我不得不与之告别，确实不舍”。在他告别译坛之际，有出版社列出计划，准备推出他的全部译著共二十四卷，这让他感到在八八“米寿”之年，四十年的翻译成果有个“大团圆”的幸运！同时，他正在完成最后一桩心愿，面临双目几近失明的困境，在夫人张人丽的帮助下，他口译口述，把四大外国寓言译写成寓言诗，专门给我国少年儿童阅读，即《少儿的伊索》《少儿的莱辛》《少儿的拉封丹》《少儿的克雷洛夫》，届时集中推出后，将以最新的翻译成果，为我国译坛再添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