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坛名家的交往——老编琐忆 （上）

1979年12月《羊城晚报》筹备复刊，我申请调来报社得到批准，担任《花地》文艺副刊编辑二十年，与全国许多著名作家和中青年作者有着广泛的联系。1999年退休后，离开了自己所热爱的文艺园地，有了充裕的时间写作，还花了几年工夫，编了一本45万字的作家书信集，名曰《花地飞鸿二十年》。闲暇之余，一些难忘的往事仍常常浮现在脑际，于是断断续续记下若干名人朋友的轶闻、趣事。文章长短不一，似信手拈来，宛如小品短章，亦庄亦嬉，雅俗共赏。相信亲爱的读者也许会喜欢看看吧？

冰心的两封信

冰心闻名久矣。她的名作《寄小读者》，在我年幼的心灵里留下难忘的印象。在我的心目中，冰心人如其名，冰清玉质，高雅圣洁，宛若天边一颗璀灿的星星，须仰视方可见。我去拜访她时，心存一种爱戴、敬畏之情。然乍一相见，却出乎意料，竟如老奶奶般亲切、慈祥，平易近人。

1987年秋，我到北京组稿，由《人民文学》副主编周明陪同，前往中央民族学院教工宿舍拜访著名作家冰心先生。周明告诉我，“冰心由于年纪大，一般人她都婉拒，她欢迎你去，你真幸运呵。”我真高兴能如愿以偿。下午两时，周明坐着一辆小车来了。上车后，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冰心老人近来身体尚好，87岁高龄的人了，至今还在写。她对散文创作可关心呢，去年《散文世界》亏本，经费不够，想向她借点钱应急，她满口答应，后来没借，刊物的经费靠其他办法解决了。”停了一会儿，周明带点神秘的眼色又说：“冰心打电话把我叫去，原来她在为自己安排后事哩。她对我说：‘我已写好一个遗嘱，锁在抽屉里，谁也不给看，等我死后再公开。’她的遗嘱到底写了什么，至今还是一个谜。”

怀着浓厚的兴趣，听周明继续往下说：“冰心接着告诉我，她一生积蓄了几万块稿费，她要捐献出来，作为繁荣、发展我国散文创作的基金。我一听，忙说：冰心先生，这确实是太多了！您应该留下一笔给孩子们，不能全部拿出来呵。她说：‘孩子们都有工作，他们会靠工资过日子。当然，我也会留下一点给他们的。’我见老人的态度很坚决，也就不好多说了。”

冰心的行动，使我深受感动。她主要是写散文的，篇幅小，一篇能得多少稿费呀。出书的稿费也不会很多的。我感慨地说：“冰心的心灵真美，精神境界真高！”“是的，”周明说，“冰心勤勤恳恳写了一辈子，可她却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她对官呀、名呀、利呀，一切都不看，都不计较。她很喜欢诸葛亮那两句名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其实这正是她一生的写照。”听了周明的介绍，使我心中对这位尚未见过面的老作家平添了几分敬佩之情。

小车徐徐驶进中央民族学院教师宿舍区。下了车，周明引着我来到一幢普通的楼房门前，登上3楼，按了按门铃，出来迎接的是冰心的女婿陈恕。过了片刻，一个身材矮小、头发斑白的老太太，双手扶着一个“助步器”慢慢地走过来了。她身穿一件蓝底花格子薄衫，一条黑绸裤，脚穿一双黑布鞋，显得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这就是冰心先生。周明把我介绍给她认识，我握着老太太温软的手，向她问候，然后搀扶着她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恭恭敬敬地递给她。冰心侧过脸来凝视着我，亲切地问：“你来看我，有什么要求吗？”我说：“冰心先生，久仰您的大名，今天见到您非常高兴。我特来请您给我们写稿。”接着，我半开玩笑地说：“全国许多老作家都在我们报纸上发表过作品，就差您一个啦！”

“哦，那好。不过我欠的文债太多，一下子拿不出来，以后有新作时再给你寄去吧。——你看，写什么好呢？”老人满有兴趣地问。我不假思索便说：“题材没有限制，讲究艺术风格多样化。比如，写些往事的回忆就很好。”周明插话：“冰心先生正在《中国作家》刊物上连载《关于男人》，是写她的老伴吴文藻教授和其他亲人的。写得很好。最近她在《人民文学》第7期也发表了一篇散文。这些都是回忆性的文字。”

冰心老人热情爽朗，思路敏捷，谈吐幽默，毫无架子，使我没有拘束感。我们天南地北地聊着。周明指着墙壁上挂的一副条幅介绍说：“这是梁实秋先生写的。梁先生是冰心的老朋友，十年动乱时，他以为冰心被‘整’死了，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写得很动人。后来知道冰心还健在，就把文章寄来了，闹了一场误会。”我打趣说：“历来都是人死了，才有人写悼念文章的。冰心先生这一回倒是例外，生前能够读到百年以后的文章，真幸运啊。”

“我已经死过4次了！”冰心也风趣地说，“在抗战时期，有人以为我被日本鬼子杀死了，其实我没有死。到了重庆，在解放战争时期，外面又传闻我死了，我不是还活着么？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对我留在大陆十分不满，又造谣说我死了，我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谣言不攻自破；‘文革’时期，许多人以为我和老伴都给迫害死了，当时我们虽然忍辱负重，但还是咬紧牙关活下来了！……”我不禁为冰心老人的顽强意志而深深感动！

聊了一个多钟头，我悄悄地问周明：“我想同老太太合照张相留念，不知她愿不愿意？”周明便询问冰心，她爽朗地回答：“可以呀。咱们一边谈，一边照相，这样比较自然些。”于是，我稍略靠近冰心老人，由周明的儿子持相机为我们拍了两张。我和周明坐在冰心两旁也照了一张。回到广州，冲洗出来一看，效果甚佳。我当即将照片给冰心先生寄去，并再次向她约稿，这便有了冰心第一封信的答复——

振环同志：

来信及相片两张均收，十分感谢。

承嘱写稿，得暇，当即写寄，只是一时无话可说。

北京已下雪，广州想仍暖，望珍重！

冰心

十一，一，一九八七

信，虽然只有寥寥数语，特别是后面三个字“望珍重”，是慈祥的长者对后辈的关怀和叮嘱，使我内心感到非常温暖。

冰心先生并不爽约，过了一些时，她果然先后托周明给我寄来两篇稿件：一是散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为纪念周总理而编辑的一本书《天上人间》所写的序。

冰心老人晚年所写的文章都很精短，往往三言两语便把复杂丰富的思想内容表达出来了。要做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决非一日之功。

大约过了两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喋血东江》、散文集《寻觅芳踪》相继出版。我特地给冰心先生各寄去一册。不久便收到她的第二封来信。

振环同志：

两信和大作及报纸早收，稿酬亦拜领。因我近来得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很费力，只有等好点时再看看。匆祝

新喜！

冰心

一，廿七，一九八九

冰心老人由于身体不好，从此没再来稿。我只好在逢年过节，通过周明向她表示诚挚问候。1999年2月28日，冰心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周明于第一时间将噩耗告诉了我。我觉得心情无比沉重。中国又失去了一位“五四”以来蜚声中外的文学大家。一瞬间，冰心离开我们21年了。时光可以一天天流逝，但我一直忘不了冰心老人凝视我时那么慈祥而又亲切的眼神……

给巴老写过一封信

作为一名文艺副刊编辑，致信作者，希望组到好稿，那是名正言顺、无可非议的。但对于巴金先生，我是不敢贸然给他写信的。他德高望重，是个大作家，且身体不好，我就不好去打扰他了。但有一次纯属例外，我还是斗胆拿起了笔。

1995年6月，姜德明先生给我寄来一篇文稿：《西子湖畔访巴金》，近四千字。我马上放下其他稿子，拜读一遍，觉得甚佳，很快便全文照发了。他在文章中披露了巴老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和说过的话，比如：巴老卧病吸氧。“原来巴老不同意吸氧，大家都着急。经过医生和家人的劝告、解释，说明吸氧只是为了解决脑部的供血不足，并不是什么抢救措施，最后他才同意了。”关于藏书，巴老对姜说：“除了唐弢以外，大概你藏的新文学书最多了。”姜说：“不行，不行，我差远了。”还说，巴老关心唐弢的藏书会不会交给现代文学馆，这是他最盼望的一件事。因为有了唐弢的富藏，文学馆就等于有了“半壁江山”。关于现代文学馆的兴建以及巴老的最新消息，借用萧乾的话，用“稳定”两个字来概括巴老的病情。 

姜德明还带着极为惊讶和感激的心情，说到巴老为他编的《十年一梦》增订本写序的事——原来，《十年一梦》是1986年姜从巴老的《随想录》等五本书中选出来的，内容以提倡“说真话”和解剖自己为主，先后印行了两版，每次都有几万册之多。最近出版社要重印此书，希望巴老能为增订本说几句话，哪怕几十个字也好，或者请巴老口述由他人记录，但巴老不喜欢别人代笔，那天他出乎意料，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便写好了。全文如下：

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

我受尽了折磨，滴着血挨着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着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萧珊。梦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扑来。

在痛苦难熬的时候，我接连听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的。梦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

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巴金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我读完这篇文章，深感巴老是“讲真话”的典范之一。于是情不自禁就给巴老写了一封信：

李小林同志转

尊敬的巴老：

您好！我是羊城晚报文艺部编辑，姜德明同志寄来一篇题为《西子湖畔访巴金》的稿子，我马上拜读。特别是文中披露了您为他编选的《十年一梦》写的一段文字，使我非常高兴，也很感慨！近几年已很少见到巴老您的新作，这次我有幸见到，怎能不感到极大喜悦！？

这段文字相当精彩，……您在文中谦逊地称自己不是“勇士”，依我看您是个名副其实的坚强的勇士！因为在如此残酷、如此漫长的煎熬中，要想活下来，没有坚定的信念无论如何是不成的。多少人只好靠自杀来结束一生，以示对它的愤怒和抗争！

尊敬的巴老：姜德明同志此稿，我是全文照发的，以便让广大读者知道您的近况，而感到欣慰、放心。

您是高龄老人，我不能向您约稿，以免影响您的健康和休养；当然，如有过去未发表过的书信序跋之类的文字，可否请小林给我寄来，以光《花地》版面？

衷心祝福您健康长寿！

万振环

1995年8月2日

事后，巴老果然通过小林给《花地》寄来一些适合报纸副刊用的短稿，如译文，还有他自己写的一些短文。这对于光耀《花地》版面，那是不言而喻的。

萧军的“硬骨头”

1992年底，我准备明年在《花地》开设一个“作家信箱”栏目，专门发表作家与作家、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书信往来。这是散文的一个品种，我想尝试一下。没多久，收到作家杨佑田一篇稿，原来是著名作家萧军写给他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佑田同志：

您二月（？）十六日发来的信，直到昨天（三月二十二日）才转到，而且被别人拆封了。

您发信的日期究竟是二月十六日呢？还是三月十六日？如果是“二月”……到今天已经一个多月了。耽搁得太久了，这一定使您等待得很不愉快，也许会“骂起街”来。

为了争读一本刊物，竟排起了队，吵嘴，以至动武……这一方式虽然不太好，但从另一面来看，我以为这是好现象，因为这不是争吃、争喝、争财产……而是争着要“知识”。这使我感到很大的愉快，我们后一辈青年是可喜的，大有希望的……

您想要从事文学写作吗？这很好，我从信中来看，您很有文学上的感受能力，好像也读过一些书……。

我虽然从事文艺写作有了几十年的历史，但并没什么“理论”和“诀窍”，只是把要写的，能写的……写出来，真实、自然，当然还要考虑写得美（广义的）一些。因为文学是艺术体系中的一种，凡有称为艺术，总是要具有某种程度美的表现……

多读，多写，多观察，多思索……这就是一切了。至于采取什么形式，表现什么思想、感情、生活……这是应该由一个写作者来决定的。写作时不要想到任何清规戒律，条条框框，不要带（戴）着枷锁跳舞，掐着喉咙来唱歌……。不要对自己要求过“高”，过“苛”，也不要存着“一鸣惊人”或“一举成名”，……这类有害的想法。

《生死场》据知出版社要重印的，至于具体出版时日是难以确定的。

历史是无情的，现实是严峻的，真理是不能够霸占的。至于若干年来，若干人对于我的说咸，说淡，我是不太注意这些所谓“舆论”的，一切随它翻腾就是，我只能走我要走的路，无论风雨，无论黑夜白日，无论高山大泽，无论大路，羊肠，无论荆棘泥沼……我如何走过来，也还要如何走向前去……我的基本方向永远也不会改变的。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社会主义祖国的富强……这就是我终极的目的。一切是为这一目的！

祝

努力进步！

萧军  上

一九七九年三月廿三日落雪之朝

我很兴奋，此信正合我意。于是立即给他复了一信，表示可用。

作家萧军、萧红的故事广为人知，他们是鲁迅的得意门生。后来萧军到了延安，投身抗战的洪流之中。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驻在东北的苏联红军久久不撤走，萧军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政治上受到迫害；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直至80年代才得以平反。但萧军意志刚强，对于自己的各种遭遇泰然处之，思想上绝不屈服。从这封信，也可看出其铮铮铁汉的形象。请看：“若干年来，若干人对我的说咸，说淡，我是不大注意这些所谓‘舆论’的，一切随它翻腾就是，我只能走我要走的路，无论风雨，无论黑夜白日，无论高山大泽，无论大路羊肠，无论荆棘泥沼……我如何走过来，也还要如何走向前去”，“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社会主义祖国的富强……这就是我终极的目的。”

这就是萧军！这就是硬骨头的萧军！这就是东北汉子的萧军！写到此，不禁令人肃然起敬。此外，萧军这封信所谈的，对于一般爱好文艺的青年，也有一定的启发和教育作用。

金敬迈的“忏悔”

2016年12月14日，我从“微信”上看到女作家东方莎莎发的几张照片，获悉金敬迈先生得了严重肾衰竭，正在广州陆军总医院接受治疗。我立即给金老发去一信，向他致以亲切慰问，祝他早日康复。

金敬迈先生是《花地》的作者，也是我的老朋友。90年代，我们曾结伴到广州郊区参观。我在职时为他发过一些散文。记得2011年秋，我接到金敬迈一个电话，邀请我参加采访撰写广东阳春军分区“双拥”事迹。原来他也是受一个老战友之邀。我“召之即来”，顺利完成任务后，回到羊城，还与金老一块吃过两次饭。几年过去，岁月不饶人，他显得衰老多了。但他乐观豁达，精神面貌很好。

金敬迈先生1930年生。著名部队作家。满头白发，目光敏锐，平易近人，谈吐不凡。1964年其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出版，一时“洛阳纸贵”， 家喻户晓， 影响深远。其时，我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当政治辅导员，学院团委曾凭票购到《欧阳海之歌》，发至辅导员手里，组织学生轮流阅读。“文革”初期，金敬迈成了“政治红人”，凡是伟大领袖接见或有关重大活动，报纸上公布的名单中，末后总要带上一句：“还有金敬迈”。后来他不慎得罪了江青，被投进秦城大牢，整整关押了七八年，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出狱后，写了一本长篇纪实：《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揭露暗无天日的牢房生活。他送了我一本，读之心绪沉郁，惊叹其顽强意志。

我们在阳春采访时，与金敬相处了十多天，交谈甚欢。金敬迈牙齿不好，每天进餐我都坐在他身边，专挑一些燉得比较烂的肉菜送到他碗里，他连声道谢：“你吃，你吃，不用管我。”因为是老朋友了，说话可以无需忌讳，有一次闲聊，我忍不住坦率地问他：“金老，我清楚地记得，《欧阳海之歌》原来有个指导员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情节，因刘少奇被打倒，您就把‘学修养’改成‘批修养’了。这是……为什么?”

金敬迈红着脸，急忙摆摆手说：“不要说了！是我做错了！这件事是我平生最大的耻辱！虽然当时是迫于政治形势需要，不是我自愿的……但是，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记得这一修改，当时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出来，的确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后来刘少奇同志公开平反，金敬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此事作了深刻忏悔，认为“不能原谅自己”。

自己做了错事，能够公开站出来忏悔——金敬迈不愧是条“真汉子”。确也难得。

金敬迈的夫人比他早走几年，他也没有再“续弦”，情绪尚好；后来得了重病，几年来一直住院治疗。2020年3月15日，终因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90岁。时因新冠疫情限制，我只能忍痛在心中悼念他。

徐开垒“传经”

1980年冬，我到上海组稿，见到一大批名人，其中就有徐开垒。

徐开垒：1922年生。著名编辑家，作家，上海《文汇报》“笔会”主编。徐氏中等身材，个子较为单薄，文质彬彬，温文尔雅。有一次聊天，我对他说：

“开垒同志！您是个德高望重的老编辑，主编《笔会》十几二十年，副刊办得真好，我很爱看。我是个新兵，初出茅庐，请您把编副刊的经验传授给我好吗？”

开垒见我出于真诚，微微一笑： “经验谈不上，倒有一些切身体会可以告诉你。”

我掏出小本子准备记录。他说：“一个副刊要把它办好，并不容易，你要多发名家或自己熟悉的朋友的文稿，……”

“哦?”

“名气很重要，读者看报纸，首先要看文章是谁写的?有没有名气?有了名气，就会吸引读者的兴趣；没有名气，文章再好，也会失去吸引力的。”

我点点头，飞快地记下“名气”二字。又说：“现在我们每天收到几十篇来稿，编辑人手少，稿件堆积如山。要处理这些来稿，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但又很少有合用的稿件。”

“是呀 ，”开垒深有同感地说：“一般来稿往往质量上无保证，不必花太多精力去细阅，随便翻翻可也。不然的话，你把宝贵时间花在上面，不值得嘛。”

徐开垒先生传授的“经验”很有参考价值，从此我对大量一般来稿不再从头读到尾，偶尔发现有一些可取之稿再挑出来仔细阅读。这样处理来稿的速度便大大加快了。

1985年安徽滁州举办首届醉翁亭散文节，我与徐开垒再次相逢，十分高兴，交流更多。我每出一本新书，必定要赠徐开垒；开垒也曾回赠我《家住文缘村》等作品。

1988年6月，徐开垒寄来一信：

振环同志：

久未联系，也有几年没有给《花地》写东西了，不知你们忙得如何？经常想念广东省同志们。

我一直在忙写《巴金传》，今年起，已在《小说界》双月刊连载，每期登出一章，每章刊出前都在报上先摘发一节。第一章的第四节曾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第二章的第六节曾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朝花》副刊上，第三章的第三节曾发表在今年五月六日的上海《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现在第四章将在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小说界》刊登，想把其中的第二节《与鲁迅的会见》先在《羊城晚报》贵刊上发表一下，不知可以否？请你们审处。如你们不想发，恳请迅即掷还。我的地址是：上海新华路413弄6号301室，电话524798，谢谢你们。

敬礼！

徐开垒

6，11（1988年）

《与鲁迅的会见》后发于《花地》。

2012年徐开垒先生在上海病逝，享年90岁。

菡子的“传奇人生”

1980年冬，我到上海组稿，由雁翼陪同，与女作家菡子见了一面。她无论长相还是穿戴都非常质朴，倒像个农村大妈，谈吐大大咧咧，性格豪爽。临行时雁翼告诉我，菡子婚姻坎坷，前夫待她不好，遂分手，后来前夫病死于医院。临终前，菡子不计前嫌，亲至医院为他送行，两双手紧握，直到前夫断气，一时传为美谈。过了好些时，有一次菡子见到雁翼，第一句话便说：“大姐我又结婚了！”雁翼笑说：“好啊！恭喜！请小弟喝杯喜酒呀。”菡子含笑道：“婚期已过，连喜糖都没啦！”两人开怀大笑。时年她已六十出头矣。

菡子的住所跟她人一样，十分简朴。我把到上海的来意对菡子说了，请她不吝赐稿。她笑了笑说：“好啊。我很乐意为你们写稿。”我说：“稿子请直接寄给我，不要寄编辑部，因为每天来稿很多，我怕耽误了。”接着我给了她一张名片。雁翼在一旁说：“振环你不知道，菡子大姐可是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文笔也很漂亮，向她要稿子的人很多。——大姐，看在晚报派人远道而来的份上，您可要大力支持哟!”菡子点头笑道：“我是说话算数的，一定积极支持，一定！”

菡子，1921年生，原名罗涵之，又名方晓，著名女作家，散文大家。新四军老战士，战争年代一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曾参加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写下大量战地通讯，英雄黄继光便是她报道的。她是我国唯一一位参加过两次出国作战的女作家。建国后，当过《收获》《上海文学》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后从事专业创作，著有小说集《纠纷》《前方》，散文集《和平博物馆》《前线的颂歌》《幼雏集》等。作品文笔优美，格调清新。散文《黄山小记》《香溪》被选入大学、中学语文教材。青年时代，我看过菡子缩写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单行本，由中青社出版，留下深刻印象。

菡子陆续有稿寄来，我都为她发了。1983年7月菡子来信说：

振环同志：你好。

这次出发两月，最近才回到上海，到家每天看到你们的报纸，时常想到文债未偿，深以为愧。

现在寄上《山水之情》一篇，并附去四幅印画（任挑选），不用务请退回。

菡子

7/5晨

来稿甚精彩。我很快就把它刊登在《花地》上。

菡子晚年学电脑，克服许多困难及疾病，写下三卷本《菡子文集》，还有大量书信，生前全部捐赠给国家图书馆。2003年菡子病逝，享年82岁。

噫！菡子大姐，您不愧为一位充满传奇、令人敬佩的女性。

峻青赠《墨梅》

峻青先生，原名孙俊卿，1923年生，山东海阳人。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人们所熟悉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几十年来，他写下了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海燕》《怒涛》《胶东纪事》；长篇小说《海啸》；中篇小说《最后的报告》《神秘失踪之后》；散文集《欧行书简》《秋色赋》《雄关赋》《三峡赋》《沧海赋》等数百万字的作品。他的不少作品被译成英、法、俄、西班牙语等多种文字，一些文章被选进大中学语文教材，有的被拍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

我跟峻青是老朋友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到上海组稿，见到了他。从此，他经常把新作寄给我，年长月久，飞雁来鸿，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近几年来，他有好几次路过广州，只要稍有空隙，他总要约我去见见面，叙叙旧，吃顿便饭；实在无暇，也要在电话中问候几句。1991年4月间，他从泰国举办画展归来，行装甫卸，便给我来电话，我应邀前往，共进午餐，彼此交谈甚欢。回来，我写了一篇题为《两家笔墨逞风流》的散文，发表在同年5月3日《羊城晚报》上。峻青见了，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在这封信里，峻青深感“正直人的可贵，友情的可贵”，热情歌颂“人间自有真情在”。

大家知道，峻青的小说散文都写得很好，但知道他会画画的估计并不多。其实，他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丹青高手。近几年来，峻青除了在国内几个城市举办画展外，还先后到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澳门地区举办个人画展，受到好评。

峻青兄为人正直，淳朴厚道，具有典型的山东大汉的豪爽性格和气质。他身体不好，因怕影响他的休息和创作，我从不敢向他要画。1997年三月间，我忽然心血来潮，写信给他，想要他一幅画作为永恒的纪念。信发出后，便产生懊悔和不安，深怕打扰他。谁知峻青一接到信便欣然命笔，画了一幅墨梅送我。画面上，一株墨梅含苞盛开，粗大曲折的枝干着墨甚深，现出它的铮铮铁骨，特别是它的末端忽又向上长出一支长长的枝条，宛似一根铁鞭在空中晃动，这一笔非同小可，便把墨梅的铁骨精神极为传神地表现出来了。此作画面简洁，构思奇特，颇有与众不同之处。我极喜之。

作者在上面还题诗一首：“铮铮铁骨绝俗尘，劲枝总先天下春；不慕铅华重本色，每因风雨见精神。”诗后还有一行小字，曰：“丁丑春二月，写此墨梅并赋诗以梅喻人，此亦万兄之写照也。”我很惶恐。愧不敢当。峻青兄并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云：“承蒙谬奖，实不敢当。我们是老朋友了，你不嫌弃，想要我的画，我非常高兴。今遵嘱画了一幅墨梅，并赋诗一首题于其上，此诗亦是你的写照，你不慕名利，脱俗超尘，为我深为敬佩。今以此诗与画，聊表微忱！”我还能说什么呢？唯有再次向峻青兄表示真诚的谢意。

2002年7月，我收到峻青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字写得歪歪扭扭：

振环兄：

你好。

十分抱歉，由于前些时心脏病频频发作，每日吊瓶输液，狼狈不堪，以致你的大作收到多日，至今才给你回信，尚祈见谅。

大作《情在何处》业已拜读过多篇，而那篇写我的《人间自有真情在》，读后深为感动而又十分不安。你对我的过誉之处，我愧不敢当，而你的重友情讲信义的高尚品格，却在我们相识之初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令我十分敬佩。“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常常把你这样的知己，引为我人生最大的欣慰和满足。

我从几年前两次中风以来，手抖日益加剧，以致握管无力，书写艰难，写出的字，抖抖扭扭曲曲，不成字形，不仅难以为文，且连朋友们的来信也难以作复了。今日勉强支撑，写此短信，聊致谢忱，不尽所言。

      敬颂

时绥！

峻青

2002年7月7日

峻青长年生病住院，已无法执笔，我偶然能从他家属中得知其状况，令人担忧。在此情况下，他收到我的书、信，还竭力执笔为我复信，此番深情厚意，委实使我万分感激!

2019年8月19日，峻青兄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上海，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