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科秘密党员杨度

杨度在有人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投机时，理直气壮地反驳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在革命者处于非常险恶的时候入党的。这时候会投什么机？若说我投机，我投的是亡命之机，杀头之机！”杨度是在1929年秋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那时，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共产党人随时有被捕杀头的危险。杨度能在这种险恶的条件下入党，说明了他对共产党的坚强信念，具备为党的事业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崇高思想。

（一）

_杨度

杨度，原名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湖南湘潭姜畲石塘人。1874年（同治十三年）12月8日，出生在一个贫寒农家。他六岁丧父，后由伯父杨瑞生照顾他和妹妹及母亲生活。其间，伯父为杨度兄妹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杨度是国学大师王闿运的学生，深受其“帝王之学”的影响，曾沿着科举的道路，中过秀才，中过举人，做过清廷的四品京堂。后来他主编《中华新报》，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前后，他依附袁世凯，并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5年，他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组织筹安会，为复辟帝制而积极策划。这经历，不能说不复杂了。正因为这样，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不能不有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

_{杨度全家福}

杨度毕竟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是受“帝王之学”的束缚而走上歧路，后来在革命先驱者的指引下而找到真理的。他在清廷腐败，民族危难的年代，也有满腔救国的热忱，但他长期找不到救国的正确途径。他曾认为“君主立宪”是最好的救国之道，并把实现“君主立宪”寄托在袁世凯身上。袁世凯死了，他的救国方案也随之而彻底破产了。五四运动的号角，吹动了杨度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弦，使他心中重新燃起了救国救民之火。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杨度从“帝王之学”的迷雾中逐渐醒悟，开始了新的探索和追求。

杨度于1922年到了上海，找到了孙中山。十七年前，孙中山邀他参加同盟会，被他拒绝了。这次会见，他首先表示歉意，并表示这段经历，说明杨度正在兑现其在日本与孙中山相约的诺言。作为政治家，他是“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的“为革命奔走，以赎前愆”。

孙中山对杨度是了解的，对他的到来十分高兴，还电告全党，称杨度这段经历，“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此时，适值李大钊来此与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正在中山先生书房等候。孙中山把杨度领到书房，杨度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

杨度早就慕名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读过李大钊写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宣扬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第一次见面，两人便亲切交谈了起来。就这样，他和李大钊取得了联系。后来，他们之间还建立了真挚的友谊。杨度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帮助下，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教训，开始了他一生中的思想转变。一次，他对李大钊说：“守常先生，这不说你也知道。所以，我决定跟你们走。”

“是我们共同前进。”李大钊笑着说：“不错，共产党反帝、反军阀、反封建最坚决，也有实现未来的远大目标，这是共产党比其他任何政党的伟大之处。同时也别忘记，共产党是和一切黑暗现象斗争才能存在的，既要和反动势力斗争，又要和内部的不良倾向作斗争啊！”

“哦，我懂了，什么事不能一蹴而就，要分阶段是不是？”

李大钊笑着点点头，亲切地对杨度说：“你在政府上层中熟人很多，是否可以恢复和他们的社交往来，那样多了解一些政情内幕，对我们的工作会有帮助，不知尊意如何？”

“行！”杨度深深地点了一下头。

从此，杨度积极地为革命工作。尽管环境恶劣，斗争复杂，但因看清了前进的方向，年过半百的杨度，焕发出昂扬的斗志。1926年冬，他在一首七律中，就抒发了暮年的豪情，展示了自己的抱负：

茶铛药臼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

尚拟一麾筹建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在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勇于献身的一举一动，都深深教育了杨度，他对共产党人表示了极大的尊敬。

（二）

杨度思想的变化，发生在李大钊牺牲之后。

李大钊对杨度影响很大，让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7年4月4日，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婚礼。在婚宴上，从在外交部工作的汪大燮口中探得一个紧急消息，张作霖要向共产党开刀！他便中途退席，立即通报消息，设法营救。他开始把自己和无产阶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了。

李大钊被捕后，杨度四处活动，竭力周旋，设法营救。杨度决定变卖北京的“悦庐”公馆，所得4500银元，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为营救李大钊之费用。杨度的妻子也卖掉了部分首饰。在杨度的奔走呼号下，很多社会名流与进步人士都参与了营救。这就说明，杨度与李大钊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他之所以全力以赴地营救李大钊，一是钦佩李的为人，觉得人才难得。二是从思想感情上对李大钊的认同。此时的杨度，也已经将李大钊他们引以为同志了。

1927年4月28日，穿着灰布旧棉袍的李大钊昂首走向刑场，天空被映成血红色。李大钊等20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时年38岁。李大钊在刑场上慷慨陈词：“绞吧，你们这帮丑类！动手吧，你们这些热锅里的游鱼！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李大钊的牺牲，令杨度悲痛不已，几天几夜没有睡着觉。杨度为他坚持真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伟大精神所感动。为周济罹难者的遗族，杨度八方张罗，花光了自己的积蓄。革命先烈淋漓的鲜血，再次唤醒了杨度那颗救国救民的赤诚之心，杨度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共产党人坚贞不渝的信仰、视死如妇的英雄气概，深深地感染了杨度，重新唤醒了杨度身上的豪侠情结。他以能与李大钊结为挚友为幸事，卖掉北京家里的值钱首饰，变卖了在青岛的房产，将所得钱项全都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留下了“毁家纾难”的佳话，也激发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迎来了人生最重大的改变。

1928年初，杨度将母亲、妻子遣居长沙、苏州、自己迁居上海，以卖字和撰写碑文及墓志铭为主。他的字写得很好，汉隶魏碑、行草篆楷，大字小字，无不俱精。因文才出众，故慕名前来求字者络绎不绝，墨宝润格不菲，请其代书寿诞文或撰写墓志铭的酬金也极为丰厚。一个字少则数元，多则数十元，但求字者依然络绎不绝，书房里一直宾客盈门。他把所得酬金，一文不留，悉数捐出，用来抚养中共烈士子女和秘密革命者子女。杨度为党的事业不惮劬劳，慷慨解囊的行为被共产上海地下党组织所敬重。

杨度的好朋友章士钊也来到上海，挂牌正式当律师。章士钊和上海“闻人”杜月笙关系密切。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杜月笙有意罗致、聚集一批各式各样的人物在身边，以增强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杨度曾是叱咤政坛的风云人物、天纵之才，是上海滩上的文化名人，于是成为杜月笙关注的对象。经章士钊的引荐，杜月笙聘杨度为私人顾问，每月给生活费500元，并将法租界的一幢小洋房送给他。杨度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值得交往：“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因此，杨度放下身段，为杜月笙家祠落成撰写了《杜氏家祠落成颂》《杜氏家祠记》《杜氏家祠楹联》《杜氏家祠贺联》等文。杜月笙对杨度敬重有加。这对于他日后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做情报工作，创造了条件。

_{1929年，杨度迁居上海薛华立路杜月笙私宅，杨度（前排右一）与友人合影，左一是其长子杨公庶}

192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在上海霞飞路巴黎大戏院附近的杨度家中，寂静无声，杨度正在看书，他的同乡、著名画家王绍先悄悄带一位同为湖南的客人来访，女儿杨云慧看到父亲连忙把客人请上二楼书房，把门关上，密谈许久。

这位神秘的来客是谁？他就是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后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陈赓大将。在交谈中，陈赓希望杨度能为中国共产党做些工作。杨度答应了。他从李大钊的身上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他表示：“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共产党贡献情报。”

在上海，他先是签名参加了鲁迅、柔石、夏衍、郁达夫、田汉、冯雪峰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旋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团体“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接着又加入了郭沫若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在这里，他结识了潘汉年。潘汉年以文化界人士的公开身份，从事文化、出版、文艺界的统战工作。潘汉年经过与杨度的深入接触，感到杨度确实有为革命而工作的诚意，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有相当充分的认识。有一次见面，潘汉年对杨度说，我们在筹备出版一份报纸《红旗日报》，想请杨先生题写报名。杨度当即拿起毛笔，一蹴而就。1928年11月27日《红旗日报》第二期上的《红旗》两字，就是杨度手书。

_{杨度的手书}

杨度通过潘汉年，认识了周恩来。一次，他和周恩来相见，吐露了自己的担心：“我可是一个封建帝制余孽呵，你们不嫌弃么？你们真会把我引为同志么？”

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来，说：“历史的污点是污点，但早已成为历史。古人说‘观过知仁’，从过去的错误中更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和心迹。皙子先生毅然摆脱旧营垒，追求真理，献身革命，我们欢迎还来不及，怎么会不引为同志呢？同志：革命不分先后，对每个革命者，我们都会完全、充分予以信任的。”

周恩来的语调严肃而亲切，没有虚假的恭维，没有不适当的责备，也没有外人的客气。同志式的感情是真挚的，热情的，坦率的，激动人心的。周恩来信赖地称杨度为“同志”，也尊敬地称“先生”，便他感到无限温暖，从而有了巨大的信心和力量。

1929年秋，经过多年的考察，党组织同意杨度的请求，由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杨度特殊身份，入党后成为中共的一名秘密党员。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中央领导机关受到极大威胁。此后，中共中央特科改组，潘汉年接替陈赓二科（情报科）科长之责，协助陈云负责特科工作，实际上成了特科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夏衍接替潘汉年。在他直接领导下，由夏衍单线联系杨度，杨度成为出入龙潭虎穴的革命战士。

（三）

历史并未忘记杨度这位香贻暮年的中共秘密党员。1975年年底，周恩来总理饱受病魔摧残，在生命之火日渐微弱之际，他嘱托秘书去办了一件事：在《辞海》上，给一个人的条目加上：“他最后加入了共产党”。

由此，一个湮没了近半个世纪的秘密得以揭开。

这个人，名叫杨度。此前，他一直被绑在帝制魁首的历史耻辱柱上。

杨度的中共党员身份之揭晓，源于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难忘的记忆》，作者是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他撰文怀念周恩来总理，其中有这么一段：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王冶秋是间接听到周恩来的话。虽然多方求证，文章在公布杨度的中共党员身份这个史实的同时，也有一些不确定的信息，如说杨度大约是1926年、1927年左右入的党，是周恩来介绍并直接领导的。也就是说，周恩来是杨度的入党介绍人。杨度在中央特科工作的历史被封存47年之后，真相才彻底公之于众。历史终于为杨度说了公道话。

随后，作为当年中共党组织与杨度的单线联系人，夏衍也在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杨度同志二三事》一文，纠正了王文的一些不确。

“杨度同志的入党，是1929年秋在李大钊牺牲后，杨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和章士钊先生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周济遇难者家属。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组织上决定，由夏衍和杨度单线联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杨度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和秘书长，杨度入党由周恩来批准，可见对杨度的重视。但此时潘汉年被屈打成“内奸”尚未平反，夏衍在文章中仅用“经人介绍”指代，致使杨度入党介绍人一度成为悬案。

潘汉年案平反后的1982年11月23日，夏衍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提到潘汉年如何带着他去找杨度，如何成为中共党组织与杨度的单线联系人，以及杨度跟他谈话的一些细节：一个晚上，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夏衍。见面之后，潘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的一幢小洋房里，把夏介绍给一位50出头一点的绅士。潘与这位绅士似乎很熟络，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潘汉年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潘汉年指着夏衍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夏衍握了握手。潘汉年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潘汉年与这老先生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夏衍全不了解。临别时，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潘汉年，潘收下后，连“谢谢”也没说。夏衍猜想，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潘汉年才告诉夏：

“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

“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当时法属殖民地越南在中国法租界的警察）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侯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夏衍最初不知道，他接手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姓什么，大约来往半年后，这位老先生才坦然地告诉他：“我就是杨皙子（杨度）。”这一下子真让夏衍大吃一惊。

夏衍能不大吃一惊吗？身为作家，夏衍想象力再丰富，他决不会想到当年力促袁世凯称帝而遭万人唾骂的杨度，如今竟然成为自己的党内同志！

其实，杨度入党一事，除周总理、潘汉年、夏衍外，准确知道杨度中共秘密党员身份的，还有一位杨度的好朋友章士钊。1949年2月底，身为民主人士的章士钊秘密访问西柏坡，和毛泽东见面。两个湖南人谈起湖南还有什么名人的时候，章士钊说，数得上的应是杨度了。毛泽东说，杨度是我们的人啊！章士钊很惊讶。毛泽东解释说，杨度是党员，在上海秘密入党。

杨度入党后，便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到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门下当“清客”。这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杜月笙的秘书。从杜月笙的活动中，收集蒋介石的情报。杨度写一笔好字，画一手仿齐白石的画。他当“清客”，又以卖画为掩护，就更容易迷惑敌人。他为党工作，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是很有功绩的。

1931年9月17日，杨度因病不治，在上海薛华立路杨宅逝世，终年58岁。杨度以写挽联著称，病逝前，他为自己写了副挽联，总结自己一生，应当说是恰如其分的：

帝道真如，而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在这里，杨度对自己一生的目标概括得很明白，即“医民救国”，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但他没有达到目标，只能期待“后来人”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走过了曲折的路线，“帝道真如”，即开始想做“帝王师”来贯彻自己医民救国的抱负，没有成功；又想走虎禅师佛教医民的路线，还是没有出路，都成了“过去事”。但他并不悲观失望，因为“医民救国”这个目标，必定有千千万万的后来人会前赴后继地去完成。相信救国救民的共产党不乏其人，对革命事业充满坚强的信心。

在中国近代的政治舞台上，杨度度过了大半生，也走过一段很长的弯路。但是，他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怀着满腔迫切的救国之愿，经过尖锐的斗争和痛苦的磨炼之后，终于冲出了封建主义的桎梏，挣脱了资本主义的藩篱，从保皇党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如今，在上海的宋庆龄陵园，我看到了杨度的墓地。杨度墓是在1986年修建的。站在镌刻有“杨度同志”的石碑前，我站立很久很久，时间浩荡而过，历史如此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