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 从知青到工农兵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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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青到工农兵学员

作者:翁敏华 发表时间:2017-06-26 点击数:822

工农兵学员,又称工农兵大学生,是指“文革”期间中国大学招收的学员。众所周知,1966年“文革”爆发后大学停办。到1970年,大学已经四年没有招生了。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大学开始恢复停止了多年的招生。从1970年到76年,大学一共招了五届工农兵学员,据说共有百万人之多。1970年是试招,人数少,规模小,来历特殊。


比如当时上海师大中文系大名鼎鼎的刘丽华,就是“九大代表”。但是这一届学生文化程度比较差,老师们没法教,有的还不懂装懂,经不得批评。1972年的第二届招生时,就注意了一点质量,73年第三届,更是尝试了考试入学。当时我们就听说,那届招生是周恩来总理主持的。


本文是四名早年的工农兵学员采访记。工农兵学员今安在?跟知青一样:都老了,养养老,怀怀旧,再不跳跳广场舞。当年的工农兵学员的经历,正是他们很愿意怀想的一段“旧”。


朱慰慈: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朱慰慈,向明中学六八届高中生,1969年到江西贵溪插队下乡,积极肯干,被誉为当地的女雷锋。


“我们这1973届的同学多是苦干巧干干出来的,不像后来,不考试了,推荐上学的路数也变得多元起来。记得七四届刚刚进校那会儿,我班一同学看见一个新生惊讶坏了:她是我们农场有名的'小耗子'嘛,她怎么也能当工农兵学员呢!”


朱慰慈还是这么快人快语,雷厉风行。针对我的问题,她观点鲜明道:工农兵学员三年,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三年。


刚考完试,出了个张铁生;刚入学,又出了个刘丽华,这预示着我们这一届读书生涯不会平静、不会顺利的。记得抗日战争期间,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做“偌大个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沿用到我们那三年的时候,同样适用。她说刚开始班里尚未分出派系,那时还好,毕竟她是班里不多的高中生。所以,讨论刘丽华谈话纪要,系里工宣队、学员、革命教师想出个“突击考教授”的损招,目的是要教授们出洋相,最后的结论也是预先想好的:瞧,所谓教授,其实是一些无能之辈,把麦苗当韭菜,连这些基本的知识都搞不清楚,还想对我们工农兵学员说长道短,哼!他们还不如我们呢。


冷不丁把教授们召集起来,教授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以为又是什么批判会呢,集中在大教室里,被告知:今天考试。然后卷子就发下去了,让他们立即答题,而工农兵学员代表朱慰慈和另系的一位,正是监考人——过去老师考学生,今天学生考老师,这就叫“把颠倒的历史颠倒回来”、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呐!


朱慰慈那天也很开心,一方面因为感到自己受重用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她来做;一方面可以这么集中地看到几乎全校的教授,要知道,教授可是她从小就在心里崇拜的对象呵!卷子发到一位教授的手里,好像是位化学系的教授,他对慰慈说:我眼睛已经瞎了,卷面上的字看不见。一看,果然如此,慰慈就把他带到隔壁小屋,把题目一道一道读出来,由这位老教授口头回答,再由慰慈替他对答案,在考卷上打勾或叉叉。慰慈说:他几乎用不着怎么想,我题目刚刚出口,他答案就有了,我给他说一题,他答对一题——正确答案就在旁边,几乎没有错的,有几题可能有点难度,他低头沉思一下,抬起头来很有把握地回答,又对了,声音轻轻的,在我听来却掷地有声。我觉得,他眼睛失明,但内心世界一片灿烂阳光。是科学知识让他的心灵如此亮堂。最后,他以几乎全对的结果,完成了这次考试,也完成了对我的震撼和影响,我当时内心深处轰鸣的是:这就是人的尊严、知识的力量,知识的力量是打不败的!


就这样,一场本来用作打击老知识分子的闹剧,至少在慰慈身上,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她的人性中本来就有崇拜知识、向往知识的一面,这一面,长时间被“文革”口号、被上山下乡艰苦劳动压抑着,如今,因了一场监考,被最大限度地阐发了出来,得到了释放。朱慰慈心里默默地念叨: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当我老了的时候,眼睛看不见了,如果也能够像这位老师那样因为渊博知识而眼明心亮,那么,这一辈子也就值了。


从此,朱慰慈每天钻在图书馆里,有计划地阅读世界名著、文学史论,做笔记,写心得,一本接一本,乐此不疲;从此,这个工农兵学员代表就成了“智育第一”、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时不时地挨批评,时不时地遭敲打。班里召开的批判会,大字报小评论,她能躲则躲,常常逃避。最让她耿耿于怀至今难以释怀的是:她在班里找不到知音。所以她总是一个人到食堂吃饭,一个人跑图书馆,回到班里或者宿舍,就闷声不响,很少说话。其实慰慈是一个性格活泼的人,爱极了说话的。不说话,一说就怕错,怕挨批,这样的日子多难过啊!一次,她在班里说:开门办学的核心是“学”,竟在班里引起争论,很多同学批评她的想法不对,他们认为“开门办学的核心”是劳动。她那些日子正看高尔基《我的大学》,高尔基小时候爱读书,爬到屋顶上看书看得发痴,老板叫他不应,上来打他耳光他也不放下手中的书。朱慰慈觉得自己也是高尔基,无形的耳光打过来,打不掉她手中的书。


“特别是,”她说,“有的同学明明爱书好学,却偏偏装出一副不爱看书的样子来。”这也是让朱慰慈至今想不通、放不下的。《红楼梦》里袭人让宝玉不读书要装出一副读书的样子来,“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学员,则爱读书要装出一副不读书的样子来。中国的事情就是复杂!


朱慰慈是家里的独生女,这在我们一代人中十分少见,因此她做得到我行我素、独来独往,而大多数同学不能不有所顾忌,多子女家庭的成长环境也养成了他们顾忌别人的能力,他们会选择在《红旗》杂志里面裹一本爱看的书,悄悄地看,尽量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


多少年不见,一次在老同学聚会时相见,真可谓“相见欢”——一个词牌。朱慰慈说:翁敏华你还记得么?有一天下大雨,在图书馆门口遇见你,你穿套鞋,我穿着布鞋,你说:来,我背你,你蹲下,我趴上你背,就这样一路小跑,回到了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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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敏华1976年在大学校门口


要不是她提起,我彻底忘了!原来我也有这么美好的昨日形象,原来我也曾经是“雷锋”!


朱慰慈还在说:“那时候的人啊,真是单纯,一个说来,我背你,一个就真的会扑上去的哦!”慰慈歪着头,做了个非常可爱的“扑”的动作,逗得全场哈哈大笑。笑声中有对我们共同的曾经一丝丝的缅怀。美好与不美好,往往是互相缠绕、难分难解的,人是这样,时代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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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慰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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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慰慈在丽娃河边


因为对知识的渴望,朱慰慈在理想的工作岗位上干得顺风顺水时,毅然辞职去英国自费留学。那里三年四个月的学习经历,比之上大学有过之无不及。回国后写过一本《只身走天涯》,其中有她在英语课堂上对自己人生路的回顾:五十年代知识分子家庭的小康生活;长身体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1966年高中一年级时“文革”爆发,不读书“闹革命”;刚过二十岁,报名去上山下乡;在江西林场的三年“再教育”;好不容易回城上大学,搞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白白泡了三年;工作后“补课”,直至四十岁还出国留学,圆青春时没有读好书的梦。


她在英国的苦读好学,最后成为她一位老师的教育学研究对象,被写进他的论文里。那位老师写道:“苏珊(朱慰慈英文名),出生于上海,中国东部的一个城市,年龄大概在三十岁左右(她为读书不得不谎报年龄),她每天课堂学习五小时,课后又自学四小时,这是一般学生无法承受的负荷。明显的,她的坚毅决心和她的学习态度使她成为一个成功的学习者。”


“成功的学习者”,多么新鲜的提法!对啊,各行各业的成功者,不都首先是“成功的学习者”么!学习上的成功者,当然有技术、方法上的成功,但更是精神上的强大。慰慈在《只身走天涯》里说:“人只要在学习着,心就永远不会变老!”此话甚合我意。活到老学到老,即便是老到眼睛都看不见了,也会因为满腹的知识学问,而心明眼亮,就像朱慰慈一入学就遇到的那位化学教授一样。


黄惠中:一个筋斗翻在火炉铁盖上


黄惠中去黑龙江建设兵团时,16岁,身高1米41,声音还没有完全变过来,一句话,还是个孩子。他是徐汇中学68届初中生,正逢一片红,他弟弟69届,也必须“红”,兄弟俩在家里五兄妹中排行老大老二,一起去了黑龙江,弟弟到了五十团,他在五十三团。


我和他在一个连队的时候正值普及革命样板戏,每个连队都得排,团里要组织汇演。我们连选择了《红灯记》。忘了怎么会把他给找来“跑龙套”,在剧中演游击队员,兼喝粥的老百姓。剧组中上海人不多,因为普通话不行,不得已让我演李奶奶,培训我普通话花费了不少时光。志川嗓子好,也只让他演两场李玉和,“赴宴斗鸠山”开始对话多了,改让北京人志强演。惠中能够进剧组,完全看在他个小体轻、会翻筋斗的本事上。他腾空翻可连翻三个。当时有三个人演游击队员,一个北京人,一个当地青年,还有就是惠中上海人。于是,到最后一场游击队员下山与日本鬼子决战时,他们三人轮番上场翻筋斗,上海弄堂筋斗、北京胡同筋斗与黑龙江麦场筋斗翻在了一起,煞是好看。翻完筋斗,还要与日本兵大刀相向,“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段“大刀舞”是上海知青剑飞给排的,他在剧中演喝粥人,只有一句台词:“这里面尽是沙子”,怎么也说不好,第一遍说成“这里面都是石子”(上海表达),第二遍说成“这里面都是石沙子”(还是上海表达)。


话说我们连队的《红灯记》到团部参加了汇演后,一下子出了名,请我们去演的地方不少,很多连队,附近的屯子、部队农场等。有一次在一个大屯子表演,那地方好像是个大仓房,很大很大,观众人山人海,我们人来疯,越演越带劲。为了给我们御寒,临时搭起的舞台一侧,特意设个油桶改装的大火炉,炉火熊熊,上面倒伏了个大铁锅。惠中那天翻得太卖力了,第三个筋斗竟翻到了火炉盖上,把大伙儿都吓了一跳,台下也一阵惊叫。幸好衣服穿得多,没有烫伤,可也把他吓得脸通红。


这里重提往事,无关《红灯记》演事,却是觉得:惠中后来的人生走向,似乎与这个筋斗有某种联系;或者说,这一筋斗是他人生的某种隐喻。


1976年,惠中来兵团已经第七个年头,从16岁到23岁,个头也长到了1米68(上海话叫“晻发头”)。他是一个好学的人,常常缠着大知青问这问那,动手能力也可以,写作水平也不错,工作又认真。所以虽是连队年龄小的知青,也终于脱颖而出,头年当上了文书,指导员还挺欣赏。这一年,连队分得一个上学的名额,齐齐哈尔司机学校,技校。应当说,这个机会不算好。上海知青上学的动机不光是想跳出“农门”,一般还有向南方移动一点的目的。齐齐哈尔,离上海还是千万里,且还是个技校,档次不高。但惠中执意要去。指导员留他,说你在连队入党问题差不多了,还有可能提干,就甭去了。他不听。上学对于他的召唤力太大了,学校对于他的吸引力太大了。


现在回想,不能说当年回南方读书的人动机都不纯,可我敢说:当年去上黑龙江省内各类学校的人,特别是上海人,纯粹就是奔读书去的。


惠中进的是机务班。另有车辆班、内燃班。他们班52人,清一色男同学,另两个班女生也少而又少。所以那几个女生就成了“众矢之的”。车辆班有个女生黑俏黑俏的,男生背地里叫她“黑牡丹”。一个名叫“忠臣”的男生暗恋黑牡丹,其他暗恋者就放出风去:“某忠臣其实是某奸臣”,要坏他的事。


惠中没有卷在这种争风吃醋的圈子里。他读书还来不及呢。他读书的样子,就似高尔基曾经说的:饥饿者扑在面包上。他如饥似渴。三个月基础课下来,力学、材料力学、高等数学、函数几门课,获平均分90分以上的三人,两个上海人,一个是原上海某重点高中学生,“还有一个就是我。”惠中淡淡地说,但能听出他的骄傲来。


司机学校的师资还不错,加上惠中入学时“四人帮”刚刚打倒、优秀教师正大批解放,学校开始讲究教学质量了。因为是技校,纯理论教师不多,大量的是来自机车第一线、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有一位长得像外国人的老师,五十多岁,人称‘机车神仙’,带我们来到机车边上,手持一把小锤子,东敲敲西敲敲,一敲就知道毛病在哪儿。”


“还有一位毕业于大连铁道学院,人非常灵活,讲课头转来转去的,后来做了我们班主任,把我们班一举带成了优秀班。”惠中真是个懂得感恩的学子。


就这样,两年后毕业,却没有想到分在了博克图——从哈尔滨到满洲里的滨洲线上的一个小镇,行政区域属于内蒙古。地名“博克图”,就是蒙语,意思是养鹿的地方。他的工作证、结婚证上,都有从右到左、曲里拐弯的蒙文。一到博克图机务段,惠中就成了一名能人,司炉当了两年就考上了副司机,副司机当了一年半就考上了司机——有的人可是在副司机的位子上呆到最后的。他当上司机时只有30岁刚出头,相当年轻。不仅如此,工会、人事、会计、保卫、车间,有什么搞不定的事情都叫他,工资汇总表也要他做,分房子统计也要他参与,工会宣传更是他的拿手好戏。 


说起何以会对文字工作如此有兴趣,惠中说,“这首先得感谢我的父亲。”打小,惠中家里就订报纸。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天天看报的习惯。父亲还常常会出点题目让惠中兄妹做。“‘文革’初,我去串联,回来后父亲让我写心得,几天后,又催我,没办法,只好东参考西模仿的,写成一篇。”的锻炼,在北大荒,惠中看见大知青有人写日记,他也弄本簿子记记;知道广播台需要稿子,他也会收集点新闻写个广播稿投投。他当了文书后,更是常常与文件、报道打交道,一来二去,文字功夫就这样练出来了。他还能画画,中学时曾与珑珑一起画过毛主席像。


惠中去博克图机务段工作不久,知青就大规模回城了。家里妈妈那个急啊,“蛮好不要去读那个技校!”惠中被好一顿埋怨。妈妈为了把儿子调到近一点的地方,想尽办法,又是南昌,又是鹰潭,又是托人介绍对象。而惠中,每每到南方看一眼,又重返那北而又北的地方去了。


惠中,不管你意识没意识到,你其实已经喜欢上北大荒了,其实那根源是你已经离不开北国了,你已经与那片广袤的黑土地血肉相连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郭小川诗语),油黑、肥沃,大气磅礴,催长了你身高的二十多公分。你喜欢那里的山山水水,喜欢驾驭着火车头奔驰在两山夹击的碧绿谷地,喜欢听汽笛长鸣的那一声“呜——”,喜欢看那牛乳一般的白雾聚集消散在大兴安岭的奇幻……至今讲起当火车司机的经历,你还是兴致勃勃,像换了个人似的:偌大的车上火床啦,铁锹投碳14分钟280下啦,动作要快,用力要匀,火床得四周高中间低、平展展的“不能有山有水”啦,听得我都向往起来。你把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北大荒。你在农业连干了七年,“一个筋斗翻在火炉铁盖上”,从此与“火”车、与“铁”路打起了交道,又是十八年!你在北国整整待了四分之一世纪,是我的五倍!你娶了当地女子做媳妇,你在当地生育、养育了儿子,你说你“完全融入了当地的风俗之中”,至今过年,还必然要吃饺子,“我擀皮儿老老巨(拿手)格”,你半句东北话半句上海话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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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黄惠中还在桌面上开火车


“采访”到最后,突然跑题儿:向惠中问起如何到博克图一游来。惠中侃侃而谈,又是牙克石,又是免渡河、根河,风景如画,人情古朴,说得我心里更痒痒了。北大荒,是我们永远的魂牵梦绕!(后记:采访惠中一年后,我真的去游历了那里,从齐齐哈尔出发,博克图、牙克石,直至海拉尔、满洲里,沿着惠中当年开火车的路线,观览了天底下最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张懋贞:“医生当到最后,就得看人文底子了”


张懋贞,上海市第十女中六六届初中生,1968年8月赴黑龙江建设兵团,1972年入当时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学习,三年后毕业。2003年后三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分子心脏病研究中心当访问学者,现在是新华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心肌病研究室副主任,长期致力于心内科的临床、教学与科研,结合临床心理学研究及运用,拓展了心血管医治的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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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懋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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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懋贞和她的同学在二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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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懋贞与她的同学们在二医大校门口


我与懋贞相识,已经快半个世纪了,但是她在医学上的贡献,还得借助“百度”才能评价。 


老同学、老战友都习惯唤她“张懋”,这在修辞上堪称“去尾”,为什么会这样做?好像是嫌她名字的最后一字不够响亮。反正大家都这么叫,一叫叫了四十八年。


一起在市十女中求学时,虽不同班,可也知道,她是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不像我,有点偏科。初中一年级作文比赛我得第一名,初二那年第一名是个叫张懋贞的人,我跑到二班教室去见识她,心里还有点酸不溜溜。一起去黑龙江建设兵团,虽不在一个连队,但张懋在知青中赫赫有名,我们的交往也很多。现役军人来了,农场组建兵团时,她即被推选为副连长,这不仅是知青中最高的位子,且是最需要实干精神的位子。春耕、夏锄、秋收,冬天也不闲着,不是修水利就是积肥选种,冰天雪地,知青淘气,当连长的样样都得管。我们下去的第二年夏天就遭涝灾,每天浇得透湿在泥泞的大地里抢收小麦,十几天穿不上干衣干鞋,我们作为一般战士,都“累屁”了,甭说连长了!又闹家庭出身问题一时入不了党,心情也不会好,张懋的身体垮了。吐血,昏倒,不时高烧,肺部有阴影。正在这时,上海的医科大学前来招收工农兵学员,团长政委说:“小帽(懋)子(团首长对她的昵称)身体这样不好,让她去学医吧,先把自己的病看一看。”就这样,她上了上海二医,是当年从我们团进这所大学的四个知青之一。


她说她当时正在上海探亲,并没赶上报名,还是一个战友替她报的。全团一共推荐了一百多人,最后取了四人。


张懋贞爱读书,会读书,博览群书。北大荒太远,她身体又不好了,她父亲心里着急,就想报名到小三线去,这样就可以把她调到南方;有一名海军军官,喜欢张懋贞,向她求爱,如果同意,也有“随军”的可能,张懋贞都没有动心,唯独有读书的机会了,她大动其心,一步跨进学校的大门,心里充满了激情。她决心要好好学习,将来当个好医生,治病救人,造福人类。张懋说,那时二医的学风很好,老师们也是最优秀的,许多著名医学教授都给我们开课,学生们学得如饥似渴,像海绵吸水一样。医学系120人一个大班,开正常人体学、生理学、生化学、细胞学、人体解剖等专业课,外语也抓得很紧。他们也考试,也分班,教学秩序十分严格。已经有过社会生活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们自己管理自己,班主任老师像朋友。


他们那届是春季入学的,一年半后,即1973年初秋,因为那一届工农兵学员必须考试,考不出的辽宁知青张铁生,在白卷上留了封信,轰炸了正渐渐走向正轨的中国教育,张懋贞他们的学习,于是受到干扰冲击。“很明显,一年半后,首先取消了考试,很多课不再分班上,程度参差不齐,老师上课吃力,学到的东西大打折扣。好在因为一个头开得不错,一些同学已经会自学了,继续着他们的学业;还有一些同学就不行了,本来基础就差,再搞运动、开门办学什么的,学业就荒废了。”但是张懋说,当时的医德教育抓得好,一抓到底,那时学医的人的人生崇高目标也是“为人民服务”,实习时什么都得干,抽血、验血、打扫卫生,不像现在的,医生护士分工明确,学医的在这些琐事面前袖手不动。“当然,可能是接受西方的规则。”张懋说得很客观。


张懋贞把在北大荒时的拼命精神用在了学业上,她说自己在学校,又是一个“拼命三郎”(我说应该叫“拼命三娘”),所以她品学兼优,一毕业就留校,到新华医院当医生。回顾往事,她说,刚到新华时的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二医有一位二级教授年纪已经很大了,叫李佩光,发了心脏病躺在家里,科里让张懋去给老教授送药。去到他家,老教授一看来了个新医生,长得眉清目秀,喜欢得不得了。他说科里已经多年没有进“新鲜血液”了,他对张懋他们这一届年轻医生,寄予厚望。他说:一个好医生一定是重视临床的,与病人密切接触,把病人放在心上的。好医生一接触病人,要嗅、看、听。一嗅、一看、一听,就应该知道患者的病在何处。这样聊着聊着,不觉天都黑下来了。张懋说,“听师一席话”已经是三十七年前的事了,可是一直牢牢地记在心里,并以李老师的“好医生”标准衡量自己、要求自己。李老师早已去世,但是他对后辈的殷切期望、崇高要求,他的作为好医生的医德医技,已在自己的身上延续。这样的“好医生”的精神,是人世间的宝贝,特别在今天,堪称稀世珍宝了。


懋贞不但自己好学不倦,且善于把读书种子播进别人心田,我就是其中一人。她上学走了半年多时,我趁回上海探亲到她学校看她。在她宿舍的叠叠铺上刚坐定,她就指了指上铺对我说:“这张铺应该是你的。”此话怎讲?她说她的上铺是个六九届,实际上的小学毕业生,一进校分班考试,卷子上问:“井水怎么消毒?”她答“放点六六粉;卷子上问“体温计怎么消毒?”她答“放到开水里煮一煮。”当然这主要不是她个人的责任,但大学招了这样的学生不是糟蹋名额么?也许国家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听说明年招生要恢复考试。


她说时也许无心,上学的愿望却正是在这一刻奔入我心房,待我步出二医这座西洋式精致校园,满耳朵是“我要上学我要上学”的轰鸣声,且一路从上海轰鸣到北大荒。


张懋贞是一个总把别人放在心上的人,在北大荒时时把战友放心上,当医生后时时把病人放心上。1989年,她收治了一个心脏病人,按常规给他开药治疗了两个月,还是没有一点起色,依旧胸闷心慌,甭说病人急,张懋贞医生也急得上火。她下了班就去翻阅医学杂志,从国内的翻到国外的,终于在一本国外的杂志上,翻到一篇相关论文,介绍治疗特殊心脏病人参用心理治疗手段,而被介绍的那位心脏病人情况,与张懋贞手头的那个,颇为相像。张懋贞立即给一位在精神卫生中心工作的老同学打电话,请他帮助一治,结果,一个礼拜,霍然痊愈,症状消失,简直是神了!张懋贞那个高兴啊,毫不逊于病人自己,因为她寻觅到了一条新路,顿悟到心脏病有时是与“心病”联系在一起的。她毅然踏上了自学心理学的道路,在整四十岁那年。

她说她从小的理想是当老师,从来没有想到过会当医生。“但既然当了,就得当个好医生。”她说得很朴素。


“医生当到最后,就得看他的人文底子了。”


这话让我吃了一惊,仔细一想,又信了。科学家、演员明星、思想工作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周恩来当年做秘密战线工作做得极为出色,打的就是人文牌。


张懋继续说:一个没有人文底子的人,当技术穷尽之时,他的“路”也走到了尽头;而人文素养,能给科学发明、文艺表演等等以“柳暗花明又一村”!还是拿那位心脏病人来说,张懋贞使用了所有手段没能治好,她也可以说上一句“我尽力了”作罢,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可她不。她的人文理想这个时候出来说话了,她欲罢不能,良心上过不去,非得没黑没白地翻阅资料、思考问题、尝试新路子不可。待她一旦找到症结所在,决定心脏病“心病”一块儿治时,她早年当学生干部、兵团“连首长”的经验,又在无形中被唤醒了前来搭一把手。张懋贞后来离“好医生”的目标越来越近,一望、一听、一嗅,就可以知道这个病人是否双病缠身,心脏病几何,“心病”几何,手到病除,“看一个好一个看一个好一个”,懋贞说到这儿,满脸是欣慰舒展的笑。——她笑起来真好看!


有一个女患者,简直就是她的“粉丝”,我们北大荒人聚会,张懋也把她带着,弄得我们跟她都熟悉起来,像朋友一样相处。那时候的她看起来非常阳光,谈笑风生,一点都看不出原来是个“心病”心脏病都十分严重的抑郁症病人。


张懋贞爱好很广。讲文学,讲哲学,甚至讲文物鉴定,她都有兴趣。作为医生的她,还是一条不小的“昆虫”。每每有昆曲表演的戏票,我一个电话打过去,她必然拨冗前往。看杜丽娘如何情睏牡丹亭,白娘子怎样上山盗仙草。有时,张懋会幽幽然作一两句医学点评,令纯人文的剧情有了科学的解读角度,让人叫绝。她老家在常熟,昆曲故乡昆山的隔壁,柔柔的吴侬软语,一颦一笑,一逗一唱,怎不勾起浓浓的乡愁!如今,她不光一人看昆曲,还把爱好古诗词的女儿女婿,都带进了昆剧场,一家三口,三条“昆虫”,(据说她家现在的小外孙也有望培养成更小的“昆虫”)。有时候,她带去的人更多,美国的朋友,美国朋友的夫人,都会领了去,浩浩荡荡的,比我带去的研究生队伍还要壮观。张懋的人文素养,不正是从古诗、从文物、从尚能被之管弦的昆山腔中汩汩汲取的么?


张懋觉得自己的人生走向很有意味:职业生涯的始端,有三年远离家乡的北大荒工作生活;职业生涯快要终结的时候,又有三年远离家乡的美国工作生活。这两段精彩遥遥相望着,令她的人生轨迹如同反抛物线一样两头高翘。有人问起美国观感,张懋总是说:在美国,一个恍惚,总会以为自己身在北大荒。人惊异:你大概没在美国的好地方吧?“他们不知道,这是我对美国的最高赞美。”


是的,这话我懂。生命中的土洋“插队”,给予我们生命的意义是本质性的。


采访张懋,一次是2011年的8月19日,一次是9月10日。前者是我们去北大荒43年纪念日,后者是中国第27届教师节。学校开展大型的名医义诊活动,在偌大的体育馆的一个摊位上,我见到了张懋。这已经是她连续第三年来上海师大义诊了。这个从小就向往做老师的小姑娘,把她的一腔美好意愿,融合在她的奉献里了。


徐扬:有这两碗酒垫底


徐扬,曹杨中学六六届初中生,1968年8月9日,上海市第一批赴黑龙江建设兵团,与后来成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周禹鹏同车。1973年经过申(请)、选(拔)、考(试)、批(准)四步骤,进入上海师大中文系读书。1976年毕业留校,1987年赴日本留学,遂留在日本工作生活,至今已经24年。


徐扬的上海寓所。35年未见,一旦见着,还是老同学一样熟悉。“你要空调么?”“不要。”“哎,我也不喜欢空调。”那天在马以鑫家也没开空调。那天在我办公室,朱慰慈第一件事也是关空调。如今见着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徐扬,同样不喜欢空调。我们这一代,堪称不喜欢空调的一代。


毕竟是二十多年生活在东京,他纯正的汉语普通话里已然剔不开日语叹词,什么“嘛”啦,“哎—笃”啦,哼哼呀呀的,还挺好听。男高音还这么悦耳。徐扬现在是光头一个,酷毙了。他说,头发一日稀似一日,稀稀拉拉的盖不住头顶,他的日本夫人管它叫“条形码”,夫人说,还是全剃光试试吧,一试,夫人评价很高,“说我的头型圆,剃了好看,就此剃了,现在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刮一遍,像剃胡子一样。”


他怕我猛一见吓着,电话里已经给我打了预防针,一见之下我还是吃惊的,因为太像教育电视台主持人林栋甫了!


徐扬关于工农兵学员的“语录”,与朱慰慈很不一样,他说:我很喜欢三年的工农兵学员生活。他几次强调,他个性好动不好静,他不是很喜欢静静地坐在那里看书写文章做学问,他喜欢体育,喜欢文艺,喜欢表演,喜欢和人打交道。他的大学生活回忆,是每天打篮球,夏天游泳,冬天长跑,常常比赛。他说在他班里有过一个他与朱慰慈的经典争论,朱说“开门办学”的关键是“学”,他不同意,他“啊?”了一声反驳道:“开门办学主要是劳动。”他说当时他们班里还是同意他意见的人多。当然,按照现在的眼光看,还是朱慰慈的观点对,但是徐扬说,他的“劳动”说也是心里话,并不是假模假式地装积极,因为此前他在北大荒劳动了五年,冷不丁上学不劳动了,浑身不舒服,正想有什么机会好去出一身汗、把“浑身的筋骨松一松”(《红灯记》李玉和唱词),开门办学来了,不是到工厂就是到农村,生产劳动第一线,怎能不好好发挥一下劳动者的本色、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我就是喜欢动,不是运动就是劳动。这个‘运动’是本义的运动,体育运动,不是引申义的政治运动。”徐扬不无调皮地说。


徐扬原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师四十二团,干农活一把好手,吃苦耐劳,肯下大力,“简直就是个劳动模范”,徐扬给自己的北大荒生涯评价很高。后来因为表现好,选拔去学开拖拉机,又当油料保管员、统计员,“那就是当地的白领了。”到有机会考大学,连队一百多个知识青年,只能选五个人去参加考试,徐扬是全票通过。“当年的投票选举还是公平的,当地老职工主要看你劳动表现怎么样。”谁说不是?我们都是亲历者,都有切身体会。


徐扬出身于职员家庭,父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故用现在的话说还是“单亲家庭”。父亲后来被定为右派,虽然父母离异他们兄弟姐妹都跟母亲,影响还小一点,但是影响还是有的。民兵训练到最后不准实弹演习;“文革”中不让去大串联,都在少年徐扬心里留下了些许阴影。好动的徐扬如何经得起大串联的诱惑!他问别人借了一块红卫兵袖章,上火车前还有点心虚忐忑,一上火车“就变成真红卫兵了,自己在心里就觉得自己是真红卫兵了,自我感觉一变,不真也真了。”后来,他真的来到了北京。“我是那年8月31日见到毛主席的,你呢?”


“我没去串联。”讲这话时我忽然有点惭愧。


所以徐扬当年能够到黑龙江兵团,也不容易,能在兵团出类拔萃上大学,更是不容易。他知道,虽然这个右派父亲离开了他们家,但是严格来说总还是他父亲,他的“家庭出身”好不到哪里去了,政治前途好不到哪里去了,他必须另辟蹊径,顺应自己的性情,做一个文体活动者,照样出众。


问他大学期间有什么让他难忘的事,他说与同学王从仁、吴中豪一起骑车从上海到无锡,早上4点出发,晚上6点到,路上共花14个小时,对体力与意志力,锻炼很大。


大学期间还有件令他难以忘怀的,是毕业前夕在我编剧的一个话剧中扮演主角。那是1976年的上海市大学生戏剧汇演。可是,我这一个编剧和徐扬这一个男一号,都把剧名给忘记了——可见人类是健忘的动物。“记性没有忘性好”,我俩异口同声地吐了句东北话。而且,他们公演那天,我不知怎么的没有去看,造成了一个终生的遗憾。只好听徐扬回忆过过瘾了。徐扬说:一共有四个演员,三男一女,你们班的刘志清也是其中之一(我插嘴:刘志清前些年死于心脏病,徐扬大惊)。还有两人是低年级的,我已经忘了他们姓甚名谁。话剧是写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继续拿工分当农民的故事(我插嘴:上海师大第一届生物系工农兵学员程立标的事迹,剧中主人公名“程远”,徐扬连呼对对对),我演的程远脖子上围一条毛巾,做积极向上的夸张动作造型,(徐扬边比划边说)摆这么一个PORS,还照过一张相呢(我:能找到么?我想要)。有有,但是在东京,我发给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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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黄的毕业照上的帅哥徐扬


徐扬大学毕业留校,这是我们当年感觉最好的一个工作分配,可是徐扬说:“大红榜一贴出来,我がっかり(沮丧)极了!(我感到不可思议地盯着他)因为我根本没想过做大学老师,我最向往的是到体育部门工作,最好是体委,那么就可以常常看比赛了。”


这就是我们曾经的时代!一个不能有个人意志的时代,一个个人意志常常被拧着来的时代!如果在毕业分配的时候,你有意无意地流露过想留校当老师的意愿,那么,你很有可能就当不成这个老师。也许在一些人的思想里,惟其如此,才能体现“党叫干啥就干啥”,才算实践“我是革命的螺丝钉”。


“这就叫——哎—笃—”徐扬在日文堆里捣腾中文表达,“乱——点鸳鸯谱。”


就这么,三年里徐扬也没读什么书也没写什么作,冷不丁要当大学教师了,心一下子紧张起来。他说,当时三十个人留校,只有两三个人不是党员,他就是其中一个,“这也算是一种掺沙子吧。”他那个时代语词的库存倒还不少。


“那么,你觉得三年工农兵学员上学,在你的成长史上是个什么?”


“哦,是个什么呢?——转型,从一个劳动者转型为一个知识人。从此,与知识分子为伍,学习他们的素养、风度、价值观。这是人生的一大转折。”


徐扬是个非常好的大学老师,他在对外汉语学院上课风度翩翩,声音有磁性吸引力,讲话风趣,有激情,又不乱开无轨电车,所以学生们好评如潮,尤其是外国留学生。但是他又不能安安静静坐下来做学问,中国大学教师可是讲究“板凳要坐十年冷”的。他先是在现代汉语教研室,后调到对外汉语学院,1987年赴日本留学,这下,找着了自己的希望之路了——又可以快乐地教书,又可以不做学问。日本对于“外教”,当然没有那么多要求;即便是他们本国的教授,也是愿意做学问就做,不愿意做学问就不做,只要课上得好,学生评价高,做不做学问是自由的。


徐扬十分喜欢教书,他说与年轻学子打交道,自己也会变得年轻。他很享受往讲台上一站的那种“统帅”感。他后来不仅在东京的日中学院当正式老师,且还在早稻田大学、立教大学、东洋大学、东京理工大学当兼职讲师,他的同事们都是各国来的客座,全是些西装革履、绅味十足的人,徐扬与这些人在一起觉得很自豪。他的“东洋桃李满天下”,他现在的夫人也是他曾经的学生。他先后带十一批共500人次的日本学生到华师大短期留学,其中两位他的“粉丝”连着参加了十次——几乎是只要徐扬带队,那两名学生就来。


回家跟我老公学舌,老公问:“男的女的?”


“不知道。”真是的,怎么给忘了问了?(后来补问才知道,是两个男生)


徐扬初赴日本时,还是个穷小子。那个时候上海与东京之间的差距,五十年都不止。上海人到东京,看到地铁也稀奇,看到超市也稀奇,因为上海都还没有。徐扬读了两年语言学校,就找了所大学想去读研究生。人家学校看了他的简历、听到他的日语已经说得ぺらぺら(流利),就建议他来做客座研究员吧,别再当什么学生了。这再好没有。等自己在日本基本上站住脚了,他就把夫人、女儿办了过去。不久,他与他夫人分手了,后来,她跟了个日本男人。


那年月我也在日本出入频繁,亲见一些中国夫妇前后脚到那里,不久又选择离婚。那时候,中国男人还远不能与日本男人PK。日本男人说:我带你去欧洲玩;这辈子我要让你周游世界!在这样的“豪言壮语”面前,中国男人就瘪了——那时候,中国人离游玩欧洲、周游世界,还遥远得十万八千里呢。没人想得到,中国人周游世界的事,会实现得这等快!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记得我在东京时有一次朋友聚会,大家喝了点酒,说话放肆。一个日本男人说: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日本好女人纷纷投入美国大兵怀抱,我们日本男人就发誓:一定要好好工作、多多挣钱,把我们的好姐妹从美国人怀里夺回来!现在你们中国女人也在纷纷嫁外国人,你们中国男人是怎么想的?座中有位一桥大学的访问学者,道:那很好啊,那我们就娶外国女人做老婆。在座的几个中国人为他鼓了掌。


没想到,徐扬就是这样的一个实践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只见中国女人嫁日本男人的,哪有中国男人娶日本女人的事?徐扬要挑战这种婚嫁观。当时他的年收入已经在800万日元以上,超过一般的日本男子。他尝试着追求一名自己的女学生,成功了,只是女方父亲不同意,没有来参加他们的婚礼。一年后上门,他硬是以自己的学识谈吐、修养风度,“征服”了这位老泰山,如今,老爷子喜欢他超过喜欢另一位同胞女婿。徐扬再婚时,新娘30岁,他43岁,年长“一匝”(十二年)有余。


徐扬现在的日子更好过,年收入1300万日币,东京、上海两地共有三处房产。可他没入日本国籍,尽管他说想入籍十分容易。他不想入。近年,他重新办起了作为中国公民的身份证。他有一次想念北大荒,想得不行,就从东京直接飞到黑龙江,去看望昔日的父老乡亲们,给了他们偌多帮助。他对北大荒五年、上海师大三年念念不忘。他说:有这两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在他的谈话中,竟能不止一次地活用《红灯记》里的说辞。


祖国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任何什么也不能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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