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脚走出来的作品——《权力清单：三十六条》创作札记
简平1
我的长篇报告文学《权力清单：三十六条》今年9月正式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当然是欣慰的。许多人不解地问我，你这次怎么会去写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题材，说实话，我自己先前也是完全没有想到过的。
我一直生活在大都市，与许多人一样，说起农村来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其实都非常肤浅，似是而非，可以说对农村这个中国最为辽阔、最为深沉的基础层面相当陌生，说穿了，我们并不清楚乡村的真实面貌，不清楚农民们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们很容易随大流地加入对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失落的合唱挽歌，很容易情绪化地加入对于发生在乡村里的各种阴暗、腐败、落后和愚昧的众声指斥，可其实这都是些“蜻蜓点水”，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根本就与农村相隔遥远，甚至事不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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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16年初，我任职的上海广播电视台的一位部门领导跟我说，他的复旦大学新闻学硕士研究生的学长，现在担任浙江省宁海县纪委书记的李贵军，从2014年起，在当地县委的决策和支持下，带领纪委干部们在宁海乡村推行一项限制村干部小微权力的制度改革，受到村民们的真心拥护，村子里的政治文明有了显著的提升。部门领导建议我可去实地考察一下，搜集些素材，看看能否进行文艺创作。
我即与宁海县纪委作了联系，他们给我快递来了《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这是一本巴掌大的可以装进口袋的薄薄的小册子，一共只有32页，却涵盖了重大事项决策、项目招投标管理、资产资源处置等村级公共管理事项方面的19条权力，以及村民宅基地审批、困难补助申请、土地征用款分配等村级便民服务事项方面的17条权力，并且每一项都有详尽的一目了然的权力运行流程图。一句话，村干部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该做的怎么做，一清二楚。仔细地读完这份权力清单，我心情很是亢奋，虽说窗外天色阴沉，雾霾深重，但我内心觉得一片清澄。或许是出于我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敏感，或许是出于内心深处的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拿着这本轻薄的小册子，我却感受到它的千钧重量。我决定亲自前往宁海县探个究竟，做个田野调查，因为我强烈地意识到，如果宁海县这项工作真的得到有效开展并取得实质性成果，那其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社会未来行进的方向。
在宁海采访
临去宁海前，我告诉几位朋友，我说，那个《三十六条》是一份权力清单，有了这份清单，那便真正做到了还权于民，权为民所用，村干部的权力因制度而被规范和制约，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一切涉及权力的运作完全公开透明，都受到村民瞪大眼睛的监督，不能自说自话，不能暗箱操作，而可以真正行使参与决策、监督的权力，使村民们得以扬眉吐气，那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便不再是一句空话了。他们听我说后，一个个都给了我笑倒的表情包，认为这是“天方夜谭”。我明白，我说的没有人相信，而事实上，我自己也将信将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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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了在宁海乡村的田野调查，我要用自己的眼睛去探察，去审视，去判析。
这一去便是一年半载。
宁海王干山
当我踏遍了宁海所有的乡镇，并在几个村子里长期蹲点后，我有两个重要的发现：
第一，我发现自己对中国农村的现况知之甚少。乡村里的阴暗、腐败、落后和愚昧固然是客观的存在，但这不是今天中国农村的全部，我们对于农村的探知至少应是多侧面、多角度、多方位的，不然就会一叶障目，就会忽视很多极其重要的东西，甚至因无知、不解而导致哪怕是一点星火的熄灭。
中国农村地域广阔，所以笼统地说农村问题至少是不全面、不完整的，而事实上正是不同的板块才构成了当今中国农村的完整版图，每一个板块都各具特性，观照不同，可又紧密联系，互相影响。就宁海县来说，它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在总体上较早地摆脱了贫困，长居全国百强县行列。那富裕起来的农民又有什么新的追求呢？如果我不去宁海，不深入乡村，我是不可能知道，更不可能相信宁海的农民今天已在追求更高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在做着一件足以影响这个国家未来的事情－－建设新的基层政治文明生态，有效施行法律规定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实现“为民作主”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根本转型。
第二，我发现自己潜意识里是将农村和城市相隔离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尽管自己生活中的日常吃用都与农村息息相关，每天都与进城的农民摩肩接踵，但内心是轻视农村和农民的，并不知道广袤的农村田野其实与高耸的城市大厦具有同等的价值，不知道农村存在的问题与城市存在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不知道农村是关乎全局的根本所在，农村兴才是整个国家兴的可靠保证。总而言之，我们并没有太大的视域，并没有太大的情怀。
今天，宁海农民的追求事实上正代表着全中国人民的追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一个尤为重要的度量，那便是尊严，物质上不为贫穷拮据而折腰，精神上不为主人翁地位的缺损而抬不起头来。虽然《三十六条》目前还是一份村级小微权力清单，是在农村的村庄里面实施的，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这样的改革已经破题，而且已经或正在形成社会共识，尽管前方尚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不过，如果说这条漫长的道路起始于村庄，谁又能说不会由此出发而迈向更多的地方、更远的前方，因为广袤的农村是中国最为基础的原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政治文明的建设、民主与法治的建设、新的政治生态的建设，岂止只是一个村子。通过规则来公正处事，通过正义来凝聚人心，这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这样的发现对我自己来说，无疑是备受震撼的，同时也是备受振奋的。创作的激情和灵感被激发了，我决定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用笔记录下来，于是，一部非虚构长篇报告文学的架构逐渐地清晰起来。
要是我这次没有去农村，没有下基层，那这些发现是不太可能的。确实，这样的深入生活，使我有可能将对都市的关注延伸到对乡村的关注，使我有可能将写作题材拓展到一个从未涉足过的新的领域，从而让我得以打通对城市和乡村的全面观照、认识和理解，让我得以将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普通百姓、关注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落到实处。对一个作家来说，能够藉此打开视野，打开胸怀，没有比这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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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宁海下生活时，以一个普通村民的姿态走家串户，常常坐在田头、屋檐下、大祠堂里与村干部和村民聊家常，倾心交谈，乃至直接参与到村务工作中，如果不是这样，那是无法与他们做朋友，取得他们的信任的，也就可能听不到或看不到最真实的情况。
在宁海采访
我和湖头村时任村主任葛更槐常常促膝谈心，所以从他那里直接了解到《三十六条》给村干部所带来的体验和感受，以及所导致的深刻变化。
四十多岁的葛更槐，多年来一直在外闯荡，但他在2013年12月回到村里，来竞选村长了。他很坦诚地告诉我，他的竞选动机一是为族人长脸面，二是为朋友谋利益，他不否认一开始的时候自己是夹杂着私念的。他说他的一些朋友希望他当村主任后，把一些基建项目给到他们，而他也可从中谋些个人利益。所以，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把综合楼这个380万元的工程项目给拿下来。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2014年2月，《三十六条》施行了。根据新的制度，所有的工程项目根本不可能由村主任一个人说了算，不要说村干部，每一个村民都拿着《三十六条》的小册子，一一对照着，谁都休想走歪一步。按照这份权力清单，整个流程必须经过这些环节：首先要过“五议决策法”这一关，也即由村党组织提议，接着两委联席会议商议，后交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公示三天，两委会组织实施，完成之后还需要村民评议；所有的预决算、监理、公开招投标都得交由县镇公共资源管理机构委托第三方进行；组建村专项工程管理小组对工程实施全程监管；财务公开，账目层层审核后通过乡镇“三资”管理服务中心进行转账支付；而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进行公示。葛更槐觉得每走一步，他手上的那个村主任的权力就给削掉一层，直至最后他清楚地看到事实上他已没有什么权力了。这个变化完全出乎葛更槐的意料，整个执行过程对他来说非常痛苦，他为此沮丧过，甚至愤怒过，但他最后获得了凤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后来，葛更槐拿着《三十六条》走进村民家，他说：“现在你们放心了吧，以前那种村干部私底下叫人来做工程的事，现在根本行不通了，招投标统统公开，每一分钱的去向你们统统掌握。”他还拿着《三十六条》对他的那些朋友们说：“你们看，这清单里规定得清清楚楚，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说了算的，我做不了主了，想帮你也帮不上。”办事一透明，村民们的疑虑消除了，朋友们也不再来为难了，葛更槐得到了村民的信任和支持，综合楼顺利地建起来了。当然，此时的葛更槐精神境界已经不一样了，他跟我说：“《三十六条》让村干部办事有章可循，村民监督也有据可查，样样都公开透明了，我们想腐败也腐败不了。一句话，这就是还干部一个清白，给群众一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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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部非虚构的作品，其主题很容易在写作中流于空泛、虚浮，流于文件式或者报告式的枯燥乏味，所以，我特别注重和强调其文学性，因为文学发展至今，就写作而言，无论打什么旗号，不管是最为传统的还是所谓先锋的，文本可以五花八门，炫技可以随心所欲，但细节却永远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这部报告文学，如果文本自身能够站得住脚，能够吸引、打动、感染读者，能够成为一个范例而被重视、传播，甚至得到推广，这就得依靠事实，而事实有赖于真实的细节，只有真实的细节才有说服力，才有力量。
但细节的获得唯有依靠扎实和深入的调查和采访。如同村干部一样，我也很想了解《三十六条》的施行给普通村民带来了什么，而这最好的就是让细节来说话，可若是不潜心沉入生活，我是不可能占有那些无法任意想象和杜撰的细节的。
在宁海采访
我在书中用一个章节详细地写了一位执著地要求“政治待遇”的大陈村村民陈先良。陈先良是位七十多岁的退休中学老师，虽说他还是个党员，但他认为从前在课堂上讲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其实自己也不相信，因为在村子里老百姓根本没有话语权，村里决策、监督的“政治待遇”向来不曾有过，村干部说了算已经成了“天经地义”，久而久之，村民也便“习以为常”，自动弃置了“主人”的地位。但《三十六条》实施后，他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这份“政治待遇”了。以前村里100亩海塘的招标都是暗箱操作，由谁承包、承包年限、承包费用，村民们一概不知，一切都是村干部说了算的，最低的时候，这100亩海塘一年的承包费只有每亩80元。现在，已将《三十六条》背了个滚瓜烂熟的陈先良和村民们把项目招标的所有程序都摸得一清二楚，因此，每一个步骤按规定公示时，他们都一一监督，一一追问，不留一点疑惑。他们凭什么可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三十六条》赋予了每一个村民都有参与决策和监督的资格和权力。整个招标过程透明得如同清水，什么都放在了台面上，清清楚楚，如果有人胆大妄为，想在其中做些手脚，那真是连门都没有，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被村民像剥洋葱一般层层盘疑。2014年，大陈村100亩海塘的招标最后以每亩3558元落下帷幕，这笔收益完全归村民所有，到时候会公开账目，并打入他们的银行卡中。现在的陈先良一改往昔的压抑，心情舒畅，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早上，都会穿上他最正式的衣服，一丝不苟地扣好所有的纽扣，到村里的祠堂去过党的组织生活。
我写这些细节时，心里是充满感触的，因为我能切身地体会到陈先良对我说的话，“现在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做人的尊严，重新发现了自己在村里的主人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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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深入生活，让我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日新月异”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的现实生活”——其实，回到上海后，在半年多的写作时间里，我还是持续不断地做着采访，而且还又数次返回宁海。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三十六条》的制度创新实践不断地在发展，在变化，在更新。的确，田野调查式的采访与写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非但与当今社会生活所呈现的快速变化的频率和速度相一致，而且也表现出作家自身思想和认识的不断推进和纵深化。对于报告文学写作来说，这显然是带有挑战性的难度的，因为人们可以直接从你的作品中看出你是否勤勉，是否深入，是否怀有理想、情怀和悲悯，是否一直走在路上并且思考和探索。
事实上，随着我下生活的越加深入，我认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热情讴歌人民群众富于历史创造性的事业，写出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大话、空话和套话，而是作家们应该自觉践行的。关心社会的变革，发现当下中国最基础层面的内在肌理，如蝴蝶扇动翅膀般牵系起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应当是作家的责任。我甚至认为，当我在宁海完成这项考察的时侯，我应该成为被当地认可的一个“宁海人”。
宁海许家山石头村
下生活越是深入，越能和当地的人民群众心思相连。那天，我一走进湖头村就感觉不对劲，空气里有一股难闻的臭味。原来，这些天下雨，村里才铺设的污水管道却排污不畅，导致几处窨井污水满溢。不可思议的是，工程承包单位却要村里在工程验收合格单上签字。当然，这被村民们拒绝了。有人受请托来给村主任葛更槐送礼，葛更槐说，你们拿回去，你们甭想买通我，我可要在村里呆一辈子的，我不想因此永远被村民们指指戳戳。可那家承包单位整改措施都没好好落实，却又拿着工程验收合格单催促村里签字了。葛更槐依然理直气壮地予以拒绝，而有主人翁意识，有真实话语权的村民们则心齐一致地站在他一边。我与他们一处处地去踏勘，每一个有质量问题的地方都细致地记录下来，然后，和村民代表们一起去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很快，局面开始扭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与村民们融为一体了。我回到上海后，有一天，忽然收到一份快递，打开之后，既惊讶也很惊喜，那是湖头村颁发给我的荣誉村民证书，这在我所获得的荣誉中是最特别的，也是我最珍惜的。
令我欣慰的是，就在我深入生活进行调研和写作的这段时间里，《三十六条》这个“宁海经验”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被认为是提供了中国社会基层民主政治的理想样本，为依法治国、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树立了典范。“宁海经验”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2016年6月，《宁海县村级权利清单三十六条》被国家民政部授予“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2017年年初，《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送达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4月，《宁波市推进农村“小微权力”清单制度》被列入中央改革情况交流通报；2018年2月4日，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是谋划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顶层设计，而宁海县首创的给村级小微权利拉清单的工作被写进了这份文件，文件确定，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我觉得自己当初选择采写这个题材，的确是与时代，与人民群众相呼应的。
说起来，《权力清单：三十六条》这部报告文学真的是生活给予我的馈赠，没有去乡村深入生活，就没有这部我自己的“中国叙述”，这是步出书斋，用脚在大地上走出来的一部作品。“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力戒浮躁、潜心创作”，不仅是时代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也应成为作家的自觉认识和追求。
2020年，我国农村将终结贫困。在我看来，其实，贫困不仅仅只是物质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精神的脱贫与物质的脱贫应相向而行，可能这更为艰难，更为深远，也更有意义。可以想见，物质生活上脱贫后的农民必将有精神上的期待和追求，他们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对此，任何低估都是危险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会不断地攀升、丰沛，不会止步于温饱的解决，如果精神上的期待和追求不能满足，那么，物质生活的返贫也不是危言耸听。2020年就在触手可及的前方，因此，前瞻性的精神层面的开拓和提升已时不可待。我真诚地希望人们能通过我的这部作品，感受到当代中国农村正发生着的动人心魄的变革，感受到当代中国农民最为热诚，最为深切，最为努力的追求和奋斗，并从中与我一样看到闪烁于人类高地的文明之光，理想之光，希望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