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 30年前采写邓公小平在中国开股市
何建华改革开放伟大进程，引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使发展中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一步步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40年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历史演进中，曾发生一系列激动人心、难以忘怀的历史性大事件，其中邓公小平当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华尔街大佬握手，毅然决然在中国开股市，使股票在黄浦江上空飞舞，无疑是改变中国经济单一所有制模式、培育并影响亿万股民命运情感的历史性大事件。
笔者作为30年前深入系统采访研究这一历史性重大事件、作为“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开拓》杂志上发表《上海：股票冲击波》的见证者，时至今日翻阅略略泛黄的笔记本，启沉重历史之窗，让时光穿越闪回，当年情景历历浮现眼前，心中不免激动涌动一片不尽情思： 股票这个“怪物”在中国经济改革伟大历史进程中恰如原子核裂变，蓦然间升腾起一朵耀眼炫目的蘑菇云，全球凝视着这朵神秘莫测、绚丽多彩的金融云状，瞪大眼睛关注中国发生的变化：邓公小平为什么在中国开股市？股票，什么是你的中国命运？
邓公向华尔街大亨伸出欢迎之手
那是1986年11月14日，一条新闻从北京发出迅速传播全球：“中国改革进程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宽敞而富有东方情调的会客厅里，向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的华尔街大亨们伸出了欢迎之手。
老资格中国领导人带着浓重四川口音，向“世界金元帝国”巨子们娓娓而谈“开放政策是中国的希望”，敦促在投资方面有足够知识且精明强干的美国朋友放大胆子，鼓足勇气，来中国投资。这些不容易被打动的华尔街金融巨子显然被邓小平迷住了，对他所说的话感到高兴，并且“对他的权力和眼光有几分敬畏”。雄踞于华尔街金字塔顶端的董事长约翰﹒范而霖先生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证章送给邓小平，佩戴这枚别致证章可以在戒备森严的纽交所通行无阻。范而霖先生的美好愿望是十亿人的领袖有机会到华尔街那座大理石城堡去看看。作为回赠，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把一张面值50元飞乐股票送给范而霖先生。
邓小平送小飞乐股票给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
一枚流光溢彩的精美绝伦证章，一张印有象形文字的淡绿色飘香股票，各自代表不同象征、拥有独立概念，却承担起历史性神圣使命，成为沟通与连接北京与纽约华尔街的媒介。这张诞生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股票，成了华尔街大亨东方之行最珍贵的礼品！
范而霖先生在北京与邓小平会晤后来到他东方之行第二站、“有着纽约的空气”的上海，他对这座城市感情上的最大依恋是“看看中国第一家股票市场”。轿车沿繁华南京路驶向静安寺，戛然而止在一间不足3米狭小门面前。范而霖先生在时任上海市人民银行行长、后任交通银行行长李祥瑞陪同下走下车来，他眯起眼睛细细打量面前这间敞开着门、显得过于简陋的小屋子，就像高明鉴赏家在仔细玩赏一件精致艺术品。
这就是有着1200多万人口的远东大都市股票市场？一间不足12平方米营业厅，齐胸高柜台，墙壁上一块一米见方的电子屏上显示着标价，只要数十人就能将这里可怜的空间给全部挤满。如果把这个股票市场搬到纽约证交所那拥有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主要交易厅去的话，它还没有厅中一个U型交易台十分之一大。一个巨人，一个侏儒；天平无法衡量，标尺失去公用。这就是东方的现实、东方的特色！
“你是世界上最大交易所主席，到世界最小交易所来访问。”中方陪同在外交辞令字典里搜寻着准确而幽默的词句，想在“最大”与“最小”之间染上点人情色彩。
范而霖先生含蓄地笑了：“你们比我们开始时的露天交易要好得多，我相信你们的市场会早日发展扩大的。”他问市场经理黄贵显：“我能不能在这里办一下过户手续？”
“过户？”在人们惊诧中，范而霖先生掏出一张飞乐股票。原来，这张人民大会堂的礼物票面记名是周芝石，范而霖先生不具备所有权。站在一旁的李祥瑞下意识地盯着这位同行，心里直赞叹他的精明劲。
“来，用我的名义过。”李祥瑞边说边让黄贵显把那张股票从周芝石名下过给自己，再过给范而霖先生。李祥瑞在股票上签下具有个性风格名字后，范而霖先生举起这张业已生效的股票，风趣地说：“我现在是飞乐公司持股人，公司明年开股东大会时别忘了通知我，我来参加股东大会！”
纽约证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于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股票过户，并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李祥瑞（左二），静安业务部经理黄贵显（左一）合影
邓小平会见范而霖先生一行，是极平常的外事活动。然而，善于捕捉新闻背景材料的外国记者却发掘到这样的事实：中国上海、沈阳、深圳等地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金融革命”，绝迹30多年的股票再度降生，以其不可抗拒神奇魅力撩拨着亿万中国民众的投资心弦。他们在传播信息时巧妙作出评价：外交官们说，邓小平对华尔街代表团的讲话等于发出一个明确信号，即尽管遇到许多困难，但是中国政府决心推进经济和金融改革，包括银行改革。
股票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以上这段文字，是我采访了李祥瑞、黄贵显等10多位上海相关人士、查阅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外事接待档案形成的。回望这段历史，并不是像讲故事那样轻松，因为这是在当时背景下东西方金融界寻求合作发展的一次禁区突破，备受国内外关注。如果将时间节点再朝前推移10年乃至20年，华尔街老板——那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代名词，属于“彻底砸烂”、“遗臭万年”之列。
现在回忆，30年前采访记录邓公小平在上海开股市，正是在国家转型发展、思想观念剧烈冲突中进行的。这次采访的缘起事出有因，实属偶然。记得1986年岁末，复旦校友高晓岩回到母校，通过当时在新闻学院任教的张力奋老师找到我，让我一定要推荐上海作家采写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上海股票大事件。他与我叙述了事情的原委：时任工人出版社总编辑南云瑞等领导向全国总工会汇报工作，全总领导明确指示他们要关注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并指出上海正在大力推进的企业股份制改革就事关工人阶级命运，要求组织文章予以反映。
什么是企业股份制改革？又怎样牵动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南云瑞一头雾水回到社里，一进门就看到从复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社里工作不久的高晓岩，叫住他下达了任务，要求“小伙子立即去上海组稿”。我当时在上海青年报当记者，沪上写作圈还算比较熟悉。弄清来龙去脉，凭着人脉资源，我先后联络了不下10位沪上作家，没有一人愿意接下这一采访写作稿约，有朋友还好心善意提醒：股票是个什么玩意儿，那怎么能碰去写呢？实在是没法子可想，面对高晓岩完成约稿任务的恳切，我说“兄弟我来采写吧”。
一诺千金。答应并付诸实施采访，我一下子陷入了迷茫与痛苦之中，因为自己的股市知识几乎是零，上海企业股份制改革与股票这个怪物引发大量仁智互见争论，涉及的人与事错综复杂等。我只能咬咬牙，收集相关书籍阅读进行知识补课，并一头扎进金融界、股改企业和第一批股民的纷繁世界，开始了艰辛的采访写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旧址
当时面对的必须说服自己、也必须回应社会各界的第一个问题是：股票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当时所能阅读到的书籍里关于股市基本上持批判立场，学界也没有太多关注与研究，我只能通过与奋斗在第一线所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进行深入交流，发掘走访解放前上海股市老经纪人等，获得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认知。
思考一：到底是搞股票还是搞储蓄？金融专家李祥瑞思辨认为，金融业民间游资恰如深居蛰伏于深山老林的猛虎，一旦失去控制就会造成经济社会生活巨大创伤。从民众承受心理看，西方倾向于搞股票，东方倾向于搞储蓄，这是东方人与西方人不同文化价值和心理素质在金钱投资上的差异，其带来的结果截然不同。形象地说，储蓄是“开门养虎”，老百姓将沉淀资金存在银行里，作为一种看不见的购买力，就像一只伏在暗处的猛兽，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随时随地一跃而出冲击市场。而大众把钱投资于股票，需要兑现就必须到股票市场去出售，前提是要有人买。对国家和银行来说，不需要对百姓投资的这些固定资金富有直接兑现责任而可长期使用，这就等于给猛虎罩上了一只铁笼。金融风潮无情残忍的巨大摧毁力昭示人们，必须慎之又慎对待民间游资，养虎必须有笼！
思考二：为什么追求“跳黄浦”的诱惑？时任延中实业总经理周鑫荣的心理轨迹耐人寻味。他经营管理的公司原是陈旧街道简陋破屋里的小小服装工场，工人大多是家庭妇女，一天辛苦工作8小时报酬7毛钱。面对贫困，解放前在上海当学徒的周鑫荣眼里冒火，也捕捉到希望之光，发现市场上晒图机供不应求就决定生产，带领职工艰苦创业、开拓市场，使企业顽强走出峡谷地带，一跃成为上海名闻遐迩最富集体企业之一。面对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缺口，发行股票集资的大胆尝试绘入公司发展蓝图。他们能获得国家银行贷款且利息要比股东红利低得多，但发行股票使公司与1.8万名股东建立起血肉相连关系，获得的是经营好企业回报股东的压力与责任。“周老板”说：“如果企业经济管理不善，难见江东父老，我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跳黄浦去喂鱼虾。”
思考三：股票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老经纪人吴仕森翻开他珍藏的中国征信所编的《华股手册》，介绍旧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有大量股票上市交易。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七月初，经济财政两部令准施行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营业细则》计14章94条，对股票交易有较完整而严明规定。他与另几位老先生认为股票市场并不是坏东西，主要是由于解放前中国股票市场大多由外国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在幕后操纵投机，加上政局不稳等要素造成股市大起大落，把名声搞坏了。现在国家应该运用股市筹集社会资金，广开投资渠道，加强市场调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
第一代股民的“老板梦”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改革以神奇力量创造出一个个意味深长的新概念与社会角色，比如个体户、专业户、万元户等，在上海股市的采访与探索中，我自然而然面对又一个跃动着出现的新群体：股东。由此我心中产生了一个谜，那就是什么人买股票成为第一代股民？这些股民如此执着做着怎样的梦？
我用文字留下了当时关于这个上海股民的宏观叙事：它，现在只代表着一个微小得近乎可怜的群体。在生息着1264.6万人口的世界超级大都市中，组成这个群体的3.5万人，仅占有0.27%的比例。然而，他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批私有投资者，单从这个意义上说，就足以令局外人睁大发亮的眼睛，用疑惑、猜测、羡慕与嫉妒的复杂心态窥视他们。据统计，上海当时拥有的3.5万名持股人中，约70%的股东支持1~2股。据调查，77%入股职工时时感到自己是企业主人，认为入股可以提高对企业的关心，而且这种感觉的强弱与入股份额的多少成正比。
翻开采访笔记本，当年追踪访谈的第一代股民生龙活虎再现眼前。他们中，有的人就等着可以买股票这一天，通宵达旦在寒夜中排队买股票；有的人整个家族计算发财账，绑在一条船上互相打气鼓励做投资；有的人从牙缝里寄托万分之一的幻想，想着靠股票翻身改变生活境遇；有的人一生心血一场梦，大胆参与股票买卖；有的人无知无畏，未觉醒的风险意识导致他们盲目参与；有的人买一股两股，为的是积极投身企业股改，体味主人翁意识的新觉醒，等等。可以说，股票这个新生事物搅动了上海滩，也激发了这些股市弄潮儿的恩怨情仇复杂人生。
这支威武雄壮的持股人大军，以极其复杂微妙的心态谜底笼罩着股票。我当时对这种现象的点评是：贫穷使人精明，使人贪婪，也使人胆怯。上海市民面对瞬间涌来的股票热潮，在决定手中有限金钱的投资流向时，以令人费解的形式创造了这个谜。为尽可能撩开这层迷雾一般的纱幔，我记录下当时只持有一股的股民的复杂心态，今天看来还是饶有兴味。
一位打扮“海派”的年轻人：现在的人不是讲实惠吗？尤其是我们这代年轻人更讲实惠了，不像老人们赚了钱省吃俭用存银行，要么压在箱子底下数数也开心。我有了钱首先考虑的是怎样花，只是觉得钱少不够花。再说物价升得快，买股票即使股息加红利比银行高，可还是赶不上物价上涨，不如趁早花掉，置几样值钱的东西。干吗买一股？好玩呗！
飞乐股份公司一位门房老工人：我何尝不想多买？看到别人一买一叠子，心里也痒痒的，恨不得自己也捧上一捆。可没法子，没钱呀！买股票要有一笔钱，这笔钱是放着不用的，我拿不出。像我们企业总归是越搞越好，不会像旧社会一眨眼就破产倒闭的，国家保也要保住。有人担心有风险，这是没必要的，可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我真是没办法，小孩多、开销大，不然，嗨！我也知道，股票买一股两股的没意思，要买就要买得多，那样收益大、划得来。哎，只好看着人家神气。
飞乐股份股票
一位中年人：凡事要慢着来，试试看。“一看二慢三通过”。急什么呢？搞股份制现在还是试验阶段，领导说的，试验嘛，就会有成功，有失败。我也要试验试验，先少买几股，看行情怎样，好的话再多买不迟，不好也不失掉什么，干嘛去凑那个热闹，去担那个风险呢？
一位对外经济高级律师：你不信？我确实只买了一股。目的？我只不过想参与股票的实际运行机制之中，以便作点观察。据我看，大多数中国人缺的是投资心理和风险观念，买股票也只是一种保值欲望。那种持股很少的人，一般具有的是这种远比西方人逊色的心理素质。
日月如梭，白驹过隙。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滚滚向前，迄今进入第40个年头。股票，在绝迹30年后于1985年岁首重返上海滩，迄今也已33个年头。今天的人们尤其是亲历参与者回望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也许会获得不一样的感悟。
事实上，邓小平当时在上海开股市，还引发了一个更深刻的思考：东方需要华尔街吗？上海自1843年在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下开埠后，近现代金融业就成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基因。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叶，一个由柳亚子先生鼓励支持成立的学艺团体“上海通社”同仁们就鲜明地划下了历史性句号。他们从黄浦滩路（即今外滩）、九江路、北京路、宁波路、天津路、河南路作实地勘查，发现单是设立在6条路上的金融机构总数已有180余家。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这6条路“称之曰上海的华尔街，谁曰不宜？”历史似乎开了个大玩笑，半个世纪后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严峻课题：东方需要不需要华尔街？正是股市的培育发展，令社会各方人士达成共识：东方需要华尔街！
中国股市一路走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邓公为什么在中国开股市？穿越历史风云，今天回忆回味“小平同志”当年壮举，也许可以令今天的人们获得更多真知灼见：中国股市已发展成为由亿万投资者组成的庞大市场，对中国股市以及参与各方来说，应当不忘初心，不忘一路艰辛来历，不能迷失前行方向，更不能成为金融大鳄翻云覆雨放纵邪恶人性的一片蓝海，进一步规范运作促进市场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让股市的投资融资功能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发挥应有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