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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的黎明(之一)——平民女校始末

作者:杨绣丽 发表时间:2019-06-24 点击数:124

1、王剑虹成为“中华女界联合会”一员


碧绿的湘江,一路蜿蜒奔驰着向北方流去。在长沙境内,它负载一艘艘客轮,越过洞庭湖,奔出湖湘,西上武汉、重庆,东下南京、上海,驶向大洋……此时,江上一艘劈波斩浪的轮船,正有一个女子目送着长沙渐渐变成一个黑点。


这女子名叫王淑璠,18岁,后来改名王剑虹(为了方便叙述,下文统一使用王剑虹),在平民女校的学生中,她前来上海的故事或许最具人情味,因为是父亲王勃山带她来的。可是在内心深处,她难免觉得孤单,她出生在四川酉阳(现属重庆)龙潭镇,12岁时母亲去世,父亲把她送到湖南常德,寄养在姑母家,她多少次偷偷地掉下眼泪啊。现在父亲又将把她送到上海,在那里她又将是独自一人,她将遇见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故事呢?


此时正是1920年的盛夏,还未及八月,日光摇荡,水气升起,她只觉得目光朦胧起来,难道自己今生就永远只能羡慕她人吗?她本来就是一个痴心肠的女孩子,在湖南生活多年,此时已然对湖湘山水有了感情,当时学习陶渊明的名篇《桃花源记》后,她还曾偷偷一个人跑去“桃花源”胜地游览一番呢,于是她开始想着自己在湖南的这些日子……


历史的悲情像一片乌云——


五四以前,《新青年》劲风所吹之处,王剑虹是通过私人朋友第一次读到了《新青年》,这样一本新书好像一个新潮的宝贝,每个人看过之后都立即转给朋友,蔚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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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


受《新青年》影响,班里的讲演动辄以女子剪发、女子经济独立、婚姻自由问题为内容,校长和教员反对这种演讲,王剑虹常与校长、教员展开争论,逐条驳斥。痴绝之人倘若认准了一件事,那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敢教日月换新天。丁玲和低班同学前去旁听,都支持王剑虹的意见,但她和王剑虹这时还形如陌路,没有交谈。


丁玲后来回忆,那时“王剑虹已经是师范二年级的学生了……我们的教室、自修室相邻,我们每天都可以在走廊上相见。她好像非常严肃,昂首出入,目不旁视。我呢,也是一个不喜欢在显得有傲见的人的面前笑脸相迎的,所以我们都不打招呼。但她有一双智慧、犀锐、坚定的眼睛,常常引得我悄悄注意她,觉得她大概是一个比较不庸俗、有思想的同学吧。”


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


五四运动像太阳抛出的强光,迅速照耀这古老中华的每一寸土地。


王剑虹和高年级的杨代诚组织同学上街游行,并且在校第一批带头剪掉了辫子。王剑虹还和人办了一个民众夜校,号召学校的活跃分子在里面教书,启迪民智,晚一级的丁玲也去教过珠算,因为丁玲年龄小,个子矮,大家都叫她“崽崽先生”。


王剑虹口才流利,能言善辩,见解精辟,将川妹子和湘妹子的泼辣集合于一身,成为校内风云人物,这给丁玲留下深刻的印象:“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我们学校的同学行动起来时,王剑虹就成了全校的领头人物……她口若悬河的讲词和临机应变的一些尖锐、透辟的言论,常常激起全体同学的热情。她的每句话,都引起雷鸣般的掌声……(她)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队伍的尖兵”。


中华女界联合会的一员——


王剑虹随父亲来上海,是为了继续求学深造,可是上海的学校费用昂贵,她最后选了费用最低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经父亲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谢持介绍,王剑虹来到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徐宗汉处做些文字工作。


一大后,开展妇女运动被列为中共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李达与徐宗汉商议,希望联合改组上海女界联合会。当年9月,“中华女界联合会”成立,王剑虹是中华女界联合会23名创始成员之一。


不久,联合会创办了《妇女声》周刊,这是中共领导创办的第一个妇女刊物,王剑虹和王会悟是主要编辑;陈独秀、沈雁冰(茅盾)、沈泽民、邵力子常为刊物撰稿。她的能力和才干颇受陈独秀和李达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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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声》周刊


还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时,王剑虹就通过徐宗汉秘书王会悟认识了李达。当李达开始筹建平民女校的时候,王剑虹和王会悟一起参与其中。不久之后,她即将作为一个引路人的角色,为自己也为历史写出曼妙的一笔。


2、秦德君随邓中夏赴上海


“呜”的一声笛响,一列火车喷出20世纪20年代特有的一股烟雾,驶出北平站。时为1921年,一个十五六岁模样的少女,随着疾驰的火车向南而去。这位女孩名叫秦德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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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德君


一束光的速度,燃遍全国——


1905年,秦德君降生于长江畔的忠州城,因为家境贫困,她被送到外婆家,与外婆、舅妈、表嫂三代寡妇相依为命,喝着米糊长大。13岁时,二哥秦把她带到万县,在那里上了半年女子初级师范,暑假考取成都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


五四运动的火炬,以一束光的速度,燃遍全国,成都学生迅速成立“四川学生联合会”,号召各校学生万人以上游行示威,发表演讲,秦德君以“秦文骏”为笔名,发表文章,奋力批判旧社会,呼吁男女平等。她喀嚓一声剪掉辫子,留起短发。


秦德君听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写信给蔡元培,要求进北大。蔡元培回信说:“女子实业学校学生,恐怕未必合格。”这封信被学校查获,秦德君因此被开除。中国女性的自由之路,走过了多么黑暗的一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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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漫长的出川之路——


当时吴玉章在渝成立“全川自治联合会”,四川各个县都派有代表参加,于是学生联合会介绍秦德君去重庆。她和两个同伴到了重庆。经吴玉章安排,一起住在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新蜀报》创始人陈愚生家中。陈愚生是四川泸州人,曾参加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后赴日本留学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回国后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田汉等时代精英都是成员之一。吴玉章赠予秦德君100元现洋,让她随陈愚生一起赴北平,找李大钊协助前往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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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蜀报


一人身着灰布长衫,戴着金丝边眼镜,两撇八字胡又浓又密,目光炯炯有神,在火车站外迎候。他就是五四运动的旗手李大钊。秦德君似乎看到了那一道曙光,顿时觉得心中也充满了雷霆万钧的力量,可是去苏联的希望因故化成了泡影,她只得在北平继续呆下去。此时她两手空空,而且还怀着身孕。原来离开重庆前一夜,吴玉章等人为陈愚生饯行,秦德君因不胜酒力醉倒了,同席的《新蜀报》编辑穆济波趁她一人醉卧室中,悄悄进去将她奸污。从此之后,秦德君回忆道:“穆济波有如一个魔鬼的影子,紧紧跟随我,纠缠我,使我大半生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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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


这天,秦德君正为自己的处境泪流满面,忽然有人轻轻拍了拍她后脑,她忙擦干眼泪,转身一看是李大钊。


大钊先生向来是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目标而奋斗的,而这样的奋斗不正也是为了青年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嘛?他见秦德君悲伤,于是温和而又亲切地问道:“好孩子,怎么啦?”


秦德君摇了摇头。


他又问道:“是想家了吗?”


秦德君一听,心中痛苦万分,问道:“我的家在哪里呀?”


李大钊笑道:“好孩子,到上海去工作吧。”


火车到上海去——


火车奔驰着,朝着长江,朝着二十世纪远东最繁华的都市的方向,在奔驰。

对旅途的波折,秦德君也有回忆:“火车过了徐州,列车长报告说,前面铁路坏了一段,要大家换车。于是旅客们纷纷扛起简单的行李,走过一段崎岖的道路,挤上另一列车,因为两列火车的人并在了一列火车上,所以特别挤,不管二等三等车票的旅客,都得不到座位了。那些从窗户外翻进来的,连落脚地都没有,就跨在人们肩膀上,争吵声此起彼伏……”


秦德君在回忆文章《跟大钊同志在一起的日子里》写到,她是随李大钊和陈愚生一起南下上海的,但少年中国学会成员1921年从北京前往上海的,只有邓中夏一人,“一大”之前,他来上海汇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在《回忆邓中夏同志》一文里,秦德君写到邓中夏就像大哥哥一样称自己为“小弟弟”,极为关怀,他还带着秦德君在上海和南京游览名胜古迹,由此推断,此次从北京南下,最有可能是李大钊嘱咐邓中夏带着她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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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


到上海后,秦德君到一家袜厂去做学习女工。这时的上海,已然成为革命的大熔炉。秦德君人生崭新的一页,在一双双巨人之手的协助下,悄然翻开了。


3、丁玲“飞向自由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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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一股寒风盘旋在洞庭湖以西的大地上,按诗人的说法,春天似乎不远了。可是,1922年静悄悄地来临,似乎并不是非比寻常的一年,如同这一年4月鲁迅在北京写下的《为“俄国歌剧团”》的文字:“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一片古老的沧桑的土地,“倘使我是一个歌者,我的声音怕要销沉了罢。”


而俄国艺术家的歌唱和舞蹈,又促使鲁迅猛醒,于是他写道:“我是怎么一个褊狭的人呵。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倘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而且真的,我唱了我的反抗之歌了!”


是啊,有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在唱着反抗之歌,他们唱着,起初并没有什么回响,却在历史的缝隙之间,慢慢地雷鸣一般轰响起来。


渴望着一个遥远的神秘的世界——


春节前夕,王剑虹回到湖南常德,一是看望姑母,二是为平民女校招生。


这一年丁玲18岁,正放寒假,也在常德。她因幼年丧父,随母亲余曼贞寄住在外婆家。这天,王剑虹和堂姑王醒予来看望余曼贞,她们有亲戚是余曼贞的学生。在桃源第二女子师范,王剑虹和丁玲天天见面不说话,相隔两年半,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王剑虹谈起在上海的见闻,鼓动丁玲一起去参加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校。丁玲一开始听到“平民女校”的名字,内心不免有些忐忑,她知道家里人恐怕会觉得刺耳的。


丁玲,原名蒋伟,蒋冰之,像鲁迅一样也是出生于大户人家,只是后来也一样的家道中落了。她曾经在具有自传性质的《遥远的故事》说写道:“安福县蒋家,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是一个人丁兴旺的人家,在我的爷爷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安福县的大房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小财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


丁玲的母亲余曼贞也出自名门,丁玲外公余泽春,清末拔贡,担任过云南大理、普洱与楚雄等地知府。余曼贞结婚后取名蒋胜眉,意为“女子胜过须眉”,奋发之情,可见一斑。丁玲不满4岁时父亲去世,余曼贞带着她和刚满一岁的儿子离开临澧,寄居在常德县城丁玲的两个舅舅家里。


1909年,余曼贞冲破重重阻力,进入常德女子师范速成班学习,5岁的丁玲跟着母亲,读该校幼稚班。三年后,余曼贞和向警予等人一起到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攻读,丁玲也进入女师小学部读书,15岁后丁玲进入桃源二师读预科,成为王剑虹学妹。


桃源离常德约九十里,丁玲是乘小火轮去的。学校濒临沅江,风景优美,操场显得特别阔大,丁玲内心的天地也开阔起来。她常常在楼上窗前一站半天,沅江过往的帆船,不时从疏疏密密的树影中透出来,拉纤的、撑篙的船夫唱着号子,伴着滔滔的江水和馨香的江风飘进窗口,飘进呼吸中,使她觉得特别舒畅,一切仿佛把她带到了一个遥远的神秘的世界。


在周南自由的空气中——


受“五四”运动影响,母亲在1919年秋天把丁玲送到长沙读周南女校,这是当时湖南最好的女子中学,远在北京的《新青年》就对周南女校作过评价:“这个学校在湖南本是最有精彩的,加以校长朱剑凡极力提倡‘新’的改造,所以一般学生的思想,与一般普通的人,大大不同。”向警予、陶毅、蔡畅等人曾就读周南,余曼贞特别喜欢这个学校,她希望丁玲在这里学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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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女校


周南女中由教育家朱剑凡于1905年创办,原名周氏家塾,以“启迪民智,解放妇女”为办学宗旨,1906年由徐特立作词、黄厘叔谱曲,创作了周南校歌:“地处长沙,山环水重深深锁。女校修复,应推先进周南我。毁家兴学,蒙难开基,创出文明母。到如今,三湘七泽有蜚声,郁郁、欣欣、芬芬、馥馥如花朵。同学们:静心学业,静心学业。发放我历史之光荣,效忠祖国,效忠祖国,永获光荣果。”周南一时声名鹊起,成为湖南莘莘学子向往之处,徐特立也禁不住为其点赞:“周南者,女子教育之权兴也,女子教育之滥觞也。”1920年,湖南当局为其出资,指令周南为湖南代办公立女子中学。


丁玲的国文教师陈启明参与了毛泽东主导创建的新民学会,思想进步,他每天读过上海、北京的报纸,把好的文章加上红圈,介绍给同学们,广受学生欢迎。那时,丁玲最喜欢读白话文小说和新诗,也写过一些白话诗,由陈启明主编,发表在当时《湘江日报》的副刊。


在周南自由的新空气中,丁玲更是无比畅快。本来她就对一直在舅舅家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早早地觉得压抑,内心深处青苔一般滋生着反叛的情绪。此后,她一生追求自由,或者就是从周南开始。


湖南学界一大可哀事——


周南校长朱剑凡本是进步教育家,后受到当局压力,急遽转身,开始在学校严禁进步宣传,解聘进步教员,陈启明也被辞退。


这天,校学生自治会推选丁玲的同班同学周敦祜参加省学联会,以联合行动,由于讨论稍久,造成上课迟到,朱剑凡闻讯赶来,质问周敦祜:“你在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已经取消,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个地方开会?你有什么召集开会之权?”


周敦祜在周南学生中间素有影响力,第五届湖南省运动会上,周南等女校做团体操表演,周敦祜受推选发言:“所痛心者,大会秩序单中,未将女子运动项目列入,足见无重视之意。须知国家社会之进化,男女负同等责任,希望此后男女学校一律同等待遇。”同学们都推崇她敢怒敢说。


见校长如此激动,周敦祜作了道歉,朱剑凡仍大怒不止:“你们到学校里来,是服从校长还是服从同学?”最后朱剑凡说道,“我也不要你们做学生了。我以后只办小学,立誓不办中学。中学从今日起,便全体解散”。隔天学校悬牌告示,责令周敦祜即日领费出校。


周敦祜等学生极为愤慨,领导十几个同学签名退学,此事经湖南《大公报》报道,编者认为“此诚湖南学界一大可哀事!”为示公正,“周南风潮”的发生过程,以学校和学生会两方来信的方式,发表在《大公报》上,为人所知。


不久,周南声明开除周敦祜,丁玲和周敦祜等十七、八个同学一起愤而退学,以示抗议。他们离开周南,在船山学社地址办了一个暑期补习班,由长沙第一师范的部分教员和毕业生协助补习功课。上世纪80年代,丁玲在写给孙女的一封信中写道:“还说毛润之先生也要来给我们上课。我是这时知道毛泽东同志的。但他始终未来讲课。而补习班也是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之下办起来的。杨开慧、杨开秀(开慧的堂妹)都在这里,也都在暑期班学习。”过了暑假,丁玲考进岳云中学。


解除婚约,唱反抗的歌——


见到王剑虹时,丁玲正对岳云中学感到失望,对人生道路感到彷徨,她们谈起社会革命,谈起文学,谈到理想,无所不谈,特别投契。于是她一下便决定终止在湖南的学业,同她冒险到一个熟人都没有的上海“去寻找真理,去开辟人生大道”。


丁玲回忆说:“那时我们知道陈独秀、李达都是新人物,是搞社会革命的。我们也想望社会革命,虽则还不懂得怎样去革命。我们在去上海前,受到了不少的阻挠。因为‘平民女学’和普通学校不同,没有文凭,将来职业有问题。加上‘平民女学’的‘平民’两个字,也很刺目。到上海这个地方去,也成为亲戚们反对的理由。那时,教员和亲戚们,以为我要进‘平民女学’是件很荒唐的事,出来反对。”


为了去上海,丁玲颇费了一番周折。这时,她唯一的弟弟已经去世,母女俩相依为命。余曼贞替女儿前途着想,还是支持她的,只是遭到三舅激烈反对,他说:“不行,上海是个坏地方,那里你没有亲戚,身边没有大人,那怎么行呢?你现在十七岁了,明年十八岁,毕了业就可以在家完婚。要去上海,那就不行!”


外婆临终时把她许配给三舅的儿子余伯强,丁玲和她的母亲都害怕她去舅舅家做媳妇。母亲希望她读师范,毕业后当个小学教员,可以少在婆家待着,而丁玲甚至说:“我自己呢,则希望表哥早点死。虽则,我对表哥本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感。”她自始至终都反对这场包办的婚姻的,她的心早已经飞到上海去了。


这天,三舅席开一宴,请来了家族的亲戚们,想把丁玲留住。余曼贞当着大家的面,据理力争,力主解除婚约,三舅坚决不同意。


丁玲和王剑虹一气之下写了一篇文章,揭露舅父假道学的面孔,登在当时的《民国日报》上,这场解除婚约的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一只小鸟唱着她的反抗之歌,即将飞向未来无限广阔的自由天地。


4、王一知:学施存统写《非孝》


“五四”以前,社会风气有些开放,女子逐渐可以入学了。有些家庭开明,由家里送女子去上学,有些女子则是自己冲破重重阻碍,甚至从家里逃出来,才得以顺利入学。


王一知就是从家里逃出来,才得以进入桃源第二女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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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知


王一知,本名杨代诚(这个名字一直用到平民女校,为方便叙述,下文统一用王一知),湖南芷江县人。她的父亲杨凤笙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同窗,又一同留学日本;熊希龄担任国民政府总理时,邀请杨凤笙在国民政府任职,不久回到家乡,担任《湘报》主笔。杨凤笙虽留过学、做过京官、当着报人,但满脑子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因为王一知是女儿,便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借口娶了个妾,生了儿子。王一知母亲40岁时头发苍白,50岁时抑郁而死,其时王一知方才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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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


学施存统写《非孝》——


母亲死后,王一知考取桃源第二女子师范,父亲不同意她升学,于是她逃出家来,只身赴校。在学校里,她大量阅读卢梭《民约论》、柏拉图《理想国》、达尔文《进化论》、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等书籍,接触到了一些新思想。后来看到《新青年》,读到那些提倡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文章,感觉就像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这年下学期,王一知和几个想升学的同学,决定另请一位教员补习英文,这下惹怒了原来的英文教员,这个教员是校长的弟弟,校长就向王一知等人大发脾气,责备他们不懂规矩。王一知带领同学和校长争辩,校长声称要开除她们。王一知带领同学罢起课来,这次风潮的结果,没有一个同学被开除,只是那位补习英文的教员辞职走了。


她们困惑,不解,愤慨——为何人世间这么的不公平?


“五四”运动爆发后,王一知和王剑虹带领同学去游行,高呼着“收回青岛”、“打倒卖国贼”等口号,一边哭,一边喊,他们又组织同学到店铺里检查日货,劝商人不卖日货,一边劝一边哭,一腔赤诚,令一些商人见了也为之动容……


王一知后来回忆:“我们那时候,就是对国家充满着热爱!”“那时,我们不满现状,爱国思想很浓厚,看见报纸上有丧权辱国的事,痛哭流涕。在校里,我有几个朋友时常在一起,谈论起国事就慷慨激昂。”


哭,有时候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不满于社会的不公平,不满于女人被男人压迫的现实,愤慨于种田的反而没有饭吃,做工的反而没什么衣穿,但是她们又不知道如何改革社会,如何使国家富强,也没有接触到革命的思想,平时只是听到教员们的教导:“好好读书,为国做事”,如何去做,却没有方向,于是哭成为一种不知所措的反抗。


现在的女生留什么发型,完全是自己说了算,我的地盘我作主,甚至女生光头也成为一种态度。回去100年前的时代,剪短发可不是件小事,社会和学校都反对,同学们上街时,还有许多小孩跟着看,社会上的老朽还骂她们是妖怪,说什么“天之将亡,必出妖孽”,有的家长甚至跑到校里哭闹,校长怕社会上责备自己无能,也气得哭起来……


没办法,在那时候,剪去辫子完全是新式女子的“自由stlye”,再怎么离经叛道,那也得潇洒走一回。王一知和同学一起剪去了辫子,还特地去照相馆拍了张照片。一次,王一知又学着施存统写了一篇作文《非孝》,反对旧宗法、旧礼教,说明父子父女之间应该以爱为基础,反对“父要子死,不得不死”的无理压制,校长为此很生气,又无可奈何。


第一次看到共产党的宣传品——


从桃源二师毕业后,王一知回到芷江,本来准备在家里看一看,就到北京去考女师大,这再一次遭到父亲的反对,王一知只能采取“拖延”战术。没多久,一些同学要到桃源去上学,当时土匪猖獗,为安全起见,这些学生的家里租了一艘船,雇了一个班的兵力作为护卫。王一知和大家一起将行李放到船上,眼看着其他同学上了船,从水路出发了,王一知担心父亲赶来拦截,只身雇了一顶轿子前往桃源。没想到此举歪打正着,那条小火轮连女学生带行李都被土匪抢去了,王一知躲过了一劫。


衣物铺盖都被强盗抢走了,打算去北京去不成了,书也读不成了,生计成了大问题。王一知只得找工作,去了向警予创办的淑浦县立完全小学教书,不过此时向警予已离开,由王一知的一位同学当校长,她被聘为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兼国文教员,每月拿12元的月薪。


淑浦是个闭塞的小地方,小学男女同校,在当时新奇而突出。王一知负责的班有一个男生非常顽皮,对一个女同学作猥亵的动作,一时轰动社会和全校,甚至产生了男女同校是否合适、学校是否继续办下去的议论。


到了下半年,王一知初次看到了苏联和共产党的宣传品,是当地一个在北京朝阳大学读书的学生带回淑浦的。王一知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小册子,从此对共产主义有了一些认识,但信仰还未确定。那时,统治阶级并没有意识到共产主义的力量,宣传比较自由,举行马克思恩格斯纪念会时,甚至有军阀也参加。这位朝阳大学的学生公开向小学教员宣传共产主义,说相信共产主义可以到俄国去,有的教员特别想到俄国,王一知不以为然:信仰一个主义,是因为这个主义好,而不应该为了出国。


在淑浦小学,她每月除了上交3块钱伙食费,置了一些衣物铺盖,剩下的钱全都存着,准备有可能再继续升学。寒假来临了,她见到从上海回来的同学王剑虹,说起平民女校,不收学费,半工半读,最主要的是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人都将在这所学校任教,王一知下定决心,她要离开家乡,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


5、汇聚上海,红色的起点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黄浦江,一条静水流深的大江,一条激荡不休的大河,汇入长江、通达大海,使得上海远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成为当时中国最忙碌的一个港口——国际航线上,有定期客轮来往于上海和伦敦、马赛、汉堡、新加坡、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檀香山、神户等地。国内航线上,1921年在上海登记的内港船只已有300多艘,航线北至天津、南至广州、西至重庆、内陆至长沙,四通八达。


1922年2月的一天,黄浦江上一处繁忙的码头,停满了各种船只。


北风萧萧,无止息地吹荡在平原上,凄厉中带着一股和山区不同的海岸的气息,扑面而至。从湖南来的一只船上,下来几个提着皮箱的女子,留着短发,兴奋的目光,四处打量着。


这是平民女校招收的最大一批学生,当中有王一知(即杨代诚)、丁玲(即蒋冰之)、王醒予以及王苏群、薛正源等5人,都是王剑虹招来的。


上海的街——


春节刚过,狭窄的街道两旁,店铺的排门张开门洞,门口还悬挂着庆祝的旗子,有的挂着红色的灯笼,元宵的气息渐次浓起来了。于是她们看到茅盾在《上海》一文中写到的景致:“沿马路的电灯柱上、里门口,都有些红色小方块;烂疮膏药似的,歪七竖八贴着。……我们沿着步行道慢慢地走去,就细读那些‘召租文学’。这是非常公式主义的,‘自来水电灯齐全,客堂灶披公用,租价从廉’云云。……这一家石库门的两扇乌油大门着实漂亮,铜环也是擦得晶亮耀目……”


一排一排的石库门房子,黑漆木门,黄铜门环,外墙一律是清水墙,青砖中间镶嵌着些红砖,是当时上海最主要的民居。不时地,一幢幢洋式小楼房如一只高昂着头颅的鹤一样,屹立其间。


街上挤满行人,电车、黄包车、小轿车跑过去,跑过来。她们只觉得无比的喧闹,无比的兴奋。当时,上海这座城市马路的风物,在外人看来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可以借到访上海的爱因斯坦的日记来回顾一下。1922年,爱因斯坦访问日本,来回途中在上海短暂停留。爱因斯坦11月13日抵达上海码头,在11月14日的日记中,他写到:


“13日早晨大约10点钟,抵达上海。沿着平坦、如画、黄绿色的河滩逆流而上。……将我们带到一个中餐馆。吃饭时,我们看到窗外路过一支嘈杂而色彩斑斓的送葬队伍,让我们觉得野蛮而近乎滑稽。食物精细、源源不断。每个人不断地用筷子从桌上很多共用的小碗里夹菜。我的内脏很不舒服,因此立刻离开,在5点时愉快地去往友好的斐司德夫妇天堂般的家。吃了点东西后,在华界散步,天气晴朗。街道狭窄,挤满行人和脏兮兮的黄包车、空气中各种恶臭。印象是温顺、漠然、被忽略的人们为生存而坚强奋斗。路边,露天作坊与商店喧闹声很大,但是没有争吵。我们去了一家剧院,每一层都有一个丑角表演。观众们总是很欣赏、很娱乐,有各种人,还有小孩。到处都很脏。非常喧闹的人群内外,都是很高兴的脸庞。即使是做苦力的也没有显露悲惨的模样。特别成群的民族,常常有挺起的肚子,总是健康的神经,常常更像机器人而不是人。有时候咧嘴而笑,表现出好奇。滑稽地与我们这些欧洲人对视——”


狭窄的街道,将拓得宽广;脏兮兮的市容,会被整洁所替代。而爱因斯坦发现的我们这个民族在受苦中仍旧持有的活力,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走向腾飞的源泉,这是一种来自远古的洪荒之力的接续、传承……


聚是一盏灯——


这是丁玲和王一知第一次来上海,李向东、王增如在《丁玲传》上说:“上海是她离开家乡踏入人生的第一站,是她初登文坛名声大噪的地方,也是她投身革命的起点。”应该说这是一条走向世界的路,也是一条撕心裂肺、刻骨铭心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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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传》


半年之前,1921年6月,也有两位湖南人从湘江上船,来到上海,走上一条开天辟地的苦难与辉煌之路。那两位湖南人是毛泽东和何叔衡,6月29日,一个黑云蔽天的夜晚,两人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船出发,奔赴上海,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


何叔衡的同事谢觉哉欲为两人送行,却被拒绝。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O之招。”谢觉哉后来解释这五个圆圈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怕泄露消息,故以圆圈代替。


滚滚黄浦北逝水,浪花推来英雄。那时,为了参加党的一大,一个又一个共产党员来到上海。他们分别代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7个共产主义小组。第一个到达上海的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张国焘,不久,代表们风尘仆仆,舟车劳顿,陆陆续续赶来。


“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9个临时寓客指的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其他代表不住在这里。


现在,为了参加平民女校,一个又一个女子来到上海。她们怀着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走进石库门,走进平民女校。她们的年纪跨度从12岁到30岁左右,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基本上都是初中生,甚至还有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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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女校


她们当中,高级班有从湖南来的王剑虹、丁玲、王一知、王醒予、王苏群、薛正源,辗转从北平来的秦德君、从浙江来的王会悟,以及在上海的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此外还有傅戍凡、蒋鞠伊、傅一星、黄玉衡等。傅一星、黄玉衡是外地女师的学生,因反对封建婚姻,她们毅然离家来到上海,进入平民女校。初级班有钱希均、王淑亮、卢亮、张怀德、高语罕的妹妹高玉英(一说为高语英)、傅达平等人。


星星之火——


当是时也,上海人口达240万以上,港口、马路熙熙攘攘,万国建筑群占据城市天际线,已建成的有亚细亚大楼、外滩3号上海总会大楼、元芳大楼(现中国通商银行大楼)、旗昌洋行大楼、华胜大楼等建筑群,哥特式的尖顶、古希腊式的窟窿、巴洛克式的廊柱,成排成排张开老虎窗的石库门,将人们的目光引向无穷高远的天空。


各种思想和东西方文化如同长风,在这里激荡。在兴业路上那座青砖白缝的石库门房子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更是携带着一股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洪流,为上海城市精神的荡涤和交响谱入一脉强大的音符,红色基因渗透在繁华都市的血脉深处,它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自强自立推起一轮红日,燃烧着,跃出地平线,直燃向历史的天空。一支支火炬,向四周突进,直燃向石头一样厚重的黑暗,去召唤,去唤醒,去组织,去传播星星之火……


时间静悄悄地流逝,生活一如继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1922年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只是正如那一年的12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下的一样:“我们的第一要著,在于改变他们的精神。”日月经天,其道大光。碧波兴起,扬帆起航。一艘大船鸣响了出发的汽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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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呐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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