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 1949,海关舰船拒驶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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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 1949,海关舰船拒驶台湾

作者:孙建伟 发表时间:2019-06-20 点击数:545

越洋电讯捅破绝密天机


1949年。元旦。上海正进入一年中最阴冷萧瑟的季节。这一天,50万两黄金从上海金库秘密运出,去往台湾。10天后,10万两黄金再次悄然运离。1月20日清晨,二艘海军舰艇装载1800万银元、33吨(约90万两)黄金驶离上海外滩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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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库大门


一而再,再而三。


此时,三大战役已进入最终决战,解放军占据绝对优势,国共两党权力版图发生根本性逆转。从1948年9月的最后几天到10月第一周,蒋介石悲伤而痛心地看到,济南、沈阳到天津战场,国军节节溃退。败局将至,将要下野的中华民国总统极不甘心又不得不开始筹谋后路。


10月9日,刚从东北、华北巡视回到上海,心情坏到极点的蒋介石就密约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商讨以“改储金地点”之名转运黄金。决定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库存黄金、白银、外币移存台湾据相关人士称,1949年6月,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在第一批260万两运台黄金中,以中央银行拨还台湾银行的80万两及1000万美元外汇做进口贸易资金,公告新台币发行办法。以此为新台币最初发行额2亿的准备金。政府重心也向台湾转移,“有计划地放弃大陆”。此为国民政府最高机密,知情者仅限蒋经国、宋子文等极少数几个人,连副总统李宗仁都蒙在鼓里。


再回溯到一个月前。


1948年12月2日凌晨,外滩全面戒严。午夜过后,设于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的《字林西报》英国记者乔治·维恩看到了窗外昏暗路灯下奇异的一幕:与饭店紧邻的中国银行滇池路侧门出现了一些挑夫的身影,他们肩挑着一样大小的箱子,急匆匆走向停靠在江边的一艘舰艇。凭着特有的职业敏感,乔治推断,这些体积不大却似沉重的箱子里一定装着黄金。联想到了国民政府军队在与中共军队交战中的败局,说明政府高层已着手安排未来。这让他深感震惊。短暂的思索后,他连夜把自己的目击和判断浓缩成了一段骇人的文字:“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下面是一个充满苦力的银行。我甚至可以判断出他们的帽子和制服,湛蓝色的上衣和宽松的短裤,扁担的两端装满包装的金条。”题目更是撩人眼球:中国的黄金正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特大新闻。接着,路透社、香港《华商报》等也以“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为题转载了这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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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旧址


乔治看到的这艘舰艇便是执行第一批黄金运台任务的“海星”号防潜舰。该舰为中国海关所属,是美国“二战”退役AN型舰艇,500吨级,航速每小时12海里。奉总税务司署之命,“海星”舰将80吨黄金等秘密运送至台湾基隆港。成为秘密运金行动的首航船舰。当然,对这次突然而至的黄金跨海大挪移,所有船员均不知实情。而后,再次奉命运送黄金至厦门鼓浪屿秘密金库的“海星”舰又添了另一个称谓——“超级黄金船”。


时隔四十余年,一位亲历“海星”舰秘密运送黄金去台的海关海务科船员回忆,1948年12月初的那天,下午二点就接到“任何人不准下地”的紧急待命通知。一直等到深夜一点,船忽然开动,但令人吃惊的是,船竟然偏向左弯,船员们都莫名其妙,左弯就是外滩岸边,难道我们不是去执行缉私任务?停泊的地方正是中国银行专用码头。远眺,街上一片漆黑,杳无人迹。几分钟后,船员们发现十几个挑夫二人一组用扁担挑着两箱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舰走来。船员们虽然不敢问,但私底下猜测箱子里可能是国库里的黄金。箱子装船后,一个男人上了船,据说是中央银行派来的押运员。船长告诫大家说,我们只管完成运送任务,别的不要管。“海星”舰在夜色掩护下驶向长江口,但谁都不知道此行的最终目的地。在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终于平安抵达基隆港二号码头。几辆大卡车已在岸上静候。卸运完毕,在押运员押送之下绝尘而去。


还在为意外捕获独家惊天秘闻而庆幸的乔治很快就为自己不知轻重的“揭秘”惹上了杀身之祸。他被捕了,迅速审讯,特别法庭很快下达了死刑判决。可谓“从重从快”。此事极为罕见,因为西方记者在中国一向受到格外优待。获悉消息的乔治夫人立即通过设在香港的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直接向最高层交涉,乔治才得以释放。然而,被乔治捅开的这个内幕使整个上海都陷于惊魂未定之中。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中国银行门前发生了震撼世界的黄金挤兑事件。外滩拥挤成人海,最终以7死50伤的后果惨烈收场,民怨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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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挤兑风潮


清一色美式海军装备舰艇


进入民国,海关虽然名义上已归属财政部关务署,但作为海关最高行政领导人的总税务司仍由外籍人士担任,实际上海关仍是一个“独立王国”。晚清以降,海关逐渐把一些非海关事务也揽在手中,目的在于不断扩大海关的权力和影响力。比如邮政、海务、航道、港口、疏浚等。海务科(MARINE DEPARTWENT)是统一管理海务(包括长江及沿海)、航道、港口和助航标志的综合性机构,设于1868年4月。业务范围包括建造灯塔、浮标、灯船等导航设备,测量沿海、内河、港口航道,印制海图、制定港口航行章程、发布航行公告、疏浚航道、设立气象观测所、提供航行气象资料、制定并执行检疫、海上缉私巡逻等一系列工作职能。这些专业技术的运用,为近代中国航海管理和技术进步奠定了基础。由于海务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在海关编制序列中是与税务部门并列的两大部门之一,直属总税务司署。


外籍税务司对海务科相当重视,也可以说是他们长期绝对控制的地盘。外籍税务司一再强调,海务科是专业技术部门,巡工司(海务部门行政领导人)、机关科室负责人、验船师和海关所属大型船舶的船长、大副等高级船员必须由外籍关员任职,华人关员只能从事辅助性的低层次工作。


1908年,为了改变洋员长期占据中国海关要职的状况,清政府在外务部设税务处。这年4月,外务部右侍郎、会办税务大臣唐绍仪下令筹建税务学堂。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改名为税务专门学校,简称“税专”,学制4年。“税专”旨在培养中国海关高级人才,将来替代洋员。从该校毕业的一大批专业人员后来担任了海关各层面要职。1920年代以来,海关华员为国家主权利益的抗争一直未停止过。1929年,“税专”在上海设立了两个分校,第一分校即为海事班,培养华人海务关员和海事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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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学堂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底,中国海关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以租借法案剩余物资处理等途径,从美国海军获得一批船只设备。主要包括八艘海军AN型防潜舰(每艘排水量1500吨)用作灯塔工作船或运输船,八艘海军A型扫雷舰(排水量960吨)、八艘海军X型江防炮舰(排水量600吨)作为海上缉私舰。另外还有一批小型巡逻艇、炮艇、登陆艇和辅助工作船,再加上接收日伪的“华星”、“联星”两艘缉私船,组成了一支相当规模的海关船队。这些舰船迅速投入使用,短期内修复了南北沿海70余座灯塔,设置了长江沿海航标,测量了航道,还出版了海图,南北沿海和长江口岸迅速恢复了因抗战而停止的通航。如此清一色美式海军装备舰船,连国民党海军都十分艳羡。这批舰船既可用于军事目的,又可承担运送物资和人员的重任,政府当局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1975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68-1907)罗伯特·赫德信件集》中写道:“国民政府对海关的依赖(除了海关税收之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黄金及120吨银元,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


抗战胜利后,逐渐有华员被任命为海关副巡工司和船长,也渐渐获得了与外籍关员平起平坐的地位。到解放前夕的1948年底,海务部门员工达1200余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技工、水手、灯塔工、勤杂工等,船员约500人。机关各室主任、船长、大副等多数已由毕业于“税专”上海海事班的华人关员任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抗战前外籍人员包揽高级职员的状况。这也是三十年代初成立的海关总税务司署和江海关下级员工(即所谓蓝领)团体“同人俱乐部”(人数最多时达三千余人),不断与外籍税务司展开合法抗争和博弈的结果。


抗战虽然胜利,但上海物价高昂,职工薪金菲薄,海关华洋关员待遇相差竞有十倍之多。中共地下党通过“同人俱乐部”组织职工游行请愿,开展怠工罢工,争取海关华员与洋员享有同等待遇,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市民和媒体纷纷传扬,连海关这样的“金饭碗”都要上街请愿,其它行业当然要罢工罢市了。这给外籍税务司把持的海关和国民党政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也为以后的斗争打下了基础。


密运黄金岂非“变相走私”? 


钦士业建国后,钦士业历任上海海务处人事负责人、化工部设计院科长、主任,北京化工学院系副主任、主任,兼任化工学会、化学工程学会秘书长,北京化工学会常务理事,《化工进展》编委,1986年离休,无锡人,又名钦祥谦,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3年,钦士业在大学期间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加入上海市学生联合会。1946年3月,23岁的钦士业成为中共党员。1947年1月,钦士业获圣约翰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同年接受党组织安排考入海关总税务司署海务科,任中共海关支部委员,1948年夏任支部书记。不久,海关支部改建为总支,钦士业任总支书记。期间他在海务部门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还联系了一批外围积极分子。多年前,我曾经两次采访时年八十多高龄的上海交通大学海科院离休干部迟吉哈同志。迟老是原中华民国财政部海关总税务司署海务科办事员,钦士业的同事。1948年3月,迟吉哈从税务专门学校海事班毕业,进入海务科工作。他先被安排在会计室担任海务办事员,与他面对面办公的正是同任海务办事员的钦士业。虽然钦士业只比迟吉哈大了6岁,但短短半年来,迟吉哈对他良好的业务素养和职业操守耳濡目染,内心已把这位同事引为师长。


迟吉哈的父亲是银行家,家庭条件十分优渥,但钦士业给迟吉哈的人生选择和投身革命的坚定性产生了关键影响。作为一个富家子弟和刚踏入社会的青年学生,迟吉哈在钦士业身上看到了共产党的宗旨和理想,虽然他此时并不清楚钦士业的真实身份。在钦士业的引导下,迟吉哈也开始倾向共产主义,成为外围积极分子。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工作关系在船员中物色积极分子。在他就读的“税专”海事班第十一期毕业生中,分配在舰船上的驾驶员和船员很多是他的学兄学弟,他们也经常以“同人俱乐部”的名义在迟吉哈的海务科会计室碰头。一段时间观察下来,钦士业认为,这些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中,不少具有进步思想,于是有意识地要求迟吉哈更深一步地了解他们的情况。在迟吉哈的推荐下,钦士业有选择地与他们一一交谈,然后布置迟吉哈在业务工作中不失时机地宣传党对时势发展的看法和主张,并在他们中间发展积极分子。


随着上海解放的临近,上级党组织向钦士业下达了领导海务部门员工护关护船的艰巨任务。


1947年底,江海关职工召开临时代表大会,通过“向财政部请愿、上海区海关职工饿工一天、组织饿工纠察队”等决议,并发出通电,引发全国海关的震动和声援。海务科用电台向九龙、台北、青岛、厦门等分海关区宣传,印发《快讯》。决议发布次日,《申报》、《字林西报》等中外媒体都予专题报道。《大公报》以“海关职工年关难过”为标题,英文报纸《先驱论坛报》称“海关职员怠工,争取改善待遇”。原先一直在外籍税务司所谓“封闭式、纯技术”论点蛊惑下默默忍受的海务部门下层船员们惊醒了,同时也对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有了重新的认识。地下党在这些船员中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其中一部分经过培养和考验成为海关护船斗争的骨干力量。


此时上海已风声鹤唳。海关作为一个敏感的国家机构,一定会被国共双方视为决战重地,尤其是海关中枢首脑所在地总税务司署,以及在全国和世界上享有重要贸易地位的江海关,这样的决战必然剑拔弩张。


1948年底,海关地下党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再次发动了由江海关和总税务司署华人关员参加的十六天大罢工。海务部门全员投入,停止一切海务、港务、巡逻及海上缉私工作,停止进港报关、出港结关,上海港进出口陷于停顿。给当局很大打击。


用缉私艇运送黄金去台湾,是一件绝密之事。那么,为何用海关舰船运送呢?据有关人士分析,当时国民党海军派系林立,调动军舰动静太大,可能走漏风声。再者中共地下党对海军早有渗透,以致1949年一年中,共有90多艘军舰起义。而海关一向属于洋人控制的机构,中共渗透不多。所以第一批选择海关舰艇运送黄金确实蒙过了中共海关地下组织。


虽然地下党完全不了解“海星”舰这次绝密运送任务,但“央行偷运黄金”的报道透露出来的信息已足够让他们警惕起来,并且还有传闻,国民党当局还将继续运送黄金抵台。


1948年4月,中国海关美籍总税务司李度(L·K·Little)深感海关局势不易控制,下令取缔海关同人俱乐部与海关内外班俱乐部。在此压力下,两个俱乐部于1949年1月中旬宣布合并,并在同益里(今南京西路近成都北路)成立“上海区海关同人进修会”,同时进行理事会换届选举。地下党利用这个机会,增加党的成分。倾向于中共的江海关缉私课税务司韩肇连被选为理事长。中共地下党员王春晖任副理事长,海务科地下党员胡洪元、江国庆当选理事。紧接着,海务科地下党在春节前夕召集会议,来自“海星”、“春星”、“流星”、“景星”、“飞星”等舰船的几个大副、二副、三副、轮机员及水手等船员积极分子30余人参加,中心议题是:保护关产,拒绝再为国民党运送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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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益里——海关同人进修会原址


1949年2月16日,上海各大中外报纸均刊载了合众社香港15日电:“15日探悉,属于中国政府一百六十吨以上的金条由广州运抵厦门。据称或有更多数量的金银由上海运抵厦门,取道运往台湾……海关巡逻舰所载均系金条,其价值约及一千五百万美元。”新闻引起上海市民的极大关注。3月2日,创刊于1927年5月的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期刊《关声》第二卷第六期发表题为“海关巡缉舰装运黄金”的报道及短评,指出,“黄金他运,小百姓原没有置喙的份。虽然蒋总统好像有过黄金、外钞‘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说法,而上海市在黄金外钞收归国有的时候,缴献的数量特别多,要有所主张,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海关的职务是收税、缉私以及管理航行标志,它的船只都有指定的任务……海关有什么权利可以拿国家托付以为缉私之用的巡缉舰替别的机关搬运黄金?假使这些船只是属于别的机关,请问这样未经最高当局核准,又不经过报关手续搬运黄金,是不是变相走私?……海关是替国家人民服务的机关,它的任务是庄严的。在目前时局动荡的当口,我们应该怎样坚守岗位,保持独立的地位,固有的作风,庶几可以渡过这暴风雨的世纪。”这篇短评直指国民党当局运送黄金是滥用海关职能,也讽刺了蒋介石的欺世之道,又辛辣地给运送黄金贴上“变相走私”的标签,言辞十分犀利。此举意在获得社会支持,并发动海关船员拒运黄金去台。该文发表后,引发社会高度关注。迫于海关职工的公开反对和社会舆论压力,国民党政府再也不敢用海关舰船运送黄金,而只能由海军军舰“冒险”运送了。这次行动实际上是海关地下党领导的“组织纠察队协助关警、港警保护关产与关员生活”的第一次斗争,为后来的舰船拒绝驶台做了预先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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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期刊《关声》


“景星”舰驶回上海


1949年2月,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胜利后,国内政治格局彻底发生逆转。中共海关党支部按上级指示,从“经济斗争为主”转为政治斗争,明确提出,准备力量,迎接解放。其时,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也向市民发出通知,储粮三个月。准备作困兽之斗。一时间,上海的上空黑云压顶。


在此之前,李度已带着少数高级关员到了广州,设立“海关总税务司署驻粤办事处”,以期继续遥控海关。在李度看来,即使国民党政府垮台,也不过是中国的又一次改朝换代而已,中国海关仍将维持原状。不过,这位总税务司仓促南下广州也已无法掩饰自己的虚弱,“办事处”只不过摆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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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度


大批舰船是不容置疑的客观存在,钦士业敏锐地感到,这将成为国共双方斗争的焦点之一,海关关员将直接面对外籍税务司和国民党当局。在这个特殊时刻,他们一定会联起手来向关员施压,甚至动用武力。然而身处秘密状态的地下党如何实现保护关产、阻止舰船去台的艰巨使命呢?钦士业等研究后,针对性地提出了“三保”口号:保护职工生活、保护关产、保护职工安全。迎接解放不是一句空话,必须把海关财产完整地保护下来,交给人民,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作出贡献,这是海关关员的职责。海务科是海关财产的“大户”,拥有百年来全国沿海、内河、港口档案资料;航标和工厂等海务技术设备;所保管的海关武器库(当时设于浦东陆家嘴)和所有武器弹药。最重要的是海务部门所属四艘大型舰船(防潜艇)以及江海关缉私科、港务科所属的缉私船队和差轮船队,附加每艘船舰配备的二至四挺轻重机枪,十余支步枪、卡宾枪和手枪。根据钦士业的布置,迟吉哈挑选了几艘大船上的积极分子管理武器,而且必须经过训练,一旦发生不测,可以随时使用。钦士业和总支委员黄云飞分别负责组织领导海务部门和江海关的护船斗争。钦士业亲自找了“海星”、“春星”、“和星”舰几位高级职员个别谈话,掌握了舰船轻重机枪、卡宾枪等武器配置情况,要求绝不能让这些武器落入国民党和外籍船员手中。确保这批缉私舰不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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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私舰


几乎与此同时,地下党得到消息,海关当局将成立“应变”组织。地下党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以海关职工组织同人进修会名义,在华员职工中成立“应变委员会”(后改为“特种委员会”),作为即将开始的护关、护船斗争的公开合法机构。1949年2月,在地下党的努力下,共有43名委员的海关群众性组织应变委员会成立,分设总务、会计、采购、运输、救护、警卫和设计等七个组,其中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占了15名。地下党员胡洪元明确提出,应变委员会应作出决定,非常时期所有船只不得南迁。实际上针对的就是拒绝舰艇驶往台湾。


地下党组织取得了应变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权和控制权。从后来的斗争成果看,它发挥了很大作用。上海解放后,负责领导海关地下党的沪中区委认为,在迎接上海解放的过程中,通过公开的应变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掌握武装,是党的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


此时,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已经预谋将海关舰船及档案、武器等一同劫往台湾,海关的这场护船斗争充满危机和陷阱。从上海的形势看,已经到了决战关头,谁掌握了船舵谁就掌握了很大的主动权。这一点在后来的斗争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也反映了钦士业等海关地下党员对时局预判的眼光和远见。经过前几次斗争,海务科大多数华人关员职工都已倾向共产党,不愿去台湾。


4月30日,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立即对包括海关在内的重要机关大楼实行武装控制,同时发出布告,“在船上工作的船员一律不得离船,否则视情节轻重,依照戒严法处理,绝不宽容”。不久,解放上海的外围战打响,当局更为恐慌。港口司令部下令控制所有船只,并派联络军官带武装士兵登船看守,规定船员离船下地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并需找连环保。这样一来,船员基本上失去了活动自由。紧接着,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又发出命令,黄浦江内所有船只一律集中停泊到复兴岛以北的黄浦下游江岸,准备运兵赴台。上海解放前三天,港口司令部再下命令,公、私营船只均不得出海,正在修理的一律凿沉。


江海关地下党组织在“拒”与“保”上做文章,警备司令部和外籍税务司也在酝酿下手的时机。


5月15日,美籍海务巡工司水佩尔下令,要求“景星”舰防潜舰出海执行灯塔补给任务。这道指令似有突然袭击之感,令人猝不及防。按照常规,“景星”舰每隔40天对上海区江浙沿海各灯塔补给一次,该次补给日期应为6月初,现在却提前了整整三个星期。“景星”舰船长是英国人赫登,大副是匈牙利人巴博,轮机长是丹麦人彼得森,这样的高级船员配置和突然提前开航,显然暗藏玄机。钦士业等冷静分析了情况,根据党中央对国统区工作的指示: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他认为,既然很难硬顶,则采取迂回战术。于是授意船员写报告要求按规定日期开航,最好能拖到上海解放。但警备司令部已经沉不住气,在水佩尔发出命令的同日,派士兵登舰催逼,第二天必须开船。5月16日晚,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冲突,钦士业等登上“景星”舰,告诉舰上的“应变委员会”积极分子,上海马上就要解放,希望他们把握时机,在完成灯塔补给任务后一定把船驶回上海,把关产交给人民。船在航行过程中随时以无线电与应变委员会保持联系。5月25日,上海已经解放,5月27日,“景星”舰在华东海区最南端的北鱼山灯塔补给完毕。其时英籍船长赫登要把船驶向台湾,说刚接到水佩尔的电报,上海进港危险,不可能安全回沪……到达北鱼山后,暂驶台湾基隆。其实他已于5月23日接到总税务司李度和水佩尔的这一指示。一切如地下党所料。“景星”舰华人船员与三个外籍高级职员周旋,抵制去台。同时通过无线电接受钦士业的指挥(“景星”舰电台报务员为党的外围积极分子),终于在6月3日将“景星”舰驶回上海。


“景星”舰的回归显示了海关地下党的斗争策略和保护关产的坚定决心,而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另三艘舰船拒绝驶台的斗争一波接着一波。


“拖”“躲”两招成功护舰


5月19日,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连发两道“令牌”:一是宣布黄浦江“封江”,必须持有警备司令部发放的特制黄旗才能通行;二是所有船只迅速驶往复兴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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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岛“白庐”——蒋介石离开上海前最后的居住地


此时沿江码头、渡口已有大批军警把守,气象森严。海关总税务司署也已接到警备司令部之命,命令“春星”、“海星”、“流星”三艘AN型防潜舰驶往复兴岛集中(“景星”此时出航)。地下党紧急研究后,提出“四不”措施:不能开船、不能被拖走、不能被破坏、不能被国民党利用。然而,这“四不”要做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


水佩尔对警备司令部的命令执行得十分起劲,多次下令开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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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与蒋介石合影


钦士业在迟吉哈等积极分子的配合下,暗中动员船员离船上岸疏散,造成无人的空船。面对水佩尔的发问,三位船长异口同声,没有船员,无法开船。水佩尔恼怒下令,离船船员如不及时回船就停发工资。船员迅速派出代表与他交涉,说不发工资就不能生活,更不能开船。水佩尔只得收回成命。但船员仍然避不上船,不露面。然而仅疏散船员还不行,三艘船停泊于江海关大楼对面的和颐中烟草公司附近江中,如果国民党另派驾驶员强行把船开走,后果同样不堪设想。为了预防在先,在钦士业的指示下,迟吉哈分别通知三舰的大副、二副及驾驶员,各自把船上的航海仪器(电罗经分示器、六分仪等)及海图等设备带下船,送至江海关大楼地下室隐藏。这时,国民党当局已下令征用港务办公室作为战时指挥室。为避免珍贵资料毁于战火,迟吉哈紧急动员江海关港务科,组织工友,把上海百年港务档案资料转移到海关大楼保存,并派专人看守。


警备司令部一再催促海关舰船开赴复兴岛集中,企图运送兵员赴台。几次命令之下仍不见动静,恼羞成怒。5月21日,派员到海务科催逼开船。水佩尔召集“春星”、“海星”、“流星”三舰船长,质问为何不开船,三船长说缺少燃料、淡水、粮食,船上机器已老化,需要维修,何况人员又不齐。水佩尔情知船长们搪塞,却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就以不执行命令为由,当即宣布开除他们的船长职务。警备司令部立即派士兵在海关码头搜捕船员,但船员们已经在地下党的安排下躲藏起来。


情势一天比一天紧张。


5月22日,警备司令部以“海关船只违抗军令,拖延开船”为由,下令逮捕江海关税务司张勇年,岂料张勇年预感到处境危险,已躲到同事家中,当晚搜捕扑空。其实早在5月初,张勇年配合中共江海关地下组织,已调港警和关警两支海关武装集中到江海关大楼随时听候指令。


警备司令部不会善罢甘休,拖延开船事件升级了。


5月23日,中国海关最高级别华员、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与英籍税务司埃佛斯来到海务巡工司办公室,召集水佩尔、副巡工司王承训(海关海务部门最高职级华员)和船员代表,告诉大家,警备司令部说如果海关不开船,就要抓人。商议后决定,由张勇年、水佩尔、王承训和埃佛斯等四人去警备司令部说明情况,没有船员,机件损坏,故不能开船。两个洋人关员虽然并不情愿,但丁贵堂已经做出决定,不得不照办。但警备司令部却把张勇年和王承训扣在了办公室。在一名受到地下党影响的海关关警督察周旋下,军警把张、王两人押到海关码头释放。但是,警备司令部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转而再度对丁贵堂施加压力。事实上,丁贵堂已经在汤恩伯的逮捕名单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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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贵堂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丁贵堂。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后,丁贵堂负责筹划将总税务司署内迁重庆,遭日方阻止。总税务司署曾将日军进出山海关和长城各口情况密告国民政府。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丁贵堂支持海关职工募捐义卖,慰劳抗日将士和流离失所的难民。1938年,他通过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向新四军捐款两万元。同年,汪伪维新政府派汉奸准备接收江海关,丁贵堂召集高级职员会议,表明自己绝不与敌伪合作。1942年日军进入租界后,宪兵队以“反日间谍行为”逮捕丁贵堂,经过一个月的严厉审讯和谩骂殴打,丁贵堂拒不认“罪”,保持了民族气节。宪兵队只得将他释放,但仍暗中监视。丁贵堂遂以“血压增高、心脏病复发”回家养病为由,穿越日伪封锁线,辗转到达重庆。1943年,丁贵堂出任代理总税务司,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关员首次执掌海关最高领导权。但不久国民政府任命美国人李度为总税务司,丁改任副总税务司。抗战胜利后,丁贵堂被财政部委派为“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事处”专员,接收京沪区海关。兼任江海关、浙海关税务司及上海浚浦局局长。丁贵堂一贯致力于改善华人关员权利,对海关华人职工怠工罢工斗争深表同情。1949年2月15日,上海解放前夕,上海区海关应变委员会成立,丁贵堂任主席,张勇年任副主席。其时,阎宝航及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委员李正文通过地下党员、福利科帮办孙恩元对丁贵堂开展工作。孙恩元是丁贵堂的辽宁海城老乡,一直在丁身边工作,深受信任。孙恩元向丁贵堂建议,以各种借口拖延时间,对大陆向台湾运输军队和物资设置障碍,堵住航路。同时,保护海关财产,阻挠海关关产运台。在海关地下党的帮助下,丁贵堂作出了留在上海,不随美籍总税务司李度去广州的决定,还敦促李度电令各关不得撤退,不得运走档案,不得汇走汇款。丁贵堂的这一举动极大地稳定了高级华员的抉择,他们的去留唯丁贵堂马首是瞻。这样也为海关保留了一大批高级人才和富有经验的员工。解放后,丁贵堂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署副署长,毛泽东亲切地直呼他为“丁海关”。


5月24日,在警备司令部军官逼迫下,丁贵堂再次来到江海关大楼召集巡工司、三位船长和船员代表开会,说警备司令部命令我们三条船必须开往复兴岛集中,否则就要枪毙我。三位船长仍以“机器故障、设备陈旧、人手不齐”为由作答。丁贵堂随即问水佩尔和埃佛斯,你们能开船吗?这显然是一种明知故问的拖延策略。两个洋人面面相觑,闭口无言。在场的胡洪元说,高桥和浦东已经依稀听见枪声,解放军步步逼近,船开不出去了。丁贵堂瞥了一眼等在一边的警备司令部军官说,船要开,否则岸上开炮会把船打沉的……。军官似乎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不愿再听他们东西瞎扯,直接命令士兵押着三位船长去了海关码头,临时找来几个船员准备上船。这时,水佩尔赶过来对船长下令,如果不能开,就把海底阀门打开,自沉。此刻,三艘舰船周围正巡弋着警备司令部的炮艇。三位船长已接受地下党指示要保护舰船,紧急思考对策时,副巡工司王承训过来,授意船长,上船后做个样子把船移动一下,应付军官,他们不可能一直呆在这儿,等他们走了就没事了。于是,“春星”与“海星”向前移动了一百米就下了锚,“流星”移动到外白渡桥附近抛锚。在舰船周围游弋的炮艇见船已启动,便掉头离开了。江海关消防船“普济”号随即将三船船员接下船来。


在保护四艘大船的同时,地下党总支组织委员黄云飞在迟吉哈的配合下,对“普安”、“普济”号消防船及巡逻艇、登陆艇和拖轮等30余艘舰船组成的差轮船队的船长、水手、机匠、司炉等下级员工积极开展工作,动员他们拆除船用零件,取走航海仪器。5月下旬,江海关监察长接警备司令部命令,要求差轮船队到复兴岛集中,黄云飞在船员中揭露国民党劫船逃台的阴谋,仍以拖延为手段,除了燃料、粮食等,还要求预支二个月安家费,以及保证船员人身安全,明确归期。事实上在这个时候,这两点当局是根本无法保证的。5月24日,警备司令部来硬的了,发出最后通牒,再不开船,按军法处置。同时派出一队武装士兵强行拖船。在黄云飞等组织下,许多群众涌向码头抗议阻止。此时浦东已经解放,面对越来越多聚拢的人群,士兵只得悻悻而去。


5月25日,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已经解放。在上海的全部国民党海军船只以及招商局大部分公私船只被胁迫到复兴岛运兵去台。从龙华到吴淞口的黄浦江中,被国民党军凿沉的的大型船舶有59艘之多。唯有四艘海关大型舰船、江海关差轮船只30余艘完整地保存下来。台湾当然不会忘了从德国进口的上海浚浦局所属远东最大的万吨级挖泥船“建设号”,三次电令丁贵堂将其调往台湾,丁贵堂则以“该船待修”敷衍,最终得以留下。地下党领导的海关护船斗争取得全面胜利。


在丁贵堂的积极协助下,军管会顺利接管了位于赫德路(现常德路)的海关总税务司署和江海关所属的浚浦局、检疫局等。


5月25日清晨,上海解放第一天,江海关大楼从五楼往下挂出长达三十公尺的巨幅标语: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这幅标语先期由江海关一个地下党员在愚园路家里秘密缝制书写而成,也是黄浦江畔第一幅迎接解放军的标语。不久,一面红旗飘扬在海关钟楼顶上。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和人民保安队总部负责人等进驻江海关大楼。


5月28日,“春星”、“海星”、“流星”三艘舰船移回原泊位。6月初,吴淞口内航标首先恢复。数日后,国民党海军“长治号”起义,在海务科航标工引领下进入上海港,交给人民海军。


然而,两个与民生和城市生存直接相关的数字令刚解放的上海几乎陷于绝境:之前上海所需粮食一半以上靠美国从缅甸、越南运来,煤炭需要量更大,每月耗费十五万吨。1949年7月初,上海存煤量为五十四吨,仅够一天使用。粮食存量也只有四千万市斤,不够市民半个月的使用量。其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撑下,从海、空两方面封锁上海,切断上海的粮、煤供应,上海同时面临停电、断水、断粮的危险。


海关船舰临危受命,执行上海解放后的首次任务。


7月,“流星”舰冒着国民党海军封锁长江口和敌机扫射轰炸的危险,扫测清除国民党海军布设的水雷。“春星”舰驶入长江,恢复长江航标,并开辟长江夜航,使国民党飞机封锁长江的阴谋未能得逞。“海星”舰等其他舰船出长江口检修沿海灯塔,陆续恢复上海与南北沿海和长江通航,使从全国各地调运的煤炭、粮食、棉花等得以及时运进上海,为稳定建国初期的上海经济和市民生活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也创造了中国航运和航标史上空前未有的奇迹。


另一批海关舰船后来支援人民海军,参加了解放舟山群岛和“一江山岛”的战斗,立下战功,一些船员在战斗中立功、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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