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 . 邻里人家(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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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人家(下篇)

作者:那清 发表时间:2019-06-24 点击数:208

(六)一心想受到尊敬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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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间第二排的第一家,住的是W老师和她的六个子女。W老师就在弄堂对面的那所中学当生理卫生老师。每天傍晚下班回来,她总喜欢站在家门口,满面含笑地注视着从她家门口经过的每一个人,样子十分端庄可亲。可那微笑中又分明含着一种意思:希望每个过路人,特别是曾经做过她学生的我的姑母们,能称她一声“W老师”。


可是我的姑母们总是躲避她。她们常常假装在热烈地讨论某个问题,从她面前一溜而过,有时甚至情愿跑到马路上,兜个圈子,从弄堂的那一头回家,为的就是不要和她打招呼。有一次我看到,小姑母到底被她逮着了。远远看去,她满面春风,和颜悦色,在对小姑母谆谆教导着。走近时,她好像为一件什么事质询姑母,姑母搪塞道:“忘记了。”


“忘记了?”她仍然满面笑容,一点也不气恼地追问:“那吃饭怎么不会忘记呢?”


到家后姑母愤愤地对我说:“滑稽伐,吃饭当然不会忘记的,因为肚子会饿的呀! 说这种没道理的话!”


我也觉得,一个老师不该说这样没道理的话,但心里总有点奇怪,就问她们:“她总归是你们的老师欸,你们为什么不肯叫她呢?”


姑母们说:“你晓得她有多腻心!”


“腻心?”我不明白老师怎么会腻心,她们不是向来应该受尊敬的吗?


“第一腻心,她手上有鹅掌风。”姑母们说。她本来念的是卫生学校,学做护士的,因为有鹅掌风,医院不要她,所以只好到学校来做卫生老师。


当时我虽年幼,但对鹅掌风还是有所了解的,知道那是和脚癣同一类的东西,不觉地也有些腻心起来。


“第二腻心,她老喜欢拍马屁,开口闭口校长先生讲的。校长么就校长,先生么就先生,什么校长先生,哼!”姑母们一脸的不屑。


对于这一点,当时我还缺少一点理解力。


“第三腻心,她讲话十三点兮兮。”那时——1950年代中后期,对上初中的一些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而言,上生理卫生课已经够难以为情的了,可讲到生殖系统,她大概为了讲课生动,竟会拿自己做例子,说:“我就是生殖系统太发达,所以一连生了六个小孩。”


“唷! ”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真的觉得腻心起来。


这时我祖母在一旁呵斥道:“姑娘家,说的都是什么话!你们就不看看,她家的儿女个个都争气!”


这倒是真的,她的六个儿女,两个小的还穿着开裆裤,可是一个个都乖得要命。虽然两间房间只有放两辆小汽车的那点面积,可是六个孩子从不出家门一步,也从来不曾和弄堂里的孩子们发生过什么纠纷。这是令我们这些洋房里的孩子都感到惭愧的。


最令我敬慕的是她的大儿子,高高的细长条儿,戴着眼镜,已经长成了一个青年的模样。当我们还在为加入少先队苦苦努力时,他的左臂上早已戴上了红红的三条杠的大队长标志。在幼儿园时我就知道,能佩戴三条杠的学生,在学校里都是优秀得无法攀比的好学生,所以每当我抬头仰望他那高高身量上令人羡慕的标志时,那感觉就像在外滩仰望雄伟的钟塔。看着他大步跨进家门,就在窗边的方桌旁坐下,打开书包认真做起功课来,我总是自愧不如地想,到我上学时,我大概不会像他那么自觉刻苦的。


可是,在政府号召上海青年去新疆参加建设的时候,这个品学兼优的大儿子被母亲毫不犹豫地送到了边疆。从此我们就再也没见到过他,因为还没等他享有探亲假的资格,文革就开始了,他的家也破碎了。


原来,这个一心想要受人尊敬的W老师,她的丈夫却是个在押的“反革命犯”。作为反革命家属,加上自己平时说话又不检点,运动一开始她就挨了许多大字报。大字报那铺天盖地令人心惊的气势,还有那些令人难以忍受、无法辩解的内容与言辞,终于使这个一心想受尊敬的老师受不了了。一个漆黑的夜晚,她在家上吊自杀。


老二是个女儿,老实巴交的,平时母亲在家门口微笑时,她总是忙进忙出地为全家人做晚饭,有时还要洗一大盆衣服。她总是低眉垂眼的,一脸的愁苦表情。中学生开始被分配不久,她就去了远郊农场,后来也再未见她回来过。


老三是个儿子,不高的个儿,有一双深陷下去的黑眼睛。幽幽的、坚定的眼神让你知道,他也是个极要强的人。学习成绩虽不如大哥出色,但他积极肯干,在学校也被老师视为得力助手。文革开始之初,当他知道了生父的真实身份后,一下变得沉默寡言了。面对这个意想不到的打击,他坚持自己和弟妹们一起改名换姓。他们改掉了反革命父亲的姓,都随了母姓。可是改姓不多久,母亲又“畏罪自杀”了,面对这个更加严重的打击,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行动上却显得更加要强。那双深陷下去的黑眼睛中流露出的倔强的光,似乎在默默地向每一个他所遇到的人申辩:“我不是狗崽子! 我们不是狗崽子!”


终于,他的努力达到了极致——那年我们弄堂附近的一座建筑大火,他奋勇扑救,最后竟然牺牲在火海之中,成了烈士。他最终证明了自己,并为兄姐弟妹们改变了政治身份,同时也为他那一心想受尊敬的母亲,写下了最值得骄傲的、最光彩的一页。这全部的代价,则是他那还未成年的年轻生命。


当记者来采访时,我祖母和弄堂里的许多热心的老妈妈们围了上去,抢着向记者介绍情况。回家时,祖母的两眼还是红红的。她告诉我:“记者也感动得直掉泪,一边擦眼泪一边记我们的话。”


老四是女儿,是六个孩子中长得最俊俏,也是唯一一个脸上有过笑容的孩子。到中学毕业时,因为政治身份良好,她被部队招去,参了军。只是和她的大哥大姐一样,她从此也再没回来过。


老五、老六是两个精瘦矮小的男孩,我一直没搞清他们究竟哪个是哪个,也没搞清他们是如何长大成人的。新工房造成后好几年,我也工作了好几年,有一天下班回家,见到了他们中的不知是老五还是老六哪一个,依然是极瘦小的个儿,推着一辆童车迎面而来。他身边依偎着一个也是袖珍型的少妇,正兴高采烈地和他说着什么,他则满面祥和地微笑着,倾听着。


走过他们身边时,我向童车里看了一眼。里面一个小小的婴儿,小小的脸上,有一对黑黑的深陷下去的黑眼睛,很像他那个烈士伯伯。我不禁在心中叹道,他们终于过上了本该属于他们的生活。


(七)X家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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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间的最末一家是X家。男主人紫酱色面皮,满是皱纹,高大挺拔的身材,看起来很是健壮。听邻居们说,他在旧社会是踏三轮车的,可我弟弟刚学开车修车那会儿,有一次和他攀谈起来,他竟然能用标准英语说出好多汽车零部件的名称,听得我弟弟这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司机一愣一愣的,回来大为惊叹了一番。


他的妻子也是高高大大的,很是白胖。只是当年听说在南洋当富商的大女婿急病不起,受了惊吓,老太太从此落下了颜面疯的毛病——那右半边脸平时总是抖个不停,一遇到着急或兴奋的事便会猛烈地向耳边不停地歪过去,令人不敢注目。


记得有一次,她拿来一张彩色照片给我祖母看,那是她在南洋的外孙女过生日时拍的。1960年代的彩照虽然只有红的、绿的不多的几种颜色,可在大家眼中仍然新奇无比。她兴高采烈地将照片递给祖母,一边不住地用浓重的苏北口音说:“好看纽!好看纽!”因为兴奋,她那半边脸就猛地抽搐起来。她的嘴本来厚且大,眼睛细而小,于是这时,这张脸便有些让人感到恐怖了。那时我还小,被吓得只顾低头看照片,再也不敢抬头望她一眼。


X夫妇共有两女一子,大女儿随女婿在南洋做富商太太,也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是邻居们却传说,大女儿早年只是个舞女,是在舞厅里与富商女婿搭上关系的。不过不管怎么说,大女儿对父母还是很孝顺的,虽然远在万里之外,每月却都按时寄“侨汇”来接济老父一家。否则,光靠X老爹踏三轮车的一点退休金,还不够一家人开销三五天的。


大女儿的“巴家”是全方位、多形式的,她常以侨商身份与本地政府机构周旋,为老父一家谋利益。最典型的一例是,她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要给她那个老是没有正当职业的弟弟安排工作,并且月薪要在80元以上。那年代,一个大学生转正后的工资才60元,她这个弟弟却是连初中都毕不了业的。难怪大学生出身的姑母们,每讲到此便都会不以为然,然后愤愤然起来。


常在X夫妇膝下承欢的是儿子和小女儿。这对兄妹当时都是“社会青年”。那年代人们所说的社会青年,与如今人们说起的待业青年,口气中有更多的否定,因为他们大多是书念不好,又不愿去新疆支边的一些年轻人。因为年轻又无所事事,所以这对宝贝兄妹隔个三五天便会生出点事故来,闹得整条弄堂沸沸扬扬,成为大家经久的话柄或笑柄。


平心而论,这个儿子并不刁蛮,相反却老实得有点“戆”。说是有一年他去南洋看大姐,一眼瞅见大姐正陪着一群阔太太进电梯,他便飞身上前,一把拉住大姐,连lady first的礼节都不懂。他本来就口吃,着急之下更是咧咧巴巴的语不成句。这样一个宝贝兄弟,当着珠光宝气、花团锦簇的一群阔太太的面,大姐脸上好生无光,只好冷冷地命他一旁等着,待送走客人再作理论。


他多半是被这对重男轻女的老夫妻宠坏的,这从他那名为“福生”的大号上就可以看出来。“福生”者,伴着福气降生、享福一生,怎么理解都可以。可见老两口是如何地看重他了。


福生闹出来的大多是桃色新闻。别看他没有工作,长得又不怎么样,但因了姐姐的一点侨汇,追求他的姑娘竟也是一个接一个的。有两次闹得最厉害,一次是和他家隔壁再隔壁的复员军人家。复员军人的妻子没出嫁前就住在他家与夫家的当中,在复员军人还没复员前曾和福生谈过朋友。这是个文静而有心劲的女子,大约最终觉得他太草包,要才无才,要貌无貌,所以当才貌双全的复员军人回来后,便跟他拜拜了。


那次不知为了什么事,两家口角起来,他妹妹十三点兮兮地掺和进去,对复员军人说:“侬神气点啥,倷老婆老早搭阿拉阿哥睏过觉唻。”


复员军人开始还和他们咬文嚼字地讲理论,闻听此言,顿时双目怒睁,抡圆了巴掌扇过去,只听“乒”的一声脆响,那妹妹的脸上立时一片桃花地肿了起来。


又有一次,是他和现在的妻子谈恋爱时。忽然有一天,一个高大如“一丈青”般的女子来到他家门口,一屁股坐在门前的大树下便破口大骂。什么“杀胚”“浮尸”都已是最轻量级的,还有许多粗话,连文雅些的男人都骂不出口的。


开头,X老太和女儿还出来帮他相骂,架不住这位女士锲而不舍,天天没早没晚地前来叫阵,坐下就骂,骂完又哭,她们也真的招架不起了。那时已是文革初期,正是群众运动高涨之时,针眼大的洞就会刮进七级台风。X家虽然是根正苗红的“三代红”,可也禁不住邻居们众口铄金,大家众口一词地传说:福生占了人家的便宜又把人家甩了。


X老太先是到我祖母这些平时还说得来的邻居家辟谣,说那些传言都是无稽之谈,她的儿子绝对是清白的。因为那女的父兄都“吃过官司”,所以他们叫儿子不要再谈下去。为了和那女的分手,他们家已经给了她两百多元钱了。


那时候,听到两百元就如现今听到两万元一样,所以祖母狐疑地瞪大了眼睛,疑疑惑惑地应了声:“哦?”


X老太有点急了,辩解说:“全是弄堂里的那些人,看到我们家有点侨汇,日子好过,造出来的谣言。”


为了证明邻居们惯说她家的坏话,她又搬出了南洋的大女儿。说她根本不是邻居们说的那样,是当什么舞女的,而是正宗的秘书学校毕业的。因为能干,被女婿看上了,两人有了感情,这才结婚的。听着一个苏北口音的老太太,说出文绉绉的“感情”二字,真让人有点忍俊不禁。


X夫妇见辟谣没什么效果,只好去请组织解决。但这时里弄已经无能为力,出面的是派出所。后来听说,他们家又赔了两百元才了结了此事。“伊拉屋里反正有侨汇。”邻居们这么揶揄道。


小女儿号称“三小姐”,虽然是正宗的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却小姐脾气十足,什么事稍不称心,就会吵个天翻地覆。记得有一次,已是她出嫁之后了,她又和宝贝哥哥吵了起来,打得满弄堂乱窜,弄得里弄干部上门来拉架。三小姐一边嚎啕,一边对里弄干部诉说:“难般回来一趟,伊拉就叫我滚回去,还骂我死忒男人——阿拉男人勒浪生毛病!”


问福生是怎么回事,他瞪着眼睛结结巴巴地说:“伊——伊弗晓得好糗,把伊——把伊噶许多么事,赛是,赛是阿拉阿姐寄来格,新、新衣裳,伊、伊唉讲弗好——”


大家听了全都啼笑皆非,就为了这么点鸡毛蒜皮也值得打得满弄堂跑吗?


每当宝贝女儿吵得沸扬翻天时,X老爹总是在家门口倒背着两手,高视阔步地踱方步,好像一切都与他无关。这样子总让人诧异:“这难道不是他家的事吗?”


有一次,X老太到底忍不住了,冲着老头大叫起来:“倷囡勒造反,侬倒像呣没事体一样!”


X老爹停下来看着老妻,整整过了三秒钟才说:“侬叫我有啥办法?当初我就讲,迭只小娘弄弗好唻,送伊到新疆去,侬,还有倷老娘,赛要搭我拼命。现在格副样子,叫我有啥办法!”


看热闹的邻居们听了,忍不住地讪笑一片。


三小姐长得不漂亮,一张圆脸黄黄的,不少雀斑,割过的双眼皮,总像睡不醒的样子。但她身材高挑,宽肩细腰大长腿,很有几分健美,因此她的男朋友也是多得不得了,对婚事则挑剔得了不得。据说,南洋的大姐夫有个生意伙伴看上了她,姐姐姐夫双双回来给她说媒,可她竟嫌人家“像只矮脚乌龟”,置他的偌大产业于不屑一顾。后来左挑右拣的,在她芳龄将近30时,总算出嫁了。


她看上的这位“白马”也是侨眷,有小小的但堪称秀气的五官,只是身体胖壮,会让你错误地感觉,那五官是不是被身体压缩成这样的。三小姐是很以夫婿的容貌为荣的,只要看到一个眉目还清秀的男人,她就会骄傲地说:“像阿拉阿勤。”“阿勤”大约就是她那位夫君的尊讳了。


不过,X一家为人都甚为爽直热情。记得有一年,X老爹弄到一株月季名种“黑牡丹”,知道祖父爱花,特特地跑来请我祖父去观赏。祖父一见之下爱不忍释,痴痴地走不动路了。X老爹见状,大手一挥,豪爽地说:“先生这样欢喜,就送给先生了。”


祖父这才如梦方醒,连连谦辞。那年月,花花草草都被批判为“封资修”,别说是月季名种了,就连最普通的太阳花都见不到。如此夺人之爱,叫祖父如何当得。


X老爹故作不悦地说:“先生是看不起我还是怎么地?”转而又极诚恳地说:“先生家有花园,这花种在泥底下强于种在瓦盆里。先生家又近,我若想看时,抬腿就到了。”


后来,这花就种到了我家向阳的花坛上了。像是为了安慰祖父,证实他的说话,X老爹开头一阵果然隔三差五地来看花,但过了一阵就不来了——也是识趣的缘故吧。


十年动乱结束后不久,X老太就中风去世了;国门初开之后,三小姐也不来了,听说是和夫婿一家一起下南洋去了。新工房造好后,他们家要了二楼的一个大套,X老爹还住了好几年。新世纪将近时,一天夜里,他在睡梦中仙去,可谓善终。那时福生也已做了外公——他的两个女儿都是刚够结婚年龄就出嫁了。X老爹已经看到了第四代。


福生还是“戆达达”的样子,头发都花白了也没个正经工作,整天拿着弹弓,有时也高级一下是气枪,到洋房这边来打鸟,或者就是在长竹竿上套个塑料袋子,捉“牙乌子”(蝉),又或者背着根鱼竿兴头头地去钓鱼。大约他大姐还在接济他,只是再没见他大姐回来过。


(八)B氏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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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家是汽车间中最靠近洋房的一家,男主人和我家这边的紧邻H医生在同一所医院工作。不过,H医生曾是院长,他是电工。


记得儿时有一次,我溜达到他家门口,见他家大儿子正把满满一锅开水往热水瓶中灌,我不禁担心地说:“要当心烫坏腿,为什么不用壶铞?”大儿子揶揄道:“阿拉屋里穷,买弗起壶铞。”我大为惊讶,实在不明白何以会穷至如此。


他们家的女主人,在我的记忆中是50多岁的年纪,头发花白,削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她也曾是里弄工作的积极分子,常听见她在家门口,用那不宽广但却嘹亮的嗓门在评说上自天文、下至地理,高自国家首脑、平凡至左邻右舍的种种。看着她瘪瘪的不断翕动的嘴唇,还有削尖鼻子上的眼镜,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白雪公主》中的那个巫婆。


那年汽车间装煤气,各家均无异议,她却提出要有房子过渡,于是住进了R小姐家因造反派撤离而空出来的底楼。搬家那天,她对家中别的家具都不甚在意,唯独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套茶具,从这头直走到那头,脸上满是称心如意的微笑。那些玻璃器皿也很争气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把女主人的笑容映衬得更加灿烂了。


B家的大儿子很早就工作了,大约初中也没念完。文革开始时,他已经成了有工龄、有文化的“师傅”,因此当工宣队源源不断地开进上层建筑时,他也成了进驻某中学的一员。每天被鲜花般的女学生簇拥着、赞美着,他的变化也日益明显起来,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与他父亲十分自觉地、经常地,以革命的理论来监督、批判我们这些洋房里的孩子们。


有一次,H医生的儿子与前面弄堂里的一位革命干部的儿子发生了冲突,那革命干部气呼呼地带着孩子吵上门来“评理”。他们父子俩便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跑过来主持公道,说H医生是“阶级报复”,因为H医生的出身是地主。其实后来我们了解到,那革命干部的家庭出身也是地主,只是他侥幸没有被打成“走资派”而已。


H医生的女儿出来为弟弟辩护。她与B家的二儿子、小女儿是同一所中学的校友,并且同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战友。B家大儿子本来对这位才貌双全的洋房小姐青眼有加,然而那天却大义凛然,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把H医生的女儿批驳得体无完肤。


H医生是个北方汉子,脾气急,嘴却笨,到后来只能气得咆哮:“这全都是胡说!”


周围的人哄地一下笑起来。以后H医生上下班时,总有一些调皮的孩子跟在他后面,一声接一声地说:“这全是胡说。”H医生铁青着脸,也无法发作。


有一年夏天,里弄里组织“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晚会,H医生的女儿和B家的小女儿都是学校小分队的台柱,自然也就成了晚会的主打角色。B家女儿先载歌载舞了一个节目,赢得了一片掌声。H医生的女儿接着高歌一曲,不曾想,曲罢惊四座,不仅赢得了掌声,还有叫好声。B家女儿和大儿子的脸上马上就挂不住了,在哥哥的示意下,B家女儿也高歌了一曲,又收获了掌声。于是,H医生的女儿再度上台,如此往复较量,一场晚会演成了两个女台柱的PK赛。


B家的二儿子不像兄长那样,喜欢以尖酸的言语来张扬个性,也不像妹妹,喜欢出风头,以靓丽的形象独树一帜。他平时话很少,但却注意通过行动来体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他很早就是学校红卫兵的兵团负责人,并且很早就组织了里弄里的一些孩子,跟他学歌颂“红太阳”的简易太极拳。每逢有“最高指示”发表,或是重大节日组织群众游行,总能看到他脸上涂得红红的,穿着桃红柳绿的彩装,急急地在学校和车间之间奔忙。此时若有人拉住他问些什么,他总会矜持地微笑一下,匆匆应对几句,然后便又急急地奔向他要去的学校或车间。


上山下乡的巨浪冲来后,我们都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B家的二儿子去了贵州,女儿则去了黑龙江。“工宣队”偃旗息鼓后,B家的大儿子也就没有再发达起来。


当我又回到所出生的这座城市时,B家女主人却有了很反常的变化。她老是疑心别人在说她坏话,甚至要“杀脱伊”,因此总是拉住担任里弄调解委员的祖母说个没完,有时晚上我们都已睡下了,她也会前来敲门。祖母虽然不胜其烦,但还是耐心地去为她调查、排疑,平息邻里对她的不满。


B家父子却一点也不管她的事,只有已经上调在贵州某工厂的二儿子,回来探亲时特地来向祖母了解情况。为了表达感谢,他还送了祖母几包香烟。所以,祖母直夸他家“就老二顶懂事”。


可惜“好人命不长”,懂事的老二回去后被提拔当了厂里的保卫科科长,那时各单位都在清查“四人帮”余党,厂里派他去外调,还给他配备了摩托车。谁知山高路陡,他在途中不幸翻车落崖,当即身亡。B家男主人去了那边,却没见他带回骨灰盒安排落葬什么的。


B家女主人的疑心病这时却越来越严重,闹得四邻不安。H医生告诉祖母,她可能患上了妄想型精神病,应该去医院诊治。可是,B家男主人对祖母代表里弄提出的治疗建议不置一词,大儿子在一旁嘀咕道:“看毛病?伊又呣没劳保,看得起啊?”终于,女主人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


祖母又代表里弄登门,要求他们父子去查寻。大儿子不耐烦地说:“噶大的上海,到阿里去寻?”B家男主人那时已退休,他在一旁摆弄着钓鱼竿,仍然不置一词。祖母一向能说会道,可此时面对此情此景,她也无言了。


新工房建成后,B家大儿子终于结婚了,那年他大概也有三十好几了吧。他娶了一个块头很大的夫人,却生了一个精瘦的儿子。像时下所有望子成龙的父母一样,常见他们夫妇像拥着太阳似的,用自行车推着这个一刻也坐不住的儿子,去上青少年艺校什么的,风雨无阻。这两年,大儿子也不见了,大约也成家另过了。


有一年,胖大嫂伴着一个瘦高个儿的女子在弄堂里溜达。见到我时,她故作神秘地说:“猜猜看,格是啥人。”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她的小姑子,B家的小女儿。几十年不见了,她成了一个沉稳而有些矜持的中年妇女;还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上海话,但举手投足间已经明显有了北地胭脂的气韵。


以后又一天,遇到她独自一人,我就直截了当地问她有没有想过重回上海。


“呣没。”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她说,她在那边生活得很好,儿子也很争气,已经考上了当地的大学,正在念本科。要是回来,“一家一当赛呣没了,代价忒大。”而且,上海连他们可以落脚的一间房子都没有。所以,他们一家对来上海都不作考虑——听口气,她丈夫应该也是东北那疙瘩的。她说,这次纯粹是来探亲的,再过两天就要回去了。


“下趟有空常回来看看,上海格两年呃变化还是蛮大格。”道别时我说着客气话。


“再看了,”她矜持地说,“阿拉阿哥拉格房子毕竟呣没阿拉屋里大,回来了阿弗是老方便。”


面对她这么理性客观而又心平气和的回答,我不禁在心中为她点赞:她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争强好胜、好出风头的小分队女队员了。这大概就是生活给与我们的馈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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