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战火中的赤子之交——邓中夏与李启汉的革命友谊

楔子

时间，1924年10月13日，地点，上海陆军监狱。

9月爆发的以争夺对“浙江门户”上海的控制权为名，以直系军阀和反直系军阀势力较量为实的江浙战争的炮火和逃难灾民们的哀嚎声犹在耳，原本就动荡的局势越发诡谲难辨。守备森严的监狱，在一阵紧似一阵的萧瑟秋风中显得越发阴森可怖。

三名教员模样又多几分英武气的年轻人，此时正站在监狱大铁门外，他们非但不因自己身处的环境不安，反而面露期待神色。中等个头、眉目清秀的是30岁的邓中夏，身材高大、轮廓鲜明的是27岁的刘少奇、戴着眼镜、书生气十足的是26岁的李立三，此时他们正翘首期盼已被关押了两年零四个月之久的同志李启汉出狱。这是党组织利用江浙战争的混乱积极展开营救活动争取来的成果，也是上海各界进步人士、尤其是广大工友们盼望已久的事。

李启汉走出监狱大门，苦苦等待的三人快步迎上去，握手、拥抱之后，他们在监狱门口合影留念。当夜，为了纪念李启汉出狱，邓中夏作《启汉同志出狱》诗三首，并撰了自序：“启汉出狱，喜极而泣，诗以志之。”

_{李启汉在上海留影（来源于劳居二期大纲照片）}

_{劳居修缮门头设计图}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也是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的发祥地。李启汉与邓中夏，是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与领袖，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上都是应该铭记的人。而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家人也纷纷投身革命的事迹，尤其令人感佩。

一、从同乡到同志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瓜分，觉醒的民众开始奋起反抗、救亡图存。这个新旧交替、光明与黑暗并存的非常时期，革命的浪潮渐渐席卷山河大地。封建顽固势力根深蒂固的湖南，维新志士和革命党人的遗志激励着热血青年前仆后继，涌现出一代代革命先烈和英雄健儿。邓中夏和李启汉，便出生成长于这样的热土之上。

邓中夏（原名邓隆渤），1894年10月5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邓家湾村。祖上世代务农，祖父晚年以贩卖农产品的钱置办土地成为地主。祖母温柔善良，乐善好施，对年幼丧母，跟随祖母长大的邓中夏影响很深。同时他受曾中过举人、入仕任职，晚年返乡教书的父亲的教导，好学勤勉，聪颖过人。

_邓中夏

邓中夏因受继母虐待，他不得不和长工们睡在一起，却因此了解了农民的疾苦，对苦难深重的劳动人民满怀同情。二姑母家境贫困，受人轻视，他曾经对祖母说：“二姑母家里这么穷，我心里真的不忍。世界上太不公平了！要是人人有饭吃，有新衣裳穿多好呀！”

_{宜章县邓家湾村邓中夏故居}

1911年春，邓中夏考进宜章县立高等小学做插班生，这所学校除了办学条件、课程设置比农村的学校好得多外，还备有图书报刊供学生课外阅读。在他入学那年的秋天，武昌起义胜利，革命风暴吹到宜章。时年17岁的邓中夏将课余时间全部用于阅读各种新书和报刊。他很崇拜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家，开始接触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1912年，邓中夏以“最优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当时宜章县还没有中学，他只得去临近的郴县继续求学，于1913年考进了郴县联合中学。18岁的他此时已树立了读书救国的志向，学习十分刻苦，总是能名列甲等前三名，得到免交学费的奖励。然而这所学校陈腐的校风使他不满。1915年，得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修科招生的消息，他中断了郴县中学的学业，借了哥哥的中学毕业证书，改名邓康，顺利考入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就读。

前临湘水、后倚岳麓的湖南高等师范学校风景优美，是著名的岳麓书院的旧址。这是所有历史渊源的老学校，因位于省会而资源丰富、消息灵通。邓中夏在此不但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还结识了不少有共同话题和志向的新同学，比如后来成为我党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同时他跟随留学多年、思想进步的老师、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了解新知识、新思想，还在杨先生家中认识了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因志同道合，二人很快便成为好友，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持着密切地交往和联系。

1917年暑假，23岁的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此时的北大，正在蔡元培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据点。热情爽直、待人真诚的邓中夏，在这里结交了众多志趣相投的好友。他的一些老同学回忆说他“家里寄给他的钱节省下来，总是用于帮助穷苦的同学”，“朋友甚众，一到晚间，房里便全是宾朋满座”。

十月革命的胜利震动世界，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引发了北大进步学子的热情，为全国的革命青年指引了前进的方向。时时焦愁感叹国家民族将陷于沦亡的邓中夏，此际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行走的人生道路。1918年5月，他参加了发动和领导北京各大学校学生的救国运动。此后他创办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的杂志，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作为学生代表站在五四运动最前线。1919年暑假，邓中夏邀约十几名同学共同租下一个大院，命名为“曦园”，带领大家过一种朝气蓬勃、克勤克俭、共同学习进步的集体生活。1920年的10月，在李大钊的发起和领导下，北京成立了共产党小组，邓中夏为成员之一，积极协助书记李大钊进行各项具体工作。

_{1920年年初，邓中夏（右四）与毛泽东（左四）等在北京陶然亭合影（《邓中夏》P17）}

在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期间，邓中夏因为忙于少年中国学会的事务脱不开身而未能出席。但他在会议之前曾来到上海部署各种预备工作，并在博文女校与各地代表同住了几日，对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方式及提案内容提了不少意见，却于大会开幕前不久乘轮船离开上海，前往重庆夏令营讲学。

顺着中共一大召开的话头，再来再来说说李启汉。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第一个决议中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决议的精神是要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可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能进行合法的活动。于是于1921年8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也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这个机构的总干事，便是时年23岁的李启汉。

_{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都北路八九九号（《上海市静安区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P1前）}

“身材不高、个子较小、面貌白皙、头上留着不短不长的头发，蓬松在额头上，对人总是面带微笑，发言时口齿伶俐，很能抓住问题的重心。”

这是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对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启汉的回忆。多年以后，他还曾经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们党在上海的工人运动突飞猛进，李启汉同志尽力独多。李启汉同志在工人群众中很有威信。

早在上海共产党小组刚刚开始筹建的时期，李启汉就已经开始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之下，深入工人群体，在极其艰难和复杂的情况与环境下，开展各种工运活动了。

家乡在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李启汉，1898年3月出生于江华县码市镇朝阳洞的一个瑶族农民家庭。他自幼勤勉正直，曾路遇不平之事挺身而出。因学业刻苦又心怀大志，被乡亲们称赞是李家大屋的“小秀才”，曾先后就读于江华县立高等小学和有着“南学津梁”之称的名校湖南省立第三师范。

_{李启汉故居内院}

_{作者在李启汉故居}

回溯求学成长之路，李启汉与邓中夏有颇多相似之处，都曾因甲午战争的屈辱、百日维新的失败、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而心中受到巨大的震动，滋生了反对外国侵略欺辱的愤怒情绪。也都因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和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初步增进了民主、共和、革命的意识。1917年初，李启汉转入湖南私立岳云中学读书。此时新文化运动正热火朝天地开展。从闭塞落后的山乡来到省城的李启汉像许多进步青年一样，顿觉心胸开阔，耳目一新，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当时在岳云中学就读的同学有何孟雄、伍仲豪、杨开慧等。

_{《新青年》}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从北京、上海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李启汉积极投身其中，并作为岳云中学学生会代表之一与北京大学学生代表邓中夏会面，并赶赴衡阳到省立第三师范指导青年爱国运动。5月27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成立。李启汉作为代表出席了省学生联合会会议。之后他作为省学联的骨干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青年学生运动，加入了进步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的宗旨起初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性风俗”，后来发展成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的成员朝气蓬勃、满怀求知、发展、变革的激情，在中国新旧时代激烈碰撞之际无所畏惧地去创造新的生活。

深受毛泽东、蔡和森等前辈思想和人格影响、较早加入了新民学会的李启汉，曾经被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这样写道：新民学会，一部分中等学生所组织，李启汉同志很努力宣传学生的结果，他们第一注重新青年，并努力社会运动，此会二三十人。

五四运动期间，长沙的爱国运动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野蛮压制。毛泽东等发起了驱张运动，李启汉积极参加并被推选为学生代表之一，后被选派为湖南人民驱张请愿代表团的学生代表，前往北京请愿。赴京请愿途中，李启汉在参加焚毁日货斗争中遭受过当局和军警的迫害。

抵京之后，李启汉住在邓中夏那里。邓中夏给他讲解革命道理，并介绍他以旁听生的身份旁听和学习，结识了李大钊等人。

1920年5月，在邓中夏的介绍下，李启汉赴上海华俄通讯社工作。来到上海以后，他住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去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很方便，也就经常有机会向陈独秀和李达等人请教革命问题。1920年8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机关就设在李启汉居住的地方，他也就成为最早的团员之一。他与当选为青年团书记的俞秀松同住，作为助手为青年团的组建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不久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发起组成员。当时与他一起学习的，有刘少奇、罗亦农、汪寿华等人，他们先后被党组织派往苏俄深造。李启汉则因为工作需要留在上海，成为最早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

邓中夏年长李启汉三岁，是李仰慕的兄长，也是李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之一。从同乡到同志，他们之间的友谊始于少年之时的志趣相投，滋长牢固于并肩战斗中的肝胆相照。他们都于中共一大召开的前一年便投身于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之中，从此奔走颠沛、奋斗不懈，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二、“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

作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开拓者，李启汉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租界巡捕房的暗探将他列入了侦查名单。

早在1920年12月20日，李启汉的名字就出现在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情报材料里。那天的情报记载：“上海工人游艺会于昨日下午二时借白克路207号举行成立大会……会议由一个名叫李启汉的工人担任主席。”

1921年4月，上海共产党小组由李启汉出面，在渔阳里6号召集机器工会、纺织工会等团体开会，组成“纪念劳动界筹备委员会”，决定发动全市工人于5月1日停工，开纪念大会，会后游行。这时，暗探已查明李启汉的来历，在情报中记载：担任劳动节筹备会议主席的是“著名的中国布尔什维克陈独秀的追随者、湖南人李启汉”；召开会议的房屋系李启汉所居住，门口挂着外国语学社的招牌”。

_{外国语学社（上海霞飞路渔阳里六号）（《李启汉的故事》P59）}

1922年1月中旬，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李启汉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积极进行募捐，支援香港海员斗争。在他前往被资本家和军阀当局收买的工头桂阿茂家中，对其破坏罢工斗争的行为提出警告时，被埋伏的暗探拘捕。后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营救，罚洋50元才被释放。

2月8日下午，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举行会议。暗探报告说：“会议由李启汉担任主席，他建议筹款援助香港罢工工人，并建议发出通告反对招募破坏罢工者。”刚刚被释放的李启汉等人不顾危险赶到码头，劝阻被桂阿茂欺骗的失业海员不要赴港。租界捕房于2月11日又一次传讯李启汉。

租界当局的拘禁和传讯毫无作用，李启汉行动照旧。暗探在2月17日的报告中无奈地说：“过去数天中，北成都路19号李启汉曾向本埠各工会发出通告，呼吁募捐援助香港罢工工人。”

香港海员罢工胜利，使上海工人的斗争热情高涨。李启汉趁热打铁，帮助浦东日华纱厂的工人组织成立了工会，发动4000多人进行了10天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接着他又领导了上海邮务工人举行了中国邮政史上第一次罢工，使邮务工人的工资得到了增加。

_{日商日华纱厂的童工每天要在车间连续站立操作12小时（《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P42）}

在邮务罢工的第二天，暗探在报告中说：“上海工潮的主要组织者李启汉，今晨有人见他在邮局附近与邮差们谈话，无疑他将努力利用这一机会，以损害局方，待有充分证据发现，他将受到控告。”

1922年5月，李启汉作为上海方代表在广州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返沪，他继续领导上海工人展开工运斗争，使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资本家视他为眼中钉。

_{李启汉任组织部长（《广州工人百年图录》P70）}

1922年6月1日，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煽动罢工，扰乱秩序”的罪名逮捕了李启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之一的董锄平回忆李启汉被捕的经过说：

有人和我们联系要买50份《劳动周刊》，还表示要谈工作。李启汉、张国焘和我都在里面，下面响起了敲门声，我们从窗口望出去，看到这个人穿着长袍子，完全不像工人，是一副流氓相。张国焘叫李启汉下楼去和他接头，李启汉下去之后，见来人可疑，故意讲话的声音很大，这就表示情况不好。我和张国焘就翻墙从隔壁跑了，李启汉被抓去了。李启汉再次被捕的消息传开后，全国各地的工会纷纷向租界当局提出抗议。但租界当局对各方抗议和质疑置之不理。

6月9日，租界当局对李启汉进行审判。

审判官对李启汉说：“你是很有学问的人，应为国家做些有益的工作。为什么你对煽动工人罢工独感兴趣？”

陪审官则污蔑李启汉“一生唯一的职责似乎就是到处制造纠纷”，因而“应当到华界去受严厉的处罚”。

最终，租界当局以两个罪名对李启汉进行判决：一是4月间煽动邮务工人罢工，二是他主编的《劳动周刊》“登载煽动人心”的文章，“煽动工人罢工”，鼓吹劳界革命，扰乱社会秩序，宣传过激主义”。判词是：“判监3个月，并驱逐出境；《劳动周刊》封闭，报纸销毁。”当天工部局查封了《劳动周刊》，7月16日查封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_{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侧面，李启汉等创办的《劳动周刊》，就在墙后瓦房中编辑成刊（《李启汉的故事》P49）}

_{《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劳动周刊》第14号）}

李启汉被判刑三个月的消息传出后，上海的工人们十分愤慨，不少工人前来证明李启汉无罪。

邮务工友周启邦作证说：“邮差罢工，完全出于自动，并无人指使……凭什么抓启汉！”邮务工人们还散发传单，表示抗议。

京汉铁路的工人们也起来声援，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这种恶毒的手段提出“严词谴责”。

一些暗探向捕房报告说：“六月二十六日，本市各工会接到京汉南路工人发出的通电，对工部局捕房控诉李启汉、封闭《劳动周刊》事提出严重抗议。”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山东支部也分部发表文告，抗议《劳动周刊》被封和李启汉被捕，揭露上海租界当局对李启汉的迫害，“无非是想重责李君，使旁人再不敢为我们说公道话”，“封禁《劳动周刊》的意思，无非是因为它是工人的刊物，它是工人说话的机关，它是宣布资本家罪状的布告，这才硬加以‘登载过激言论’，‘鼓吹劳动革命’诡词，把这个眼中钉铲除了。”文告警告反动当局说：“你不能将我们个个杀净了，我们有法子对付你”。

山东支部的文告还向广大劳动群众呼吁说：“全国劳动兄弟们，我们的仇敌中外资本家现在连话也不让我们说了，连替我们说句公道话的朋友也要铲除了，我们再不团结自救，还有我们生路吗？”

北方分部的文告也向全国劳动者呼吁说：“我们的办事人任由别人逮捕，我们的言论机关任由别人摧残，我们租给别人的地方自己反被别人驱逐出境外，我们何等的受辱和受压迫！大家快起来作正当的抵抗，应当要恢复我们的言论机关，释放我们的办事人，得到租界的自由居住权，总巡捕房向我们工人阶级谢罪！”

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警务处日报》对此报道说：“本埠各工会接到由邮局寄来新出《山东劳动周报》，七月九日该报创刊号载有关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启汉定谳和《劳动周报》禁止发行的论文。据说对此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炫耀权力举动，势难箴默容忍，并劝大众惩办乘办此案的捕房和会审公廨官员云。”

1922年9月8日，李启汉监禁刑期满，但租界当局不甘罢休，以“驱逐出租界”为名，故意将李启汉押解给上海淞沪护军使署，授意其对李启汉“永远监禁”。上海护军使兼陆军第六混成旅旅长何丰林，秉承帝国主义势力的旨意，不加审问，立即将李启汉戴上手铐脚镣，投入监狱。

被上海警察厅逮捕后，李启汉被关押在上海陆军监狱即龙华军事监狱。李启汉入狱后，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曾开会讨论营救事宜，决定由沈雁冰联系上海商界知名人士设法保释，结果没有成功。

先是在龙华军事监狱，一个月后又被移到上海陆军监狱，李启汉总共坐了两年零四个月的牢狱，面对严酷的考验他始终无所畏惧、斗争不屈。

_{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国民党囚禁和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魔窟，设有审讯处、男牢、女牢、水牢、刑场、兵营等。这是该处大门（今龙华路2577号）（《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P174）}

1924年10月，由于江浙军阀战争爆发，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何丰林失败，在仓皇出逃前夕才将李启汉释放。

1924年10月13日，李启汉出狱的那天，邓中夏、李立三、刘少奇一同前往陆军监狱，迎接被释放出狱的李启汉，并一同在监狱前合影留念。两年多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使李启汉的身体遭受到极大的摧残。据李启汉的妹妹李惠馨（即邓中夏夫人李夏明）回忆：大哥刚从监狱出来，骨瘦如柴，难以辨认。

邓中夏深有感触地说：“李启汉是我党坐牢最早最苦的第一位同志。”当夜他作《启汉同志出狱》诗三首，并撰了自序：“启汉出狱，喜极而泣，诗以志之。”诗中写道：

（一）

阴森黑暗的囚狱，

冰冷沉重的镣铐，

粗沙巨细的牢饭，

哦哦，我们的战士，

苦了你了！

屈指数来，

已是两年四个月了。

你的神采似乎比以前还光辉了些。

但是，你乱蓬蓬的发呢？

你短髴髴的须呢？

呵！出狱时剃去了。

但是，解开你的衣襟，

笞疤减去了没有？

脱下你的鞋袜，镣痕消去了没有？

啊！斑斑犹存。

我涔涔的泪流了。

哦哦，我们的战士，

准备迎战！

准备厮杀！

（二）

你莫再往下细问吧！

浦东之破灭，

开滦之败北，

京汉的流血，

都不过是几页的伤心史呀！

保定狱里的伙伴，

洛阳狱里的伙伴，

北京狱里的伙伴，

天津狱里的伙伴，

都不减于你今日，

以前的痛苦呀！

哦哦，我们的战士！

你莫再往下细问吧，

我涔涔的泪流了！

（三）

你出来了，

你我的责任更重大了。

你看豺狼猛虎一样的军阀呀！

巨蟒一样的帝国主义呀！

毒蝎一样的资本家呀！

他们联合着，

而且紧密地联合着，

长蛇般向我们进攻了；

铁桶般向我们包围了；

盘石般向我们压榨了。

哦哦，我们的战士，

准备迎战，

准备厮杀呀！

这首长诗1924年11月发表在《中国工人》第二期上。1925年1月1日，它又以《启汉出狱》为名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杭育》副刊，署名“中夏”。

在一首名为《胜利》的诗中，邓中夏以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的铿锵言辞写道：

那有斩不除的荆棘？

那有打不死的豺虎？

那有推不翻的山岳？

你只须奋斗着，勇猛的奋斗着；

持续着，永远的持续着。

胜利就是你的了！

胜利就是你的了！

胜利就是你的了！

因为坐牢两年多，李启汉刚刚出狱时形容枯槁、发如蓬草，邓中夏建议他改名，他对李启汉说：“你从狱中出来，头发长得像森林一样，不如改名叫李森，同时也表示我们工人阶级像森林一样，无限众多和无限生长。”

出狱后，李启汉经过短期休养后，便向党组织要求分配工作。他和邓中夏一起在上海工人中继续传播革命火种，同广大工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24年深秋，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在工农部设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任命邓中夏为书记，李启汉为秘书。他们开始专心致志地推进和发展工人运动。

三、英雄柔情

在史海勾陈的追寻与叙述中，曾经陌生的名字越来越熟悉与生动，而真正最令人唏嘘垂泪的，并非是载入史册的壮举与大事件，而是那些呈现出人心人性最细微柔软处的片段。

在“五四”运动时就相识的李启汉与邓中夏，多年来一直是彼此支持、砥砺共进的亲密战友。省港大罢工期间，两人的革命友谊更趋深厚。

_{1925年6月19日起，中共广州区委发动香港和广州租界的20万工人举行“省港大罢工”。图为工人游行队伍）（《陈独秀》P184）}

_{李启汉（右三）、苏兆征（左五）、邓中夏（右四）和省港罢工委员会部分工作人员合影（《工运赤子 李启汉》P124）}

见邓中夏长期孤身一人，李启汉便将自己的妹妹李英介绍给他认识，希望他们能够结成革命伴侣。在哥哥和邓中夏的启发与鼓励下，李英到罢工工人中间，上夜校、听报告，积极参加罢工活动。她多次去听邓中夏给工人们作时事报告，听得十分专注与投入。特别是讲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剥削压迫工人时，曾经两次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她对穷人的苦体会得深，所以恨得咬牙切齿。在她眼里的邓中夏博学多闻又可爱可亲，她学会了邓中夏经常哼唱的罢工歌谣，也爱读邓中夏常读的革命书籍。邓中夏也经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空教她学文化和革命道理。渐渐地，两人相爱了。

1926年8月的一天，邓中夏在住处邀请刘少奇、陈延年、周恩来、李启汉等人相聚，由刘少奇、何宝珍夫妇当证婚人，邓中夏和李英喜结连理。他们不但婚礼很简朴，连度过新婚首日的方式也很特别。邓中夏携李英来到广州黄花岗烈士墓前，夫妻俩肃立致哀。邓中夏向妻子讲述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以身殉国的壮举，意味深长地对妻子说：“小妹，要记住，要斗争就会有牺牲，不要忘记死去的先烈们！”

与邓中夏相比，李启汉的爱情来得早，成家却晚。早在组织上海邮务工人开展罢工斗争的时候，李启汉就在上海纺织工人运动中培养了不少有觉醒意识的纺织女工，她们积极支持邮务工人的罢工斗争。

有一天，一名纺织女工径直走到李启汉面前，提出要求说：“我们纺织厂工资更低，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请你领导我们罢工吧！”李启汉望着眼前这个朴实、大方的姑娘，真诚地问：“姑娘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女工坦率地说：“我叫薛映华，家住上海，也是工会组织的人。”

之后为了组织纺织厂工人开展罢工斗争，李启汉与薛映华有过多次接触和深谈。虽然每次谈的都是关于罢工和工会的事，但每谈一次就把两颗心拉得更近一些。虽然双方都没有说破，但双方都已经互有好感。

上海罢工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令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对工人运动的领袖李启汉恨入骨髓。1922年6月1日，工部局以“煽动罢工、扰乱秩序”为由，逮捕正在领导罢工的李启汉，后转至护军使署，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监禁。

在这因磨难和分离而显得漫长的两年里，两颗年轻的心彼此牵念。薛映华望眼欲穿地期盼李启汉早获自由，李启汉虽身在牢笼，但心仍在罢工斗争的洪流之中，也倍加惦念薛映华。

1924年下半年，恒丰纱厂女工周月林、宋三妹、薛映华、朱秀英等人被发展入团，成为沪东地区的第一批工人团员。这批团员之后大多成为了上海五卅运动和三次武装起义的骨干。

1924年10月的一天，出狱后的李启汉赶到纺织厂。当时薛映华正跟几个女工商量组织工人罢工的事。李启汉在一旁默默听着，目光注视着阔别两年的薛映华。只见此时的她，不仅比过去果断、成熟，而且更加有勇气和信念，坚定执着中透出女性的温柔细腻。当薛映华发现李启汉时，他刚刚出狱“骨瘦如柴”的样子令她激动又心疼，她一把抓住李启汉的手，连声问候。

紧张的工作与激烈的斗争令这一对有情人无暇过多顾及个人情感与生活，他们这特殊的爱情注定经受磨难与考验。

1925年夏，省港大罢工爆发，薛映华也成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之一。她与李启汉虽同在广州，却因为各有任务而聚少离多。邓中夏深知他们之间的感情日深，有意做“红娘”促成这桩好姻缘。

_{邓中夏与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部分领导人合影（《中国工人运动图史》P194）}

1927年3月，李启汉与薛映华这对在中国工人运动中经受锻炼而逐渐成长起来的爱人结婚了。

1927年3月底，陈延年、苏兆征、彭湃等领导人离开广州赴武汉工作，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五大”。广东区委留下李启汉、穆青、杨殷等人在广州，继续坚持工作。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叛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广东的形势也因此而更为险恶。此时广州发行的报纸已经刊载有关反对武汉政府及共产党的新闻。广州全市开始戒严，水陆交通断绝。

4月15日凌晨，广州地区国民党反动派也公开发动了反革命叛变。他们在广州市区一带布满了步哨侦缉，断绝交通，控制电讯等部门，同时出动大批反动军警，进攻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等革命团体，搜捕共产党人和工农领袖。

当时李启汉夫妇和邓中夏夫人、也就是李启汉的二妹李英居住在广州市区榨粉街。4月15日凌晨，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榨粉街，同担任保卫任务的罢工工人纠察队发生了枪战。

李启汉因工作忙碌，已经几天未能好好睡觉。当晚他怕二妹李英害怕，就叫爱人薛映华上楼陪伴她。他刚合眼不久，便被听到了枪声的妹妹推醒。他立即意识到这是反革命叛变开始了，跑到门口观望之后，知道从正门突围已无可能，便翻过邻居的墙头，想借机突围。但邻居坚决拒绝李启汉通过，硬把他赶了回来。他急中生智，穿上爱人的衣服，因为身形瘦小、面容白皙，倒是不易被发现。可还是被一名警官察觉有异，将他抓住。此时他自知已无法逃脱，便要求换上自己的衣服，从容就捕。

李启汉被捕的第二天，爱人和妹妹找到机会一同去广州市公安拘留所探监。李启汉对她们说：“妹妹，你们要继续努力前进，不要忘掉哥哥未完成的事业！不过以后你们千万千万不要来看我，恐怕敌人下一步就要加害于你们，千万！千万！要尽快离开广州。你们记着，哥哥是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的！”

在薛映华和李英探监后的第二天，反动军警就来敲门，她们立即从后门逃走。脱身后，她们找到一位姓龙的国民党左派处躲避，在龙家住了一天。此时李英已怀孕八个月，行动很不方便，她们觉得住在龙家目标太大，又转移到一户罗姓人家躲藏。

无亲无故、人地生疏，被白色恐怖的阴影所笼罩，李英又快要分娩……焦灼为难之际，李英突然想到邓中夏去武汉之前，曾经带她一起去医院探望过邓颖超，便和薛映华来到医院找到留在医院的邓颖超，把外面的紧张局势和哥哥李启汉的遭遇详细讲述。李英含着眼泪对邓颖超说：“你住在这里太危险了，要尽快离开广州，千万！千万！”她又请邓颖超帮助写了家书给不久前已从广州返回湖南的母亲，请母亲来广州照料她生孩子。

由于李启汉、肖楚女等著名共产党人被捕后坚贞不屈，因此“蒋介石电令处极刑”。李启汉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当李启汉李英兄妹的母亲接信赶来广州时，李英与薛映华已离开罗家，另租一个地方居住。这个新居附近有一座兵营，距兵营不远处又是一个枪杀革命志士的刑场。住在这里，经常听见刑场的枪声。李英因不知道大哥李启汉的下落，一次得知刑场杀人，便不顾夜间的刑场阴森恐怖，挺着大肚子前往。凄冷月光之下，遍地横躺竖仰、满身鲜血的尸体中，始终寻不到大哥李启汉的尸体。李启汉被杀害后，尸骨所埋何处至今不明。

脱险后，薛映华潜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28年任中共浦东区委妇女委员。

四、“继启汉、中夏之遗志”

李英1928年随邓中夏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1年回到上海参加地下工作，1932年被捕。邓中夏一面设法营救她，一面托人带信给她，鼓励她在狱中坚持斗争。

在李启汉牺牲6年之后。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离开自己当时的住处——上海法租界麦琪路（今乌鲁木齐中路）光华理发店三楼前楼，到法租界环龙路底骏德里三十七号三楼亭子间，找户籍总会援救部长林素琴研究和布置工作。因叛徒出卖，二人被巡捕房逮捕。

_{1933年5月，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犯登记表”上的邓中夏照片（《邓中夏》P205）}

起初邓中夏的身份并未暴露，他受了严刑拷打却一口咬定自己名叫“施义”，在湖南做教员，来上海为了访友，只因走错房间被错捕。私下他派人给热心为受苦受难的人伸张正义、积极营救社会进步人士的律师史良女士送信，请她设法营救。史良了解到邓中夏已被解送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受审，她立刻赶去找到法租界巡捕房律师顾守熙，说明施义是冤枉的。她还叮嘱施义，在法庭传讯时什么都不要承认。据史良回忆，施义的案子还引起了她敬慕的宋庆龄女士的关注，考虑到自己经验不足，她又请自己的老师，上海著名的律师董康先生一同承办此案。党组织为营救邓中夏，做了不少工作，花费了大量金钱。当时党的经费十分紧张，宋庆龄与何香凝都曾亲自帮助募捐。在多方的大力营救下，加上敌人没有掌握“施义”的罪证，法院已在考虑释放邓中夏出狱治病。然而，就在此时，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审理的林素琴，被交给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党部调查科”，因经不起威逼利诱，她很快叛变，出卖了邓中夏，还供出前一年被捕的李英是邓中夏的妻子。

为了确认林素琴的口供是否属实，敌人曾将李英带到邓中夏面前对质。夫妻双方深知敌人耍弄的花样，以坚强的毅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都一口咬定不认识对方。但是经过多方查证，邓中夏的身份最终被确定，这使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如获至宝，当即便报告了蒋介石。当时的蒋介石对中共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正遭失败，得到这一消息后下密令，责成国民党有关部门，一定要将邓中夏引渡到国民党军法机关处理。

在国民党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邓中夏引起了难友们的注意，大家尊称他为“老大哥”，最好的铺位让给他，最好吃的东西留给他，以此表达对革命领导者的敬爱，邓中夏又将这些真情实意的馈赠用于帮助更需要的难友。

蒋介石早在国共合作的时期就曾在广东与邓中夏有过多次接触，深知他的革命立场坚定不可改变，因此很快就发密电令“共匪邓中夏解到即行枪决。”但这一命令并没有被立即执行，原因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还想利用各种办法促使邓中夏叛变，以便取得重要机密。之后他们动用了各种手段，先“软化、优待”，又派曾与邓中夏共事过的叛徒来做说客，还派来国民党的“大人物”挑拨离间、用高官厚禄引诱。种种诡计都未得逞之后，又对邓中夏动用各种酷刑，却均以失败告终。

临就义前两天，邓中夏给党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1932年9月21日的黎明，邓中夏被宪兵队带到了雨花台刑场。

临刑前，执法官问他：“这是你最后的悔过机会了，你还有话要说吗？”

邓中夏平静而又坚决地说：“我一生未做过需要后悔的事，也没有什么话要对你们说。”……

那年，邓中夏三十九岁，时年他和妻子、战友李启汉的妹妹李英（后改名李夏明）在广州结婚六年。

从1928年到1932年，先后在苏联共产国际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的邓中夏，曾因为公正无私地保护无辜同志的生命遭到王明宗派集团的打击迫害而受了不少委屈，但他始终抱着乐观和信任的态度竭尽全力完成指派给自己的任务。1932年初，他回到上海后，当时执行王明路线的党中央既不及时对他做审查结论，又不分配他适当的工作，只让他在党的一个基层组织沪东区委宣传部参加活动，写传单、印钢板。当时党组织不发给邓中夏生活费用，全凭爱人在一个工厂做工的微薄薪资生活，连稀饭都难以吃饱。

他们婚后有四次生育，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生下一个男孩，三天后因躲避敌人孩子夭折；第二次孩子生下后因工作安排无法照料，寄养在洪湖地区一户农家，因战乱丢失；第三个孩子在苏联患肺炎夭折；第四个孩子是李英在日本纱厂工作期间早产生下的，也因工作无法照料送人。解放后，李英曾多方打听送人的两个孩子，因线索太少而无法找到。不知邓中夏在天有灵，是否会觉得，倘若非要说生前有什么后悔的事，便是多次失去和失散了自己的孩子。

被捕后坐牢四年的李英，在狱中写了上百篇日记，带领难友以绝食的方式迫使当局改善“政治犯”的生活待遇。她立下誓言：“只要我不死，出狱后，就把大哥和中夏的事迹写出来。”并为此改名叫李夏明。

1936年，李英被组织营救出狱，周恩来指派她以护士的身份，到西安七贤庄一号由德国共产党海伯特出面设立的牙科医院工作，担任秘密联络员。

西安事变以后，李英调回延安工作，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李英的儿子李致宁回忆说，毛泽东在延安对他的母亲说过，李启汉是他最亲爱的弟弟。1945年3月1日，毛泽东在给李英的信中写下了“继启汉中夏之遗志”。

_{毛泽东同志手迹：“继启汉中夏之遗志“（《李启汉》P1前）}

新中国成立后，李英分别在劳动部、轻工部工作。十年浩劫期间她受到严重的迫害，1977年平反。不论在何种境况之中，她一刻不曾忘记自己的誓言。业余时间，她拖着病体，常年奔波于全国各地，到李启汉、邓中夏工作过的地方，走访了李富春、贺龙、邓颖超、帅孟奇、蔡畅、陶铸、李立三等领导人，整理成200万字的资料。由于李启汉和邓中夏的活动涉及党的创建、发展及早期工人运动，这些资料很有价值。李英几十年不懈的努力，为编写出版《邓中夏文集》、《邓中夏传》、《邓中夏的一生》、《李启汉传》、《中国工人运动先驱》等传记，传承烈士的思想和精神做出了贡献。

_{邓中夏与夫人夏明、儿子steer唯一的全家照（《邓中夏全集》（上）P1前）}

1987年3月23日，李英在北京逝世。

李启汉的母亲韦内雪，原本只是寻常的农村妇女。但自从1926年春，她带着被卖作童养媳的女儿李英投奔长子李启汉，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变。在李启汉的动员下，她和李英参加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服务工作，为罢工工人做饭、洗衣、送信。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中，亲历了革命者与工人血流成河、大儿子李启汉被残害之后，她悲痛至极几欲疯狂，却又爆发出超常的坚韧，沿着李启汉指引的路继续前行，1927年8月，她随女儿潜往上海，在江苏省委机关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30年因积劳成疾和对儿子的思念而逝世。

省港大罢工后，李启汉便动员有文化的父亲李士藩投身革命工作，担任广西钦州公安局局长，主要负责对英国企图进入中国的货物进行海面封锁，缉拿破坏罢工委员会封锁香港的坏分子，缉拿走私分子和走私货物。新中国成立后，李士藩被评为江华县抗美援朝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

_{李启汉1920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时写给父亲的信}

李启汉的弟弟李启蒙，排行老五。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李启汉认为弟弟参加革命的时候到了，便让父亲送弟弟到韶关，参加叶挺指挥的“铁军”。李启汉告诉弟弟：做军人就要不怕死，就要冲在最前头！”

大革命失败后，李启蒙回到江华组织了一支游击队。1928年初，他前往上海找邓中夏和姐姐。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他在上海的工厂里，参加工人运动，并加入共产党。

_{李启汉故居图片，妹妹夏明和弟弟李启蒙}

1931年，经邓中夏推荐，他来到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曾任红军的营长。后来，遭到王明错误路线的打击而不幸牺牲。

据李启汉家乡江华县党史部门调查，在白色恐怖下不知下落的李启汉妻子薛映华和儿子李继舜，也于1934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战乱、离散、牢狱、牺牲，多少苦难磨砺、多少至悲至痛。这种感受，有幸生于如今和平年代、生活安稳的普通人极难深切体会，历史之宏阔幽深与英雄之传奇悲壮都因此愈加强烈。

然而回到本初，他们不过也曾经是最最平常的生命个体。他们曾是刚出生的婴儿，是上学堂的儿郎，是意气风发的少年，是热血沸腾的青年，是痴心不改的情人，是相濡以沫的爱人，是期待新生命诞生的父亲与母亲……

他们的血肉之躯，他们的七情六欲，他们每一分细微的感受与情绪，每一种持续的心态和情境，应该都与普通人一样。可是他们从不逃避危险，克服内心的恐惧，历尽艰难、置身黑暗之中的他们，“虽九死其犹未悔”，选择了献身与担当。从久远难辨的老照片中，端详他们的面容时，会发觉他们都有着异常坚定与清澈明亮的眼神。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相信什么，他们坚持着什么？这一点值得我们每个后来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