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孙犁先生（上篇）

孙犁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和文学大师，一生写下数百万字风格独特的文学作品，深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和喜爱。

孙犁是一位“老报人”，一辈子从事文学与编辑工作。俗话说得好：“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孙犁与《羊城晚报》是有缘的，他非常喜爱敢讲真话、格调高雅的《花地》《晚会》两个副刊，晚年在《花地》文学副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孙犁与我也是有文缘的，“缘分”使我俩亲密相交17年，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时光如流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人到晚年，喜欢回忆往事，回忆故人。我也不例外。现在，我怀着深深的温馨、敬畏和感激的心情，写一下我所认识的孙犁先生。

我成了孙犁与《羊城晚报》的联系人

作为《羊城晚报·花地》的一名编辑，我是怎样跟孙犁取得联系的呢？说来话长……

1985年以前，孙犁投寄《羊城晚报》的稿件，是直接寄给当时本报副刊部主任的，因他曾到天津上门向孙犁约稿；这几年，孙犁在《花地》一共发了33篇稿。不久，这位副刊部主任晋升为副总编辑，孙犁一来觉得他工作繁忙，不便再打扰他；二来他已离开《花地》，虽仍主管文艺部，但孙犁不是那种靠“关系”投稿的人，为避嫌起见，也为了不致耽误发稿，便不想再把稿子寄给这位副总编，再由他转交《花地》处理。孙犁觉得这样做比较麻烦。本想写封信给这位副总编，刚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谢大光来访，告诉孙犁他要出差广州，并问：“孙老，您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办的吗？”大光是孙犁的好朋友，两人平时关系挺密切的。孙犁信得过他。于是，孙犁便说：“听说关某某已当上《羊城晚报》副总编辑，我怕他工作太忙，往后不想再寄稿子给他了。请你趁出差广州之便，去见见关某某，当面向他说明，请他指定一名编辑做‘联系人’。”大光满口应承。

那天谢大光是由我陪同去见这位副总编的，但他听了大光转达孙犁之意后没有吭声。告辞出来，大光对我笑笑说：“看来，你们这位副总编还是希望孙犁把稿子寄给他。”谢大光回去向孙犁作了回复。孙犁心中有些不悦，便把稿子直接寄到《花地》编辑部。这次他一共寄了两篇稿件：一、《太湖》（病期经历）；二、《芸斋短简》——致丁玲、李准、王蒙……共五件。寄出的时间是1月3日。由于《花地》来稿很多，当时编辑人手紧缺，对于来稿实在无法及时处理。大约过了三个月，孙犁见所投稿件既无见报，也没退还，便写信来问。我拆阅了此信，那时已是4月10日了，我简复孙犁一信，问是什么稿件，同时表示当赶快寻找。

孙犁似乎有些不大高兴了，14日来信表示：“我那两篇稿件，不拟再发表，请分神代为检出，寄还我为盼。”我接到信，有些紧张，心想：孙犁是个大作家，得罪他非同小可！从此《花地》将少了孙犁的文章，是个重大的损失。我知道，“文革”前的《花地》，与各地作家关系一直很好，而且还培养出了一大批青年作者，比如陈国凯就曾经深情地说过：“我从《花地》来！”这些中青年作家已经多是当今文坛的栋梁。所以造成孙犁“投稿受阻”的原因，除了我们编辑处理稿件不及时，确实与那位副总编也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倘若他同意孙犁的意见，指定一位普通编辑做他的投稿联系人，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当时我生怕孙犁产生误解，赶忙又给他回了一信，对我们处理稿件不及时作了自我批评，并答应认真寻找，务必请他放心。这封信写得言辞恳切，得到了孙犁谅解，22日给我的信中，列出两稿的题目，“稿子是1月3日平信寄出的，……很可能是丢了。”这时，我放下手中急待处理的稿子，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终于从堆积如山的来稿中，翻出孙犁的两份稿件。我不由长长吁了一口气，赶紧阅读一遍，即送《花地》主编高风同志签发。我向高风详细汇报了这次孙犁寄稿的波折，为了不再出现名家来稿处理延误的现象，我主动提出是不是让我充当孙犁在《羊城晚报》的“联系人”？高风同志同意了。

于是我当即给孙犁复了一信，告诉他两稿已经找到，并且即将发出。我又说，我已请示领导同意，恳切希望他以后把稿件直接寄给我好了。孙犁接获我的复信，十分欣慰，表示完全同意。之后，他的稿子直接寄来给我，即来即发，再也没有出现积压的现象。孙犁对此非常满意，每次来信都要说“感谢”之类的话。

从此，我与孙犁开始了长达17年过从甚密的交往。

孙犁对报纸副刊情有独钟。他在《老同学》一文的结尾写道：“余之大部作品，最早均发表在报纸副刊。晚年尤甚，所作难登大雅之堂，亦无心与人争锋争俏，遂不再向大刊物投稿，专供各地报纸副刊。朋友或有不解，以为如此做法，有些自轻趋下。余以为不然。向报纸投稿，其利有三：一为发表快；二为读者面广；三为防止文章拉长。况余初起步时，即视副刊为圣地，高不可攀，以文章能被采用为快事、幸事！至老不疲，以完其初衷，示不忘本之意也。唯投稿副刊，必有三注意：一、了解编辑之立场、趣味;　二、不触时忌而能稍砭时弊；三、文字要短小精悍而略具幽默感。书此，以供有志于进军副刊者参考。鲁迅文学事业，起于晨报副刊，迄于申报副刊，及至卧床不起，仍呼家人“拿眼镜来，拿报纸来！” 此先贤之行谊，吾辈所应借鉴者也。

确实如此。因为孙犁是长期做报纸编辑工作的，深知报纸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所以他特别喜欢给报纸副刊写稿，而不太愿意向杂志投稿。主要原因是报纸发得快，刊物周期太长。晚年，孙犁投得最多的是《羊城晚报》、《光明日报》和《新民晚报》。他投给本报的稿件，有杂感、小说、散文、书信等。内容丰富多采，题材牵涉面甚广。总的印象是：散文小说，情感真挚，耐读有趣；书信短简，言简意骇，亲切感人；杂感随笔，针砭时弊，文笔犀利。据精确统计，从1982年7月至1995年2月的12年又7个月的时间里，孙犁在《花地》副刊长长短短共发表了103篇文章，其中有不少作品被各种报刊转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反响，给予本报很大的支持。

为了感谢一大批作家对《花地》一贯的积极支持，多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制度：给他们汇寄全年的赠报费，请他们自己去当地邮局订阅本报。孙犁是其中一个。有一次，天津谢大光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孙犁逢人便宣传《羊城晚报》，说你们的作者工作做得好。孙犁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积极写稿支持。

孙犁寄给我的稿件，除附信外，都是复印件。作为一名普通编辑，我有幸成了孙犁作品的“第一读者”，不光常常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和美好的艺术享受，而且可以从中窥见到这位在广大读者中久负盛名的老作家的高尚情操。孙犁年事已高，又是一人生活，我就想应该多给他写信，以慰老人寂寞的心。因此，一接到他的稿子，先简复一信，以免他悬念；然后立即拜读、送审，发排后，又写信告诉他；等到稿子见了报，再给他寄两份报纸去。老人对此非常赞许，但我觉得这是做一个编辑的本分。

孙犁的作品，文笔之精练，风格之清新，早已为世人所公认。他用极少的文字就能把极为丰富的内涵表达出来。他的每篇来稿均是这样。读孙犁的稿子，好比吃橄榄，越嚼越有味。每次收到他的文稿，我都以极浓的兴味一字一句品尝。那钢笔字秀丽清晰，毫无老人笔抖的痕迹；凡有修改处，我都认真加以对照，研究作者为何这么改，这么用词，从中得到不少启发。我对孙犁的稿子非常尊重，除极个别笔误加以更正，都是原文照发。如对稿子有疑问，绝不自以为是涂改，而是致信询问；如遇到这种情况，他都会马上答复，或认为“没错”，或同意我的看法。1986年5月16日，他来信说：

“发表的拙作，几乎没有错字，这一方面是你们校对工作细致，另一方面，是你对我的行文和字体，都比较熟悉了，这是很使人高兴的事。”

高风同志平日沉默寡言，性格比较内向。他是“文革”前的《花地》负责人，编辑经验丰富，我很尊重他。每次收到孙犁的来稿，我必首先阅读一遍，在稿签上写下自己的看法，然后送审。每有特别精彩之作，高风听了我兴奋的表达也会微微一笑，自然很快便安排上版。

1985年6月初，谢大光从天津给我打来电话，说：“老万，孙犁对你印象很好，你可以选几篇发表过的文章寄给他看看，让他为你鼓吹鼓吹。”我一愣：“这……行吗？”大光说：“怎么不行？孙犁扶持中青年作者，一向是很热情的。”我当时发表的作品还不多，而且尚处于摸索阶段，当然很想有名家来指点指点。听了大光的话，我鼓起勇气，给孙犁寄去四篇作品。文章寄出后又有些惴惴不安：我与孙犁素未谋面，虽然替他发了几篇稿，这是当编辑的本分，且他年迈多病，不一定会看我的作品吧？想不到过了半个多月，便接到他6月22日发来的信，信中说：“大作看过以后，写了一些意见，已托报社挂号寄还。恐迟到，劳念，谨此函告。”我心中非常高兴，急盼着能早日看到老人的意见。

过了几天，果然收到了孙犁的来信。全文如下：

振环同志：

 

今天下午读了你的两篇“往事的回忆”——《虔诚》和《菊妹》。按其结构来说，都可以称做小说，虽然都是你亲身的经历和见闻。

 

小说以描写，叙述，对话为主，而构成篇章。在这三方面，我认为你都做得很好。语言不烦絮，叙述简洁，描写也适当。在文字上的修养，你都是有很好的基础的。

 

最主要的，是你的思想修养和感情表现，是高尚的，不是庸俗的；是真诚的，不是虚伪的。无论是散文或小说，这都是作品的精髓所在，表现作者的气质和修养，是出于天生的，也即是自然的，想掩之而不得，想矫饰亦不可能的。

 

所以说，你的写作是有前途的，应该多写一些。主要是写真实的东西，包括取材和叙事。

 

两篇的结束处，都有些蛇足之感。前者结尾，两个男子的表现，是多余的部分；后者的结尾则为说教了。文章正文，事实已足以说明问题，就可不必再加这一段了。

 

因为精力，只选读了这两篇，并提些可能是不着边际的意见，请你原谅。剪报托报社挂号寄还。

 

       祝

 

好

 

                                                 孙犁

 

                                                    六月十一日

在这篇400多字的书信里，孙犁对我的两篇作品给予较高的评价。能得到这位大作家的称赞，我内心里充满喜悦，立即复印两份，拿着一份走到高风办公桌前，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老高，这是孙犁对我两篇习作的评论，一分为二，说了优点也指出不足，我觉得十分中肯。请您看看，能不能在《花地》发一下？”

高风没有作声，接过稿子随便望了一眼，便放在“卷宗”里。那儿夹了许多待发的稿件。一个月过去，这封信没有发；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发。对于孙犁的其他来稿，他很快便签发了，唯独这封写给我的信不发。到底能不能发？高风没有说，我又不好意思问他。又过了好些日子，还是不见动静，我这会才觉察到，他是不愿发的了。高风不发的原因也许是“避嫌”，不愿有“吹捧”自己同事的稿子在《花地》上发表。也可能有其他因素，使他不愿发这篇书信。总之，无论他怎么想都是有他的理由吧。

我给《人民日报》“大地”主编姜德明先生写了一封信，说明有孙犁写给我的一封信，问他要不要？姜随即来信嘱我寄去，并要我转告孙犁：一封信过于单薄，再凑够一二封信即可发表。果然，同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以《耕堂函稿》为题，刊登了孙犁写给我及山西杨栋的两封信。

孙犁这封信提及的那两篇作品，写的是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虔诚》的主人公是个童养媳，未婚夫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抓走，她不忍撇下家婆而不顾，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为了照顾家婆，她一再失去结婚的机会，直至老死。《菊妹》写的又是一个童养媳的婚姻悲剧：她受过人贩子的骗，远嫁他乡，逃了回来；第二次嫁了个性情暴烈的男人，因无法忍受其折磨而离婚；第三次嫁了个跛子，受尽封建婆婆的虐待，最后含恨而死。

也许这两个女人的悲惨遭遇使孙犁受到了震动，并为我在字里行间对女主人公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惋惜，没有迎合一般小市民的庸俗思想意识（比如，没有对她们受辱带着“欣赏”的态度去津津有味地渲染）表示赞赏，因而有“高尚”和“真诚”的评语。

在这里，孙犁又一次谈到了他对文学创作的主张和见解，即认为思想感情的“高尚”、“真诚”是“作品的精髓所在”。我联想到他在1985年给安徽省滁州市“首届醉翁亭散文节”的题词：“就散文的规律而言，真诚与质朴，正如水土之于花木，是个根本，不能改变。”作者的气质和修养是天生就有的，往往会在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无法“掩之”，无法“矫饰”的。正所谓我们常说的“文如其人”也。

从这里，也可以鲜明地看出，孙犁对文学的审美情趣。他在《谈美》一文中指出：“艺术家必注重艺术情操的修养，然后才能创造出美。艺术情操的修养，包括道德修养以及对国家、民族、时代的热诚和责任感。无此热诚和责任感者，终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尺泽集》第115页，1982年百花文艺出版社）他认为，作家应该用高尚的、健康的思想去教育人民，鼓舞人民，而不应该用庸俗下流、低级趣味的东西去毒害他们。正如他所说的，“要想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在其学习创作之始，就要力求表现高尚的东西，即高尚的人物及其思想。”（引文同上）对此，孙犁自己是身体力行的，用崇高的审美观点去指导自己的创作，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给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他不光自己这样做，而且谆谆要求中、青年作家也这样做。这里，显示出孙犁对文学创作的一贯的追求和严肃的态度。

孙犁在这封书信中，满腔热情地鼓励我要“多写一些”，并为我今后的创作指明了方向：“主要是写真实的东西，包括取材和叙事。”对此我铭记在心，并努力付诸实践。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喋血东江》《攀登》《滥情的忏悔》；散文集《寻觅芳踪》《深藏的挚爱》《情在何处》；长篇报告文学《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华海涛声》等等，莫不如是。

孙犁评论作品，绝非无原则的一味吹捧，他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坚持“一分为二”的。他在信末指出的不足之处，我在收进散文集《寻觅芳踪》时，已将两篇的“蛇足”砍掉了。

总之，孙犁给我的这封信，与他平日所写的短小精悍的书信不同，篇幅比较长，但亲切自然，言简意赅，绝不泛泛而谈，而是有观点，有分析，既肯定成绩又指出不足，还提出作者今后的努力方向。这实在是一篇相当出色、有普遍意义的文学批评文字。

附带说一下：这封信发表后，得到孙犁的应允，1988年我把它当作长篇小说《喋血东江》的代序；后又分别收进孙犁自己的《陋巷集》和《孙犁文集》以及《耕堂序跋》中。

孙犁身处多伦道大杂院，平日足不出户，但对外界文坛情况了如指掌，对一些不正之风深恶痛绝。诸如以权谋私，拉帮结派，庸俗小报，庸俗吹捧；一些刊物以裸体画作封面以招徕读者，某些出版社抢出武侠侦探小说以赚钱，以及社会上一度出现贬低鲁迅的论调，等等，皆为他所抨击的目标，而且击中要害，这就难免要“得罪”一些人。如果孙犁碍于亲朋之情，大可不必这样做，但这正好说明他无私无畏的品格。

孙犁是当代作家中写真情的楷模之一。一篇好的散文，应该是表现作者的真情实感，是从心灵深处汨汨流出来的清泉。孙犁的散文正是如此。他所记下的大大小小事情，有的是在过去战争年代的经历，有的是在现实日常生活中的见闻，表面看似淡若秋水，其实无不以情动人。孙犁的心是透亮的，没有丝毫的隐瞒，让人一目了然。他敢于把自己的缺点或失误“亮”出来。站在你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个心地纯净、赤诚的人。不是么？你看，他在《太湖》《续弦》《忆梅读“易”》等作品中，照实写了自己的青年、中年以至老年的爱情经历，读来令人嘘唏惋惜；他在年轻时对《金瓶梅》的“评价甚低”，作了自我批评，指出：“不仔细阅读《金瓶梅》，不会知道《红楼梦》受它影响之深。说《红楼梦》脱胎于它，甚至说，没有《金瓶梅》，就不会有《红楼梦》，一点也不为过分。”在国庆节，对儿子大谈身后事，反省自己“并不是一个超脱的人，而是一个庸俗的人”；他在致亲友的信中说，自己对庄老哲学有所领悟，“遇到事情袭来，则又易激动，心浮气躁。”……孙犁正像鲁迅那样，不仅勇于解剖别人，也严于解剖自己。

孙犁是个大家，但待人处事，温文尔雅，没有什么架子。后来我两次拜访，他跟我交谈，热情诚恳，不时笑声朗朗。使人感到这是一位德高望重、和蔼可亲的长者，使我总是想尽量跟他多待一会。孙犁是一位很谦逊的老人。平日他寄稿子来，附信上时有“请选用补白”，“不妥之处可以修改”；我寄挂历、纪念册或书给他，收到后回复，总要说上“甚为感谢”的话。在一些信件中，甚至自谦为“弟”，尊称我为“兄”。作为一个老作家，对一个后辈说这些话，能不使人感动么？

孙犁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余性孤僻，疏于友道。然于青年相处之有情者则终生念念不忘。”这10多年来，我与他交往，做了编辑应该做的工作，微不足道，却使他感念不忘。 他对于我的奢求总是有求必应，使我十分感激。北方有家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长篇纪实小说《喋血东江》，他们得知孙犁曾经评价过我的作品，当即决定要把那封信当作该书的“代序”。我写信征求孙犁的意见，他欣然同意。此外，我还请求孙犁为《喋血东江》题写个书名，他很快用宣纸写了十个，叫我挑选，在附信中还谦逊地说：“久不写字，写不好了。”我捧着这些书名，心中又高兴又感动。正当书稿即将发排之际，有人搞了小动作，从中设置障碍，致使该书的出版成为泡影。我得此消息，很沮丧。我想：书稿无法出版，叫我怎么向孙犁交代呢？万一书出不了，岂不是辜负了孙犁老人的厚望吗！？正当我走投无路陷于绝望的时候，幸好四川文艺出版社向我伸出了可贵的友谊之手，慨然答应出版此书，使我如释重负。

久闻孙犁的书法很好，为了留作永久的纪念，我恳请他给写一幅字。过没多久，孙犁的条幅寄来了。他录了荀子《劝学》一段话：“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右上方一行小字：“振环同志雅正”，左边落款写着：“一九八五年九月  孙犁”。这是一幅遒劲有力、敦厚稳重的楷书，凝望着这幅字，一边仔细地琢磨着它的含意。从字面上不难理解：万仞高山是由一寸土一寸土堆积起来的，风雨在那儿“兴风作浪”特别带劲；万丈深渊是由一滴水一滴水汇聚而成的，蛟龙在那儿才能随心所欲地畅游。原来孙老是在用比喻的方法，鼓励我要多学习，多积累，搞文学创作才能得心应手呵！我小心翼翼地把它镶在镜框里，悬挂于书房，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有趣的是，在这条幅下端还有一段注释：“余有王先慎集解本，然未细读，今据学校课本书之，第二积字甚不佳。”这样，这个条幅便显得更加兴趣盎然了。

1987年1月19日，我收到孙犁一信，信上说：“去年，统计共在贵报发稿12篇，平均每月一篇。”我仿佛看见老人那双睿智的眼里露出了欣喜的神情。我亦暗暗为他的旺盛精力而感到庆幸。的确，一个古稀老人，除了每月在本报发表一篇文章，还见他在其他报刊发表作品，加起来恐怕不下20篇吧。真可谓是典型的“春蚕吐丝精神”呵！然而，从总的来说，孙犁的身体是衰弱多病的。读完信，立即看他的来稿，一见题目《告别》，我的心立即紧缩起来，赶快往下读……在这篇文章里，孙犁详细地记下他对即将离别的书籍、字画、瓶罐、字帖、印章、镇纸等身边心爱之物的珍惜与依恋感情。我知道，孙犁是准备把书籍等物捐献给国家的，在行将离别之际，老人的心里自然是不平静的，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年老了，“行将就木”，在逐步安排后事；意味着他也许很快就要搁笔，离开他奋斗了一生的文学事业；意味着……。总之，看完这篇稿，我心里沉甸甸的，很不是滋味。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心情沉重地对妻子说：“孙老认为自己不久于人世了。你看看，他写的这篇《告别》……”妻子一口气读完，眼里闪着泪花，说：“孙犁老人太使人同情了！可惜太远，要不，我们全家一定要登门给他拜年，还要把他接来我家住上一段时间，让老人过得舒畅些。”我把妻子这些话告诉孙犁，不久便接到他2月6日的来信：“年前一函，颇使我感动，特别向你的爱人致谢。”又说：

“自1月2日起，我患腹泻，持续半月之久，元气大伤，中间颇虑及后事。现已停止，正恢复中。但今年作文，恐怕要停顿一个时期了，特先告你，仍希经常联系。……”

哦，我明白了，原来孙犁病得元气大伤，“中间颇虑及后事”，故有对书籍、字画、印章、镇纸等物“告别”之打算，情绪显然较为低沉。这是不难理解的。幸而他靠着自己顽强的毅力，靠着药物治疗，才得以度过难关，真是值得庆幸。

文章发表后，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他们写信来问：“孙犁怎么啦？不再写东西了？可惜！”“这篇文章调子低沉，他是身体不好吧？所以才有‘告别’，值得同情。……”一些文艺界朋友打电话或来信说，读了这篇文章心里“很难过”、“很悲伤”。

从此，孙犁的名字，将会久不在报刊上出现了。但我想，这也许只是暂时的，决不是长久的。我衷心期望老人早日康复，为人民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我想，这不光是我这个编辑的愿望，而且也是广大读者的心愿。

值得庆幸的是，孙犁调养了大约半年，又开始陆续有稿子寄来了。我欣喜至极，赶快致信祝贺。还特意在《广州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孙犁剪影》的文章，对孙犁的康复表示祝福。末尾两句：“优秀的人民作家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孙犁正是这样。”

初次拜会孙犁

我和孙犁已经通了两年书信，可谓“神交已久”，但还没有见过面，我是多么想找个出差机会，去见见这位我所敬仰的老作家呵！

这个埋藏在心底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987年8月6日，我从北京专程去天津看望孙犁。在部队招待所住下后，一查地图，发现此地距孙犁的寓所很近，当即决定晚饭后前往拜访。虽未事先打招呼，一种急欲见面的强烈冲动，使我顾不得许多了。

傍晚，刚下过一场小雨，街道上湿漉漉的，天气也显得凉爽了许多。我按着门牌找，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找到了孙犁所住的大杂院门前。我向一位姑娘打听：

“请问孙犁住哪？”

她伸手一指：“喏，就在后面，有好多花树那儿。”

我道谢一声，继续往前走。不知怎的，一颗心竟怦怦地跳起来。我早就渴望有朝一日能见到这位德高望重、久负盛名的作家，想不到这个心愿马上就要变成现实了，叫我怎能压抑住内心的兴奋和激动呢？

孙犁家门前栽了许多花草，绿色点缀着这幢古老的房子，显得生机盎然，令人赏心悦目。我沿着低矮的石阶走上去，在挂着竹帘的门前停下来，轻轻叫了一声：

“孙犁先生在家吗？”

“在呀。”屋里有个清亮的嗓音回答，“你是谁？”

我说了自己的姓名。

“哦！振环，是你呀！你总算来啦！”老人从屋里快步奔出，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两眼露出喜悦的光芒。他拉着我进屋，让坐，倒茶，递烟。我说不会抽烟，他忙又去端出两个大水蜜桃来叫我吃。

孙犁的晚餐还未吃完。他一边喝稀粥，一边喜盈盈地说：

“你来信说四五号到，这两天我一直在念叨着：振环怎么还不到呢？今天上午，来了两个客人，我看见当中一个很像你，一问才知道是上海来的，哎，使我很失望。……今天总算把你盼来啦！我实在高兴，实在高兴！……”

孙犁对我的一片真挚感情，着实使我感动。我从提包里取出一些小礼物，其中一盒砂仁糖是我的小儿子志新跟随他妈妈去阳春县旅游时买的，他舍不得吃，听说我要去天津，就说：“爸爸，这盒糖就送给孙爷爷品尝品尝吧！”我把孩子的心意原原本本地向孙犁转达了，孙犁非常高兴，说：“小孩子的感情是最纯洁的，替我谢谢他。我出不去，不如我给你一些钱去买些食品，就当作是我回送给你孩子的礼物，怎样？”我连忙谢绝了。

我仔细端详着孙犁。老人穿一件白色长衬衣，一条灰色长裤，个子较高，但身体单薄，脸容消瘦。我知道他春节以来一连病了数次，弄得身体极为衰弱。然而，只要病情稍有好转，他又伏案笔耕了。上半年他就一连写了７篇“芸斋小说”，还有其他一些杂感、散文。真可谓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呵！

我们无拘无束、推心置腹地交谈着。谈到了彼此的家庭、婚姻、爱情。孙老告诉我：他有四个儿女，两个在外地，两个在天津工作，老伴死后，他又找了一个女人，后来因感情合不来，只好分手，现在某出版社当编辑。我问：“为什么要分手？”他说：“老年人再婚，感情往往培养不起来。”

我了解到孙犁现在是一个人生活，雇请了一个中年妇女帮忙做饭，此人买菜做完饭就走。我说：“您一个人过日子，也太枯燥、寂寞了。如有合适的，是不是可以考虑……”老人接口说：“是呀，有人劝我再找一个对象，我不干。找了也不会好过的，这是经验教训。”

我对目前孙犁的处境深表同情，他却若无其事的说：“我喜欢安静，要读点书，继续写点东西，最怕嘈杂。平时大院里孩子们吵得厉害，我就坐不下来。所以我不和儿子一起生活，每天他们都过来看看，――”刚说到这里，进来一个30多岁的女人，原来她是孙犁的儿媳妇，孙老对她说：“没什么事，你回去吧。”她便转身走了。

孙犁叫我吃桃子，我也就不客气，自己动手用刀削来吃。我注意到孙犁的晚餐非常简单：一碗稀粥，一盘酸咸菜，一碗蒸花卷馒头。这时他已经把稀粥喝完，没吃完的花卷馒头又小心翼翼地收进厨房去。

话题转到孙犁的稿子上。我告诉他：“您写的文章，短小精悍，亲切自然，耐人寻味，文字精练极了，很受读者欢迎。”

“是吗？”孙犁兴奋地说，“我的文章，都是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写自己的亲身经历见闻的。你们《羊城晚报》发我的作品，发得最多，速度也最快，我是非常感谢的。我老了，写的稿子希望能快点发，自己看得见，就是一种安慰。要想发得快，刊物不行，周期太长，最好是报纸。”

他点燃一支烟，兴致勃勃地又说：“我写的文章，读者说好话的多，只有一次例外。前几年，我在你们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诗，有个读者写信给我，说这首诗如何不好，说我写诗是‘为了捞稿费’。我感到很惊奇。我的诗就是这样的，有点散文化，可能诗味不够浓，没写好，可以批评，但不能说是‘捞稿费’。我还不至于这样。……对待读者的意见，可以听，可以分析，对的接受，不对的可以不听。”

孙犁的为人是很正直、谦虚的，但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是非界限非常分明。这种气质，这种性格，使他有话直说，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种品质，我是很敬佩的，但也容易得罪一些人。不过孙犁不在乎，这是难能可贵的。

孙犁告诉我：“最近在贵报发表的小说《杨墨》，这里一家刊物要求转载，问我的意见，我不同意，因为写的是天津的人和事，所以不适宜在此地发。……”

我想：大凡作家是巴不得有报刊转载他的作品的，借以扩大影响；而孙犁对找上门来的刊物编辑还谢绝了，有人也许会说是“太傻”，“不近人情”吧？其实，这里正好透视出孙犁创作态度的严肃认真，非常注重作品的社会效果。他把“名”与“利”看得何其淡薄啊！

“孙老，您投给我们《羊城晚报》的信函，未能全部采用，我实在感到遗憾！我只是个普通编辑，编辑部是主编说了算……”我带着几分歉意说。

“不要计较。”孙犁坦然回答：“有的稿子因某种原因，不发也不要紧，这里不发，别的地方可以发嘛。比如，我给你们的那些短信，你们没有发出的，最近《散文世界》全发了。”说着，拿出一份小样来给我看。这使我深深感到孙犁的胸襟多么坦荡、宽广。

“振环，最近看些什么书？”

我兴奋地说：“我趁这次出差途中，刚把您的《风云初记》读完。以前看过一些，但没看完。写得真好呵！总的感觉是：几个人物形象很吸引人，书中血与火交织，但又充满诗情画意。写抗战的长篇我读过好几部，您这部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其实写得还不够好。”孙犁谦逊地含笑回答。停了停，他又说：“你当编辑，要多读多写，要多同作家交朋友。人家就愿意把稿子寄给你。这样，‘巧媳妇’就能做出好饭菜出来，而不至于‘无米之炊’。对不对？”

“对对。”我笑着点点头。

我们就这样闲聊着，不知不觉过了两个钟头。孙犁告诉我：每天晚上他不会客，８点钟就上床了，躺在床上静静地听收音机。我一看时间已过了8点半，赶忙站起身来告辞。孙犁慈祥地含笑说：“不要紧，你是远客。今晚例外。”

临走，孙犁先生赠送我两册他的著作：一是精装本《孙犁文论集》，一是平装本《书林秋草》，并在扉页上签上：“振环同志来津留念  孙犁1987年8月6日”。又说：“你来一趟不容易，我送你一张彩色照片吧。”接着又用钢笔在照片背后写着：“振环同志留念 孙犁1987年8月6日”。我接过这些珍贵的礼物，心里热呼呼地，连声道谢。敬爱的孙老，您对我如此厚爱，您对我如此深情，我将终生难忘！

回到招待所，我在灯下对着孙犁的照片凝视良久。这是在他的书房里拍摄的，背后有一排红木书橱，上面摆着两个插满毛笔、铅笔的笔筒、镜子，墙壁上挂着一些字画，显得古色古香，十分雅致。他身穿一件三口袋的蓝布衫，一条长黑裤，朴朴素素，安详地坐在藤椅上，脸上微微露出笑容，给人一种亲切慈祥的感觉。我知道，孙犁的东西（特别是照片、书籍之类）一般是不轻易送人的，除非老友、挚友，我能得到这种殊荣，这是我的福份。那一夜，我兴奋得久久无法入睡。

第二天上午，谢大光来招待所看我。我把孙犁送的礼物拿给他看看。大光惊喜地说：“老万，孙犁是把你当作高贵的朋友呀！”我向大光打探：“你们‘百花’前几年不是出过一套《孙犁文集》吗？不知还有没有？我很想要一套，买也可以。”大光说：“存书很少，一般不再卖，也不再送人，除非有孙犁的批条。这件事，我来对孙犁说。”

8月8日上午，我离开天津前几个钟头，由谢大光陪同，去向孙犁告别。那天孙犁的情绪很好，不时笑声朗朗。大光趁机把我想要他的文集的事提了出来。孙犁问：“出版社还有没有存书？”大光说：“很少。不过，您以作者的名义要一套，应该没有问题。”“好，我来写。”孙犁说着，立即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大光。我表示感谢。时间不早，我提议：“孙老，我与您照个像留念吧。”孙犁欣然同意。就在他家门前的绿荫下面，由大光抓相机，为我和孙犁拍下了难忘的合影。

临别，孙犁请那位替他做饭的中年妇女杨姨，把几包糖果用报纸包好，要我捎给我的小孩。老人的一片心意，我还能再谢绝么？

孙犁紧紧拉着我的手，一直把我送到大杂院门口。我激动地说：“孙老，这次我能见到您，实在高兴！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再来看您。”孙犁恋恋不舍地说：“以后，也许不会有机会了！……”我忙安慰他说：“有的，有的。”我再次紧握着他的手，祝愿他健康长寿，为人民留下更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孙犁殷殷向我挥了挥手，慢慢转身回去了。走出好远，我还回过头去，对那个破旧而难忘的大杂院投去深情的一瞥……

大光领着我回到出版社，去仓库顺利取到一套平装五卷本《孙犁文集》。我高兴地对大光说：“这次来天津，我真是满载而归哟！……”

回到广州，我把照片冲晒出来，赶紧给孙犁寄去。孙犁收到照片，很是高兴，同月25日他回信说：“照片照得不错，我很自然，这是很不容易的，证明那天我的情绪很好。”

与孙犁通信多了，他的日常生活起居也成了我所关注的问题。我考虑到孙犁平时独居，日常生活一定是十分枯燥的，为慰其寂寞，想买一些音乐带和录像带寄给他，以丰富业余文娱生活。他回信说：“我不需要录音带和录像带。谢谢你。”12月21日，孙犁来信说：“入冬以来，我住的大院，改成报社发行处（自办发行），环境大乱，心情也不安定，没有写什么东西。”老人特别怕嘈，一嘈就没法集中心思了。尽管这样，孙犁还是不愿意搬家。1985年9月15日他写给杨栋的信中说：“市里对我的住房，也不是不关心。他们几次劝我搬到单元房，但我没有去。单元房上下干扰得厉害。我现在住的是平房，虽然老旧，四周嘈杂，上下还是可以放心的。当然还有雨漏之灾，狐鼠之患。”但近来传出要孙犁搬家的消息。我想：为了使孙犁能安心写作，为人民留下更多作品，于是萌发出一种给《天津日报》社写信的动机。

我鼓起勇气，提笔给《天津日报》编委会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盛赞孙犁是当代著名作家，鉴于他不想搬家，能否给予特殊的照顾，就让他在多伦道大院住下去，直到百年之后，将他的居所辟为“孙犁故居”，供人们瞻仰参观，这不光是孙犁本人的荣誉，也是《天津日报》的光荣……。我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说的，到底是“人微言轻”，当然不会有任何的作用。我把此事写信告诉孙犁，1988年2月9日他回信云：“房子的事，属于报社整体规划，已成定局，五月份我就迁移新址了。现正整理书籍等物，也写不了东西。以后有稿，定当及时寄上。你前信，也收到了，很感谢你对我的关怀。”

孙犁搬家后，可能是老人有一种“恋旧”的情结，好长时间很不适应，叫苦不迭。1988年11月24日来信说：“搬家后，诸多不顺，身体也不好，三个多月，什么也没写。近已安定，但一时拿不起笔来。”12月9日信云：“我的新居，生活方便，冬天也很暖，比在多伦道享福了。但就是安不下心写东西，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缘故。”1989年8月4日信：“自春季闹病以来，一直没有动笔。现虽已不晕，然头脑不清，精神不能集中，终日茫茫然，书也很少看了。”孙犁有半年多写不了东西，除了健康不佳，很大程度与搬了新居不适应有关。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90年才完全恢复正常。

我对孙犁的处境深表同情，尽可能多给他点安慰。我收到他1988年11月24日信后，回他一信说：“没想到您搬家后，会碰到许多不顺心的事。相信您慢慢会能适应的。稿子的事，我不催您，因您年事已高，从从容容写吧，写好请寄来。”又说：“您希望我业余多写些东西，还建议我写些评论。这意见很好。过去我埋头写作，不光评论读得少，更没兴趣去写；直到去年有报刊需要我写‘创作谈’之类，还有‘后记’，才不得不写点。看来，一个作家尽量能做到‘多面手’才好。您的高见正好说中我的弱点。今后当努力为之。”

其时，我的长篇小说《喋血东江》已运抵广州，我忙致信孙犁：该书“共印了2万8千册，此种革命题材尚能达到这个数量，已经是很可观的了。您的‘代序’及题字，确实为拙作增色不少，谨再次致谢。现趁谢大光同志回津之便，托其带上一册送您，求教。同时送上茶叶一包，以表寸心。”孙犁来信说：“书印得不错，当从容阅读。”有一次，谢大光路过广州，我托他给孙犁捎去一些食品，另一盒糖果是我的儿子志新特意买的，说送给孙爷爷尝尝。孙犁收到后，十分高兴，曾来过一函：“特向志新表示衷心的谢意。糖果很好吃。”

1989年2月18日，我收到孙犁一次寄来三篇稿子，这就是：《吃菜根》《拉洋片》《看电视》。立即拜读，决定编进“散文专页”，并当即简复一函：“见到您老身体康复，新居逐渐适应，又开始写作了，我感到十分高兴，特致祝贺。”“散文专页”于3月17日推出，我拟定和书写题目《近作三篇》，并写了一则“编后”，开头说：“著名作家孙犁同志去年因搬家，因病，已有半载多未在《羊城晚报》发表作品了。今年新春开笔，他一次就给我们寄来三篇清新隽永、耐人咀嚼的作品。编者特一次刊出，以飨读者。孙犁同志今年已届76高龄，但仍笔耕不辍，令人敬佩，谨致深切谢意。”孙犁每有新作，必定引起国内报刊的注意。《近作三篇》很快被《散文选刊》转载。

孙犁十分尊重报纸编辑的改动。前面说过，一般情况下，我对作家的来稿极少修改，至于孙犁的稿子则更不用说了。除非个别地方笔误或缺失，我均不随意去删削或涂改。3月18日，我在给孙犁寄样报时，附上一信，说：“大作基本照旧。《看电视》中开头只加了一个字：‘我有了一台电视（机）’，从习惯的说法，无损原意，妥否？《吃菜根》末句：‘（实）是难得的’‘实’字，原稿是圈掉的，但还是排出来了，待我发现时已来不及改了。”后来孙犁把此文收进《如云集》，我查对该两处，还是保留了报纸发表的原样。1991年7月30日，孙犁寄来的《暑期杂记》，有一处，他说披着新棉袄“劈了几次劈柴”句，“劈柴”的“劈”字，我认为可能是北方人的口语习惯，也可能是作者笔误，征求其意见可否删去？因出报关系等不及了，我就将它删去了。后来此文收进《曲终集》时，也按报纸的样付印了。这两件事情虽小，但也可以看出孙犁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品德。

3月18日那封信末，我顺便告诉孙犁：“今年夏秋间我可能北上一次，届时顺道去天津看您，具体时间还说不准。”孙犁听说，很是高兴，复信说：“夏季，欢迎你来津一谈。”我怀着愉快的心情期待对孙犁的再次拜会。

1990年1月，收到孙犁题签本《无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还附信一封，后来不慎丢失了。“记得大意是：因本书有几篇是经你手发表的，故愿意送你一册。”我翻了翻，果然看到《杨墨》《杨墨续篇》《告别》《老焕叔》《谈自裁》《风烛庵文学杂记》《书衣文录》等。我当即给孙犁回了一信：“昨天收到大作《无为集》，心情非常高兴，马上拜读，爱不释手。有十多篇是在本报发表的，再次读之，如见故人，甚为亲切。其中亦有一信是写给我的，十分感激，我看作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力争多写些好作品，以不辜负您的厚望也。”

孙犁的晚年，已谢绝为朋友们作序，喜欢用书信的形式与朋友交谈，很少写长篇大论，而往往是几十字乃至一二百字为多，以此阐述自己的观点，评论作品的好坏。他寄此类“短简”来时，附信中总要说“请选用补白，如不合用，寄下即可，万勿客气。”这种书信篇幅短小，含意深长，颇受读者欢迎。我为他发了不少。

孙犁还投寄过一种特殊的文稿，叫“书衣文录”。我觉得挺新鲜。原来，书衣文录，顾名思义，是写在书籍封皮上的文字。孙犁惜书如命，每当买到心爱之书，或朋友们寄来的著作，他认为值得一读的，就多用旧信封的牛皮纸或包装纸把书包起来，每读完一本就将读后感写在上面。久而久之，便凑成一大篇文章。1990年4月14日，《花地》副刊首次刊出《书衣文录》，不料差错甚多！

这是怎么回事？15日是星期天，我即赶到报社校对室，取出大样及原稿一查，除一处是主编看大样时未发现之外，三处均为电脑室的故障所致。校对都校出来了，电脑付印时却照未校大样。事后经了解，原来是电脑室拿此版搞什么“试验”，可能是操作不慎，竟把付印大样遗失了，他们只好随便找一个大样（未校）顶上，以致酿成大错。此事已引起报社编委会的重视，除对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经济制裁外，还必须在报纸上更正。上星期，我因在家休假，事前曾特别叮嘱有关同志注意校对，不想还是错了许多。我写信给孙犁，说明来龙去脉，特向他表示深深的遗憾和歉意。孙犁很快回了一信：

振环同志：

 

4月18日惠函敬悉。前几天，给你寄一明信片，想已收到。所谈稿件，得知仍以挂号寄出，如此，你收到就迟了。

 

《书衣文录》一文所出错误，除你看出的外，仍有：

 

一、华山出版社（应为花山。此系原稿写错）；

 

二、预早体验（应为体检。此系字体相近）；

 

三、天禅商场（应为天祥。此亦因字体相近）；

 

四、精神即无寄托（应为既无。此亦系字体相近）。

 

总之，错处虽多，然皆系明显错字，读者可以看出。且皆非重要处，无关宏旨，

 

望无需过多介意也。

 

《谈理解》一文的赠报，恐怕是丢了，如方便，望再补寄两张为幸。

 

祝近安！

 

                                             犁

 

                                                4月22日

错了那么多，还说“无关宏旨，望无需过多介意”，孙犁反过来安慰我，足见他的宽厚仁慈的一面。我觉得十分惭愧。虽然差错不是直接出在我身上，作为责任编辑，还是应该负一定责任的。本报已发过一次“更正”，孙犁指出的差错，只好留待《散文选刊》转载时再行全面更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