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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赤色风暴起沪西

作者:钱汉东 发表时间:2021-01-11 点击数:133

古老的中华大地,漫长的封建帝国。清王朝的封闭锁国,自甘沉沦,致使国家走向腐朽不堪、落后挨打的悲惨地步。1840年鸦片战争,列强觊觎,兵临城下,清王朝被迫签订了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列。神州遭瓜分,割地又赔款,从此,积贫积弱的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国防空虚,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老大帝国在风雨中飘摇;劳苦大众在痛苦中呻吟,“黑云压城城欲摧”,举国上下,一片苍凉……

 

1919年,代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尚未诞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除了学人零星引用外,尚无完整的中文译本。在苦难中艰难挣扎的沪西小沙渡产业大军,是麻木不仁还是奋起抗争?沪西赤色风暴是如何形成的,它产生了什么影响?岁月悠悠,往事如烟,这些沉重的历史话题,后人还知晓多少?革命历史需要传承,优秀传统更要发扬,所以,哪怕是一个地区的历史也不应被忘却,而是要去研究,去探索,去弘扬。

 

1919年,对中华民族而言,乃多事之秋,但也是重要且关键的历史转折之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极大地鼓舞了在黑暗中寻求革命真理和出路的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在黑暗中见到了黎明的曙光,沪西的劳苦大众也在迷惘中看到了一线希望。1919年1月,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致使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像火山喷发一样,国人积压已久的愤怒顷刻间爆发。

 

作为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之地的上海,也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声援“五四”运动。沪西的无产阶级正式登上了革命斗争的历史舞台,他们奋勇争先,站在罢工斗争的最前列。沪西掀起的这场赤色风暴,席卷了中华大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缓缓地拉开。“共产主义的幽灵”徘徊在苏州河两岸,成为1920年上海渔阳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先声。

 

一、苏州河之变迁发展

 

曲曲弯弯的苏州河与浩浩荡荡的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是它们孕育了被誉为远东第一大都会的上海,而上海也是在这两条江河的滋养下生存发展起来的。

 

苏州河名称之由来并不久远。在宋元时期,苏州河名为吴淞江,是沪上的第一大江,黄浦江紧随其后。元代漕粮北运京城大都,粮船常从吴淞江出洋。《元史·成宗纪》记载:“吴淞江,实海口故道……况海运亦由是而出。”元代都水监、松江人任仁发受命疏浚吴淞江,并置石闸、木闸数座,以限潮沙。普陀区“志丹苑”元代石闸出土就是最好的见证。白云苍狗,沧海桑田,到了明代,随着大量泥沙的冲刷积压,吴淞江老大的位子不保,黄浦江变为老大了。

 

1842年8月29日,耆英与璞鼎查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卖国的《南京条约》,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1843年11月17日,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幕久共同宣布上海正式开埠。有位洋人,曾溯河而上,发现乘船可直抵苏州府城,于是英文标准译名便为“Suzhou Creek”。1848年,上海道台与英国驻沪领事签订展拓英租界条约时,遂将吴淞江改名为苏州河,后来上海的民众也逐渐称之为苏州河了。

 

江海汇合,沟通了海上的航运;苏州河两岸土地平整,航运交通十分便捷,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上海沪西成为中外企业投资办厂的首选地。中外企业竞相在两岸办厂招工,廉价的劳动力成为我国第一代产业大军。

 

廉价的劳动力来自哪里?

 

清朝咸丰年间,清廷吏治败坏,封建专制到了顶点,官逼民反。中华大地爆发太平天国起义(1851年—1864年),中国封建社会走到了它的尽头。太平天国起义大军到了江南,烧毁孔庙,毁坏寺院,杀死乡绅,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的农耕文明。乡绅被迫变卖田地资产,逃往上海租界避难,同时也给上海带来资本和文化。

 

失地农民,尤其是“长三角”的佃农,还有被圈地的本土人,他们为了生存,只得离乡背井,到上海的工厂做苦力,讨生活。苏州河两岸星罗棋布的工厂,恰好为这些劳苦大众提供了的场地。

 

沪西是上海开埠最早、建立近代工业和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沪西资本主义企业实行自由雇佣制度,如招工头制、私人介绍、临时工等;还有特殊雇佣制,如养成工、包身工等。在沪西的中外企业中,尤其是在纱厂,实行的便是养成工、包身工制。

 

据20世纪20年代对一家日商纱厂的1924名工人的调查统计,来自上海本地的只占12.1%,外地的占了87.9%。日商纱厂工人主要是来自苏北、安徽农村的妇女和女童工,工厂招收她们的原因,是她们吃苦耐劳,在上海又无亲无友,愿意在工资低、生活条件差的日商纱厂出卖劳动力。华商的纱厂、面粉厂,雇佣的劳动力则大都是江苏无锡及上海本地的农民。日商纱厂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相继以包身工、养成工等雇佣方式残酷剥削工人。作家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揭露了包身工的生存状况,其情境与小沙渡日本纱厂的包身工状况十分吻合。这种超经济剥削的强迫性质,相比西方国家的工人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更为残酷,劳动条件更为恶劣,经济和社会地位更为低下,劳工命运更为悲惨。

 

二、“小沙渡”创造大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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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沙渡旧景

 

今天,如果问起西康路的前生叫什么,十之八九不清楚,因为沪西苏州河边的这个小沙渡,早已没落历史尘埃之中。但翻开历史,人们可以看到它的不平常,它实在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地方。

 

在苏州河南岸有一块凸出之地被人们称为半岛,那里多沙滩,芦苇丛生,遂被称“小沙”。小沙有一个小木船摆渡口,人们称之为小沙渡。小沙渡是一个有年份的古渡口,曾为无数南来北往的商贾行人摆渡过河。190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此筑路,命名为小沙渡路。1943年小沙渡路正式改名为西康路。

 

小沙渡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当年,小沙渡区域聚集着数十万产业大军和劳苦大众,是我国早期革命党人活动、革命火种最早点燃之地,也是上海和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见证地,“赤色沪西”之称由此而来。

 

今西康路最北端的横跨清静苏州河的步行桥,名曰:西康路桥,那里就是小沙渡原址。沪西原来还有一座大自鸣钟,解放后因道路拓宽而被废。它离北面之小沙渡,近在咫尺。我曾几次前往西康路桥寻踪觅迹。八月盛夏,傍晚时分,燃烧了一天的骄阳缓缓西下,地面依然热浪滚滚,路人汗流浃背,个个行色匆匆。西康路桥不算宽阔,自行车上下须推行。我从南面半岛花园旁拾级而上,桥上有几处零星卖蔬菜的地摊。站在桥上,极目远望,彩霞满天,四处高楼金光闪闪,清澈的苏州河上波光粼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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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沙渡今日新景观

 

桥北面紧挨着的横马路是光复西路,为方便两边行人上下,采用了江南水乡传统的“八字桥”形状。它让我联想到水乡绍兴漂亮古朴的八字桥,其中最早的为宋宝佑四年(公元1256年)建造的。我曾多次徘徊于绍兴古石桥上,感受先贤工匠的智慧才艺。西康路桥桥身正面绘有浮雕图案,其中一幅“小沙渡湾”引起了我的注意,图上有文字记载:“九世纪中叶,这里有一渡口,名叫小沙渡,沟通人们南北往来,所以此湾,称之为小沙渡湾。”由此可见,“小沙渡”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在这千年之中,它曾演绎过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历史不该被忘却,这是我站在西康路桥上最迫切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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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欣慰的是,在西康路这座呈“丁”字型构造、钢筋混凝土简支梁结桥的步行道上刻有四幅微型旧厂房的浮雕,介绍了周边四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并附有简要说明:


二十世纪初福新面粉三厂,福新面粉是旧中国最大的品牌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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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电器厂建于1910年,为我国民族电机制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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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药水厂英国商人1874年所建,为上海开埠后第一家化工企业;

 

申新纺织公司,我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1915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于此。

 

过往行人到此不免驻足观赏,细细品读“小沙渡”的往事,对它的以往今生亦可略知一二。

 

是的,在近代普陀的历史上,苏州河沿岸,以小沙渡为中心,曾活跃着700余家中外企业,其产品涉及纺织、面粉、化工、机械、轻工仪表、食品等多种门类,是上海乃至全国近现代民族工业的辉煌所在。对上海近代工业总产值的贡献最高的是棉纺织、卷烟、面粉三大支柱行业,普陀区苏州河沿岸就占了棉纺、面粉两大行业,同时吸引了大量外来就业人口,成为下层民众的栖息地,产生了有名的棚户区——药水弄,由此“小沙渡”成为近代上海闻名的“下只角”。“下只角”创造了大辉煌,故将“小沙渡”载入史册。

 

三、中外企业接踵而至

 

沪西地区办厂的独特优势,吸引中外企业接踵而来:

 

1889年由朱葆三、周舜卿在西苏州河路1369号创办大有榨油厂,是上海最早开设的植物油厂,1926年松鹤牌食用油参展美国费城世博会。

 

1898年由孙多森、孙多鑫兄弟在莫干山路120号创办福丰面粉厂,是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面粉厂,被誉为“远东第一”面粉厂。

 

190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辟筑劳勃生路(长寿路)、戈登路(江宁路)、小沙渡路(西康路),同时排下水道和自来水管道。

 

1902年在吴淞江北岸(光复西路2号)建成立德油厂。

 

1904年船民在吴淞江设潭子湾渡口,以后逐年在小沙渡等多处设置渡口。

 

1905年英商上海煤气公司埋设煤气管道至区境内戈登路。尔后在澳门路、小沙渡路、劳勃生路、槟榔路(安远路)、东京路(昌化路)埋设煤气管道。

 

1906年南洋华侨在小沙渡路购地开设泰丰罐头食品厂,1907年改为泰丰罐头食品公司,1916年产品获得美国巴拿马赛会大奖等。

 

同年中日商人合资创办公大三厂,在曹家渡五角场北侧建成投产。

 

1907年沪宁铁路上海至镇江段客车通行,境内真如车站同时启用。翌年,沪宁全线通车,真如车站安装电话。

 

同年中日商人在宜昌路96号合资创办九成纱厂,1917年该厂由荣宗敬兄弟购买,改名申新纺织第二厂。

 

同年上海最早生产三酸(硫酸、硝酸、盐酸)的英商江苏药水厂,由新闸路迁入小沙渡路1501弄。

 

1908年工部局电气处架设高空线至戈登路、宜昌路、劳勃生路一带,向工厂和居民供电,安装路灯。

 

1911年何寿康酱园在小沙渡路419号建成,为沪西规模最大的酱园。

 

同年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简称日商内外棉)第三厂在宜昌路320号建成。日商内外棉在1913年至1923年,先后创办第四、五(东、西厂)、七、八、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等工厂。

 

同年德商在戈登路设立顺和啤酒厂,生产“UB”黄酒,市民称之上海友啤啤酒厂。1919年被挪威商人收购,改名为上海啤酒厂。

 

1911年英商开设白礼氏皂烛厂,1917年在劳勃生路19号生产洋烛和肥皂。1926年改名为白礼氏洋烛厂。

 

1912年荣宗敬等在莫干山路260号创办福新机器面粉厂(后为福新一厂)。1914年-1921年创办福新二、三、四、六、八等面粉厂。

 

同年日商内外棉财团在小沙渡地区建造一批砖木结构工房。

 

1915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苏州河河畔创办申新纺织无限公司,至1931年间,通过新建或收购,在苏州河边成立申新一、二、八、九厂。

 

1916年日商东亚制麻株式会社在劳勃生路创办第一麻株厂,是为国内唯一的黄麻纺织厂。

 

1917年华商在西苏州河路1391号创办溥益纺织第一厂。

 

1918年华商在吴淞江北岸潭子湾路582号建成振华造漆厂,1926年飞虎牌油漆在费城世博会荣获丙等金奖章。

 

同年美商奇异安迪生电器公司由南京路迁至劳勃生路,是为上海第一家民用灯泡厂。

 

1919年由杨树浦迁至光复西路1161号创办达丰染织厂,是为上海第一家机器漂染厂。

 

1919年至1924年,华商又先后在苏州河两岸创办振泰纺织厂、崇信纺织厂、宝成纱厂、永康纱厂、统益纱厂、大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溥益纺织二厂等。

 

1920年日商同兴纱厂在戈登路181号建成投产。

 

……

 

这份沪西主要中外企业名单及简介太珍贵了,它是普陀区党史办华校生先生提供的。从1889年至1921年建党前,沪西(以现今普陀行政区域境内的企业为统计数)开设的工厂,一目了然,是研究沪西历史的重要史料。作为研究党史的老专家,华先生学识渊博,见解独到,且待人热情真诚。他在百忙中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对我撰写此文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这里,我将来信内容摘录如下:

 

“钱汉东教授:您好!

 

在这次创作会上,悉您承接《星火沪西》第一题材《难忘的沪西1919》(暂名)。该题材是本报告文学集开卷首篇,我认为,该篇是可以立碑的选题,但这又是具体素材极为匮乏的题材,要以党史报告文学形式撰写难度极高,只有大手笔才能胜任……区作协要我草拟《星火沪西》报告文学创作大纲,初拟50个专题,后紧缩为21个题材,其中《难忘的沪西1919》始终是萦绕我不放的专题,难忘的沪西1919,不仅是普陀、上海,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之萌。

 

前天(6月8日)我在区委主要领导干部都参加的区委办‘四史’党史学习汇报会上讲课,开场白是: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70年后的1919年,这个共产主义幽灵向亚洲东方徘徊,徘徊的前锋在中国上海、在沪西,在我区小沙渡,即现今我普陀区长寿街道所属宜昌路一带。”

 

由此可见,党史研究专家对沪西1919的重视。沪西小沙渡工业区的形成,与近代特殊历史有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前,清政府签订的卖国条约主要是割地赔款等内容,允许外国人在中国通商口岸造房居住、通商贸易,但不能直接投资建厂。《马关条约》后,日本人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建厂,根据美国提出的“最惠国条约”原则,所有与中国签约的国家同时获得此项权利。

 

据1919年统计,上海工人总数达513768人,其中产业工人181485人,60%在500人以上的大厂做工,密集度很高。上海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而她的诞生,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中外黑心资本家不择手段,残酷地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广大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有压迫就有斗争,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星星之火随时可能燎原。

 

四、沪西工运风起云涌

 

为追寻1919年沪西的印痕,我曾满怀希望二度走进位于外滩中山东二路9号的上海档案馆这座文物保护建筑。档案馆坐西朝东,面向黄浦江,为11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原名“法国邮船公司大楼”,后改名为“浦江大楼”。大楼于1937年建造,1939年落成。建筑造型采用哥德劳曼耐司克样式,外形呈长方形,简洁流畅,是法租界外滩第一座现代化商业建筑。

 

典雅的老建筑里,正在举办“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95周年文物文献展”。我仔细观展,对革命先驱孙中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看到了陈望道1920年初版的《共产党宣言》。但没有1919年沪西工运的蛛丝马迹。

 

我来到档案馆的五楼,打开电脑,查寻1919年的相关文献档案,一点线索也没有。我请有关工作人员帮助查询,仍一无所获。他们认为民国当局一般不会记录早期沪西工人运动情况的,故相关文献资料少得可怜。失望之余,我想查阅当时出版的一些报刊杂志,以弥补档案文献之缺失,学界对社会现状及劳苦大众的苦难应该会有反映或评论的。果然,《〈新生活〉第17期》1919年12月14日由文章呼吁抵日货,表达对友邦国家的悲愤之情:

 

“抵制日货,同胞呀!我们的膏血,不要把日本人吸收去了,反而残杀我们的同胞!友邦呀!你们既然说是维持人道正义,请看看我们最后悲惨的手腕。”

 

“我们从此觉悟了,国家的外交,不仅是少数的人所可与闻的。争外交也不是学界一界的天耻。我们自此以后全体国民一齐起来,抱我们最后的决心,采最后的手腕,苟人道正义尚不能胜利,我们当以你们的生命,作最后的牺牲,为残酷的奋斗。”

 

当时的革命家和文人也十分关注劳苦大众,他们进行社会调查,反映工人工作生活的现状,撰文抨击时弊。如《上海夥友》1919年10月10日刊发了陈独秀的文章,题为《劳动者没有休息的日子》:“我们中国劳动者的苦况达于极点了。比较外国不啻云别霄壤。试看每天工作十二时,手足并用何等勤俭、耐劳、忠心,专制家还是丝毫不加怜惜。”

 

同期还刊发署名劳民的调查,题为《一个拣丝头的工人自述》:“住在小客栈,终日半饥半饱的,穿的衣服是一年四季不完全,不能够遮冷和避热。做工一天苦拟一天,精神上日益萎卧,疲倦,还要生毛病。”

 

《上海伙友》第二期,1919年10月17日刊发署名公侠的调查报告,内容竟然是直接反映小沙渡工人生活工作状态的,这让我颇感兴奋。调查报告题为《大有榨油公司的内幕》:“本埠小沙渡西苏州路大有榨油公司,是成立了十几年的老公司。这个公司初办时才十万两资本,到现在共达七十多万两了。产品销国内的居少数,大都发往美日西欧等国。这个厂中的工人及专事搬运的苦力,场地极小,共有一千多人。厂房空气不很流通,气闷很要死。这几年死于机轮上工人达20人。厂里对死伤者负有极大的责任。想不到厂里对死者绝不抚恤,对于中伤未死而成残废的,反实行辞歇,其残酷有如是之利害。”

 

……

 

从抄录的上述带着血泪的文字中,1919年沪西产业工人水深火热的现状可窥一斑。资本家如此残酷地压榨工人,令人毛骨悚然,毫无人道可言。无产阶级革命要求正当合理,无可厚非,砸碎万恶旧世界,翻身当家作主人,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必然落到无产阶级的身上。

 

上海工人阶级从19世纪40年代诞生来,曾多次进行自发的反抗斗争。据史料记载:1859年上海码头从为反对西方海盗的掠夺华工,揭开了上海工人斗争的第一页。据统计,早在光绪五年(1879年),英商耶松洋行和祥生船厂发生抗议无故克扣工资、任意殴打工人而举行罢工,至辛亥革命的30年间,上海工人罢工共计73次。

 

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期间,工人罢工越来越多,在这8年中发生100次以上。如1911年有2000多女工参加上海四家丝厂的同盟罢工。1915年有2万多人参加上海人力车夫联合罢工。1916年江南造船厂全体工人罢工,抗议搜身殴辱。1919年有8000多工人参加上海三新纱厂罢工。

 

这些罢工都是以经济诉求为主的自发的经济斗争,规模在不断扩大,并趋向同盟罢工、结成工会团体发展。其中1915年的上海日商企业工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奋起罢工,并抵制日货,已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色彩,预示着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五、五四风暴席卷中华

 

1919年5月4日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日子,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意义。沪西工人阶级担负起历史的使命,率先声援北京学生。《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对“五四运动”条目作了如下的描述: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美、日、意等国家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北洋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原德国在山东的权利,遭到与会的帝国主义国家拒绝,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举国愤怒。5月4日北京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北洋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三十多人,北京学生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地学生也纷纷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6月3、4日北洋政府又逮捕北京学生七百余人,激起全国人民更大愤怒,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济南、芜湖等地工人举行罢工或示威游行,上海和全国各重要城市商人也先后罢市。至此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六三运动。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移到上海,6月10日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职务。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我在抄录《辞海》这条释文时,感慨万千,这是什么世道呀!要知道我们也是“战胜国”啊!真正体会到何谓“弱国无外交”,“落后要挨打”。

 

五四运动爆发后,6月4日,上海学联获悉北洋政府再次大逮捕的消息,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各界“主持公理,速起救援”。当天下午,各校学生和有关人员纷纷上街演讲求援,并挨户动员商店罢市,甚至长跪请求店主关门停业,以救援被捕学生,怒斥卖国贼。上海商界于6月5日起开始罢市,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大罢工。

 

北京学生的爱国举动遭捕,激怒了上海产业工人。6月5日上午,日商内外棉五厂工人们都在车间议论上海罢市消息,一名工人准备到热水槽泡饭,突然见到日本人拿瓶往槽里倒东西,工人认为在投毒,惊呼“不好了,东洋人在水槽放毒啦!”工人们闻讯立刻关车,与日本领班发生纠纷。戈登路英国巡捕接报,挥舞鞭子强令工人开车,日本资方怕机器损坏,要工人出厂。工人李凤池高呼“不替仇人做工!”工人们蜂拥而出,并联络附近的日商内外棉厂工人集体上街示威,最后形成日商内外棉三、四、五厂五六千工人大罢工洪流,声援北京学生大示威。下午,浦东陆家嘴日华纱厂、杨树浦日商上海纱厂以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工人也奋起大罢工,第一天共有2万多工人参加大罢工。以后连续几天,全市的电车、电气、电话工人、码头工人、海员、铁路工人都汇入大罢工的洪流,其势迅猛席卷全国,扩散到中小城市以及偏僻乡镇。

 

沪西抗议的浪潮像开闸的洪水,汹涌澎湃,一泻千里,昔日被压迫的奴隶发出了震天的吼声。6月5日日商内外棉三、四、五厂工人率先揭开抗议序幕,沪西日商内外棉的七、八、九厂工人也纷纷举行大罢工。走出工厂,沪西小沙渡的所有日商内外棉厂1.5万同盟大罢工。9日,上海罢工声势越来越大,海员工人也加入大罢工行列,12艘装满货物,办好海关手续的轮船,全部停泊码头;沪西美商奇异电灯厂工人也罢工,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示威游行,外商上海电话公司约500名中国工人宣告,罢工期间,不替任何日本人接通电话。沪杭、沪宁两线铁路工人同盟罢工。市民自发加入了游行队伍,沪上到处是抗议声援的浪潮,工厂不再冒烟,机器停止转动,电话呼唤不应,海陆交通断绝,码头华工消失,成千上万的工人走出工厂,上街示威,抗议!声援!

 

上海“六三”大罢工推动了全国抗议高潮的掀起,天津、济南、武汉、湖南、南京、扬州、镇江、杭州、宁波、厦门、芜湖、安庆等地也纷纷罢课、罢市和罢工。上海淞沪军使卢永祥会同沪海道尹沈宝昌联名于6月8日急电北洋政府,请罢去曹、章、陆之职,说是“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6月10日,天津总商会拍给北洋政府的急电中说:“……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堵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

 

上海“六三”大罢工震惊了北洋政府。北洋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6月7日起,北京被捕学生陆续被释放;10日,段祺瑞政府下令免除亲日派卖国贼曹、章、陆三人的职务;巴黎的旅法华工、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数百人,在约签前一天的6月27日,包围了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住处,坚决要求中国政府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和会,宣告中国人民的抗议和拒签巴黎和约的胜利。

 

1996年春天,我曾去住在赵家楼胡同的著名诗人臧克家府上采访,途中见墙上镶嵌了一块“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旧址”铭牌,在那里,我伫立许久,眼前呈现出的是北京学生声势浩大游行示威的场景。赵家楼原为明代隆庆朝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的宅邸,后为曹汝霖居所。曹汝霖时任交通总长,与陆宗舆、章宗祥同为“二十一条”谈判的当事者,一向被视为亲日派人物。“火烧赵家楼”事件震惊中外,烽火燃遍中华大地。

 

民国人物顾维钧(1888-1985年)不该被忘记,他是著名外交家,曾任北洋政府第十三位国家元首。1919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他在会上据理力争,痛斥日本,拒签和约,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临行前,毛泽东找他谈话,委托他代表毛泽东去看望在美国的顾维钧先生。顾维钧的后人曾与我谈及此事,我深受感动。

 

1919的中国, 1919的上海,1919的沪西,可歌可泣!

 

六、赤色沪西誉满天下

 

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但是,1919年前我国工人阶级还是一个没有正确理论思想指导的阶级,其反抗黑暗反动统治的斗争只能是自发的行为。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篇,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我国政治舞台,中国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认识和信心。

 

五四运动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爆发的,沪西工人阶级率先罢工抗议大示威,各界人士纷纷加入,上海工人阶级成为中流砥柱。史学家姜沛南在调查报告《关于“六三”大罢工的几个问题》中说,估算这次参加声援北京学生的大罢工的纱厂、烟厂、船厂、铁厂、印刷厂工人及海员、铁路、电车、汽车等交通运输工人总共有66000人,再加码头工人约20000人,另有参加罢工的漆业、水木业、理发业及清道夫等手工业工人约23000人,总计罢工人数达11万人。参加罢市的各业店主和店员,估计有7万多人。中华大地千百万人从艰难的生活或狭小的圈子中幡然醒悟,热血沸腾地走上街头,参加公众集会,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这场以挽救危亡为目标的伟大群众运动斗争,带来了千百万人思想的大解放,起到巨大的启蒙作用。

 

沪西工人发起大罢工后,“劳工神圣”成为知识分子的流行口号,小沙渡工人运动引起了国内不少革命家的重视。近代大工业铸就的工人阶级高度组织性、纪律性,以及呈现出的团结战斗的强大力量,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让他们看到了解救中国的出路,他们终于汇聚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破天荒地进行了筹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的壮举。

 

我党创始人之一的俞秀松,在五四运动中,领导杭州学生清查日货,声援北京,并创办了《浙江新潮》,后因刊出施存统的“非孝”文章,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一师风潮”。1919年秋冬之际,《浙江新潮》被迫来到上海印刷,俞秀松亲自来沪安排出版事宜,间隙也可能来小沙渡了解工运情况。这是俞秀松继子俞敏向我介绍的。1920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等5人在上海渔阳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俞秀松还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为首任书记。俞秀松深受陈独秀信任,是当时上海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之一。

 

1920年秋,在北京参加过五四运动、又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湖南青年李启汉,受党组织委托来到沪西,在小沙渡地区开展组织工人的活动。李启汉在槟榔路锦绣里一座日式二层楼房(今安远路62弄)内开设学校。根据工人做工的时间,分早晚两班上课,故称“半日学校”。这一年,革命烈士顾正红也来到上海工作。俞秀松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沪西小沙渡“半日学校”开办时间早于北方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为全国第一所由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办的工人补习学校。沪西罢工风暴后,俞秀松等共产党人倡导“脱下长衫”,当务之急要到工人中间,认识工人、团结工人,到上海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小沙渡发动群众,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革命的队伍。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终于在上海兴业路76号胜利召开,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党的“一大”后,同年8月,在工人半日学校基础上建立第一工人补习学校,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震瀛任校长。民国11(1922)年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派成员嵇直到小沙渡地区开展工作。民国13(1924)年5月,党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到上海领导工人运动,在东京路(今昌化路)劳勃生路(今长寿路)拐角处开办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同年9月,在中共中央委员项英和邓中夏指导下,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孙良惠任主任,嵇直任秘书。俞秀松、邓中夏、项英、刘华、蔡和森、恽代英、杨之华、李立三等都曾到俱乐部讲课,宣传革命,组织群众。

 

从五四运动开始到抗日战争期间,沪西工人运动大都围绕在日商纱厂进行,不少事件推进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沪西小沙渡,涌现了李启汉、刘华、顾正红等革命先烈;沪西小沙渡,留下了不少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动人故事,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赤色沪西誉满天下。

 

波澜壮阔的沪西工人运动告诫世人:没有人天生甘于被奴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失去的是锁链,他们将获得的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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