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自：培养工人作家的勤奋园丁

引子

上海是一座具有红色基因的工业城市，也是一座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城市。出生于一九二四年的赵自先生，倏然间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我脑中常常浮现他那张酷似工人的憨厚而文静的笑脸。他是上海老作家老编辑，更是一位写工人生活、为工人代言的知识分子。他晚年因患绝症，住在华山医院，去世前不久还在病榻上，与我谈及早年上海工人作家的成长情况。每每想起，总不禁感怀万千。

在麦伦中学，暗想投奔新四军

赵自出生在浙江余姚郊外的赵家村。史书记载，赵匡胤是赵家村的老祖宗哪！一九三九年，几经逃难，他随母亲从浙东宁波来到上海，考入抗战临时设在武进路上的教会男校麦伦中学（今继光中学）。学校在租界内，相对比较安静。更因为，校长沈体兰是位开明的民主人士，在学校倡导一种爱国进步的教育理念。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可在校内半公开地开展活动，学生利用不足三平米的一间锅炉房，办起了合作社，可借阅和出售大后方出版的进步书刊，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张闻天的《论青年修养》等。还请来赵朴初、楼适夷、林淡秋、王元化、魏金枝等进步学者、作家来校担任教师，教师中还有地下党学委（学生运动委员会）的负责干部。

赵自的班主任继刘晓之后，是另一位地下党学委负责人关健夫先生，关老师还兼他们的国文课，教材用的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活页文选，和抗战初期的优秀小说散文集《一年》。他知道赵自爱好写作，就指导赵自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如高尔基和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还让赵自主编学校的墙报，以提高其写作水平。赵自读了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后，天真地以为当作家太容易了，不需进什么学校，只要到处流浪就好了。赵自把自己的想法向关老师提问，他笑而不答，请赵自把想法写成文章，登在墙报上，让同学们来讨论。这种因势利导的做法，很有启发意义。不久，关老师就不见了。解放后，赵自才知道，关老师悄悄去了延安，抗战胜利后受党组织派遣，去东北工作，不幸牺牲在那里。可他四方脸上架一副玳瑁镜的亲切笑容，一直印在赵自的心里。

在麦伦中学，让赵自记忆犹新的，还有一个高他两级的同学叫沈曾华，像大哥哥那样关心他。每天放学，沈同学总是推着一辆赛车型的自行车，陪他一起走回家，一路上，两人有讲不完的话，赵自把生活、学习上遇到的难题，甚至思想上的苦闷，一古脑儿向沈同学倾诉，都能得到详细而满意的解答，这让赵自钦佩不已。尽管两人居住在不同方向，但送完赵自，沈同学再自己骑车回家。久而久之，两人友情日深，成了无话不谈的“哥俩好”。从沈同学身上，赵自懂得了许多人生道理。在当时，更使他明白：要成为一个进步青年，就应该到新四军里去。如何去?沈同学说听我的。没过几日，他就约五个同学，又约来了一个交通员跟大家见面，要求大家办妥“良民证”（敌伪时发给居民的通行证）。赵自悄悄地从家里拿出衣服暂放一个老师的家里。一切准备停当，沈同学要求大家在星期天上午五点，在甘世东路（今嘉善路）的弄堂口碰头，由交通员带领大家一起离开上海。

可是，到了那天，五个同学都到齐了，却不见沈同学的身影。大家等到快中午了，看看再等下去会有危险，就先解散回家了。后来才知道，那次沈同学的行动被家人察觉了，晚上就被家人看管住，家里已为他买好机票，早有把他送到重庆深造的打算。情急之下，沈同学伺机脱身，连夜找到交通员，两人乘着夜幕，迅速逃离了上海。他们克服艰难险阻，乔装打扮，多次躲过敌人封锁线，才到达新四军根据地。

虽然赵自去解放区没有去成，但在麦伦中学的短短几年，从老师到同学，从班级到校区，都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说：“麦伦中学那种思想活跃的环境，帮助我认识了社会的现实，并选择了自己正确的人生道路”。

从《生活知识》到《机工通讯》

一九四一年的一天，赵自偶然在路上看到一张“俄文夜校”的招生广告，就前去报名。这所学校设在新乐路、襄阳路口的俄式东正教堂旁，初级班由中国老师教课，高级班由一个俄国老太执棒。白天，这里是她教俄侨小孩的小学课堂，晚上则用来教成人俄语，教材用的是《俄语津梁》一书。在这里，赵自认识了同是学员的中共地下党员纪康。纪康如同当年麦伦中学的沈同学一样，与赵自经常谈心聊天，引导赵自懂得许多革命道理。纪康在邮电局工作，以此为掩护，担任地下党工委（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宣传工作。他利用工作之便，在邮局设立了一个党内秘密通讯的投递点，各地的秘密邮件寄到这个地址，都可以送到党组织手中。可是时间一长，这个通讯地址被日军派遣的邮件检查员发现了。地下党得到消息，通知纪康迅速离开邮局，又设法送他去了淮南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赵自一边就读在沪的南通纺织工学院（解放后改为华东纺织学院），一边利用寒暑假，在地下党工委协助工作。一次，在电力工会（今杨树浦发电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意外遇到了纪康。会后，纪康与赵自一起返回市区，并把赵自带到南京东路上的哈同大楼内，这里是纪康主编的工人刊物《生活知识》编辑部，因为是周刊，人手很紧张，纪康就让赵自帮忙，为方便采访，给赵自印了“特约记者”的名片。这个刊物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耳目，故意用了一个较为中性的刊名，表面看只是介绍一些文化生活的常识，其实不然，在上海工人运动和反内战的民主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局势下，刊物以报道劳资纠纷、工会活动、工人生活的方式，巧妙揭露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破坏和平的反动面目。赵自按纪康要求，既做采访的记者，又当文字版面的编辑，还要做好发行工作。几千份刊物，除了一部分交给书店和报摊发售外，都是赵自与编辑部同仁分头送到工人集聚的沪东、沪西等地区，再通过工厂里的基层工会，把刊物送到工人读者手里。

_{赵自参加地下党工委时留影}

那时，赵自感觉是自己一个文学青年，经常写写小说、散文，在《大公报》《时代日报》《锻炼》《艺六》等报刊发表，对文化方面的内容较为关注，而对于工人运动、工人生活等兴趣不大。纪康看出了他未脱学生时期的文艺腔，总是循循善诱，到他家里进行家访，还带着他到工厂去，到工人中间去。赵自记得清楚，有时去工厂召集工人通讯员开会，其实连像样的会议室也没有，只能在厂的门房间或厂区外面的工会办公室开会。但工人通讯员的热情，对《生活知识》的喜欢程度，却让赵自深受感染。由此，因纪康的及时指导，赵自认识到工人运动的重要性，并自觉地投身到工人队伍中，做好基层的采编工作。在纪康的介绍下，赵自成为了中共地下党光荣一员。 

_{赵自大学时留影}

那时，工人运动已引起社会各界重视。美国著名进步记者斯特朗要了解上海工人运动，地下党安排纪康接洽，赵自随同前往，担任英语翻译。这个叫斯特朗的记者，就是后来到延安采访毛泽东，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传播到了全世界。

由于《生活知识》办得深受工人欢迎，可也触犯了国民党当局，对刊物出版横加阻挠，还给编辑部寄来了装有两颗子弹的恐吓信。虽然大家不会被吓倒，但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不得不停刊。

转眼已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赵自认识了一个叫徐周良的青年工人。那时，所有的日商工厂全部关门，国民党“劫收大员”只顾发横财，不顾工人死活。以“四区”（上海沪东地区）机器工会为主发起“平凉村斗争”（平凉路大连路），组织一万多失业工人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内战、要求复工”的口号，一路昂首前进。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刺刀上膛对准工人。在一支机器工人的队伍前，二十来岁的青年徐周良，带领大家排成一字队形，勇敢与敌人对峙。军警用刺刀刺破他的外衣，鲜血开始渗出，他巍然不动，带头高喊“我们要复工、我们要生活”，工人们与他手挽手依然前行，军警的封锁线终于松动了，万人队伍形成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这徐周良的名字，从此让敌人闻之胆战心惊。一年后，四区机器工会打算办一份给工人看的报纸，地下党安排赵自去当编辑，这样，他和徐周良开始共事。一见面，就像老相识一样。徐周良的衬衫束在裤子里，十分干练。特别显眼的是，腰间别着一支带套的手枪。见赵自疑惑，徐周良悄悄告诉他，按照地下党“合法利用”的原则，这枪是与社会局搞好了关系，副局长赵班斧发给他的，专门用来对付特务、工贼、流氓的。徐周良还告诉他，要办的《机工通讯》报，还想请赵副局长题写刊头，还要找些劳工里的头面人物来题词。这样，工会里的常务理事、监事，还有主编赵自一起，随徐周良去了赵班斧家里。赵班斧毕业于黄埔军校，还通文墨，书法也有点功力。他提笔为《机工通讯》写报头，写了一幅，看看不满意，又重写一幅，很是认真。徐周良后来悄悄对赵自说，老奸巨滑的赵班斧，看到工会力量大，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哪！他要拉拢徐周良，以便于与工人谈判，平息工潮。正是利用他的这一心理，徐周良按地下党要求，与他斗智斗勇，巧妙周旋。并借他的地位，办好工人自己的《机工通讯》报。在工会里编报期间，赵自遇到天南地北、三教九流的人物，借名检查的国民党特务，敲诈勒索的假军人，附近的地痞流氓，从监牢里出来的避难者，发放寒衣的大学生，还有兄弟工会代表，而更多的是各行业男女工人。有的工人家里受到“地头蛇”的欺负，也来工会讨救兵，工会代表就要出面，与流氓头子讲道理，显实力，直到对方表示“服帖”才罢休。

一九四九年初，赵自与徐周良在丹东重逢，又一起进上海接管了社会局。徐周良后被任命为劳动局副局长。可惜在五十年代，因莫须有的罪名，他被关押审查，最后含冤去世。每当想起这些曾经的引路人，赵自心生感恩之情。

筹办《劳动报》，毕生为工人鼓与呼

上海一解放，时任总工会文教部长的纪康，提议创办一张新上海工人阶级的报纸，就把筹办《劳动报》的任务交给了赵自。创刊初期，他协助另一个南下干部柯蓝先生，深入工厂车间，广泛联系工人作者，把《劳动报》办得富有生气，工人十分爱看。

赵自一边办报，一边抽时间从事创作。由于他对电力工业的熟悉，尤其是对杨树浦发电厂的工运历史了如指掌，就与柯蓝合作，开始撰写纪实文学《不死的王孝和》。作为执笔者，一拿起笔来，他的眼前就出现了王孝和英雄的形象。怀着对先烈的满腔热诚和崇敬，他几乎是一口气连续作战，写出四万多字的初稿，又经两人的讨论和修改，很快在创刊不久的《劳动报》上连载，并由劳动出版社于一九五○年八月出版。之后，在广泛听取读者的读后感，尤其是王孝和生前所在的杨树浦发电厂的职工、烈士生前好友和家属的意见，在掌握了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后，写出了更详细、更生动的王孝和传记，一九五五年四月，一部十多万字的新版传记《不死的王孝和》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很快成为全国工人读者的热门读物。书中展现了王孝和成长的全过程，他家境贫寒，却发奋苦学，在中学里就入了党，毕业后进了杨树浦电厂工作，在电力工会领导下，团结工人，开展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屈斗争，最后被捕下狱，在严刑拷打下，依然保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年仅二十五岁就献出了宝贵生命。

_{《不死的王孝和》书影}

《不死的王孝和》是赵自的第一部作品，更是新中国第一部以工人为主角的长篇纪实文学，其意义不同凡响，正如此书《前面的话》中所写：“如果我们这本小书在青年朋友中能起些微作用，那就仍请用敬爱和怀念的心情，感激王孝和同志。他那不死的意志，和对革命的忠心，将永远活在我们的事业中”。

他的第二部作品《红浪花》，列入“上海文艺”丛书，从《内容提要》中可以看出，赵自对上海工人的历史是多么熟悉：“这个集子里的五篇作品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上海工人斗争的侧面。《刘华的故事》生动地描写了五卅运动时工人领袖、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同志在工人运动中的斗争事迹。《照片引起的回忆》描写了大革命时期两个青年男女工人的成长。《走上爹爹的岗位》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个地下党员阿炳在越狱时牺牲了，他的女儿又走上了父亲的斗争岗位。《辛泉民》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造船工人的痛苦生活和斗争，小说写了一个通过地下党如何派干部开辟船厂工作以及用巧机炸沉敌舰的故事。《圈套》的故事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阴谋打击工人运动，但两个纱厂女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巧妙地依靠群众力量，进行了有力反击”。

_{《红浪花》书影}

赵自一九五五年随《劳动报》参加日内瓦会议

一九五六年，赵自从《劳动报》调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一到作协，就遇上了原在麦伦中学当过老师的老作家魏金枝先生。那时《萌芽》刚创刊，发掘和培养青年作者，是作协的主要责任。魏老就拉着赵自去市工人文化宫，或各区工人俱乐部，找工人业余作者座谈，了解他们的创作情况，给予认真具体辅导。在与工人作者交谈中，魏老浓重的诸暨乡音，并以生动的比喻谈创作时的神情，给赵自留下深刻印象。这就是言传身教的榜样啊！

从此，赵自也喜欢与工人作者交朋友，在交流和修改作品中，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他不惜余力提携文学新人，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工人作家，胡万春、唐克新、陆俊超、费礼文、仇学宝、毛炳甫等，哪一个没有得到过他的帮助啊，那一年，中国作协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上海作协派赵自作总领队，带了以这批青年为主的几十位上海及华东地区的作者赴会。会后，又有二十多位被邀请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为模范人物撰写报告文学。赵自奉命领导这个创作集体，他们住在全国总工会招待所里，花了一个多月，从体验、采访到写作、修改，赵自像保姆一样，一个一个与他们商量选题，结构篇章如何表现，事无巨细，无微不至，终于圆满完成任务。在赵自结识的青年作家朋友中，最多的就是五、六十年代在上海文坛成长出名的工人作家。

之后，为响应作家下生活的号召，赵自主动要求到工厂第一线去，决心一下，他就一头扎进火热的工人生活中，他先后去了中华造船厂、江南造船厂。这一去，可不是青蜓点水、走马观花，而是十余年如一日，做一个真正的造船工人，每天钻入船体，与工人同进同出同劳动。这样的作家，在上海作家群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他深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名言，在工厂生活中扎得愈深，收获就愈多，创作出《歌唱老师傅》《江畔薄雾》《新工长》等一批反映新上海工人的作品，以《在船台上》书名出版于一九六二年。正如介绍此书的推荐语所说：“这本短篇集大多是反映造船工人生活的。在这些不同的人物形象中，勾勒出他们各自的精神面貌。另外，船厂雄伟的外貌，船台上热烈的气氛，黄浦江边特有的迷人景色，也都得到了生动的反映”。赵自在《后记》中写道：“我来到了黄浦江边的船台上，穿起了帆布工作服，度过了白雪纷飞的严冬和烈日如火的酷暑。通过劳动和工作，多多少少对工人群众的思想感情有了一些浮浅的体会和了解。当然，要做到真正熟悉工人群众又是谈何容易，要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光辉的工人阶级形象来，更有待于长年累月以至于毕生的艰苦劳动”。这话说得多好啊！

赵自不是工人作家，但他是写工人的优秀作家，字字句句为工人鼓与呼。他是作家协会的文学编辑，是培养工人作家的勤奋园丁。

不是尾声

“四人帮”粉碎后，文艺迎来春天，钟望阳负责上海作协和文联的恢复工作。赵自复出，负责筹备《上海文学》（时为《上海文艺》）复刊，重大题材请示钟望阳拍板决定。他仍想到培养作者的大事，一九七九年，《上海文学》与市工人文化宫合作举办了首届创作学习班，宗福先、曹冠龙等一批工人作者开始崭露头角。刊物提倡解放思想反映现实，月发行量很快达到五十多万册。赵自一直工作到他离休，御甲挂盔。

晚年赵自在阅读（韦泱摄）。

九十年代，赵自的女儿在美国结婚生女，他与夫人黄以群去美国照料外孙女。他不忘自己的作家职责，十年间，仔细观察美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写出一部专著《一个中国作家看美国》，以他独特的眼光，透过现象看本质，细腻而全面，敏感而深刻，为国人了解西方打开了一扇窗户，扩大了中国读者的视野，也引发更多的理性思考。两年前，在臧建民主编的“巨鹿苑文丛”中，近百万字的《赵自文集》（上下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却了赵自生前的心愿，这也是一个老编辑、老作家给上海文坛和读者作出的新贡献。

_{《一个中国作家看美国》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