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的小百姓

上海很大，住了一辈子往往还没有跑遍。上海人多，走在大街小巷，很少能再次碰到曾擦肩而过的人。有例外的，是年复一年，在原地等着你光顾的小摊贩。那几个卖花的、卖馄饨的、卖橡皮的、卖日杂品的……他们在街角巷尾，从不吆喝，只是默默守候，却是街头活色生香、充满烟火气的景色。很多年里，没注意过。疫情期间，街上很多店都关了门，买东西不方便了，才惊觉他们还在，有的竟在原地待了几十年！我走近他们，听到了许多故事。

栀子花 白兰花

_{栀子花，白兰花}

淮海中路（思南路口）地铁13号线车站外广场，有个小小的花坛。每年4月至10月，边上总有个花摊，放着一把阳伞，一只折叠凳，一辆有轮子的小车，几只小盒。一个穿戴整齐的老太，静静地坐着，串茉莉手串，做白兰花胸饰。有人买花，她就说一句：“祝你好运！”这就是81岁的王惠英，卖栀子花、白兰花出了名。

_{卖花的王惠英81岁}

王惠英卖花已三十多年，退休后才做此行当。她是个苦人儿。幼时在无锡乡下，家里孩子多，她是长女，田里的活样样要干，生活还是艰难。她跟着人跑单帮，背猪、卖米、运布，干的是男人活。后来认识了一个周姓男人，他说，一个女孩子，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上我家去吧，跟着他来了上海。

周家有个儿子在电话局工作，是个大学生，但他并不上班，整天待在家里。惠英听了他父母的话准备嫁他。婚前周父告诉她，儿子患精神病，我们不能骗你，你想清楚了。为了好留在上海，再看这个小青年斯斯文文的，她没细想就结了婚，生了二子一女，相安无事，生活尚安定。

过了几年，丈夫的病越来越重，重到什么程度？王阿婆摇摇头不肯讲。只说，一点病假工资还不够他折腾的。电话局派人看望，王阿婆哭着要求工作，但局里没法安排。后来与里弄联系，她去了生产组，每天七角钱，她觉得可以活下去了。做了没多久，生产组关门，她下岗了。她找到电话局，局里答应每月发补助。她不要，说，我有手有脚，能干活养孩子，要工作。局里作为特殊情况，介绍她去了上无三十六厂当工人，做热处理。厂里生产电视机天线。王惠英虽没读过什么书，人却聪明，学什么都上心。不久，她就搞技术革新。以前天线一直在车床上“车”，每天加工一千多根，她将磨床小改一下，一天可磨几万根！

她在厂里出了名，加工资得了最高档9元，还破例评上了先进（按规定都是评给老工人的）。她干得很开心，家里有了她的收入，生活改善了很多。但丈夫的病无法控制，家里天天鸡飞狗跳，孩子还有生命之虞，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在大儿子八岁那年，她提出离婚，带着小儿子和女儿离开了家。大儿子送给无儿女的叔叔，去了柳州。

不久，她有了新家。丈夫是公务员，工作很忙，但人很好，她终于过上了舒心的生活。没几年，丈夫突患急病，没有任何交待就撒手而去。她无屋可住了。此时，她前夫已去世，家里公婆年纪大了，同住的哥嫂老了，还没有孩子，家无人撑了。经人劝，她又回了原先的家。把老人一个个送走，她也退休了。

家在马当路马当大楼，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儿女结婚离开了，只剩下她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大房子。她走出去，寻找可解寂寞的地方。

她选择了卖花，先是踏着黄包车沿街叫卖，后在菜场设摊，卖玫瑰、康乃馨等。她每天把花收拾得水灵灵的，生意很不错。她学会了插花篮、扎婚车，每次都认认真真地做，回头客越来越多。有一次，电影演员梁波罗的学生结婚，请她装饰新房和婚车。她特意找了许多画册参考，又去一家家花店“偷艺”，结果被电影人一致称赞，说她扎的婚车特别温馨。没人知道，王惠英是把自己对美满婚姻的向往放了进去，这份情感别人表达不出。

十年后，女儿心疼她每天进货要踏黄鱼车，还要拎很重的水桶进进出出，不让她再干。不卖花？王惠英坐在冰冷的屋子里，一天都没法过，于是她改卖白兰花。

她先在国泰电影院门口设摊，电影院的王经理特别温和，不仅允许她在此卖花，还经常嘘寒问暖的。在这里她经常碰到那些在银幕上才看得到的明星，见得最多的是秦怡。秦怡每次走过，都会停下来买几朵白兰花，和她说几句话，一点架子都没有。有一次下雨了，秦怡还特地去隔壁的“电影沙龙”取了一把伞送来，关照她下雨天走路要当心。王惠英说，秦怡真漂亮，更美的是她内心，她真好！

“电影沙龙”常有艺术界的人进出，还有外国朋友。王惠英的花摊成了他们欣赏的上海一景，她的生意非常红火。看着那些穿戴整齐、服饰漂亮的明星、外宾，惠英忽然意识到，自己不仅卖花，也是在展示上海的风情。花很美，卖花人也应是美的。这以后，每天出门，她总要对镜梳妆，添了几件色彩明亮的外套，头发用簪子插好，还准备了几条丝巾，点缀自己的服装。她说，卖花与别的行业不同，卖白兰花是一种传承。一代代卖花女在上海街头叫卖“栀子花、白兰花”，那些头戴兰花布巾，身穿斜襟衣的小姑娘可算是老上海的“非遗”，是许多上海人的记忆。现在没小姑娘卖花了，我们老人接过花篮子，还是要清清爽爽、漂漂亮亮的，不能糟蹋了这个好行当。她天天山清水绿的守着小摊，脸上笑容不断，成了淮海路上独特的一景。

王惠英每天开开心心地卖花，其实她心里很苦。前夫家的房子在老人去世后由大儿子继承。大儿子从小被叔叔收养，几十年在柳州，房子空着，惠英一直住在那里。去年，大儿子要她搬走，说自己回来要住。再三商量没用，惠英把历年的积蓄一百万寄给他，希望能继续住在那里。儿子却坚持已见，把钱退了回来。她没办法，只好搬家，在日晖六村买了间小房子。现在她每天要换两辆车，来回很累，更不习惯的是，那里的环境与马当路不能比。但她并不责怪儿子，认为自己没尽到母亲责任，儿子有了另外一个母亲，对她没感情，是理所当然的。

小儿子本来生活尚可以，没想到精神疾病会隔代遗传，孙子智障，家里日夜不得安宁。女儿嫁得不错，谁知在生了一场怪病后，不能晒日、吹风，浑身乏力，遍寻良医无法治。大儿子远在广西，小儿子自顾不暇，与她最亲的女儿无法出门，王惠英每天一个人走在路上，坐在家里。只有卖花，她才会忘记一切苦恼。

年轻时，她就爱花，古稀之年来卖花，不为谋生只是喜欢，她将香味和情怀带给爱花人。她说，白玉兰的花期很短，专家来不及提炼出它的香味，它就谢了，至今没有一种香水能留住它。就像人生，很多东西留不住，只能回味。她笑对孤独，每天把白兰花的美送出去，再加上一句赠言“祝你好运！”换来行人的微笑和赞赏。

有一天，一辆轿车突然开上人行道，刚买了花的一位老人被撞在地上，她眼睁睁地看着，一瞬间，一个人没了。历尽磨难的王惠英大彻大悟，活在世上，每个人都不容易。到了她这个年纪，还争什么！房子、金钱、儿女，都想明白了，不属于自己。宝贝自己，过好每一天，最重要。不卖花的日子，她炒股，是个资深股民，上个月，中了一只新股，赚了钱。卖花收益也颇丰，一个国庆节卖了几万元，平时天天也可卖几十朵花（每朵5元）。她的退休金维持生计足够，赚来的钱花不了，每年去慈善基金会捐款。

她说，每天走过她面前的人，都是新鲜的，来买花的人都是有爱心的，和我说话的人都是有修养的。看着都养眼，听着都暖心。花摊很小，却能把世上的大悲大苦变成大喜大乐。

每年的花季，她就坐在这一个角落，感受着人们的善意，享受着花的滋润，为此，她天天很快乐。

馄饨王

梅岭南路一家饭店门口的空调架上，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每天一清早在这里摆馄饨摊。一只蒙着白毛巾的竹篮放在脚边，圆圆的竹匾放在腿上。她左手托着馄饨皮，右手拿着小勺，手一捏，一只馄饨就好了。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冬，每天清晨七时，她从家里走来，馄饨摊就开张了。她一面卖，一面飞快地包，这就是刘明雨。

_{馄饨王刘明雨84岁}

刘明雨在此卖馄饨已30年；一直没挪过地方。她的馄饨皮薄得像纸，肉馅很鲜，买的人络绎不绝。她并不是饮食店职工，而曾是纺织女工。那时，他们住在苏州河边的滚地笼里，父亲拉人力车，母亲摆摊“缝穷”，家里有六个孩子要养活，挨饿受冻是常事。父亲处于无奈，想把她送回乡下当童养媳。明雨不肯去，哭了三天三夜。邻居看不下去，介绍她去日商纱厂当童工，那年她只有7岁。

说起当童工的苦，明雨总会红了眼睛。拿摩温不管你是7岁还是17岁，一不顺眼，拿起棍子就打。7岁的孩子同样天天要上十几小时工，“从鸡叫做到鬼叫”。实在困了，打个盹，被工头看见了，不仅挨打，还被扣工钱，或延长工时。她身上至今还留着几处伤痕。

起先她做小工，搬纱锭，擦机器。厂里是人停机器不停，只有等当班工人轮流吃饭时才会停一下，要趁短短的15分钟去擦。小孩子不会做，手忙脚乱，还没等擦好，机器又要转了。机器不干净，会把纱弄脏，这是不得了的事。为此，她不知挨了多少次打，每次都是夹头夹脑地被打倒在地，还不敢哭。

一年后，她做了挡纱工，纱断了，要接头，还要快，她哪会做，总是断了来不及打结。机器不等人，它不会等你把纱接好头才转，结果便成了乱纱。一个纱锭乱了，还可以设法理好，几个纱绽、甚至一排纱绽都乱了，就没法收拾了。

同车间的阿姨们总是帮她，但实在帮不过来。如弄得一车乱纱，工头就不是打那么轻了。扣工钱不算，还不许下班，连轴干，直到解完乱纱为止！最长一次，她两天两夜站在机器旁没合过眼，腿都肿得不会走路了。她说，那个苦，没法说！

日本人投降了，日商纱厂由中国老板来管，虽然也苦，但不挨打了。自己技术熟练了，每个月都能拿到工资，帮父母养家。没想到，没过多少日子，物价飞涨得超过想象，每月发了工资，她飞快奔回家，母亲赶紧去买米、买煤球……日子又过不下去了。

为了不饿肚子，她和弟妹们去捡煤核，在桥头帮推车，在饭店的泔脚桶里找东西吃……她从童年直到长成十几岁的大姑娘，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穿过一件囫囵衣服。他们的家，一直在滚地笼里，下大雨或苏州河涨潮，地铺上的破被烂絮都会漂起来。这样挣扎着、撑着，全家常常相对默坐，落泪、叹气，茫茫黑夜，不知哪天是个头！

1949年，上海解放，听着锣鼓声，广播里放着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明雨懵懵懂懂。厂里的女工欢天喜地去参加游行，她不去，以为会被扣工钱。解放军进驻他们厂，她看见背着枪的兵，吓得躲在厕所里。别人都去上扫盲班，她不去，说有这时间，还是去捡点东西给弟妹们吃。一天天地过去，新鲜事越来越多，她终于感受到这日子与以前不一样了。

工厂变成了国棉六厂，军代表给大家开会，说工人当家作主了！上班仍然是三班倒，但只做八小时，中间还有半小时吃饭。她每天从家里带来的饭，那么多年都是冷水淘淘就吃，现在有了食堂，不仅有很多饭菜可以买，价钱都很便宜；也可以把带来的饭放在蒸锅里，她第一次吃上了热饭。

没有工头，再不会挨打了。发了工资再不用怕涨价急着去买东西了。父亲踏了几十年人力车，现在成了公交公司的勤杂工，母亲去了制衣厂。弟弟妹妹都进了学校，不仅有书读，还享受免费！这世界越变越好了。

干部们都和颜悦色，女工们个个喜笑颜开，刘明雨终于明白共产党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好了。她不识字，但心里像明镜似的。这么好的政府，这么好的工厂，只有拼命工作，才能回报这份恩情。她已是一个熟练的纺织工，现在，她更是浑身充满了劲，下班也不肯回家。她带徒弟，全心全意地教；她向年轻人讲述旧社会的苦；她千方百计想办法，让纱绽转得更快，断头减少，产量更高……

1952年，政府为解决穷苦工人的住房问题，造起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他们家是第一批搬进来的住户。当厂里敲锣打鼓把他们送进新房时，明英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屋子有窗！还是透明的，太阳好照进来！抽水马桶、煤气、红漆地板……她觉得简直上了天堂！

刘明雨常常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新社会好！她一直记着是党救了她，救了他们全家。这种朴素的感情，贯穿了她的大半生。

在知识青年下乡的年代，她说要听党话，毫不犹豫把两个儿子送去农村。小女儿初中毕业，本可以留沪，她说没关系，我们吃得了苦，工矿名额让给别人，女儿去了安徽农场。三个子女都在农村，家里的日子可想而知，但她从不抱怨，因为这是政府的号召。

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女儿快30岁了，还不肯恋爱，成了当时少见的大龄剩女。刘明雨才觉得女儿不能回沪，又不肯在当地成家，是件严重的事。她劝女儿，女儿很坚决，不回上海就一辈子不嫁，她才开始急起来。有人给她出主意，三个孩子都在外地，可以向组织上提出回来一个。明雨从来不肯找领导麻烦，她到处打听，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女儿回来，结果急得血压升高，病倒了，吃什么药都没用，医生束手无策。

有个善良的医生了解她情况后，知道心病要以心来医。他开了病情证明，要她去找下乡知青办公室，说，你去了，女儿就好回来了。明雨将信将疑，有用？不违反政策？医生安慰她说，一定可以的。她去了，真的有用，按政策，她可以因病申请提早退休，女儿可以顶替回上海。

她47岁办了退休手续，因提早三年退休，她的退休金打了折，比别人低一大截。但女儿进了厂，她觉得值。后来两个儿子也回来了。厂里以前分的住房只有一间，住了几十年，一直觉得很不错，长大成人的三个儿女一回来，觉得小了，挤了。更令她忧虑的是，儿女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家徒四壁，手里一点钱都没有，过日子都紧巴巴，怎么娶媳嫁女？她想到了摆馄饨摊。

那是1984年，在新村里擅自摆摊是不允许的，但街道领导都知道她的困难，没来管。平时如有检查、搞卫生等活动，还会提前通知她回避。后来有了城管，对设摊处置很严，唯独对刘明雨网开一面，从来没人去为难过她。

一年年地，她坐在这个连凳子都没有的地方卖小馄饨，除了春节，一天都不休息。有不少吃她馄饨的人当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他们的孩子还会来买。有时候到了九点，馄饨还没卖完，路过的大人、小孩会抢着把“剩货”买回去；如遇下雨，行人少，她会推销：“买一份送一份！”走过的人，都会笑着买。这个小小的馄饨摊成了社区的“网红”，明雨被大家称作“馄饨王”。居民们看惯了她天天坐在路边，哪天她不来，都会牵挂她，甚至上她家去看，是不是病了。小摊上充满了温情，天天欢声笑语。明雨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头发也更白了，但用小馄饨把三个儿女的婚姻大事办好了，把孙辈也养大了，心里很满足。

2014年，馄饨摊终于“打烊”了。她的老伴去世，她猛然感到自己老了。儿女们生活都很安定，她不用再操心，她要休息了。她说，我也去跳广场舞，大家笑她，80岁学“吹打”？她总是乐呵呵地说，享共产党的福，退休金每年加，用都用不完，越活越开心了。

今年，刘明雨84岁了，她没去跳舞，而是每天到原来的摊位附近走走看看，与她的几代“粉丝”叽叽咕咕地聊天，嘻嘻哈哈地说笑。说着，笑着，她就会说那句说了几十年的话，共产党好！

橡皮唻卖橡皮

她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有时在地铁站、绿化带旁，更多是在幼儿园、小学门口。一辆自行车，后座放着一只长盒子，里面堆满小小的橡皮。每当有人走过，她就喊：“橡皮唻卖橡皮！”还做起“广告”：“我这橡皮擦得干净，纸上不留黑痕。2元一块，同样的橡皮在文具店卖7元。”陆陆续续的总有人买。她就是戴秀芬，今年64岁。

_{卖橡皮的戴秀芬64岁}

戴秀芬原是制笔零件三厂工人，中学毕业后分配进厂，先是在车间，后当了电梯工。厂里的活不多，也不累，按步就班，平平稳稳。她从小是个不守常规的人，喜欢冒险，女孩子“过家家”什么的不屑一顾，喜欢与男生一起玩。最爱长风公园“勇敢者的道路”，男生都比不过她。小学读了两年，学校乱了，不上课了，上街像看西洋镜似的，看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

秀芬只有九岁，许多事不懂，只是跟在大孩子后面瞎混。四年后，小学毕业，实在没读什么书。上了初中，还是“读书无用论”，成天玩。当工人的父母一直和她说，人不读书将来要吃苦！本事在肚子里，走遍天下都有路。这朴素的道理，秀芬听了进去，上初二开始，她用功了，还借了一些书看。从小学二年级到初中毕业，学校上课都很乱，老师也不布置作业，即使布置了，学生不完成也没人管。秀芬慢慢懂事了，爱读书了，也守规矩了。因为哥哥去了农村，初中毕业时，她被分到工厂，这在当时是大幸。她非常想继续上学，但那时中学读四年，没有高中，也不能考大学，初中毕业就是中学结束，没地方读书了。

秀芬去了厂里，当了一个做圆珠笔芯的工人。这工作非常简单，又很机械，常常做着做着就想睡觉。她手脚快，总是很早就完成一天的工作量，剩下的时间除了不能下班回家，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她每天带本小说去，完成定额了就看书。那天，厂里有人来检查车间，好几个人走来走去，秀芬看书入了神，竟没发现。等到有人站在她面前，她才看见，面前站了一个不认识的人。那人饶有兴趣地拿过书，似乎很惊讶地问：“《秋海棠》，哪里弄来的？”秀芬惊慌失措，吓坏了，当时这是禁书，要倒霉了！她一句话都不敢说。“中午，你到我办公室来。”那人把书还她，轻声说。别人告诉她，这人是大学下放来的，在厂长办公室帮忙。

秀芬战战兢兢地去了，没想到什么事都没有。那人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我的大学》，高尔基的。他什么都没说，借了这本书给她。就这样，秀芬有了书源，每次去还书，那人总会和她聊几句，她记得最牢的话是：“书是进步的阶梯。书读多了，就有了本事，人就能一步一步走上去，直到登上山顶，看到最好的风景！”后来，那人不上班了，工友告诉她，他回到原单位去了。秀芬很后悔，没有问他叫什么，在哪里上班。但她一直记得这位无名老师说的话：“一步一步走上去。”工余，读了不少书。

九十年代，下岗浪潮席卷上海，她同厂的丈夫第一批下岗，因为当时规定，夫妻在一个厂里的只留一个人，另一个要下岗。下岗是离厂回家，从此工厂与自己再无关系，没有工资，没有劳保，成了没一分钱收入的社会闲人。那时，工资都很低，家里只一份工资了，上有父母要照顾，下有女儿要养，生活立刻变得困难起来。

丈夫到处找工作，没有合适的活可干。秀芬觉得与其这样不死不活，不如“一步一步走上去”，去闯一闯。经过再三考虑，她破釜沉舟，打了报告，拗断工龄，自愿离厂。她拿到了三万元买断工龄款。那时三万元可算是笔巨款，加上借来的钱，她和丈夫在江桥租了厂房，开了橡皮厂。

为什么开橡皮厂？她说，上海有几百万学生，写作业都要用橡皮，市场不可估量。不被别人看好的厂，结果正如她的估计，生意越做越大，她还了债，赚到了第一桶金。工厂运转顺利，秀芬扩大生产，厂房增加到500多平米。她生产的橡皮因质量好，价钱便宜，不到几年就行销到长三角，天天加班还来不及做。几年后，房主声称房子要自己用，没有任何预兆的令她限期交回厂房。再三商量不通，秀芬只得收盘。她忽然意识到，做人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顺风顺水是有限期的。她果断地决定收手，低价卖去机器设备，交回房子，只在江桥借了仓库放存货。

赚的钱下半辈子够用了，“一步一步走上去”也走了，但是，再长的路，再高的山都有限度，一个人再能干，不可能永远走在路上。她想明白了，毫不犹豫地决定什么也不干了，守住这份家产颐养天年。

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秀芬坐不住了。活了几十年，除了干活，她没有任何爱好，打牌搓麻将都不会，广场舞不喜欢，旅游没兴趣。每天守着锅台见不到人，没地方说话，不知如何打发时间，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她说，人要发霉了！

于是她骑着自行车卖橡皮。库存有整整一屋子，放着是糟蹋东西，算是废物利用吧。她定价很低，有时人家买两块她送一块，生意很不错。她住在中山北路华师大对面，以此为中心，她在普陀区划了一个大大的半径，曹杨、长风、甘泉，直至桃浦……轮着去。每天悄悄地站在离校门不远的街角，有人来就喊：“橡皮唻，卖橡皮！橡皮质量好，不会留黑印……”许多人认识她，买了橡皮说句“谢谢”，或者微笑着点点头，她会觉得特别暖心。

一面站摊，她一面还用线钩杯子袋，钩一只，要两天时间，只卖20元。不辛苦吗？她笑笑说，不辛苦，有事做，一天就过得很快。

她已经卖了近十年橡皮，存货到现在还没卖完。她每天5点出门，骑自行车去江桥取货，然后根据排好的表，去一个个学校。十多年来，她送走了重病的公公，送走了自己的父母。现在她上无老人牵挂，下无孙辈要养（女儿还未婚），家里简简单单只三个人，她说，屋里太沉闷了！还要继续卖下去。

小小的橡皮，撑起了一个家，如今它又成了戴秀芬的快乐之源。

我很有用的

每天一大早，菜场开张，他就坐在旁边的墙角。一只向鞋匠借的小凳，一袋杂物，一两件样品，有时手里拿着牙刷。他不说话，静静地看着来往行人。有人叫他名字，他只笑笑。他就是吴高盛，今年57岁。

_{卖曰杂品的残疾人吴高盛57岁}

有人告诉我，他是个残疾人，我看他四肢健全，不知是什么残疾，一直不敢问。后来，我走过，总会向他买东西。他的小商品是钢丝球、牙刷、一次性打火机、洗碗布，大多是每件一元，特别便宜。在买了一大堆东西后，他知道我没有恶意，愿意交谈了。

他说，自己脑子有病，“脑瘫？”“不是，是精神残疾。”看上去他思维正常，口齿也清楚，只是有点迟钝。因为有病，50岁就办了退休手续，有3000多元退休金。他与哥一家住在父母留下的房子里。

往事不堪回首。1979年，他中学毕业，进土产商店当营业员。他性格内向，当营业员实不合适，但那时是统一分配，分到哪个单位，就干到退休，没有调动也不能辞职，他只好干下去。店里商品很多，吃的有桂圆、木耳、红枣等比较贵重的食品，也有拖把、扫帚等日用品。他不爱说话，与同事也不交往，没有朋友。

当时，物资尚不富裕，营业员被视作“肥差”，开后门买点紧俏商品，或秤分量时，对熟人照顾一点都是常事。吴高盛沉默寡言，顾客不大找他，邻居托他买东西，他也不懂通融，所以，他几乎没什么生意。这个似乎天塌了也与他无关的人，偏偏耿直，是一根筋，看到偷吃偷拿的、开后门的……就会冲上去阻止。领导检查时，还竹筒倒豆子，把看到的宵小行为一股脑儿毫不留情地讲出来。这下捅了马蜂窝，得罪了许多人。

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没有处世经验，不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他想不通，明明他们不对，为什么都来骂他。店里多了他这双眼睛，许多坏事没法做了，怎么不遭人恨！后来，把他调到角落里卖碗筷，有人暗示他别多管闲事，还在擅分公家东西时，也分给他一份。吴高盛的父母是工人，虽不识字，却遵循老传统，从小教育他，不是自己的东西再小也不能拿，他记牢了。分给他公物，他不要；看见别人小偷小摸，照样阻止，还向领导反映。

结果，他成了店里众矢之的，光是骂也就算了，没想到会倒大霉。三天两头，他柜台里的碗莫名其妙地打碎，调羹缺了，筷子也少了。盘店时，所有的缺损都要自己赔。他只有学徒工资十几元，哪赔得起！明知有人捣鬼，但没证据，找谁去？领导也没办法，他只好忍了。

很长时间，家人不知他已患病，只以为他脾气不好，也不了解他在单位受了委屈。一耽误又是一年，他的病越来越严重，家人才送他去医院，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住医院要钱，家里经济困难，住了一阵子，稍好些就回了家。幸好不是武的，他只是不说话，反应慢，并不伤人。这以后，他一直服药，断断续续去上过班。单位为求太平，让他病休，一到50岁，赶紧给他办了退休手续。

父母健在时，心疼这个小儿子，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慢慢地，他心态平和了，病情也稳定了。父母去世后，哥哥与他住一起。兄弟之间相处还和睦，但与父母肯定不能比。吴高盛想得很明白，尽量不找哥嫂麻烦，管好自己的生活。每月退休金他给哥一部分作为伙食费，给多少他不肯说。

50岁退休是出于无奈。家里房子小、人多，诸多不便。没事做，还会胡思乱想，他到处找工作，但没单位要他。后来，他想到了卖日用杂品，这算是老本行。柜台租不起，本钱也少，于是，他去江桥批发市场，批了最便宜最小的日杂品，在新村墙边摆摊。每件一元，都是家常用的消耗品。来来往往都是社区居民，一来二去都熟悉了他，反正要用，就向他买，只当是帮他。生意虽小，积少成多，每月也有上千元收入。他说，这点钱够补贴他吃饭抽烟了。

社区有“阳光之家”，是政府给予残疾人的关爱。他每天9点去，上午做手工。他喜欢十字绣，一幅要绣好几天。绣好了放着，年底有义卖，一幅作品可卖100多元。这钱可以帮助比他更需要的人，他说，我没白吃饭，我很有用的。

中午在那里吃免费午餐，睡个午觉，起来再活动一个小时，然后打扫卫生，3点半回家，继续摆摊。他很仔细，卖掉一件东西就记账，一个月盘点一次，他自豪地说，从来没错过！因为再没人会偷东西了。对几十年前的那个噩梦，他记忆犹新。

人们走过他的摊位，总会招呼他一声，和他聊几句。有人买了东西，还会说谢谢。这时候，他总是憨厚地笑笑，脸上是满足的神情。有天忽然下大雨，菜场的管理员奔出来拉他进去，一个营业员也来帮他收东西。他的周围充满融融的暖意。

这个小摊救了他，他再没有发过病。

留心观察，这样的小商小贩不是个别的，常碰到的还有卖饰品的蒋翠娥（82岁），合肥来的磨刀人姜泽（69岁）……这也许是上海最小的摊位了，没有店面、柜台，甚至连只凳子都没有，却不仅养了家，愉悦了自己，还使街景充满了生机。 芸芸众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站上高位。上海有许多高楼美仑美奂，但如没有坚实的土地，何以立足？人也一样，在宝塔尖的总是少部分，大多数都是普通人，过着平常的日子。他们把塔基夯实了，世界才会圆满。

_{82岁卖饰品的姜老太} 

_{磨刀的蒋泽69岁}

这些小贩，有着各自的烦恼、纠结、难处、痛苦……但他们以勤劳智慧萃取了勇气，为一个适宜的当下，努力着坚持着。他们在小小的角落坚守几十年，把平淡的事做得有情致，只因为这个城市的包容体谅。老人、残疾人、外地人，在这里被照顾，被善待，各得其所。大上海的小百姓，有了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他们如同一根根红线，发力精心编织后，交汇在光芒的焦点，便成了城市之光，绽放在每个角落。上海因此更加璀灿夺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