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记琐

备考之路

1977年10月17日，安徽省招生办公布了本次高考的复习提纲，我看了大吃一惊，不说别的，单是数学要考高中的内容，就让我懵了，因为我根本就没学过。我赶紧找到学校新聘的代课教师L，她刚从县中学毕业，据说成绩不错，因而被学校聘用为小学部的教师。她很慷慨地把高中的四册数学课本全借给了我——那时安徽的高中也只有两年。为了节省时间，我先从第二册入手，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直到11月底才打完这个突击战。

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辛劳艰苦的日子。每天早上五点左右，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以最快的速度洗漱完毕，然后就捧起了数学课本，读啊，算啊，苦思冥想啊，该我上课时，只能放下数学去讲课。学校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一点方便，直到要进考场了才给了我们三天假。每天我在数学中要纠缠到晚上十点以后，然后坐上床，把历史、地理、政治的复习提纲背诵一遍。这时已是半夜十二点以后了，于是倒头便睡。

这次考试，真的非常感谢母亲的鼎力之助。国庆假期间我回了上海，与父母商讨高考志愿。父亲不知高低，要我报理工科，因为他是工程师。可是高中的数理化我全没学过，这么大的一个短板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补齐的。在母亲的坚持下，方向定为文科。刚回到我任教的学校，母亲就陆续寄来了她们学校高考复习班的复习资料，并且请各科的课任老师写明了答案。但是面对这么一大堆政史地复习资料，尤其是开初的几天，内容大多不熟悉，背不出，心里十分着急。

我们学校的英语教师是云南师大的毕业生，大家都叫她P大。她的丈夫毕业于云南工大，被分配到南京工作，她进不了南京，于是落脚在我们学校，每周回南京团聚。我们相处得不错，所以她也会关心一下我的情况。我苦着脸告诉她，这么多复习资料实在背不出。她安慰我说，别急别急，你天天晚上临睡前把这些东西看一遍，到考试前就基本能全记住了。果然，一周后，陌生感越来越小，能记住的东西越来越多，心里便踏实起来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非常感谢她的无私帮助。到11月下旬，数学眼见攻克，我又有了心劲来写作文。我把母亲寄来的作文题写好了寄回去，得到了一致的好评，于是心里更踏实了。

那段日子，我的头一直是昏昏的，脸上火辣辣的，心里烦躁，好像感冒发烧的感觉。但是我知道，这是我改变自己前途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否则我就将永远是一个乡村男教师。我必须坚持。

意想不到的困难多得让人匪夷所思。文革结束了，生产发展了，电力供应成了大问题。我们的学校在城东区，那里工厂不多，所以成了停电的主要区域。国庆节后没几天，就几乎天天晚上停电，于是家家户户都去买煤油灯，直买到脱货。我想，这总归是临时现象，不想花这个冤枉钱。学校办公桌上，空墨水瓶多得很，就学安徽老乡的样，用墨水瓶做了一个简易油灯。可是，另一件让人想不到的事是，街上供销社卖的煤油几乎掺了一半的水，一瓶所谓的煤油点掉一半就再也点不着了。而且，连这种劣质煤油的供应也会时时发生恐慌，为了不耽误复习，只要听到供销社来煤油了，我就把房间里能收罗到的空瓶子全找出来，灌满煤油备用。

为了节省使用煤油，我每天天没亮就摸黑起床，洗漱完毕天亮了，就赶紧学习。晚上做数学练习题，尽量不安排学习新内容，并且把需要记忆背诵的内容也放到了晚上。这样，就不至于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眼过度了。劣质煤油燃烧时会产生浓重的黑烟，我又是一个过敏体质的人，因此天天晚上只好大开着门窗看书。到了十一月下旬，安徽农村的夜晚已经相当寒冷，我只能坐在床上，把被子裹在身上，继续我的命运之战。

但是，这些真的只是小波折小不幸，更大的烦恼又来了。

参加高考是要报名的。在县文教局工作的N阿姨托人带信给我，说，作为公办教师，我需要向局里写申请，批准后才能参加考试。N阿姨是个不幸但又坚强豁达的女子，她的丈夫患了严重的肺病，到上海来求治。她的一个朋友是地区革委会工业办的干部，我们称之为L叔叔，这位叔叔的叔叔碰巧是我家的邻居，于是就这么认识了。母亲帮着N阿姨到处请医求药，但最终还是没能救回她的丈夫。N阿姨很念好，虽然丈夫没了，仍然记得母亲当时的费心尽力，所以我只要有事去找她，她从来都是热心相助，从不打回票的。

我按N阿姨的嘱咐写了申请，可是一直等到考试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应该是1977年的12月4日，校长从县里回来说，局里没有批准我的申请，因为师资紧缺。又说，在职教师只批了三个，是报考艺术、体育专业的。

犹如一桶冷水兜头浇下！这么多时的努力就这么白费了？我的前途命运就这样中止了？肯定是不甘心啊！但是，在县里已经无望，我只能去地区，找上一级领导帮忙了。

在地区有妈妈认识的教育局副局长，可是他在城外开会，一直到天黑都没回来，我只好转而去找工业办的L叔叔。他是一个典型的上海男人，在安徽生活了这么多年，上海人对生活的精致习惯一点都没改变。安徽是没有上海油豆腐的，但他会去集市买来老豆腐，切成小块，用小火温油慢慢地炸成油豆腐。安徽小乡镇上的女子对这种生活上的精致她们看不上眼。L叔叔的前两任妻子都是当地人，婚姻很快就都破裂了。我去找他时，他正与一个上海女知青谈恋爱，两人郎情妾意的，一直缱绻到晚上十点多钟，他才到隔壁房间来问我有什么事找他。

我把报考不被批准的事说了，他瞪起眼睛慨然而道：“这怎么可以！”接着就高屋建瓴地说了一番《人民日报》社论式的大道理。我心想，这些道理谁不懂呢，于是弱弱地问他，那么我现在该怎么办呢？他愣了一下，决定还是给N阿姨写信，让她帮我解决问题。我很是无语，早知道就直接去找N阿姨了，何必跑这么一大圈。

第二天一早我就回县里，找到N阿姨，呈上L叔叔的信。N阿姨看后有点好笑地说：“这些大道理说了也没用的。”我这才知道，原来他在信中又重复了昨晚说的那些大道理。

这时，忽然灵光闪过，我说：“N阿姨，我是少数民族，蒙古族。按照党的民族政策，我们少数民族在同等条件下，有就学就业方面的优先权。”

N阿姨听了就笑了，说：“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我去帮你说。”

虽然心里不踏实，但也只好返回学校，耐下性子等消息。心中一直朦胧地抱着希望，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六号这天就这么地在焦虑无助中度过了，七号是高考报名的截止日，还是没有消息，我觉得不能再这么干等着了，于是坐了第一班汽车到了县里。

见到N阿姨，她满面笑容地告诉我，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局里破例同意我参加高考了。她还说：“局长说了，让他去吧，也不一定能考取，别高兴得太早了。”我心想，能不能考得上，得看我的本事造化，但是不让我去考，生生掐断我的希望，剥夺我的权利，这是万万不行的。

满心欢喜回到学校，赶紧去公社报名。那年上海来安徽招生的有文科的综合性大学只有复旦，那所由华师大和上海师院合并的上海师大没来招生，而复旦也只有新闻、历史、哲学和国际政治四个系。此外还有北大和北广。妈妈和祖父母都不希望我去北京，要我连填两个复旦的院系。可是我还是自作主张，第一志愿填了复旦新闻系，第二志愿是北广的编采系，第三是安徽师大的中文系。P大曾告诉我，说她当年的成绩也能进云大的，但毕业后十有八九也是当教师，所以还不如踏踏实实地读个师范，以后上讲台更能应付自如。这话挺触动我的，只是N阿姨看了说：你若被录取，只在第一和第三志愿上。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忽地一动：十二年前，小升初，我的第一志愿是我们徐汇区排名第一的重点中学，第二志愿是父亲的母校，排名第二的重点，第三志愿是母亲任教的学校。当时班主任老师看了我的志愿后说了一句相似的话：你若不能考取第一志愿，那么就准备和你妈妈一起上学吧。那年是我的第一个本命年，好运竟砸到了我的头上，我考取了心向往之的这个排名第一的重点中学，并且在短短的一年的学习生涯中，还是一个老师同学一致公认的优秀学生。这次是第二个本命年，相似的一幕似乎又重现了，但是，相似的好运还会再次砸中我吗？我连一点心生妄想的念头都没有了。我只希望，不论哪所高校，只要能录取就是上上签。这样，我作为我家这个书香门第的长孙，也算接续了家族的书香烟火，为堂的表的弟妹们树立了榜样，同时也为自己争取一个有文化的、像样一点的生活尽了力。

可是我的辛苦奔忙几乎没有得到周围人的一点认可与支持，校长当着我的面说：Y能考上。Y也是上海知青，因为出身资产阶级，每次招工招生都挨不上，但他是高中生，所以被学校聘作中学部教师。这次他也参加高考了，报的是复旦历史系。粮站的女会计，与P大差不多年纪的老大姐，我们相处得也挺好，用怜悯的口气对我说：“你都有了正式工作了，还去考，不是自讨苦吃吗？”

考场内外

考试终于来临了。

12月8日下午，我们交了钱和粮票，到了县里。我不愿住考生的集体宿舍，因此住到了N阿姨家，与她的儿子同铺。

9日早上七点三刻，我们考生已在考场外排好了队，等候点名。考场仍然在县中学。七三年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时，也在这里参加了考试，考场是最后一排教室的第一间。但那次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我们的考试成绩再好也成了白搭。这次则是第一排教室的最后一间，大约是第二考场，因为我们是城东区。准考证号码是11143。点名时我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心在不由自主地怦怦跳。监考老师喊42号我就抢着报“到”，人都有点发晕了。

_{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入学滁县师范，这是1975年夏的毕业照。后排中为作者，前排右二为最年长的上海大姐。其父裘劭恒是我国著名法学家，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东京审判时，末代皇帝溥仪就是经其说服，作为污点证人出庭，指证日寇的侵华罪行}

进入考场，我的座位是最后一排的第三个，上次是第一排的第一个。在寂静中考卷迅速发了下来，这时我却发现，三个监考老师中，那个矮个儿的男老师，就是上次的监考老师。

上午考语文，我用颤抖的手打开考卷，快速地读起来：

第一题，给下面的短文划分段落并写出段意和中心思想，20分。

第二题，改错，三个，6分。

第三题，说出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含义，4分。

附加题，为一段文言文加标点，并翻译成现代汉语，20分。

作文两题，任选一题，70分：

题一，《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要求议论文。我生平最怕的就是说大道理，所以一眼之下就否了。

题二，《紧跟华主席  永唱东方红》，散文。可是，写什么内容？一片茫然。

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心在狂跳，血液似乎都冲到了头脑中，耳朵里嗡嗡直响。“冷静！冷静！”我提醒自己，“先做会做的。”于是我把目光转向分值最高的分段，并且花了大约二十分钟，下了一点功夫。同时，我的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在想作文。

当所有题目都做完，只剩作文时，我终于想到，备考时练习过一篇作文《国庆礼赞》，作为一篇抒情散文，其表达方法和内容都有可以借鉴、移用之处。我决定以《东方红》这首歌为写作主线，就像《国庆礼赞》以人民的献礼为主线一样，写出跟着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革命的主题思想。刚动笔时有点文思枯涩之感，越写却越顺手了。

考试只有两个小时，为了前面的基础题我花了太多的时间，这会儿就有点心急火燎般的疲乏。十点零五分时，我打好了草稿，看看离交卷还有二十多分钟，心定了好多，便休息了一下，喘了口气，在十点十分时开始誊抄。

可是，天啊！提前五分钟的交卷预备铃突然就在耳边炸响了，我还有最后一段结尾没抄好呢！我的眼前顿时一片漆黑，整个世界仿佛都从我的脚下飞走了，只有那张考卷，金光明亮地呈现在眼前。我咬着牙，拼命地抄写，字都写得飞了起来，还删去了两句。结果，我在两分钟内抄完了这一段，又看了两遍，这才松了一口气，重新回到了人间。也就在这时才发现，那个矮矮的监考老师正从我身边走开，原来他一直在看着我抄写呢。他们都是老江湖，一场转下来，哪些考生是什么样的水平，早就了然于胸了。

这是文科考生的艰难一仗，我差一点就惨败在战场上了。同去的考友们看起来情况也不甚佳，一些人作文没写完，一些人附加题不会做。有了这一场的教训，以后各场考试我都十分注意时间的分配。下午的史地不太难，量也不大，但有些题确实冷僻，只好空着。如澳大利亚的首都，那些天澳总督来华访问，如果有时间看报，那么答出这题根本就没有问题。但那些天被数学折磨得天昏地暗的，哪里有空看报呢，结果这题只能空着，白白丢了一分。

也许白天考试太紧张，又寄宿在别人家，晚上睡得不好，第二天头昏昏地进了考场。这天上午是数学，下午是政治。理科考生昨天下午考了理化，说是题目很复杂。这好像是这次考试的特点：不太难，但复杂，且量大。遗憾的是，数学中的几道三角题，因为公式记得不熟，没有解出来。后来，父亲看了我考后默写出来的试卷，对此深表惋惜。我告诉他，我已尽力了，因为到了复习的最后几天，不知因为什么，我就是记不住这几个公式，总是前记后忘。在这么短的时间內学完了人家两年的学习内容，我在思想上、精神上都已经达到了临界饱和状态。另外还有几题，因为理解不透彻也弄错了。按父亲的估算，我的数学成绩应在70分左右。

N阿姨家所在的大院，正屋居住的据说是退休的老县长，他的儿子这次高考的目标也是北大。可听他自己说，数学题他只做出来三两道，能得个五六分就不错了。这么一比，我的心情好多了。

下午的政治颇容易，答得也顺手。

考专业的考生明天还要加试，我考完就回学校了。摆脱了这样一个沉重的负担，周身的轻快与松快。可是想想自己考得并不好，这么多时的辛苦也许换来的只能是劳而无功，心中不免又有些悲哀。

这天是星期六，回到学校时老师学生们都走了。考前厨房里正在修一堵墙，这时也修好了。我烧水做饭，吃饱了洗了个澡，然后坐在床上给妈妈写信，并且把所有的考试内容都回忆出来，一并寄了回去。

妈妈收到信后很兴奋，拿给各科老师看，反映都不错，认为都在80分左右。身为古文字学家的祖父，对我的文言文翻译大加赞赏，说做得非常好。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究竟如何之好，因为我觉得那道题目并不难的。

时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1978年，新的一年就这样到来了。我们陆续听到了各地初选放榜的消息，我们则是在1月5日左右得到了初选的通知，可是却受了一番闲气,并且由此见识了人心和市侩的力量。

平时我与学校里那些村民式的男教师不合拍，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距离；校长又对我别具青眼，每次去县里开会或学习，总是指定我代理行使校长的职权，这就更让他们对我心存戒备。那天我正在上课，Y初选通过的消息就传开了，当我下课走进办公室时，人们纷纷来问我有没有消息，一个男教师还一脸坏笑地挤上来说，恭喜你选上了。见我满脸茫然，P大等交好的同事对我讲述了情由，并催我去公社打听。我却故作超然地说：“用不着吧，选上了他们自然会通知，没选上，去了反倒被笑话。”然后就低头改起学生的作业来。

晚上，公社广播站播报了初选人员的名单。报考文科的通过者一共才五个人，我名列第四。于是第二天在办公室，一个男教师对另一个男教师说，这个名单上的名字排列先后是按照成绩高低来的。没等他说完，我“呯”地一下关上抽屉，向教室扬长而去。心想，全是鬼话，考上才是本事。

那天公社把我们这些入选者叫去，发了体检证，我们则交了体检费。第二天，应该是10号，我们被送到县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检查了一天，当晚我就回学校了。那天正好是N阿姨做服务，她把我的体检表放在了第一位，这是自从参加高考以来，我唯一受到的优待。

但我有一点预感，这次我大概要离开这个地方了。因此，我经手的一些事要处理好，尤其是食堂账，柴草大亏空，一定要拉回来，否则到时候会是一个拖后腿的麻烦事。

学校的学农田那年种了棉花，收回来的棉秸这时全堆在厨房里，同事们抱柴在办公室烧火取暖时，我毫不手软地十斤、二十斤地记在账上。但这毕竟是些小数字，食堂用柴的大头是中午的蒸饭。那天早上我对炊事员说：“从今天起我们不蒸饭了，煮饭吧。”炊事员怯怯地说：“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呢。”我说：“不要紧，我来。”

以前蒸饭，学生们只要把饭盒放进蒸笼就完事了，可是从那天起，每天早上我都要在食堂里守着，监督学生把米倒进淘箩里。中午则要在厨房维持秩序，让学生们排好队打饭。P大他们都劝我马虎些，不要自寻烦恼，可是我想，不把这些事弄好了，以后才会是大烦恼呢。

转眼就到了放寒假的日子，我本能地觉得，在春节前，高考是不会有结果出来的。于是一放假，我就头也不回地提着行李回家了。

考上啦

回家已经有半个多月了，是2月13日的下午，大约四点多钟，我和妈妈正在房里说话，忽然听到门外有个女声在叫我的名字，声音有点陌生。我赶紧打开房门，原来是Y和他的女友C。什么事呢？心中不免奇怪。

他们坐定后，Y拿出一封电报，说：乡下来电报了，说我们都录取在复旦，让我们回去办手续。他又问：“你这里有消息吗？”

我大为惊讶：这么大的事，N阿姨那里怎么会一点信息都没有？接着又想，自从插队落户以来一直在倒霉，这次怎么幸运星砸中我了呢？意外的好消息把全家都惊动了，奶奶他们没等客人离开就一个个地上来表示祝贺了。

我没有特别的喜悦，似乎这是意料中的事，有点意外的是，没想到能考进复旦，以为能考上安徽师大就不错了。更多的时间里，我和Y一样，在为这个消息是否真实而疑虑重重。同时，脑子里又旋风般地想起了许多事，如怎么办好那些包括户口在内的许多手续，怎么把我的行李物品运回来，等等。最后约定，明天我们分头去打听，一俟消息确凿，我们立刻回皖。

第二天，妈妈去了市招办，找的是她认识的铁道学院的一位老师。可这位老师说，外地生源的名单他们并不掌握。去复旦问吧，好像太远了。中午与Y通了电话，他说与学校通了长途电话，消息肯定真实。因此决定明天就去买票回安徽，弟弟自告奋勇要陪我一起去，有事好帮我搭把手。

15日晚上，我们上了火车，因为是慢车，一路蜗行，第二天上午才到乌衣，但是去我们学校的长途汽车已经没有了。乌衣是京沪铁路上的一个小站，也是我们从学校去南京最近的一个车站。那时长途汽车的班次很少，一旦错过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我们那里的人来往南京大多会选择乌衣，错过班次就步行约二十里回家。我们的随身物品不多，于是也选择了步行。

以后的几天就是忙着迁户口，办理各种关系。我也记不清究竟是哪一天办好了哪一种关系，好像户口是当天下午就迁出来了，第二天转了团组织关系。转粮油关系最麻烦，粮站里那个负责此事的胖子办事员一直没找到，直到17日下午才找到他，可他竟然说不会办这个手续，要去县里问明白了才行。天晓得，一个专业干部居然不会做专业事。

18日等了一上午，那胖子办事员都没来，Y在公社这级的手续都办齐了，于是我们决定去县里找他，再把其他的手续办了。在县里找来找去也没找到他，只好去N阿姨家，这才知道，前些日子她带着儿女们回和县老家过春节去了，所以才没有及时地得到和传送消息给我。不管怎样，我还是再三地感谢了她。

在县里要办的组织人事关系也办好了，直到末班车快要开时，那个胖子办事员才姗姗而来。一同归来后，他总算给我办好了转粮油关系的证明，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明天我还要拿着这张证明去县里，换县粮站开的正式的粮油关系转移证明。

19日早上，我正坐在房门口的小板凳上算食堂的伙食账，弟弟去上厕所了。校长的儿子睡眼惺忪地冲过来，兴高采烈地叫道：“罗老师罗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作文在报上发表了！”校长每天早上有听中央台新闻广播的习惯，刚才他听到广播里说，今天的《人民日报》刊发了全国三个考生的高考作文，其中一篇是我的。

哎呀，这才真是喜出望外啊！我坐在小板凳上半天没动一下，直是傻笑。八年了，这是八年苦难的最好报偿啊！

弟弟回来了，听到这个消息自然也是大喜过望，说：“怪不得能录取复旦呢，你现在是高材生了嘛。”又打趣说，“看看，高材生就住在这样的破草房里，坐在这样一只三条腿的小板凳上，算一笔算不清的账。”

这是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一天，也是我们处理自己的事的最后一天，我们弟兄俩急急忙忙地开始收拾行李。我的东西不多，随身物品和替换衣服都没有装满那口箱子，为了防止运输途中的颠簸，又塞了一只枕头进去。被子和褥子打成了一个行李卷，因为到复旦后是要住校的，铺盖还能派用场。这两个大件，弟弟马上要和Y一起送到乌衣去托运，我则还要到县里去转粮油关系。

_{大二学摄影，本人技不如人，于是暑假又 买了胶卷自行练习。这是在复旦图书馆前的留影。只是阮囊羞涩，买的是次品胶卷，洗印后效果层次都不尽人意}

我在县里办得不顺利，因为那天是星期天，粮站只有一个值班的，我的粮油关系档案卡她们怎么也找不到。已经是午饭时间了，她们让我先回去，说下午让经手人自己来找。回到N阿姨家，她带我去咨询住在隔壁的粮站会计P。这是一个胖胖的中年阿姨，满脸和气，她非常慷慨地表示，如果粮站找不到我的档案卡，她就直接为我开粮油关系的转出证明，粮站那里的手续让她们以后再补。天下还是好心人更多啊！

下午再去，事情却办得出乎意料的顺利，P会计的好心也不需要了。回到学校，弟弟他们早已回来，托运的事在午饭前就办好了。这一夜，我们连铺盖也没有了，只好借了两床被子，一铺一盖，上面再压上弟弟的大衣。

这是我在安徽的最后一夜了，多么冷，又多么黑，但心中却亮堂堂的，充满了希望。

20日上午，是我待在这里的最后半天，主要任务是请同事们吃告别饭，同时要交掉食堂的伙食账，并领取按规定给我的路费。这本来是没有什么难度的事，但是原来担任学校会计的数学教研组长提出，他已近退休，应该卸任了。校长指定的接手人是男教师中的一个，他以尚未完成交接为由，坚决不肯接手。

我半真半假地说：“你们哪位做做好事，高抬一下贵手吧。我都要走了，你们全当帮帮我的忙吧。”老会计年轻时参加过国民党，运动中吃过苦头，所以为人比较亲善好说话，他有一个姐姐在上海，我为他们带过东西，最后还是他帮我做了这两件事。

这顿饭一直吃到下午一点多，记不得是哪位能干人约来公社的拖拉机，送我们去乌衣。

走进车厢，很空，就近找了座位坐下，这时夕阳已经西斜了。向车窗外看去，有些阴暗，但远处的一片荷塘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长长的树影在水面上不住地摇曳。残荷败叶，是已经看够了的安徽农村的冬日景象，过去是不屑一顾的，今天却隐隐地牵起了一点留恋之情。这也许是安徽农村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后一点印象了。别了，安徽，别了，我的第二故乡，不知道下次再见会在何时。

_{毕业时在滁县师范大门口的留影。若仔细辨认，可发现门楣上有“滁县师范”四字，系郭沫若先生题写。学校座落在琅琊山下，山中有闻名千古的醉翁亭，郭先生就是上山观瞻路过学校时留下的墨宝的}

车开动了，走得慢慢的，弟弟和Y各找了一个三人长椅躺下了，我则伏在小桌沿上睡着了。到南京时天已经黑了，停了颇长的时间，再次开动后就越开越快了。

天快亮时，我们到了上海。

恢复高考那年，安徽高考办的准备工作做得很细致周到，考卷发下来有正副两本，正本上交，副本供学生打草稿，考后也让学生带走。复旦新闻学院在院庆90周年时曾向系友征集纪念品，我把保留至今的这些资料，连同那天的《人民日报》一起捐了。我想，我是给它们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归属地。

_{1980年秋，摄于复旦大门口，摄影者是计算机系的同级学友、同乡，以及摄影爱好者。使用的是其伯父由美国带来相赠的傻瓜相机。此照恐怕是沪上第一批由傻瓜相机成像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