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总队长吴延安的记忆中,有一起案件是他从事刑侦生涯后终身难忘的。那是发生在1996年8月25日的戴厚英被害案件。吴延安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星期日,那天傍晚他正准备吃晚饭,刚端起饭碗,电话铃声便响了起来。
电话里传来了总队值班室的报告:戴厚英被杀,案发现场就在她的家里。听到有凶杀案,吴延安立马放下碗筷,匆匆出了家门。他一面急步前行,一面思索着这个听起来挺熟悉的名字。戴厚英是谁?他一时想不起来。
戴厚英
匪夷所思:戴厚英探亲回沪的当天即遭杀害
报案的是戴厚英的邻居吴教授。邻居又是怎么知道戴厚英在家被害了呢?
原来,周日晚上的7点半左右,戴厚英的六弟戴厚泉和妻子茅维琳一起来到二姐戴厚英家。这个暑假,二姐去了老家安徽探亲,说是今天上午回上海了。本来他们约定晚上一起吃饭聊天的,但下午3点半的时候,茅维琳临时给与戴厚英同住的女儿戴慧打电话,说他们吃了晚饭再过来,既然通知过了,戴厚英和戴慧应该知道他们要来的,怎么现在一遍遍地按门铃,听得见屋里门铃响,却不见有人来开门呢。
戴厚泉夫妇觉得奇怪,难道有什么急事需要姑侄女二人一同出门?夫妇俩越想越不安,心里生出莫名的不详之感。于是便敲响了邻居吴教授的家门。
有事找吴教授,这是二姐关照过六弟的。戴厚英说自己没头脑,时常忘带钥匙而进不了门,所以就在4楼的邻居吴教授那里放了一把备用钥匙。
如果不是戴厚泉夫妇上门来拿钥匙,吴教授还不知道戴厚英已经回上海了。他看出了二人的担忧,赶紧拿出戴家的备用钥匙交给他们。哪知门刚打开,戴厚泉就发出“啊”的一声惨叫: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眼前一片狼藉,而二姐戴厚英则浑身是血仰面倒在客厅的地板上。茅维琳猛然叫道:“戴慧呢?”二人探头向戴慧北面的小房间望去。只见她同样浑身是血侧卧在床与橱柜之间的地板上……
夫妻二人站不住了,再也不敢细看房间里的惨状,他们挪着步子回到吴教授的家便放声大哭起来。吴教授大惊失色,光天化日下,刚回家的戴厚英就被杀害,究竟谁是凶手?而吴夫人随即拨通了“110”报警。
当吴延安来到虹口区灵丘路凉城新村戴厚英的家时,民警已封锁了现场周边的道路和弄口,上百名群众在警戒线外张望,相互询问:“来了这么多警察?啥事呀?”
戴厚英被害当天围观的居民
戴厚英的家为三室一厅的套房,此时铁门敞开着,木门虚掩着,但现场保护得非常好,除了戴厚泉夫妇和吴教授进入过现场外,没有其他人的足迹。这要感谢虹口分局的副局长宋孝慈,不愧为分管刑事侦查工作10多年的老同志,始终坚持一条原则:在大案面前,“803”的专业人员不到场,谁也不能跨进现场一步。事实上,他的这一举措为以后破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倒在血泊中的戴厚英上身穿一件灰底白点短袖汗衫,下身是白底红绿相间花纹的睡裤,左脚套一只白色的坡跟皮鞋,而右脚的皮鞋却在房门边上。在她身边散落着原是用红、蓝色马夹袋装着的饼干、水果之类的食品。
客厅茶几已被掀翻在地,茶几旁有一把带血的菜刀。事后得知这把菜刀是戴家的厨房用具,用来切菜的。这些散落一地的物品和戴厚英在房门口被杀,侦查员们的第一感觉是戴厚英从超市购物回家,刚进门就遭到凶手的砍杀,此间,双方发生过激烈地搏斗。
的确,戴厚英死不瞑目:她的眼睛张着,头、颈、背及手臂处有50多处刀伤,其中颈部的切割创伤有20多处,脖子几乎断裂。有经验的侦查员一看就知道凶手是不给对方留活口,非要置她于死地不可。
戴厚英的双手布满了抵抗的伤痕,右手尤其厉害。只见她伤痕累累的右手手指卷屈着,唯独食指是伸直的,像是在指着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在提示什么?怒斥凶手,还是指着凶手逃走的方向?
进入戴慧朝北的卧室,只见一条白底蓝花的长裙盖住了她的头。戴慧最致命的刀创是她的颈椎,气管、食道、颈动脉全被斩断了。侦查员还看到戴慧身旁倚着一根1.2米长的木棍。据了解这是戴家打蜡地板刷的木柄,原来是放在门背后的。
戴慧房间中的橱柜和地上都粘着一络络的长发,显然是在与凶手的争斗中被扯下来的。大家看到戴慧的床上有一副眼镜和一本翻开的书,它们是那么宁静地摆放在那里,和现场胡乱的翻动简直格格不入。所有没上锁的橱柜抽屉都被打开了,书信和衣物被甩了一地。墙壁以及门板和天花板上到处喷溅着血迹。天花板上还有一道明显的划痕,侦查员猜想这道划痕可能是戴慧用木棍与凶手搏斗时碰到的。
凶手还进入过书房,那只书房里的茶几上有一只被溅到血而且被打开的钱包,但钱包是空的……
客厅里有一张餐桌,两端各放着一只杯子,其中积了灰尘的茶杯里倒了大半杯白开水,好像是给“客人”喝的,不过,这杯水没动过,因为上面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现场的勘查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而作为指挥员,吴延安必须要拿出侦查思路和方向。
随着走访和调查,戴厚英是谁的疑问早已解开,侦查员们已越来越“认识”她了:在文学界,戴厚英是个蜚声海内外的知名作家,她的代表作《人啊,人》、《诗人之死》拥有无数读者,她又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桃李满天下。案发后,国内外众多新闻媒体都将戴厚英之死作了醒目标题进行报道,社会反响特别强烈,影响深远。
诗人之死
就任“803”总队长以来,吴延安第一次感觉到了沉重的压力和担子,也是面临从业以来最具挑战的实战考验。
兵分三路:现场的勘查几乎是一寸一寸地进行着
25日晚上9点多,时任市局副局长的易庆瑶赶到了现场,立即召集所有参战人员开了一个短会。他在会上传达了时任市委副书记王力平和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朱达人的指示,要求侦查人员在侦破过程中工作要做得更细一些,网撒得更大一些,案件不破,勘查不止,同时要紧紧咬住“两戴”的社会关系,下功夫从中摸出作案的可疑人员和线索。最后决定由刑侦总队和虹口分局立即抽调精兵强将共同组成“8.25”血案专案组,由吴延安担任专案组组长。
此时已是25日深夜11时,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有丝毫倦意,现场的气氛凝重而又专注。每个人的心里十分清楚,要破这个“无头案”的根本方向就是寻找蛛丝马迹,这是硬道理,哪有捷径可走?
通过协调,专案组决定从刑侦总队抽调出70多名侦查员,虹口分局抽调出100余名民警,组成一支近200人的专案组。于是,在汇总了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后,吴延安提出在几乎没有线索的情况下兵分三路开展工作。
第一路:把重点放在现场勘验上。
第二路:组织警力走访群众,寻找目击者。
第三路:重点了解被害人戴厚英、戴慧的社会关系和活动情况。
“蛛丝马迹”虽然只是一句成语,但它涵盖的复杂性和工作量就是一次排摸的大战役。
在第一路的现场,代表上海刑侦技术的顶级高手几乎悉数登场,刑科所所长周学之,法医专家、痕迹专家陈连康、俞援朝、王德明、阎建军、徐林生等一个不少地都赶到了现场。毕竟是“老法师”,勘查工作有条不紊:静电吸尘仪几乎是一寸一寸地向前挪动,获取每一个可疑的痕迹。闪光灯闪烁着,摄像机镜头全方位地把现场的状态真实地记录下来,每个人各司其职,唯恐疏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影响全局。
果然有发现了:在客厅椅子的竹席座垫上,有一个明显的左手血掌纹,一时难以分辨出纹线。
又有发现了,有同一个沾上血的鞋印去过客厅、书房和戴慧的卧室,这双鞋印后来被鉴定是“力度牌”的男式休闲皮鞋留下的。
忽然间,在戴厚英卧室里摆放衣服的抽屉里.虽被翻得乱七八糟,可还是发现了格格不入的一幕:一双沾有大量血迹的白色睛纶弹力袜就夹杂其中,这双袜子又臭又脏,袜口绣着一朵彩色小花伞。从袜子的大小来看,明显是一双男袜,应该是凶手作案后脱下的。
现场物品的清点也有了结果:戴慧头颈上戴的一根带挂件的镀金项链、一只景泰兰手镯、一根银色手链、一只旧的“上海牌”机械女表和一台爱华牌收放两用的“随身听”都不见了,除此以外还有以戴慧母亲茅维琳名义存人工商银行的2000元定期存单(8月28日到期)等物遭劫。同时失踪的还有戴厚英、戴慧的身份证及戴厚英一张500美元的存折、一张800元人民币的活期存折……
八九十年代风靡的“爱华”牌音响
第二路人马也带回了从对586户居民逐一的走访中的结果。令人失望的是几乎无人目击到从戴家进出的人,只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说他下午4时多时在弄堂里滑旱冰,他看见过一个身高1米70左右、上身穿红色衬衫、脸上长着有络腮胡子、头顶有点秃的男人走进了22号这幢楼。
事后证明,这个小学生提供的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与凶手完全一致。
也有同一幢楼的邻居反映说,当天下午4点的时间段曾听到戴家传出男人和女人的争吵声,还先后2次听到女人叫喊声、惨叫声以及家具倒地的乒乓声。可惜当时邻居们只以为是家庭吵架,没有上门看个究竟。
第三路警力对戴厚英和戴慧的调查也反馈了过来。现年58岁的戴厚英出生于安徽省颖上县。1979年调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执教。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在文坛上有一定的影响,被誉为江淮才女。
戴厚英与前夫有一个女儿,名叫戴醒。如今的女儿与丈夫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便留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现年32岁。
戴厚英一共有兄弟姐妹7人,她排行老二。至被害前,她在上海单身独居,交往的层次也比较高,多为文学界的一些作家朋友,但戴厚英也是个念旧的人,至今和家乡的老师、同学及故交保持着联系。
再说现年19岁的戴慧是戴厚英六弟戴厚泉的女儿。戴厚泉在任职颖上县南照镇副镇长的时候,与当时上海插队落户的女知青茅维琳自由恋爱后结婚,戴慧是二人的独生女。初中毕业后,戴慧按知青子女回沪政策的落实,将户口迁回到上海,后来考进上海商业职业技术学校,当年的7月已毕业,一直在姑妈家中等分配。在校时,戴慧学习努力,成绩优秀,为人正派,担任班干部,所以,同学和老师对戴慧的印象是不错的。
在邻居和同事的眼里,戴厚英是个小心谨慎的人,对上门拜访的陌生人从来不会轻易开门接待的,而且,她对侄女的管教也很严格。有一次戴慧和男同学通话时多了几句油嘴滑舌的调侃,戴厚英当即要戴慧挂断电话,并狠狠地训斥了她一顿,可见家教很严。
正值“秋老虎”肆虐的8月份,气温持续高达34℃以上。最早时弥漫在戴家的血腥味已腐败成了阵阵恶臭,口罩根本挡不住钻进鼻腔的腐臭,何况为了不影响勘查质量,现场是不允许开电风扇驱暑的。就这样,技术人员轮番上阵,痕迹专家徐林生在戴厚英卧室衣橱上和戴慧的眼镜镜片上提取到了几枚指纹,最有价值是一枚左手拇指指纹,它与众不同,竟然是罕见的双箕纹。
持续了8天8夜的勘查,又是在如此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勘查,这是自上海解放以来刑侦勘查史上少见的一笔。
仇杀、财杀、情杀?结果只有一个
到底是仇杀、情杀,还是财杀?
那些天围绕着戴厚英、戴慧被害案的性质究竟是哪一个,专案组各执己见,都没达成统一,也都有一定的依据。
戴厚英一生坎坷;疾恶如仇,针贬时弊,笔锋犀利。因为写文章触犯了某个人的利益关系而遭到仇杀不是没有可能。
坚持情仇的认为戴慧正值青春萌动的年岁,会不会有着连父母都不知道的三角恋情而遭到灭顶之灾?
至于财杀的依据更加充分。在戴家发现存折等物被劫就是证据。但令人疑惑的是凶手劫走的这点钱财实在不算多,为了这点东西大开杀戒未免太不值得了吧?
究竟是哪种动机,通过近200位警察的排摸指日可待。而在缜密的调查中,凶手作案的时间已被梳理得清清楚楚,确定是在8月25日下午3时30分至4时15分之间。
当日下午3时30分,戴慧的母亲和女儿通过电话,说晚上不来吃晚饭了,这说明凶案还没发生。
3时45分至4时的短短15分钟里,有邻居听到戴家传出2次女性的叫喊以及男女的争吵声,说明凶案正在发生中。
从与食品一起滾落在地的超市购物收据可以看到显示结帐的时间为3时30分。专案组还模拟了戴厚英从超市回家的走路时间,估计到家应该在3时45分左右。
再有,小学生反映大约在4时10分左右看到一个穿红衬衫、中等个头、头顶微秃又长着络腮胡的男子走出戴厚英家那幢门栋。所以,这名嫌疑人若真是凶手,作案的结束时间应该是4时15分左右。
专案组经过几天的勘查,也确定了此次特大凶杀抢劫案是单独作案的。理由确凿而简单:现场除了2名被害人和戴厚泉夫妇、吴教授进过房间的鞋印外,其余的都是同一男性留下的血鞋印。
那么,又如何解释客厅桌上那杯倒满开水的杯子和门锁完好无损呢?专案组认为凶手是敲门后正常入室的,很可能是戴家认识的人。戴慧出于礼貌倒水待客很正常,双方似乎有一个闲聊的过程。
戴慧的尸检报告显示死前颈部曾遭受过明显的外力作用,伴有明显的窒息。由此可以判断,凶手进入屋内后,开始假作斯文,连戴慧倒给他的开水都没喝一口,自然杯子也没碰一下。这就是为什么茶杯上没留下指纹的原因。
可以这样设想:在案发前有过短暂的平静,或许这段时间里凶手的思想正在激烈地斗争,但邪念终究占了上风,凶手很快便凶相毕露,对戴慧起了歹意,用暴力将她掐昏,正在翻箱倒柜劫取财物时,恰巧戴厚英从超市购物回家了。凶手听见开门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到厨房拿起菜刀向戴厚英一阵猛砍,随后逃离了现场……
那么,凶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专案组成员分析后认为凶手门未撬,锁未损,敲门入室,应该与戴厚英、戴慧认识。戴慧以礼相待倒水给他喝,而且双方还聊过片刻,说明至少是戴慧认识的人。不过,倒白开水而不泡茶,连茶杯盖的灰尘都没洗去,恰又说明了戴慧倒水纯粹出于礼节.他们的关系不密切。在走访中,认识戴厚英的人都了解她平素绝不会轻易在家接待客人的,更不允许戴慧在家招待陌生人。这就说明戴慧是不可能随便开门接待客人的。
但是,从作案现场凶手点点滴滴的表现来看,这是个身强力壮、头脑简单,社会层次不高的年轻人。之所以这么分析是有根据的——作案现场一片狼藉,凶手的意图很明显,他在寻找值钱的东西。可是,他又不懂什么是值钱货,连戴厚英手腕上戴的一串佛珠,戴慧的旧机械手表和景泰兰手镯、一根镀黄的项链等他都劫走了。
侦查员还看出凶手的作案手段并不老练:戴厚英卧室里有一只写字台,中间的抽屉是锁着的。凶手试图撬开它,却撬了几次不能成功,如果是个惯偷,撬个锁岂非雕虫小技?看起来此人没有犯罪前科。
还有,从戴厚英堆放衣服的抽屉里发现一双带血的、又臭又脏的棉纶袜,这绝不是爱干净的城里人会穿的,中老年也不大会穿绣小花伞的袜子,由此推断凶手的年龄是个在18岁至28岁之间的外地人。
另外,从现场获取的鞋印来看,凶手穿的是“力度”牌休闲皮鞋,这种鞋价格低,档次不高。从鞋印的尺码判断,凶手的身高在1.70米左右,他能连杀二人,说明体格很强壮。
经过日夜细致的分析,专案组的全体成员达成了共识:“8.25”案件的性质为:以谋财为主的特大上门抢劫杀人案。
思想统一,主线清晰,侦查措施便集中到查清和戴厚英、戴慧都认识的社会关系上,从中发现可疑人。
掘地三尺,也要把真凶给挖出来!
浩瀚的人海之中,何处去挖出杀害“二戴”的“熟人”呢?可这时不是强调困难的时候,没有时间再患得患失了,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真凶给挖出来。这是专案组上下一致的决心。
戴厚英是个知名作家,在她家里,仅各种信件就有近千封,足足装满一麻袋。此外,她还有记日记的习惯。戴厚英的书信和日记能告诉公安人员些什么呢?能否从中找出凶手的线索呢?
8月26日,也就是戴厚英遇害的第2天专案组把这个噩耗告诉了远在美国的女儿戴醒。8月28日,戴醒和丈夫双双飞抵上海,哀悼、处理母亲的后事。
当戴醒看见母亲的惨状,她悲痛欲绝,几度昏厥过去。受专案组的委托,与戴醒夫妇沟通的整个过程始终由虹口分局副局长宋孝慈陪着,他感受到失去母亲的戴醒那分撕裂的伤痛。这也更加坚定了专案组必须尽早破案,让死者瞑目的决心。
戴醒回国后,只有她可以全权处理母亲的遗物和书信。而专案组又迫切希望从书信中寻找到有用的线索。可当宋孝慈提出希望戴醒配合侦查工作时,戴醒问了句:“我怎样配合你们的工作?”
宋孝慈说出了专案组的愿望,希望从戴厚英的日记中找到破案线索。戴醒一口回绝:不行!因为日记涉及到母亲生前的隐私,做女儿的没有权利把母亲私密的内容公布给外人阅览。
戴醒当然有顾虑的理由。可是冥冥之中专案组觉得杀人凶手就藏在戴厚英的日记里面。为了让戴醒确信警方的诚意,宋孝慈向戴醒保证,整个查阅日记的过程只请专案组的施政委一个人从破案角度看日记,绝不外传。
戴醒终于点头同意了。2天后,她慎重地把2本黑漆皮24开硬面抄日记本交给了专案组。
警方能从这些文字中找到关键的信息吗?
9月13日中午时分,施敏鹤政委在办公室里吃午饭。饭菜是什么滋味他并不在意,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戴厚英日记里那一个又一个字中,他要从这些字句中搜索有用的线索。施政委是忠于委托的,自从戴醒把母亲的日记本交给专案组后,他就沉浸其中,他只有一个愿望:不可疏漏任何一个细节,一条线索。
蓦然间,他的眼睛定格在1996年4月某一天的记录上:“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李文杰,今天托他的孙子带信给我,要我在上海为他孙子找一份饭店的厨师工作。天哪,我一生中都没有进过几次饭店,更不用说在饭店替他找工作。在外地人的眼里,我这个当教授的好像有多大本事,很了不起的样子。其实,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但是,既然是老师托我,我总得替他想想办法……”
施政委一个激凌:厨师、菜刀、杀人。他揉了揉眼睛,心想日记中可没有厨师、菜刀和杀人啊,脑子里怎么就跳出这3个词汇了呢?可是,侦查员特有的逻辑思维让他在脑海里不断地具体化了一个现场和一个凶手。当厨师?能当厨师的人自然擅长用菜刀,而这个人是否与案子有联系呢?
施政委立刻放下饭碗,一个劲地催着自己,快,快查到这封信的原件!很快,他查到了4月中旬李文杰托孙子带给戴厚英的信。信中写道:“戴老师:今有我的孙子前来上海,想寻找一份厨师工作,希望你能帮忙。我的身体很好,你好吗?有机会来界首作客,碰面再谈。李文杰1996年4月”。
这封信和日记里记录的内容完全挂上号了。更令专案组振奋的是信的背面写道:呼玛一村206号202室 。那是李文杰留给戴厚英孙子的住址。
20天来,侦查员们天天“泡”在现场,有的病倒了却还在坚持,有的扑在现场却忘记了家里还有生病的老人、孩子需要操心,更有的在动拆迁的关键时刻需要家庭成员签字,而顶梁柱却到不了现场……戴厚英被杀案不破,就如同一根深深扎在心里的刺,不把它拔出来,不甘心啊。
陶锋!当这个名字出现在专案组眼前时,大家互对视了一眼,尽管嘴上没说,但都清楚辛苦有了回报,有眉目了。多年的侦查经验和判断力让他们明白心里扎着的那根刺是到了拔出的时候了。
期待中的冲锋号再次吹响了。
刻不容缓!当天下午在宋孝慈的指挥下,专案组几名侦查员火速赶往呼玛一村,然而,他们扑了空,陶锋在8月底已回了安徽老家。
曾和陶锋同居一室的老乡告诉侦查员,他记得8月25日下午陶锋出去时空身一人,傍晚回来却是腰间挎了个“随身听”。他还发现原本拮据的陶锋出手也跟着阔绰起来,不仅还清了以前欠同乡的债,还当场掏出70元买下了他原打算回安徽的火车票。
同乡心里有不少疑惑,陶锋4月份来到上海后一直找不到固定的工作,打零工的钱又不够他开销,所以四处借钱,还说要弄到1.5万元偷渡到台湾去干一番事业。到处借债的人怎么一下子有钱了呢?
同乡还详细地描述了陶锋的体貌特征:头顶微秃,络腮胡子,体格健壮。25日出去时上身穿件红色衬衫……
这番描述和12岁的小学生如出一辙,完全符合凶手的特征,具备作案的动机,又熟悉戴厚英家,陶锋有着重大作案的嫌疑!
陶锋就在几天前还打过电话给同乡。说到近况时,他很得意地说自己在界首市的一家酒店里当上了厨师长。为了便于联系,还留下了电话号码。
在侦查员看来,陶锋是做贼心虚,他打电话给同乡应该是来打探消息的,想知道警察有没有什么动静?他留下的那个电话号码经过调查是界首市邮电局的公用电话。
半夜,总队长吴延安和副总队长孔宪明、王军以及宋孝慈等共同决定:事不宜迟,派出精兵强将赶赴界首市抓捕陶锋!
至此,抓捕陶锋的大网拉开了。
14日早上8时,侦查员们驱车直奔安徽,到了界首市已是深夜12点了。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们将上海牌照的警车直接开进界首市公安局的大院。
15日中午11点半左右,昌盛酒店的迎宾小姐迎进了4位客人,他们没有坐在位子上点菜,而是直接走进了厨房,说是要关照厨师烧一些合乎口味的菜。
不说也知道,这几人正是上海和界首的公安干警。在商量对策时,他们考虑到厨房里多的是切菜刀,如果来硬的,陶锋若挥刀乱砍有可能伤及无辜。对于这样的亡命之徒智取为上策。
4人一眼就看到了秃发、络腮胡子、身高1.70米的正挥动着锅铲在炒大锅菜的陶锋。4人不说话,一左一右,渐渐地逼近了陶锋,突然间出手发力,挟住了毫无戒备的陶锋的双臂。
“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为什么抓你,你知道吗?”侦查员杨璐怒问。
“我知道,我知道。戴老师是我杀的。”陶锋惊恐地回答。
凶手陶峰落网
在搜查陶锋的宿舍时,侦查员找到了“爱华”随身听,景泰兰手镯、镀金项链和一只旧的“上海牌”机械女表……还当场从他的牛仔裤后插袋里搜出“茅维琳”的定期存单。
侦查员在戴家勘察
侦破实物
就在这时,陶锋的爷爷李文杰不知从哪儿获知孙子被抓的消息,他三步并作两步赶过来,看到孙子,还没开口说话,只听见“咚”的一声,陶锋双膝跪地,对着爷爷磕了2个响头:“爷爷,孙子对不起您,是我把戴老师给杀了。”
老人拼命地摇着头,他扬起右手狠狠地抽了陶锋一个嘴巴,“唉,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其实,李文杰早有预感,他平时喜欢收听新闻广播,获知了戴厚英被杀害的消息后就担心这事和孙子有关联,还追问过陶锋,“戴老师的死,与你有没有关系?你可不能干这种丧天害理的事啊。”陶锋当时就拍着胸脯对老人说:“爷爷,戴老师的死肯定与我没有关系。”
李文杰想不到自己的孙子已变成了一个禽兽不如的杀人恶魔,卑鄙小人的“保证”一文不值啊。
戴厚英最后的遗言:“你会后悔的”
9月15日下午,戴醒夫妇要回美国了,他们将乘坐下午3时飞往芝加哥的国际航班。此刻,夫妇俩坐在候机厅里,脸上布满了忧伤,心中写满了失望。他们全然不知上海警方为侦破母亲被杀的大案没有懈怠过一分一秒,如今,凶手已然归案,正在押回上海的途中。
决不能让戴醒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中国,必须让他们在登机前知道凶手落网的消息,安抚受伤的心灵。在离飞机起飞前1小时,戴醒终于收到了凶手落网的消息。电话那端,戴醒流泪了,百感交集的泪水中有她对上海警方锲而不舍的努力的感佩和感动。
在审讯室里陶锋的交代还原了“8·25”凶杀劫财案的现场——
陶锋自4月份来沪后第一次去戴厚英家是带着爷爷的便条去的。给孙子写便条时爷爷还特地关照他说戴厚英是做老师的,不是有钱人,千万不可向她要钱。以后,为托戴老师帮忙找工作,陶锋几次到过戴厚英家,也认识了戴慧。8月25日上午,他打电话说来见戴老师,接电话的戴慧说姑妈刚从安徽老家回上海,他便约了下午过来见戴老师。下午2时半左右,陶锋独自去了戴家,他这次的目的是想借1.5万元,然后偷渡到台湾去。
那时,戴厚英去超市了,在等她回来的时候,戴慧出于礼貌给他倒了杯水,然后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闲聊了几句后便不理睬陶锋了。他无聊地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想到自己找工作那么难,而戴慧从学校刚毕业就在一家商场实习,心里着实不平衡。下午3点半,戴慧的母亲打来电话,乘她去房间接电话,陶锋也悄悄地跟了进去。戴慧刚挂断电话,陶锋便扑上去抓住她。戴慧连连喊道:“你想干什么?干什么?”陶锋一不做二不休,死死地卡住她的脖子,直到她昏死过去。
陶锋正在翻找财物,听见门外响起插钥匙开门的声音。陶锋一惊,知道戴老师回来了。他随手在茶几上抄起个花露水瓶子,随后躲在大门背后,戴厚英刚进门,他就用力用瓶子向她头上砸去,还拼命扼住了她的脖子。
戴厚英的眼睛里喷着火,大声道:“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会受到法律制裁的!”陶锋这时的脑子里只想一个想法,不能留下活口,否则自己就死定了。于是,他到厨房拿起菜刀,向戴厚英头上、身上一阵乱砍。戴厚英临死前,盯着陶锋说了一句:“你会后悔的!”
这时,陶锋又听见戴慧的房间里有声响。一定是戴慧醒过来了,不能留下这个活口。陶锋再一次冲进屋,挥刀向戴慧砍去……
一个没有灵魂的歹徒就为了一点不多的钱财不惜杀害了2条鲜活的生命。花季少女戴慧才19岁,而在文学上颇有造诣的女作家戴厚英就被一个愚昧的小人杀害,这是中国文坛的悲哀和遗憾。
历时21天,戴厚英杀人抢劫案以陶锋的落网被划上了句号。但戴厚英临终前怒斥凶手的“你会后悔的”始终萦绕在专案组成员的耳畔,发人深省。戴厚英的遗言分量十足。谁敢冒天下之韪,那就绝逃不脱法网恢恢。
后记
1996年9月3日下午,上海各界人士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为著名女作家戴厚英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厚英生前的同事、友人、学生、读者、亲属总计800多人参加了悼念仪式。文坛泰斗巴金也托人送来了花圈,寄托哀思。
戴醒为母亲做了最后的安排,戴厚英自幼热爱家乡的淮河,她将母亲的骨灰一半撒进故乡的淮河水中,一半葬入家族的墓地。
家乡为戴厚英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