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与傅聪》创作手记

_{傅雷夫妇年轻时}

《萌芽》约我写《傅雷与傅聪》

我的报告文学创作的转捩点是从写傅雷与傅聪开始的。

喜欢音乐的我，很早就注意到傅聪其人。但是，他曾有过“叛国分子”的可怕名声。

1979年4月，傅聪从英国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上海，出席父亲傅雷的追悼会。这时，傅雷的冤案已经平反，可是笼罩在傅聪头上的“叛国者”阴影并未散去。关于傅聪的报导，在当时是严加控制的。就连傅聪的报道不能超过多少字，必须安排在第几版，都有严格的规定。我当时从《中国青年报》的一份内参上，看到详细的傅聪的动向报导，傅聪又爱国、又“叛国”的曲折经历，引起我的注意。

我对傅聪有了些了解之后，我发觉他和他父亲傅雷都有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尽管当时无法发表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还是以他为模特儿写成一万五千字的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发表在《福建文学》杂志上。

《傅雷家书》由傅雷次子傅敏整理。最初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因为傅雷是在上海出生并在上海工作的，而且傅敏有一位老同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愿意为此书的出版牵线搭桥。意想不到，这么一本好书，竟遭上海人民出版社退稿！那是因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当时的领导人总以为傅雷曾是“右派分子”，傅聪是“叛国分子”，出版这么一本由“右派分子”写给“叛国分子”的家书集，不妥……

北京的三联出版社总编辑范用得知，马上“抢”走了书稿。《傅雷家书》由三联书店出版之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印了一版又一版。这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才后悔莫及！

由于《傅雷家书》的大量印行，1983年8月，当时任上海《萌芽》杂志编辑的作家赵丽宏，约我写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一口答应下来。

然而，当时傅聪远在英国伦敦，无法直接采访。我只得在上海着手采访。我访问了傅雷诸多亲友。内中特别采访了傅雷的老保姆周菊娣，因为傅雷夫妇晚年和周菊娣生活在一起。

我到上海江苏路傅雷故居采访的时候，意外地遭到“白眼”：傅雷的房子是租的。傅雷夫妇死后，房子已经住进另一家人家。我进去采访的时候，一提到傅雷，住户马上不悦，不让我进去参观。我好说歹说，才给我进去，匆匆看了一下，却不许我拍照。

后来我才明白，傅雷夫妇当年自杀于屋里。后来搬进的这家，最初并不知道此事。当他们知道之后，心中感到害怕，再也不许别人提及此事。正因为这样，当我前去采访、拍照，理所当然，他们不予欢迎。

1983年9月14日，我应中央电视台之邀，飞往北京，担任电视系列片《小灵通》编剧。我借此机会，在北京进行采访。

在北京，我得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2年2月19日对傅聪问题作了明确的批示：

“应该欢迎这种特殊情况下出走者‘归队’。”

“要较充分地体现国家对这样一个艺术家的慈母心肠。”

胡耀邦的批示，更加坚定了我写好傅聪的信心。

在北京崇文门宾馆，我写出了报告文学《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最初是以傅聪第一人称写的，我以为这样读来有一种亲切感。正巧赵丽宏也出差北京，他看了之后，认为写得很好，唯一的缺点是以傅聪第一人称来写，不妥。我同意赵丽宏的意见。他说，改一下人称，属“技术性修改”，可以由他带回上海改一下，马上发稿。

《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迅速排出清样，本来已经安排在第十二期《萌芽》杂志头条地位。已经箭在弦上。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变故：那支在弦上的箭，没有射出去！

原来，形势陡然发生变化：“清理精神污染”开始了！

本来，这篇报告文学与“清理精神污染”无关，但是在《萌芽》主编、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哈华脑子中，傅雷那“右派分子”、傅聪那“叛国分子”的影子并未去除。满头飞霜的哈华是个大好人，但是那一次次政治运动把他整怕了。他担心这篇报告文学会出什么麻烦。他对我说：“叶永烈，你为什么不写点别的，偏偏写傅雷、傅聪？”

哈华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应该送审！

赵丽宏得知，坚决反对。他说，这篇报告文学为什么要送审？根据什么文件规定要送审？

我强调胡耀邦对傅聪问题作了批示，哈华说，他没有看到过！

毕竟主编说话算数。《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清样被送往有关部门审查。

《萌芽》杂志是在每月15日付印。13日、14日，《萌芽》杂志接连打电话向审查部门请示，都说“没有时间看”。

《萌芽》无法，只得临时抽下《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赵丽宏非常焦急，因为这篇报告文学是他主动约我写的，而且他认为写得很好，没有任何理由不予发表。

在无奈之中，他把《萌芽》的清样转给了江西《百花洲》编辑洪宜宾。

于是，重演了《傅雷家书》被上海退稿、成为北京三联书店畅销书的一幕。

《百花洲》当即决定发表，并排在头条地位。直至这时，赵丽宏才把有关情况告知我。

那一期《百花洲》尚未运到上海，上海《文学报》倒是先发表了关于《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消息！

紧接着，上海发行量甚众的《报刊文摘》刊登《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摘要！

许多报纸也摘载了《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接着，《报告文学选刊》全文转载了《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人们笑话《萌芽》编辑部是“买了炮仗给人家去放”！

我还航寄《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给傅聪和傅敏，也寄赠了傅雷诸多亲友，他们亦均表示非常高兴。

从此，我与《百花洲》有了密切的联系，在《百花洲》发表了诸多报告文学。

查清傅雷夫妇死因

在采写《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过程中，我采访了诸多傅雷亲友。我继续进行采访，着手写关于傅雷的报告文学。

我完成了这篇报告文学，题为《傅雷之死》，交给人民日报主办的杂志《报告文学》。

然而，我紧急通知《报告文学》编辑部，《傅雷之死》暂缓发表！

为什么我要求暂缓发表呢？因为我对《傅雷之死》作重大修改。

我庆幸在《傅雷之死》发表之前，发现了我的重大差错！

傅雷的保姆叫周菊娣，是浙江镇海人。从二十九岁起，周菊娣就来到傅家工作，尽管她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戚，然而十一年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

我采访了她。

她回忆说：“傅先生是好人。有几次，我生病了，傅先生把医药费放在我的面前，一定要我上医院看病。我不去，他就发脾气。我看病回来，他才放心了。我的女儿住在浦东。有时我去看女儿，如果晚上八点还没回来，傅先生就坐立不安，生怕我路上出什么事情。有几次我把饭煮烂了，觉得真过意不去，赶紧向傅先生打招呼，他并没有生我的气，高高兴兴吃烂饭。还有一次，我失手把一盆大排骨翻在地上。我赶紧向傅先生道歉，他反而笑笑，幽默地说成了‘拖地板排骨’啦，没有责怪我……”

她说起了傅雷的为人：“傅先生正正派派，整天埋头于书房写作。来了客人，占了时间，他当天晚上就多工作一会儿，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有时候，我到书房里擦玻璃窗，他连头也不抬，一句话也不说，只顾自己工作。他的脾气非常直爽，见到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开销’。他心地好。傅太太性格温和，为人善良。我在傅家工作那么多年，从未见过傅太太发过脾气，她整天笑嘻嘻的……”

_{傅雷在书房}

在傅雷夫妇晚年，长子傅聪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唯一与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

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自杀，是保姆周菊娣；

去派出所报案的，也是保姆周菊娣。

正因为这样，我以为根据周菊娣的回忆写成的傅雷夫妇之死，当然是准确的。

周菊娣告诉我，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

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告诉我。

我把傅雷夫妇喝敌敌畏自杀，写进了报告文学《傅雷之死》……

我差一点掉进错误的泥潭！

幸亏在发表前，为了更加准确起见，我以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

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更正了种种误传——我明白，就连傅雷之子傅聪、傅敏，就连当时唯一和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所说的情况，都与档案不符！

验尸报告指出，傅雷颈部有马蹄沟。报告还附有傅雷夫妇所用自缢的床单的照片，这些档案确凿无疑地证明傅雷是上吊自缢……

那么重要的目击者、当事人傅雷保姆周菊娣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呢？

我再度访问了傅雷的保姆，又访问法医及当时处理现场的户籍警，终于弄清真相：

那天上午八时半，保姆迟迟不见傅雷夫妇起床。按照傅雷家的规矩，保姆是不能随便进入主人卧室的。只是由于情况异常──傅雷夫妇连续被斗四天三夜，今天这么晚没有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

一直等到九时三刻，仍不见有任何动静。

当保姆走近傅雷夫妇卧室的时候，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没有回答。

保姆又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仍然没有回答。

保姆把房门敲得很响，傅雷夫妇还是没有回答。

保姆感到情况不妙，她非常紧张地推门，门没有反锁。她见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实际上，傅雷夫人当时并没有倒在地上，是保姆神经过分紧张造成的错觉。

保姆吓坏了，不敢再看一眼，就连忙跑到派出所报案。

当户籍警左安民赶来，进入傅雷夫妇卧室，保姆一直不敢进去。

后来，当保姆终于硬着头皮进入现场时，傅雷尸体已经被左安民放在躺椅上。保姆见到傅雷身上紫色尸斑，误以为服毒身亡。保姆凭自己的推测，以为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

为了详细了解傅雷之死，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当年傅雷家的户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他的回忆，澄清了一些关于傅雷之死的误传。

以下是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

1966年9月3日上午九点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报告，就赶去了。

当时，傅雷卧室的房门关着，但是没有反锁。我使劲儿一推门，看见傅雷夫妇吊死在卧室的落地钢窗上(注：卧室外为阳台，他们住在底楼)。钢窗关着。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

我推门时劲儿太大，一股风冲进去，傅雷先生上吊的绳子就断了。他掉了下来，正好落在旁边的藤躺椅上。

我赶紧把门关上，打电话给长宁分局，治保科的经志明等来了，我们一起进入现场。我走上前，把傅雷先生扶正，躺在藤椅上。所以，后来进入现场的人，都说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其实不是那样，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

他们上吊用的绳子，是浦东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单，撕成长条，打个结。你看，死亡档案上有当时拍的照片。这土布上有蓝色方格。照片上右面那个断了的布条，就是傅雷先生的。

当时，地上铺着被子。被子上是两张倒了的方凳。我把傅雷夫人放下来，放在棉被上(注：这点与保姆周阿姨的口述不一致。据左安民说，保姆当时神情非常紧张，不敢正眼看，可能记错)。

长宁分局治保科经志明和长宁区法院有关人员，一致认为傅雷夫妇是自杀。

当时，除了把吊的布条拿回去拍了照之外，现场没有拍照。

傅雷先生死去的时候，穿的是汗衫，短裤，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尸体曾用车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法医是蒋培祖。他们根据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断定为自缢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

区法院来了十多个人。我当时跟他们一起，在傅雷家清点财产。我记得，花了两天两夜。

当时曾发电报给傅雷在北京的一个儿子（引者注：即傅敏）。他回电说，后事托他舅舅（引者注：即朱人秀）处理。

傅雷死的时候，留下遗书和好几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东西，上面写着给谁。我没有动过。后来，舅舅来了，他跟法院一起处理的。舅舅是老干部，那时候靠边了。

我听保姆说，她在那天早上，很久没见傅雷夫妇起床，就在门外边喊傅先生。里面没有答应。她这才推门，一看，吓坏了，赶紧把门关上。她当时没有走进去看。一方面她有点害怕；另一方面傅雷有规矩的，未得同意，保姆不能随便进他的卧室的。

我进去的时候，记得有一盏很暗的灯还点在那里。那时候，傅雷夫人挂在那里，这是很清楚的。是我亲手把她放下来的。

傅雷卧室的门，如果开了一点点，只能看到傅雷夫人——窗的左边。窗的右面是看不到的。

当时，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五百多户中有二百多户被抄家。

一开始，遇上抄家，我就赶去查看有没有抄家证明。著名影星祝希娟(电影《红色娘子军》女主角)也住在那地段。当一些中学的红卫兵抄她家的时候，我赶去了。一问，他们没有证明，我就不许他们抄。他们骂我是“老保”。我说，要执行“十六条”。他们说，“十六条”之外，还有第十七条哩，跟我吵。尽管当时我对运动也认识不清，但是，我们做公安工作的，总还是按照制度办事。没有抄家证明的，就是不给抄。

后来，抄家的越来越多，根本不跟派出所打招呼，社会上越来越乱，我也顾不上。

傅雷家，本来我以为不会有什么单位来抄家的，因为他不属于什么单位。上海音乐学院跟他们家没什么关系。他们的红卫兵来抄家，没跟我打招呼。所以一直到傅雷夫妇死了，我才知道。

那时候，自杀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当时，考虑到傅雷是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作家，所以特地请市检察院的法医来验尸。不是重要的案件，市里的法医是不来的。

我是在1958年开始当这一地段的户籍警，1968年7月21日离开。那时候公检法搞“清队”，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有一个本子，曾把我管的地段哪一家什么时候被抄家，什么单位来抄的，负责人是谁，都记下来。还有各单位来抄家时交给我的证明、抄家物资的收条，我都收集起来，有一大堆。很可惜，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后，这些东西都丢了。

我管那个地段十年，傅雷家我常去的。傅雷待人很客气的。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并没有看不起我这个民警。一开始，我管那个地段，他成了“右派”。我总喊他“傅先生”。第一次去，问了他家几口人之类的。慢慢的，我们熟悉了，正好遇上傅聪出走。我常常上他家，他们都很和气，和我聊天，有什么说什么。他那样悲惨地死去，很可惜的。

应当说，左安民的这些回忆，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的回忆，纠正了保姆当时在神经过分紧张情况下所造成的错觉。

又据保姆回忆，1966年9月3日下午四点多，一辆收尸车驶入上海江苏路，停在一幢贴满大字报的花园洋房──傅雷家前。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傅雷夫妇穿着睡衣、光着脚，被抬上了车，说是送往万国殡仪馆。

保姆把傅雷夫妇前几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钱买了两双黑色的软底鞋，于翌日赶往殡仪馆，给傅雷夫妇穿上……

其实，傅雷夫妇的遗体并没有直接送往万国殡仪馆，而是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

据上海公安部门告诉我，傅雷因属著名人物，所以在他自杀身亡后，曾送上海市公安局尸检——这事，当时连他的保姆都不知道，只说尸体送火葬场，而实际上是送往公安局法医处……

查阅档案，使我的作品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误。

起初，傅雷的亲属不相信傅雷自缢——因为他们一直是听保姆说是服毒而死。经我说明了档案所载的事实，出示死亡档案复印件，他们信服了。

根据档案以及户籍警的回忆，我在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中第一次披露了傅雷自杀的真实情况：

经过多方查询，1985年7月，我终于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份案卷。

牛皮纸的封面，写着：

案别：上吊自杀

姓名：傅雷  朱梅馥

受理日期：1966年9月3日。

结案日期：1966年9月12日。

承办单位：XX分局XX科。

这是一份触目惊心的死亡档案。其中有案情报告、验尸报告、周菊娣陈述笔录、傅雷和朱梅馥遗书、上吊绳索照片以及查封物品清单等等。

案情报告一开头，就非常清楚地写明了死者的身份：

傅雷  男  五八岁，上海南汇人，作家。

朱梅馥(傅雷之妻)  女  五三岁，上海南汇人，家务。

发现(非病死亡)1966年9月3日。

报告  1966年9月3日。

验尸  1966年9月3日。

这是关于傅雷夫妇之死的最准确、最详尽的历史档案。我逐页细细阅读着，我的视线被夺眶而出的泪水所模糊。我仿佛听见屈死的亡灵的愤怒呼号，仿佛又回到中国历史上那灾祸深重的年月。

傅雷夫妇有两个儿子。当时，长子傅聪客居英国伦敦，次子傅敏在北京工作。在傅雷夫妇身边，唯有保姆周菊娣。周阿姨是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人。案卷中的《周菊娣陈述笔录》，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件。现全文抄录于下：

陈述人姓名  周菊娣

性别  女

年龄  四十五

籍贯  镇海

职业  佣工

文化程度  小学二年

陈述时间  1966年9月3日上午

问：你怎么发现他们自杀的？

答：平时我每天早晨起来后，买菜，打扫书房，洗洗东西。他们夫妇俩一般在八点多起来，我再进宿舍(指卧室——引者注)打扫。今天上午到八点半未听见他们夫妇俩起身的声音 。

我到上午九点三刻左右仍未听到他们起身动静，我就静静(系“轻轻”之误——引者注)开开他们房门一看，床上无人，我将房门再开开一点一看，朱梅馥睡在地上。我立即到XX路XX小组支玉奇处报告，由支玉奇打电话报告派出(所)。

问：昨晚他们夫妇俩晚饭吃了没有？讲些什么？

答：他们夫妇俩均吃过晚饭。在八点左右我事情做好后到书房内去，他们夫妇俩均在。傅在写东西，朱在房间内。我也在房内坐下，三人一起。约九点不到，朱梅馥叫我早点去休息。

在吃晚饭时，朱梅馥说，明天小菜少买一点。

问：他们(家)有哪些单位来搜(指抄家——引者注)？什么时后(候)来的？

答：在8月30日下午，有区房管局来搜，到七点半左右离开，到楼上宋家去。

在当晚十一点多，由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来搜，一直搜到9月2日中午一点不到才离开，他们夫妇俩这几天均没有睡过。

问：平时你听到他们讲过什么话？

答：在上星期二(即8月23日——引者注)里弄突击读报回来后，他们夫妇俩整理一些旧画、小古东(董)。在星期三(即8月31日——引者注)晚，傅雷在书房内讲：“音乐学院可能要来扎(砸)，要扎(砸)让他们扎(砸)，最多大不了两条命！”其他什么话我未听到。

问：最近家中有什么人来过？

答：有一医生XXX，工商联XX。8月28日，朱的姑母来。其他人没有。

依靠档案查清傅雷夫妇之死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训，从此我更注意依靠档案，发挥档案的作用。

我在1986年第二期《报告文学》杂志发表的《傅雷之死》，被许多报刊所转载，并选入《历史在这里沉思》等书。就连远在纽约的我的表妹，也见到当地华文报纸连载，只是改了标题——《傅聪之父傅雷之死》，因为在海外傅聪的知名度超过了他的父亲傅雷。日本译成日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