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到上海

1933年2月16日，下午。“不列颠皇后”号自香港北上驶近上海，停泊在吴淞口外。因为船太大，在黄浦江码头无法靠岸，只能从市区派小火轮来接驳乘客上岸。船上的旅游团一众游客，已一批批地被接走，同是旅游团一员的萧伯纳夫妇，却依然滞留在船上，没有一点要下船的动静。

77岁的萧老头儿，也许不愿受上船下船的折腾；也或许，他对游览上海原本就兴味索然——后来下船后他回答记者的询问，就直截了当地表白说：“上海也像香港一样，讨人厌的——是gangs（狐群狗党）所造成的都会。”他丝毫不给上海面子，只因为他觉得上海太西方化了。他向往在中国游览有中国风味的景点，离开英国前他就已说过，到了中国，他要和夫人“搭飞机去游万里长城”。

再也许，他也怕像看猴子戏似地被人围观，成为小市民们的观赏物。

所以，他无心登岸。

但他不知道，因为他的到来，黄浦江畔如地动山摇一般，早已一派沸反盈天。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机关，是沸腾的中心。一个月前，民权保障同盟刚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这时从香港发来电报，说萧伯纳要在上海与宋庆龄见一面，使同盟的同人们顿时振奋异常。与宋庆龄一样，萧也是世界反帝大联盟名誉主席。他的到来，使同盟增加了一个超级政治伙伴，也得到一个登台亮相、声名远播的机会，自然要倾巢而出、使尽气力来款待这远来的贵客。

最兴奋雀跃的还数戏剧家们。这个国际戏剧大师的光临，自然是戏剧界的盛大节日。戏剧家洪深一下午就去轮船公司打听了四次，询问小火轮何时开出、几时回来，碰了一鼻子灰还死不罢休。这天的《申报》上，电影界戏剧界还登出广告，声言明日将由他们举行欢迎会，欢迎“伟大的萧伯纳先生”，请“这位愈老精神愈壮的大文豪”演讲。且一厢情愿地敲实了时间、地点：17日下午七时，在八仙桥青年会。

国际笔会，这个世界性作家组织的中国分会就设在上海，麾下一班文坛名宿不容分说地认定：萧伯纳就是我们的人，他来上海是我们的荣耀。因为1921年国际笔会在伦敦成立时，萧就是它的顶梁人物，一个锅里吃饭的人，还有比这更亲密的吗？一向走“幽默”路线的作家林语堂，为这位幽默大师的来临更是兴奋异常，当天已经挥笔不停，大谈萧伯纳的人生路、萧伯纳的宗教观，还想一篇一篇地接着写下去。

报刊上也密集地响起一派激进者的声音，他们为“社会主义者”萧伯纳的到来而热血汹涌，希望萧伯纳“再一次扭住帝国主义的大鼻”，轰起“劳苦大众反帝的高潮”，希望他以“和平老翁”的身份，能遏止日本的军事行动。为他的到来，一些人也正在书写标语、横幅准备欢迎他——“欢迎革命艺术家萧伯纳！”“欢迎和平之神萧伯纳！”“欢迎同情中国土地完整的萧！”“欢迎同情中国独立解放的萧！”“欢迎反帝国主义的萧！”······

有热也必有冷。在热浪翻涌的另一端，一些人在翻着白眼，瞪着怒目，甚或摆出了一副决斗的架势。因为这个可恶的爱尔兰老头，竟然为红色苏俄唱赞歌，竟然满世界地发宣言、反对日本皇军的“九一八”行动，竟然怂恿、鼓动青年“做赤色革命家”，他来上海，不是又要兴风作浪、拆一滩死人烂污吗？

外面山呼海啸，船上的萧伯纳却一无所知。他不知道，在许多人拿的镜子里，他的形状、面目已经严重地变形走样，恐怕他自己都不认得是谁了。他也不知道，他是许多人心中的救世英雄，万千重任已压在他肩上；他也是一些人眼里的混世魔王，无数恶名正等着他领受。

77岁的老人看到这一切，一定会感到眼前晕眩、内心发笑吧！

但萧伯纳就是萧伯纳，他只想做他自己，而不是谁要求做的人。

傍晚，宋庆龄等几人上船来接他去市里，他又推辞不受：“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们，现在已经见到你们了，干吗还要上岸？”

但经不住孙夫人的一番劝说，终究答应第二天“登岸一行”。“你的口才真好！”这位大演说家笑着对宋庆龄说。

翌日——2月17日，清晨5时许，宋庆龄和杨杏佛等乘着“镜涵”号小汽轮驶往吴淞口，去迎接萧伯纳。6时三刻，他们登上“皇后”号，与萧伯纳一起用过早餐，就一起返回市区。小汽轮开得慢，近两个小时的水上漂泊，倒也成就了宾主间的一席深谈。

_{1937年2月17日，宋庆龄（左）与萧伯纳在莫利哀路寓所（今香山路孙中山故居）合影}

萧伯纳不是象牙塔中人，他的主业——戏剧创作，就几乎都着力于“揭下绅士的假面”、“揭穿社会的内幕”，将大人先生圣贤豪杰“都剥掉了衣装，赤裸裸的搬上舞台”。笔触锋芒所指，几乎从不移离英国的社会时弊。这会在“皇后”轮早餐室里开始的交谈，自然就从中国的时局入港。因为风雨飘摇中的中国时局，使客主双方都忧心忡忡。日本挑起的“一·二八事变”刚过去一年，在上海，空气之中似乎还残留着战争的火药味。

萧直入正题，关切地问宋庆龄，日本要侵略你们，你们中国有哪些准备呀？差不多没有——宋庆龄回答道。随即又气愤地说，北方的军队仅有一些陈旧的军械和军火，而最好的军队、最好的军械军火，都被南京政府拿来去打工农红军，却不用来抵抗日本军队。

这是为什么呀？萧伯纳有些吃惊，也使他深为不解：南京政府，就不能与红军组成联合阵线，一起来抵抗日军吗？宋庆龄回答说，红军倒是有这样想法的，他们的中央苏维埃政府就曾发表宣言，说只要南京政府停止“围剿”，他们愿与政府军结成同盟，一起抵抗日本侵略······话未说完，萧老头就兴奋地接茬说，这好啊！这不是一个很公平的提议吗？“你说很公平，南京政府可不接受这个提议。”宋庆龄说，他们还在继续向红色苏区发动进攻呢。

萧伯纳耸耸肩膀，一脸地失望。他越听越感到迷糊。而唯一清楚的是，他对苏维埃红军已越来越有好感，因此兴趣甚浓地又一个劲儿打听，苏维埃政府在什么地方，它的区域有多大面积，又是如何生存的，等等。像记者采访新闻似地问个不休。

日本对中国威胁的警报，一直都还没有解除，谈话就总离不开战争的话题。如何对待战争呢？同样反战的萧与宋，话一吐口，就显出了明显的观点差异。用战争来制止战争断不能解决问题——萧伯纳说，要制止战争，各国只有真下生存于和平的决心才行。听着他这番貌似理直气壮的话，孙夫人一定偷偷地感到好笑。善良的愿望，怎么能对抗残酷的现实？对侵略成性的战争恶魔，它会听你的“和平”说教吗？但她没有反驳他，只是软软地说出她的“硬道理”：真能消灭战争的唯一方法，唯有消灭造成战争的制度——资本制度。

“社会主义者”萧伯纳，一下又回到了资本主义的原地，吃惊地问宋庆龄：“但是我们不都是资本家吗？我自认有好几分是……难道你不是吗？”

“不！”宋庆龄回答说：“完全不是。”

萧老头一直自诩是姓“社”阵营的一员，但此“社”却不同于那“社”。他信奉的费边社的社会主义，主张用和平手段而非暴力革命、缓慢渐进而非激进地进入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走的不是同一条道。

话题就转到了列宁创建、领导的苏俄。这是1931年他访问过的世界第一个姓“社”的国家。那年访问时，他见过斯大林、高尔基和列宁夫人，在苏联，还度过了他的75岁生日。虽然他不赞同“暴力”、“激进”，但看过苏联取得的建设成就，对这个由暴力革命战火催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骤生敬意，回国后到处演讲、游说，为苏联唱赞歌，惹得英国政府立即发出了黄牌警告。这时船头晨谈，一说起苏联，他又像站在演说台上那样滔滔不绝——谈他在莫斯科独自闯进警察所“亲见的一幕”，谈他的西方同行者在苏联专找“坏处”、“忧患”，要人家“承认错误与不乐”而大失所望的情景，谈他对“美男子”斯大林“很美”、“很谦逊”的印象，还称颂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是“一个极可爱的温和的老妇”，是他“生年所见最有意义的妇人之一”。“听说斯大林曾告诉克鲁普斯卡娅，假如她继续找政府麻烦，他可以取消她的列宁夫人的头衔。”他忽然说起这个已传遍全欧洲的笑话、他眼里的谎言，说罢便一阵大笑，颌下的胡须都抖动得厉害。

“告诉我，”他似乎突然触发了某种联想，转身问宋庆龄：“南京政府也打算取消你的孙中山夫人头衔吗？”

“尚未——”孙夫人笑着回答：“但是他们很愿意。”

面对一个大文豪、大剧作家，总还要说说写作的事。宋庆龄一提起这个话题，引来了他的一阵牢骚，他说，社会主义的报纸常常要顾虑到被人封禁。“我记得一位编者删去我投稿的一大部分——自然是最精彩的部分。我问他什么理由，而他回答：你是不是以为我们的报纸是要宣传社会主义？”

宋庆龄颇有同感地说，中国的情形就更糟了。于是说起她自己的遭遇：国民党的报纸说她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当她否认时，却命令报纸不许登载。“他们自然一定是这样做的。”萧伯纳眯起的眼睛，变成了两条讥讽的细线。他说，比方现在报上说，萧伯纳杀死他的岳母，这便是新闻好材料；如果我否认，说他们撒谎，我正在安然地同岳母吃早饭呢，他们就认为这不是新闻的好材料，就不会刊登……

若有所思的萧老头，忽然问起一个他似乎很关切的问题：“请告诉我，孙夫人，你在国民党的地位如何？”

“一点没有关系了。自从1927年革命的统一战线在汉口破裂以后，我就脱离国民党出了国。嗣后我跟他们一点没关系……”

萧伯纳恢复了他惯有的幽默感：“你真是个令人生畏、说话天真的小孩！”

说是谈文学、谈写作，却一下又扯上了政治问题。

因为他谈政治，也内行得很，尽管时常会露出破绽。也因为，这时的对话者，她可是中国最著名的政治人物之一。

400多人围拥在外滩新关码头，一清早就已举着旗帜、标语，站在残冬的寒风中等待萧伯纳的到来。

剧作家洪深像昨天一样，依然死不罢休要见到萧大师。戏剧协会的应云卫、国际笔会的邵洵美、电影界的名角金焰和青年作曲家聂耳等等都来了。还有二三十个中外记者，一大帮学生剧社的年轻人。林语堂一早与宋庆龄、杨杏佛一起到了新关码头，宋、杨乘船去接萧伯纳，他就留下来在码头等候。他在，就是一个标志：萧伯纳一定会是从这里上岸的。

几百双眼睛，齐齐地眺望着江面，搜索、辨认着从北边驶来的船只，却一次次地失望。

就是不见“镜涵”号归来的影子。

其实，等多久也已是白等。约摸10时30分钟时，“镜涵”号已提前停靠在杨树浦路码头，萧伯纳他们早已悄悄地上了岸。

这主意正是出自萧老头，他不愿当大庭广众前的展览品，只想静悄悄地潜入这座城市。至于那里等候的人怎么抱怨、不满，他并不知道也压根不想知道——聂耳在当天日记里记下了这些人的失望：“从上午9时站到下午1时，还望不见萧伯纳的影子”。“这些抱着热望要见萧老头的接客都失望地离开了码头”，有的“还站在那儿老等，两眼眺望黄浦江，但有的却在失望的归来途中不断地咒骂着”。

可骂也是白骂。这就是萧伯纳，他就只想做他愿意做的事。当上岸后，他们临时雇来出租汽车、直赴莫利爱路宋庆龄宅邸时，车子正巧从外白渡桥旁的礼查饭店驶过，萧老头却突然喊着要“停车”。原来与他同船的旅游团一帮游客，就下榻在这家饭店，他不忘要去与“一条船上的人”照面、问候一番。

爱说什么、爱做什么都率性随意的萧伯纳，自然让规矩多多的中国人很不适应。但汇聚在宋庆龄家的一拨人，却都很欣赏他的率真，他的放任不羁。这几个人，除了宋庆龄、杨杏佛之外，在外滩寒风中站了两个小时的林语堂，很快也到了；蔡元培是他们接回萧伯纳的途中，萧去蔡府拜访后，他就乘自备车尾随而来的。一会，又来了美国记者伊罗生和史沫特莱。最后到的是鲁迅，因为他家没有电话，是蔡元培匆匆写就一短简、派车将他接来的。这拨人聚在一起为萧伯纳接风洗尘，也俨然是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的一次密会，因为除萧伯纳之外，他们几个全都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成员。

_{1933年2月17日鲁迅与宋庆龄、萧伯纳等摄于上海宋宅的合影（左起：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伊罗生、林语堂、鲁迅）}

因为人还未到齐，就聚在客厅里，一起围着萧伯纳闲聊。话一向很多的林语堂，成了陪聊的主力队员。边聊着，他也边细细打量着这个到哪儿都会引来惊天动地的怪老头。日后的一篇随笔中，他描述当日的情景说：“萧翁正坐在靠炉大椅上，眼光时看炉上的火，态度极舒闲，精神也矍铄。大凡英国人坐在炉边时，就会如在家居的闲适，这就是萧翁此时的神态。他一对浅蓝的目光，反映着那高颡中所隐藏怪诞神奇的思想。”

他也为萧讲话时的神态而着迷：“……浅蓝的眼睛时时闪烁，宛如怕太阳一样，使人觉得他是神经锐敏的人，有时或有怕羞的可能。最特别的就是他若有所思时，额头一皱，双眉倒竖起来，有一种特别超逸的神气。”

暗中的观察，引来了他的恍悟：怪老头其实一点也不怪。“常人每以为萧氏的幽默，出于怪诞炫奇，却不知这滑稽只是不肯放诞，不肯盲从，而在于揭穿空想，接近人情，撇开俗套，说老实话而已。”

到了用餐时间，宋庆龄一阵招呼，大家便一起移步至隔壁的一间小屋。因为萧伯纳是个素食者，圆桌上摆的都是各式素菜。宋府厨师烹制的菜肴，虽然及不上功德林素餐馆，色香味却也都很了得。吃得津津有味的萧伯纳，谈性随之高涨起来，又像往常老不正经似地大侃他的素食理论：“动物是我的朋友，我不会吃我的朋友的。”他说，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年轻，其实不是的。“不是我看起来年轻，是我的相貌与年岁相仿，只是其他人看起来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苍老罢了。”他笑着说，吃动物尸体的人便是这样，你还指望他们怎样呢？

同样奉行素食的蔡元培，与萧伯纳一唱一和，一通素食经说得满桌人都大笑不止。

鲁迅匆匆赶来了。午宴这时已吃了一半，大家忙招呼他赶快入席。鲁迅进门来，一眼就注意到坐在圆桌首席的萧伯纳，看着他“雪白的须发、健康的血色、和气的面貌”，感觉这正是一幅出色的肖像画。

两个大文豪碰在一起，似乎给满屋灌足了热量和生气。

萧伯纳抵达上海前夕，作家郁达夫撰文“欢迎那位长脸预言家”，意味深长地发出过一声感慨：“在我们中国，幸喜还有一位鲁迅先生——可以和萧伯纳对对。”正被郁达夫一语言中，这会，就有一段两人言简意赅的对话——

萧：“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你比高尔基漂亮。”

鲁：“我更老时，将来还会更漂亮。”

一年多前访苏时，萧伯纳曾见过高尔基，事后称他是“一个高瘦的老者，一个著作家”。听了鲁迅的回答，显然感觉这中国文坛老将更风趣老到，略作沉思后，萧伯纳不禁笑着说：“鲁迅的答复真是有意思的笑话。”

但两人的对话也仅此而已。后面的情形正如鲁迅自述：“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因为桌上有英语娴熟又谈锋甚健的林语堂，几乎谁都已插不上嘴。萧伯纳也同样健谈，素食之外又大谈中国的家庭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谈英国大学的教授戏剧、中国茶及博士登茶等等，这番在饭桌上有啥说啥的“随便扯谈”，被林语堂形容为“顺当自在，诙谐俳谑 ”，如“看天女散花”般让人“目不暇顾”。

不再多言的鲁迅，倒有了静观的空暇。别人都在细听萧老头的“扯谈”，他却注意着萧学用筷子的一个细节：“到中途，他用起筷子来了，很不顺手，总是夹不住。然而令人佩服的是他竟逐渐巧妙，终于紧紧地夹住了一块什么东西，于是得意的遍看着大家的脸，可是谁也没有看见这成功。”这个细节后来被写进他的杂文中，很能博人会心一笑。

惯用曲笔的鲁迅却直言说：“我是喜欢萧的。”也许他所喜欢的，除了萧老头往往能“撕掉绅士们的假面”之外，也包括他毫不雕琢的率性自在吧！

萧老头带来的笑声，时不时地在宋府回荡着，一直延续到饭后众人走进花园散步时。几天来一直灰蒙蒙、阴沉沉的天空中，这天竟出奇的晴朗。午后淡淡的阳光，正洒向花园的一草一木，也照在这位萧大文豪的脸上，使白色的须发更白、浅绿的眼睛更绿了。有人一时高兴、也想让萧伯纳高兴，讨好地说：“萧先生，你真是好福气，在多雨的上海能见到太阳。”

“不，这是太阳的福气，能够在上海看见萧伯纳。”老头说着，很有几分得意，惹得众人前仰后翻地一阵欢笑。

谈笑间，在花园的草地上，在相机镜头前，萧伯纳就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留下了永恒的影像。

_{鲁迅（左）、蔡元培（右）与萧伯纳在沪合影}

惯于任性的萧伯纳，也已经身不由己。一道道防线已被冲破，他只能任由摆布，随主人的安排去见他并不想见的人，说他其实并不想说的话。

下午2时30分左右，他先去见国际笔会的一班人。刚走出宋府，门口就有许多记者围拢过来。突出重围的萧老头急忙钻进汽车，沿霞飞路一路疾驶，开向福开森路上的世界学院。学院的一间小厅里，早有笔会麾下的四五十个人已经就座。蔡元培因为是笔会的会长，也已经到场。鲁迅答应日本改造社的约稿，乘着摩托车也赶到了会场，冷眼旁观“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们“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向萧伯纳问这问那。与萧伯纳两次失之交臂的洪深，这回捞到了一个临时翻译的差事，还兼作现场情景设置“导演”，一直在不停地忙里忙外。被众人围拥着的萧伯纳，连大衣也没有脱下，像一尊石像般地一直兀立着，与来宾们一一握手致礼，好不容易才被洪深硬按到座位上。等到大家要他演讲时，他又霍地从皮椅上站了起来，滑稽地说了一声“小姐和君子们请了······”

摆出一副要演说的架势，一张口，却说了一通不想演说的理由。他说，诸君也是文士，演说这玩意儿，你们是全部都知道的，所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笑着称自己来到这里，就是动物园中的一件陈列品，“你们既已经都看到了，我想也不须再多说了”。顿时引来一阵哄笑。

萧老头虽已老迈却并不糊涂，他很明白，眼前无非是一群“看客”，看到了就已达成目的，故无须多说什么。他不作演说，别人就向他提问，提的问题也都是可问可不问的，更证实了他的洞见。

有人冷不丁地问他：先生为什么理由不吃肉？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不喜欢吃，就不吃，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主义。”

心里一定在暗笑，这算什么问题？没话找话吗？

“笔会”组织的欢迎会上，真正出彩的却是一位非笔会成员，特邀而来的京剧名旦、大家梅兰芳。萧氏点名要见梅大师，是因为1930年梅访美演出十分轰动，激起了他的好奇。一见面，这个编戏的高手便向那个做戏的能人道一声知己：“我们都是同样的人物啊！”不等梅兰芳说出更多客套话，萧老头便问他：台上演戏，台下的观众就需要静听，可为什么中国的剧场里总是敲着大锣大鼓，很吵闹。难道中国的观众喜欢在热闹中听戏吗？

梅兰芳作了一番解释：京剧来自民间，以往在乡间旷野演出时，总要先敲一阵锣鼓来招引观众，这个传统就被一直延续了下来。他又说，中国的戏也有讲求静的，譬如昆曲，就从头到尾都不用锣鼓的。

萧伯纳满意地点着头，对他而言，这倒是个意外的收获。当梅兰芳说到他已从艺30年时，老头不禁一阵吃惊，将他细细地打量一番，感叹说：“你真是驻颜有术啊！”随之又将梅兰芳幽默了一把。梅说他素知爱尔兰人重友情，愿与萧伯纳交个朋友，萧老头狡黠地瞧了他一眼，警告说：当心爱尔兰人，他们说话是不能算数的。一边嘿嘿地笑出了声。

见面会只有半个多小时，结尾依然带有浓浓的戏曲情调。那位在新关码头白等了几个小时的邵洵美，这会感叹“我也总算见过他了”。作为“看客”之一，他瞧着“皮色红到发嫩，胡须白到透明”的萧老头，暗叹“他简直是个圣诞老人”。末了，他代表笔会，恭恭敬敬地给老头捧上一套礼品——用一只大玻璃框子装着的十几个北平出产的泥制京剧优伶脸谱，和一件古绣衣。那脸谱中有红面孔的关云长、白面孔的曹操、长胡子的老生、包扎头的花旦，五颜六色的煞是好看，萧老头欢喜得合不拢嘴。接过礼品，老先生终于说了一句正经话：

“戏中有战士，老生，小生，花旦，恶魔的不同，都在面貌上鉴别得出来。可是我们人类的面目，虽则大多是相同的，内心却未必相似啊！”

匆匆告辞出来，又忙着去赶另一个场子。下午3时左右，一回到宋家宅邸，早已在门外守候的四五十个记者便涌起一阵骚动。最初放进了6个公推的代表，继而又放进一半人，终了萧老头为不让一些人失望，在主人同意下放进了所有记者。萧老头一下就陷入了中外记者们的包围圈。

早就赶回宋府、一直在冷眼旁观的鲁迅，以鲁式笔调记下了这时的情景：“在后园的草地上，记者们排成半圆阵，替代着世界的周游，开了记者的嘴脸展览会。萧又遇到了各色各样的质问，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

阅尽人间沧桑的萧老头，自然会淡然面对。一个循踪而来的作家走进宋府后园，就见这雪白胡须的老头儿，这时正站立在鸽棚前，想去抚摸那儿的一只小白鸽，不料那小东西却扑的一声飞走了。老头愣了一下，莞尔一笑。他内心的恬淡，可见一斑。

没有新闻发言人的字斟句酌，没有戏剧台词般的精心设计，也不用半点外交辞令，唯有一无遮掩地“说老实话”——如林语堂评价他时所说的。对付这群难缠的无冕之王，这也许是他唯一的武器。

要他谈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他回答说：“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该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者封建王公。”

“社会主义”的话题无法避开。虽然他的社会主义打有费边主义的改良印记，但终是他的信仰。他坚守他的信仰：“社会主义，早晚必然要普遍实行于世界各国，虽然革命的手段和步骤，在各个国家里所采取的方式也许互相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到最后的终点，始终还是要走上同一条道路，而达到同一个水平。”

那就谈谈苏联吧，这个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他毫不遮掩地带着对苏联的好感说：“苏联最近内部的现象，无论精神上物质上，都有良好的充分的表现。而这种有规模的进步，不但苏联自己能够得到极好的利益，达到美满的成功，就在其他各国也可以‘借镜’，采取他的长处而实行模仿它。”

不料话音刚落，突然冲出一个俄文报的记者，朝萧伯纳大声嚷着：“我离开俄国的时候，俄国境内的情形紊乱得不堪，哪有你称赞的那么好！”萧老头淡淡地看他一眼，回答却丝毫不松软：“你说的，还是你离开俄国的时候——1922年所看见的情形，不是现在苏联的状况。如果你现在回国去观察一下——”稍作停顿，话中带刺地说：“假定你回国之后还能够逃得出来——那你一定知道现在的情形是很好的了。”

那俄文报记者一脸的尴尬，不再吭声。他还哪有胆量再回苏联去？

你从英国来，那英国的对华政策又如何呢？有记者问。老头笑着说：“英国人士可谓无一人认识中国，故尔根本谈不上什么政策。”话锋一转，又说道：“今日英国本身的问题，急待解决的甚多，所以，根本没空闲再来过问中国的事！”

绕了一圈，又要他谈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变得不耐烦的萧老头，回答不免显得有几分生硬：“问我这句话有什么用——到处有人问我对于中国的印象，对于寺塔的印象。我刚刚到中国，还谈不上什么印象。老实说，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也都不相干——你们不会听我的指挥的。假如我是个武夫，杀死过10万条人命，那样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吧！”

一个半小时的访谈，萧老头已一脸疲乏，一身老迈之躯的他，也早已不是当武夫的料。但他知道身边这城市一年前就经历过“武夫”的洗劫，而且仍置身在“武夫”的虎视眈眈下。疲乏、老迈不影响他继续活动筋骨，做一件真正他要做的事。下午4时30分，他在宋庆龄、杨杏佛等人陪同下，从宋府出门又驱车来到“一·二八”淞沪抗战遗址，去垂吊抗战英雄，也见证“武夫”们的杀人“豪举”。战争废墟的断壁残垣前，他接过了一位抗战名将托人送来的一本“血书”——英文版《淞沪血战回忆录》，一向嬉笑随我的萧老头，这时却一脸严肃，似乎接过了一种信念，一种嘱托。

晚6时许，萧老头的上海一日闪电行，就在他乘着汽轮往吴淞口外的“皇后”号驶去、渐行渐远时打上了句号。当晚11时即启程北上，继续他的中国之行。

大师远去。人还在海上漂行，身后他刚离去的陆地，却已淹没在一片狂潮怒涛中。翻滚的浪头比海上的还大、还凶猛。

萧老头的上海一日，已经翻了过去，却还远没有结束。

老头也许意想不到，他的实话实说或随口一说，却已开罪了许多人。如乌云从各处涌来、迅疾密聚，一个国际联合阵线已经组成，借助报界舆论、手法无奇不有的一场“呸萧”大合唱也已开始。

在上海英国半官报《字林西报》上，他的贵同胞独创了一个新名字——“呸萧”先生。新闻的真实性之类，太碍手碍脚，该报记者索性捏造一个人物，就可让他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于是就让呸萧先生说一番梦呓般的醉话，然后说他把布尔什维克的教义拉在自己身上，说他抢了鲍罗廷的饭碗。鲍罗廷是赤色苏俄曾派往中国的顾问，“呸萧”——亦即萧老头是何许样人，就不言自明了。

《大陆报》和《大晚报》，这两张穿一条连裆裤的中国上海当局半官报，则特别能变戏法。先由《大晚报》发一篇社论，大骂萧伯纳“不诚恳”、是“挂羊头卖狗肉”，然后就在《大陆报》上刊发弹眼落睛的报道——“中国报界怀疑萧的思想/‘英国作家的不诚恳’是各报社论的基调”。一家晚报馆变成“中国报界”，一篇社论变成多数社论，且还是一切社论的基调，如有业内人士评论：“这个戏法变得有些离奇”。

《大陆报》还“创造”出若干“萧先生说的话”，诸如“一个好的统治者在民众之中永久不会有好名声的”，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取悦于他的民众”等等。由此推理，就可以得一结论：南京政府在民众之中没有好名声，因此南京政府是一个很好的统治者；它永久没有好名声，就证明它永久是好的。

日文报纸《每日新闻》不按常理出牌，独辟蹊径地大做“怕老婆”的文章，说他“对着老婆，是抬不起头的”。17日萧伯纳从“皇后”号上被宋庆龄接走后，得知他太太因不愿抛头露面、没有随行，《每》报的日本记者就偷偷登上“皇后”号，在翌日登出一篇绘声绘色的《太太的“娇羞”出诊记》。说“他俩的船，实实在在是海上的浮城。……走进船里面去，只是两个字：‘豪奢’！”然后出现面目可憎的萧老太太：“是从头发到脸，皮肤，从衣服到袜，鞋，全部都是褐色的老婆子。脸是圆的，眼睛下面的肌肉，松掉了，在银脚的，没边的圆眼镜后面画着脸谱。鼻子圆圆，是和萧翁的鹰嘴鼻取着调和的”。识货的上海读者，于是给该大记者送上了四字评语：“卑污无能”。

日文《上海日报》也制造了许多“萧伯纳名言”：如说“亚美利加是压制者的国家，没有什么国民的自由之类，简直和奴隶没有两样”；如说“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这东西，好像弄错了似的，掠夺东西，压迫国民的所谓共产军，那简直是土匪”。借萧老头之口浇心中之块垒，让伯纳·萧充当日本皇军的代言人，真是东洋人的好算计！

不甘落后的俄文报《上海霞报》，更不忘萧伯纳嘲讽俄文报记者的“一箭之仇”，于是让一个所谓俄国“女作家”语无伦次地披挂上阵，大谈“上海人”对萧如何冷淡，称他是个“山羊式胡子”的老头儿，说“上海人”都知道，萧的那些好剧本都“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他的当差写的”，等等。同日刊出的一篇“文艺评论”，更有丰富想象力，竟然能隔空看到17日在宋府的那顿“奢侈的午饭”：“那次午饭，当然布置得非常之好，桌子旁边有数不清的仆人侍候着。”

如果靠胡言乱语就能当记者、作家，那份俄文报将能造就多少就业职位。

又何止于仅是那份俄文报。还有英文的、日文的、中文的，似乎都在给上海的失业者传输着福音。

一直冷眼旁观着这场闹剧的鲁迅，声言“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觉得“他就是好人物”。显然，他是站在萧氏一边的。面对着这些小丑般既拙劣又发噱的表演，他都感到不屑于“横眉冷对”。但他觉得让这场闹剧很快烟飘云散，则是太可惜。因为这是“一面大镜子”，“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色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受到当局通缉、正躲藏在鲁迅家的“赤色分子”瞿秋白，与他有一样同感，于是两人决定一起动手，收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把各方态度的文章剪辑下来，出成一书。鲁夫人许广平上街去收罗了一大叠当天的各种报纸，拿回家来，就由鲁迅、瞿秋白圈定需要的材料，由许广平和瞿的爱人杨之华两人负责剪贴，然后，瞿秋白边编边写按语，鲁迅急赶出序言，很快编成了一本《萧伯纳在上海》。3月，书出版，上海的报界、文坛又热闹了一番。

但远去的萧伯纳，也许什么都没有听到。在北平，他只是淡淡地告诉人们，他的中国之行是“休假旅行”，“是属于游历的性质，并无任务”。而鲁迅其实早就点明：“他本是来玩玩的。”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