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化均(1932-2002),20世纪50年代我军著名的指挥家、作曲家,我军第一支民族管弦乐队的创建者;20世纪80年代,中国音乐治疗特殊教育第一人。
一
2001年的那天,在松江谷阳路上的一幢公寓里,我见到何化均。
尽管事先已有心理准备,但在何化均出现的那一瞬间,我还是惊讶不已:他脊椎严重弯曲,身子无法挺直,佝偻着,几乎与地面平行。
何化均的客厅:钢琴在C位;靠墙的书橱里有许多的中英文音乐理论书籍;阳台的边界处,是两盆油润碧绿的君子兰。
二
1932年8月10日,何化均出生于广东番禺。
6岁,好比一叶嫩芽,是需要百般呵护百般宠爱的年龄,可何化均已在黑白键盘上敲响了他人生的序曲。
时任华南师大心理系教授的父亲不仅弹得一手好钢琴,而且还擅长摄影、书法和篆刻。当年父亲为何化均拍摄的照片,即使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幅幅绝妙精湛的艺术作品。父亲的墨迹至今还留在华南师大的校园里,篆刻更是让人称赞不已,他曾为英国伟大剧作家萧伯纳篆刻了一枚印章。母亲是一位善良美丽的音乐教师,能歌善舞,同样也是一位好钢琴手。何化均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浓郁艺术氛围的家庭中。
那些年的何家,每天傍晚总会出现这样一幅场景:还没钢琴高的何化均悬空着双脚坐在高高的琴凳上,用稚嫩的小手敲击着键盘。父亲或者母亲怜爱的目光随着还不流利不连贯的音符跳动、跳动……
就这样,何化均在家庭的熏陶、父母的牵引下,慢慢地朝音乐殿堂走去,并从此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
高中毕业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去何化均所在的中学挑选文艺骨干,一眼相中了这个曾为学校组织了第一支乐队的高中生。何化均于是成了中南军区高炮宣传队的演奏员和创作员。
钢琴、手风琴、长笛、单簧管,还有谱曲,多才多艺的何化均很快就得到了宣传队的器重。不久,何化均被派外出学习,这使他有机会得到了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杨碧海,特别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黄贻钧以及陆洪恩等前辈的精心指导。其间,何化均选修了作曲和指挥。特殊的天赋,加上刻苦的学习,何化均成为宣传队出色的指挥。
1956年,何化均调入北京公安军(武警部队的前身)文工团。根据《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精神,中央要求公安军文工团将西洋管弦乐队创建成一支反映时代精神面貌和表现部队气质的新型民族管弦乐队。作为乐队负责人之一的何化均感到了肩上的担子沉甸甸。创建谈何容易!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无处取经:虽然请过不少民族乐器的专家来队指导,但创建一支具有一定气势的民族乐队,毕竟是件史无前例的、无任何经验可借鉴的事;其次是来自文工团内部的抵触情绪:习惯了西洋乐器伴奏的演员,一时不愿接受,甚至排斥民族乐器。
创建之路曲折又坎坷,何化均会退缩吗?多少个白天,他沉浸在民族器乐里而忘了食堂的大门早已关上;多少个夜晚,他窗前那橘黄色的灯光彻夜不灭而透过玻璃融进晨曦。何化均废寝忘食,边学习边摸索,以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为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创建倾注了他满腔的热血。队员们信服了:终于在某一日,齐齐地坐在了何化均的指挥棒下。
周恩来总理来队审查,露出了满意和赞扬的笑容。见乐队还有两部大提琴,便风趣地说:“怎么还有两个‘洋鬼子’啊?”队员们回答说:“总理,那是为我们民族乐器‘站岗放哨’的。”
几天后,“站岗放哨”的“洋鬼子”也彻底“退休”了,何化均的心里像灌了蜜似的美滋滋甜润润。
创建民族管弦乐队的过程中,何化均还用改编后的民间音乐加上戏曲的板式节奏,创作了反映部队练兵生活的舞蹈曲《预备用枪》和表现鱼水情的合奏曲《迎亲人》,并获得了全军第三届会演优秀创作奖。
四
1960年,由贺龙元帅带领的文工团赴朝鲜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10周年的庆祝活动。
那是个冰天雪地的季节。在平壤演出的那天,天气十分寒冷,演员们都冻得直打哆嗦,何化均更是。这天他正发着高烧,浑身疼痛、四肢无力。可谁都没想到,当他站到乐队前,顿时精神抖擞。他手中的指挥棒,时而像波涛,时而像战马!若不是事先知道,战友们哪里能相信他们的指挥是一个伤病员!
演出一结束,何化均整个身子都瘫软了下来,再也没有一丁点儿的力气了。朝鲜阿妈妮给何化均披上了一件棉衣,递上了一杯热水,然后竖起大拇指,说:“好孩子,你是一个坚强的中国人。”
1963年的某一天,已调入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的何化均,突然接到来自首都的命令:进京有重要任务。
那是个让何化均永远铭记的日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他们的汇报演出!
站在舞台的中央,何化均激动不已。当指挥棒在舞台上空划出一道耀眼的光彩时,当雄壮威武的旋律响彻人民大会堂时,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一定要圆满地完成演出任务。虽然面对乐队背对观众,何化均无法看到领袖们的面容,但他能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和微笑。仿佛有股神力渗入何化均的指挥棒,他说那天无论起拍和收束,速度和节奏,还是力度和情绪,他都发挥到了极致。他说那种骄傲感、幸福感,他永志不忘。
那次演出,获得了总政的通令嘉奖。
五
1957年,文工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1958年,文工团到蒙古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访问演出;1960年,文工团赴朝鲜演出;1965年,文工团到日本、古巴、智利等国访问演出……以上这些访问演出的前期准备工作,如了解这些国家的民俗风情,寻找有关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民间舞蹈资料,而后进行改编、编排,并配以中国民族乐器来演奏等,几乎都是由何化均来完成。
在智利,每当乐队用中国乐器演奏经何化均改编过的智利民间音乐《玫瑰花与石竹花》时,智利人民就不由自主地扭着身晃着头手舞足蹈起来,有的还跟着音乐忘情地高歌起来,场面热烈、沸腾,几近疯狂的程度。战友们说,中智两国人民的友谊史诗里,何化均的这首《玫瑰花与石竹花》,动感足、旋律美、情感真,是一首难忘的歌。
1965年文工团出访日本的演出,周总理特别重视,指示“要把时代精神和革命精神带给日本人民”。何化均以一首日本左翼歌曲《美国佬滚回去》为素材,用高、中、低唢呐组成了唢呐群,加上多种打击乐器创作了同名合奏曲。乐曲雄壮有力,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反帝斗争的感情。
那几年时间里,何化均谱写了吹打乐《大得胜》(获得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民间音乐比赛金质奖章)、舞蹈乐曲《春到茶山》(获得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民间舞蹈比赛银质奖章)、民族管弦乐曲《打起渔鼓庆丰收》《迎亲人》、笙独奏曲《海岛晨曲》、板胡独奏曲《山东小曲》等曲目。这些乐曲均在上述几国上演,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灌制唱片和盒带。
每次出国演出前夕,中央有关领导都会亲临排练现场审查节目,而每一次的审查都给何化均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1965年北京的夏天来得特别早。5月28日的天儿有点热,乐队的演员们渗着汗水在排练访问日本等国的演出节目。至半,突然传来了周总理要亲自审查节目的消息。演员们那叫一个高兴呀:用最好的状态、最高的水平,向周总理汇报。
汇报演出特别成功。当红色帷幕刚刚闭合、观众的掌声还未平息的时候,演员们又听到了一个消息:周总理要接见大家!
所有的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急急忙忙地卸完妆,急急忙忙地跑到前台,还没等队形站好,周总理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和潇洒矫健的身影已出现在舞台上。
周总理的第一句话是:“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演得很成功!”接着又问:“你们会不会唱《红梅赞》这首歌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会!”于是,周总理和演员们一起唱起了“红岩上红梅开……”
周总理和演员们一起唱《红梅赞》。二排右二为何化均,前排右三为何化均妻子周伟炎
六
何化均的夫人周伟炎,和何化均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公安军文工团的舞蹈演员。
何化均的身体何以至此?
周伟炎说:“其实早在1965年,何化均调入北京公安军文工团时就已经患有脊椎病了,当时他只有23岁。为了创建我军的民族管弦乐队,为了很好地完成出国演出的任务,他真是不辞辛劳地工作,哪里把自己的身体放在心上。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他的病情越来越糟。
“后来的一段时间,何化均在山东莱阳干校劳动。可即使在干校里,他还是痴心不改,仍然念念不忘他的音乐事业,没日没夜地坚持创作。本来就有病的身体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折腾,终于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里,他病倒了。病情十分严重,连着数日滴水不进,卧床不起,生命危在旦夕。军医说:‘再不送何化均去医院,他这辈子就休想再挺起身来!’政委于是不顾一切地将他送上了去济南的火车……
“再后来,何化均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不得已,提前办了退休手续。那年,他才39岁!”
退休后的何化均选择了妻子的故乡,来到了上海松江。
20世纪70年代,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排练,整剧的唱腔及音乐都要求用西洋管弦乐伴奏,有关部门想到了何化均。
当时何化均正在江西治病,接到通知,便不顾医生的劝阻,执意北上。先到北京,后到长春,何化均为《奇袭白虎团》及同名电影的音乐创作呕心沥血了整整365个日日夜夜。
整个过程,包括后来全剧的音乐乐谱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何化均没有获取一分的报酬。
《奇袭白虎团》的成功被载入史册,但为之立下汗马功劳的何化均却因此再次躺进了医院的病房……
20世纪80年代,何化均创作了笙协奏曲《晋岭素描》(由著名笙演奏家胡天泉赴新加坡首演,后由广东音像出版社出版盒带),还为新加坡和香港的中乐团谱写民族管弦乐曲11首,还有由上海海文音像出版社出版盒带专辑《沂蒙风光好》。此外,何化均还执笔创作了音乐理论书籍《实用民族乐器法》。
说到《实用民族乐器法》,周伟炎说:“这本书他写了将近十年,不容易啊!没有所需的资料,周围又没有同行可切磋。为了这本书,他拖着病恹恹的身体几乎跑遍了上海的音乐学院、歌剧院、电影乐团、民族乐团;为了一个材料,他往往要写上几封十几封信和同行商讨。
“我和孩子们不太赞成他这么拼命。他说:‘搞了这么多年的音乐,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不为党的音乐事业做点事是很遗憾的。我虽然不能再上台指挥乐队,但我可以拿笔写啊!’他固执着呐,硬是一股脑地钻进了他的民族乐器里,不停地写啊写啊。为便于修改,他爱用铅笔写,单是用掉的铅笔就不计其数呢。笔,我帮着削;跑文艺单位,我一次不落地陪着。这么多年照顾他,说不苦不累,那不是实话。但我理解他。音乐,是他生命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七
20世纪80年代末,何化均回广东探亲。一天陪父亲到广州启智学校参观,他发现一些弱智儿童连最简单的原地踏步动作都跟不上节奏。这一情景留在了他的脑海里,并时常浮现在他的眼前。
能否用音乐中打拍子的方法来训练这些特殊的孩子呢?一个大胆创新的想法萌生了。于是,一个弱智儿童的音乐康复治疗训练的课题诞生了。
“我之所以要选择这一课题,主要是想以音乐治疗作为一种手段,来恢复弱智儿童生理、心理上的功能,使他们能逐步接近正常的儿童,从而慢慢地成长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何化均如是说,也如是做,他又一次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在音乐治疗的领域里摸索着。
周伟炎说:“音乐疗法,弱智儿童的音乐康复治疗训练,成了他的新学科。他像当年创建民族管弦乐队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但长期的伏案写作,使他的脊椎越来越往下弯。这样一来,他的内脏受到了压迫,后来就有了肺气肿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特别是他还有哮喘病,不能感冒,一感冒就得住院。有一次,他手上长了一个东西,是因为长期握笔写字引起的,医生说必须手术,并告诫他千万不能过分劳累。可他哪里肯听,为了一本《音乐治疗》,他几乎天天超负荷地写作。不久,手上又长出了一个东西来……”
1000多个日夜过去后,一本22万字的系统阐述音乐治疗弱智儿童的理论专著《音乐治疗》终于问世了。这22万字是22万个跳动的音符,是何化均心血的结晶;这22万字铸成了一把开启弱智儿童智慧的钥匙。
为了得到治疗弱智儿童的第一手材料,何化均完全忘掉了医生的叮嘱和家人的劝说,几下广州、上海、北京,到弱智儿童学校进行试验,并成了上海市黄浦区辅读学校的义务校外辅导员……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何化均写成了《弱智儿童音乐治疗的试验报告》,获得中国音乐治疗学会第三届年会优秀论文奖,并发表在《世界学术文库》华人卷中,被誉为中国音乐治疗界涉足特殊教育的第一人。1999年,何化均被授予上海市老有所为精英奖。
1991年10月,何化均在“第二届音乐治疗学术交流会”上发言
八
那天与何化均握手告辞时,我问自己:不知有多少音符从他的笔端涌出,变成一支支美妙无比的乐曲;也不知有多少琴弦在他的指挥下奏响,腾起一串串悦耳动听的旋律。眼前这位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老人,倘若我是在街头与他擦肩而过,我能将他和人民大会堂的舞台联系在一起吗?我想我不会,纵然我想象力再丰富,我也无法想象他当年的风采、当年的辉煌。但今天,我从他那谦谦温和、坦然真诚、无怨无悔的眼神里,看到了他的不屈和执着,听到了他如歌的生命!
这么想的那一刻,我再次留意到了阳台边界处的那两盆君子兰:有才不骄,得志不傲,君子兰不像茉莉那样香气袭人,也不像牡丹那样富丽堂皇,更不像月季那样艳丽多姿,但为什么人们更喜欢君子兰?
2002的一天,我接到周伟炎的电话,“老何走了。”电话的这头,是我长久的沉默。周伟炎后来随子女到了另一个城市。她说:“人去屋空,我不能再生活在那个屋子里,哪哪都是老何,可哪哪都没有老何。”
2009年11月,我看到中国音乐治疗学会20周年会庆的一条消息,说永远怀念已经去世的老一代音乐治疗学科和音乐治疗学会的贡献者,并列出了四位贡献者的名字,何化均在其中。
这之后的很多年里,我无数次地经过何化均居住过的公寓,每次我都会朝里面看一眼,都会想到那年那天我敲响了他的房门,那刻我的眼前会浮现出何化均清癯的面容,还有那根指挥棒,还有很多他跟我描绘过的场景。然后我会想起那年那天说再见之后,我对何化均还说了这么一句话:您的生命,就是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