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序伦与邹韬奋肝胆相照

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潘序伦先生，以仁者的担当、勇者的无畏和智者的拓展，为我国现代会计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让人们最早感受到了现代会计的魅力。潘序伦与邹韬奋有着隆情高谊，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为引援，有着相同的家国情怀，他们高尚的精神追求、学术理想和人格风范，历久弥新。2023年7月14日是潘序伦先生诞辰130周年，我们回首潘老与邹韬奋先生的隆情高谊，以为纪念。

一、国难中发出时代最强音

潘序伦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教育活动的始终。起初，潘序伦如同当时的先进教育家一样，主张“教育救国”，设想通过教育促进国家的独立富强，解决社会生计问题，使中华民族崛起于东方之巅。

“九一八”事变后，进一步唤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国家民族的解放，才有民族经济与教育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生计问题。因此，潘序伦响应党的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和民主运动。他参与舆论宣传、募捐赈灾，慰问前线将士等活动，为《生活》周刊等进步报刊义务审计等待，并以会计教育、会计实务、会计出版等各个不同层面，有效地促进了战时经济的发展；他还积极支持立信师生的进步活动，保护了爱国师生；在国民党撤离大陆之时，他坚持留在上海，等等，所有一切，都说明潘序伦先生的一生都是爱国的。

期间，潘序伦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言论，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齐心协力，全民抗战。查立信会计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潘序伦文集》和拙编《潘序伦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研究》（1998年），这两本书虽然对搜集汇编潘序伦文章，下了一定功夫，但难免仍有遗珠之憾。笔者寻觅史料时，就发现潘序伦先生在抗日舆论场的作品，为数不少。比如佚作《义勇军赋怀》，发表在1932年12月19日《上海商报》，距今九十周年，弥足珍贵：

义勇军赋怀

更不见当年暴秦势力莫与京，

蚕食鲸吞肆兼并；

又不见齐楚燕赵、日日纷争，

坐令虎狼羽翼成。

古今情事初不殊，大好河山强占据；

异军苍头看突起，誓死抵抗无犹豫。

白山黑水风凛凛，人乏饷糈马断饮；

大呼杀贼向前进，转战不分昼与寝；

冰天雪池寒澈骨，械弹两竭犹突奔；

前扑后继胫膝没血，将军誓愿阵前殁。

如此义勇气盖世，宁可秦越相坐视。

匹夫兴亡与有责，投袂撄冠尙何俟。

弦髙犒师救郑国，输财助边汉卜式。

今古人岂不相及？毋令后人笑我拙。

吾闻海上花国选总统，敛钱将以饷义勇。

须眉如何逊巾帼，对之能无增愧色。

又闻救济难民特组游艺会，得资悉数酬赈灾。

但冀解囊多慷慨，一举两得数善备。

勿再观望与徘徊，同胞救国与乎来。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面对强敌，在国难中，潘序伦与所有仁人志士一样，挺直腰杆，发出时代的正义之声。

潘序伦作为爱国的知识分子，其发愤创业之志，忧时爱国之情，溢于言表。这种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正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品格。读潘序伦的著作,分明体会到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九一八”事变爆发，潘序伦的爱国热情益发贲张，他认识到，只有国家民族的解放，才有民族经济与教育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生计问题。因此，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和民主运动。潘序伦不但创作发表了讴歌抗日部队的《义勇军赋怀》，呼吁大家节衣缩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要迷恋歌舞升平，不要沦为亡国奴；他还身体力行，参与了为马占山将军领导的东北义勇军及淞沪抗战的募捐活动。

_{潘序伦赋诗}

潘序伦与邹韬奋，同是美国圣公会在沪设立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校友，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邹韬奋是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潘序伦则是知名的会计专家和教育家。

1917年，正值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之际，潘序伦与邹韬奋共同的师友黄炎培，联合当时教育、企业界一些有识之士，为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目标和志向，在上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1925年10月11日,《生活》周刊创刊。黄炎培请留美归国后任教于上海商科大学和中华职业学校的王志莘任主编。最初的《生活》周刊是一张四开的小型刊物，印数二千八百份，主要用于赠送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和教育机关。

《生活》周刊出完第一卷，王志莘因投身银行界，担任储蓄部主任，难以兼顾，故辞去《生活》周刊的工作。职教社主任黄炎培请韬奋主编《生活》周刊。这是他正式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开始。

开始时,《生活》周刊只有“两个半人”共事，除韬奋外，有徐伯昕协助做发行和总务工作，孙梦旦任会计工作半天，故称“半个人”。三位同仁就这样聚在辣斐德路（今上海复兴中路442号）“那个小小的过街楼里，在几盏悬挂在办公桌上的灯光下面”，“共同工作到午夜”。_{[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3版，第72-73页。]}

黄炎培对韬奋十分信任，不干预编辑工作。韬奋在《生活》的磨炼中“学得办事的认真态度”，干什么都是敬业乐业的。

韬奋接编后，变换《生活》周刊的内容与形式，增加可读性，吸引了更多读者。同时开设了编者与读者对话的“读者信箱”专栏，倾听读者的意见和要求，讨论各种问题，受到读者欢迎。在他的精心培育下,《生活》周刊的发行量不断上升，一年内由原来的二千八百份提高到了两万份。《生活》的成就，让韬奋感到“我们的精神是和无数万读者联系着，又好像我们是夹在无数万好友丛中工作着”,“感到为有机会为社会干些有意义的事”而快慰。

刊物面貌的改变，取决于人的思想水平。韬奋在学习、观察和编辑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生活》周刊的指导方针和工作思路，也形成了其独特的编辑思想，一以贯之地表现在他以后所办的报纸和刊物中。

韬奋改变《生活》周刊的基本点在刊物的基本方针上，他认为刊物和社会的现实始终有着密切关系。“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怎样的‘精神食粮’，这是主持大众刊物的编者所必须负起的责任。”立足于社会改造、有益于社会改造，这是韬奋接办《生活》周刊以及后来办生活书店的中心思想。

办好刊物还必须有切合读者需要的编辑方法。他说:“我接办之初，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是有趣味的实施。”报刊是大众的园地，作为思想媒体的刊物必须文字大众化，这是韬奋坚持不懈的编辑思想。

韬奋主张刊物要有个性，要在内容和编排上不断创新、精益求精。《生活》周刊辟有多种专栏，除评述时事的“小言论”、读者和编者对话的“读者信箱”为长期固定栏目之外，栏目的设置随时间的发展和读者需要而增减。后期增加政论、国际文章、海外通讯等，还经常刊登漫画、随笔。活泼的形式和刊物的个性是读者喜欢的重要因素。

在邹韬奋的运作下，刊物根据读者需要，改变编辑方针，以讨论社会问题为主，同时开辟“信箱”专栏，为读者解答各种疑难问题。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生活》周刊销路日益扩大，受到社会的欢迎。

随着《生活》周刊的影响与日俱增，为了刊物的后续发展，应邹韬奋之邀，潘序伦出任《生活》周刊的会计师，他们联系开始日益紧密。

《生活》周刊面向大众，为了向社会普及会计知识，让大众更多地了解会计职业，潘序伦撰写了《会计师秘诀》一文，在1928年4月8日《生活》周刊第三卷第二十一期上发表，文章说，“会计师为世界各国最近新兴之职业，即在此项职业发达最早之英国，计其历史，亦不过五十余年耳。我国在十年之前，未闻有会计师之名，遑论其业？然近年社会对于此项职业，需要渐增，业此者亦日众。来日进步，未可限量。不过就目下而论，此项职业，确在幼稚时代。社会对于会计师，既未尽悉其需要，而会计师亦未能完全博得社会之信任。余尝研究中国会计师职业尚未能迅速发达之原因，深觉其患不在社会不识会计师，而在会计师自身货色不吃硬，果真国内有吃硬之会计师，不怕社会不请教。故余第一层所欲声明者，会计师成功秘诀，应反求诸己，无待求诸人也。”

在为民族振兴的共同理想召唤下，潘序伦与邹韬奋的关系日益密切。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一九三一年第六卷第八期，发表了潘序伦撰写的《求学与任职合而为一》，文章的形式系书信体，潘序伦在信中说道：

韬奋我兄：久别殊念，想撰著工作甚忙也。弟所创设之立信会计夜校久蒙我兄热忱赞助，所设会计函授学校尤为我兄所建议督促提倡之产物，近颇现蒸蒸日上之象，素知吾兄对于敝校关垂甚切，敢将经过概况及弟对于敝校致力之点，掬要奉告，尚祈吾兄多予指教。

敝校自创办以来，招生已经七届；入学人数最初每届不过二三十人，最近一届竟增至一百数十人。敝校颇狭隘，不能尽容，因之被摈而去者尚多。学生中十之七八为各公司商店现任职员，彼等于任职余闲，不事游息，而愿来校受严厉之训练，繁重之课程，此真职业界可喜之现象也。且学生中年长至四五十岁者有之，现任职务月薪达百余元者有之，此种好精神，尤称难得。在弟则总期于极短之时间，授诸生以充分之会计学识及经验。弟所致力之点：第一不使学生缺课，第二使学生多做习题，第三使学生多受考试。至于实施方法，对于应习课程及应做例题，视同商店内日常之簿记会计工作，今日应习之功课、应交之题卷，决不准学生迟至明日始行交到。试观各大公司焉有今日应行记毕之账目而可迟至明日者？盖求学与任职必使其合而为一，方能使学生所得训练及经验切合实用，且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也。因念数年以来敝校卒业学生任事各处，对于职务都能胜任愉快，此不仅弟所自慰，想亦可告慰于吾兄者。至于敝校自上学期起，为图远道学生求学便利起见，增设函授科，又自本学期起为应各届初级卒业同学之要求，添设高级班，校务虽渐扩充，而弟对于原有施教方法，颇愿保持不改，未知吾兄以为如何？

弟  潘序伦拜上，二月一日_{[潘序伦：《求学与任职合而为一》，《生活》周刊1931年第6卷第8期第173-174页。]}

邹韬奋以“编者按”的名义说：“序伦先生能于会计师职务百忙之中出其学识经验上所得以嘉惠有志进修之士，这当然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我们向来主张服务与进修应兼程并进，现在听他报告‘此职业界可喜之现象’和他所主张‘求学与任职必使其合而为一’之‘实施方法’，尤获我心。我对此事有两点要提出来谈谈：（一）我并无意劝人都来进潘先生所办的这个学校，因为社会事业是于合作中要分工的，倘若社会上充满了“潘序伦”——会计师——和他的会计学高足，社会上当成何不了的现象？我不过说倘自省自己特性近于此途而有意研究此学的，这个学校有可供采择的价值而已。（二）我以为替有志进修者筹设便于他们进修的方法——例如夜校及函授学校——当尽量设法减轻他们在经济上的担负，此点在民穷财尽的中国尤其重要，也就是志在推广教育的好学校与志在牟利的野鸡学校之最大异点。潘先生设立此校之动机，我们原用不着怀疑，不过我们仍希望该校将来愈益发达之后，在可能范围内再尽量设法减轻学者在经济上的担负。”

二、为《生活》周刊背书

从“九·一八”到“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不断加紧，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大声疾呼，号召读者捐款抗日，得到了热烈响应。他在《经历》中有一段记载：“当时我们的周刊社的门口很小，热心的读者除邮汇捐款络绎不绝外，每天到门口来亲自交捐款的，也挤得水泄不通。”

“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将军领导的东北义勇军抗日，全国民众纷纷募捐支持，立信同学会踊跃参加募捐活动，发动立信师生进行征募，尽自己的微薄力量表达抗日的决心。当时谣传上海抗日救国捐款共达国币二千余万元，而马占山将军只收到一百数十万元。据此有人指责经办捐款的《生活》周刊社、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和上海市临时救济会等单位有徇私舞弊行为。

听此传闻，潘序伦暗中思忖：这不是在影射经办捐款的《生活》周刊社等单位有贪污行为吗？在顾准等人鼓动下，潘序伦率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受托稽核了《生活》周刊社的账目，证实共收到捐款129865.09元及银行存息49.85元，合计129914.67元；汇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120007.00元，转拨十九路军9897.67元，其他开支（电报费7.30元、票据2.71元），总支出合计129914.67元。收支完全相等。

1932年5月10日，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全部收支账目证明，证明书由主任会计师潘序伦、会计师顾询署名，公诸社会。潘序伦为红色出版家韬奋先生及其生活周刊的爱国壮举指证、背书！使针对邹韬奋以及《生活》周刊的流言蜚语不攻自破。

1932年6月2日，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领衔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也出具收据，证明收到《生活》周刊社经募的慰劳费9897.67元，公之于众。与潘序伦出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证明书，分毫不差！

潘序伦从事会计事业，力主秉承“立信”精神，讲究信用，“信以处事”。邹韬奋办报搞出版，特别是通过为义勇军募捐的经历，他认为，从事新闻工作也要重视“社会的信用”，他说：

《生活》周刊突飞猛进之后，时时立在时代的前线，获得国内外数十万读者好友的热烈的赞助和深挚的友谊，于是所受环境的逼迫也一天天加甚。我参加蔡孑民、宋庆龄诸先生所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不久以后，便不得不暂离我所爱的职务而作欧洲之游。……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我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

十几年来在舆论界困知勉行的我，时刻感念的是许多指导我的师友,许多赞助我的同人，无量数的同情我的读者好友；我常自策勉，认为报答这样的深情厚惠于万一的途径，是要把在社会上所获得的信用,完全用在为大众谋福利的方面去。我深刻地知道，社会上所给我的信用，绝对不是我个人所造成的，是我的许多师友许多同人以及无量数的读者好友直接间接所共同造成的。因此也可以说，我在社会上的信用不只是我的信用，也是许多师友、许多同人乃至无量数的读者好友所共有的。我应该尽善地运用这种信用，这不只是对我自己应负的责任，也是对许多师友、许多同人乃至对无量数的读者好友所应负的责任。

 

我生平没有私仇，但是因为现实的社会既有光明和黑暗两方面,你要立于光明方面，黑暗方面往往要中伤你。中伤的最容易的办法，是破坏你在社会上的信用。要破坏你在社会上的信用,最常见的方法是在金钱方面造你的谣言。

我主持任何机关，经手任何公款，对于账目都特别谨慎；无论如何，必须请会计师查账,得到证书。这固然是服务于公共机关者应有的职责,是很寻常的事情，本来是不值得提起的。我在这里所以还顺便提起的，因为要谈到社会上有些中伤的造谣阴谋，也许可供处世者避免陷害的参考。

也许诸君里面有许多人还记得，在马占山将军为抗敌救国血战嫩江的时候，《生活》周刊除在言论上大声疾呼，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外，并承国内外读者的踊跃输将，争先恐后地把捐款交给本刊汇齐汇寄前方。其中有一位“粤东女子”特捐所得遗产二万五千元，亲交给我收转。这样爱国的热诚和信任我们的深挚，使我们得到很深的感动。当时我们的周刊社的门口很小，热心的读者除邮汇捐款络绎不绝外，每天到门口来亲交捐款的，也挤得水泄不通；其中往往有卖菜的小贩和挑担的村夫，在柜台上伸手交着几只角子或几块大洋，使人看着发生深深的感动，永不能忘的深深的感动！当时我们的同事几于全体动员，收款的收款，算账的算账，忙得不得了，为着急于算清以便从早汇交前线的战士，我们往往延长办公时间到深夜。这次捐款数量达十二万元，我们不但有细账，有收据，不但将捐款者的姓名公布(其先在本刊上公布，后来因人数太多，纸张所贴不资，特在“征信录”上全部公布，分寄各捐户)，收据也制版公布，并且由会计师(潘序伦会计师)查账，认为无误，给与证明书公布。这在经手公款的人，手续上可说是应有尽有的了。但是后来仍有人用文字散布谣言，说我出国视察的费用是从捐款里括下来的！我前年回国后，听到这个消息，特把会计师所给的证明书制版，请律师(陈霆锐律师)再为登报宣布。但是仍有人故作怀疑的口吻，抹煞这铁一般的事实！这样不顾事实的行为，显然是存心要毁坏我在社会上的信用，但是终于因为我有铁据足以证明这是毁谤诬蔑，他们徒然“心劳日拙”，并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我们只要自己脚跟立得稳，毁谤诬蔑，是不足畏的。_{[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3版，第79-81页]}

韬奋在这里主张：“我主持任何机关，经手任何公款，对于账目都特别谨慎；无论如何，必须请会计师查账，得到证书。”这不啻对潘序伦的会计师职业的充分理解与极大支持。

三、为《生活日报》献策

在新闻工作中，韬奋感到《生活》周刊的出版时间间隔较长，不能及时反映对重大时事问题的意见，很想办一份合于人民大众之需的日报。一九三二年三月，应读者建议开始筹办《生活日报》，韬奋与胡愈之、戈公振、李公朴、杜重远、毕云程等发起，由读者集资创办《生活日报》。当时办报须向上海市社会局登记注册，并相应成立股份公司。韬奋便委托潘序伦代理。这年三月，潘序伦代拟了一份《生活日报股份两合公司章程》，刊登在《生活》周刊第七卷第十二期上。不料。事情又有了变化，对公司的性质要作调整。八月，韬奋给潘序伦复了一封信，内称：

序伦我兄大鉴：

昨晚畅谈，无任快慰。关于《生活日报》股份，本定股份两合公司之章程，现拟改为有限公司，特行奉上，乞为依法修改。_{[摘自上海市档案馆档案]}

韬奋还在信中与潘序伦商讨了修正意见的细则。潘序伦接此信后，又忙碌不停，多次奔走，欲促成《生活日报》的早日创刊。

韬奋以《生活》周刊名义公开招募股款，引起读者热烈反响，到9月中旬不到半年就集资十五万元，有二千多人参与，但是，由于各界群众踊跃入股的盛况，吓坏了国民党当局，他们不准《生活日报》办理登记手续。潘序伦和韬奋的努力成了泡影，韬奋只好忍痛宣告《生活日报》在上海停办，后在香港择机创刊了。

1932年4月2日，韬奋发表的《正在积极筹备中的生活日报》说：“我们深信言论机关新闻事业非有独立的精神，决难始终维持其公正的态度。”

当局拼命阻挠、百般刁难，韬奋并没有因此消极动摇，而是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在热心读者的多方面帮助下，绕过军警特务的监视，利用铁路、轮船、民航等交通渠道，把《生活周刊》大捆大包运往各地，销量没有因为禁邮而大量降低，每期仍达十五万份左右。

1932年底，蒋介石把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叫到南京，申斥了他一顿，要《生活》周刊改变态度，拥护国民党政府，否则就要被查封。经过大家商讨，为了不使黄炎培为难，邹韬奋决定《生活》周刊与中华职业教育社脱离关系,成为一个独立的刊物，由他自己负责办下去，并在报上刊登了《生活》周刊社脱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启事。这样既保护了职教社，又有利于《生活》周刊的进一步发展。

这时，还有人暗示邹韬奋，当局拟派人参加《生活》周刊以左右其言论，或出钱收买周刊。在一个接一个的压力面前，邹韬奋镇定自若，作好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准备。他说：“本刊同仁自痛遭无理压迫以来所始终自勉者：一为必挣扎至最后一步：二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

_{[《韬奋全集》第5卷，第440页。转引自陈挥：《邹韬奋：大众文化先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126页]}

1933年6月，国民党特务杀害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_{[“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二七年以后，蒋介石反动政权进行大规模的反共内战,并在全国各城市和农村中,残杀革命工农和知识分子。在一九三二年，蔡元培(孑民)、宋庆龄、鲁迅、杨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进行保卫人民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的斗争。韬奋是同盟的负责人之一。一九三四年同盟的秘书长杨铨在上海被蒋介石的特务暗杀。韬奋也被列入黑名单,因此他被迫出国。]}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邹韬奋也在当时流传的一份暗杀名单之中，他被迫舍家流亡海外。在英国，邹韬奋读到了马克思的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他进入莫斯科暑期大学学习，撰写了二十余万字的文章，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思考了中国的现实，认清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本质，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纽约，他向一位留美的中国共产党人，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据曾在《生活》周刊社工作过的陶亢德回忆：

邹韬奋先生的出国是被迫流亡，自九一八后,《生活》周刊猛烈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大力号召对日抗战。《生活》周刊的销数的确突升飞跃，的确销到十多万份，超过了当时销数最多的日报《新闻报》。销数多当然影响大，但是《生活》周刊的影响，即使销数比《新闻报》少，也一定比《新闻报》大，看《新闻报》的读者只是看看罢了，它的主张(其实也可以说它并没有什么主张)和言论(它是有社论的)恐怕没有多少读者赞同，更不要说信仰拥护了。看《生活》周刊的读者可两样，他们大多数是细细看细细读，当作教导或指示的，……你打开《生活》周刊的无论哪一期，决没有粗俗的文章，更不用说色情和凶杀的下流作品了。一期《生活》周刊的文章，邹韬奋先生除了撰写《小言论》外，还写几篇别的，特别是人物评述，可以说全是他的手笔。邹先生的文章格调并不太高，他的思想也不怎么高超(至少在全面抗战之前)，但极诚恳亲切，公平正直，不亢不卑，合情合理，不冷嘲热讽，不尖酸刻薄，忠恕中庸，乐观和平。他的为人就是这样，文如其人，认识他的人没有一个说他不是好人，读他文章的人也就没有一个说它不是好文章。他的为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罔论人短，无论对什么人，他不抹杀这个人的优点长处，当然这是对一般人而论，对于大憨巨奸，他是口诛笔伐，绝不留情的。

《生活》周刊的深得人心影响广泛，还可以举一个例。那是在拟办《生活日报》招股时，我也帮着登记认股人的工作，在无数认股人中，我发现了一个我的远房姑父。这人年纪一定已过半百，生平以明哲保身不问世事一动不如一静少抛头露面著名，但《生活》周刊一招《生活日报》股本，他竟会前来认股，不怕上当受骗(像他这类人，最怕上当受骗的)，足以反映《生活》周刊的信誉是多么深远，也就是邹韬奋先生的文章之多么深得人心。

《生活日报》的计划相当宏伟，内定的主要人员，有戈公振、胡愈之、李公朴、陈彬龢等，都是当时的俊彦。鉴于独办不成，还设法想和中华书局合营为两合公司。但也不为国民党反动派所允许。

……

国民党反动派既然认为《生活》周刊是肉里的刺，当然极想拔掉它为快，反动派一步逼紧一步，终于下命令禁止邮寄。……_{[陶亢德：《我所认识的邹韬奋》，氏著《陶庵回想录》，中华书局2022年6月第1版，第73-75页]}

由于《生活》周刊坚定地站在普罗大众一边，敢于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唱对台戏，因此，终于在1933年12月8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当时正在英国考察的邹韬奋听到这一消息时，非常激动地说：“我深信《生活》周刊的精神是永远存在的，因为它所反映的大众的意志和努力不是一下子可以消灭的。”_{[《韬奋全集》第5卷，第792页。转引自陈挥：《邹韬奋：大众文化先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127页。]}

几经磨难，1936年6月7日，《生活日报》才在香港面世，日销二万份；总共只出了五十五期，邹韬奋在上面发表了五十五篇社论。

6月20日，他写过《关于〈生活日报〉问题的总答复》(21日发表在《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三号)，他理想中的《生活日报》“是反映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大众文化的最灵敏的触角”，“是五万万中国人(连国内国外的中国人合计)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登载的消息都是“和人民大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一切东西”。他憧憬着有一天，《生活日报》在一百二十层楼上办公，每天飞机送来各方面的专访通讯，短波无线电台接收几千万封的国际特约电讯，发行量达到五百万份，平均每一百人拥有一份《生活日报》，至少同时用多种文字、在全国十个地方出版。他的梦想当然不可能实现，不到两个月，《生活日报》就停刊了。他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名《生活星期刊》，移到上海出版，但也只出了十四期。_{[参见傅国涌：《追寻失去的传统》，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248-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