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白之旅——母亲的情怀

_{母亲经秀珍九十高龄留念}

A 缘起

母亲自进入90岁后，患上了白内障，确切地说，应该是白内障的症状明显了。她的双眼蒙上了云翳，白天坐在餐桌边时不时地用餐巾纸擦拭眼睛，咯楞得难受。我几次要带她去医院就诊，做个白内障摘除手术，她老说，不用不用，我老娘到这岁数也是白内障，老了不中用了，瞎就瞎好了。我说，那你就看不到我们子孙男女了。她说，听到声音也一样，这样反倒好，看不到你们兄妹俩老的样子，在我眼前一直是年轻漂亮的，不然，心里会难受。

我同妹妹商量，又听了专家意见， 摘与不摘利弊权衡，竟然是一半一半的。

有些事情还真是做与不做会犯纠结。后来婶婶出来现身说法，说自己摘除白内障后，视力下降反而厉害，半年后又长出来了。现在一只眼睛全瞎了。

这件事，我第一次做出了顺从母亲意愿的决定，消极无为，听之任之了，反正她现在滴滴眼药水，还能看得出一点物事。

可是有件事情我老是搁在心头放不下，那就是十年前父亲过世后，我写了一篇纪念父亲的悼文，发觉父亲的生平其实是被母亲的行止捆绑着的，一个唯妻是从的温良男子，被老婆拽来拽去，历尽千辛万苦，终其一生，而又无怨无悔。母亲到底有啥魔力将父亲摆布于股掌之中?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位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评说我的父母——被洗过脑子的人，一生愚忠，自讨苦吃，糊里糊涂。我惊愕，他也这么认为？忽略历史缘由，无视个体特征，就妄下结论？我不信服！难道赋予我生命的父本、母本，遗传给我的竟然是冥顽不灵、傻不拉几的基因？

对于父母亲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有些部分我是知晓的，因为，有些过程，我是陪着一起磨难、一起沉浮的。曾经也埋怨过、责怪过他们。但是随着年资的增长、心智的补充，我隐隐约约感觉到父母的脑海里涌动的不单单是盲目轻信的激情、执着一念的愚忠，还有深藏着的难能可贵的东西、现在这个时代非常稀缺的东西。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看他们那个时代投射到人们心理上的烙印，不难看到他们人格精神里某种闪闪发亮的品质。我要试一下，在我母亲还健在的时候，来拨拉拨拉她一生的行止，看看他们这一辈的人生观、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B 丑小鸭

一九三三年农历六月初五晚，星光淡淡，月色清幽，在扬州瘦西湖畔一个叫双桥的小村里，姓经的人家又添下一个女婴。婴儿的啼哭还未停息，大人们就围绕着“送”还是“留”展开讨论。最后拍板的是女婴的外婆：“小丫头吃不掉多少，你又不是养不起？留哈来！”外婆说的“你”，就是指她女婿、女婴父亲——“经家卫”的“经大老板”经文义。女婴留下来了，大名同她大姐一样，叫秀珍，小名“小留仔”，在家排名第七。

说到经大老板经文义，实是另类的稀里糊涂之人。因为不吃青菜，吃了就吐，一吃鱼肉荤菜便满脸油光，喜逐颜开。家里供养不起，就让他离家学做木匠，好去人家家里吃香喝辣，捞个荤菜好酒果腹。可学做木匠呢，他只对做棺材感兴趣，其他的一概不学所以也不会。后来成了家，岳母家底殷实，就撺掇他开了个棺材铺做棺材生意，本钱全由岳母掏腰包。棺材铺的名字叫作“经东升”，很是鲜亮，生意也不错。但他有赚即可，不思发展，又懒得算计，什么红木、金丝楠木、榉木、樟木、松木、杉木、杨木的木材都愿意做。因此，经大老板名气很响，所赚不多，养家倒是绰绰有余。但凡周遭乡邻亲戚朋友拎着两瓶老白干上门来，“经大老板”一叫，两只手一搭作个揖，老经就晓得有“好事”来啦，忙不迭招呼：“进来唦、进来唦，喝酒、喝酒！”三杯酒落肚，不等别人开腔，自己便发问：“今个儿什么事光临啊？没得关系，尽管讲！”来人一般总是毕恭毕敬，忸怩再三，开口了：“经老板，我家小五子明个儿相亲，想问你借个金戒子装装样子，到晚上就过来还把你。”经大老板手一挥：“没得关系，小事情、小事情”，招呼老婆，拿出一小升金戒子，任由人家挑选。也有借手镯的、手链子的、玉簪的，最多的是借钱。日子一长，不见人家来还，又不好意思开口讨，这些钱财就易主了。还真有脸皮厚的，上次借的未还，今又上门来借东借西，碍于情面，又是“经大老板”一叫，他便晕乎乎，骨头轻起来，只要不借老婆女儿，借什么都欣然答应。

破这些小财，对经文义来讲不是伤筋动骨的事。哪家有困难，他乐善好施、都会主动上门送温暖呢，家里人也心甘情愿。反正只要有人死，他就有生意，有生意就不愁吃穿。这样靠着死人讨生活、接济窘困之人，倒也轻松。

一九三七年底，扬州被日本人占领，到处烧杀掳掠，经家卫的经大老板也难逃一劫。在双桥河畔一个堆场里，经老板从南方采购来的金丝楠木堆得小山一般，难得寻觅到的廉价好机会，倾力采购的木材，被日本兵一把火烧了三天三夜，变成灰烬。经大老板一家老小躲在七里甸乡下农田里，大气不敢出一口，眼睁睁望着双桥那边浓烟滚滚……

这场大火把经大老板顷刻间烧成无产阶级。逃难时带出来的一部分现大洋和金银细软，成了一大家子暂时活命的本钱。虽把金项圈一段一段绞断，送去当铺换钱买米，尚可暂时维持生计，但已经留不住大儿子经学的心了。眼看一大家子日子艰难起来，他这个长兄肩上重担免不掉要挑，就趁一次外出的机会，拿光家里能找到的钱，抛弃了才结婚四个月的老婆，跟着一个什么部队出走了，据说去了云南，八十年里，来过一封信，表示愧疚，道个永别，从此再无音信。

传说中的“家道中落”就这样开场了。

老大经学一走，老二经宝成了老大，因为经大老板发火了，说：“老祖宗从北方迁来，多少代男人没得孬种，再艰难也要挺起胸膛朝前赶，传到吾这辈倒养了个白眼狼！从今个儿起，经家没得经学这个人！”于是，“小留仔”便称为“小六子”，“小七子”的名份给了最小的小弟。

开初的日子还熬得过去，除了有点存银、首饰外，经老板岳父家也常有银子、菜米接济。可经不起常年施舍，岳父岳母也只好寻求自保了，家里还有不少孩子等着花钱呢！

本来经老板家有个祠堂，除了祭祖仪式要用以外，平常日子做了他儿子们的学堂，老二经宝读不进书，老四经汉顽皮不读书，只有老三经绍机灵好学些。小六子同大姐、二姐一样，女孩子是不得念书的，一般扬州人家都是老观念，重男轻女习以为常。有时小六子躲在窗台下偷听私塾先生讲课，被父亲发现，就罚她去拾柴、挑草，或者做家务。尽管如此，她还是常常去偷听、偷看，“我要读书”的念头，始终没有放下。

小六子15岁那年，三哥哥经绍到上海当学徒学剃头去了，说是等落定了，就带四弟、六妹和未婚妻（童养媳）秀清，一起到上海寻个出路。果然一年不到，三哥哥信守诺言，把他们三人弄到了上海。四弟经汉进了纺织厂当学徒；六妹秀珍去了一个国民党连长家里当佣人，遭呵斥、谩骂、殴打是常事，每天看人脸色混口饭吃；秀清就与三哥哥结婚，很快就生了个男孩。大家尽管收入很少，但总算安顿下来。

不多时，三哥哥患上肺痨病，无钱医治一命归西。秀珍就辞了帮佣，回家帮三嫂嫂带孩子。1949年，上海改天换地获解放，四哥哥就把母亲从乡下接来，帮助三嫂带孩子，秀珍就解脱了家务，在袜厂当了临时工，每月生活可以自给自足，结余点下来，给大侄子买点衣物、零食。让她惊喜的是，当时工人学文化的浪潮掀起，年轻的工农子弟纷纷进夜校读书。她终于盼到了读书的机会，就同小姐妹们一起报了名，只要无夜班，每天晚上坚持去识字扫盲。时间一长，许多小姐妹半途而废了。只有她一个人步行到“八埭头”读夜校，后来进了合众造纸厂做工，又坚持到“六埭头”夜校读书，三年里从不间断。

至此，从苏北扬州来沪帮佣打工的“小六子”经秀珍从扫盲班结业，算是有相当于小学毕业的学历了。

C 白天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国诞生伊始，百废待兴，人才奇缺，尤其是能有小学水准的工农分子极少。当时社会各种岗位用人的要求很高，这种高要求不是现在推崇的高学历、高智商，而是出生苦，家境穷，爱党爱国的有志青年，所谓“根正苗红”。母亲经秀珍很快就融入进这个时代。她同父亲一样也参加了民主改革工作队，参与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在实践中训练自己的口才、文才，学习同各种阶层的人们打交道，还努力掌握、领会党和政府颁发的各种政策法令，忘我工作。她常常下基层，到工厂、里弄、学校搞宣教，在共青团大会和工商联会议上作演讲，还参与人事调查、文艺演出、访贫问苦、解决纠纷，等等，凡是领导交办和没有交办的事情，只要她认为应该做的，就毫不犹疑付之行动。那时的她，浑身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心中燃烧着知恩图报、奋发向上的激情。是共产党让她翻身做主人，摆脱贫困潦倒，走上正式的工作岗位，体面又拉风，被人尊重、被人羡慕，那是她做梦都做不到的好光景啊！她的努力、她的才干、她的进步，很快被党组织关注，不久就从共青团员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培养她先后当上闸北区团委委员和闸北区工商联党总支副书记。不久，她又得到了组织上进一步的考察培养，下到几个基层工厂担任副职，在实际工作中学习专业知识技能，掌握企业管理的要领。不久，她又先后当上了几个工厂的党支部书记。

年纪轻轻，前途无量。母亲的心里充满着憧憬。

而几年后的一个晚上，更让母亲热血汹涌、激情澎湃！她同父亲一起见到了领袖毛泽东，并且与他亲切握手！那是何等样的幸福感啊？恩人救星与庶民同乐看电影！当时，母亲与父亲是恋人关系，父亲的工作单位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领导给了他两张前两排中间位置的电影票，去中苏友好大厦看电影。正巧，毛主席来上海视察，上海市委为他举办了这场电影招待会。放映前，毛主席与前三排观众握手，父母亲正好撞上大运了。

命运之神又一次眷顾这两位无产者、农耕后代。

事业似乎进展顺利，生活上则是拮据简朴，需要节俭：一件列宁装，每天都穿，白天穿脏了，晚上洗，来不及干，弄个架子傍在炉子周围烘；早餐是一个实心馒头加上一两根萝卜条就对付过去，午餐食堂吃，晚餐回宿舍煮一碗清汤面；出行没有自行车，那就步行，一路小跑地奔，要是实在来不及就乘公交车……对物质条件的追求，仅仅是解决温饱的标准，别无他求。母亲每天只想着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追求进步、多做贡献，建设好国家，让其富强起来。

每每回忆起这段如火如荼、似金子般闪闪发亮的火红岁月，父母亲脸上总是神采飞扬，语气豪迈又喜悦。虽然清贫，但却快乐，深深打动过我多次！我都听着、记着每一个细节，在我幼小的心灵刻录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如果同现在比照起来，不禁让人感叹唏嘘。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啊？那么一群人，那样的简单、那样的无私、那样的正气、那样的拼命，为国家的繁荣、人民的幸福，可以忘我地付出！人心是多么真啊、善啊、美啊！真舍不得让那个时代就那么短暂地匆匆消失！

母亲当时就自觉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D 小家

父母亲是在食堂里吃饭时认识的。当时党组织为培养年轻干部，将他们放到组织部门学习锻炼。父亲就来到了闸北区委组织部实习，午饭就在工商联的食堂搭伙 。父亲经常看到一个剪着齐耳短发、走路昂首挺胸带着风的姑娘排队候饭，尽管脸色黝黑，但是目光炯炯、笑口常开，浑身充满着青春的朝气，不知不觉被她吸引。于是他细心观察，当听到有人叫姑娘“小经”，就记住了。他每天候准小经吃饭的拍点，或前或后挨到她的旁边，借故说话，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母亲告诉我们，她发现这个叫“小施”的小伙子长得肤色白净、眉清目秀，碰到了总是对她笑，而且不知从啥时候开始，几乎天天遇见他在她的周边，嘴里“小经、小经”叫得很亲切。她没多想，也报于“小施”的回应。后来“小施”的事情多起来——合伙吃饭，饭票让小经保管 ；参谋买衣服；约看电影；书籍借来还去……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父亲单位发布了一条消息，说是适龄青年如果定下配偶，一年里可以分配到一间婚房。父亲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问母亲，你可以帮我这个忙吗？没想到母亲爽快地点头了。

1956年底，父母亲在与毛主席握手后不久，就结婚了。婚房地址是武康路97号，市委家属宿舍，一栋欧式小洋楼。结婚那天，父母亲就告诉了几个同事朋友，他们在自己家里吃了晚饭，再来贺喜，一杯清茶，几粒糖果，欢笑着送点笔记本、铱金钢笔，祝福新人幸福美满、健康进步，然后朋友们知趣地打道回府。新人第二天照常上班，没啥仪式讲究。家具差不多每件自己都搬得动，木板搁在长条凳上，铺上床单，挂好蚊帐，算是婚床；一个毛竹编的餐桌，面上一块薄木板下面有个桌肚子，放着碗筷，一直用了30多年；除了一些衣物和锅碗瓢盆外，再无它物。如此简陋贫浅的生活状态，父母亲这辈人却仍然能够保持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学习和工作的激情，为国为民天天忙碌、无怨无悔，真应了一句话：布尔什维克是用特殊材料铸成的。

有件事值得提一下：1958年3月，我诞生在武康路97号这座小洋楼里，那时正值大跃进年代。我的名字是一位叫吴宝玉的阿姨起的，唤作“跃鸣”，是“大鸣大放大跃进”的时代记忆。听父亲说，吴阿姨非常漂亮，身材高挑、肤色白净，又是初中毕业生，在我爸上级部门工作。他俩是多年的好朋友，有事没事会凑一起聊天。当她明确表示要与我爸建立恋爱关系时，父亲大惊失色！他一直没有企图与她成为情侣，因为他认为各方面条件都远远配不上她，追求她等于“懒蛤蟆想吃天鹅肉”，悬空八只脚呢！我父亲承认，他拒绝吴阿姨时实在是底气不足，非常勉强。他坦诚地告诉吴阿姨，已经对小经暗示过好感，尽管没拉过手、也没明确表白过，仅有那么一点意思让小经感觉到了，他不好意思中断这段友谊，怕小经伤心。吴阿姨有点失落，只轻声说了句“我是不是晚了点？”父亲艰难地点了一下头。啊呀，还好还好，在我看来，这一下点头是一个伟大的举措，要是他老人家一个立场不稳，小子我去哪儿翻箱倒柜拔拉出自己来呢？我的小命仅在老爸的一闪念之间，好悬哪！而何以如此结局？诚信哪！忠厚啊！老实啊！毫无势利之心！

在这件事情里，那个吴阿姨是大气的。他和我父亲这代人共同的品德追求是先人后己、诚信至上，哪怕涉及自己的终身大事！在私利面前，以道义为重，以他人幸福为重，该让的必须让，轮不到让的照样让。

两年后，我妹妹也降生了。由于工作太忙，母亲又生不出奶水，父母亲就把我送回老家崇明，找了个奶娘抚养我，尽管当时奶娘家有三个孩子，但对我关爱如己出，可以说无微不至。而妹妹却遭了罪，她去了浏河，她的奶妈是个抽大烟的浪荡女子，没奶水，只弄点米糊糊弄妹妹，导致妹妹三岁了还不能独立行走。

凭良心说，父母亲是把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上的，尤其是母亲。小家里的事情，许多都没有认真考量、谋划过。

E 大家

从1960年开始，由于我国同苏联闹僵后，科技建设、工农业生产等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全国进入了困难时期。政府号召民众履行节约、减少开支，有多余的粮票、肉票、糖票、盐票等计划配给的票证捐献出来，以减少供给或者让给更需要的特殊工种人群，保证国家建设的特别需要。同时，还动员大批在城市吃商品粮的人士下放到农村去，或到“老少边”地区帮助生产建设。

母亲意识到国家有难了，二话不说，也不和父亲商量，将一半份额的采购票据上交给了组织，她自己忍饥挨饿，弄得脸黄肌瘦，实在撑不住了，就厚着脸皮去四哥哥经汉家向四嫂子讨饭吃。四哥四嫂也真是宠让她，让她吃了无数顿饱饭，还匀点票证给她，没有一句责怪的话语。那时的兄妹情啊，真是骨肉相连，生死相伴，不离不弃。

直到1962年年中，母亲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上海新华铜管厂”的厂长，一个奉贤人，因为他的老婆是乡下户口，他是单职工，按照市政府下放工人的条件规定，这个厂长属于下放的对象。在欢送厂长的告别会上，母亲不像往常那样慷慨激昂地讲话，心情似乎异常沉重。她评介了厂长的工作能力、取得的工作成绩，预祝他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国家和家乡作出新的贡献。然后就拍照留念，握手道别。

当夜，母亲回到四平路80号的新居，刚见到父亲，就发动了一场同父亲的争吵，这是从谈恋爱到结婚生儿育女为止从未有过的争执。母亲告知父亲：明天她就向组织申请全家四口人离开上海，不吃商品粮了，全部下放到崇明岛父亲的老家参加农业劳动，在那里为党为国效力。她还说，厂长下放了，我这个党支部书记怎么能心安理得，视国难当头于不顾，还坐在讲台上高谈阔论、指手画脚？我没脸面对厂里三百多个干部职工。

父亲闻言，如雷轰顶。她怎么想得出这个馊主意？一来，全家四人城市户口的家庭，不在市政府规定下放的范围，不申请也不会说你思想落后、不体谅国家；二来，乡下没有立锥之地，祖父母只有一间四平方左右的草屋，当作灶间用的，父亲的一弟一妹同二老一起住在向邻居借的一间厢房里，我们一家四口人突然回乡永居，如何安置？这三，本来每月都要邮寄几块钱贴补乡下父母弟妹，现在倒好，工资全无，不但没钱提供，反而拖累他们，这如何向父母弟妹交待呢？

母亲不管父亲如何解释，就是执着一念，决意下放。她说，我们难，全国人民也难，党和政府更难！要当好六亿人口这个大家，党中央、毛主席有多难？！你去想想我们有今天，是谁带给我们的？你怎么忘恩负义呢？！

父亲退让了，说，要么我下放，你和两个孩子待在上海，这样，他们就不会丢掉大上海户口，也会少遭点罪、少受点苦；或者你一人回去尝试一下，适应的话就留在那里，不行，就再想办法回沪，这样比较稳妥点、保险点。

母亲根本听不进去，斥责父亲“小农经济意识浓”，只顾小家算小账，不算大账顾大家，不能算作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她还威胁父亲：如果你明天像我一样找组织申请下放到崇明岛，那还好说。不然，我就吵到你单位，说你思想落后，抵制下乡支援农业生产，让你名声扫地。

父亲再一次退让：那么让孩子的户口留在上海，寄放在四哥哥家，这样也好给孩子们留一条后路？

母亲再一次发火：你怎么老是在盘算自己的个人利益，不懂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吗?有点担当好伐！不讨论了，全家一起走，要死死一块，要活一块活，就这样决定！斩钉截铁，毋庸置喙。

父母亲的上级领导都再三挽留他们别去乡下，说党培养一个成熟的干部不容易，留在上海同样是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何况你们根本不在下放工人的范围之内，不下放也没人认为你们思想落后。母亲表态：去意已定，是金子到处可以发光。

1962年秋天，全家人放弃了城市户口和工作岗位，来到父亲的故乡崇明县新民乡强民大队16生产队下放劳动，踏上新的征途。

F 换了活法

母亲从未正儿八经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握锄头、执镰刀、挑担、插秧、收麦、割稻没有一样拿得起，纺纱、织布、纳鞋、制衣等等的女红活儿更是一窍不通。她在农村的生活可想而知是多么艰难，可以说寸步难行。

回农村不久，母亲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后来，上级又让她当上了强民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开始，她土话听不懂，很难与人交流，她对乡下人说上海话，还稍微好一点，一说扬州话，就被嘲笑说她是“江北赤佬”。不过，她口才好，也上心学习，很快就能听懂和说说崇明方言了。作为一个党支部书记，如果仅是嘴上能说、手上不行，就会见人矮三分、不受人待见。让她在短时期内将农业生产的十八般武艺全部掌握，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尽管宗族、近亲还有家人经常维护她、帮衬她，但也不可能时时处处事事照顾周全。她高谈阔论宣传国家方针政策，颇有政治水准，人家就说她“狗污理论”，“口头革命派”，因为农民关心的是每天能吃饱、穿暖、年终有收入。她每天一早出家门后总要到晚上九十点钟回家，才捧起饭碗充饥，真不知道中午这顿饭是如何解决的。父亲怀疑她经常饿着肚子不吃中饭。问她整天都在忙些什么呢？她说参加公社会议、传达会议精神，或者访贫问苦、踏勘田头、请教老农、三抢动员、参加劳动、调解纠纷、布置杀虫、抗击台风、招募卫生员、水井撒漂白粉……还有上团课、上党课、组织文艺宣传活动、培养年轻骨干……还有征兵、招工、救济“五保户”，等等、等等。说到“五保户”年终救济，由于面广量大，公社下拨的救济款少得可怜，那些特困户拿不到救济款、或者认为拿少了，就会吵到我们家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哭诉困难，有的甚至下跪求我母亲“行行好”。救济款的发放是党支部与大队部所有干部讨论决定的，清单上的名额和救济款数量也是定死的，没有任何可以松动或调整的余地。现在摆不平了，老百姓找到一个干部就讨要，干部们都推说决定权在党支部书记手里。所以这些人才上门要钱。怎么办？母亲向父亲恳求：自家掏钱撒一撒，每家一两元也行，打发他们回家过个年。当时的一元可值钱呢，大体相当于现在的100元。

父亲一声不吭，进内屋拿了几张一元、两元面值的纸币，交给母亲。母亲叮嘱这些老百姓不要声张，上级拨款已经发光，这是我私人掏腰包的，自家上有老、下有小，钱根本不够用，挤一点出来，救救你们的急。要是传出去，我们家就没法过日子了。还好，拿到钱的这些贫困户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没有回去大肆宣传。

最最让母亲懊丧的是，每次从大队部开会回来，她总会向父亲诉苦，说她传达上级指示，如何抓革命促生产，如何抓治虫、打叶、深耕、抗涝、抢种、抢收、学大寨等等，班子成员都不爱听，都说这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稍有争执，他们就集体责难：你到田里做做试试，你去解决农业上的所有问题。你懂吗？你有这本事吗？一两句话就被呛闷掉。

母亲感叹在上海当书记时的情景：只要是上级党组织发出的指令，一呼百应，工人们从来都是二话不说，遵照着干就是了。工人阶级确实组织纪律性强，政治觉悟高，农村毕竟落后。父亲也颇有同感。我当时七八岁，好像也听懂不少，知道父母亲选择错误，弃城返乡，明珠投暗了（就那意思）。

不过还好，老百姓都说我母亲好：经书记对人和气热心，很有同情心，常常帮助我们解决困难，是个好书记。

有件事情给我的影响特别深。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国家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鼓励适龄妇女采取节育措施。我大伯家就是一个多生育的家庭，一共生了五女两男七个孩子，如果不采取节育措施，孩子恐怕还会生产出来。群众都以他们家为参照目标，僵持着不响应号召。假如我母亲能做通大伯母的工作，可能会带动一大批家庭参与进来。母亲不知道上门多少次做大伯、大妈的思想工作，有时甚至用恳求的口吻希望他们支持她的工作，都被我大伯母骂出门去，脏话连连，不堪忍受。母亲知道，打铁先要自身硬，就不声不响瞒着父亲，去县中心医院做了结扎手术。我们小孩子搞不太清楚，是当时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的姑母告诉我们的：你妈做的是绝育手术，再也不可能为你们生出弟弟妹妹了。

母亲的榜样力量确实带动了许多家庭，大伯母终于同意采取节育措施。

现在想来，母亲当时担任这个党支部书记，真有点勉为其难。

G 首劫

“5.16通知”出笼以后，全国范围内的所有有职权的人士几乎都被揪斗。父亲，一个小小的公社服务站站长，母亲，一个小小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也被关了禁闭，反绑着游街示众，还在大礼堂或会议室屡屡遭受批斗殴打，勒令他们交代所谓的问题，身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

那天早上，大堂姐、二堂姐奔到我家，叫醒我和妹妹，告诉我们，二伯（指我父亲）出事了，花站上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都写着你爸的名字。住在老宅那边的洪叔也跑过来告诉我，你娘关在大队畜牧场里，今天上午要开大会批斗她。我这才发现父母亲一个都不在家里。我叫妹妹别害怕，先到祖父祖母那里等消息，我自己就跟着堂姐去花站，看到了长长的大幅标语，上面倒写着父亲的名字，还加上了红颜色的“XX”。我想见父亲，可是谁都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赶紧再去畜牧场，听见老百姓在轻声议论，说经书记被关在牛棚里，一会儿就要批斗了。

终于看到母亲被反绑着押进了会场，90度弯着腰，头发蓬乱，神态木然，上台阶时还打了个趔趄……噢，其余场景不忍细述，忽略吧。（父母亲的遭遇在《父亲走的时候》一文里都有表述，此处省略。）

母亲是在长江北支的垦区里接受劳动改造时精神崩溃的。她左思右想,一颗丹心捧出来，却遭来如此奇耻大辱，祸及于身心及全家。她其实一直在反思自己哪里做错了、哪里疏忽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亲爱的丈夫见不上面，更谈不上互诉衷肠、安慰开导、相濡以沫。就单单凭借她一丁点儿的心智在苦苦追索，这牛角尖就越钻越深了。噢，可惜周边没有高人指点啊！蜉蝣一般的草民（父母或许是长得高一点的草民），何来大贵人、大智慧可以帮助其拯救灵魂乃至肉身？再说，那个时期，真有高地位、大智慧的人恐怕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此后的七、八个月里，我只见着父亲偶然几次回家，待一会儿就又离开了，说是有“陪斗”任务。直到有一天，他似乎很兴奋，告诉我们，要带我们兄妹俩去探望母亲。母亲在精神病院治疗我们是知道的，心里老想着去看望她，听到这消息，高兴坏了啊！

父亲骑着自行车，一前一后载着我们前往鳌山医院，那里是精神失常患者的医治中心。

同母亲见面时是隔着铁栅栏的。母亲由两位医务工作人员监护，慢吞吞走来。时隔将近一年，母亲老多了，最大的变化是头发花白，动作缓慢，眼神呆滞，看人时眼珠是不转动的，也不对焦。父亲大声叫她：“秀珍，经秀珍，你还认得我吗？”母亲看了看，摇摇头，说了第一句话：“小眼镜，勿认得（父亲戴近视眼镜）。”父亲又指指我妹妹，问：小姑娘认得吗？母亲伸手要摸妹妹的脸，被医务人员阻止了。母亲问：“迪个小姑娘蛮漂亮的，啥宁嘎个（谁家的？）”父亲告诉她，是你女儿呀！母亲摇摇头，表示不认得。我忍不住上前叫她：“嗯妈，侬认得我伐？”我再把头塞进栅栏空挡里，伸出手大声叫喊：“嗯妈，我是耀明啊！耀明记得伐（上海口音‘yue ming’叫成 ‘yao ming’ ）？”“耀明、耀明”，母亲轻声自言自语，突然，她睁大眼睛，眼珠子放光，脱口而出：“儿子，心肝宝贝！”说完，就走过来拉我的手，又被医务人员拽住了胳膊。

我们三人都哭了。等我父亲冷静下来后，医务人员告诉他：患者在每天服用氯炳嗪、奋乃静等药物后，情绪一会儿亢奋，一会儿低落，加上隔天上电疗，特别难受，病人会恐惧和抵制，脑神经麻痹损伤了，人的行为往往喜怒无常，有严重的自虐或者暴力倾向。经秀珍前两天就在厕所间用裤带上吊，被病友发现后及时报告，才避免了悲剧发生。

父亲一脸紧张，不停地点头，询问有什么好办法能使母亲回归正常？

而此时，母亲抓着栅栏拼命摇晃，大叫“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母亲在拉拉扯扯中被带走了。父亲泪眼模糊，轻轻呼喊着“秀珍、秀珍，”自行车推了好长一段路，仍不断地回头张望。

作为儿子，母亲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唯一认得我，我是多么荣幸！这是我有生之年里永远不会忘却的记忆，刻骨铭心！

_{父母亲的结婚照}

H 明昧参半

历经四年多进进出出、来来回回的治疗，母亲的病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终于可以回家吃药疗养了。

由于母亲生了这场大病，神志不可能长时间保持清醒，再担任什么领导职务是不合适的。过了一段时间，正好农村开始推广草医草药，以缓解缺医少药的状况，公社党委就安排了一个工作，让母亲当一名大队“赤脚医生”，专门负责采集中草药，为乡亲们治疗一些常见的小毛病。这个差事文化水平要求不高，也不会有太大的医疗风险。母亲非常喜欢这项工作，她也不问一年记多少工分，能有多少收入？她让父亲买来《中草药词典》、《耳压法》、《针灸》，还有《中草药与常见病》等书籍，先整天待在家里学习研究，然后到田野里四处寻找药草，还叫上我们兄妹俩，帮助她一起挑、摘、拔各种草药，让我们参与草药的洗、切、碾、焙、晾、晒等制作过程，还让我俩记住药草的功效。一些场景我现在还记得：最常用的是牛田菜，谁咳嗽啦、拉肚子啦，来找母亲医治。母亲就让我和妹妹去挑牛田菜，让患者洗净熬汤服用，三四服必是治愈。哪个孩子头上身上的疖疮痈疮发作，都裂开口子流出脓血了，母亲就捣烂了水山药和麦蜘蛛，敷在创口，每日两次，还挖来茅柴根或芦根让其泡茶喝；实在严重的，叫人弄来蟾蜍的皮贴上，五六天必是收口长出新肉。临了，母亲会嘱咐家长，来春小蝌蚪出卵会游时，抓十来条让孩子吞服，以后就不会再生疖痈了。治湿疹、瘙痒，用的是猪钻草，而止血的草药就唾手可得了：天鹅绒、钢剪刀、蟛蜞头、艾叶草、芦穄霜，等等，捣烂敷上，立马见效。发生跌打伤，大家都晓得去找扦扦活（接骨木），截下几小段，放在锅里煮开，用热水泡洗患处，假如扦扦活是干的，就用灸的方法熏烫，病情不太重的话，一周左右就可复原。

那时，母亲忙得不亦乐乎，她不单单在家坐堂诊疗，还出诊送药上门为乡亲们免费治疗。老乡们说她做啥像啥，做书记是好书记，做医生是好医生。

除了发挥赤脚医生的作用外，母亲还经常助人为乐。有些孤老家人不在身边，行动不便，只要一叫“秀珍、秀珍”，她就立即前去帮助其上厕所，还烧好了蛋饺、肉包子、米饭送给人家吃，连要抽烟，她都会自掏腰包到镇上买回来后，偷偷送过去，生怕被我祖父母发现会说闲话。而借小钱、送粮票、油票、借家什等等，多借少还或者借而不还者都有，不知发生过多少人次，我们都懒得记，父亲只是叮嘱她：自己家里也很困难，做好事要量力而行，却从来不深责，知道她遗传其父亲的脾性，乐善好施，改也难。

可惜好景不长，母亲一到春季桃花开、秋季芦花开就会旧病复发。那年秋天在上海四哥哥家休养，她突然大喊，“警察来抓我了”，就从二楼栏杆上翻下来跳楼自杀，被在楼下做家务的四嫂子一把接住，一起跌在地上，那时候，我那四舅妈肚子里还怀着六个月的三表弟呐！还算幸运，三人都无大碍。

就这样，母亲一会儿正常，一会儿反常，足足折腾了二十多年。其间自戕有之、离家出走有之、暴力怼人有之，最多的是惶恐不安、哭笑无常。父亲叮嘱我们，一定要看住母亲，别出意外，还说，我们要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千方百计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情绪安稳下来。可能我现在有点口头表达能力，就是那时候得到训练的缘故，我原来是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的。

父亲交待过我们多次：“你妈妈原来的工作能力和口才远在我之上，市区领导本来是要重点培养她的，让她跳更重的工作担子，提拔她到更高的领导岗位上去。我们是自由恋爱，我不能抛弃她不顾不管，更不能没有她。所以，我们家人要多给他温暖，只能耐心，不可以讨厌和嫌弃！”

能有我父亲这样的丈夫陪伴终身，真是我母亲前世修来的福。

I 再劫

到了1991年的秋季，母亲的状态已经基本正常，其间经历了旧宅翻新、儿女婚事、添加孙儿等几个家庭大事，母亲都积极参与，做着父亲和我们兄妹俩的帮手，也算差强人意。

母亲好几次检点自己，说是她害了我们全家，所以要多付出点劳动弥补弥补。我们知道她心有余而力不足，叫她首先管好自己的生活起居，其他的事情就不要管了，可是她还是手脚不停、张罗忙乎。

有一天，母亲突然喊肚子痛，在床上翻滚，还恶心，吐又吐不出。急送医院，诊断为胆结石，立马住院开刀。开刀很顺利，母亲患的是泥沙性胆结石，刀口缝合正常，医生说，病人状态很好，最多两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可是一个星期后，母亲突然全身发黄，连眼珠子都黄了。医生试用了好几种降黄疸的药，都无济于事。我因为听到过另一个科室的主任介绍用“强力宁”试试，就给我妈病区的主任医生建议。他脸色很难看，一脸厌恶，执意不肯开出处方，就这样又拖了三四天。母亲突然脾气一下子暴怒起来，开始破口狂骂，同时拔掉插在身上的所有针管，在厕所里用头撞墙，用手撕扯头发和衣服 ，声嘶力竭、暴跳如雷。我们知道她发过病，但如此阵仗还是第一次见到，当时真是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是好？第二天，经超声波诊断，母亲的肝脏细胞坏死将近一半了，生命非常危急。母亲已经没有力气，躺在床上，开始七窍流血。医院外科连续开出三道病危通知书，还口头声明无能为力了，转院恐怕也来不及了，要考虑办理后事了。

父亲还在恳求医生“再想想办法”，可医生总是摇头。而妹妹边哭边与父亲讨论发丧事宜。

我不知道哪儿来的怒气和勇气，大声呵斥妹妹和父亲：停！我妈离死亡还早嘞，不要说丧气的话，不吉利！我又对那个主任医生说，我妈是胆结石开刀住院的，既然开刀很成功，为什么黄疸指数居高不下？说明医疗上还有误区没有查明。我要求我母亲继续住院，你们只要委派一两个医生陪我去上海大医院询诊，一切费用由我承担。主任勉强同意了。

我让两名医生朋友带上我母亲所有的病历，跟我疾奔码头，乘船驶向上海。在船上，我背着他俩偷偷抹泪。想想母亲在她还不到60岁的年龄，可能会与世长辞，内心痛如刀绞。那么纯粹善良又忠心耿耿的一个人，一位好干部，一位赋予我生命且时时牵挂着我的母亲！为什么她的命那样苦啊？

在征询了五家医院的专科主任后，他们给出的结论都是患者基本无救。已经下午四点了，离末班客轮开船只有两个小时，拯救母亲的妙方在哪里呢？

医生朋友问我：就剩下仁济医院没有走访，你看怎么办？我说，去！你们负责联络医院，我打电话给码头，让他们推迟一刻钟开船，说是为了抢救病人！

我一辈子都会记住仁济医院这个与我同姓的78岁崇明籍老医生。他看了我妈的病历，也说没有希望救治了。但当我追问他，有没有国际或国内作为医学实验对类似病人逆转治愈的病例？他告诉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有个25岁的战士，肝组织细胞坏死75%，通过连续三个月不间断地输入鲜血和白蛋白，最后逆袭痊愈。他特别提醒，那是国家科学实验项目，不惜工本的，你一般家庭，费用承担不起。

喜出望外!，真是喜出望外！！！ 我向老医生鞠躬，说一声“非常感谢！”拉起两位朋友，火速离开仁济医院，向沪崇客轮最后的航班冲去。

谢天谢地，更应该感谢亚通公司！那艘客轮，为我母亲迟开了五分钟！

J 涅槃

当晚回到县中心医院，我就告知两位医生朋友：1，每天用白蛋白、丙种球蛋白与新鲜血液、血浆交叉输入病体，以观后效，不管多少费用，也不管多长时间，用到我母亲转危为安、病愈出院为止。2，没有用过的“强力宁”，今晚就进行静脉注射，试试死马当活马医；3，反正是我自己要求继续住院的，接下来的治疗你们只管帮我开方子，治疗的一切后果由我负责，我可以写保证书。

医生朋友说，没有那么严重，我们也会把好关的。

三个月之后，奇迹发生了！在我母亲接受了100多剂新鲜血液和血浆、60来支白蛋白及丙种球蛋白输液以后，身上的黄疸全部退去，白头发转黑，胃口大开，脸色红润，看上去年轻了十来岁。

而真正让人预料不到且惊喜万分的是——

与母亲闲聊时，她久违的谈笑风生重现在脸上。当提及那段艰难的炼狱般的经历，她居然说：你们讲谁？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再三追问，她还是摇头说没有这种事。我们再询问她1966年之前发生的与她关联的事情，她竟然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我不相信来世重生之类的说辞，什么转世投胎、凤凰涅槃。可是现在发生在母亲身上，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啊！

母亲真的重生了，涅槃了！是她和父亲的忠诚良善使然？还是她儿女的迫切孝心使然？或许真有神明关爱？

K 尾声

笔行至此，伸伸懒腰舒口气，十年夙愿行将达成，母亲生平的叙述暂时告一段落，生活还在继续，余下的尚未发生，估计不会有太大的变数。母亲的思想行为已成定势，现年事又高，未来会逗留在老观念中走下去，平淡无奇、从容不迫。在我回顾父母坚守信仰所走过的艰难又多味的人生旅程后，为之动容，产生出理解和赞许的情愫。每一代人都会同当时社会的现实场景、理念思潮、人文风貌及大事件、大变故不期而遇，躲是躲不过的，抹也抹不去，沉浸在其中，无论艰难或是顺昌、惊喜或是悲愤，都是当仁不让、无可替代的。这便是个人遭际一定会包含在时代特征里的历史规律。要是上代人或下代人置喙评说他们，总会有隔膜或误读的产生。不管怎样，中肯之见也罢，一孔之见也罢，做点记录、留些念想，对于家庭亲人是有重要意义的，那是亲情宣泄及重温的需要。而于社会历史呢？或许也有点补遗、启示的功效？出于“求此万一”之愿望，我写下这篇《深白之旅》。“深白”是什么呢？我谓之与生俱来的本善，未经修饰的纯洁，专一守信的忠诚，出自肺腑的感恩。那是深居在内心隐秘处，流淌在血液里的一种秉性—一

我惊奇于母亲灵魂深处的洁癖，让愉快的记忆留下，让痛苦的经历成为空白；她努力屏蔽掉世俗的诱惑，在人欲横流的世界里捍卫着良善的本白；她不屑于精神的萎靡苍白，迎着困难上，让人生注满生机活力，画出一道道昂扬向上、俊逸洒脱的飞白……

这样的“白”，她不是无知，也不是愚蠢，更不是作秀，而是忠诚与坦白，而是悲悯、无私及旷达。矢志不渝，恪守始终；不定自觉，但却自在。

此时，我想起了故乡的芦苇：一生的行止炼历都写在了大地之上，是风姿卓越、奉献多多，还是默默无闻、不显不扬，随由他人评说；而于自己，忍辱负重，不擅攫取，无意富贵，与世无争。她把初心深埋地下，了无声息，不卑不亢，便是那段洁白闪亮的芦根。这段芦根处淤泥而无染，如雪如冰，如钻如玉，脆脆甜甜，清香怡人。

哦，这深深的白啊，你去向哪里，那里就会因你而清清朗朗、熠熠生辉！

让我们用于谦的《石灰吟》作为叙述的结尾吧——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