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踏边陲，万里寻凶

此刻，二支队政委薛勇坐在会议桌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于他而言，破获28年前的这起持枪、杀人、涉外的特大案件刻骨铭心：他难忘从案发到破案跨度达18个月之久，他难忘为追查枪支下落六下云南德宏州，他难忘专案组成员对案情剥茧抽丝而历经的千种艰辛，他更难忘当破案的那一天，时任刑侦总队总队长张胜华语重心长的一番话：“作为一个侦查员，能够参与这样的案子不容易，这将是一生的记忆，终身受益。”

_{90年代的云南德宏州的一个县城}

往事历历，28年前的1994年11月23日夜晚的案件再一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宾馆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起持枪、杀人、涉外大案

当年27岁的薛勇还是三支队一名侦查员，他清楚地记得23日那一天出奇得冷，所以当晚上6点敲过，三支队副总队长王军的一个邀请让队里的几名侦查员都觉得好。王军请了包括三支队队长凌致福在内的同事们去食堂里小酌几杯。劳累了一天，喝点酒正可以解乏驱寒。

6点半左右，几碟菜肴端上餐桌，王军和大家举起了酒杯。喝酒要有由头，王军请同事们到食堂来喝酒总要有个说法吧。拗不过追问，王军说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于是，同事们一起举杯祝愿，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第二杯还没满上，也就在这时，803的大院里响起了警报声。警报即警情、即命令，这是803每一位侦查员心中神圣的使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绝不是一句空话，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耽搁侦查。

毋庸置疑，一起突发性的案件在召唤着他们。几人“倏” 地站起身，快步朝总队指挥室奔去，留下还冒着热气的几碟菜肴和大半瓶白酒。原来是总队指挥室接到报告：上海四星级的虹桥宾馆发生了一起命案，有位外国人死在了房间里。

晚上7点50分,主管全市凶杀案件侦破工作的副总队长王军率领着同事们马不停蹄赶到了虹桥宾馆“1408”房间现场。此时，王军的脑海中除了案子就是案子，哪里还有今天是他生日的概念？和王军一起赶来的是三支队的队长凌致福、探长顾智敏以及侦查员薛勇。

原来，当晚 6点 30 分左右，楼层服务员按响了“1408”房间的门铃，因为按宾馆的惯例这是当天最后一次在客人休息前的打扫。可是，“叮咚、叮咚”的门铃声响了许久也不见房间里有回应，服务员以为客人还没回来，便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_1408房间

刚一开门，服务员就觉得室内有股冷嗖嗖的风吹来。她一缩脖子，觉得好不奇怪，虹桥宾馆的中央空调24小时开着，每个房间的室温都温暖如春，屋里怎么会有冷风呢？服务员下意识地朝窗子走去，忽然间她看到厚厚的窗帘被拉打了，窗玻璃中间有个大大的破洞，玻璃屑碎了一地。服务员满腹狐疑地扫视着房间，突然间她一声惊叫，就在靠近窗户的地毯上趴着一个血淋淋的男子……

与此同时，和相关的侦查、技术人员几乎同时赶来的还有刑侦总队的张声华总队长、马定华副总队长。这是一起令人震惊的案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的涉外宾馆还从没发生过如此大案，它让每个侦查员都觉得身负的担子的分量有多重。

勘查过程中，处处见疑点——

侦查人员发现死者的嘴巴和手脚都被黄色的封箱胶带或封或绑了起来，手上也有多处被玻璃划割的伤口。在床单上还发现了一个模糊的血印，经痕迹专家辨析，这是手枪的印痕。

为什么要把手枪放在床上呢？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凶手是一个人，在与被害人激烈搏斗后，他的手上已沾满了鲜血，为了腾出手来对被他击昏的被害人封口和绑住手脚，他只得将枪放在床上。

同时在地毯上发现了4发子弹、2枚弹壳和1粒弹头。

大家又在被移动过的沙发上发现了被害人的塑料手提袋和米字图案的布包。从室内的表象分析，凶手与被害人并非熟人，不然死者怎么既没有替他泡茶，也没有将沙发上的私人物品挪开让座？

这就推翻了一开始以为可能是熟人作案的推测，因为发现1408室的门把手和门锁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确定凶手不是强行入室，猜测二人认识。侦察员还发现卫生间里并无异常，这说明凶手很有可能因为慌张而来不及处理身上的血迹就匆匆逃离了……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还从无一起枪杀案的记录，而现在有人居然在朗朗乾坤下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个持枪杀人的亡命之徒是谁？被害人又是谁?

1994年的上海正处于寻找机遇，大刀阔斧加速改革的年代，但是改革需要一个安定安全的环境，这才能吸引世界目光。今天，发生了这起持枪、杀人、涉外的大案，它将带来的恶劣影响是无法想像的。为了替死者昭雪，更为了改革中上海的这张名片，将凶手绳之以法是现场每位侦查员的决心。

这时，侦查员也找到了曾在当日接机和陪同死者游览的旅行社工作人员裘小姐。据裘小姐介绍，死者名叫李相奉，韩国人，34岁，是一名食品综合研究所的代理。当天上午10多由韩国经上海入境，然后准备转赴山东威海。接机后，他们在12 点左右乘出租车来到虹桥宾馆办理了入住手续，裘小姐亲自送他进入了 1408 房间。等李相奉放妥行李，裘小姐便与他一起外出吃了午饭，然后又陪他去外滩游览。下午4点，裘小姐在上海大厦门口为他招呼了一辆银灰色的出租汽车回宾馆，他们也就此分手了。

裘小姐还介绍说，她可以确定李相奉随身携带着一只古铜色的小型密码箱、一架尼康变焦照相机。吃午饭时她还看到他的钱包里有不少美元和韩币。在这大半天里，裘小姐与李相奉是用英语交谈的，因为李的英语水平一般，交流起来有点吃力。

可在现场，侦查员并没有找到密码箱和照相机，甚至于连李相奉的护照和身份证件也不见了。只有一种解释，凶手逃离时带走了这些东西。

“1408”的现场气氛凝重，每位侦查员都在搜寻、勘查、检验，唯恐漏掉一点蛛丝马迹。而法医的验尸报告也初步形成：死者李相奉的头面部分布着 26处凌乱的钝器伤，最深处达帽状腱膜及颅管，呈长方形和条形。左侧额骨有凹陷性骨折。右手有 10处划伤和割伤,深达皮下肌层。胸部与左乳头下方 10 厘米处有一致命枪弹伤，伤及胸肺和心脏。右耳廓耳轮中段有一贯穿枪弹创口。

一个外国人刚到上海就遭枪击，这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是不是国际职业杀手追踪而来的谋杀案？

时间在紧张的勘查中飞快地前移，时近深夜，但每个人反而精神亢奋，当务之急是要查清那支枪杀了李相奉的手枪的详情。

被刑侦界公认的刑侦总队痕迹工程师明德茂此时也被接到了现场。到底是“803”公认的老法师，他仔细地查看了凶手留下的弹壳、弹头和子弹，沉思良久后对大家说：“我的看法是凶手使用的枪支是一支老式的五四式手枪，是云南省登记在册的枪支。我查了一下，这支枪已于1992年10月28日失窃，失窃至今的2年多时间里还从没使用过。”

明德茂的结论让这个枪杀案的目标清晰了，只要查清楚这把枪的来历，枪在谁的手里，凶手就浮出水面了，案件岂不迎刃而解。

然而，事情果真如想像中那么简单吗？

一下云南：枪号查到了，线索却断了

“11·23”专案组成立之际，刑侦总队的总队长张胜华在案情分析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长年战斗在一线，张胜华用战绩赢得尊重和信服，被警界誉为“刑侦三剑客”之一的得力干将。此刻，针对现场的种种迹象，他的分析有理有据，思路拓展，给在座的侦查员们带来了不小的启示和联想。

张胜华说道：“我认为此案不像是职业杀手所为！职业杀手难道会使用在射击时反复卡壳的劣质枪支？职业杀手是绝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此外，虽然作案的是把五四式手枪，在云南有注册登记，但我觉得案犯也不像云南人。理由很简单，云南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通常情况下那里的人不具备直接进入大都市豪华宾馆作案的心理素质，就算进人了宾馆，也会引起服务人员的注意。考虑到案犯可能与被害人有过交谈，此人有可能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会说韩国话的人。依我之见，此案为政治谋杀的可能性不大，比较符合流窜杀人抢劫的特征。很有可能在被害人到达上海后就被尾随跟踪了，而之所以他能够顺利地进人屋内，说明他能用韩语与被害人交谈……”

刑侦专家张声华丝丝入扣的分析无疑在解答着侦查员的种种疑问，大家都觉得这番推理不是凭空臆想，而是逻辑严密。张胜华接着说：“被害人抵达上海后唯一乘坐的交通工具就是出租车，所以我认为犯罪分子很有可能也是坐出租车尾随其至宾馆的。他杀人后满身血迹却没有在卫生间清洗，那是不可能在大街上行走的，因此也只能选择坐出租车逃离现场。自然，为了清洗身上的血迹他还有可能再找一家宾馆暂住，等他认为安全了才会离开上海。”

张声华的发言无疑使与会者理清了思路，明确了下个阶段的任务目标。专案组当下决定由痕迹专家明德茂率领一路人马立即赶赴云南，调查枪支的来龙去脉。

明德茂等人几乎是一夜未合眼，第二天上午9点钟便和刑科所的顾耀明等二人赶到了虹桥机场，乘坐 10 点整的飞机抵达昆明。在云南警方的配合支持下，他们很快就在“被盗枪支档案”里查到这支五四式手枪的来源：枪主姓李，是德宏州潞西县轩岗乡的党委副书记。该枪于 1992年10月 28 日被盗，同时被盗的还有 8发子弹。

也就是说2年前这把枪就被盗了！

按逻辑来说，谁盗枪谁就是凶手，案子自然也就破解了，但有关这次盗枪的详细记录在潞西县公安局，究竟谁盗走了枪支至今还是个未被破解的迷，省公安厅并不掌握。一切又回到了原点：被盗的枪在谁的手里？凶犯究竟是谁？

明德茂和顾耀明不敢耽搁，他们立刻将了解到的情况报告给总队长张声华。张声华表示，既然专案组已经到了昆明，干脆再去枪支被盗的潞西县（今天的潞西市）走一趟，深入了解，多摸线索。于是二人马不停蹄，坐上开往千里之外的潞西县长途汽车一路向西。

当年云南的交通状况并不发达，更不要说像现在这样有飞机火车长途班车都可以直达。那年月长途汽车走的是狭窄的山路，透过车窗时常看到半山腰里散落的汽车残骸，遇到转弯处两车交会，也是先闻喇叭声，然后才看到对面来车，小心翼翼地擦身而过，用惊险二字来形容这样的旅途实在不为过。

为了查清枪支被盗的更多线索，路途艰辛还在话下吗？二人心里想的唯有买到最早一班去潞西县的汽车票，早一个时辰到达目的地就早掌握一分线索。

2天后，二人终于风尘仆仆地来到潞西县轩岗乡。灰头土脑的他们顾不上洗漱休息，直奔县公安局。在当年办案民警的笔记记录中他们看到这样的描述：1992年10月28日下午4点40分左右，轩岗乡党委副书记下班回家，突然发现挂在墙上的五四式手枪不见了。他四处寻找，可是枪支仍不见缩影。他意识到枪已经被人偷了，立马报了案……

明德茂、顾耀明二人很想从当年的办案记录中找出民警在查找过程中的询问笔录，以便在对话中寻找蛛丝马迹。但当地公安民警很遗憾地告诉他们，这本原始资料和其它的材料都在当时发生的一场火灾中被燃烧殆尽了。尽管他们再召集了2年前的办案人员召开座谈会，可诸多细节在大家的脑海中已模糊了，难以唤回当时的清晰记忆。

虽然有些失望，但二人并不气馁，他们又与被盗手枪的枪主：轩岗乡当时的党委副书记交谈。说起2年前被盗的经过，副书记大致还原了失窃的现场——

李副书记住在位于轩岗乡乡政府的大院里，由于交通不便，又四面环山，轩岗乡属于人烟稀少的偏僻山区，彼此熟悉，陌生面孔不太可能随意进出轩岗乡。所以，五四式手枪在政府大院里被盗，只有一个解释，非“熟门熟路”的当地人作案不可……

由于语言不通，地况不熟，明德茂和顾耀明与当地公安干警交换了想法，形成了共识后，决定先回上海。和他们一起回上海的还有一批盗枪嫌疑人的名单。他们还收获到一条重要线索，这支被盜枪的编号中有好几个“8”。这一切都有待两地警方继续排查。

就在明德茂和顾耀明专程去云南调查之时，上海警方也在分秒必争地展开侦查。调查是在繁杂而又艰难，辛苦而又苦涩的过程中进行的，用薛勇的话来说：“这个案子的调查放在今天一点没难度，但在当年全是难度。难、难、难！”

的确，28年前的上海，监控探头凤毛麟角，大哥大、拷机还是稀缺之物，甚至于连电脑都是个新生名词，更不要说互联网了。这大大地制约了侦查员调查走访的效率。但是任凭千般困难，专案组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朗朗乾坤中杀人越货的凶犯揪出来。

考虑到凶手杀人后衣服上会溅有大量血渍，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路或乘公交车逃离，专案组成员在凌致福的带领下对全市3万多辆出租汽车的司机逐一了解情况，但却是一次次地失望，没有一名司机反映在案发阶段载过身上沾有血迹的乘客，也没有人承认尾随过出租车去过案发宾馆……

一路人马调查出租汽车司机，另一路侦查员跑遍了上海大大小小的宾馆旅舍。他们着重带回11月22 日前后5天里在沪住宿的客人名单、籍贯和联系方式，回来后再进行汇总，分别按姓氏笔划抄录在一张张小小的卡片上。

一时间，803总部的灯光天天亮到深夜。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工程，从早到晚，在2个多星期里他们一共登记了14659 人的资料，每人每天要抄400个外来人员的资料。二三十位侦查员的眼睛抄得像兔子似的红肿，手指间挟笔抄写，抄出了水泡，转而又成老茧，抄写结束还不是最终目的，这1万4千多人还要逐个发信函到他们的原籍地，调查问询他们来上海的目的。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光凭这一项工作就称得上是个伟大的工程，如果像现在这样，宾馆旅馆都用上了电脑登记联网，效率不知会提高千倍万倍，所以薛勇的感叹“难”，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这1万多外来人员的名单中，凶手的资料也在其中。事后，还幸亏有了这些抄录资料的卡片，侦察到杀人犯便是这茫茫人海中的一个。显然，这是后话。然而，在没有侦破案件前，这个巨大的工作量和调查效果并不成正比，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专案组面前，下一步该怎么办，怎么走？

一下、二下、三下、四下、五下云南追查，扑朔迷离、一波三折

该想的、该做的，专案组都在努力地进行中，可所有的辛劳都没换回实际效果，面对国人对这起大案的关注，大家的心里沉甸甸的。自然，再怎么沮丧，一个信念是不变的：这支枪一定要找到，这起命案一定要侦破。

往事过去了28年，已是二支队政委的薛勇无限感慨地说：“破案就如在湖里撑船，只有一篙一篙地往前撑才能到达彼岸。”转言之，在线索中断的困难中，锲而不舍是支撑专案组每位成员的精神支柱和力量。

专案组再一次集结，总结工作中的得失以及出谋划策是会议的主题。大家一致认为，既然已经确定了凶手作案的手枪是在云南被盗的，而作案的凶手又可能是会讲韩国话的东北三省一带的人，查找枪的源头仍是关键中的关键。

12月21日，王军一行二下云南，再次来到德宏潞西盗枪地，与当地公安又一次梳理起当时带走的可疑人名单。虽然浮出、排除，排除、浮出，可疑人的名单也就在这反反复复的考量中渐渐集中起来，但具体到某个确切的盗枪人仍没有把握，二赴云南仍然无功而返。

明明知道这是个流窜的作案分子，明明知道凶手是用一把被盗的手枪作案的，明明知道盗枪地点就在云南，可怎么就看得见摸不着呢？专案组成员急啊，他们吃不下、睡不香，面对压力，焦虑和迷惘时常侵袭着心头。下一步的主攻方向在哪里?

薛勇回忆起当年情绪低迷时，正是803的领导和老法师们不断地在向他们打气、鼓劲。说得最提气的一句话就是：时刻不要忘记我们是刑警803，一个拥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集体，一个光荣的团体。我们如果不能让百姓心安，令敌人胆寒，枉对刑警803的名字。

1994年12月15日上午，由公安部牵头，在上海召开了有17个省、市公安厅（局）的刑侦处长参加的“大兵团作战”会议。这次会议，让专案组更坚定了必须要查到盗枪人究竟是谁的想法，只有找到此人案件才有可能水落石出。

转眼时间到了1995年。这一天，云南警方传来了好消息，他们查到了一名嫌疑人。此人因违法行为被枪主处理过，所以怀恨在心，二人之间存在纠葛，有报复的动机，而且嫌疑人在枪主丢枪之后就不见了踪影，有人反映他去了缅甸……

8月29日，正是上海酷暑难耐的日子，上海刑侦总队三支队的副支队长毛立章与探长顾智敏、侦查员薛勇立刻踏上了三赴云南的征途。云南警方的这个消息太令人振奋了，他们对此行充满了期待，倘若果真是嫌疑人盗的枪，那么真相不久便可大白。

一到潞西，上海和当地警方便紧急商量，联手行动，准备实施“引君入瓮”的方案。巧的是警方刚布置好守候伏击，此人便悄悄地回来了，被民警抓了个正着。可经过多次讯问和多方查证，此人虽然具备作案的动机和条件却并无作案的时间，嫌疑被排除了，线索又一次中断。找不到盗枪者和手枪，谈何破案？

无疑，民警们在侦查一个个案件的过程中常会碰壁，常会困惑，也常做无用功，但他们会坚持，在接踵而至的困难和挫折面前“屡挫屡战”，直至最后的胜利。

1995年9月26日，支队长毛立章和已升为探长的薛勇第四次赴云南。临行前，专案组再一次集结，这次他们力求拓宽思路，决定另辟蹊径，在当地警方的支持下发动各个口岸的协查。同时以失枪地为中心，将着重调查失枪时间前后到过当地的外省市人员。

一次又一次地去云南，在轩岗乡这片土地上，当地百姓对这几位来自上海“做玉石生意”的老板也是见怪不怪了。在这个侦破过程中，薛勇就去过五次云南，在轩岗乡一呆就是一二个月已是家常便饭。可以说他远离都市上海的种种不适应他都和一一克服。为了破案，薛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时做个有心人，他已经熟悉了当地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他观察到，轩岗乡的每一条小路、小溪都可以踏进缅甸边境，遇到枯水期那就更方便了，不用沾水就过境了，这些便利给犯罪分子带来了逃匿的可能。

_{警方在搜查}

为了尽快地入乡随俗，薛勇和当地傣族男子一样习惯了穿统裙、圆领汗衫和人字拖。不过，形似并不代表融入，一个外省人想要混迹于当地人群中几乎没有可能，从外形上一眼就能辨出真伪。可想而知，一个外省人在当地一呆就是几个月，肯定会引人怀疑，所以薛勇他们就以做翡翠生意为借口，周旋其中。

这一年的国庆假期，薛勇他们是在云南边陲度过的。尽管他们没日没夜地扑在调查中，但缺少线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又一次放弃，返回上海。

案情的转机出现在这一年的10月底，云南警方又发现了一名重大嫌疑人。就像注射了兴奋剂似的，薛勇他们跃跃欲试，二话不说，五赴云南。

原来，一名在押犯为了带罪立功，向警方告发了当地一个医生家里有把“五四”式手枪。再具体点说，那天他去医生家玩麻将，医生输了钱后就去枕头下面取钱，他清清楚楚地看到枕头下和钱并排放的是一把手枪……

从时间上推测，在押犯发现那把枪的时候正好与盗枪的时间吻合，进一步说，医生是当地人，也具备进入李副书记家偷盗的条件，难道医生真是盗枪者？

当薛勇他们快马加鞭赶去云南，通过与医生的交谈后才得知又是一次“乌龙”。原来医生的确有过“五四”式手枪，但医生是从一个缅甸人那儿借来玩的，过了新鲜劲儿，他又把枪还给了缅甸人。而那个缅甸人在枪案发生前就已经拥有这把枪了。

六下云南：量的积累，质的突破

转眼间1995 年即将过去，“11·23”已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案件一天不破，侦查员的心里便一天不能平静，他们在反思：五下云南为什么没能找到案情的突破口？总有些地方没做到位或者疏忽了？

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弄清楚究竟谁盗走了枪、又是怎么到了凶手手中？解铃还须系铃人，非得再去云南不可。专案组偏偏不信这是个无头案。

六下云南的队伍都是精兵强将，他们是三支队支队长、“11·23案专案组组长凌致福，他率领着一支精英队伍：三支队副支队长毛立章、刑科所副所长俞援朝、三支队探长薛勇和警员顾崧齐上阵。

临行前，刑侦总队总队长张声华紧握住凌致福的手说:“我清楚六下云南你和我的压力都不小！我觉得云南的贩毒犯大多需要枪的保护，因而不少人都是贩毒、贩枪的'双料货’。你们此行要把排查思路放得更宽一些，注意在贩毒的人群中找找线索。”

这条建议让凌致福频频点头。他在心里佩服张胜华的前瞻性。

走，再去云南！不查出个名堂来不回上海了。这不仅是专案组组长凌致福的决心，也是同行人一致的心声。当年还没成家的薛勇甚至于对凌队说：我陪着你，不查清盗枪的，我没脸回上海！每个人的心头涌动着“风潇潇兮易水寒”的壮志。

1996年5月7日，6位将士又信心满满地奔赴西南。薛勇又穿起了筒裙、汗衫、人字拖。每天一早从住地花1元钱打摩的去当地公安局“上班”，和民警们一起研究案情。等他们下班了，薛勇也乘摩的回住地，晚上和老凌一起讨论白天搜罗来的情报。

这天下班，当凌致福和薛勇在路边吃晚饭时，县公安局分管缉毒的副局长看到他俩后兴奋地说：“上海人，幸亏你们没走，案子有进展了！”

凌致福和薛勇对视了一眼，六下云南，失望多过希望，这“幸福”来得也太突然了吧。他们竟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副局长接着说：“你们不是在找一把带‘8’的五四式手枪吗？据我的线人讲，他认识的一个毒贩子的枪上带有很多‘8’。”

真是工夫不负苦心人啊。凌队和薛勇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他们放下碗筷就跟着副局长回到了办公室，听他详细地讲述来龙去脉——

原来，潞西县公安局抓获了一名姓张的贩毒、贩枪“双料货”，他对自己的贩毒罪行供认不讳，同时还交代了1994年11月曾将一支五四式手枪以2000元的价格转卖给了一名叫许庆国的沈阳人。当时，许庆国自称是一家外资公司的翻译，会讲日语和韩语……

那么张犯又是怎么会有这把带“8”的枪呢？追问后才知是一个名叫郎小四的人卖给他的。

郎小四是轩岗乡人，1992年10月27 日深夜，他送女友回家，回来的路上经过乡党委李副书记家时见窗户开着。他不经意地朝里看了一眼，竟然看见墙壁上挂着一把枪。郎小四知道买卖枪支是犯法的，但抵不住发财的贪婪，便萌发了盗枪的念头。他不敢跳窗进去偷盗，便跑到山坡边找来一根3米多长的竹子，然后小心翼翼地用竹竿将枪挑了出来……

_作案手枪

凌致福和薛勇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虽然已是5月31日的深夜，但二人根本不觉得疲倦，连夜给总队长张声华打去了报喜的电话。凌致福又给先期回到上海的副支队长毛立章打拷机，让他马上去卡片中寻找一个叫许庆国的沈阳人，查看他11月23日案发时的那两天是否在上海落过脚。

机会总在等待有准备之人的。案发之初，每人每天抄写400张卡片的辛劳没有白费啊。毛立章按姓氏笔划查找，很快就找到了许庆国这个名字。再往下看，案发那天他住宿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宾馆，他的居住地在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大街……

还用说吗，许庆国具有重大持枪杀人抢劫的嫌疑！

一旦在卡片上查到许庆国的行踪，在上海的侦查员们立刻去车站宾馆核查。他们从结账发票的存根上看到，许庆国23日那天是18 点 53 分登记入住的，21点59分离开了宾馆，只停留了3小时。这段时间正好可以注解他清洗血迹、收拾赃物。等他做完这些事后才乘上火车离开了留下他罪恶足迹的上海。

更让人惊诧的是，事过18个月，痕迹专家还在宾馆的消防楼梯上查到了一只血手印，还在许庆国房间的卫生间洗脸盆下水口处提取到了血渍。事后证明，它们和许庆国的DNA吻合。

水落石出。追捕犯罪分子许庆国的时候到了！

踏破铁鞋，人枪俱获，水落石出

1996年6月3日清早，刑警803总队队长张声华再一次召集专案组会议：他下达了兵分三路追捕许庆国的命令。

第一路：由副总队长王军带领凌致福、毛立章等飞赴沈阳许庆国家；

第二路：陈伟等干警飞抵山东烟台，在许庆国的公司前守候；

第三路：薛勇再抵云南，协助当地警方在边境布防，以防许庆国外逃至缅甸……

每个人的心里都很清楚，此次追捕行动的重点在沈阳。对于这次行动，王军等一行人列出了好几套方案，追凶追了18个月，这根扎在侦查员心头的刺有多么的痛，只有他们自己才说得清。如今，萦绕在脑海中18个月的凶手画像终于从模糊到清晰，那根刺终于到了拔出来的时辰，他们百感交集。

在沈阳警方的协助下，王军他们将许庆国的家严密地监视起来，可奇怪了，等了4天却不见许庆国的踪影。这是拼毅力和耐心的较量，只要没有走漏风声，只要每个细节严丝合缝，那么，18个月都等了，还差这几天吗？

6月10日上午，沈阳公安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许庆国半夜从保定回沈阳的家了。

许庆国身上有枪，正面冲突不利于行动的安全，最好的方案是智取，不等他开枪便闪电般擒获。也巧了，正在警方考虑找哪位许的熟人去敲门时，许庆国的父亲从菜场买菜回来了。于是，特警们悄悄尾随，当许父开门的那一刻冲进屋里，把还在床上做美梦的许庆国拉回到现实中……

民警在在许家的书橱里找到了那支“五四”式手枪，同时还找到了被害人李相奉的护照、身份证和从没有使用过的银行卡。而此时，守候在烟台的侦查员也从许庆国的住所搜出了那部尼康相机……

_{公安博物馆陈列的破案实物}

人赃俱获！“11·23”特大涉外持枪杀人抢劫案宣告侦破。在押回上海的许庆国在铁证面前低下了头，交代了他的犯罪事实——

1994年4月，25岁的许庆国在一家日资公司上班，因为受到排挤只做了名普通的职员，根本无法满足他的野心。他想开一家自己的公司做生意。可开公司需要大笔的钱，到哪里弄来钱呢？思前想后，他决定铤而走险，抢劫个有钱人捞一票。有了这个歹念后，他便来到了云南德宏，通过张犯这个老关系联系买枪。当时张手头没货，许庆国便留下了2000元作为买枪的资金。

11月中旬，张犯通知他弄到了一把五四式手枪，还带他去了轩岗乡取枪。许庆国于是携枪从云南坐火车到了上海，他到虹桥机场的目的很直接，能乘飞机往来的大都是有钱人或是带了现金来上海办理业务的，他可以从中选择某个人来实施抢劫计划。

_航班降落

23 日上午，许庆国去机场接机点。当他看到韩国人李相奉身边还有接机小姐，随身又携带着密码箱和照相机，顿觉“目标”来了。他于是悄悄地盯了上去，听到接机的裘小姐对出租车司机报出了宾馆名字，他也随后叫了辆车往虹桥宾馆方向开去，但他没让出租车进宾馆，而是停在附近的一家饭店门口。下车后他便步行到达虹桥宾馆。

应该说许庆国很有反侦查意识，他铁了心要作案，又为了作案后不被警方追踪到而留了个心眼。

由于李相奉身边有旅行社的裘小姐陪着，许庆国一时难以下手，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放下行李后又一起外出。不过，许庆国觉得这样也好，他可以静下心来坐在大堂里“守株待兔”，也思考一下得手后何去何从。

等啊等，宾馆大堂的暖气让许庆国已经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了，这时，他终于发现“兔子”一个人回来了。许庆国下意识地看了下手表：下午 4点 45 分。

机不可失,许庆国立刻尾随着韩国人乘上电梯，看到他进入了“1408”房间，许庆国没敢第一时间截住李相奉强行进屋。毕竟是心虚，他靠在14楼的电梯旁思想斗争了许久，这才鼓足勇气走到“1408”室。他按响了门铃，里面传来了韩语的问询声：“谁呀？”许庆国不再犹豫，也下意识地用韩语回应了一声。李先生以为是访客，打开了门，但这个不速之客他不认识啊，刚想开口问“你是谁？”便被许庆国推进房间，然后关上门开口就问李相奉要钱！

李相奉想打发这个陌生人快点离开，便从皮夹里取出一张1美元的钞票塞给他。正是这1美元激怒了许庆国，恼羞成怒的他掏出枪用枪柄猛砸李相奉的脑袋，见他昏死过去，又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胶带捆住了他的手脚，还为了防止李相奉叫喊，用胶带封住了他的嘴巴……

当许庆国在翻找李相奉的财物时，李也醒过来了。他用力撕扯掉捆住手脚的封箱带后便冲到玻璃窗前猛砸窗玻璃，想以此引起人们的注意。许庆国慌了神，他举起手枪向李相奉连开6枪，韩国人当场倒在了血泊之中。

见李相奉倒下，惊慌失措的许庆国来不及清洗一下浑身上下的血迹，他把室内能卷走的财物全都包裹在一起，先从消防通道下到12楼，但毕竟杀了人，他感到虚脱了，两条腿不听使唤，下到12楼时再也无法迈步了，于是拉开安全门——以致在门把手上留下一枚血掌纹——改乘电梯下楼，出了宾馆大门，他叫了辆出租车行驶于夜幕之中。由于夜色浓重，许庆国穿的又是件黑色皮夹克，尽管衣服上沾了血迹，但并未被宾馆服务员和出租车司机察觉。

这一次，许庆国登记入住上海火车站附近的宾馆，他用李相奉的护照订购了当晚从上海开往沈阳的软卧火车票，然后清洗了身上的血迹，还清理了“战利品”，又躺在床上打起了盹。当晚 9点59分，许庆国退房离开宾馆，坐上了驶往沈阳的列车……

至此，这起震动了上海滩的“11·23”血案历经4万里追踪，566天侦查，血案，终于被告破；亡灵，终于可告慰。上海警方为它划上了个圆满的句号。

7月5日，公安部签署了嘉奖令，“11·23”专案组记集体一等功。

7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为“11·23”专案组记功表彰，市局还特意奖励给刑侦总队一辆警车，它的车牌号尾数正好是“1123”。是天意还是巧合？

薛勇无限感慨地说，当“11·23”圆满地划上了句号的那一刻，他们这些携手战斗了18个月的指战员并没有相像中那般兴奋和激动，因为他们知道胜利来自于锲而不舍，来自于坚持不懈。他们在相互的激励中才咬牙完成了任务。

在“803”，刑警们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勇者无畏、智者无敌”。出任务、斗歹徒，勇字当头；找线索、破案子，智字打底。智与力、汗与血磨砺出一个光荣的团体——刑警803。

他们庆幸自己是刑警803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