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长江：中外航运上海大斗法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中国是海洋大国，也是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全球前20大货物吞吐量的港口，中国占15个，港口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海运承担了中国约95%的外贸货物运输量。中国已成为全球海运连接度最高的国家，海运服务网络联通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港口。截至2021年底，中国控制的海运船队运力规模达3.5亿载重吨，居世界第二位。招商局集团经营船舶运力规模达到全球综合类航运企业第二位。

2022年7月11日，在第18个“中国航海日”主题活动中，“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发布，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排名继续保持世界前三。

150年前，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揭幕，开启了中国民族企业联通世界的序幕。来自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商界精英汇聚上海，引领中国第一个全中资企业向霸占长江航运的美英轮船公司发起第一波冲击。

_{轮船招商局} 

应时而生

鉴于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痛彻，晚清帝国权力中枢、洋务运动主导人奕䜣在终于醒悟：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师夷智以造炮制船。西方列强拥有“坚船利炮”，这两样也是我们最需要的。船是炮的后盾，没有船，炮也动不得。要抵御列强，必得有船有炮。这是创设帝国对外事务的核心层在军事和器物层面对强敌环伺的国家发出的警醒之言。

1861年3月，前美国驻上海副领事爱德华·金能亨在他的“中国朋友与委托人”中筹得资金4.5万元，向旧金山买了1艘456总吨位的旧船“惊异号”。1862年3月27日，金能亨利用他在过去十年间上海领事任内积聚的华人富商人脉，在外滩旗昌洋行成立旗昌轮船公司。这是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长江航线股份制轮船公司。这年年底前，“彭布罗克号”“江西号”“湖广号”等四艘轮船陆续到达上海投入运营。接着，20多家洋行见长江航运有利可图，纷纷投入轮船行驶。1862-1864年间的《英国驻华领事商务报告》据此判断：“中国帆船正在迅速从商业航线上消失”。

1862年3月，刚过了39岁生日的署理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李鸿章率领他一手创办的淮军首次抵达上海，抵挡太平军的进攻。重要的是，他租用洋轮将七千名淮军将士在太平军眼皮底下安全抵达。这个他亲自策划的行动令他的心情兴奋而复杂，洋船运力大，速度快，靠机器不靠人力，受气候风向影响小……在他心里打了一个结实的惊叹号。

1866年11月28日，一艘从英国驶来的轮船停靠在外滩，下船乘客中有一位衣着体面的英国绅士，此人是来自利物浦的41岁商人约翰·萨缪尔·斯怀尔。从踏上上海外滩的第一天起，他和他家族的命运将与上海，将与这个从古老走向现代文明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他的父辈已经建立了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出口棉布、呢绒，进口茶叶、生丝……斯怀尔决定驻扎上海，谋求更直接的贸易联系。仅仅六天后，福州路四川路口的吠礼查洋行老房子挂出了一块新招牌——太古洋行。

然后他马不停蹄开始了考察历程，中国江河运输的前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他就想建立一家长江公司，开辟一条航运线。远在伦敦的太古公司董事会确认，国内资本的发展导致市场饱和，应当向东方寻求新的投资市场。斯怀尔的想法终于在第六年成为现实。1872年元旦，他以36万英镑在伦敦注册成立太古轮船公司。同日，三艘新轮船的订单也到了格拉斯哥的船舶制造商手里。从此，“太古”从上海航运开始，迈出了未来世界性商业帝国的第一个步点。

也是1872年，在奕䜣发出警醒的十年后，李鸿章深感于老大帝国内忧外患，喊出了埋藏心里已久的疾呼，这是近代中国最振聋发聩的名言：“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最后一句广为传诵。这是把中国政治经济大局放置于国际视野的警世之论。

这段话出自《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目的是阐明中国“求强”和“求富”的关联性。求强必须拥有枪炮和军舰，但前提是求富，求富则需创办新企业，开拓财源。李鸿章认为，仅有枪炮和炮舰不能使国家强大，要发挥枪炮威力并保证它的运行，必须依靠制造业和运输业的支持。这份奏折的关键词是造船，创办轮船运输业。为什么是轮船，首先是列强“坚船利炮”的深度刺激，二来轮船运输历来是赚钱的业态，中外大宗商品运输承运人都是外国轮船公司，长江上川流不息的外轮便是明证。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沿江各大城市均已开放通商，各国轮船进入中国内河运营，而中国以季风为动力的旧式帆船吨位小速度慢，相形见绌，毫无竞争力。数年间，一万五千余艘大中型帆船毫无胜算地被挤压到支流。而清政府在列强逼迫下被迫开放“豆禁”更是给中国旧式航业致命的一击。

1873年，以上海为枢纽的长江沿海已是外轮的天下，它们像黑色巨兽一样移动着庞大的身躯。美国学者雷迈说，这说明，“动力机器最初应用中国的就是航运业”。英美轮船航运企业在长江的成功，标志着动力机器在近代中国的兴起。相反，清帝国的运河漕粮运输系统面对机器轮船，颓势如江河日下，传统平底沙船已沦为“落后产能”。就在1871年华北水灾导致的饥荒中，李鸿章调运赈灾粮，外轮公司趁机索要高价，令他非常恼怒，却又奈何不得。

军事逼迫致使中国巨大的商业失利，这就是外来侵略带来资本掠夺的惨痛现实。

唐宋元明，中国航运向来执世界之牛耳，如今却在动力机器轮船面前一落千丈，浩瀚的长江流淌着巨大的财富，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能赚钱？！

李鸿章于1872年底再次递上《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分运江浙漕粮由》的奏折，从上奏到奏准用时三天。如此高效极为罕见。面对列强步步紧逼，国资流失加剧，官方和商界都熬不起了，憋足了劲要与外国资本分享中国江海利权的渴望，轮船招商局作为中国机器动力先锋的民族企业应“时（艰）”而生。其实早在1864年，李鸿章就在给奕䜣的信中表明了心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造自己的船。这个结果李鸿章等了八年。

_李鸿章

1873年1月17日，轮船招商公局在上海鸣锣开张。这是中国第一家轮船运输股份制企业。它宣告了中国近代航运业的诞生，打破了外轮对中国航运的垄断。这一天，对中国近代航运业乃至中国民族企业制度建设甚至中国近代史进程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上海很长时间没这么热闹了。官员、绅商、洋行商人……有身份的人聚集在这个叫洋泾浜永安街（今中山东二路近新开河南路）的地方，见证这个时刻。

这是一个值得见证的时刻。

与洋商争江海之利

忙于指挥攻剿太平军的曾国藩亲眼见识过“助剿”的西方炮舰的厉害。枪炮之用离不开轮船，枪炮架于轮船，等于一个移动攻击的枪弹库。英吉利在世界上所向披靡，号称“日不落帝国”，海军为其执牛耳者，海军凭借的就是火轮。要克制他们，我们就必须拥有这等器物才有可能。中国的火炮不能移动，对手火轮的出击遏制了我们反攻的机会，所以屡尝败绩。因此必须把轮船买回来，自己研究操作，就可与之对攻。1861年，曾国藩购买了一艘“威林密号”轮，李鸿章跟进，置了一艘“飞来福号”。这年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官办军工企业安庆军械所，虽然仅相当于作坊的规模，但曾国藩对它寄予甚多。为了完成造船这个多年的心结，他邀请晚清科学家华蘅芳、徐寿等自行设计，终于在1866年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蒸汽机明轮船“黄鹄号”。这艘汽船长50余尺，时速20余里（一说40余里），造价白银八千两。黄鹄是神话传说中的大鸟，能一举千里。以神鸟命名中国第一艘蒸汽船，可见曾国藩内心对近代科学技术的渴望与希冀。

1863年，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我曾去过英法提督的兵船，见到他们的大炮精良，子弹细巧，器械漂亮，队伍严整，实在不是中国所能相比的……驻扎在上海这么久，如果学不到洋人一点技术，会后悔莫及的……俄国、日本以往不懂技巧，国家很弱……现在他们的船炮渐渐能与美、法争雄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英、法等国获得了在长江各口自由往来的权利，很快开辟了上海至南京等地的客运航线。

1864年，李鸿章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呼吁，开放中国民营资本进入内河航运，允许中国商人购买或租雇洋船，与外国轮船公司竞争。因为意识太过超前，几乎无人理睬。不过他的韧性和坚持一点没变。1865年，克服重重阻挠，李鸿章一手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局，这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军工产业。

1868年9月15日，一条簇新的、插着黄龙旗的机器动力轮船静卧在位于上海高昌庙的江南制造局第一号泥船坞上，等待下水开启首航。这是江南制造总局用不到两年时间建成的第一艘纯中国制造的机器动力兵轮。这一天，上海为之轰动，整座城市都被壮阔悠远的轮船鸣笛声包裹着，围观军民里三层外三层，热闹非凡。

李鸿章把这艘机器兵船的起名权给了老师曾国藩。轮船行驶到南京下关，刚刚履新直隶总督的曾国藩登船试航。船到采石矶、翠螺山时，曾国藩大为赞赏，称赞此船坚硬灵便，又快又稳，随即以“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句为其命名“恬吉”号（后避光绪名讳改名“惠吉”号）。李鸿章很欣慰，江南制造局建立三年来，他时刻在关注着“恬吉”号的进展，这个中国制造终于在他手里诞生，并试航成功。洋务运动也从这艘船开始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也就在这一年年初，确切地说，就在1月3日，东邻岛国日本，年仅十六岁、名叫睦仁的少年在他继承天皇的第二年，改元“明治”，宣布废除幕府制度。维新运动启开大幕，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

长江，穿梭的巨轮如过江之鲫，汽笛声、马达声此起彼伏，这些巨轮刻着洋文，飘着列强国旗，在浩瀚无垠的江面上劈出一波又一波白浪，留下黑黜黜的浓烟和飘着铁锈的油污。但江边的中国小船有的桅杆倾倒，有的帆破底漏。而旗昌、怡和、太古的轮船畅通无阻，这可是中国的长江啊！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的轮船啊！

这不正是朝廷禁令造成的吗？一些有见识的华商偷偷购买或租雇洋船，但也只能寄附于洋商名下，还得向洋商缴纳一笔可观的费用。所以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轮船公司，与洋人设擂竞争。这个现在看来十分浅显的道理在当时要“解放思想、改变观念”何其难也。

早春时节的天津。坐在李鸿章对面的年轻人是他前两年招入麾下的盛宣怀。这个27岁的常州青年并无科举功名，只有相当于中学学历，但对西方学问十分心仪。深获李鸿章欣赏的是他既能下笔千言，又能日行千里操办军需，不遗余力。李鸿章不在乎文凭，要的是能干，更何况，盛宣怀的想法也很对他的思路，渐渐就成为他的肱骨。

_盛宣怀

李鸿章对盛宣怀说了要建立航运业的想法，要他拿出一个方案来。

盛宣怀很快草拟出一份《轮船招商章程》。这份章程的核心是“官督商办”，石破天惊。他破天荒地提出了“重商情”“商本商办”的观点。看起来说“招商”，实际上从“在商言商”跨越到了“官场”。可以说是对商场和官场的双重颠覆。

这份具有颠覆性和前瞻性的章程，连李鸿章这样具备开放思维的高官也不可能一下子转过弯来，但他毕竟是个喜欢接受新事物的人，他记住了这些新鲜而又刺激的提法。

李鸿章终于等到了太后召见的机会。

慈禧说年初内阁学士宋晋奏报，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糜费太重，要朝廷下旨两局不再造船。问他怎么看？

 李鸿章直言宋晋之说纯属昏聩。眼下大清正面临大变局，可这些人还陶醉于清议中。大清要自强，摆脱列强欺侮，必得强军事，而要强军事，必得充财源。大清天下，遍有自然宝藏，金银煤铁等均在泰西各国之上，如今因风气不开，却要向列强购买，导致银子大量外流，财源将日益枯竭。开发财源关键在于振兴商务。身处列强屈辱之下，唯一可行的另一条路就是商战。各国通商以来，大清沿海沿江之利尽为洋轮所得，所以要与洋人争利。航运、造船是国家利权所在，决不可放弃。如今长江之上跑的尽是洋船，华商因为不能自造轮船投入航运，只能附股于洋商，大量中国资本因此流入洋商之手。倘若我们自己有了轮船在长江上跑，就能使我内江外海之利益，不再为洋轮独占。

朝廷准奏。然而，轮船招商局的筹办人选又使李鸿章煞费苦心。

对轮船招商局，李鸿章倾注的心血前所未有。话已经在太后那里说出去了，万一砸锅，不仅是自己的名声，国家的未来和财力所系也更加岌岌可危。所以第一步怎么跨出去，他要慎之又慎。

在此期间，李鸿章考察了一个人，他就是上海高桥人朱其昂。

_朱其昂

朱其昂家境富裕，却不做“富二代”，反而从小立下宏愿，自己闯天地。二十岁不到就与人合伙，在十六铺开办南北洋贸易，兼做出海贸易。几年下来，已是闻名上海的巨商。攒下第一桶金，与弟弟朱其诏订购大量沙船，短短几年已拥有六十艘沙船、三千多船员的庞大船队。他还是浙江漕运局总办，负责运输漕粮多年，公认的行业翘楚。1860年开始与美商在烟台合伙开设清美洋行，往来上海、烟台、天津各口岸经营贸易，可谓南北亨通。他又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各地设有华裕、丰汇银号，跟当地富商大户保持良好的金融往来业务，他的经营能力和人脉资源应该使他拥有相当的融资号召力。李鸿章最终决定，把轮船招商局的开锣戏交给朱其昂。

单挑美英轮船三巨头

轮船招商局成立时，前面已有美英商轮三大公司。1872年初太古轮船公司开张，资产雄厚。同年10月，老牌英商、鸦片战争幕后推手、在上海开设第一家欧洲公司的怡和洋行，以4艘轮船组建了华海轮船公司，除经营上海--汉口、上海--天津两条航线外，还向厦门、汕头、香港航线扩展。更早前十年间，美商旗昌已拥有轮船19艘，总吨位27769吨，一直独占长江航运鳌头。英国人的《北华捷报》载文疾呼“美国人垄断”。

_怡和洋行

1818年，美商塞缪尔·罗素在广州开了个洋行，起了个很中国的名字——旗昌。表面上采办享誉世界的中国丝茶，暗中走私鸦片。靠着臭名昭著的“飞剪船”从事鸦片贸易，旗昌也“一飞冲天”。1842年，旗昌已是美国在中国最大的贸易公司。1844年，上海开埠第二年，旗昌北上，外滩9号成了它的总部，奠定了上海乃至远东第一美商洋行的地位。旗昌洋行也完成了“洗白”走私鸦片这段黑历史的重大举措。

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成立，同时开建十六铺金利源码头。在它的第一期投资中，华商拥有60%股份，因此也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股份公司。它的出现，表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外贸易中心由广州移到了上海。旗昌很快占有了长江航运80%的份额。从1867年开始，进入独霸长江航运的所谓“旗昌时代”。1866年到1872年，旗昌累计获利三百多万银两。

太古轮船公司又名中国航业公司。这个充满“中国”元素的轮船公司的命名伴着一段脍炙人口的传闻。

_{太古轮船公司轮船}

“Tai-Koo”为何译为“太古”，有一种说法：这是当时英国驻上海的一位外交官在公司开业时特意取的名字。据称此人对汉学颇有研究。在西方人视线中，“太古”二字看起来颇像“大吉”。中国农历新年到处张贴“大吉大利”的春联喜帖，中文的“太”本意“太初”“极大”，“古”源出“盘古”“久远”，合起来就是“宏博、亘古”，哲理意蕴十足，而全无俗气，这个名字成为巧妙的视觉双关语，含有中国本土的讨口彩年俗，寓意为公司带来大吉大利。

明明是英商洋行创立的公司，为什么扯起了“中国”的牌子，难道它有中国官方背景，当然不是。如果以斯怀尔的想法揣测，那一定是他要包揽中国航运业务的宣示。此时正是旗昌的鼎盛期，太古的高调不是公开向旗昌叫板吗？打破旗昌垄断，甚至打败它成为新的霸主，就是驱动太古长江航运的强大引擎。

太古胸怀“中国”大志，联合怡和，两家英商强强联手，超过12500余总吨位的轮船浩浩荡荡投入长江航线，爆发杀价战。而后英美三大轮船公司订立齐价（统一定价）运费协议，联手市场垄断，不准他人染指。

难道，长江是为外国巨轮大船准备的？！

洋商们逐利长江，锱铢必较，这究竟是谁的地盘？

金能亨已经看出来，“太古的目标远不是运费的竞争，更不是与旗昌平分天下，把旗昌赶走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旗昌再次放下身段与太古合作。

几个月后，太古和旗昌签订联营协议，相比之前旗昌单方面力压对手的条款，这份协议显示了平等。

现在，中国终于出现了本土挑战者。三家外轮控制的局面被打破了。共同的对手使他们坐上了一条板凳。1873年6月，太古轮船公司向伦敦总部汇报，“我们正与旗昌考虑抵制这家中国公司的措施”，两家正在商议“同揽扬子江载运事业。”而站在招商局的角度看，以一“中”挑战“美英”之三，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航运究竟会形成怎样的格局和发展态势呢？

_{招商局成立}

出师不利

旗昌成立十年后，中国有了自己的航运股份公司。它究竟是借了西方公司的“壳”还是按国际通行的股份公司规则操作呢，谁都没底。

49岁的李鸿章泪湿衣襟。他仕途顺畅，履历丰富，历经正反职场经验，经营官场，运筹沙场，主持商场，从不轻易动感情，可这一次面对这份早该获准的奏折，实在是百感交集。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三千年未遇之变局”，不管你情愿还是不情愿，全球化已是不可遏止的势头，从那时起，无法再罔顾洋务了。

洋务运动是一个走向没落的王朝的自救。从引进西方军事器械、机器生产和科技手段的“自强”到以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的“求富”，轮船招商局是一个艰难的转折点。

但转折之艰难远远超过了李鸿章的预估。顶层虽然盖上了招商公局的红印，但商人们却不尿。谁都知道这位身居中枢的大人物思想新潮，但谁都不知道入股轮船招商局究竟有多少话语权，因此还不能把银子轻易地往里面投。

牌子既然打出来了，总要运作啊。李鸿章从户部借来10余万两饷银作为支持，并自掏5万两银子，以“李积善”之名入了股。然而半年过去，轮船招商局总共招股才区区10万两，其中还包括“李积善”的5万两。关键是商人们不买朱其昂招徕资本“归并官局”的账，所以股份招不来，原定第一年筹集五十万两银子的计划搁浅了。

李鸿章不能眼看着自己辛苦张罗的招商局招不到商，他动用了行政权力，动员地方督抚支持。李鸿章在官场上的影响力毋庸置疑，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天津、上海海关道等都给了面子。作为中国第一家大型航运企业，招商局拥有垄断政府运输漕粮等业务的“专利”，运费高于外资航运公司，但政府必须扶持它。李鸿章意识到高估了朱其昂的集资能力。他已经在硬撑了，但局面依然没有改观。

万般踌躇之际，李鸿章又把盛宣怀那份章程拿出来看。这些带着刺的字句再一次向他招手：中国要自办轮船运输，官府就必须重视商家之利。然而中国官商互为陌路，甚至防范敌视，结果只能是官不顾商、商不为国的结局。只有官员顾及商人之利，商人才会办好产业，积累财富，国家才会有可观的税收。税收就是国家自强的资本渠道。只有先让商人盈利，官府不干涉不侵吞商人应得之利，并赋予商人对经营的决策权，才能真正与洋商轮船业竞争获利。

这既是问题的症结，也是正解。

李鸿章深感这个还不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的锐气和胆识，终于决定采用他的方案，实行官督商办。盛宣怀虽有锐气，但太年轻，资历不能服众。朱其昂之后，谁来掌舵轮船招商局这艘才开张半年的巨轮呢？

重压之下的制度创新

旗昌、怡和、太古成为长江航运前三甲，秘诀就是他们都做了一件同样的事，开发本土资源，主打华商人脉这张牌。旗昌的总买办是跨越湖州、上海两地的丝绸巨商陈竹坪，怡和总买办是粤商领衔人物唐廷枢，太古轮船公司创办时郑观应就参与其中，并出任公司总理，兼管轮船业务。除了陈竹坪，他们最终脱离洋行，完全致力于中资企业，直接嫁接西方先进管理制度，开拓出源源不断的航运业务等实业，或是第一代中国民族资本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一种注脚。

现在这位紧急救场的人物就是唐廷枢。

_唐廷枢

轮船招商局开张的1872年，唐廷枢已是闻名上海的怡和洋行总买办。对怡和而言，唐廷枢是他们获得华商支持定海神针般的存在。“怡和”这块牌子的分量很重，那是比“金领”还要厉害的一等一的高级买办。他的主业正是洋行的船舶代理业务。他还是英商公正、北清两家轮船公司华董，参与怡和组建华海轮船公司，是大股东之一，兼任襄理。他个人投资购买6艘轮船行驶在沪津、沪汉、沪宁航线。领衔行业的能力和财富集聚度使唐廷枢在华商中处于“置顶”地位。

面对旗昌、太古和怡和的挤压，招商局开局艰难，资金断裂，生意枯竭，如果真走到濒临破产的那一天，李鸿章不是打自己的脸吗？这时他收到了朱其昂和盛宣怀的举荐，此人就是唐廷枢。

熟悉洋务的李鸿章当然知道唐廷枢，但人家在商言商，不在官场，为此专门派出得力手下作为特使前往秘密考察，听听唐廷枢对轮船招商局有什么高见。

坊间传说，特使到了上海，就直奔广东商人云集的“广肇公所”。唐廷枢是上海航运界和财富界双重大名人，经常见诸报章，那张华南地域特征十分明显的脸早已为人熟知，所以特使不久就在广肇公所等到了他。

特使与唐廷枢搭讪，客套之后说到正题，询问唐廷枢，“外界盛传轮船招商局前景大好，先生怎么看？”

唐廷枢的回答让特使倒吸一口冷气：“官商合办，让商人入股，等于骗商人钱财。”

“这怎么讲？有官府的保护，风险共担，商人不是更好赚钱吗？”

“我只问一句，你就明白了。轮船招商局究竟是官家说了算还是商家说了算呢？”

“官家的产业，自然是官家说了算了。”

“那你知道现在招商局招了多少股？”

 特使答不上来。懵逼。

“所以啊，商人出了钱，但没有经营的权利，说了也不算，谁还愿意入这个股？”

“哦，有道理。先生以为如何才能招股？”

“很简单，权责归一，出多少钱就有多少权利，自然就有人入股了。”

这个传闻是否属实不重要，李鸿章的干部人事考察是否“旁敲侧击、黑箱操作”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经营理念和用人原则。被用者能力再强，没有用武之地等于武功尽废。用人者知人善用，还要放手去用。双方都需要胆魄。

那时唐廷枢刚逾不惑，他是行业翘楚，圈内威望甚重，却有难言的孤独。即使他业绩再好，端的也是洋人的饭碗，反过来却是国家积弱更重。但他毕竟久居商场，对诞生不久的招商局的软肋和潜在优势有十分清醒的见识。

听到唐廷枢这番言论，李鸿章知道确实是症结。他让盛宣怀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来上海。盛宣怀在宴会上向唐廷枢表达了李鸿章的诚意。晚宴结束，唐廷枢决定北上面见李鸿章。这根“橄榄枝”，他必须接过来。

唐廷枢遇到李鸿章，相当于两人共建了一个大平台。事实证明，这个平台对中国民族经济产业和现代企业制度的价值不可估量。

1873年6月，李鸿章任命41岁的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放弃怡和洋行总买办的高薪和优厚待遇，决绝赴任。

为什么是决绝，那就是招商局这个摊子。经营半年，亏损四万余银两。唐廷枢是声誉和实力兼具的总买办，为什么甘愿接手一个亏损的烫山芋，还要搭上舒适优厚的生活重新打拼呢？民族大义是毋庸置疑的，更重要的是他对轮船招商局的判断。对他人来说是前途未卜，对唐廷枢不是。他早已看中了问题的症结。他有着十二年洋行从业经历的铺垫，他的嗅觉、魄力和影响力远超一般商人。

他答应上任，但有上任的条件。

首先是改名。将“轮船招商公局”改为“轮船招商总局”。改名的意思有两层，招商局的经营方针要从“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凸显商家位置，打消商界顾虑，放心投资。另一层意思是未来还要扩大经营规模，力争做大做强。透露出唐廷枢的雄心。

其次是仿照西方模式招股。按股派息，认股不认人。

第三是移址。把设在永安街的招商局迁往公共租界。地段很重要，中心地段可以助升机构的地位，让人一看就明白它的身价（今天还是如此）。

第四是变“承运漕粮为主、并兼揽客货”的运营方针为“揽载为第一义，运漕为第二义”。不能把与洋人争利的重点寄托在漕粮上，更多招揽运输货物才是王道。

第五是“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招商局领导班子要淡化官方背景，强化商业规则。商人出钱入股，就应该拥有经营权。

这五个条件，一个比一个戳到“腰眼”里，等于全面颠覆了原来的方案，而且极大削弱了官方权力，但李鸿章一概照准了。对唐廷枢，他看准了，用人不疑。

唐廷枢最初直接提出由资本决定控制权和管理权的诉求，即完全商办，也就是西方股权式管理，但没谈拢。李鸿章承诺，保证商人的管理经营和丰厚利润来代替官方全权监督。最终达成“官督商办”的格局，其实也是“官督”与“商办”之间的博弈。

官督商办是迫不得已的“制度创新”。李鸿章的说法是，“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候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即“官”统管大局，考察利弊。企业由商人出资，按自己的规范和章程管理，自负盈亏。这是李鸿章为轮船招商局在开局不利的情势下调整的大政方针。

再通俗地讲，可以把它理解为半官半商的股份制企业，官府有权却缺钱，民间有钱没资格，两相勾兑，优势互补。

既然领导放手了，唐廷枢就撸袖加油干了。

新掌门的开门红

自己先做个表率，示范效应很重要。唐廷枢一出手就投入个人资本八万银两，还把他原在北清轮船公司的“南浔号”轮船作为股份带入招商局。消息发布，朋友圈都”刷屏”了，既然唐廷枢敢这么投，跟着他没错的。这里要提到盛宣怀了，他看好招商局，也看好唐廷枢，劝说父亲变卖家产中盈利正好的几处典当行，入了股。李鸿章给这个充满锐气的青年一个招商局会办的职务，算是第三梯队。

半年间，上海朱其莼、天津宋缙、汉口刘绍宗、香港陈树棠、汕头范进尧等大买办和实业界大牛纷纷入股，初步完成了五十万两的招股计划。融资速度之快，震动上海金融界和商界。一个植入现代基因的股份制企业架构起来了，同时开了中国金融的先声。这让李鸿章很欣慰。中外商界都认定，有唐廷枢执掌轮船招商局，一定前途无量。

果不其然，唐廷枢新招叠出，开局第一年的年度结算报告显示，净利润八万余两，利润率百分之四十，新掌门迎来开门红。重振旗鼓后的轮船招商局，渐渐有了巨轮的方向。中国籍轮船在沿海和内河鸣响了航运的笛声。招商局轮船上飘扬着局旗——明黄底色和蓝色鲢鱼的双鱼旗，两条相视游弋的鲢鱼，寓意招商局轮船在江海航运中如鱼凭跃，年年富余。

唐廷枢是帅才，也是福将，更是看准时机下手的狠角色。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次世界性投资高潮不期而遇。唐廷枢抓住机会一通操作，轮船招商局股票升值高达100%~150%。大牛市临门，招商局增招第二期新股一百万银两。

新股增招要说到一个人，徐润。此人对招商局初期发展的贡献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一边个人附股四十八万两，一边广招亲友入股，引起商界和社会强烈反响，一时入股踊跃，一百万两很快招齐。

_徐润

徐润是小唐廷枢六岁的同乡，15岁跟着叔父徐荣村到上海，进入叔父供职的英商宝顺洋行当学徒。徐荣村是上海开埠后第一批前来闯荡的粤商，在英商宝顺洋行任买办，经营丝绸、茶叶、蜚声商界。1851年5月1日，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正在上海经营荣记丝号的徐荣村闻听消息，立即将“荣记辑里湖丝”（因产自湖州南浔辑里村得名）寄往大会参展，荣获展会金奖，维多利亚女王亲临观摩并颁发奖金、奖牌。徐荣村被誉为“世博会中国第一人”。徐润进入宝顺后，勤奋好学，与叔父的经商头脑有一拼，后来当上了宝顺总买办。

徐润经营丝茶大赚后着力买地建房，被上海商界公认“富甲王侯”。

唐廷枢想拉这位小同乡入伙，面对好友兼同乡的征召，徐润犹豫过，唐廷枢对他说，你做得再好，赚得再多，也是在洋人的羽翼下，为洋人打工。但进入招商局，就是报效国家，乃是我辈人生正途。徐润豁然同意。李鸿章任命他为招商局会办。两个香山籍老广在上海这个大平台拳脚大展。徐润提出开辟长江航线，四艘轮船首次航运内河，英美轮船公司独霸中国黄金水道的局面改变了。

招商局气势雄壮，旗昌、太古和怡和感到了它的实力和压迫，只能放下争斗，来合力对付这个“搅局者”。套路还是老套路，降价，但降幅前所未有。1873年，太古和旗昌把上海到汉口的客票从十五两骤降至五两，等于“大甩卖”，上海至镇江客票从四两降至二两。旗昌、怡和的货运费拦腰砍了百分之五十。

唐廷枢拿着一份电报对徐润说，看来他们真急了，吃相太难看，连脸面都不顾了。但我们不能示弱，他们降，我们比他们还降。上海到汉口的货物运价由四两降到二两，上海到宁波的客票由2.5元降到1元，甚至0.5元。上海到天津的货运从每担6钱银两降至3到4钱。货运运费总计减六折，客运减到七折或对折。

徐润担心出手这么大，会不会引发股东们众怒。唐廷枢说，你是最大的股东，你不怒，谁敢怒？徐润笑了。

徐润任宝顺总买办时，就预见到长江黄金水道的灿烂前景。他购置了江轮、船坞，把出口贸易和航运业作为洋行主业。长崎、横滨、神户的港口经常可以见到宝顺的船队，徐润经手的进出口贸易总值达到数千万银两。

熟谙英国人生意经的唐廷枢认为，切切不能低估了对手。怡和根基深厚，资产丰盈，太古在伦敦的大财团也很厉害。倒是当了多年霸主的旗昌看起来是个大块头，其实已经虚空了。它没有国内资本做靠山，也许是这三家中的薄弱点。

唐廷枢也知道，华商下的注是个人财产，但赌的却是国家的命运。但目前唯此一道，退缩就是认输。第一个回合如果败下阵来，接下来还怎么交手。

这时他在洋行的工作经验为他提供了更新招商局的招数。

壮大招商局必须有制度保证。唐廷枢效仿欧美国家股份制模式，在募股书上对资金使用、盈利、回报等项作了明确规定，制定了《轮船招商章程》和《轮船招商局规》，为中国最早的民族企业创设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雏形。

1873年1月至7月，招商局的“伊顿号”首航香港、天津，并从上海开航镇江、九江、汉口，长江航线由此开辟；同年8月初，伊敦轮首航日本神户、长崎，开辟了中国至日本的第一条远洋商业航线；当年年底，航线远至南洋吕宋等地。“伊敦”轮与后续加入的“永清”“利运”“福星”等轮船，共同组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支远洋商业船队。

_伊顿轮

从“伊顿号”下水开始，旗昌、太古和怡和的危机感逐渐加深。“三足鼎立”变成了“四角纷争”。

在这一轮残酷的削价大战中，旗昌是最大输家。1874年它的收入仅是1871年的五分之一，旗昌股票从每股188银两暴跌到80两，1876年再跌到50两，这种断崖式的爆锤实在让曾经的长江航运老大蒙羞。旗昌大股东们意识到，招商局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虽然已经千疮百孔，但如果以政府的决心和信义做担保，恐怕难以与它长期抗衡下去。

其实金能亨早就说过，上海航运的优势终究要落入中国人之手，让上帝从中国人拥有和管理轮船的厄运中拯救我们吧。这个胆大妄为、充满智慧的家伙此时已离开旗昌，如果知道他创办的霸道旗昌落得这番光景，也许这句话就是应对之策吧。

本来准备与旗昌“同仇敌忾”的太古看到这种局面，只能冷眼旁观了。招商局的靠山是中国政府，很难撼动。到1877年底，斯怀尔看着公司结算报表倒吸一口冷气，全年利润仅区区三千英镑，连股息都发不出了。这是太古轮船公司开业七年来的第一次。

斯怀尔站在宽大的大班办公桌前，不住地扯着领带，横竖不舒服。他望向窗外，习惯了这样的场景。天色朦胧，雾霭像薄纱一样悬在江面上空，一旦轮船汽笛响起，他鹰隼一样的目光立即会穿透薄雾，精准直达轮船出现的那个位置。今天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他点燃一支雪茄，吸了一口，又搁在玳瑁烟缸上。雪茄安静地燃烧着，味道渐渐弥漫了整个房间。他忽然觉得这与他灵魂中拥有的某种气息背道而驰，所以立即将它摁灭了。打开窗，空气湿漉漉的，带着江风的咸腥，迎面而来的湿暖带给他一种欣喜。他想，这个地方还是值得呆下去的。

斯怀尔要保住太古轮船在长江航运的地位，就必须寻求应付危机之道。他向招商局和怡和发出电报，要求共同会商合作。

三个竞争者终于坐了下来。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了一份齐价合同，也就是价格同盟。

不过这个同盟并不牢靠。太古、怡和屡屡违约，又屡屡重订。仅有招商局讲信用，依约行事。如此低调其实也是招商局的软肋。无论是轮船和吨位，太古还是老大。对招商局来讲，坚持下去，确立“三足”之一足，至少保留了华商与洋商争锋的一个阵地。

轮船招商局的加入使长江航运进入良性竞争，航运运费稳步下降。据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估计：从1873年到1876年，因为运费降低，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航运公司的费用在1300万银两左右。这是轮船招商局带给华商真金白银的红利。

外滩大钟的敲击声，江上传来的轮船汽笛鸣叫，都令人心旷神怡。岸上，鳞次栉比的高楼，江中，争先恐后的大船，就像江上漂浮的陆地城堡，它们同样坚硬锐利的体态与高楼一起构成了外滩宏阔壮实的城市线条。

拿下旗昌

旗昌节节败退之际，招商局再出大招，加派“江宽”轮开航长江，股东们纷纷撤资，旗昌无力招架，被迫歇业。

凛冬之日，徐润曾前往湖北，与正在此地奉李鸿章之命勘探煤铁矿藏的盛宣怀商讨对旗昌退出的后手问题。徐润说，旗昌快熬不过去了，想撤了。如果被别的洋行收购，将对招商局构成更大的威胁，因此招商局必须全盘拿下。收购了旗昌，招商局就更有实力与太古和怡和竞争，也能多为国家争利。可旗昌开价近300万两，这个价码超出了徐润的估计。盛宣怀和徐润的看法一样。盛宣怀给李鸿章写信，希望政府拨款。李鸿章回话，我支持拿下旗昌，但我手里没钱，找地方想办法吧。这意思是，我只能给政策。具体怎么运作，你们见机行事吧。

除了轮船，旗昌还有地处陆家嘴的金利源码头和仓储资源，位置极佳。徐润意识到，时间不等人，这件事不能让别人抢了先机。他一边观察旗昌“待价而沽”的市场效应，一边积极筹措资金，在适当的时候果断下手。

兜兜转转，旗昌并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终于把目光锁定在中国官方背景的轮船招商局。不久，经纪人找到徐润，表达了旗昌老板愿意降价的想法。

徐润敏锐地抓住时机，与助手通宵筹划，决定先签下合同，交付定金。

那一边，盛宣怀向两江总督沈葆桢软磨硬泡，又是民族大义，又是中堂大人成立招商局的初衷，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迅速把江海航线外船排挤出去”。他已经买通了师爷，摸了沈葆桢的底。先开口一百万两银子，“狮子大开口”后再等他还价。果然沈葆桢被他弄得进退两难，思虑再三，打了个对折，只能借五十万两。盛宣怀成竹在胸，说总督大人还有二十万两备用金，一起借了吧。

1877年3月，盛宣怀扛着李鸿章的大旗，祭出复兴民族工商业的王道，终于凑足了首付款。

旗昌股票大跌，股东撤资大半，筹码捉襟见肘。接下来的谈判就是走形式了。

最终，招商局以220万两总价买下旗昌公司所属全部轮船、码头仓栈和位于外滩九号（至今也是招商局大楼）的办公大楼。当天《申报》刊登买卖双方正式签署旗昌资产（包括原客户）整体转归招商局的声明。一夜之间，招商局轮船增加到33艘，超过以往两倍以上，轮船和总吨位数超过怡和、太古，居于首位。“从此中国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金利源、金方东、金永盛、金益盛四个华商码头整体并入招商局，定名金利源码头，还沿黄浦滩兴建了十三座浮码头。日后的十六铺客运码头即由此而来。

_{收购旗昌轮船公司}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在那个被帝国主义包围的年代，第一代中资企业倾其全力，整体收购强大的外来资本力量，不啻一个奇迹，也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大事件。满打满算，才四岁的轮船招商局干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干成的事。被列强倾轧的中国在商战中扳回转折性一局。中国经济开始有了近代化的影子。

招商局并购旗昌后，面临财政窘迫和两家英商公司竞争的双重压力，双方继续以减价角力，招商局营运受挫。不久，太古迫于“受累甚重、亏折太多”，于1877年底上门求和，希望“终归和好，两有所裨”，招商局表明“只欲收回中国利权”。经过近十天的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协议，正式签订中外航运业间第一个为期3年的齐价合同。接着招商局再与怡和洋行订立齐价合同。三家公司确认，对各航线运费收入、货源分配重新分配比例，并不得擅自增加轮船数量和吨位。齐价合同给招商局带来明显利好。这是近代中国民族企业面对实力强于自己的外商绝不认输的经典范例。

四年后，招商局赢利达二百多万两，收回了收购旗昌的本钱。人们都以拥有招商局股票而自豪。招商局码头扩大到虹口中栈、北栈、东栈和浦东杨家渡。长江沿岸都有了招商局名下的新码头、新货栈，旧船加速淘汰、更新。长江航运迎来一个崭新的局面，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基础由此奠定。

在日后的竞争中，轮船招商局在李鸿章的特殊政策扶持下站稳了脚跟，开通了上海至烟台、天津、牛庄、汕头、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镇江、九江、汉口等国内航线，并设立分局；同时开辟日本长崎、横滨、神户及菲律宾、泰国、越南、新加坡等境外航线，拓展远洋运输。

续写传奇

轮船招商局衍生或创立了众多近代中国重要实业，覆盖了保险、矿务开采、机器织布、金融、铁路、通讯、外贸、高等教育……

有意思的是，招商局和太古，当年这两个对手，行销一个半世纪的“老字号”至今仍是各自领域的领衔主演，续写着他们的商业传奇。

1979年7月，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支持下，招商局在深圳蛇口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园区，再次担当艰难的破冰之举，百年民族企业重焕生机。作为国家十大“国之重器”之一，它是当今资产规模与净利润为央企第一的“中国第一财团”。截至2021年底，招商局总资产达到11.47万亿元。在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招商局位列第152位，连续5年入围。

_招商局

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太古是最早一批重返中国内地投资的跨国公司之一，在40余年的时间里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其他洋品牌不同是，太古延续老东家的营销策略，不用“洋气”吸引眼球，却在它涉足的地产、航空、海洋服务、饮料、贸易等多个实业中，刻意以中国本土化元素包装成中国品牌，比如“国泰航空”，又比如热度经久不退的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成都太古里、广州太古汇、上海兴业太古汇、前滩太古里等等。而把太古可口可乐中国区总部从香港迁往上海浦东，也许更能展示太古对这个当年的财富始发地的战略布局和价值之选。

当今世界正再次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带动效应显而易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正在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