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非典型大难不死

楔子

生命是一场意外，无法选择，无从逃避，生活难免会有岔口和急转，也难免有泥泞和坎坷，意外就此发生，一个转身，就是一段人生；一场意外，便是一场苦难：一场苦难，便是一次历练。

上世纪70年代的第二年，我在塔克拉玛干大漠深处，遭遇了一次非典型的大难不死，我看到了死神的影子，却又意外地逃脱了它的追索。那年8月，我被光荣地安排到大漠深处原始胡杨林中去打碱。我遇到了沙漠最普通的树——胡杨，也遭遇了一场生命的意外。

正是由于有胡杨的存在，让我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然而，胡杨树把它顽强而悲壮的精魅，无形之中注入了我的灵魂，让我得到一笔意外的人生馈赠：足够我享用一辈子！

_胡杨

倔强由此而生：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些对世界的认识，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精神顿悟，这些成了我生命财库中的第一桶金。那年，我23岁。

人生最幸福的事就是懂得：苦难看破了，不过是浮沉；生命看破了，不过是无常，就是那次意外，让我学会了内省和提炼。由此，我懂得了感恩生活，学会了坚强，微笑向暖，一路前行。

“树碱”是沙漠奇树——胡杨伤口的分泌物——胡杨是一种会流泪的树！它的眼泪，人们称它为胡杨泪。

生活在沙漠严酷环境中的胡杨树经常遭受风沙雷电的袭击，经常会有树杈乃至树干被折断撕裂，形成伤口。出于自我保护，伤口会不断地分泌出含碱量极高的眼泪——树汁。沙漠蒸发量大，树汁中的水分很快被蒸干，留下碱的结晶。不断地分泌，不断地蒸干，不断地结晶，不久整个伤口就会被碱的结晶所覆盖，形成厚厚的痂壳。

但是往往等不到伤口愈合、瘢痂形成，又会有新的创口，痂壳下，老的伤口还不断渗着血水——树汁。有时伤痂也会被风沙重新剥落或撕破，又形成更新的溃疡创口，于是伤口又要重新结痂。也许这种受伤和结痂是反复无数次的，就逐渐形成硕大、形状各异的碱砣，大如篮球，小似葡萄串。这种结晶体，叫胡杨碱，纯天然的树碱、可以用于食品工业、硝皮制革，做成肥皂……

我们到大漠深处打碱，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政治上可以帮助人的“脱胎换骨”，经济上可以帮助农场扭转亏损——虽然它只有一角几分钱一公斤。

以上只能算是前戏——开场锣鼓——对故事发生的背景和有关情况作的简单交待。 精彩大戏下面将拉开大幕，由此，作为读者你，将和生命意外中的我，同处一个空间，感受灵魂的震颤。其中你会读到坎坷与苦难，但苦难，并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快乐，它不是悲剧的，但它会是让灵魂感动震颤的故事。

故事正文

拖拉机吐着黑烟，在不是路的“路”上颠簸，直指沙漠腹地，车上载着我们十几个去“换骨脱胎”的年轻人，还有我们随行的全部家当——一口铁锅，两只铅桶，一袋包谷面，几只发黄的老葫芦瓜以及一些捆得七歪八斜的铺盖卷儿等杂物。

不久，活人与杂物全被车轮扬起的漫天灰尘变得纯然的土黄色，厚厚一层。一起随着拖斗上颠下簸，左晃右摇，不断地被抛高落低，东翻西滚，没有一刻停止。

唯一不同的是：那些杂物是没有知觉的，而人是有知觉的。每个人的五脏六腑似乎都被颠得挪动了位置，相互缠绕着、牵扯着，那种撕心拽肠般的绞痛，没有一刻停止过。往往是上一口气还没匀过来，又猛地被高高抛起，重重落下——简直要把所有的内脏器官震裂。十几个“土人”，只有在偶尔扑闪一下的眼睛，还有脸部不停的痛苦抽搐，才让人感到，他们目前尚是活物。

拖拉机喘着粗气，终于停在了这次打碱的大本营——一个名叫“七道半井”的废弃伐木点：一排东倒西歪的、用圆木垒起的木楞屋，井嘛，在鸿沟深处，只需挖一半，就见水，故称“半井”，它是深藏鸿沟底部，人工挖出的一个泛着酱汤水色，没遮没拦的小水坑。

这里留有几个留守人员，都是劳改释放的，据说，有“国军”炮兵司令、伪警察局长，逃亡地主、带帽右派，据说还有一个在上海玉佛寺出家的“花心”和尚。

次日，天刚放明，我们一行人扛着行李铺盖，挑着供养，继续朝荒漠的深处进发。

放眼望去，眼前的景象，似乎一下子向上回溯了好几个世纪，仿佛回到了地球的洪荒时代，又像走进了地球末日来临前劫后的场景：满眼都是植物遗体残骸，遍地是枯朽胡杨。它们裸露着风干的躯体，虬枝枯杈，遒倔嶙峋，龇牙裂嘴，个个东倒西歪，泛着白凛凛尸骨般的冷光。

没有飞鸟，没有声响，只有当你偶尔看到胡杨树梢一抹翠绿的枝叶，才会感觉有生命存在，游丝般的感觉。此时每个人都会被眼前的严酷所震慑，也一定会在这无垠的荒凉而嘴唇嚅嗫，当然也会为胡杨的顽强生命力而感叹，面前对这场景，人类创造的一切语言在这蛮荒、顽强面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难以描摹！

我们的营地，安在沙漠中难得有的一个黄土高坡上，（离“七道半井”有二三十公里路），地势平坦，坡上长着几棵还算茂盛的胡杨树。没有房屋，也不用盖房。好在沙漠一年中难得下一回雨，绝无淋雨之虞。

好在一天中太阳最毒的时候，我们又都散在沙漠荒林中打碱，等傍晚回来宿营时，太阳已经下山，再怎么说胡杨树也能多少为“营房”作些遮蔽。

四根木竿支起一顶蚊帐，顶上盖些树枝，地上铺上张塑料纸，垫上一条薄薄的毯子，再摊上一领草席，便是我们的床了，也算是屋子。

住得虽然极其简陋，近乎原始，但当时，我们却颇有几分“天当被子地当床”的豪情，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说没有“愁”那是假的，因为怕字当头，忘记了愁而已！也没有愁的时间空隙。当时我们有“三怕”，一怕拉肚子，二怕苍蝇，三怕迷路。

黄土高坡底下，有一道深深的鸿沟，在沟底挖上几米，就见水了，水是酱红色的，苦、咸、涩三味齐全，喝了就拉肚子，每个人都是如此：吃下去是什么，拉出来还是什么；吃下去多少，拉出来还是多少。

沙漠中没有水，连一天都活不下去，生命何等之脆弱！在那里没有营养补充，每天还拉着肚子，我们却都活了下来，生命又是如此之顽强！虽然15天以后我们走出沙漠时每个人都是形容枯槁，脸色腊黄。

想不到在这么严酷的环境里，竟然还有生命存在，那就是苍蝇。这种沙漠中特有的，个头很小的苍蝇，特别厉害，只要一嗅到动物气味，马上会逐味而来，冷不丁吸一口血，最可怕的是皮肉被树枝刮破，它们更是成群结队追逐血腥而来，叮住伤口，拼命往肉里钻，奇痒极痛，只要让它停留几秒钟，它马上会在伤口里繁衍后代——悄悄地在你伤口里产下一窝蛆虫，如不及时发现，马上采取措施——往伤口上抹福尔马林药液——蛆虫会很快钻入伤口深处吮血啮肉，不消几天就会孵化成幼蝇。

说也是，面对如此严酷的自然环境，它们如果没有这么非凡的繁殖能力，何以生存至今！

它们噬肉吸血的目的是明确的：为了生存，为了繁衍生命。

我们呢？那时，我们每个人都确信自己与生俱来继承了家庭的“原罪”，必须像某些昆虫一样，用自己的生命之丝去织一个茧，把自己的灵与肉禁锢其中，经过痛苦的蛹化修炼，才能蜕变为一种新的生命形态，从而获得新生，这可能就是当时所说的“脱胎换骨”吧。

那时，我们最担心的是迷路，每天都是在极度恐惧中度过——生怕迷路，一旦迷路，在茫茫沙海中匍匐寻找，凶多吉少，好在事先有交代，每人拖一根木杆，木杆用处大得去了：在沙地划出痕迹，傍晚顺拖痕，原路返回，它还是打碱的工具。

打碱，是两人一组，每天早晨肩上搭着麻袋，挎上两壶水，怀里揣着两个包谷馍馍，一块咸菜，腰上系一条草绳，手里拖着一根打碱用的长木竿，各奔东西。傍晚，两人合力扛着两袋沉甸甸的树碱返回营地。

就这样，还是几乎每天都有人迷路，好在留守营地的人会收集干柴，燃起大火，沙漠空旷，很远也能看到烟雾和亮光，因此，即使迷路，也往往有惊无险。

我们10连的队伍和农场子校的打碱小组同住一处，合为一体，同吃一锅饭。记得有一次“黑校长”蒋文杰天晚很久，还没有摸到营地，干柴添了一次又一次，篝火冲天，还不见他归来。大家都急了，更是怕了——他一定迷路了——终于在下半夜，他顺着篝火亮光，摸了回来 ，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反而被根正苗红带队的赵涛臭骂一顿，个子高大的蒋校长，弯腰曲背，猥琐得像贼一样，大气都不敢出一口，怪可怜的。

胡杨林并不像南方或东北地区那种连绵不断的原始森林，虽然也是原始的，但决不成片，它们随形就势，长得东一片，西一簇，再加上那树碱又不是每一棵树都有，只有那些枝龄长，高大粗壮的大树树顶上才有，所以我们每天要走得二三十里路。

迷路的情况每天都有发生，病号也每天都会产生，凭着火光指引当夜都能回到巢穴，因为有病号出现同伴的组合也会经常调换。

有一次例外，我和临时组合的同伴，迷了路，不仅当夜没回到营地，而且，在沙漠里，迷路2天2夜，差一点就此抛尸荒漠，葬身沙海。

那天白天，我们运气特别好，连续碰到几片树碱很多的胡杨林，不知不觉中走得很远，等到想起要寻“路”回家时，太阳已经西沉。于是我们用木杆抬着两麻袋鼓鼓囊囊的树碱，循着来时在沙地上拽出的木棍拖痕往回走。

虽然那天的麻袋装得比平时更满，份量更沉，但我们的跨步却比平常更轻快高远！因为那时打碱的多少，是检验态度的标准，我们这些“可以改造好的人”只有用筋骨之劳，精神之痛，来完成蜕变；只有采集更多的碱，来证明我们对于改造的虔诚。对于这些，至少当时我们是深信不疑的。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沙漠里起风了，很快，狂风裹着黄沙扑面而来，把人呛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狂风一阵紧一阵地肆虐呼啸，一座座沙丘一阵紧一阵地顺着风势腾挪疾奔。

再也找不到木棍拽出的拖痕了——那时且不说是木棍脱出的痕迹，就是拖拉机翻起的犁沟，也会被马上填平埋没。即使拖痕还在，也根本无法睁眼辨认。

我们颓然靠着一棵高大粗壮的胡杨树，坐下。埋怨这声突如其来的狂风。一会儿，似乎风势小些了，但天却慢慢地黑了，我提议：凭着直觉往营地赶，同伴不同意，他坚持索性原地等待，等看到篝火的亮光，我们就可找回去，或等天亮再说。

我阴阴地说了一句：“这样的鬼天气，根本不可能看到他们烧的火，更何况今天我们走得很远。”听了我的坚持，他动摇了，扬起一把沙：“看来，这风确实一时半刻不会停，在沙包里过夜会冻死、饿死的，那——我们还是走吧，回家的路，我还是有点印象和感觉的。”

我的同伴赵云浮，长我二十岁左右，无论从年龄上还是我俩的关系上，我当叫他一声先生。

_{迷路时的同伴九二年在上海相遇留念}

他是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据说，他的祖上，曾是跟着左宗棠一起进疆的骠骑兵。他的老家北疆的吉木萨尔，年轻时在新疆学院读书，后投笔从戎，成了一名军人，他是军中不多的才子，善书会画，温尔儒雅，待人诚恳，遇事沉稳，本是农场的宣教股长，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下放到我们连队劳动的，知青都很敬重他，平时我和他走得很近，他是这次打碱的领头人，我是他的副手。

那天，我们各自的搭档分别泡了病号，让我们成了临时组合，平时，他是我们十几个人中方向感最好，沙漠生存经验最丰富的一个，算我有幸，和他临时搭档。

我相信他的感觉和经验。我们又上路了，扛着两袋沉甸甸树碱，风很大，沙也很大，我们缩头弯腰，凭着感觉往前赶，一脚高，一脚低，踉踉跄跄，气喘吁吁。我们在黑暗中挣扎，在沙尘中爬走。不知走了多少路，终于走不动，倒下了。

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再累也不能马上躺下。我们很快就地堆起了一大堆干柴枯枝，点着了火，驱赶着沙漠夜晚的逼人寒气，也算是向营地发出求救信号，想必此时营地也早就燃起熊熊篝火，给我们指示着方向。

可能是我们走得太远的缘故，更可能是天气的缘故，四下里一片漆黑，一片混沌，不见一点光亮。

虽然风刮得没有先前那么狂暴，但整个天空宛如一张灰黄巨大的布幔，不断在拉扯、抖动、撕拍，耳鼓充斥着鬼哭狼嚎般尖厉的啸声。突然，我的心蓦地被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恐怖所攫住，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真的迷路了！

仿佛一下子掉进了一个奇深无比的深渊，看不到一丝光亮，找不到任何可以攀缘的抓手，脑子一片空白。冲着同伴，我木木地问了一句：“我们该怎么办？”同伴拨弄着炭火没有马上答话，只是怪怪地用手指了指水壶。

各自的两壶水，喝了一天，早就壶底朝天了，记得我的最后一口水是在天黑后不久喝光的。他告诉我，当地老乡有一条经验，当发现自己在沙漠中迷路时，要在第一时间内将自己的尿液收集起来，以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备用急救，如不及时收集的话，到后来体内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液体排出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肯定听他的。于是我们的水壶里又有了液体的流动，但不是水，而是尿；不是输出，而是注入。我们不断地往火堆里添柴，不断地察看周围，仍然未见一点光亮，我们都穿着单衣，前身就着火堆，还感到有些灼热，背后的寒气直沁入脊梁深处，一个躯体，两种感觉：真正的冰火两重天——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狂风依旧肆虐，沙尘依旧铺天盖地，没有任何停息的征兆。凭着同伴的感觉，我们继续寻找着归路，还不忘扛起那两袋沉甸甸的装满胡杨树生命结晶，举步与风沙肉搏，脸部不断接受着风沙蛮横粗鲁的狂吻，嘴唇已裂开了血口，喉咙火一般的灼痛，肠胃连续地抽搐痉挛——那是干渴和饥饿！

终于，倒下了——不想也不愿走，也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自然都想到了那半壶尿液，这是我们此时唯一能补充的，和水有着同样物理性质的液体了。首先是他，接着是我，捏着鼻子，屏住呼吸，试着嘬了一口，口腔里立即满嘴充满了咸涩腥臭，喉部一阵抽搐，似乎喉咙和胃的烧灼感更厉害了，但随着液体的滋润，灼痛又似乎缓解了些，于是，第二口，第三口……靠着那半壶尿液，我们又在沙漠里转悠了大半天。

当夜幕又一次降临的时候，我们收集起的干柴已远不如前夜那么多了，火小了——实在精疲力竭了。那晚，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别人为我们燃起的篝火，别人也没有看到我们燃起的野火。

一个赭色的黎明降临了，风速明显减缓，能见度好了不少，只是空气中飘浮着浓浓的、灰褐色的粉尘，没有太阳——还好都是刮风，没有太阳——否则我们早就晒成木乃伊了。

一夜间，仿佛从天上抖落下一条宽阔无边的赭色罗纱，尘埃氤氲，满目混沌，给人一种迷濛、神幻的感觉。

朦胧中，我们彼此的脸面还是可以看清楚的，经过两夜一天的连续劳累，强化焦虑，快速脱水，人完全脱形了：眼窝深深地眍了进去，眼眦浮肿得只留下一条狭窄的缝隙，粘满了尘垢和眼眵的混合物，眼珠死鱼般地凝滞混浊，只是偶尔还在那条眼缝中转动一下。嘴唇似乎用盐渍过一样，泛起一层白花花的盐霜般的皲壳，上面裂着几道深深的血口，脸颊一下子凹陷下去，颚骨高高地凸起，脸上的皮肤像烧焦的马粪纸一样，没有一点光泽，又像一只曾经被吹得过度的猪尿泡，一下子被放气风干，而变得瘪瘪的，松驰得没有一点弹性，上面布满塌陷的凹窝、道道褶皱，仿佛两具马王堆的出土古尸。

知觉，似乎脱离了躯壳，飘荡在冥冥之中，倘若有灵魂存在的话，那么此时的灵魂一定变得非常干瘪精瘦。此时，恐怖反而消褪，能够感觉的是体内的每一根神经都像烧红的铁丝一般，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发出同一种感觉——痛。口腔乃至喉咙全部结满血痂，嘴巴根本合不拢，牙床全变得黑黢。脚上被树枝刮破的创口，被苍蝇叮得溃烂了，更是奇痛无比。

我俩怀着最后一丝求生的欲念去寻找——也许并不存在的生路。说是寻找，其实是漫无方向的——犹如两只撞上玻璃的苍蝇，朝着光亮，竭尽全力地胡飞乱撞，拼命地扑腾，直至精疲力竭，无可奈何地死去。

也许是担心自己的死不够悲壮，在死神触手可及的情况下，我俩竟没有商量，也没有争议，鬼使神差般都拽着那两袋沉重的树碱上路。

尽管我还依稀记得，昨夜迷糊中做梦还在怨恨这害人的碱，要不是为了打碱，我们怎么会到这沙漠深处来；要不是为了打碱，我们怎么会迷路，梦中我们把这麻袋里的碱全扔了，我诅咒这该死的碱！

但那个年代毕竟是个崇尚悲壮的年代，我们需要活着出去，要用这两袋碱，来证明自己的虔诚与悲壮！

我们俩与其说是在寻路，不如说是在扑腾挣扎，走不了多远就会瘫下，脚似乎踩在棉花上，软软的，松松的，一点也使不上劲，也实在无劲可使！

抬不起脚，迈不开步，到后来只是拽着麻袋，一寸寸地在爬，爬不了几步，就要大口地喘气，但每喘一口气，都会导致口、脸、喉咙、胸部连着五脏六腑一起针刺般的剧烈抽搐。小腿上溃烂的伤口，用树枝一拨，里面全是白花花蠕动的蝇蛆，那钻心的疼痛。让人感到那伤口可能已蛀到骨头了。平时，只要一有被树枝刮破的伤口，我们都会很小心地处理，可这两天哪还顾得上啊！

新的一天——也许是我们生命的终点，也可能是我们又一次新生的起点。

中午，随着气温升高，沙漠里变得燥热起来。我们爬到一棵大树下，已处于半昏迷状态，意识宛如游丝般地颤动，飘飘忽忽，时有时无，终于什么感觉都消失了，灵魂似乎飘得很远，很远……

不知过了多久，我忽然感到了一阵清凉，意识仿佛重回肉体，神智又渐渐恢复。——黄昏降临了——赭黄色的布幔不知什么时候被揭去，天空变得湛蓝湛蓝，像天鹅绒般地柔和，风不再肆虐，傍晚的凉风轻拂着我的脸脥，空气也似乎变得格外清新。

我吃力地将眼睛撑开一条缝，只见我的同伴靠着树干，半欠着身体，手里抓住一根木棍，警惕地望着树梢。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我看到了：几只丑陋的秃鹫，瞪着散发出幽幽凶光的眼睛，盯住树下的两个奄奄一息的人，不时发出令人发疹的怪叫。

据说，这是一种专吃腐肉的动物，它们从很远的地方就嗅到了我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死人般的气息了，逐味而来，就等着我们断气，由活人转化为尸首，它们就会马上飞扑而下，用弯曲如钩的喙、铁钩般的爪，撕扯，叼啄，吞啮我们的血肉，不用多久，我们的身体将会化为一缕缕布条和一堆白凛凛的尸骸。

我骇怕地关闭了那条眼“缝”，等重新睁开眼睛时，我戳了一下同伴，用手做了一个挖坑的动作，意思是：我怕，若我先死，你要挖个坑把我埋起来，不要让它们撕咬我的血肉！

同伴摇摇手，让我不要怕，他的嘴巴歙动了一下，断断续续地说：“只要……有一口气……我们也要……”

也许是他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临近死亡前的心境复归宁静，我一下子想得很多，想得很远，首先想到了我的另一半——她，一个淳朴的工人的女儿，她不顾政治压力、家庭反对，不合时宜地和我这个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弃儿”相爱了，在那样艰难困苦中，她以百般的柔情抚慰着我这倍受创伤的心灵……

我还想到了上海年迈而孤苦的祖母，是她含辛茹苦将我哺育成人，她一定天天坐在石库门后门，等着邮递员的铃声，盼着孙儿的来信，我仿佛看到了她痛苦、失望的神情……

_{缪新亚和祖母、小姑}

我更想到了远在台湾的父母，是他们给了我生命，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没有给过我任何亲情和关爱，只有给我无尽的烦恼与不幸，我怨恨过他们，甚至诅咒过他们，但此时，我真的好想他们……

_{缪新亚父母}

想着桩桩往事，怀着沉沉的遗憾，看望着明净纯色的蓝天，苍翠碧绿的枝叶，金黄连绵的沙海……世界是如此的美好！蓦然，求生的欲望一下子变得那么强烈，我不想死，我要活下去！

我把目光移向同伴，他也似乎沉浸在某种境界中，神情专注而平和，也是突然由宁静转为亢奋。沙漠中清风微起，在强烈的求生欲念的驱使下，我们开始了生命的最后一次冲刺。

也许是上苍保佑，命不该绝，那天傍晚，我们竟然顺着一堆堆的毛驴粪，爬到一个维吾尔老乡的羊圈旁，也许是看到了生的希望，紧绷的心，立刻松弛，一口气舒缓了下来，意识一下子飘散而去——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一股潮热的湿气，带着草腥气，在我的脸部慢慢弥散开来，意识仿佛重新回到了体内，我勉强将眼睛翕开一条缝，迷糊中只见一双充满温顺的眼睛——那是头母羊！正用怜爱的眼神注视着我，嘴唇吐着着绿色的草沫，朝我脸上喷着带着青草味的潮气，见我动了一下，伸脖发出“咩”的一声，接着羊羔们也发出“咩咩”的叫声，奶声奶气，此起彼伏——充满生命的呼唤！

恍惚中，我感到——我们得救了！紧绷的神经又一下子松弛下来，突然失去了弹性，而意识又重新如游丝般地颤动，飘飘忽忽，终于什么感觉也没有了，灵魂似乎飘得远很远。

处于临界状态的生命系于一根细丝，一会儿似乎牵不住了，要断丝而去，飘走了，飞散了……

一会儿又好像拴住了，隐隐约约，颤颤悠悠，忽然冥冥黑暗之中仿佛有了一丝光亮，悠远处模糊地有一种声音在召唤，“咩”、“咩——”，羊用颤抖的嗓音在真情呼号，接着，四周“咩”声骤起，此起彼伏，高应低和 充满我的耳管，飘荡的意识似乎一下子被拽住了，飘忽的灵魂经过一番挣扎，终于将生命的缆绳紧紧地缚在了肉体躯壳的锚桩上。

听着这羊咩声声，心里不觉震颤：那充满挚情的啼鸣是如此饱含激情，乃至总是带着生命的颤音，声音只有发于肺腑，出自真情，才会颤抖，看来，不只人类是这样！

接着我感到，我的头被扶起，我看到了一双布满皱纹，慈祥而急切的眼睛——那是一位维吾尔族牧羊人。

获救后，我俩在羊圈的干草堆里静养了几天，喝着维族阿爹为我们熬制的带有浓浓苞谷醇香和羊奶羶味的稀饭，倾听着那温情的羊咩声声。

我为大自然竟会赋予这种生灵如此富有人性的叫声而感动：带生命颤音的羊咩声，和人类称呼“妈妈”的发音太接近了！不管是羊羔奶声奶气的啼叫，还是老羊那饱经沧桑的嘶鸣，都充满对母爱的感恩，对生命的呼唤，假如没有这种竭尽生命真情的呼喊，那个黄昏将会是我们生命的终点。

经过静养之后，维族老人把我们送到宿营地，营地的人们已集体停工，四处寻找我们，并且通过“七道半井”求救。

凭着那两袋胡杨树碱，赵云浮脱掉了莫名其妙的帽子，戴上了“学习积极分子”的桂冠。我也蜕变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们确实像某些昆虫一样抽出自己的灵肉之丝，编织出一个生命之茧来，并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蛹化、蜕变的痛苦过程，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生命形式，我因此获得了一笔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感谢救命恩人维族阿爹，感谢充满人性的羊咩声声，感谢同伴赵云浮先生。

经过这一场生命“意外”我和赵云浮先生成了患难之交。

事过之后，我们又去找过那位维族阿爹，只知道他是沙雅二牧场的牧工，但无奈我们提供的线索有限，再加上他们的放牧是流动的，很难找到这位可敬的维族老人——我们的救命恩人！

我们只能无功而返，但那位给我们第二次生命的维族老爹够我们感恩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