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作家庐隐的上海情缘

去年11月我去广州出席“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18届年会”。会议期间特地抽空去看望了五四女作家庐隐的小女儿、已届93岁高龄的李恕先女士（原名李瀛仙，为纪念上世纪30年代初庐隐和李惟建东渡日本喜结连理而取此名，后改名李恕先——笔者注）。老人身体尚健，她告诉我：“我今年4月清明节曾去福州给母亲庐隐扫墓。但姐姐（即郭薇萱，庐隐与前夫郭梦良所生的大女儿，比李恕先年长7岁——笔者注）已去世了。2017年我儿子王若实特地去福州看过她。那时她已94岁高龄，跟我儿子有合影。”我回想起1986年5月，因我所编选的《庐隐选集》（上、下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初版）而牵线搭桥，终于使这一对因1934年5月13日母亲庐隐难产逝世后失散半个多世纪的姐妹，得以在福州相见；还有2011年7月，我应福建长乐冰心文学馆王炳根馆长的邀请，前往该馆捐献所编撰、出版的数种庐隐的著作、研究资料及搜集到的庐隐照片、墨迹等史料（详见新华网等媒体报道），其间，还特地去福州仓山看望过庐隐的大女儿郭薇萱。那时她已88岁高龄，但头脑十分清楚，她说，“我认得你，你编过我妈妈的好几部书。”还拿出不少庐隐的遗像照片给我看。我告别时，她紧紧抓着我的手说：“下次你要再来！”然而，2019年她以96岁高寿去世，如今再也无法相见，不禁唏嘘慨叹。告别李恕先老人之前，她说她有个不情之请：希望我能把她母亲的一些往事写下来，留作纪念。望着这位年仅3岁就失去母亲、如今已是鲐背之年的老人，我即使再忙也实在不忍心拒绝。

_{2023年11越19日，钱虹拜访庐隐的小女儿李恕先（93岁）时合影}

_{钱虹编《庐隐选集》（上、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_{钱虹编选《庐隐集外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

今年恰逢五四女作家庐隐逝世90周年和125岁冥诞。90年前的5月13日，庐隐因难产而不幸病逝于上海大华医院14号病室。暑假中我梳理当年所搜集的有关庐隐的文学史料、与庐隐的丈夫李惟建的几封通信、拜访庐隐生前的几位同窗、好友如程俊英（庐隐在北京女字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的同窗、《海滨故人》的原型之一、她曾任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及古籍整理所教授）、陆晶清（庐隐的好友、小说《曼丽》的原型、建国后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上海市民革常委）、李辉群（文学史家刘大杰的夫人，曾与庐隐同在上海工部局女中任教，也是当时愚园坊的邻居之一）等当事人的采访记录，现将著名女作家庐隐与上海相关的史实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_{庐隐（中）与北京女高师同窗程俊英（左）罗静轩（右）1929年合影于北京}

_{1932年庐隐全家合影（右起：大女儿郭薇萱、李惟建、庐隐，她怀抱小女儿李瀛仙，后改名李恕先）。该照片上世纪80年代初由李惟建先生提供给笔者。}

八仙桥：远东饭店的特殊婚礼

1923年初秋，24岁的庐隐与文学研究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北京大学法科哲学部毕业的高材生郭弼藩（字梦良）结成伉俪。他们的婚礼是在上海八仙桥（西藏路北海路口）远东饭店举行的，并非如百度“郭梦良”词条以及多人的回忆文章中所说的一品香旅社。他俩的结合，曾经引起过不小的风波，庐隐也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她的家庭，朋友，没有一个不骂她，不嘲笑她。”（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原因是，此前新郎郭梦良在福州仓山郭宅乡老家已由父母包办，娶过一位比他年长几岁的旧式女子，名叫林瑞贞，而毕业于全闽大学堂、成绩优秀的他本人并不满意这门亲事。婚后甫满月，即束装北上，考入北京大学法科。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郭梦良成为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骨干、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和激进民主主义者。这年秋天，福州发生了日本人枪杀中国学生一案，在京的福建学生闻讯后十分震怒，决定成立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表示声援，由各校推举2名代表组成，并创办《闽潮》一刊，由郭梦良担任该刊的编辑主任。

_{1921年1月4日北京中央公园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合影。前排中立女性为黄英（即庐隐），前排左一为郭梦良。}

由于这一缘故，郭梦良结识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闽籍代表黄英。黄英也加入了《闽潮》的编辑工作。她当时以“庐隐女士”这一笔名撰稿，取其隐去庐山真面目之意。庐隐，这位不同寻常的新女性，思想敏锐，言辞锋利，具有演说家的胆量和才能。据庐隐的同窗苏雪林回忆，庐隐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本来说得一口极漂亮的京片子，加之口才敏捷，每逢开会的事，她十有八九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庐隐出众的才华给郭梦良的印象至深，彼此经常书札往返，讨论各种社会问题，二人很快从志同道合的挚友，发展为情侣。郭梦良毫不隐瞒地对她讲了自己婚姻上的不幸遭遇和痛苦；而庐隐则钦佩郭梦良学业精深，品格清高，正是自己的意中人。不过她此前曾与姨母家的一位亲戚林鸿俊订过婚。少女时期的庐隐因爱看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徐枕亚的《玉梨魂》等感伤小说，十分同情家境贫寒、寄人篱下的林鸿俊，二人日久生情，于是谈婚论嫁。庐隐的母亲原本看不上林鸿俊，但拗不过倔强的女儿，遂同意他们订婚，并拿出钱来资助这位家境贫寒的未来准女婿上了大学。此时的庐隐，竟然毅然提出要解除与已经大学毕业的未婚夫林鸿俊之间的婚约，这一举止自然遭到母亲及家人的强烈反对。林鸿俊学的是工科，且不善言辞，与接受了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庐隐无论是思想还是性格都相去甚远，所以庐隐执意解除她与未婚夫的婚约。婚约解除后，庐隐的母亲认为女儿婚变，气愤不已，觉得无颜再见京城的亲戚，遂迁居上海的长子黄勉家（黄勉乃庐隐的大哥，后于1928年去世）。而郭梦良仍然在吞咽着包办婚姻带给他的苦果。有情人难成眷属，使他和庐隐深深陷入苦闷之中，彼此只得相约保持柏拉图式“精神之恋爱”。

1923年春，庐隐的母亲突然暴卒于上海。正在北京师大附中任教的庐隐随即南下奔丧。郭梦良此时已应聘为上海中国公学的教授。中国公学原是清末为收容因抗议日本政府文部省公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而归国的中国留日学生，由留学生姚宏业、孙镜清等创办于上海的一所学校。该校1906年2月正式开学，起初于北四川路横滨桥借租民房为校舍。经各方呼吁，清政府于次年在吴淞炮台公地拨地百余亩兴建校舍，除大清银行借助钱款外，浙、鄂、川、赣等省也给予补助，遂建成中国公学。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黄兴等均加以扶持，公学得以延存。1915年公学请得梁启超任董事长。1917年公学因经费欠缺停办。到1919年又得以恢复，设商科及中学。1922年后升为大学。郭梦良正是中国公学升格为大学之后聘任的教授之一。他见到丧母的庐隐悲痛万分，深感内疚，于是下定决心回福建老家，将自己与庐隐相爱4年之久的情形原原本本地向家人及妻子林瑞贞“摊牌”，恳请他们同意自己与庐隐结合。郭家父母见独子情意深切，又因儿媳林瑞贞不曾生养一男半女，担心郭家绝后，便同意了儿子的要求。但与林瑞贞及其娘家人的商议颇费周折，最后林家也总算勉强应允。据程俊英教授回忆，郭梦良是以“兼祧”的名义娶庐隐为妻的。“兼祧”俗称一子顶二门。即兄弟二门或三门只生有一个男性后代时，可分别为其娶二房或三房妻子，以传其他几门的后代。清代俞樾《俞楼杂纂·丧服私论·论独子兼祧之服》曰：“一子两祧，为乾隆间特制之条，所谓礼以义起也。道光间议定服制，大宗子兼祧小宗，则为所生父母斩衰三年，而为兼祧父母齐衰不杖期。”清律附例规定：“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母亲，两相情愿者，取具阖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到了民国，“兼祧”仍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在于民间习俗之中并为国家法律所默认。直到1950年《婚姻法》颁布才被废除。在上世纪20年代，按照当时的伦理观念认为“兼祧”不算重婚。而接受过五四新思想、新文化洗礼的郭梦良和庐隐则认为：婚姻的实质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是否有爱情，因而在远东饭店举行的婚礼上，新娘庐隐深情地对新郎说：“只要我们有爱情，即使你有妻子也不要紧。”

这年10月，在上海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4卷第10期上，刊登了庐隐的成名作《海滨故人》。这篇小说描写几个女大学生的恋爱婚姻，反映了五四时期一代知识女性的觉醒、奋斗以及苦闷、彷徨的心灵历程。读者不难发现其中有着作家本人及其同窗好友的生活剪影。

一年之后，1924年12月12日，庐隐在上海生下了她和郭梦良的爱情结晶——女儿宝宝（后取名为郭薇萱——笔者注）。

_{庐隐于1924年摄于上海维纳斯照相馆}

宝隆医院：郭梦良遽然离世

庐隐与郭梦良结婚后的“爱巢”，筑在上海。为了维持一日三餐的家庭开销，郭梦良继续在中国公学执教并兼任教务长。由于中国公学的校址在吴淞口炮台湾，距上海市区有30多华里，去时必须在闸北天通庵搭乘小火车，约1小时左右才可到达。郭梦良忠于职责，早出晚归，日日在这条小铁路线上奔波，每日忙至深夜方能就寝，加上他不善保养，不久身体日渐消瘦憔悴。

这时，庐隐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冲破了重重阻力，与心爱的恋人郭君结了婚，这胜利来之不易；另一方面她又不免感到失望，理想的伊甸园毕竟与现实的凡俗生活距离过于遥远。这一时期庐隐写于上海的小说《前尘》《幽弦》《寂寞》《胜利以后》《何处是归程》等，集中地表现了她婚后的复杂心情。她在《何处是归程》中借女主人公之口说：“结婚的结果是把他和她从天上摔到人间。”

然而，更残酷的命运打击还在后头。1925年10月4日（农历八月十七），郭梦良忽感风寒病倒，病势不轻。经中医诊断系暑期晚发伤寒之症，服药无效，遂转入德国人开设的宝隆医院住院治疗。四五日后热度渐退，日夜不眠的庐隐正松了口气，谁料在11月21日（十月初六），他吃了一碗“饭汤”，午后一点钟光景，突然病情转危。医生诊疗后对一旁陪护的庐隐说：“肠已断（穿孔）了，请准备后事。”犹如晴天响起一声霹雳，年轻的庐隐如万箭穿心，肝胆俱裂，她忍着巨大的悲痛，询问丈夫有何遗言。弥留之际的郭梦良神志极为清醒，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叹曰：“生死本不足计，惟父母养育之恩未报涓滴，殊对不住耳。”他叮嘱庐隐一定要将他唯一的女儿宝宝抚养成人，并嘱妻为他整理遗稿。庐隐强抑悲痛，含泪一一应诺。郭梦良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庐隐突然想起未满周岁的女儿尚未取名，请丈夫给女儿留下名字。郭梦良回答“唯萱”二字。庐隐霎时明白：“唯萱”乃唯有萱堂（即母亲）的意思，一想起自己的孩子以后没有父亲了，她强忍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庐隐：《郭君梦良行状》）。

郭梦良撒手人寰，留下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女儿——“唯萱”走了。庐隐觉得亡夫给女儿取的名字太直露，遂改为音近字异的“薇萱”。郭梦良病逝后，他生前的好友郑振铎、张嘉森（君迈）、金井羊等人为之料理了丧事。1925年12月7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曾辟出《追悼郭君梦良专号》。庐隐在此专辑中发表了悼文《郭君梦良行状》，追忆丈夫的生平及他们从相识到婚后的曲折过程，字字泣血，催人泪下。

郭梦良逝世后，1925年12月，寒潮挟裹着雨雪向上海袭来。26岁的庐隐怀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薇萱，在天寒地冻中扶送亡夫郭梦良的灵柩回福州市郊仓山郭宅乡安葬。自她2岁多随父亲坐船去湖南零陵（永州）赴任，一家人离开福州原籍后首度还乡，却是为了安葬亡夫的棺椁，她内心的悲伤难以言表。灵柩安葬后，她遵照亡夫临终的遗言，住在福州城内东街郭宅内为郭梦良整理遗稿。但郭家的“规矩”太大，婆婆异常俭省，不准她夜间点灯耗油，也不准她与女仆随便闲谈，这种环境使她痛失丈夫的悲伤心情更增抑郁。为此，她到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兼课一个学期。一学期结束，她就离开了故乡福州的伤心地，又回到让她悲喜交集的上海。

大夏大学：短暂的栖身之处

1926年夏，孤苦伶仃的庐隐带着一岁半的女儿，回到上海后，为了生计，不得已进入大夏大学当了一名女生指导员。大夏大学是1924年因学潮从厦门大学脱离出来的三百余名师生在上海发起建立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庐隐带着女儿住在大夏大学女生寄宿舍内。每逢暇余，她仍继续文学创作。这一时期，她写下的大都是书信体散文，如《寄天涯一孤鸿》《寄燕北故人》《寄梅窠旧主人》《灵海潮汐致梅姊》等，频频向在北京的挚友，特别是上世纪20年代著名的女诗人石评梅（即她笔下的梅姊）及陆晶清（即小鹿）倾诉心灵的忧伤和寂寞。在这些散文中，她曾提到过自己在大夏大学的生活片断。当时，大夏大学的校址并不在今天丽娃河畔的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而是在胶州路301号。大夏大学自1925年5月中旬开始兴建校舍。9月，新校舍落成，学校随即全部迁入。女生宿舍在新校舍附近的单独一幢楼内。庐隐带着年幼的女儿，栖身于此，生活与心情凄苦异常。为了抚养女儿，她当时一面担任大夏大学的女生指导员，同时又兼任大夏附中的国文教员。那时的女生指导员与今天的学生辅导员不同，用庐隐自己的话说，“指导员就是变形的学监，也是变形的高等娘姨，管家婆”。那些学生小姐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房子里常常发现花生皮栗子壳，碰到这种事情，只好装作没看见，如果要不知趣，训她们几句，那些学生小姐立刻给她嘴脸看。至于她们携着男朋友出入于宿舍，她也不能多管，管了立刻便有麻烦。庐隐做了半年的女生指导员，她说自己并不曾指导过人，反被人指导了（《庐隐自传》）。一学期结束，她便辞职离开了大夏大学，于1927年2月中旬起便回到她的“第二故乡”——北京去了。

故都：从悲观消沉到“第二春”

抵京后，庐隐带着牙牙学语的女儿薇萱暂居北京宣武门外下斜街92号舅父力钧家。自从父亲死于湖南永州任上，年仅6岁的庐隐和哥哥们还有妹妹黄湘就随母亲一起投奔到北京的舅父家。舅父力钧（1856-1925），光绪举人，曾任清朝宫廷御医，官至商部保惠司主事，在京城拥有一所大宅院，家中房屋宽敞，人口众多。庐隐在舅舅的府邸度过了她的少女时代。庐隐返京时舅父虽已去世，但舅母及宅院尚在。庐隐先是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读物的文字编辑，“主要从事平民教育教材的写作和宣讲工作”。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是著名教育学家瞿世英（字菊农，1900-1976）留美回国后创办。瞿世英与瞿秋白属宗亲。根据常州瞿氏家族《谱》记载，瞿世英（菊农）于清光绪廿六年十一月十八日（1900年1月8日）出生于湖北随州。按照辈分，他是瞿秋白的族叔，年龄却比瞿秋白小2岁。据瞿秋白《饿乡纪程》载：瞿菊农和他乃“最初北京社会服务社（即社会实进社）的同志”之一，并于1919年至1920年一起办过《新社会》旬刊（后被禁）和《人道》月刊 ，可见他们志同道合，关系甚密。1920年瞿世英资助瞿秋白以记者身份赴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考察采访。之后瞿秋白成为职业革命家、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瞿世英则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哲学与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热衷于平民教育，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会等。庐隐在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读物的文字编辑之余，于1927年7月起同时兼任《庸报》副刊《妇女铎》的主编，但时间很短，至10月就结束了这段“主编”生涯：因为她应校友兼好友石评梅之邀请，去师大附中教书了。

石评梅（1902-1928）比庐隐低一届，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体育系（她原本报考国文系，但当年国文科未招生，所以改考体育系并被录取——笔者注）。1923年毕业后，她接受师大附中聘请担任女子部学级主任和体育教员兼国文教员，后来还在春明女校、女一中、若瑟女校、师大等校兼任过教员和讲师。1924年，她和陆晶清合编《京报》副刊的《妇女周刊》时，曾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陆晶清（1907-1993），她是1922年庐隐毕业那年从云南考入北京女高师国文系的，与许广平、刘和珍等同班。由于个子小加上年纪小，被称为“小鹿”。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于1924年5月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所以陆晶清的履历上写她1926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1926年上半年，石评梅又与陆晶清等编辑北京《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从《京报·妇女周刊》到《世界日报·蔷薇周刊》，庐隐一直跟她们联系甚密，不少在上海、福州写的作品都发表于这两份校友兼好友主编的刊物上。庐隐返京后不久，陆晶清弃笔从戎，投身北伐大革命，担任过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女士的秘书，庐隐写于此时的小说《曼丽》就是以“投身革命去了”的陆晶清为原型的。而石评梅此时则因大学时代在山西同乡会上结识的恋人高君宇之死，深受精神打击与内心折磨。高君宇（1896-1925）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是李大钊的学生和助手，也是山西籍最早的中共党员、中共北方局主要负责人。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底他陪同孙中山北上，回京协助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不料因急性阑尾炎术后大出血，于1925年3月6日病逝于北京，他生前曾寄一对象牙戒指向石评梅求婚而未得应允。他去世后，石评梅痛悔失去了至爱恋人，为自己未能及时接受他的爱情而自责不已，常去陶然亭高君宇的墓前痛哭流涕。高君宇墓碑上刻有石评梅的诗句：“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而同样失去心爱的丈夫的庐隐，感同身受，她常陪伴着石评梅一起借酒浇愁，一起去陶然亭宣泄心中的痛苦和愁绪，用庐隐自己的话说，被世人视作“一对疯子”（《庐隐自传》）。

不久之后，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在北京西栓马桩八号寓所开始发病，剧烈头痛，她开始以为只是身体偶不舒服，还是照常去附中教书，不料病情日益加重。庐隐等人把她送进旧刑部街日本山本医院，并和北师大教授兼附中主任林砺儒等在医院守护。但很快石评梅陷入昏迷，遂转往协和医院，诊断为脑膜炎。不满27岁的石评梅躺在庐隐的怀抱中去世。那天正是中秋节。她死后被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墓旁。石评梅逝世后，庐隐和特地从南方赶回京城的陆晶清为亡友石评梅编辑、出版了她生前所著小说散文集《偶然草》、散文集《涛语》等。后来30年代初庐隐在杭州以石评梅和高君宇的生平和爱情经历为原型，写下了长篇小说《象牙戒指》（作品以男女主人公曹子卿和张沁珠的爱情纠葛与悲剧结局为主要内容）。庐隐返京后所受到的精神和命运的打击之重，是不言而喻的。1929年她发表于《华严月刊》的中篇小说《归雁》，虽然透露出此时作者曾与她周围的几位男性有过交往，但都未能开花结果。不过，1928年之后，一位英姿勃勃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儒雅聪慧的年轻诗人李惟建（1907-1981）的出现，却迅速改变了庐隐悲观消沉、灰黯无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庐隐遂焕发出她生命中的第二春。1930年秋，庐隐和李惟建东渡扶桑，喜结连理。

工部局女中：“地上的乐园”

提起余姚路99号，老上海人都知道，这是一所名气很响的中学：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现名上海市第一中学）。它的前身是上海工部局女中，上世纪30年代初由外国人创办。1931年秋至1934年春，庐隐在这里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一段“口耕生涯”。

庐隐进工部局女中，是由好友刘大杰介绍的（并非百度“庐隐”条目中所说是陈鹤琴介绍的——笔者注）。1930年秋，庐隐又一次不顾世人啧言，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年轻诗人李惟建东渡日本，结为夫妇。才华横溢的李惟建当时20岁刚出头，比庐隐年轻许多，他的出现，给了沉溺于亡夫后整整四年的悲哀痛苦之中的庐隐以极大的心灵安慰。他们是经北大林宰平教授介绍，在庐隐的朋友、平民教育家瞿世英的家中认识的。初次见面的庐隐与李惟建，起先只是泛泛而谈，庐隐问起李惟建的文学爱好及写作情况，临别时经他请求，庐隐留下一个地址，此后两人开始书信交往。李惟建长得一表人才，富有诗人的浪漫气质，这使得他和小说家庐隐，通信不久便堕入了情网。庐隐和李惟建热恋一年的来往书信，于1930年2月-4月在天津《益世报》副刊上连载发表；1931年2月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由陆晶清的丈夫王礼锡创办——笔者注）以《云鸥情书集》之名公开出版。庐隐自己说：“这是一本真实的情书，……可以看出，我已不固执着悲哀了，我要重新建造我的生命，我要换过方向生活。有了这种决心，所以什么礼教，什么社会的讥弹，都从我手里打得粉碎了。”（《庐隐自传》)1930年1月3日—9日，庐隐在天津《益世报》副刊发表中篇寓言体小说《人间天堂》，6月-7月又将此改名为《地上的乐园》另刊于《新月》月刊第3卷第5-6期。著名女作家苏雪林看后，称其“更可算一首哀感顽艳的散文诗，文笔进步之速，很值得教人惊异”。可见庐隐以此作为她与李惟建相识相爱的定情之作。他们到东京后，庐隐带着6岁的薇萱，本想和丈夫在东京专门从事写作，谁知，上世纪30年代初的日本，正值日本军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之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庐隐一家无法维持生计，遂于1931年初回国，租住于杭州西子湖畔的“吾庐”。

在杭州期间，靠卖文为生。身怀六甲的庐隐完成了为好友石评梅和高君宇的生平及爱情悲剧作传的心愿，写了一部长篇传记式的小说《象牙戒指》（此书前17章发表于《小说月报》1931年第22卷第6-12期，后半部却因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日本飞机轰炸闸北，商务印书馆被焚毁而“断尾”，后来庐隐重写了后面的章节，全书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笔者注）。另外她还写了后来收于《东京小品》集中的十几篇散文。农历五月，庐隐在杭州生下次女，取名瀛仙，为的是纪念她和李惟建东渡扶桑之蜜月。但没有职业，没有固定收入，庐隐一家生活不免窘迫拮据。产后的庐隐只得写信给在沪的好友刘大杰，托他在上海替她谋一个较为安定的职业。据刘大杰的夫人李辉群回忆：“那时正是工部局女子中学开办，需要国文教员的时候，于是庐隐和我都在这个机会之下，进了工部局女子中学了。”（《关于庐隐》）庐隐一家是1931年8月下旬抵沪的。刘大杰夫妇在方记川菜馆为之接风洗尘。随后，庐隐便在刘家对门——愚园路愚园坊20号（今愚园路483号），租下了三楼的房子。楼下住的是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先生。不久李惟建也进入中华书局任编辑，一家人的生活这才安定下来。

_{庐隐与李惟建于30年代初摄于上海南京路启昌照相馆。该照片上世纪80年代初由李惟建提供给笔者，收入笔者所编《庐隐选集》。}

庐隐进入工部局女中之际，国文教员仅她和李辉群两人。据当年的学生忆述，庐隐生性豪爽，待人真挚，从不以女作家自居，往往以认真教诲、循循善诱的女教师的身份出现在学生面前。学生们爱戴她亦如同慈母（见《工部局女中年刊·黄庐隐专辑》）。

_{上海工部局女中教员合影，前排右起第2人为庐隐。}

愚园坊：生命最后的绽放

李辉群回忆道：“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不久，有一天她去愚园坊庐隐家，只见庐隐一人在家喝闷酒，微醺状态痛哭流涕地对她说：“东北沦陷了！……当年日本霸占了大连旅顺口，……如今亡我之心不死啊！”不久，1932年初，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市民同仇敌忾，纷纷出钱出力，支援十九路军。庐隐亲自带领工部局女中的女学生前往十九路军伤病医院慰问伤员，为他们每人送上一只热水瓶和一块毛巾，倒茶喂水，并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是为民族辛劳的英雄，我们应当谢谢你们！”伤兵们受到鼓舞，女学生们也接受了感性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一慰问伤兵的感人情节，庐隐把它写进了她最后一部中篇纪实小说《火焰》之中。《火焰》于1933年连载于《申江日报》副刊《海潮》。在此副刊上庐隐还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其中《一个情妇的日记》描写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知识女性美娟，原先只求个人“心的解放”而为了爱情不惜甘做有妇之夫的情妇，但在得知“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痛下决心结束“情妇”生活，报名参加救护队，决定要到“东北的冰天雪地里去和敌人周旋”，将个人融入到民族解放的队伍中去。庐隐文思敏捷，富有才情，她创作的习惯，也很独特，她自己说，“我的文章，多半是在授课之匆忙中，抽暇写出来”的，“往往在学校里，学生在教室里作文，我便坐在讲台上写稿子。这成绩并不坏，每两点钟我平均能写二千三四百字左右。”（《庐隐自传》）就这样，她在工部局女中任教期间，除创作了以“一二八”淞沪战争为题材的《火焰》《豆腐店的老板》等小说、反映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种种现状的《跳舞场归来》《一段春梦》等小说外，还发表了不少抨击黑暗现实、关注国计民生的短小精悍的杂文，如《代三百万灾民请命》《今后妇女的出路》等，还有写给工部局女中那群纯洁无瑕的少女们的书信体散文《给我的小鸟儿们》等等，这些作品，犹如开放在庐隐生命旅程中的最后一丛鲜花，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文坛上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庐隐一家即将迎来第3个宁馨儿之时，1934年5月，庐隐在家待产。之前一个月，她便约请好自己的代课教师。师从庐隐三年的那一班少女，原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分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会是永诀。5月8日，庐隐临盆。据李辉群回忆，因为是生第三胎，前两个女儿薇萱和瀛仙都是顺产，为节省家庭开支，庐隐这次未进产科医院，仅以十余元钱请了慈航医院（私人开办）的一位助产士来家接生。不料，庐隐这次却遇上了难产，胎儿窒息死亡，助产士在取死胎时手术不当，引起流血不止。她去看望庐隐时，只见满脸盆都是血。三天之后庐隐的病情继续恶化，住在楼下的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先生立即叫车把庐隐送进大华医院抢救。5月13日上午11时30分，经抢救无效，一代才女庐隐逝世于大华医院14号病室。下午，庐隐的遗体运至中国殡仪馆，后葬于霍必兰路（今古北路）永安公墓。

对于著名女作家庐隐的逝世，当时文坛同声悲悼，深表惋惜，上海许多报刊刊登了她的遗影遗墨以及大量悼念文章，叹惜一代才女，英年早逝。6月7日，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曾任《小说月报》主编期间刊发过不少庐隐作品的沈雁冰（茅盾）即以笔名“未明”写下了长篇论文《庐隐论》（载1934年7月1日《文学》3卷1号），称赞她：“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里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并且，“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9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庐隐，首先是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五四女作家庐隐，她和她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鲜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