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名家再忆（上篇）

余光中的一篇长文

_{台湾诗人余光中}

一天，我收到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一篇文稿，题为《散文的知性与感性》，有七千多字，稿子系余先生的亲笔手书，十分工整，读来非常舒坦，赏心悦目。稿子虽长，但言之有物，我意可全文照发。高风看了，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于是迅速上版，编成一个整版送审。曹总起初有点犹豫，大样迟迟未签发；我找上门询问，他说：“余光中这篇东西太长了，能不能删一点？”我恳切地说：“不好删啊。这篇论文立论正确，文章写得颇有文采。余光中是全国的大名家，我们很难组到他的稿子，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我又带点半开玩笑的口吻说，“曹总，我敢向您保证，这篇文章全文发表出去，肯定会在文坛引起比较大的影响的。我们很久没见到如此精彩的稿子！”曹总听了我的一番陈述，终于拿起红笔，在大样上签上“改正付印”的字样。

_{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原稿首页}

文稿发表后，果然在社会上引起良好的反响，先后被《新华文摘》（1994年第10期）、《散文选刊》（1994年第11期）全文转载，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特别是文章能得到前者这样的权威刊物全文转载，委实不容易。我把信息反馈给曹总编，他也很高兴，说：“你要求全文照发是对的。”

我给余光中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余光中先生：

您好！

托人转来的大作《散文的知性与感性》收到了。虽然篇幅很长，有七千多字，但由于您所论述的观点鲜明，论述正确、充分，颇有说服力，是本报复刊以来迄今为止唯一的长篇文艺论文，因了您的诗人气质，尽管是篇理论文字，然读来一点也不枯燥，加上您书写得如此工整，足见先生为文严格认真，一丝不苟，读您的文稿真让人赏心悦目，好像在欣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因此，一收到此稿，我们一口气读完，当即决定全文照登。最后得到总编辑的大力支持。

您是台湾著名诗人、散文家，大陆广大读者对您非常熟悉，对于您的热忱赐稿，应当说，这是《羊城晚报》的光荣，《花地》园地能栽种这一棵灿烂之花，我们亦深感荣幸、欣喜！请接受我们的衷心谢意！

大作已于昨天见报。现寄上样报3份。请查收。

热切希望您能继续飞鸿海峡，再递新作，我们当翘首以待。

顺祝撰安！

万振环

1994年7月25日

余光中先生，1928年生，江苏南京人。台湾著名诗人、教授。著述颇丰。特别是《乡愁》一诗，海峡两岸，脍炙人口。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病逝于台湾高雄，享年90岁。

萧娴书写《别董大》

_{著名女书法家萧娴}

张昌华是江苏作家，曾任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八十年代初在南京一间中学教书，业余投稿本报《花地》始认识。为人热情淳朴。大概1982年吧，他与贺景文来《广州文艺》领奖，恰逢星期天，他执意要来外语学院我家做客，乘坐十几公里公交车来到黄婆洞，相见甚欢；因其要赶火车，来不及吃饭，便匆匆作别。特别令我高兴的是，昌华还为我带来全国著名女书法家萧娴的一幅字。他兴奋地告诉我：“振环，萧娴老先生的字很难求得，我恳切地跟她说：‘萧老，我在《羊城晚报》有个编辑朋友很喜欢您的书法，特意打电话来，要我转达他对您的问候，很想请您给写一幅字，当作永久纪念，不知行不行？’萧老一听，欣然命笔。我已裱好带来了。”说着，展开给我一看，上面用隶书写的是唐诗《别董大》：

十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振环同志嘱书 萧娴时年八十。

还钤上印章两枚：“枕琴室主”“萧娴”。

_{萧娴书法作品唐诗《别董大》}

我喜极，请他转达我的谢意。这幅宝贵墨宝，曾在我的客厅悬挂了好长时间。到了春天潮湿天气才把它收起来。

萧娴先生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女书法家”，也被称为“近当代女性书家第一人”。父亲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南社成员。萧娴从小受其父熏陶，开始习字；21岁时，她的书法作品受到康有为的赏识，收为关门弟子，深得康的真传。还得到孙中山、宋庆龄的称赞和褒奖。为纪念这位杰出的书法家，南京市和贵州省贵阳市还分别建有“萧娴纪念馆”，陈列她的大量书法作品。

1997年我与妻及其二位同事结伴同游华东七市，首站南京，昌华热情款待，并陪同游览金陵的美丽风光。我一见面便问：

“萧娴先生近况怎样？”

昌华低沉地说：“萧老去世了，去年走的。”

“啊？……”一时令我惊愕伤感。我原打算携带礼品亲自去登门致谢的。想不到……唉！心中顿觉一阵惆怅。

昌华告诉我：萧娴先生无经济来源，全靠政协每月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日子过得清苦。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常被“造反派”逼着去抄写长篇大字报。我忽发奇想：当时如能把她所抄写的大字报（哪怕只是一小部分）偷偷保留下来，将来必定会成为难得的“珍贵文物”呢！我很想去“萧娴纪念馆”参观，凭吊这位大书法家，但听说是在南京郊区，交通不甚方便，只得作罢。

张昌华编书尽力尽责，常有其策划、责编之书寄来。书的质量华美高雅，如“双叶丛书”冰心、吴文藻卷——《有了爱便有了一切》便是。他还告诉我，江苏文艺出版社曾出过《萧娴传》一书，其当责编，我想找来看看，可惜他因多次搬家丢失了。

吴奔星主编“诗选”

吴奔星先生远去了。我是从《文艺报》上看到这个噩耗的。当时只觉得心情沉重，未能向好友献上花圈一个。近日，接吴老的儿子心海来信，说其父去世后，因丧事匆忙，加上学校治丧委员会疏忽，未能将讣告及时送达，非常遗憾。并说，他们正在编辑《吴奔星纪念文集》，很希望我能写点东西。我想，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也可弥补之前的遗憾，自然应该答允。

吴奔星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诗人，徐州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校的教授。1913年生。我与他是在投稿中认识的。我早就知道“吴奔星”这个名字，于是主动与他取得了联系，十几年来为他发过好些诗文。通过书来信往，彼此都相熟了。

奔星先生还携老伴，应邀来广东汕头、韶关等大学讲学，途经广州，特先来信，我到其住所拜访过一次；另一次，他来广州参加笔会，亲到报社来看我，两人一见面，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交谈甚欢。

_{诗人吴奔星和他的夫人李兴华}

在我的印象中，奔星先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有著名诗人、学者的架子，十分谦逊。有一首小诗，我给他改了一个词，发表后他大加赞赏。有一次，他写信告诉我，他要主编一本《当代抒情诗拔萃》，问我有没有短小诗作？我就把在《南方日报》发表过的一首短诗《灵光古柏》寄给他，请他指教。诗只有两段八行，现抄录如下：

灵光古柏

梅县灵光寺前有古柏两株，高八丈余，相传植于一千一百多年前，其中一株已死去三百年矣，但仍然枝干参天。

我轻轻儿抚摸着这两株古柏，

奇异的景象令人感慨万千：

为什么一棵至今枝繁叶茂，葱葱郁郁？

为什么一棵却枯而不倒，笔挺寺前？

呵！千年常青之树固然值得赞美，

但我更敬仰枯柏的雄姿庄严——

你看，死去的英魂三百载了，

它的风骨依旧长留人间……

吴奔星先生收到后，给予热情称赞，当即决定入选，并亲自写了评语给予赞赏。《当代抒诗拔萃》于1987年2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后，一版再版，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不久，这首小诗又被岳军收进《当代千家短诗选》。

1987年，我编了第一本散文集《寻觅芳踪》，想请吴奔星先生作序，蒙他热情应允。他有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又要抽空来阅读我这本16万字的书稿，这对于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来说，不啻是一个沉重负担。我真有些不忍，但除了感激还能说什么呢？吴老花了一个多月，终于把三千字的序言写出来了。他对我的作品读得很仔细，提出的见解也很中肯，并给予较高的评价。在序文中，他还对散文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地，比如：“散文，在文学领域，是一种最自由的文体，散文如流水，自由奔泻，毫无定质，……但是‘散文又不能散漫无边，仍需散而有节，有所约束。’”“把散文写得像纪实小说，是散文的进化与进步，因为散文的‘自由’特性允许它通向纪实小说，这是精练的表现。”这些，不仅对我，也对读者和散文作家颇有启迪。

奔星先生对我的创作很关注，并提出他的某些设想。1989年11月30日他在写给我和本报文艺部主任的信中说：“振环的《小溪》很逗人喜欢。如这类写自然又包孕人性的山水诗，能写出50—100首，便可建立当代的山水诗派了。振环散文有功底，与写山水诗可互相生发，收相得益彰之效，未知有此意否？”这一见解甚新鲜。但因我当时创作的主要兴趣不在于诗，在于散文和小说，故有负于吴老的厚望也。

吴奔星先生对编注诗选建树良多。继《历代抒情诗选》《当代抒情诗拔萃》之后，他又策划编纂了另一部更大型的诗歌大辞典——《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1986年夏天，吴老给我来信说：他主编的《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并通知我，《灵光古柏》也将收进去，还请诗人李钟声写了评析。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本大辞典收进了我国新诗运动七十年来377位诗人共648篇名作，我充其量只能算是“半个诗人”而已，自己的诗作也能忝列其中，真是不胜荣幸。

李钟声的赏析是这么写的：

“《灵光古柏》表面上是歌颂柏树，其实吟咏的是人的一种品格美。这种美在诗人看来，不仅表现在“枝繁叶茂，葱葱郁郁”的事业和生命的盛期，而且也表现在“枯而不倒”，“风骨依旧”的死后。在这首诗中，诗人着重赞颂的是文人的高贵的风骨和虽死犹生的精神。

枯柏——英魂——风骨，这庄严的形象能引发人的多少崇高的联想呵！读来真是令人荡气回肠。灵光寺前古柏一枯一荣，三百年来不知为多少游人所见，但一般人只是把它当作趣事轶闻而已。诗人却从中发现了诗，这实在是不平凡的发现。这首诗短小精悍，格调高雅，富有音乐美，语言明畅而含意深刻，很值得一读。”

据我所知，《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是为纪念文学革命和迎接五四运动各七十周年而编纂出版的，意义重大。广大读者可以从中欣赏到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新诗佳作。吴老和他的助手们，为了编辑这部大部头的辞典，从1976至1986年，前前后后共花了十年时间，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智慧，这个贡献真不小，影响也是深远的。当我手捧着这部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沉甸甸的1575页装潢精美的大部头作品，不禁对吴奔星教授肃然起敬！

雁翼的“浪漫传奇”

_雁翼肖像

1980年4月5日，《花地》版大样主要有三篇文章：一是我写的散文《渡口》；二是诗人雁翼的诗《桂林行》；三是任光椿的长篇连载《戊戍喋血记》。中午，《花地》几个编辑正在吃饭，总编办通讯员退回当天大样，传达值委意见：《桂林行》结尾请改一改。我们围拢过来。贺某是位老编辑，他对整首诗匆匆浏览了一遍，二话没说，便擅自改为：“历史的波涛滚滚向前。”报纸就这样印出去了。

第二天，雁翼打电话来，对其诗作如此改动甚为不满，说是误解了他的诗，问是谁改的?我不便直说，“吱唔”过去，他生气地说：“此公不懂诗！”

现在回想起来，贺某所改确实不妥。“历史的波涛滚滚向前”是带比喻的政治性词语，它缺乏诗味，与原诗语言不相谐拍；贺某当时也只是一名普通编辑，他不征求我这个责编的意见，自作主张把诗改坏了。难怪诗作者会有意见。

事后，我向主管文艺副刊的副总编杨家文作了汇报。他有点哭笑不得，说：“这不是诗。你代《花地》向雁翼道个歉吧。”

平心而论，雁翼此诗结尾，用的是反问句，让读者去思索。故此诗味较浓。当日值委是谁忘记了，他从稳妥出发，遂要求改改，也是情理之中。为便于读者欣赏，现将原诗转录如下：

桂林行

一 

又来桂林

恰遇久雨初晴。

云，一层两层。

雾，有淡有浓。

雾绕山腰，

云断山峰。

把桂林山水装扮得 

格外多姿多情。

虽没有生灵，

二

又胜有生灵。

多姿多情的山水，

好像都有生命： 

象，伸着长鼻吸水；

鹤，在清池游泳；

龙，欲腾空飞走；

狮，似摆尾弄风。  

就是那云中的雄鸡岩，

也好像在引项啼鸣。

三

望着一幅幅美丽的画面，

我感情难平。

是谁的神手，把它们塑成？

我想起了一亿年之前，

这里还是浪滚涛涌，

地壳突然爆裂，

炽热的岩浆喷吐，升腾。

四

鱼虾的化石，

记下了伟大的造山运动。

古地中海水退走了，

留下了这些奇妙的山峰，

美化着神州大地，

也美化着人的感情。 

 

五

于是，我思想的烈马，

断了缰绳，

从大地的造山活动，  

想到了人类的造神活动，

大地造就的山，

亿万年了，还是如此的年轻，

而人类造就的神呢？  

几蹲躲天上，几蹲藏地层？

雁翼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日

雁翼1927年生，著名诗人，“小八路”出身，只有小学文化，在部队完全靠自学，诗与散文均写得很好，有《雁翼文集》（四卷）问世。还写过几部电影。

1980年底我到上海组稿，与雁翼始认识。他把自己的历史详细告诉了我。过了两天，他交给我一篇文稿，是写他的婚姻自小由父母包办，14岁便跟一个大姑娘成亲，那时自己还是个孩子，什么也不懂；但青春妻子对他很好，日常生活起居都得靠她来悉心照料；不久他参加了八路军，两人的婚姻亦自愿告终。后来雁翼出了书，还专门送了一册给她，她欣喜地说了一句：“我早就知道，你长大了会有出息的。”这篇文章写得十分委婉动人，我很快便给他编发了。

80年代，雁翼来到深圳发展，组建文化用品公司，向海外华人宣传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不遗余力。曾荣获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授予的“世界杰出文学家”证书及金质奖章。他身边携一年轻女秘书，姓庞，曾在广州诗界朋友们中引起侧目。雁翼不予理睬。有一次，雁翼不慎摔断了腿，日常饮食起居全靠秘书照料；她不辞辛劳，经过近一年的疗治总算基本痊愈。有一年我到深圳出差，曾去看望，雁翼热情留我共进午餐，由秘书准备饭食，粗茶淡饭，生活过得十分清苦。2004年我到贵州遵义参加“茅台笔会”，又见到雁翼。他走路已不大方便，落下微跛残疾，需扶柺杖，然精神面貌尚好。老友重逢格外高兴。我告诉他正在整理著名作家书信集，连同他在内共有一百五十多位，共约上千封书信。雁翼非常赞赏，认为此举颇有意义，嘱我要坚持完成任务。我问：“你还在深圳吗？”他说：“早就回成都了。”又问：“那位庞某小姐呢？”他回答：“她结了婚，移民美国去了。”我说：“庞小姐给我的印象不错。”雁翼深情地说：“确实是个好姑娘，我永远忘不了她！……”

_{诗人雁翼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影}

2009年，雁翼病逝于成都，享年82岁。

王贵忱“鉴古”

_{王贵忱和他的崇拜者在一起}

王贵忱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文献版本学家、古钱币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及书法家，是中国当代学界一位罕见的“通才式学者”。1928年生，辽宁铁岭县人，常用笔名可居、银州。他家境贫寒，未曾上过大学，完全靠自学成才；他早年参加革命，1949年随军南下，先后担任过粤东交通银行经理，汕头地区建设银行行长，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广东博物馆副馆长等职。他精于收藏鉴赏各种古籍版本、货币字画。先后出版专著数十种，主要有《先秦货币文编》（与商承祚、谭棣华合编）、《可居题跋》（五集），《中国钱币文献丛书》（与马飞海合编），《屈大均全集》（与欧初合编，400万字），《王贵忱书法集》，等等。王老是我儿子结发妻子的姨父，我很想结识他。2002年元月11日在姻亲的引领下，我带了几斤苹果，前往文明路登门拜访。

王老贵忱年过古稀，谢顶，圆脸，中等身材，非常朴素，面目慈祥，平易近人。他家没有华丽的摆设，跟一般工人家庭差不多。书房窗明几净，书架上摆满各种线装古本。我首先向他问候，送上一册《喋血东江》，说明是写古大存的。他点点头表示道谢。我们坐在木椅上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我还说道：“您的老朋友商承祚是我的老师，你们还联名写过一篇评论肇庆端砚的文章。”我这么一说，一下子便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两人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

谈了一会，我又拿出一轴古画——明代画家陈白阳的《山居图》长卷请他鉴定。王老把画放在书桌上，戴上老花眼镜，两只手同时操作，小心翼翼地一边展观一边卷起，看得十分仔细。大概花了二十分钟才看完，画作后面有周天球写的跋，他又看了良久，终于开口说道：“白阳山人是明代大画家，这个《山居图》是真迹，十分珍贵，值得收藏。周天球的跋对《山居图》评价很高，也挺有价值。”

周天球的跋是这么写的：

山水之得趣，烟云变幻，难以蠡测管窥，非胸有灵机莫具化工者，方能尽其渺妙。宋元以来，名流辈出，各臻佳境。吾友白阳山人，天资高雅，颖悟绝伦，山水花卉无一不精，其一往纵横奇杰之气，入化出神，以视拘拘形似尺步，绳趋相去奚啻径庭哉？精于鉴别者当自得诸。

万历戊午春三月 六止居士周天球识（印章）

陈道复：（1483-1544）号白阳山人，明代著名大画家。有《山居图》长卷等作品问世。《山居图》长卷神品作于明嘉靖乙未二月（即公元1535年）。为陈道复52岁时所作。王老问：“你这画是怎么得来的？”我说：“是饶彰风书记送的。我是政治辅导员，他对我很好。”王老点点头，又叮嘱：“南方雨水多，天气潮湿，要注意防潮。”我点头称是。因一时疏忽，未请王老写个鉴证意见，真有点遗憾。

王贵老年纪大，我不能待得太久，大约坐了一个半钟头，便起身告辞。王贵老拿出一个精致布面花纹的小方盒子，取出一块黑不溜秋的东西，说：“这是新疆出的硅化木，距今已有2亿年了，很是珍贵，送给你作个纪念吧。”我连声道谢。

_{硅化木的装饰盒子}

回来，我取出硅化木仔细欣赏。它是由新疆奇台外事侨务旅游局监制的，这块木化石高 6厘米，宽10厘米，呈不规则形，外表仍保留有原木的纹路，坚硬如石头。盒子内有黄色丝绸布做底垫。里面还有一段文字：

硅化木简介：硅化木，又称木化石，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它们距今2亿年，侏罗纪时代由于洪水泛滥被泥沙和石块埋没于地下，经过激烈的地壳运动露出地面，便出现了人们叹为观止的石树，其分布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体积之大为世所罕见。

_{王老赠给我的新疆硅化木}

王贵忱先生已于2022年10月26日辞世，享年95岁。然而，这块木化石一直伴随在我身边已有21年。这是一件珍贵文物。使我对它的主人产生无尽的缅怀。

杨光治的“新发现”

杨光治：1937年生，广州人。做过中学教师，后调至花城出版社，历任编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编审，编撰了十多部古今诗集，是一位著名的诗评家。他还是广州市文史馆员兼《文史纵横》杂志编审。我退休后，应关振东先生之邀，到广州市文史馆参与编撰《广州的故事》《羊城风华录》等，故与杨见面的机会较多。大家合作愉快。

有一次，我们几个退休编辑在广州市郊某宾馆为《广州的故事》审稿。吃完晚饭后在湖边散步、闲聊，杨光治忽然神秘兮兮地说：

“我认为，韦应物的《滁州西涧》既是写风景的名诗，也可看作是写一个寡妇如何渴望男人的。”接着把诗吟诵了一遍：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大家一愣：“这明明是一首写山水风景的名篇，怎么……”

杨光治含笑说：“诗人用的是暗喻的手法。”接着逐句逐句作了具体解释，惟妙惟肖，十分形象逼真。特别是说到最后一句，又津津有味地含笑道：“这个‘舟’字便是专指这个寡妇，你看，她因为渴望男人而不得，最后累到疲劳至极，横七竖八地睡着了。瞧，‘舟自横’三个字，多么形象啊！”说完，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不由得佩服他那独辟蹊径的见解。

杨光治虽然是带点开玩笑的口吻，说个笑话让同仁们开开心，其实作为诗评家，并不排除其确有此看法。他的解释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在读书界，对古代诗词的理解，常常会出现众说纷纭的现象。百家争鸣嘛，有益而无害，应当允许留存。因之，可以说，这是研究《滁州西涧》的一个新成果。杨光治功不可没。以后注释出版此诗，很可能会增此一解呢！

近读郭鑫民编的《三字经  百家姓》（200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收有《滁州西涧》一首，作者在“赏析”中云：“诗中托景抒情，清代王士燮评论此诗时说：‘以为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之象。’”因手头无此资料，故对王的评论不解何意。我忍不住通过“微信”向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彭玉平教授请教，他回答说：“王的评语大意是贤臣在下，奸臣反得意在上。这是我理解的意思。” 这又是一种见解。结合诗的涵意去仔细琢磨，果然言之成理。

我赞成和提倡对经典作品的多样理解。

2008年游桂林，有一次，我与杨光治谈到陈小奇的《涛声依旧》。他说：“这首通俗流行歌曲，歌词好，曲谱好，一经毛宁传唱出来，其影响实在惊人。可见，一首流行歌曲能否流行开来，需要具备‘三要素’：一、歌词要好；二、曲子旋律要优美动听；三、要有知名歌唱家来传唱。”我点点头：“说得对。不过，我觉得歌词要使人共鸣特别重要。这首歌词是诗人借吟咏古景旧迹，生发出‘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换句话说，即是‘旧情能否复燃’？这个问句便引起广大青年的兴趣，引起普遍共鸣。这么一来，便自然而然把所有听众的心都牢牢吸引住了。你说对不对？”杨连声说：“对对。其实我猜作者创作这首歌的真正用意，也正在于此。”

_{2008年游漓江。中：杨光治；右：诗人陈绍伟；左：万振环}

2018年1月18日，杨光治不幸病逝，享年80岁。我通过东方莎莎叮嘱杨的女儿：写一则百来字的讣文，发表于《文艺报》，这也算是为老友远行送上最后一程吧。

与杨羽仪的“君子之交”

杨羽仪是一位著名散文家。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出版过20多部散文集，其中《水乡茶居》曾获中国作协全国新时期优秀散文（集）奖。其他一些文集亦获过鲁迅文学奖和秦牧散文奖。他的散文在广东来说，是首屈一指的。我与他的认识，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花地》作为一块著名的文学园地，它的周围拥有一大批作家以及文学青年作者队伍。每个编辑手中都有一些重点作者。我的名单中便有杨羽仪。我以前读过他不少散文，觉得写得不错，便主动同他取得了联系。我给他发了不少稿子。我们之间的友谊很自然地便建立并逐渐加深了。我们经常一起参加省作协散文组的活动，或参加文学笔会。1991年夏天，羽仪兄邀请我参加北江漂流活动，由他与雷铎、高凯明和我各写一篇《漂流，漂流……》的同题散文，请游昆炳先生点评，在《作品》杂志发表。反响很好。

_{我与杨羽仪（左）}

杨羽仪喜欢旅游，喜欢到名山胜地去流连，寻找散文的灵感。有一次，他从内蒙古回来，打电话把我叫去，说：“老万，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你一定会喜欢。”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一把蒙古刀来。这把小刀很拙朴，有21厘米长，刀刃相当锋利，刀柄全是铜的，鹰头造型，呈“了”字形，分红蓝两圈，颇为奇特；外面有一深红色羊皮盒套，是用手工缝制的，它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人自制的工艺品。老杨告诉我：这是蒙古族人放牧时随身携带的，平时插在长皮靴里，可以防卫，也可以当餐刀使用。我接过来，反复观赏，非常喜欢，连声道谢。这是羽仪兄送给我的除了他自己的著作之外的唯一的物品。我喜不自禁。几十年过去了，这把蒙古刀我仍有时取出来欣赏，睹物思人，人早亡故，情何以堪！？

_{杨羽仪赠给我的蒙古小刀}

羽仪兄为人厚道，重感情，懂得回报。他当过各种评委，在一些场合，他实事求是地为我说话，使评委对我有进一步的了解，这是我后来从别人口中知道的，他本人从不跟我透露。我对此深为感激，但也不当面向他提起，而是藏于心中。他当专业作家，忙于深入生活和创作，我忙于办报，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之间还真没有上茶楼坐在一起喝过茶，不是出不起那点茶资，而是彼此深感时间的珍贵；有事打个电话或者亲自来一趟办公室，逢年过节在电话里问候一声，真正做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

大概在90年代中期吧，羽仪兄有个宏愿：要从黄河入海处溯江而上，直至黄河源头，仔细考察沿途的风土民情，然后写一系列散文。他开始做准备，但经费成了大问题。省作协负担不了这笔庞大费用，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他找我商量，想请报社赞助他一笔钱。条件是：他每写出一篇就交《花地》发表。我问：“要多少？”他说：“五千行不行？”我答应去找报社领导反映。可惜没有成功。我把情况如实向他说了，他有些失望，但还是笑了一笑说：“老万，不要紧，事情虽没办成，但你尽力了。谢谢！”后来羽仪还是按原计划出发了。

杨羽仪历尽艰苦，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终于完成了写黄河的宏愿。我佩服他的坚强毅力和对文学的执著精神。

羽仪兄得了骨癌绝症后，靠着毅力和乐观同病魔搏斗。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明知自己时日不多，仍然与东方莎莎白手起家，创办起了《粤海散文》杂志。试想，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如果没有对散文的执着挚爱，没有一份振兴散文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办到的，更何况是白手起家？那时作协没有一分钱支援。

在杂志创办时，杨羽仪给我打了电话，谈了他的大体设想，我说：“老兄，你要注意身体啊。”他笑了笑说：“不要紧，暂时还死不了。你要大力支持呀！”我说：“好的，我帮你拉拉稿。”他兴奋地说：“太好了。谢谢你！”于是，我赶紧给外地一些《花地》作者写了信或打了电话，请他们给《粤海散文》投稿。羽仪兄最后又叮嘱说：“你也要写，不要忘了老朋友的嘱托呵。”

杨羽仪一直在忙他的杂志编务，平时我也不去打扰他。偶尔会有机会见面，见他日渐消瘦，身体大不如前了。我说：“老杨，别拼命了，身体要紧呵。”他还是微微一笑：“不要紧，一年半载死不了。”我知道他治病需要花好多钱，就对他说：“老杨，以后我寄稿给你，能发就发，不发也没关系。凡是能发的稿子，稿费你不要寄给我了，就当作我给你增加点营养费吧。”羽仪兄听了，有几分感动地说：“多谢，多谢，有你这份心就够了！……”遗憾的是，我的心意还来不及体现，羽仪兄便撒手人寰了！

《粤海散文》是杨羽仪创办的一份高雅文学内刊，然而没有经费，故而一直在艰难挣扎着。但女作家东方莎莎有信心继承并把它办下去。值得一赞！

张长“一怒离家”

张长1938年生于云南云龙，白族，归侨出身，知名作家。先前在《边彊文艺》当诗歌编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在《羊城晚报》发表作品，是《花地》的老作者。他的诗和散文小说都写得很好。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太阳树》《张长文集》等。小说《空谷兰》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太阳树》获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散文《爱尼人的老师》获1961年《羊城晚报》全国业余文学创作奖，等等。我到《羊城晚报》不久便跟他取得了联系，为他发了不少作品。其中《石青》还获得了1982年云南省优秀文学作品奖，还给我寄来“责任编辑奖”，有获奖证书、纪念册和上海英雄牌金笔。这是我从事新闻事业首次得到的荣誉。本报副刊部主任还专门写了一篇《欣闻编辑获奖》在《花地》发表。从此我跟张长的感情渐渐密切起来。

张长对朋友真诚，富有人情味。他送过我一个云南陶瓷制品，是专门用来燉鸡的，燉出的鸡肉味道特别鲜美，40年了至今还在使用。

1996年张长邀我夫妇访问昆明，得到他的热情接待。我们看到了浩瀚的滇池，参观了珠江源头和少数民族博物馆，亲身体验了彝白傣纳西族的风情，还参加了曲靖笔会，见到了一大批作者。有一次《滇池》编辑部宴请，张长来得稍迟，只见其手提一瓶名酒，匆匆赶来。座中一人指了指他的身影对我说：“张长从来不请人喝酒，更别说自家带酒了！你是破天荒第一次。还是你老兄有面子呵！”大家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_{1996年我与张长（左）合影于昆明}

张长的外表温文尔雅，其实性格非常刚强。有一次他跟妻子因为家庭矛盾，发生激烈争吵，其妻叫来兄弟过来评理，类似“文革”的批判会。张长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勃然大怒，当即决定离婚，让妻子住在刚分到的楼房，自己搬到原来的旧房里居住。这是张长亲口告诉我的。我心想：清官难断家务事。张长的举动未免太过冲动了。夫妻共同生活几十年，女儿也已经长大，家里发生的矛盾难道就不能冷静处理，非要“分道扬镳”不可么？我曾劝过张长“破镜重圆”，被他坚决回绝。有时我会打个电话询问近况，他说：“现在不同以往，柴米油盐水电一切琐碎小事都得自己亲力亲为，没办法，唉 ！……”按照张长的个性，他是绝对不会回心转意的。这是一个家庭悲剧，无疑会对他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不良影响。

张长对文学创作非常认真，稿子改了又改，可谓“一丝不苟”。他与王蒙也很熟悉，对80年代“清污”和意识流派等都曾深入交换过意见；他对王蒙很崇拜，他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王的影响。

十几年前，张长兴奋地告诉我：他的家乡县政府答应拨款20万元为其出版《张长文集》，此举谅早已大功告成。

2022年6月7日，张长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我想：张长如无家庭变故，身心受到折磨打击，其寿命当会更长一些。真是可惜！

与梁宗岱的一面之缘

_{梁宗岱肖像}

梁宗岱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老诗人、教授兼翻译家。1903年生，广东新会人。精通英法德等语种。在上个世纪30至40年代，其诗名即远播国内外文坛，与罗曼·罗兰亦有交往。历任全国各大学名校教授。著有诗集《诗抄——1958-1962》、词集《芦的风》、诗评集《诗与真》等。翻译出版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歌德的《浮士德》（上集）等。

“文革”初期，梁宗岱遭“造反派”残酷批斗，被打断一条腿。后来靠他自制的跌打药酒服用擦拭，居然能够治愈，真是一个奇迹！原来梁宗岱年轻时就懂得药理，他上山采集各种中草药加以炮制，竟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曾经到他家看过，在他的客厅里和一个闲置着的空房摆满大大小小的玻璃瓶，正泡着各种药酒，怕有五六十瓶之多。梁先生告诉我：这些米酒全靠他自己出钱去买来的，这时对他的政策尚未落实，每月发给他的生活费本来就有限，但他宁可节衣缩食，把有限的工资拿去买酒配药。其实，每月除了他和老伴的生活费用，所剩也就很少很少了。广外毗连白云山，他上山采药可谓得天时地利之便。

“您真是华佗再生呵！”我感慨地说。

“过奖。”梁教授摇摇头，苦笑了笑说。“我在教学上的‘一技之长’用不上，只好用另一个‘一技之长’了。”

闻之，令人心酸。

我是于1970年才认识梁教授的。那时，中大外语系一度曾合并到广州外国语学院，后来英语系回归中大，其他德法西等小语种则留下归广外。我和梁宗岱同住在白云山黄婆洞校区，常常能够见到。他身材高高瘦瘦，光着脑袋，两道眉毛斑白，但眼睛仍然烱烱有神；夏天，他身穿白背心，短西裤，一双半新旧的黑皮鞋，手提一只藤条编织的手提袋，那是“多功能”的：既可买菜也可装些中草药。他见到教工总是先打招呼，点头微笑，然后停下来交谈几句。有时，我抱着未满周岁的儿子在校园散步相遇，梁教授总要摸摸孩子的脑袋，连声直呼：“寿星公！寿星公！……”（因为儿子的脑袋活像年画里的长寿幼崽）。我就教儿子叫“爷爷好”。梁教授十分高兴。有时我们扭了腰，或者得了感冒，就去找梁教授，他看看我们的伤势，倒一瓶药酒给你，回去一搽，很快见效；有时孩子伤风感冒咳嗽了，也去找梁教授，他让孩子伸出舌头看看，又按按脉门，然后开出一二瓶药水，回来服下，说来神奇，非常见效。

“梁宗岱的药酒包医百病！”一下子竟传遍了四面八方。许多人慕名前来，把梁宗岱誉为“活神仙”“梁华佗”。凡是来求医者，梁宗岱坚持一条：不收费。也有好心人实在过意不去，对梁的境遇十分同情，曾经偷偷塞给梁的老伴医药费，事后梁教授知道了，非常生气地说：“你坏了我的规矩，就是坏了我的名声！”老伴连说“下不为例”。

当时对知识分子政策尚未全面落实，像梁宗岱如此有学问的人不给安排上课，令人费解。作为学院党委秘书，我曾向党委书记田蔚反映此事。田中等身材，年近半百，身躯微胖，平易近人。她是延安时代新华社首位播音员，解放后做了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文革”初期即被“打倒”，报纸点名批判。现在落实政策，重新出来工作，但一举一动都极为小心谨慎，生怕重蹈覆辙。她喜欢在家里召开常委会议（或者小范围会议），此时她会拿出一盒高级糖果招待大家。我当然不客气地照吃。她有点苦笑对我说：“小万，你反映的情况很好。不过，梁宗岱至今还是‘反动学术权威 ’，谁敢把他请上讲台？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大字报就会不客气的贴到你家门口。唉，难呀！目前只能把他‘养起来’算啰！”

梁宗岱每天无所事事，在校园内游游逛逛，看得出他的心情是郁闷的。有一次我问他：“梁先生，您的《浮士德》只出了上集，现在还在翻译吗？”梁点点头：“不过工程太大，现在也没什么好心情，身体也每况愈下，以后看看情况再说吧。”我说：“形势会越来越好的。上不了讲台，您就静下心来著书立说吧。依我看更有意义！”梁宗岱感激地说：“谢谢你。你我都是文人，所以谈得来。”

1979年12月我离开广外，到了《羊城晚报》。我专门去跟梁宗岱告别，他有些恋恋不舍，最后说：“去吧！《羊城晚报》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我说：“请您写点诗寄来。”他答应了。但终未有稿子寄来，可能是年纪太大了。

1983年11月6日，梁宗岱先生去世，享年80岁。《浮士德》下集未译出，真是壮志未酬呵！

_{（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