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有我抹不去的记忆

在人生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地方，与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成为我们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对于我而言，那个地方就是外滩。

我与外滩有缘，从出生、求学到参加工作，我与外滩结缘近40年。

外滩，见证了我的成长。

同样，我也见证了外滩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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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外滩的怀抱，那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

听父亲讲述，徽州有句俗语，叫作“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于是，年仅十五岁的父亲，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勇气，背井离乡，带了几只挞粿，从安徽绩溪的小山村里出发，翻山越岭，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了繁华的上海滩。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老乡介绍的，位于中山南路（王家码头）上的第一煤球厂。

煤球厂的工作异常艰辛，父亲每天都被煤灰包裹，几乎看不清原本的面目。然而，他从不抱怨，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白天辛勤工作，夜晚则挑灯夜读，学习文化、算盘和记账。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取得了会计证，从一名普通的煤球厂工人调去办公室做会计。大约四年后，单位分配给了父亲一间职工宿舍。

职工宿舍位于中山南路上，这是一排钢结构街面楼房，共有四层，门牌号从413号一直到429号。这些楼房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区。左边是外萃丰弄，右边则延伸到毛家弄。虽然不清楚这些楼房的确切建造时间，但据老人们讲述，这些房子在抗日战争期间曾遭受过日本敌机的轰炸，却依旧屹立不倒，见证了历史的沧桑。

父亲分配到的房间位于415号的三楼，面积仅有十平方左右，朝向西面。尽管空间狭小且朝向不佳，但对于一个从外地来到上海的打工者来说，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已经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这栋楼里住有10多户人家，都是与父亲一个单位的同事。19岁的父亲在此与同龄的母亲结婚。第二年，大姐出生，随后，陆续有了五个孩子，三女两男，我是老五，生于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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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在外滩。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的马路两边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店——比如国有的点心店、中南副食品商店、春江食品商店、银行、粮油店、煤球店等，周边配套全且相当热闹；在当时只有两车道的中山南路上，有一条65路公交线，从我家出行，离十六铺只有一站路，再往前走，就是新开河了，按上海话来说，“出脚”十分便当。

我的童年生活又是十分“闹猛”的。由于楼朝西，一到天热，太阳西晒，而当时连电风扇都没有，别说空调了，家里热得根本就没法待，好在4层的楼顶是一个大平台，到了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住在三楼的人家都会到底层去接水，再拎上来浇平台，然后，把自家的小饭桌端去，摆好摊头，围在一起，一边乘风凉一边吃晚饭，一直要等到半夜才回家睡觉，有人干脆一夜都赖在平台上，有时，2楼人家也会上来吹牛聊天凑热闹。要说“闹猛”，至今留给我记忆最清晰的是，当时的人们都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每逢党和国家的好事喜事发生，都会在家里收听广播，然后，奔上大平台，去看附近国有单位的游行队伍从楼下的马路经过，一路敲锣打鼓，激情满怀地前往外滩的市政府报喜；当然，更“闹猛”的要数国庆节夜里，连周边的居民都会跑到我们楼上的大平台来观看人民广场燃放的烟花。

房间小毕竟有房间小的烦恼，“挤挤”一堂，常常连转身都难。尽管后来又增配了半间房，合起来也不足20平方，也还是挤，最多时挤过三代9个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及五个子女。大家挤在一起生活虽然有些不便，但那种亲密无间的氛围却成为了我童年最珍贵的记忆。白天的台子用于吃饭写字，晚上翻了就睡地铺。直到1966年，我8岁时候，两个姐姐响应号召，自找出路，回安徽老家插队落户，与爷爷一起在农村生活，上海的住房才宽敞了一点。但是，到了八十年代，问题又来了：兄长要结婚，没有婚房。当时的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仅2平方米的特困户就达数十万户，房管所哪里有多余的房子可以分配！好得我们这栋老建筑房子层高比较高，大概有4米不到的光景，于是，就螺蛳壳里做道场，硬是想办法搭了一个阁楼。此后，我就得天天爬上阁楼睡觉了。

在外滩的陪伴下，我逐渐长大，步入了求学的道路。当时，大多家庭都有四到五个子女，长大了，不是插队就是当兵，我们这栋楼也一样，没有一个大学生。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虽然长在红旗下，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但当我们长身体的时候，恰逢三年自然灾害，我们一直在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环境下生活，物资供应都是按计划凭票的，分大户小户供应，百姓的生活一切都有政府包办。比如，1972年当我读中学时，都是划地段统一分配的，在我们这幢楼里，与我同龄的孩子有5个，但他们全部去了浦东文建中学，而我因为上面的哥哥姐姐已经在浦东读书，所以照顾我，就我一个人分配在家附近的志强中学。说是读书，其实在那时的环境里，也只是混日子。

父亲他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却深知学习的重要性。他爱学习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无论是钢笔字还是毛笔字都堪称一绝。在我小时候经常看见父亲用排笔写横幅和宣传标语。

他也希望他的子女同样爱学习，对我更是严厉。我记得，他每天都会给我布置作业，并让我抄写《毛选》，练钢笔字，其实，我也贪玩，常常和职工宿舍的孩子一起，楼上楼下乱奔，到了差不多时间，想老爸快下班了，就站在家里的阳台上，老远看父亲回来，马上就装样子坐在桌边写字，装样子。

尽管如此，从小耳闻目染，接受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此，我也很努力，尤其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不仅在小阁楼挑灯夜读，而且还会很早起来跑到楼顶的大平台，在黄浦江的潮声里背书，并且看着旭日升起，将江水照耀得五光十色。就这样，我先后把初中、高中文凭都拿到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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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19岁，因为两个姐姐插队，我被硬档分配进了一个叫“上房储运站”的单位。报到后，办了两个星期的学习班，才知道“上房储运站”的全称是上海房屋材料储运站，是市房地局下属的一家全民国有企业，有近千名职工，主要业务是仓储、运输、机修三大块。报到第一天，单位发给我一大一小两只搪瓷饭碗和一只搪瓷茶杯，上面印有单位名称和编号，还有一套崭新的蓝色帆布工作服，当时，心里激动万分，这不就是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工人阶级的形象吗？于是我几乎是一路奔跑到家里，立刻穿上衣服，楼上楼下去串门，去显摆给人家看。学习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仓储，做一个装卸工，每天的工作就是搬砖头、卸瓦片、铲黄沙，凡是与建筑材料搭界的都要装装卸卸，都是出力气的活。

没有想到，我19岁踏上社会的第一份工作，竟与老父亲有惊人的相似。很艰苦但也很幸运，当初我进的是装卸一队，它是一个学大庆的标兵集体，由于我小时候练过字，且喜欢写写文章，这时候倒是派上了用场，常常会被队长分配新的任务。

进入1977年，也就是我在一线工作八个月后，我十分荣幸地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原来仓库这一块从上房储运站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上海市房管局材料供应处仓库”，当时的领导叫许荣清，是一个抗战老干部，讲一口苏北话，扛过枪打过仗，没读过书，但这个老干部特别喜欢年轻有文化的人，其实我和他接触不多，因为当初自己实在太年轻，根本不敢接近领导，但是我却不知不觉，从一线调到了办公室，从事后勤管理工作，其实，我才20岁也不到，拿到现在根本是想都不敢想。当时，我们新单位的办公地就在延安东路160号，这也是一栋百年老建筑，我记得，当时大楼的门口挂着是黄埔中学的牌子，我们的办公室就在三楼，于是我在外滩工作的缘分就从这里开始了......

1977年恢复高考，尽管我很想继续深造，但由于种种原因，一开始我并没有勇气报考。

直到1983年，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初，我是一个团干部，参加了局里举办的团训班，得到了一个信息，团市委和市委组织部要联合推出干部专修班（全脱产两年，进大学学习），有名额分配到各个局里，但要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获得这个消息后，我就主动找市房管局材料公司团委，明确表示我很想试一试，把这个名额给我。最终，如愿以偿，就一个名额，落到了我的头上。

1983年下半年，参加团市委在徐汇中学举办的高复班，日夜补课；1984年5月参加全国统一的成人高考，一共两天，语数外政四门。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被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录取了，成为了我们这幢楼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带薪脱产两年后的1984年7月，我回到原单位外滩，在组织的培养下，入了党，填写了干部履历表，而后，又担任了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当时，我住的还是老房子，到了1988年结婚时，单位要分我新工房，可我还是舍不得离开外滩，提出能不能给我外滩的房源，即使旧房也行，也巧，正好在中山南路1346号有套配出来的一室一厅，与我原来所住的老房子一样，也沿街，离父母又近，我开心不已地搬了进去。为此，妻子当时还与我闹过别扭，我不怪她，她怎么能够理解从小生长在这里的我对外滩的深厚感情呢！

直到1992年，因黄浦江上第一座斜拉索大桥，南浦大桥的通车，原来只有两车道的中山南路要拓宽，我与父母的街面楼房均被市政动迁，从而离开了生活近40年的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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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荣幸走进了外滩1号，在四楼临江的办公室工作。

在历经锻炼后的1990年，市房地局工会有一个干部要出国留学，急需有人接替他的工作，我当时才32岁，有学历，又是基层工会主席，经推荐，被幸运地选上了，于是，我走进了市房地局机关所在的外滩1号（当时为延安东路2号）。

讲起外滩一号，上海人最为熟悉的可能是当时最热闹的一楼东风饭店和第一个从美国引进的肯德基。

其实外滩1号这栋楼初建于1916年，是当之无愧的“外滩第一楼”，朝向延安东路和外滩的两个立面。推开我们的办公室的窗户，就能直接看见延安东路轮渡站，可以一览无余地观赏整个外滩黄浦江。

当时，上海港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也是世界十大港口之一，同世界五大洲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运输往来，航行在黄浦江上的客货轮为外滩增添了无穷活力。

同时，我又见证了上海开埠以来最大的一次外滩整修改造工程：1992年4月18日，上海外滩进行了上海开埠10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整修改造工程，总投资达1.3亿元。改造后的上海新外滩向黄浦江心扩展数十米，外滩地区的道路拓宽升级，沿江地带建有了观光、商业、停车和绿化等各种设施。

隔江的“东方明珠”，也经过三年多的建造，在我的眼前拔地而起，成为了集都市观光、时尚餐饮、购物娱乐、历史陈列、浦江游览、会展演出、广播电视发射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上海市标志性建筑之一。

我于1990年到1995年在市房地局机关工作，期间，结婚、生子，职务从副主任科员晋升到了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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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荣幸地在上海市政府驻地——中山东一路12号（原汇丰银行大楼）进出。

1995年，我遇到了贵人，荣幸被调到市建设工会工作。市建设工会是一个副局级单位，办公室就设在市政府大楼三楼。

进市政府大楼工作，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中山东一路12号外滩，一直都有两位解放军战士持枪站岗，还有两尊威风凛凛的铜狮子，显示着这里的威严。它是我对上海记忆最深的一道风景。儿时走过的时候，我只是带着崇敬的心情观望过，却始终不敢走近，如今，我却要去这幢大楼里办公了，是真的吗？

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那是1995年3月的一天，一个老同志来福州路30号（边门）接我。尽管我在市房地局机关工作了五年，也算是有些资历了，但走进市政府机关还是有些紧张的。我们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官二代”之说，我没有任何背景，父母都是普通工人，能够走进市政府机关大门，走进这宏伟的殿堂，这是何等光荣的事情啊！

1923年建成的汇丰银行大楼，因其宏大的体量融合精美的设计，曾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间，最壮观的建筑”。由于我刚到一个新单位上班，把主要精力均放在跑基层单位，因此对外滩大楼的环境还不够熟悉，其实我在这幢大楼里待了一年还不到，多少有点遗憾，但我亲身感受并且见证了“外滩金融集聚带”的打造，上海外滩扩容吸“金”、重塑“远东第一金融街”辉煌的决策，还是令我倍受鼓舞。

尽管其时，上海金融业的发源地、曾经是世界第三国际金融中心的外滩，借助上海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良机，致力于打造2.6平方公里的“金融集聚带”，重塑其“金融第一街”的风采。正因为这个缘故，市政府要带头搬迁。我记得那是1996年6月1日，市政府机关全部搬迁到人民大道200号。我们的建设委员会也随之搬迁，在14、15两个楼层办公，我所在的建设工会与建设党办、宣传处在1410室，我的办公桌正好被安排在临窗，打开窗户就能看到每天人民广场升国旗，在这里工作，我除了兴奋还有骄傲……

1998年，我参与了开发江湾机场工作，这是市政府的大手笔项目，我勇敢地选择了离开市政府机关，放弃了公务员身份。离开了我熟悉我眷恋的外滩，怀揣着“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这张工作证（换发新证），在人民大道200号的旗杆下，久久不愿离去，那一刻我心中充满了不舍和留恋，但我知道这是我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我必须勇敢地面对未来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

为此，我又特地去到了已经正式开馆的外滩历史纪念馆。在这里，我从大量的历史照片、档案文献、实物中，目睹了上海开埠150年来外滩的发展轨迹，回顾了外滩的沧桑变化的历史，既是为了弥补这份遗憾，也为了与外滩依依告别。

现在我离开外滩已经有近30年，但每一次走过我曾经工作过的延安东路160号、延安东路2号、中山东一路12号，我都会驻足脚步……

外滩，有我抹不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