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浦区政府工作的日子

走进江浦路549号：从会计到审计

1986年3月，我作为一名财会业务干部调入杨浦区审计局，从会计到审计，转型为国家审计干部。2014年区审计局成立30周年时，时任审计局局长贺东明送了一本纪念册给我。当我翻阅这本纪念册时，屈指一算：本人也可算是杨浦区审计局初创时期的一名“元老”了！

_{上海市审计局工作证}

20世纪80年代，由于我国没有专门的审计机关，因此，人们并不清楚“审计”是干什么的，连我这个上海市商业学校财会专业的毕业生对“审计”这两个字眼也很陌生。其实，通俗地讲，审计，望文生义，就是审查会计。理论地讲，审计，是由专职机构和人员，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其他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审查和评价的一种独立性经济监督活动。为此，亦有人形象地将审计人员称之为“经济警察”。

当时审计机关的工作宗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为全面深化改革保驾护航。作为共和国的第一代审计人，我们本着严格执法、客观公正、不辱使命的理念， 1994年率先在上海市开展了企业领导干部离任审计。杨浦区审计局这个“初出茅庐”的政府机关，被全区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尊视为经济领域的“保护神”，走过了一条辉煌的道路。从1991年至2003年间，连续6年被评为区文明单位，还被评为上海市审计系统先进集体和全国审计机关廉政勤政工作先进集体。

_{在杨浦区政府工作时名片}

1987年10月，为纪念建局3周年，审计局准备搞一台纪念联欢会，局领导知道我喜欢写作，便要我写一篇诗歌“讴歌”一下审计。于是， 我就激情澎湃地创作了一首散文诗“我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这也是我写过的唯一一首散文诗：

作为一个单位它很小，

36个人，两间办公室，就是它的全部财产。

作为一个单位它很年轻，

3岁，一个处于蹒跚学步的孩提时代。

总之，它很小、很年轻……

可是，作为一种力量，它所释放出的能量却是很大的……

请看，仅1986年查出违纪金额2765万元，比1985年增加6.8倍，其中应缴财政金额291.9万元，比1985年增加3.4倍，揭露万元以上违纪案件3起。成立3年来，有近34%的同志得到上级领导机关记功奖励，并连续两年被评为文明单位。

此时，你也许会问，它是谁？那就让我们豪迈地答道：这就是杨浦区审计局，共和国第一代审计干部。

第一代意味着创业，

第一代意味着开拓。

理想种子的撒播，提高了大家对审计工作的责任感、光荣感。

职业道德的建设，使大家树立了良好的工作作风。

清正廉洁，客观公正，是我们的座右铭。

实事求是，依法审计，是我们一贯的工作准则。

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两个文明建设就体现了一个单位的精神风貌。

文明审计，礼貌待人，已成为我们每一个同志的自觉行动。

努力学习，积极进取，已在全局上下蔚然成风。

朋友，你如果来到这里，就会发现：

此地充满着朝气、洋溢着青春。

是的，作为一个单位我们很小，

是的，作为一个单位我们还很年轻。

但是，作为共和国第一代审计干部，我们——

对伟大理想，有着不懈的追求，

对党和人民，有着无限的忠诚，

对审计事业，有着崇高的献身精神。

因为——

我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

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类主题先行的命题写作，但这是局领导交办的任务，我岂敢说不。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后，当我忐忑不安地把稿子交上去后，10月15日，局办公室主任徐进法在稿子上批示：王副局长阅过，认为可以，请陈洁同志准备。随后，此散文诗在全局联欢会上，经由局内两位说得一口标准普通话的男女青年声情并茂的诵读，取得了很好的“剧场”效果。此时，坐在台下的我，终于松了口气。其实，这种口号式的所谓散文诗，完全和艺术无关，纯粹是一项政治任务。此篇散文诗后来还刊发在由杨浦区文化馆主办的《杨浦文艺》1988年第4期上，也算是为初出茅庐的杨浦区审计局做了一次宣传“广告”。

我还保存着一份在杨浦区审计局工作时撰写于1991年2月，题目为“从商业审计的实践看如何强化流通领域的监督机制”的文章，此文是当年为申报专业技术职称所需而写，姑且也算是一篇“论文”吧。文中有一段引用了当年我在五角场朝阳百货公司进行审计后，撰写的审计报告中的材料。从审计监督的角度，对该公司在资金的使用、管理、效益等方面进行了剖析。文章既有数据分析，又有理论阐述。如今想来，还是蛮“敬佩”自己的，当年我这个始终沉湎于文学形象思维的“文青”，居然还能撰写出如此充满理性思维的“论文”，想必也是为了更好地捧住手中那只“铁饭碗”吧！

说起这家早已消失的五角场朝阳百货公司，这绝对是几代杨浦人的珍贵记忆。坐落在邯郸路、淞沪路转角上的五角场朝阳百货公司，在五角场还被人称为“下只角”的时代，曾是该地区最高、最豪华的地标性建筑。杨浦的老百姓如果要购买点上档次的商品，必定会去“朝阳百货”，犹如今天去五角场的“巴黎春天”“万达广场”。

_{五角场朝阳百货商店}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五角场蜕变为上海城市副中心，朝阳百货公司也将结束其历史使命。得知朝阳百货公司将在2004年7月6日早晨将被爆破拆除的消息，很多杨浦区市民凌晨4点便拿着照相机前来拍照留念。其中有一群来自五角场街道的老年摄影爱好者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年龄都在六七十岁，每人手里都举着摄影器材，身上背着摄影包，有的支着三脚架，有的站在小梯子上，纷纷将镜头对准将要爆破的朝阳百货公司大楼，认真拍摄每一个镜头。他们动情地说，我们都在五角场住了几十年，看着这幢大楼建起来，朝阳百货公司承载着杨浦老百姓太多、太多的珍贵记忆。今天拍摄的照片，要作为重要资料保存下来，留给后人看看，当年的大杨浦还有这样一幢大楼，这样一家百货公司。

清晨5点，随着爆破指挥员的一声令下，朝阳百货公司大楼这幢像扇面一样的建筑在巨大的爆破声中轰然倒下，化为缕缕尘烟。如今，穿过时空的隧道，当年朝阳百货公司的原址，已经耸立起杨浦城市新地标“万达商业广场”，每当我徜徉在这座美轮美奂、富丽堂皇的巨大“商业航母”中，总会情不自禁想起那些年，此地曾经有过一个朴实无华的朝阳百货公司。“五角场朝阳百货”，注定是广大杨浦区老百姓心中一个无法释怀的情结。

国家行动：“财税大检查”

回望从1986年3月至1994年4月，我在杨浦区审计局工作的整整8年光阴，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每年一度的“财税大检查”。从1985年开始，为查处国家税收的流失和经济领域的违法、违纪现象，国务院决定每年在全国部署开展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简称“财税大检查”），并在各级政府中层层成立“财税大检查”办公室，由政府“一把手”亲自担任“财税大检查”办公室主任。每年“财税大检查”开始之初，都要召开颇具规模的动员、部署大会，由市长、区长做动员报告。由此可见，从中央到地方对“财税大检查”工作是何等重视，它就是一个举国上下的“国家行动”。如果说，当年有评选年度十大流行语的话，“财税大检查”这5个字，无疑是一个可以列为榜首的热词。

每年将进入第三季度时，区审计局的工作重点就开始进入了“财税大检查”模式。我和同事们不仅要参加上海市审计局组织的各类业务培训，还要对被检查单位进行摸底调查，只有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有的放矢地开展检查。根据上海市“财税大检查”办公室的部署，“财税大检查”是打破行政区划管辖与条块管理的一个重大 “国家行动”。杨浦区审计局作为区一级的政府审计机关，只要经国家审计署、上海市审计局授权，就可以进驻任何一家在沪央企与市属企事业单位开展 “财税大检查”。当我与同事们将盖有“财税大检查”办公室大红印章的“财税大检查”通知书，送达给一家家被检查单位时，面对那些颇为“高大上”的央企、国企负责人，得知前来检查他们单位的仅是一家区级审计机关，流露出可谓五味杂陈的神情，我这个年轻的审计员，内心便会不由地滋生出一丝“得意”的自豪感：请配合检查吧，我们执行的是“国家行动”！

1985年至1997年连续12年的“财税大检查”，杨浦区审计局共检查了353家单位，查处成本核算不实、漏缴国家税款等违纪金额9133.14万元。枯燥而辉煌的数字背后，不仅反映了我们的工作成就，更是凝聚了我们的心血。以后，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以及企事业单位遵守财经纪律意识的增强，“财税大检查”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如今，我和当年一起参加“财税大检查”的审计局老同事相聚时，“财税大检查”是一个被常常提起的话题。通过参加“财税大检查”，不仅提高了审计业务水平，也极大地拓宽了自己的社会视野。后来我把几年来参加财税大检查的心得与感悟，用日记体写了一篇“我的独白—— 一个年轻审计员的手记”，发表在1992年的《债事纵横》杂志上。在此文开头的题记中我写道：在这篇手记中，本人将忠实地记录下“我”—— 一个战斗在廉政第一线的年轻审计员的喜怒哀乐、甜酸苦辣。它并非是一本“流水账”，而是一幅社会某个层面的“心电图”。在此，请允许笔者借用某作家的一句箴言：“这里有黄金”。

_{作者发表在1992年《债事纵横》杂志上的《我的独白—— 一个年轻审计员的手记》一文}

“月饼”风波以及CJ的命运逆转

经常会有朋友问：“你在杨浦区审计局工作的8年里，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我总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廉洁。”

想不到，这个回答几乎遭到一致嗤笑：“好啦，兄弟，侬不要装得一本正经好伐？啥人不晓得啊！你们审计局的人到下面去查账，人家拍马屁还来不及呢。”

听到如此嗤笑，我既感到冤枉又感到郁闷。坦率地说，我们这些被誉为“经济警察”的审计员，确实经常会遇到被审计单位发出的各种诱惑，有请客吃饭的，有赠送高档礼品的，也有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组织的旅游。在没有“八项规定”，社会上存在“吃喝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似乎都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是“客观公正”地对被审计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审查、评价、监督，是审计机关成立伊始就定下的一条铁律。如何保证客观公正，那就要求审计人员必须做到廉洁自律。

因此，按照规定的工作流程，我们进驻被审计单位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该单位的负责人带我们去食堂买饭菜票，和该单位的职工一样，自己排队买饭吃，绝对不允许进他们的小食堂吃“桌头”。由此，经常有其他区机关的朋友，得知我们外出工作是自己掏腰包买饭菜票吃饭时，都会露出惊讶的神情，大吼一声：“你们领导大概脑子坏脱了。”

此时，我只得无奈地露出一丝苦恼人的笑。请注意，我这里既然使用了“无奈”这个词，那就隐约透露出自己内心深处对审计纪律似乎还是处在一种无可奈何的被动接受状态。果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出“状况”了。大约是在1988年的中秋节前夕，我和一名老审计员一起在五角场朝阳百货公司开展财务收支审计。中秋节的前一天，公司的杨经理拎着两盒月饼走进我们办公室，对那名老审计员说：“我们单位给职工发月饼，正好多了两盒，你与小刘拿去算了。”

我们连忙说：“不要，不要，我们不能拿的。”杨经理当即和那名老审计员不开心了：“我与你曾经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就算是我私人送给你们的好伐？”话音未落，把两盒月饼朝办公桌上一放，掉头就走。

“算了，算了，我们就拎回去吧。这是杨经理私人送给我们的，两盒月饼也不值什么钱。”老审计员说道。于是，下班后，我与他一人拎着一盒月饼回家了。谁知，一个星期后，我突然接到区纪委一个女同志打来的电话，让我到区纪委信访接待室去一下。纪委找我，岂敢怠慢，忐忑不安的我马上下楼赶到隔壁大楼纪委信访接待室。踏进房门，一位50岁左右的女同志，热情地请我坐下后问道：“你是小刘吧？”

“是的，是的。”由于我们都在一个机关大院内办公，彼此虽不认识，但总还是有点面熟的。

“我姓赵，找你来是了解一下，你在朝阳百货公司审计时，店经理是否送过东西给你？”赵阿姨开门见山地问道。

“送，送过的，是一盒月饼。”此刻，我早已紧张得语无伦次。

“这样吧，你写个情况说明，明天交给我。”

我已经记不得当时我是如何走出纪委信访接待室的，反正我觉得自己应该是“受贿”了，即将受到纪委的严厉惩处。这天晚上，我是坐立不安，彻夜未眠。

可是，第二天我把那份情况说明交给赵阿姨后，便一直杳无音讯。但是，心中的那块石头却始终没能放下。

直到半年后，一不小心，我竟然有幸与这位纪委的赵阿姨成了杨浦区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简称“纠风办”）的同事。一次吃午饭时，我小心翼翼地和赵阿姨提起那个“月饼”事件。赵阿姨笑呵呵地说：“没事，没事。当时我们接到一个匿名举报电话，说是你们审计局的人收受被审计单位的高档礼品。于是，便分别找你们当事人了解、核实一下情况而已。经过调查，这个举报是失实的。”那一刻，我顿时如释重负：“赵阿姨，你可把我吓得不轻哦，这半年来我始终提心吊胆啊！”我笑嘻嘻地和赵阿姨说道。

大家不妨替我想想，用现在的话来说，这种被纪委请去“喝咖啡”的待遇，能不令我胆战心惊吗？虽然最后区纪委澄清了事实，没有“立案”。但话说回来，从高标准、严要求来说，我们拿一盒月饼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不是朝阳百货公司的职工，就不该享受该店的月饼福利。虽然那名老审计员和商店杨经理曾经是要好的同事，送一盒月饼给我们，属于朋友之间的人之常情，但现在我们身份不同了，作为审计和被审计的关系，就应该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纪委赵阿姨的那次“约谈”，无疑是对我敲响了一记警钟。从此，再也不敢“笑纳”被审计单位的小恩小惠，哪怕是一根“针头线脑”。

当然，对审计局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也有一部分同事觉得不近人情，一旦有单位开出高薪、封官等优厚待遇，立马跳槽走人、另谋高就的也大有人在。那些年，杨浦区审计局也流失了一些人才。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一个名叫CJ的女科长，在跳槽到上海制皂（集团）有限公司担任高管后，最后竟然酿成一起震惊全国的利用国企改制之际、疯狂侵吞国有资产高达1027万元的大案。

我与CJ同在杨浦区审计局的商贸审计科工作。当年30岁不到的CJ就显露出作风泼辣的女强人性格。作为从区财税局选拔到区里筹建审计局的首批干部之一，她聪明好学，十分熟悉财经法规，是审计局的业务骨干，很快就担任了科长。1998年，时年35岁的CJ，通过工作关系结识了先后担任上海制皂（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华谊集团副总裁、双钱集团董事长的范宪，CJ娴熟的财税业务水平，被范宪一眼相中，最终以高职、高薪、车子为诱饵，将其从区审计局挖走，担任了制皂（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CJ的这个跳槽，让她顿时成了一名令人羡慕的成功人士。至今我还记得，当她从一名区审计局的小科长，一举成为市属大型国企的高管后，特地打电话给我，让我到位于杨树浦路2310号的制皂（集团）有限公司的百丽大厦其办公室去坐坐。那天，我坐在她的办公室，短短半个小时内，不仅看到了她成为女企业家后的“日理万机”，更看到了她对下属的那种居高临下的颐指气使。临走时，她特地批条子给供销科长，送了一大箱蜂花牌系列洗涤产品给我，实实在在地让我见识了这个当年审计局同事的“权”威。

这以后，我们的联系并不多，只是听审计局的老同事说，CJ的事业越做越大，还担任了制皂集团所属的森凌置业公司的总经理，搞起了房地产开发，已是身价高达数千万的富姐。可是，很快风云突变，不断传来有关CJ的“利空”消息。先是2008年8月1日，CJ被虹口区纪委带走调查。接着是范宪这个当初相中CJ的伯乐，在9月27日被检察机关以贪污和受贿罪立案侦查。而CJ的名字也以同案犯的身份，迅速在本市与全国的各大媒体版面上“蹿红”。

2010年2月1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范宪无期徒刑。紧接着，3月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CJ无期徒刑。法院的判决书写道：“2002年至2005年间，范宪与CJ利用职务便利，共谋在森凌置业公司先后两次改制过程中，采取虚构销售事实、虚列成本等手段，共同贪污1027万元。”

得知CJ最终竟然落得如此结局，我仿佛读到一个唏嘘、伤感的悲惨人生故事。坦率地说，我眼中的CJ，是个聪颖的女性，她业务能力强，性格刚强，是个奋斗型的女强人。其父亲是个船员，很早就不幸落水身亡。作为长女，她协助母亲将两个年幼的妹妹抚养长大。家庭的变故，促使她去为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而奋斗。结识范宪这个“著名”的国企“改革”风云人物，是她的幸运，更是她的霉运。

曾经有过乘工作之便、到女子监狱去探望CJ的念头，可犹豫再三，还是断了这个念头：“不去惊扰她了。”因为，我不能想象，一旦我们在戒备森严的监狱会见室相遇，彼此之间角色的转换，该会令我们何等的尴尬。算了，还是让她在监狱中安安静静地接受改造吧。

机关轶事：权力的神奇与魅力

在杨浦区审计局工作期间，我还被借调到区加强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简称“纠风办”）、区招商引资办公室（简称“引进办”）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两个办公室均是根据市、区两级政府工作需要而设立的临时机构。人员由区政府的各个部门抽调组成。

_{1991年9月20日杨浦区纠风办全体同志在桂林公园留影（后排右一为作者）}

我是审计局派去“纠风办”的，本文提到的赵阿姨是区纪委派去的。

我不知道审计局领导为何会派我去这两个临时机构工作，有同事对我悄悄说，这是王荣华局长（后任浦东新区财政局副局长，不幸因病英年早逝）在培养你，让你有机会了解更多的区情，得到更好的锻炼。对这种真假难辨的传言，我似乎颇有点不以为然。殊不知，那时的我，还执拗地做着文学梦哩！

“纠风办”的主管单位是区监察局，由区监察局局长贺启堂担任“纠风办”主任。主要任务是针对当时房管所、工商所、派出所、粮管所等七所八所，存在的吃拿卡要、对前来办事的群众态度粗暴，以及商业企业服务态度差等不正之风，进行明察暗访。然后，轻者予以通报批评，重者则由监察局进行查处。我们怀揣着一张检查证，犹如钦差大臣般，经常“神出鬼没”地对区内各个单位进行“飞行”检查。很多单位领导一听到是“纠风办”来人了，神经都会高度紧张，生怕被检查出什么问题后，吃不了兜着走。

“纠风办”的成立，对当时政府部门的廉政建设、遏制社会上不正之风起到了有力的作用，社会风气有了很大好转。后来根据在区“纠风办”工作的这段难忘经历，我专门写了一篇大特写《“影子部队”——记“纠风”检查员》，刊登在1991年7月6日的《文汇报》上。

_{作者发表在1991年7月6日文汇报的报告文学《“影子”部队——记“纠风”检查员》}

该文的刊发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年多后，我结束了在“纠风办”的轮岗锻炼，回到审计局干起了老本行。不料，没多久，区政府为大力繁荣发展杨浦经济，成立了招商引资办公室（简称“引进办”），局领导又抽调我去加盟。

_{杨浦区纠风办检查证}

我在“引进办”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和区物价局的两位同志一起，对江浦路上的以上海第一冷冻机厂为龙头的号称“冷冻机产业一条街”和控江路上的以上海电焊机厂为龙头的、同样有着“电焊机产业一条街”之称的这两条马路开展摸底调查。因为，当时，坐落在江浦路与控江路上大大小小的冷冻机、电焊机企业有数十家之多。区政府欲将这些林林总总的企业纳入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为此，我们冬天迎着凛冽的寒风，夏天顶着炎热的骄阳，每天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江浦路、控江路上。把这些企业的经营规模、纳税情况、发展前景等一一摸清，随后写成专题报告，提供给区政府领导参阅。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一直坚持写作，陆续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作品。然而，审计工作整天和枯燥、冰冷的数字打交道，需要的是严谨的逻辑思维。而文学创作需要的是生动活泼的形象思维。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经常会在我的脑海里发生冲突。从会计到审计，依然没有逃出被数字“折磨”的魔圈。表现在日常工作中，自己的精神状态就会显得心神不定，甚至还有点“痛苦不堪”的意味了。虽然这时我已被聘为审计局的主审，还被评选为局先进工作者，但在我看来，这些“成就”似乎还抵不上自己在报刊上发表一篇作品来得喜悦。因此，领导时常会有意无意地对我来一句：“刘翔，侬要安心本职工作啊！”

_{聘为杨浦审计局主审聘书}

_{审计局先进工作者奖状}

写到这里，情不自禁地想到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忻才良。曾任《劳动报》总编、《新闻报》常务副总编、杨浦区作家协会副会长等职，原是杨浦区第十五中学的语文老师。由于我平时喜欢读书看报，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就经常在《青年报》读到忻老师撰写的一系列“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德感人”的短评与随笔。那时他是《青年报》青年修养组组长和总编办主任。由此，我开始记住了“忻才良”这个名字，但他并不认识我这个青年读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应从杨浦区监察局调到上海市监察局主办的《监察与廉政》杂志担任副主编的徐经川好友之约，我时常在该杂志撰写一些剖析社会热点的大特写之类稿件，忻才良老师也是这家杂志言论栏目的主力作者。由于他具有敏锐的新闻嗅觉，所写的评论深刻犀利，针砭时弊，深受读者好评。

1992年12月22日至23日，我以《监察与廉政》杂志社特约记者的身份，应邀参加杂志社在金山县举行的笔会。参会的有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主流媒体的大腕记者、编辑，还有吴承惠（秦绿枝）、司徒伟智、潘益大、吕怡然、忻才良、沈栖，和华东政法学院教师刘宪权（现已是著名的刑法学教授）等报刊评论员、专家学者。在笔会上，我和忻才良老师一见如故。当时，忻老师是《新闻报》常务副总编，但为人没有一点架子，总是笑呵呵地与我们一帮青年作者聊写作，谈人生，这应该是与他曾经做过中学教师和在《青年报》工作过有关吧。

再后来，我参加杨浦区沪东电影院影评组活动时，又在那里遇到了忻老师。原来，忻老师还是这个影评组的骨干。从此，我与他结成了忘年交。他常常邀请我到《新闻报》社去坐坐。那时报社在虹口区乍浦路375号5楼，忻老师在等待签发报纸大样的间隙，他与我一杯清茶，相对而坐，促膝谈心，天南地北，相谈甚欢。他那活跃的思维，宽广的视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忻老师经常以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为我这个后生指点迷津，使我受益匪浅。

2004年忻老师退休后，被聘为上海市委宣传部新闻阅评督查组成员，并且相继担任了上海市伦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庭院经济与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百老讲师团副团长、杨浦区作家协会副会长等职，依然活跃在社会大舞台上。每次在各类会议与他相逢时，总是关切地询问我的工作和创作情况。

在此，不妨“解密”我与忻老师之间交往的一个秘闻。当年，他得知我因心中存有“作家梦”，而“不安心本职工作”后，在要求我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向有关部门和领导推荐我。大约是在1993年深秋的一天，忻老师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后，他拿出一张自己的名片，在名片背后写道：“请刘翔同志专呈顾启良区长……”。他说：“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顾区长了，你拿着我的这张名片到顾区长的办公室去找他吧。”

从忻老师手上接过他的这张介绍我去找顾区长名片，我百感交集：忻老师，莫非是你觉得我这个人笔头还可以，想推荐我去做顾区长的秘书吧！然而，犹豫再三，我最终却把忻老师的这张名片压了下来，没有“专呈”时任杨浦区区长的顾启良。这既源自我的性格，又源自我不喜仕途，敬畏高官。当然，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一切告知忻老师，只是把他的这张名片珍藏好，内心深处对他道一声：“谢谢你！忻老师。”

后来诸多朋友看到这张名片后，纷纷指责和调侃我，说我失去了一个步入仕途的绝好机会，否则，我如今肯定是某某、某某级别的官员了。对此，我只是付之一笑。我深知，忻老师让我拿着他的名片，并且写上推荐语去找顾区长，并非是要我去“跑官、要官”，他只是以一个新闻界领导的眼光，向杨浦区领导推荐我，发挥我的写作专长而已。这张名片至今我依然完好地保存着。

人生无常，生命脆弱。2015年7月20日清晨4时59分，正处在睡梦中的我，突然被手机铃声惊醒。拿过手机一看，是知名工人作家管新生发来的短信：“7月19日早上7时许，忻才良老师因病手术后心衰抢救无效在建工医院辞世，享年71岁。”手中的手机当即滑落在枕边：这怎么可能啊？就在三个月前的4月17日，我收到忻老师快递给我、为我新出版的散文集《刘翔来了》撰写的书评手写原稿复印件“‘翔’到深处，文思自来”，在稿子的右上角，他写道“刘翔，遵嘱书评，烦请打印，复印3份给我，以便分送晚报读书版或文汇读书周刊。我女邮箱另发。文字有误可改。忻才良 2015.4.13 ”

4月18日，忻老师又打电话给我，叮嘱我把文稿打印后，发送到他女儿的电子邮箱中。电话那端的忻老师声音洪亮，完全听不出患病在身的样子。撰写此文之时，我重新找出了那份手写原稿复印件和那张名片。见字如见人，忻老师的音容笑貌顿时浮现眼前，哀伤之情油然而生，不禁含泪写下追思悼文《感念忻老师》。忻老师著有一本《大善如常》，这是他与青年朋友的谈心之作，更是贯穿他71年人生的信条。

现在流行这么一句话“有钱就任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机关公务员是很清贫的。1993年上海市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改革后，我的工资只是从326.5元，增加到389.5元。可是，清贫的我，却让我十足地体验了一把“有权就任性”所带来的快感。

当时，我还住在控江二村107弄6号103室煤卫3家合用的老公房。一天，厨房的下水道堵塞了，邻居多次到房管所报修，但不是无人搭理，就是铁将军把门，严重影响了3家人家的正常生活。那时的房管所是朝南坐的，被老百姓称为“房老虎”，牛逼得不得了。无奈之下，邻居对我说：“小刘，侬在区政府上班，想办法找区长反映一下吧！”

我知道，这种小事情不可能去惊动区长，再说我一个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也不是想找区长就随时能见到区长的。望着邻居焦急的眼神，我思忖了一下，大腿一拍，办法有了！对邻居说：“侬放心，这事我来解决。”

当时，区政府晚上的总值班室是由江浦路549号大院内的各个部门轮流派员参加的，这天晚上正好是我值班。进入值班室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拎起电话拨通了区房管局值班室的电话，故意用一副官腔十足的语调说道：“喂，是房管局吗？我是区政府总值班室，今晚你们的值班局长是谁？让他接电话！”

“好，好，我立即把电话转给局长。”一听是区政府总值班室打来的电话，房管局值班工作人员的语气很是敬畏。现在我已经记不得接听电话的那个局长姓甚名谁，我在电话中严肃地对他说：“某局长，我是区政府的总值班室。控江二村107弄6号的下水道堵塞好几天了，居民多次到你们房管所报修无门，现在他们向区政府投诉了。请你现在马上通知房管所派人去抢修，并把抢修结果第一时间报告区政府总值班室，区长等着回复。”

搁下电话，我不禁笑出了声。为了让对方听起来显得老成持重，有官腔的味道，我可是一直压着嗓音在说话啊！大约半个多小时后，邻居打电话过来说，房管所的人来把下水道疏通好了。与此同时，房管局值班室向区政府总值班室的“汇报”电话也来了。一件很简单的民生小事，就这样被我“机灵”地解决了，也算是平生第一次替小老百姓，任性地玩耍了一把权力的魔杖。

_{杨浦区委通讯员名册}

通过这件事，使我深刻地体验到了权力的神奇与魅力。权力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很多人不懂得自己手中的权力如何用？为谁所用？有钱不可任性，有权更不可任性。一旦你乱用或用错了地方，那么，权力就会让美丽的天使变成狰狞的魔鬼。CJ或许就是如此。

1994年4月，在即将迎来自己第3个本命年之际，我决定跳槽了。没有高薪，更没有封官许愿等诱人待遇，只是为了圆自己的写作梦、从警梦而已。虽然区审计局局长刘珏一再挽留我，可是，最终我还是离开了杨浦区审计局，挥手告别了江浦路549号杨浦区政府大院。拿着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的干部商调函，穿上英武的橄榄绿警服，步入警营，以一名随警作战的公安宣传干部的身份，开始了另一种活法。

_{杨浦区政府大楼}

_{上海市公安局干部商调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