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先生在上海

邹韬奋

——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民主战士，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卓越代表，著名新闻记者和出版人

——20年代著名品牌《生活》周刊主编，生活书店（三联）创始人

——抗日期间“救国会案件”中入狱坐牢的“七君子”之一

——解放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韬奋奖”为中国新闻出版界最高编辑奖项

——他的政论和著作至今是中国新闻学教材

今年是邹韬奋先生诞辰120周年。缅怀先生之际，回忆起十年前对韬奋先生的女儿，韬奋基金会副理事长，《交际与口才》杂志社社长邹嘉骊所做的采访。

2005年11月，北京和上海两地分别举行了隆重的纪念邹韬奋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洁白素雅的新书《韬奋年谱》散发着油墨的芳香。三本书的封面上印着：邹嘉骊编著。邹嘉骊是韬奋先生的女儿，韬奋基金会副理事长，《交际与口才》杂志社社长。采访邹老师，探索一代新闻工作者先驱邹韬奋先生在上海的足迹，是我很久以来的愿望。2006年春节大年初三，此愿终于以偿。

冬日屋外寒风呼呼，邹老师的家中很温暖，老人家今年76岁了，齐耳的短发，两鬓略显斑白，慈眉善目，言辞温婉，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回忆起爸爸那如烟的往事。

17岁到上海入南洋公学，显露写作才能

邹韬奋先生1895年11月5日出生，祖籍江西余江县，父亲做过清代的候补官，辛亥革命后受到“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筹办工厂，虽结果负债累累，却仍坚持理想，欲将儿子韬奋培养成强国利民的工程师。1912年父亲携韬奋来到上海，17岁的他进入了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读书。小韬奋非常聪明、用功，学习成绩不负众望，一直遥遥领先于同学，然而，他心底的文学梦想却时时涌动，他的理想是做一个新闻记者。

上海是韬奋先生的第二个故乡，他的大半生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学习、工作、婚姻，很多故事发生在这里，居住过的地方不下七、八处。

通读韬奋先生的自传《经历》，常常被他所写人和事的细节惹得笑出声来，邹老师说，是呀，爸爸是一个有趣的人，在《忆韬奋》这本书里面，很多人回忆到他的文字，说很受感动，因为文字背后有人，他是用真情写作，而“浅写”是韬奋先生文风的标志。

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韬奋最喜欢国文课，沈永癯老师批卷子很严格，最好的文章，在题目上加三圈，其次的加两圈，再次的加一圈。此外还在句子的精彩之处加双圈。于是同学间就有了竞争。韬奋显然很在乎他作业本上的圈多圈少，很重视他的“劲敌”，故所以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闲暇时猛看《纲鉴》，读史论。其实，韬奋小时候的算学成绩也很好，但是他内心却不那么喜欢，没有自发的动力，不像他弟弟会自己去买一本《珠算歌诀》到算盘上去研究九九归一的问题。韬奋喜欢文科，仰慕沈永癯老师的人格魅力，常常跑去他那里请教，从老师的书橱中借当时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回来，在帐子中偷点蜡烛看到深更半夜。

进入中院（中学）后，韬奋笑话自己“向上爬”的心理很严重，仍然硬着头皮啃数理化，然而却已属“外强中干”。也是韬奋先生的幸运，南洋公学在注重工科之外，积极提倡研究国文，英文的教学水平除了圣约翰大学，就是这老牌的南洋公学。由是，韬奋先生国文和英文在中学里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他的文学写作兴趣被一位朱先生进一步点燃，朱先生课堂上近乎可笑的“一点不肯拆烂污”的认真态度，改文章的本领和写作的要诀都使韬奋一生受用。

可是，入中学几个月后，韬奋先生的经济就陷入了绝境，家里没钱支持他了。一天在学校的图书馆他偶然看到《申报》的《自由谈》栏目刊登着请作者领取稿费的通知，不觉惊喜，决定投稿。一个中学生能写什么，写什么才能换来钱呢？聪明的脑瓜子一转，想到自己的特长——英文。于是，韬奋便到图书馆的英文杂志上寻找选题，选译几百个字一篇的健康卫生方法或科学上有趣的发明等等，投到《申报》。几次石沉大海后，他不泄气，继续抽出时间译稿、投稿。终于有一天打开《申报》居然看到了自己的“大作”和胡乱起的笔名“谷僧”。

现在看韬奋先生当时的投稿选题，不难发现他与生俱来的个性，有主见，很少阶级偏见。做事情首先考虑为大众服务。那些国外的科学思想、实用的健康信息给尚处在封建思想十分浓厚，消息相当闭塞环境中的中国人以一种冲击，获得一种打开窗户豁然开朗的效果。

第一次拿稿费的景象是有趣的。韬奋携着弟弟先去小摊上刻了一个图章，跑去伸手取钱。韬奋先生在自传中形象地写道：“心里一直狐疑着，不知到底能够拿到多少。不料一拿就拿了六块亮晶晶的大洋！如计算起来，一千字至多一块钱，但是我在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样计算过，只觉得喜出望外。我的弟弟比我年龄更小，看见好像无缘无故地柜台上的人悄悄地付出几块大洋钱，也笑嘻嘻地很天真地为我高兴。我们两个人连蹦带跳地出了申报馆一直奔回徐家汇。”好玩的是，这两个孩子钱到手后萌发了企图“暴富”的心理，“居然土头土脑地下决心掏出一块大洋买了一张彩票”，结果当然是打了水漂。

受到鼓舞，韬奋先生的投稿积极性更高涨了，他又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进军。几千字一篇的有关学生修养方面的文字滚滚地“炮制”出来，写作有了深度和理性，上了一个台阶。

考入圣约翰大学，自我奋斗不止

韬奋先生不断地寻找着适合自己读的书，不断探索自己将要走的人生道路。此时他愈来愈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工程师，一次听考入圣约翰大学医科的同学讲起那里的文科环境，不觉欣喜向往，决定投考。

圣约翰大学是上海最著名的老牌教会学校，也是著名的贵族学校。我问邹老师：为什么说韬奋在圣约翰大学是“穷小子”？邹老师说是穷小子啊，你看爸爸在圣约翰大学和同学的合影。好几本有关韬奋的书中都收了这张9人合影。合影中的的邹韬奋在后排居中，果然是头发很短，脸型清瘦得露出病态，穿的袍子单薄且皱巴巴的，而其余的同学，不是西装白裤浅色皮鞋，就是小分头梳得油光光一副贵族公子的模样。而韬奋先生完全是凭借自己扎实的学习成绩和几个月赴宜兴当私塾“老学究”赚来的学费，顺利“杀入”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良好的学习环境使韬奋如虎添翼，可是冬天别人棉衣上身了，韬奋还穿着单衣，夏天的蚊帐破洞百出，还有三弟弟也到上海南洋公学读书需要他接济。金钱的压力迫使他既要“节流”，又要“开源”。古往今来，大多数文人“文字都为稻粱谋”，像托尔斯泰那样穿睡袍在洋房中踱步，口授给女秘书写作的可谓缈若星辰。韬奋先生身边虽然也有一些能“救急”的好人，但他必须自我“救穷”才行。

到图书馆打夜工，辅导考高中的学生，写作投稿组成了韬奋自我救穷的三步曲。这个心向高远，睿智，意志坚忍不拔且生性幽默、乐观的年轻人就这样在压力下，高唱着三步曲一步步成长，于1921那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

韬奋先生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和新闻界无关，走的是“曲线就业”的道路——去上海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虽然工作比较枯燥、简单，韬奋还是勉力而为，并同时去《申报》兼职翻译英文信函，去上海青年会中学代课。初涉社会，有心积累了那么多的职业经验后，机会必将来临。中华职教社聘请韬奋先生当编辑股主任，从此正式开始了邹韬奋先生的新闻职业之路。

进入中华职教社，接办生活周刊

中华职业教育社大楼地处雁荡路南昌路口，是一幢古老而雄伟的大厦，至今保存完好。邹嘉骊老师说，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也在里面读过书，考过试。韬奋先生二十年代就在这幢大厦中主持两种工作，一是编辑职教社所出的月刊《职业与教育》，二是编辑职业教育丛刊，后来教英文，兼任教务主任，晚上读书写作、备课，忙得不亦乐乎。

正如韬奋先生自己所说：“但是能使我干得兴会淋漓，能使我的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的事业，竟渐渐地到来，虽则只是渐渐地到来。这是什么呢？这是民国十四年十月（1925年）间创办的《生活周刊》！”几乎是在韬奋先生的长子呱呱坠地的同时，韬奋先生接办了《生活周刊》，把全副气力都用在工作上面，他的夫人说，怕是你想把床都搬到报社去了。

接办《生活周刊》是韬奋先生事业上一个里程碑。当时印数是2800份左右。而在韬奋先生手中到达最高峰时的印数是15.5万份！

《生活周刊》原本是中华职教社办的机关刊物，主要用来赠送社员和教育机关。韬奋先生接编后，根据读者需要，改变编辑方针，以讨论社会问题为主，同时辟“信箱”专栏，为读者解答各种人生的疑难问题，如生活、求学、职业、婚姻、医药等各种问题。读者给周刊社来信，韬奋先生主张每信必复。这样，在同仁们的努力下，《生活周刊》从不为人注意的内部刊物，发展成社会影响力很大的媒体。

《生活周刊》社开初只有两个半人，在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444号的一间很小的过街楼内办公，到1928年业务逐渐扩大后，才搬到华龙路（现雁荡路）80号，有了像样的房子。

_{中华职业教育社（现雁荡路南昌路口）  傅亮 摄影}

韬奋先生找到了自己心爱的工作，他夜以继日扑在刊物上，不仅开会定选题讨论，还亲自编稿、改稿，没有一个错别字想逃过他的眼睛，也没有一句高深莫测老百姓看不懂的话能够混上版面。此外，韬奋先生最着力的是每期必写的“小言论”。虽是每周短短的数百字，耗费了他很大的精力。小时候在老师那里学来的“不肯拆烂污”的精神此时发威，有过之而无不及。周刊社穷，几乎没有稿费，于是必然只得由他自己扮演甲乙丙丁，大唱独脚戏。这一来，写作上过瘾是过瘾了，一天24小时哪里够他用呢？

韬奋先生的婚姻和爱情

韬奋先生的第一次婚姻几乎是指腹为婚的。韬奋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岳父在前清末季同在福建省的政界里混着，他们因自己的友谊深厚，便把儿女结成了‘秦晋之好’，那时我虽在学校时代，五四运动的前奏还没有开幕，对于这件事只有着糊里糊涂的态度。后来经过‘五四’的洗礼后，对这件事才提出异议。”

但是，韬奋的抗议没用，双方家长都不同意，尤其是未婚妻叶女士秉着“诗礼之家”的训诲，表示情愿为韬奋而终身不嫁，于是僵持不下。这样坚持了几年，韬奋先生感到于心不忍，只好回乡还婚。

韬奋先生真是个有趣的人。他在自传中回忆当初的婚礼时讲笑话说，因为他是维新人物，岳丈家对他十分看重，都顺着他的意思办。韬奋作为新郎发表演说是顺理成章，他认为一个新式男人当众讲几句话总是会的，可当时硬是要勉强新娘演说，弄得她担了好几天的心事，结果敷衍过去。可是居然还不算，要让岳父也演说，可怜的老实人，整整几天手里拿着一张白纸，踱来踱去背诵，结果到了当天，站在几百个客人面前时，竟全部忘记了。后来他想想真是太难为人了。不幸的是，结婚只有两年，这位以韬奋为最重，待他十分温厚的女子患了伤寒症去世了。韬奋一度很悲伤。

1926年元旦，韬奋先生与沈粹缜女士在上海永安公司的大东酒家设宴结婚，以后生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

那么，韬奋先生和沈粹缜是怎样认识的呢？邹老师回忆起此事，脸上露出了笑意。她说，爸爸在上海，妈妈在苏州，他们是通过中华职教社的同事介绍认识的。记得爸爸是坐火车去苏州相亲的，在苏州留园和妈妈见面，真可以说是一见衷情。沈粹缜比邹韬奋小6岁，出身名门世家，聪慧温良，在北京读的书。她的姑姑沈寿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刺绣大师，在姑姑的言传身教下，沈粹缜专攻美术和刺绣，她手十分巧。长大后考入“女红传习所”当小先生，还是美术科主任，她琴棋书画都会，配色很在行，世面见得多，接受近代思想，谈吐也十分新式。韬奋先生一见之下非常满意。相亲结束回到上海后，立即发挥他的专长，将一封封滚烫的情书寄到苏州，开始了鸿雁传书。

韬奋先生是个很幽默风趣的人，他沉浸在爱情中，花样百出，一会儿用上海话，一会儿用苏州话写信，沈粹缜没有精神准备，拿到信一下子竟然看不懂。看到产生戏剧效果，韬奋再调皮地坦白出来。热恋期间，韬奋写文章时常常不由自主地将女朋友的名字署上去，再将文章拿去给沈粹缜看。邹老师说，妈妈欣赏爸爸的才华，支持他的事业，一生非常爱爸爸，自始至终。韬奋先生找到了他的真爱，但是他当时还很穷，结婚时花费的钱还是借来的。

婚礼以后，韬奋和妻子借住在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现复兴中路221弄18号）一间石库门房子里。婚后两年，他们搬到劳神父路玉振里，也就是现在的合肥路458弄5号。1926年，长子邹家华（嘉骅）出生，1929年次子邹竞蒙（嘉骝）出生，1930年女儿邹嘉骊来到人间。女儿出生时，他们在上海的住处是吕班路万宜坊，也就是如今的韬奋纪念馆。

_{万宜坊内的韬奋纪念馆  傅亮 摄影}

邹嘉骊老师和母亲沈粹缜在上海还住过淮海中路的上海新村和康平路大院。

韬奋先生和夫人一生恩爱，他逝世以后，周恩来致沈粹缜的信中说：“由于您的协助和鼓励，才使他能够无所顾虑地为他的事业而努力。……”是的，沈粹缜与韬奋风雨同舟，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含泪送走先生，她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抚养孩子，培育出邹家华（原国务院副总理）、邹竞蒙（原国家气象局局长）两位优秀儿子，培养出邹嘉骊这样的好女儿。解放以后在中国福利会工作。1997年1月12日，沈粹缜在上海因病去世，享年96岁。

抗日救国，被迫流亡国外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韬奋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以《生活周刊》为阵地，强烈主张抗敌御侮。韬奋先生运用他的笔杆呼吁民众，他说，《生活周刊》就是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而奋斗的。

面对民众高涨的爱国热情，《生活周刊》号召全国通报捐款援助东北抗日军队以及东北义勇军，得到各地读者的响应，一下子捐款数达到了17万余元。与此同时，《生活周刊》的销量猛增，达到了12万份。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袭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生活周刊》立即刊登了“上海血战抗日记”，并出版《紧急临时增刊》及时报导战况，鼓舞军民抗战斗志，呼唤人民宁死不屈抗日。他在周刊上用显著位置刊登抗日文章，态度鲜明，突出标题，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给民众以强烈的振奋感。

此时，《生活周刊》的印数激增为最高峰：15万5千份，打破了当时中国杂志界的发行纪录。韬奋创造了一个奇迹，这种紧贴民众需要，与时俱进的办报、办刊风格至今还常常被学新闻、搞出版的人津津乐道。

_{抗战时期出版的《生活画报》，现收藏于韬奋纪念馆内  傅亮 摄影}

1932年7月，在共产党人胡愈之的帮助下，韬奋先生创办了著名的生活书店，出版了大量的进步报刊和书籍，在当时对唤起大批爱国青年的热情，功不可没。它的内部体制和服务宗旨是独创的。生活书店是一个合作社，由社员共同经营，以促进进步文化事业、为社会服务为宗旨。对内采取民主集中制。领导机构理事会由全体职工选举产生。韬奋先生被选为理事会主席。生活书店成立时的店址在上海陶尔斐斯路（现南昌路东段）48弄的弄口。后来发展到全国共有56个分支店的规模，经营、管理的模式都是由韬奋先生等人独创的。

1933年1月，韬奋先生在上海参加了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被推举为执行委员。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先生在上海被国民党暗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韬奋先生的名字终于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于1933年7月被迫离开上海作第一次流亡。1933年7月到1935年8月，韬奋考察了英、美、法、德、意和苏联等国，到大学听课，图书馆读书，了解世界大事，求索自己民族的出路。他陆续写下70万字的考察心得寄回上海，在《生活》周刊和《新生》周刊上刊登，后集成《萍踪寄语》1、2、3和《萍踪忆语》出版。在国内影响非常广泛。

1935年8月，韬奋先生回国。眼看国事危殆，立即以全新姿态投入战斗。经过短期筹备，11月便办出一张崭新的报纸——《大众生活》周刊。提出三大目标：1.民族解放的实现，2.封建残余的铲除，3.个人主义的克服。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周刊的销量创下当时全国最高纪录。

韬奋先生办报的进步倾向，他的无畏精神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大大地惹怒了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先是派宣传部长张道藩和特务头子刘健群对韬奋进行威胁，继之蒋介石授意上海大亨杜月笙中间调停，企图使韬奋改变立场。但是韬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国民党如芒刺在背，拿他没有办法。

为了免遭国民党迫害，韬奋被迫作第二次流亡。此次目的地香港。到香港后他一刻也没闲着，创办了《生活日报》。７月，韬奋和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联名在《生活日报》上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并印成小册子，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各党派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后来，国内局势变化，救亡运动需要韬奋，他回到上海。

闻名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国民党反动政府媚敌卖国，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公然逮捕爱国人士。从50年后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在日本发现记载日中战争的《现代史资料》中，可以看到七君子事件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反动派狼狈为奸，秘密策划的阴谋。从那一封封日本驻沪领馆发回日本的秘密情报中看到，韬奋先生便是由日本人点名拘捕的救国会领导人之一。 

1936年11月22日深夜，韬奋在自己家中被捕。同时被捕的另６位救国会领导人是：李公仆、章乃器、沙千里、沈钧儒、王造时和史良（女）。

这次拘捕的过程被富有幽默感的韬奋在《经历》里面写得十分戏剧化，他的裤带、皮鞋带和须臾不可离的近视眼镜都被除去，变得像猴子和瞎子。隔天被律师保出后由朋友“拥进汽车，直驱觉林去吃晚饭。这时我还带着‘半瞎’的眼睛，拖着没有带子的皮鞋，领和领带也没有，大家都说我的面孔瘦了好多，面色也憔悴得很，我想这时的形态也许很像上海人所谓‘瘪三’了！……这夜我回来好好地洗个澡，很舒适地睡了一夜。”

不料第二天韬奋被再次拘捕，被押送到特区第二监狱。好笑的是，监狱办事人员例行公事问他犯的什么罪？韬奋脱口而出：“救国”！办事员听了这两个字，毫不迟疑地在簿子上写下四个字：“危害民国”。

此“救国会案件”震惊了全国，七位“爱国犯”博得人民群众的无限同情和尊敬。人们尊称他们为“七君子”。在监狱中，他们除了坚持抗日主张，积极争取出狱外，组成小集体，读书、讨论、写作、练字、学外语、锻炼身体。后来他们被移送苏州看守所，一关就是243天。

韬奋先生是乐观的，也是极为勤奋的。他在狱中写作了自传《经历》，记叙了他的人生历程，以及从事文化生活的经验和思想变化。《萍踪忆语》记述了第一次流亡时考察美国的观感。周恩来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关于美国的全貌，从来不曾看过有比这本书所搜集材料之亲切有味和内容丰富的”。他还把旅居伦敦时研读的马列著作英文笔记整理成《读书偶译》出版。可说是坐牢的收获相当可观。

_{1934年初版《萍踪寄语》，现收藏于韬奋纪念馆内  傅亮 摄影}

七七事变以后，全国抗日吼声高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终于获得了释放，结束了为时243天的牢狱生活。前来迎接的家属这才露出了笑脸，他们排成两排，一共17人在看守所合影留念，为历史画卷记载下了这个既令人耻辱又感到荣耀的特别时刻。

挥别上海去大后方，最后时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1942年1月，韬奋和一大批文化精英在共产党的策划保护下，撤退到广东东江抗日游击区。韬奋后来转移到广东梅县隐居。为躲避国民党特务手持“就地惩办，格杀勿论”密令，历经艰险，经上海到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那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不堪回首。

韬奋隐居梅县期间，左耳已经发炎，红肿疼痛，没有条件及时治疗。途经上海时，匆匆忙忙又贻误了治疗的时机，结果到达苏北后，病情愈来愈重，无法生活，不得不在党组织的护送下，秘密回到上海求医。生活书店的地下党员陈其襄、陈云霞夫妇,张锡荣等冒着生命危险帮助韬奋先生找医院和好的医生，结果诊断出来是患了中耳癌，而且已经是晚期，每隔4个小时就痛得要吃止痛药。接着，韬奋化名为季晋卿住进红十字医院（现华山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一走漏风声结果不可设想。为了韬奋的安全，先后辗转了5、6个医院，最后在上海医院（现岳阳路上的徐汇区肺科医院）住下。

可惜的是，韬奋先生的病情日益严重，人慢慢地瘦成皮包骨头，耳病还影响到他的眼睛，终日发出难闻的味道。止痛药也不起作用，疼痛厉害时，韬奋满地打滚，情状极其惨烈。1944年春，韬奋还在病中写下《患难余生记》，坚持了一个月，写下5万字，第3章还未写完病情转剧，此文成了韬奋的遗作。

同年6月，徐雪寒（徐伯昕）受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委托，代表中央到上海看望韬奋，并送来治疗的经费。韬奋很感动，深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请徐雪寒代笔，口授遗嘱。遗嘱中“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审查他的一生，“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先生说，韬奋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在思想上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是没有入党的共产党员。也是因为他原先就具备的正直、善良的品格。

1944年7月24日早晨，伟大的爱国者、民主战士韬奋先生与世长辞，终年49岁。中共中央电唁家属，接受韬奋的入党要求，追认他为中共党员。

韬奋先生逝世时，上海还在日寇的魔爪中，不能公开安葬。抗日战争胜利后，韬奋的灵柩落葬于上海虹桥公墓。1967年韬奋墓迁葬于上海市烈士陵园。如今，每到清明时节，都有很多小朋友前去献花，有他的家属后人，他的事业的继承人前去鞠躬、缅怀。

尾声

_{韬奋纪念馆内景  傅亮 摄影}

和邹嘉骊老师聊天很愉快，她是一个很感性的人，自幼喜爱文学，一生从事出版编辑工作，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平时说话在慢条斯理中常常有生动的细节蹦出来。她在父亲邹韬奋逝世6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六十年前父亲的嘱咐”中这样说道：

60年前的今天清晨，上海医院的一间病室里，寂静无声，只听见妈妈低低的哭泣声。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嘴在颤颤地抖动，似乎还有话要说，但已经发不出声音了。妈妈递上一支笔和一个练习本，父亲用仅有的，最后的一点力气，颤抖地写下了三个不成形的字：“不要怕。”随后，父亲的手脚开始渐渐凉下来，7点20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的亲人，他的同志，他的事业。

今年3月30日，父亲的战友徐伯昕的儿子送来了1944年6月2日，父亲口述徐伯昕记录的一份《遗言记要》原始稿。原始稿中提到对三个孩子的嘱咐时，其中对我的嘱咐，更引起我对父亲无尽的思念。在已经发表的遗嘱中，说到我只有一句话，说“幼女嘉骊爱好文学”，而《遗言记要》中，他是这样口述的：“小妹爱好文学，尤喜戏剧，曾屡劝勿再走此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听，只得注意教育培养，倘有成就，聊为后继有人以自慰耳。”看到这段口述，好像时间倒退了60多年，我，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多次依偎在父亲身边，他平和细语，娓娓道来，劝我不要走清苦的文字生涯之路，而我却犟犟的，勿听，他奈何我不得，只得退一步，要求注意教育培养，如果有成就，也是对他后继有人的一份安慰。这就是父亲生前最终对我的一点期望。实现他的期望，要靠我的努力，更靠父亲临终给我留下的三个字：“不要怕。”回顾我的一生，正是用父亲的“不要怕”，和我自身的“害怕”较量了一辈子。不要怕，成了我终身受用的精神力量。

我问邹嘉骊老师，你觉得你爸爸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的著作！800多万字的著作！邹老师十分感叹地说，爸爸去世时49岁。他真正参加工作，从事写作的日子是从1922年到1944年这二十多年。800万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

还有呢？那是爸爸的人格魅力！爸爸是个性格很活跃的人，是一个幽默发噱的人。他有信仰有追求，在白色恐怖的时候，他也懂得如何去同新闻审查官打交道，通过曲笔发表自己的进步主张，有时候，改一个标题就能通过审查。这就是爸爸的聪明之处。爸爸早就懂得“与时俱进”了。爸爸的文风是很鲜明的，通俗易懂，非常讲究辩证法。还有，生活书店的经营很值得研究，那种股份合作制，能够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的管理模式，到今天一点也不落伍。爸爸和普通老百姓心相通的，对读者是真情关心，把他们当家人，回信推心置腹帮人家分析，解决问题……

是的，太多了，韬奋先生的经历和事迹，他的思想，就像一座金矿，有待我们去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