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上海有个荣康别墅

嘿嘿，其实呢，现在荣康别墅还在，不过经典的故事都应该以这样格局开头：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和小和尚，有天，老和尚讲了个故事……

上部

荣康别墅的故事也是这样开头：从前上海有个荣康别墅，清朝的末代道台（相当于上海市长）的小儿子，在道台位于虹口的公馆被日本人霸占后，碾转至此，用了七根大金条，顶下了其中三层楼一栋。

_{荣康别墅   孔轶 摄影}

当时不兴什么签约或契约，顶下来的房产就是你的了。常熟路那片六排弄堂建立于1939年，是介乎于石库门弄堂和花园弄堂之间的新式建筑，统称荣康别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连体别墅，十栋是一排，弄堂自然形成。底层是客堂间和吃饭间，后面是厨房，还有小洗手间，起居室有门通向朝南小花园的前门，朝北的厨房和楼底各有一门。朝南的二楼三楼各有两个卧室，三件套的大浴室，所谓的洗脸盆，抽水马桶和浴缸的组合。而厨房上面的亭子间，通常二楼辟作佣人间，三楼是箱子间，上海滩就是喜欢用上只角和下只角的来划分区域等级，其中上只角就是荣康别墅那种带抽水马桶阳台落地玻璃钢窗设备的住宅区域。最初弄堂里的居民很少，每栋一户，道台儿子他们家还能在弄堂里停汽车，还有一辆自用的黄包车。

_{唯一留下当年荣康别墅的一张老照片，作家的爸爸当年还是复旦大学的学生，课余踩着自己的黄包车，拉着妹妹们玩。}

解放了，无论多少金条抵押的房子，都归了房管所，住在里面的人都要付租金。好在，随着岁月的进程，真正在十号常住的，只有道台儿子夫妇，及他们两个儿子，收留的乡下本家孩子，佣人以及四位孙女小囡，那时候道台儿子也因为好医施善被邻居尊称为爷爷了。

房子归了公家，当然要配合政府安排，解放后居住面积在人均三平房米不到就算困难户，家里面积多一点的，就会被劝说腾出一间两间让给困难户居住，爷爷家的底层吃饭间就是这样给了某一家困难户。到了“文革”，人心激进，看不惯房管所慢悠悠的工作态度，纷纷自己行动，看到哪层自己喜欢的房间，就直接搬进去住了。道台家因在清朝末年不知好歹地经商了，在黄浦江边盖了座两千人的纱厂，这是大资本家的铁证呀，所以在精神批判之后，劳动人民要改造你的呀，还能让你住的那么舒服？一阵骚动之后，爷爷家只剩下最小的四间房了。当时家里有八个常住户口三代人，佣人只好回家。

_{信报箱   孔轶 摄影}

人丁兴旺，弄堂里也热闹了起来，每年的夏天，弄堂几个女小囡都喜欢每天一早聚在一起，扬脸朝最后一栋楼的四楼天台嚷道：爷爷，爷爷，喇叭花。随着清脆的叫声，天空中果然纷纷扬扬地飘下了五颜六色的小降落伞，小囡们惊呼着去抢夺，然后互相比较着战利品的美丽，没抢到的，只好扬起脸，再一次呼喊起来：爷爷，喇叭花。那就是那个年代中和美接触的开心时光。

爷爷家的小囡很羡慕其他人把晚饭都搬到弄堂里，不像自己家里规矩老大的。有对面十号的叶家姆妈，她当时的工作很令人羡慕，是对面南华新村小菜场做的，当然辛苦是要很早起身，但是在那个配给的年代，有票子也不一定买得到小菜。要老早老早去排队的，记得爷爷家的烧饭阿姨，总是在吃饭时讲，这个豆腐我四点钟起来才排在前头买到的，但买到了豆腐，肉又买不到热气的了。

值得一书的荣康别墅一景是十号门口的那口井，曾发生了很要紧的功能，排长龙排队拎水，不是干旱，而是一种免费的消暑乐趣。人们常常把西瓜吊在门口的水井里，之后吃的时候就和冰过的一样。再用井水冲洒弄堂的地面，到晚上，就是乘风凉的大好时候，那时候，人人都睡在露天，男人们还赤膊呢，女小囡们当然也有理由在弄堂里和小朋友“嘎三胡到老黯”（闲聊到很晚），很多时候也是探讨弄堂里有隐密刺激的八卦。

_{十号门口的那口井   孔轶 摄影}

七号有一右派，老是被罚扫弄堂，当年不懂事的小囡们还躲在一边对他指指点点。他姓陆，很有趣的，他的女儿嫁进了十号，嫁给了就是爷爷把客堂间让给的林家阿四头。当时是大新闻，因为林家大嫂和陆家不对头的，好像结婚后阿四头也不和大阿嫂来往了。

阿四头长得一表人才，又是复员军人，他给小囡们印象最深的是早上用盐刷牙的，后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牙齿可以如此的白。

居然有房子有卖相的复员军人讨了右派的女儿，弄堂里就传出了陆小姐是狐狸精的之说，关于这件事小囡们都发誓没有讲过。陆小姐后来养了姓林的儿子，可能她在十号也不怎么愉快，和二楼王家也吵过，当然不是为了政治，而是因为厨房间公用地方之争，那个年代，是家常便饭的事。陆小姐后来和阿四头调房子搬走了。

上海人的弄堂文化，在外来西方文化长期的淫浸中，有了变化。为全国男性一族最为不齿的上海男人的妻管严，其实主要是受了Lady First的影响。西方男人对女人是宠爱的，上海男人对女人的宠爱当然不是具体到开汽车门，而是体现在做家务中了。九号的张小囡的老公，邻居们对他的最深印象是每个周末都要把一个人都很难托起的大大木盆里，洗出可以晾满几根竹杆的爱心衣服。尤其是洗床单，拧干的时候需要两个人各站一头，拉开拔河的架势，往不同的方向用力，才能拧干。但张小囡的老公不舍得老婆用力，他拉开马步的架势，独自一点点用双手拧，拧干部分就往自己的肩头搭去，整个床单拧干了，他的头也埋在被单里了。

在弄堂当中，5号附近，有一个大米汤缸，大家都把淘米水和吃剩的碗里剩菜倒在那个缸里，据说在运去农村喂猪，其实那个方法很好。“文革”之前，爷爷的老伴奶奶还是居民小组长，记得奶奶老是要值班拍苍蝇，拍死的苍蝇尸体还要装在塑料袋里上交的。奶奶老是站在那米缸旁边，她说那边苍蝇最多。

那时候，夏天还流行烟熏蚊子，家里不准留人，用街道发的药放在一个盛器里，点燃冒烟，把门窗都关死。大概熏一个小时，就可以回家，小囡们蛮欢喜的，因为那晚弄堂里肯定特别热闹。

可以用时间飞逝来形容弄堂的变迁，走的走，留的人也很多。爷爷奶奶早就作古去了天堂，他的后代孙女小囡们都出国了，正所谓，人挪活，树挪死，就同当年谭盾得了奥斯卡金像奖后回到他以前在纽约讨生活的教堂外面，当年的同伴还满足于二百美元一天的卖艺生涯一样。爷爷的一位孙女小囡在海外兜了一圈，居然混成了作家，要知道在上海她因为脚疾，未能通过高考的健康检查而被拒之门外，现在脚残疾的人，只要你分数够，就可以上大学了吧，生不逢时，讲的就是这种无奈。

_{爷爷的年长的三孙女们在自家门口和表哥们合影，最右的女小囡，长大了成了作家。}

那天，作家一进弄堂，看到八号楼下的叶小囡一如以往，坐在小凳子上，在弄堂的中央，看起来，她这动作五十多年不变。奇怪，她看着作家仿佛不认得，作家上前问：“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十号的琳琳”，她才如梦初醒，原来她中过风，不过恢复的很好。在她的口中得知当年抢占作家出生地朝南大房间的王姓人家，现在还是三代同堂地挤在那24平方米的屋里，叶小囡也同是，三代同堂。作家是看着她从一个姑娘家结婚，现在孙子都读小学四年级了，她的屋子的比以前更简陋黯淡，她说，上海的起飞，物价的飞涨，令他们拿一千多元退休金的人如同雪上加霜。九号底楼的张小囡恰巧在家，69届初中生的她，已经白发苍苍！她倒是一眼认出，高叫着作家的名字，夏天我们晚上坐在一起乘凉，常常讨论怎样在云南她插队的地方掀起文化热潮。算来也有四十年的时光，往事不堪回首，时光飞逝依旧。留守荣康别墅的老小囡们问作家，香港、美国的生活怎样，作家这样回答：哪都是生活，有好有差，像她们儿孙满堂，近在眼前，已经是天大的好福气。”

离开了老房子，作家的确去查了一下荣康别墅的房价，哇塞，五万多一平方米可以顶出去，要知道，作家离开荣康别墅的时候，那四间小小的房间，只要付76元房租，那时上海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工资，是一口价，36元万万岁的当口。但是，但替叶小囡想想，就算她那间客堂间有20平方，也换不到什么可以容纳她三代人的居所的对伐？市面上的房子，附近的，没有500万好像买不到三居室的，哪怕二手房也不行。

下部

上海人万万想不到的，上海再次在世界人民面前崛起，不是靠马勒别墅，不是外滩几号到几号，而是过去上海人最看不起的浦东，这在上海上只角下只角都不可能沾边的烂泥地，居然遭到世界五十强的青睐。不过上海人很快发现了秘密，在金茂凯悦七十六楼，躺在浴缸里看星星的乐趣，毫不犹豫地马上把外滩迷人灯光下的景色收为己有，一种胜利者的骄傲悠然而起。

上海人沉着地接受时光带来的变化，但骨子里依然保持着固有的矜持。就说跳舞吧，中国人的广场大妈舞，跳出了国门，风行一世，虽然跳到纽约时受到美国警察不中国式的对待，舞者被带去了警察局。上海人跳舞分层次的，锻炼身体的广场舞有，交际生活的茶舞也有，如果不知道上海有个青松城的就out了，那里有音乐伴奏的茶舞，也不贵，每人入场25元人民币，当然类似的舞场很多，还有晚上酒吧里的闻乐起舞，那消费各有不同，但要说到最正宗的呢，就是要在上海百乐门舞厅跳舞，280人民币一位，二位起算，现场乐队伴奏，吃喝另算。通常先生太太们都要请个老师（也就是伴舞）的才算上档子。伴舞老师价钱有二百五到八百不等，跳得是标准的社交舞。有一年作家的美籍德裔老公，就在惊天动地的感叹声中坐在百乐门舞厅内动都不敢动，怕自己自由式的摆身运动诋毁了百乐门庄严的华丽辉煌。

当然，那是忽悠老外的。另一年，作家和同在美国的堂妹，紧跟着自己的老克勒长辈爷叔，去玩了一次百乐门，老克勒，最简单的注解就是精通吃喝玩乐的绅士。当天，克勒爷叔头发梳得铮亮，笔挺的有缝的哔叽裤子下面，一双铮亮的皮底尖头皮鞋，这才能在舞厅的弹簧地板上有所呼应。他一拖三，从头跳到尾。虽然两个侄女已经全盘美国化了，一穿运动鞋，一着拖鞋，但没有妨碍老克勒的兴致，因他知道，两个侄女全然懂得这场舞的精华所在。上海人就是这样，可以在并不得体的环境中，保持自己的极致。陈丹燕在她的《上海的金枝玉叶》中描写的一位被扫地出屋的贵妇人，用铝质饭盒在煤球炉上烘制外国蛋糕，物质差了，精神永远不倒。这就叫会生活。

即便在空气最容易凝固的破四旧的红色恐怖中，上海人可以关紧门窗，拉上窗帘，在床底下拖出马上要散架的老式唱机，放上黑胶唱片，闭上眼睛，让命运交响乐的铿锵声，毫无顾忌地在空气中回荡！

上海滩在是在90年代后飞腾的，因为那时作家已经离开了伟大的祖国，绝对没赶上，这三十年间，腾飞成怎样了呢？作家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要比上海滩所有的高层建筑物叠上去，还要厉害。话说，作家现在居住地是全世界人民公认的，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美国加州硅谷。这里先要有个注脚：住在最富有地方的人，不富有的大有人在，例如，像作家那样，在硅谷没有自留地的以卖字为生的假农民，也是因生不逢时，但每每要回答很多硅谷富翁从上海回来惊异的发问：上海人怎么这么有钱？请客不问价钱，吃剩不带打包，出门行头一日换几套，家里除了自住屋，还有三五七栋出租？很明显，他们被上海人的作派惊倒了。

上海人有钱分四类致富，这是作家多次往返硅谷上海明察暗访得来的答案。一是靠房子，例如，不论以任何理由离开老房子，哪怕在海外流浪也好，可老房子却因为没人住可以出售，尤其是当只有使用证的房子也可以买卖的时候，钱就来了。很有上进心努力工作的上海人，当年是可以以劳动先进升职来得到单位奖励的。只要有了除了自己居住之外的房产，经过这三十年房地产的腾飞，你不想变百万富翁都难。二是靠教育。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海人，进入法律、会记等管理阶层的，工资都很高，尤其是上海是个外企最早和大范围进入的城市，几十万年薪的人不说多如牛毛，手抓一把，也会掉下三五七九个人来。三是海归人士，从海外带回的资金。改革开放后，去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人不少于去美利坚的，他们即便没有拿个博士文凭回来，但外汇一定是赚够了，足以开店做生意才舍得回到老家的。最后一种，也是最早下海的，当年做小生意起家的万元户，他们以财换财，利滚利，利达利，不是高利贷那个利，而是利益带动更多利益的意思，千万别误会，否则作家回不了家乡了。

有人会说，这种状况全中国都有，那为何硅谷富翁偏偏被上海人惊倒？那你就有所不知了。上海人，是十里洋场熏陶出来的，早就有了一种意识，以本位制约洋务，就是吸收了洋人的东西，整合之后便成了自己的了，然后拿出去招呼人，对方一试，似曾相识，不便反对，不认识部分，很容易看为比自己高等，只好从了，要不怎么那么多西洋的江洋大盗反把上海认作是冒险家乐园呢？！

作家的妈妈几年前买了车，她的好些朋友都买了车，为了舒缓叫车难的困境，主要是用来交际应酬之用，如出去跳舞，打麻将，和朋友吃饭什麽的。请个司机，月薪在一千五至二千。

以前，普通的上海人一辈子只有三次坐车的机会。一次是结婚的时候，另一次是生完孩子从医院回家，再有一次就是死了之后睡殡仪馆的车了。从坐轿车是一种极端奢侈的行为到老人家也可以请司机来开车，这在香港和美国都是非常有钱的人才能考虑的事，不能不感叹上海真的今非昔比了。

前两年，作家的父亲回上海，经过荣康别墅时,突然想起几十年前居委会主任王宝珍。他弯进弄堂,走到104弄2号的后门,看见一位老太，走到她前面,看了看,“应该是王阿姨呀!”王阿姨看了他几秒钟，高兴地站起来，认出了！他们到屋内聊天，王阿姨当时已92岁,记忆力好,思路清晰,动作相当灵活.作家爸爸对王阿姨说,“天翻地覆的时期,多亏你的特别照顾，我们全家少吃很多苦，感激不忘。”阿姨则说他们家的人都是善良厚道的，当年一些事她都记得。是的，当年爷爷收留了几十年的同乡人，为了把爷爷家的一间房据为已有，竟打官司胡说被剥削了几十年，是居委会不避嫌疑，挺身作证，才让这位可耻的原告败诉。得已，还灰溜溜地从此在荣康别墅消失了。

现在的居委会也在为居民做好事，就在荣康别墅所在的静安区华山街道，有一项为老人的美食服务，每天大概十五元左右，老人们就可以领到二菜一汤的健康饮食。还有就是，不想买车的老人，如果身边又无子女同住，可以享受特别的叫车服务，只要在居委会登记后，就可以领取一个神奇盒子，每当要车，就按钮一按，一位美丽动听的女声就会发问：阿婆/阿伯，想去哪？只要说目的地就可以，因为盒子里记录着他们家的地址，于是乎，五分钟左右，一辆出租车就会停在你家门口。当然，如果需要有人清洁，或陪伴上医院，盒子里好听的女声都会一一给老人们解决，就像是不露面的传说中的田螺姑娘。

总的来说，上海人是识时务的。虽然很早的时候，弄堂里的小囡们都莫名其妙地喜欢调侃外地人：外地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不来，米西米西炒咸菜。但现在，当全国人民都一窝蜂地涌来上海奋斗的大好日子里，上海人百分之九十九的孩子，都不说上海话了。

不幸的要算是上海早去海外谋生的人，回到上海，高楼飞起，高架飞建，找不到北了！问路吧，人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当克勒爷叔的美国侄女在15路电车上听到说沪语乡音的女生报告：华山路常熟路到了。她才敢确信自己是在上海，荣康别墅就在前方，她，泪水盈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