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凤凰”共舞 ——“十二生肖”的巴黎首秀

_{《十二生肖》演出进行时   上海杂技团供图}

一位法国商人的“上海忧虑”

2013年的9月，刚下过雨的上海，空气粘稠。一位住在上海的法国人，望着窗外近在咫尺的上海马戏城，额头上也是一片“粘稠”。两个月后，已经签约的上海马戏团，将赴巴黎演出。在上海举行的项目“验收”会议上，这位法国人说：“我非常渴望能在巴黎呈现一台代表上海水平和现代马戏的晚会，”随着话锋一转：“巴黎不是上海。”结束语非常严肃：“我想讲的情况是很严重的”。

上海方面的回答是：“我们会举全团之力做好这次合作。”。

这位法国人名叫阿兰·巴士里，身份是法国演出商巨头。上海作回答的，是上海杂技团团长、上海马戏城有限公司总经理俞亦纲。

每年秋冬，当雪花飘落，炉火腾起，圣诞钟声临近，整个欧洲延续百年之久的秋冬“马戏演出季”就开始了。巴黎是演出重镇，从岁尾的11月中旬至次年1月，有十几台大型表演秀在巴黎郊外Vincennes森林安营扎寨，个个有备而来，家家奇招迭出。其中，法国演出与大型活动公司麾下的凤凰马戏推出的杂技晚会，是全城瞩目的焦点。

法国“演出和大型活动公司”全称为SOCIETE DE SPECTACLES & EVENEMENTS，作为品牌演出公司，其经济实力和市场份额占有力在法国业内雄踞榜首。“杂技晚会”先在世界最大马戏棚，能容纳五千多为观众的凤凰马戏棚里演出，随后在法国及瑞士、比利时作巡演。年近七旬的阿兰·巴士里的口头禅是：“在巴黎，人家不来看你的演出，这日子就过不下去。”

应允合作的俞亦纲心里明白：即将参加赴法演出剧组的大部分演员，是从沪西文化宫驻场演出团队中调来的。这个既是“团”又是“宫”的演出组合，其演出和经营似在给人一种“机制混杂”的印象。俞亦纲面对两个难题：一，当下演出队伍缺乏国际舞台演出经验，根据合约，在巴黎演出两个多月，共计70多场，接下来要在全法境内和欧洲法语区巡演，体力强度很高，很难预料不出现“情况”。说得容易，希望全体演员在异国现场迅速成长、成熟起来。但这事情想起来就有点玄乎，上海的苗，移植到欧洲的地里，还要茁壮成长，谁能作这个保证？二，以往与外方的合作，上海杂技团只要按部就班地上奉献“绝活”就行，演一场挣一场的演出费，类似摊贩出货，卖掉一件是一件。这次“与国际接轨”，上海杂技团与法方公司共同制订商业演出方案，其中包括重新设计节目，连演两个多月，那就是“大中型企业批量化的订单生产”；在经济收益方面，中方拿商谈好的固定酬劳，且这份收益的数额，超过了以往到法国参加演出的中方杂技团收入上限，这无疑是在表示法方的姿态：我们已经开出最高的“收购价格”，且看中国人将以怎样的姿态来提升“走红毯”的眼球效应。

第一个是人的问题，第二个是钱的问题。法国商人的额头“粘稠”，滴沥着汗水，是有原因的。

从黄金地段到“荒凉乡下”

上海杂技团的瘫痪，在那个辽远的“文革”年代，是当然的事情。

1971年，为准备招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以及美国尼克松总统，周恩来总理直接指示，上海人民杂技团恢复正常排练。下一年的2月，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华的美国总统夫妇观看上海杂技团的专场演出。那个日子，后来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这话的口气说得太大了，杂技表演哪有改变世界的功能？事实是，小小杂技团的命运被世界改变了。具体地说，就是上海杂技团借此开启了中断多年的招生，以扭转杂技人才几近断流的颓势。

所谓“招生”，是到全市各所小学去“看”去挑。在教室里，安排一群孩子做游戏，首先看长相俊不俊俏，讨不讨喜欢，这决定了以后站到舞台上有没有“观众缘”。其次是看身材，也就是看形体和骨架，主要看手脚骨骼的线条直不直。第三看机变能力，也就是“胆子加灵敏度加判断力”。

从上海的10个区、10个县挑来60个学生，男女各半，最大的12岁，最小的8岁，组成一个训练班。后来当上了副团长的蔡荣华，当年是静安区一小的孩子，才刚满11岁。1972年10月，孩子们走进新华路的上海杂技训练班，过上新的集体生活，也早早尝到了练功的艰辛。在孩子记忆中，天天有人“吃生活”，也就是吃苦头。“练功苦，老师凶”，谁“偷懒”就可能在屁股上挨上一下，俗称“竹笋烤肉”。训练房里，不时地会从角落里传出小孩的哭声。一年多过去，班里就有3个身体条件不错的孩子，被家长坚决地领回去了。

手脚受伤是家常便饭。去医院打个石膏，回来照常训练，手坏了练脚，脚坏练手，左手坏了练右手。蔡荣华就曾经手腕骨折，后来又脚腕骨折。他不想让家人担心，星期天父母来看望，他先把石膏拆掉，等家人走了再给自己绑上。

时光艰难，经岁月雕琢的这些孩子，到了能够上台演出的时候，恰逢“文革”结束。付出有了回报。蔡荣华“刚上班”的工资是36元人民币，比工厂学徒的要高多了。他第一个月领工资，与全家人的收入凑在一起，买了台红梅牌12寸黑白电视机。在邻居的羡慕中，蔡荣华感到一份“经受风雨就有彩虹”的满足。更为旁人羡慕，是作为当时“中国文艺界标志之一”的杂技团，经常有机会出国演出。在当年的年轻演员眼里，这是“一份相当大的福利”，挣外币，买洋货，那是“上海人再有钞票也没法买到的原装进口货啊”。

1980年，上海杂技团首赴美国纽约等6个城市商演，开中国文艺团体出国商演之先河。第二年，上海杂技团组织 70人东渡日本巡演4个半月，走了20多个城市，从最南的冲绳到最北的北海道。这次日本之行，蔡荣华带回一台三洋牌14寸彩色电视机。团里几乎人人都采购了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托运回上海。

经多次出国演出，家里进口电器也渐渐配齐，1986年，蔡荣华再度赴日演出4个半个月，买回来一台全上海罕见的踏板摩托车。他骑车上下班，被一交警拦住，为的是看一下这辆“豪”车。那时，一个杂技演员在日本演出一天的生活费是6000日币，折算成人民币，相当于当年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

出国演出让演员个人尝到甜头，也为杂技团的后续发展迎来了活水。1988年，中国第一所培养杂技人才的专业学校上海马戏学校诞生，启动资金中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杂技团出国商演挣下的外汇。

老上海人都记得南京西路上又名“风雷剧场”的上海杂技场。这座大型圆顶建筑，每晚的大型霓虹灯招牌吸引着来往行人。大凡国家元首、政界要人莅沪访问，必到此观看杂技晚会。到杂技场此看杂技，去豫园吃小笼、淮海路买皮鞋，成为了抵沪游客的“标配”。

那是上海杂技人怀念的黄金时代。“那时生意真好，周边黄牛都靠我们发财”。偶尔，关在杂技场后面兽笼里的马戏动物“伺机越狱”，猴子翻窗，小狗翻墙，甚至曾有一只老虎冲出兽笼，幸亏及时捉回，要不就“流窜”到南京路上去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演出界迎来的是“名利双收”的黄金岁月，演员们迎来自己的第一个艺术高峰。

1984年，第一届全国杂技比赛在兰州举行，上海的《大跳板》获总分第三。同年，同类型节目《跳板蹬人》参加第十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获得摩纳哥城市奖。1987年，第二届全国杂技比赛在上海举行，上海杂技团囊括了杂技、驯兽、魔术三项第一，《大跳板》获得金奖，成为上海杂技团的保留节目。

饺子再好，也不能顿顿吃，好日子总有到头的一天。90年代，市场经济激活了千姿百态的文艺演出，杂技表演的“老一套”光彩寥落，在最凄冷的时候，风雷剧场租给了商家，成为卖羊毛衫的铺面。“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1995年，这座著名的地标式建筑被拆除了。

上海杂技团整建制北迁到闸北区的共和新路。搬家后，杂技团面临的是“荒凉乡下”。“那时一号线还没有延伸段，高架也没架到这里，夜里一片漆黑，一星期只在双休日演出两场”。

“苦练”两字不再是唯一台阶

上海杂技人在经历阵痛，外面世界的同行们也不安宁。如何走出“套路”，赢得新的掌声和票房，是同一难题。

在平行的时间段里，1974年，摩纳哥大公雷尼埃三世创办了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秉承欧洲古老传统的杂技马戏血统，迄今依然是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际杂技艺术节。1977年，法国演出与大型活动公司创办“明日”世界马戏节，该节每年1月下旬在“凤凰马戏棚”举行。“明日”马戏节以“艺术审美”为首席标准，奖掖节目编排，鼓励马戏艺术呈现多样化，这被约定俗成地称为“新马戏风格”；并坚决摒弃动物保护人士反感的驯兽类节目。如是，在杂技马戏业的躯壳里，有“传统”与“明日”两颗心脏在同时跳动。

1984年，也就是上海杂技团的《大跳板》获得国内第三名而不甘心的这一年，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两个街头艺人，创办了一家娱乐公司，起名叫索拉奇艺坊。凭借“马戏艺术和街头娱乐颠覆性的戏剧性组合”，所到之处引起潮水般的轰动。富有蓬勃生命力的演出被称作“太阳马戏”。

太阳马戏是欧洲“明日”风格的杰出代表，后来到上海杂技团来洽谈业务的法国人阿兰·巴士里，就是明日马戏节的评委会主席。这位年近七十的巨商，自身麾下的凤凰马戏，当然也属“太阳风格”。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太阳马戏融歌剧、花样游泳、马戏、魔术、芭蕾等艺术形式于一体，还是马戏的那些技巧，还是杂技的那些手法，技术难度并不高，然而场面大，演出效果惊人。与太阳马戏节签约的80多个国家的杂技演员，内中不乏华人，内中就有飘洋过海来讨生活的前国内院团演员。

经历了十多年摇摇晃晃的日子，在新世纪初，俞亦纲出国考察。耳闻不如眼见，他被“太阳马戏”的火爆而震撼。太阳马戏有很多著名作品，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奢华酒店百丽宫驻场演出的《O》秀，票价近两百美元，场场爆满，头几排位子还要提前几个星期预订。《O》秀从头到尾没几句台词，依靠肢体语言，将剧情演绎得天衣无缝。演员表演精确到位，舞台设计、音乐声效、桥段处理，旨在体现人类幻想的恢弘与壮丽。太阳马戏具有“灵魂魅力”，时而流露出对小人物的同情，充分表达一个小丑含泪的笑，时而描摹爱情的绝望，让天空巨大的船只为之燃烧毁灭。

如何让杂技马戏给人看出丝丝缕缕的哀伤，这是中国杂技界从来没有设置过的“课程”。

中国杂技难度高，给观众观感最大的震撼是化险为夷，“安然无恙”，这样演出形态，当属传统范畴内的最优秀作品。脚下已是新的世纪，俞亦纲明白，全球杂技业界同时跳动着两颗心脏，那就意味自己的道路只能是：老牌竞技不可放弃，潮流涌现亟待跟进；既要立足国内，更要走向世界，国际演出市场对“新马戏”的青睐，这决定了上海杂技团再不能躺在旧的表演套路上睡大觉，“我们的演出观念和美学境界已经落后了，我们还在苦练，人家已经巧练”。

团长俞亦纲在咀嚼“方向”，当了24年演员的副团长蔡荣华考虑的是“出路”。

_{钢丝独轮车——羚羊  吴越 摄影}

杂技演员的台上生涯，非常短暂。“如果一直以‘难’字挂帅，中国杂技的发展肯定萎缩。杂技这个行当，对人的身心是有影响的。一些演员身体有伤，女演员练蹬人节目，个别动作需要蹬到肚子，这样的10年下来，会妨碍正常生育的。类似的节目、技巧，必须淘汰。还有，因为一成不变，再难的节目人家也会看腻。没有故事，没有新的内涵，就是个天桥卖艺的形态，有谁再愿意买单？”

“苦练”两字，曾经是荣誉和成功的基石，概括了中国杂技节的昨天；而当下，它却不再是艺术和效益的唯一台阶。

创造“上海水平的现代马戏”

年轻时的俞亦纲是一名空军地勤兵。这段职业经历让他惯于打量飞在天上的事物，他也知道，“遥远”并非不可抵达。

考察回国的俞亦纲，当然地感到了距离。曾有人说，中国杂技就像遍布长三角、珠三角的外贸工厂，给人家贴牌制造产品一样，中国杂技演出队跑遍世界，挣的也就是一点“made in China”的演出血汗钱。这还是好的，俟世情世风更变，人家演出内核的寓意已经远远递进，观众欣赏口味大大改变，中国杂技“过硬”的技巧，居然已经无牌可贴。2005年，三思而行的他，主动向上级主管单位SMG即上海文广传媒集团，提出改革建议；然后北上首都，“联络”文化部所属的对外演出公司——中演公司，陈情现实利弊和可能的前途之路，三方组建项目公司，启动资金是向银行借贷1000万元人民币。

跻身在新旧之间，上海杂技团派员远涉重洋，引进加拿大“太阳马戏”班底中的几位外籍编导，来策划崭新节目的结构框架。这个后来命名为《时空之旅》的演出，从一开始，就往中国传统杂技的血液里注入了“太阳马戏”的基因。

《时空之旅》在2005年首演。形式也是内容，这是头一次。在演出票面上，《时空之旅》前面的定语，既没有杂技，更没有马戏，被冠以了“多媒体梦幻剧”的名称。在广告牌上，这台节目就用了一个“秀”字来概括。这是上海杂技团第一次启用“秀”的概念：“秀一个上海给世界看”。卸下“卖艺”的面目，“报幕—挨个表演—谢幕”的舞台流程从此隐身。整台演出用讲故事的形式，融杂技、舞蹈、戏剧、音乐和多媒体技术于一身，采用声光电技术，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观赏冲击。

《时空之旅》每晚在上海马戏城准时开演。从2005年首演至2013年9月，演出票房收入突破4亿元人民币。《时空之旅》的横空出世，成为一个艺术创新话题，更是一个市场经营话题，成为上海新闻媒体和文化节的关注焦点。

资本嗅觉具有这个世界最高的灵敏度。上海同行的成功，引得巴黎商人闻讯而来。

自1994年起，经中国驻法国使馆文化处牵线，法国演出和大型活动公司开始了与中国杂技界的合作。法国公司每两年在本土秋冬的“马戏演出季”里，举行一台中国杂技晚会的演出。15年来，已有中国沈阳杂技团、广州杂技团等6台节目，在“世界最大的，能容纳五千多为观众的凤凰马戏棚里”上演。法方与上海杂技团签约，共同创排中文名《十二生肖》的全新节目，到时参演。

_{阿兰·巴士里在演出开场前热情洋溢地致欢迎词  吴越 摄影}

这是中国杂技团赴巴黎演出的第7台杂技节目。

凤凰马戏的节目制作，要求灵活而严格。每年，它在世界范围内遴选顶尖杂技团作为“舞伴”，再共同原创一台既具异域色彩而又符合法国口味的舞台秀。凤凰马戏曾与墨西哥马戏团制作的是“雨林历险”，与俄罗斯冰上杂技团推出的是“冰雪传说”。节目成型，凤凰马戏的广告片，就会滚动式地通过各种媒介渠道，反复播放，拽着人们掏钱买票。一年一新，常变常新，这是凤凰马戏半个多世纪来立于不败之地的铁律。

十二生肖是中华“国粹”，外国人不明白这十二个动物与人类有什么血脉关系。所谓文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彼此的不同，也就是区别。在文化区别中缔造人类经验的通感，这就是艺术的使命，也是商业收益的命脉。法国商人阿兰·巴士里深谐其中奥秘，为便于高傲巴黎人的理解和感受，在广告的图文介绍中，他把神秘东方符号的“十二生肖”与欧洲文化语境下的“十二星座”，捏和在一起，从而搭建一座商业演出抵达双赢彼岸的桥梁。

参加2013年凤凰马戏秋冬季汇演的，将有16个国家的杂技团，其中就有加拿大“太阳马戏”剧组，上海杂技团中标“主打演出”，这就明摆着，上海与“太阳”有一场近在咫尺的针锋相对的竞争。这是阿兰·巴士里的一次冒险。阿兰·巴士里在上海的工作会谈，他总是先以欧式的口吻表示问候，紧接着就用“那一张扑克脸”进行毫不客套的细节追问。一轮会谈讨论几百个细节，小至道具用铝合金原色还是漆成黑色，某段开场音乐用唢呐还是用鼓，大至节目排序、人员增减，等等、等等。法国人一丝不苟，亲力亲为。而在每一轮会谈结束时候，他的结语又会恢复含蓄的欧式期待：我非常渴望能在巴黎呈现一台代表上海水平的现代马戏晚会。

俞亦纲当然听懂了这句话：上海水平，现代马戏，水乳融合也好，硬件焊接也罢，“法国老板就等着看上海人的脑子怎样转动了”。

从“震住别人”到“感染观众”

冲撞和协调无处不在。

上海设计的开场白，即遭法方否定。《十二生肖》创排阶段，剧组精心准备了一段长达6分钟的“亮相”，这源自中国式的惯性思维，朋友相逢，行礼招呼，寒暄暖场。欧式舞台上的演绎，没那么繁琐的铺排，在预演合成阶段，法方将之删减到只有1分钟。“法国人认为，一台好的演出，一开场就要立即抓住观众的兴奋感，迅速进入主题。中西文化有差异，无优劣，关键是要看这一场演出面对的是什么观众”。

与亮相的时间减缩相反，谢幕的时间则大大加长。剧组习以为常的谢幕形式，遭到阿兰·巴士里拒绝：不要走动，不要鞠躬，不要挥手，不要抱拳，不要有人“领掌”，不要“板脸”，更不要摆阵型；要的是“原位微笑5分钟”。

上海杂技团人力资源部副主任赵雪把阿兰·巴士里归纳出来的上述几个“不要”，一条一条地翻译成中文，但她一时并不明白为什么“不要”。舞台监督陈姝苗发现，这最后5分钟的法式谢幕，站着纹丝不动，并非易事。无论观众怎么鼓掌，演员站在自己最后的演出位置上，眼睛平静而自信地注视前方，演员最后的结束形态，就是你的谢幕姿势，一切静止：用你的肩膀、你的脖子、你的指尖，即身体的全部，来充分享受掌声和欢呼，享受演出成功的荣耀。阿兰·巴士里要的是阳光神情，中国杂技教练们讲授过瞬间的职业“微笑”，但就是没教过“怎么静止微笑5分钟”。

不止一个演员说，练这样的微笑，比练个新动作还要难。“你试试看，微笑5分钟，肌肉就会不听自己的指挥，就会僵硬，随后，自己的心会动摇”。这个自自然然的“一动不动”，如沐春风般的微笑，所有演员花了1个月才慢慢达到要求。

对于52岁的副团长蔡荣华来说，掌声和欢呼，他早已听得太多。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时读过中国杂技史，了解到杂技原是有“身价”的艺术。“杂技、魔术、驯兽，在古代统称角抵、百戏。唐前，百戏不出宫廷，是专门为天子演出的艺术。宋朝之后，市民阶层兴起，百戏流入民间，在勾栏瓦肆设摊卖艺，一切礼仪就演变得简易、简陋，甚至‘残缺’起来”。巴黎人对谢幕的要求，让蔡荣华感到自己这个杂技人一夜之间的社会地位，回归到了盛唐年代。

25岁的徐滨滨，是从中国杂技之乡吴桥学校引进的尖子。一开始，他也不会笑。随着在巴黎两个多月的演出，他渐渐找到了感觉。作为一个杂技演员，打小走南闯北的他，终于感到自己在巴黎是一位艺术家。“法国观众热情，谢幕三次还不走，站在原地鼓掌，对我们欢呼”，“听翻译说，法国人看马戏和看歌剧的消费差不多，都算是高雅艺术”。

更意想不到的是，一台吸引人的演出未必依靠“讲故事”，也就是没必要详尽交待来龙去脉。新编《十二生肖》不设置完整的故事，只有一个基本情节，就是玉皇大帝依次召见十二个生肖动物。然而，舞台没有出现玉皇大帝，上来的只是卡通造型的生肖动物。事后证明，观众没有“看不懂”。凤凰马戏的制片方通过音效、灯光、人物服饰，把大棚气氛烘托得极其绚丽，人们像是被施受了魔法，运送到一个神幻世界，一切未知，一切正在发生，大家开始“如痴如醉”的一起做梦。

当然，绝活还是要的。每种动物都采用高难度动作出场。丛林中斑斓老虎的腾跃嬉戏，实际是金奖节目“大跳板”的360°旋、直体二周等高难动作的展示。一群小白兔的跃动，其实是“女子车技”翻版。在一面大鼓上矫健翻滚的白龙，也就是在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夺得“金小丑奖”的“男子单人造型”。蛇仙出场采用“绸吊”，羚羊盘角实际是“软钢丝”表演。胖猪和瘦鼠的滑稽转盘，在国内演出的具象是炊事班里的游戏。

赵雪说：“法国人提出修改的地方似乎都不大，但都很准确。这让我意识到，一个杂技节目的吸引力不在于制作方认为它是什么样子，而在于观众认为它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法方的制作节目理念。”俞亦纲的概括是：国内杂技演出还是把难放在第一位，美和趣在其次，总想震住别人，而不是感染观众；最高级的故事“表演”，不必拘泥交代，重要的是要激发全体观众的经验感知和想象，来共同参与和完成“演出”，这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艺术能力。

从容自信的上海风度

阿兰·巴士里确实有赌一把的意思。

凤凰马戏的演出票不便宜，成人票70欧元一张，儿童票能打折，但也要15到20欧元一张。2013年的欧洲经济情况不佳，法国许多家庭已经取消了这笔开支。自当年11月始，至2014年初的演出，能否打响，赢得票房，是压在他心头一块石头。他希望：上海杂技团演出成功，媒体蜂拥，口碑诱人，“人们掏皮夹子的动作会爽快一点”。

登台的日子终于到来。在上海验收会议的两个月后，巴黎的凤凰大棚里已是一片“红色海洋”。入口帷幔是红的，脚下地毯是红的，环形墙壁是红的，5000个座席是红的，头顶的穹窿也是红的。场内红色灯柱交织映照，整个帐篷沉浸在一片梦幻而又煽动的氛围中。活动着的领位员服装也是红的。

观众就座，大多是家长带着两三个孩子的家庭组合。孩子们在翻看演出图册：12种动物围成圆圈，中间被一道“S”形曲线分为两半，两边各有一个点。孩子们的关注点，不是这个中国式神秘的太极造型，他们看到的是两条鱼。也有孩子在问父母，“我是哪种动物”？

中场休息。背着红色小箱的“小贩”们迅速进入场内，拉起箱盖，开始售卖冰激凌。孩子们忙不迭摇起了旁边大人的胳膊，这是西方剧场中最常见的一幕。不少孩子随着父母来到中庭的一块展板前，一个女孩尖声笑道：“我就想属狗，因为我喜欢狗！”一个男孩小声问“刚刚属了蛇”的母亲：“妈妈，你难道不害怕蛇吗？”

作为演出商阿兰·巴士里，通过打造中法文化通感，从而抵达业界利润，此时的他，已经在感受自己的成功了。

上海杂技人也在感受自己的成功。巴黎十二区，首演成功后的每个早晨，身穿红色工作背心的副团长蔡荣华就会走在这条明净的Minimes大街上。经过地铁站，再往前一点儿，有一家烘培房。蔡荣华向柜台里的金辫子姑娘竖起两根手指：“twenty ,bread, this”（20个面包）。姑娘拿出两根法棍。蔡荣华摆摆手：“No, twenty, two-ten, twenty.”（不对，是20根，两个10根，20根）姑娘终于相信她要一口气卖出这么多。排在后面的顾客耐心等待。一位法国老人瞅着中国人红色夹克衫外套背面印着的“phoenix circle”（凤凰马戏）字样，往外蹦出几个英文单词：“You, great, phoenix circle, very good”（“你们，很棒，凤凰马戏非常好”）。

_{演出迷住了大小观众  作者 供图}

捧着两纸袋金黄的法棍，蔡荣华原路返回，走过白色木栅栏，就是凤凰马戏流动帐篷剧场的后台。后台是与帐篷无缝对接的一组板房，窗外的森林里鸟声啁啾。在上海杂技团的厨房里，井然有序地码放着装有土豆、鸡蛋、番茄和青葱的纸箱。国外的葱价格约是国内10倍，所以在当地第一次买回的葱都作了种子，在门外用大盆培土种植，“自产自销”。铁架上是酱油、醋、糟卤和大米，长条桌面上摆着煤气灶和半旧的电饭煲，还有洗净的不锈钢饭盆。

在厨房里忙活的壮汉，是大跳板节目的教练沈为民，凡出远门便兼任伙头军，身兼二职，为的是减少一个人工的成本支出。演员们每人一碗热腾腾的中式番茄蛋花汤，搭配咬劲十足的法棍，便经常是演员们在候场时候的点心。

2014年1月12日，上海杂技团的《十二生肖》在凤凰帐篷剧场演出最后一场。阿兰·巴士里手握上海杂技团的演出成绩单：从2013年11月14日首演至今，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十二生肖》上演76场，观众人数超过35万人次。在整个巴黎大区16个马戏团的打擂战中，选择来观看《十二生肖》的观众人数是最多的，这也标志着在与“太阳”的竞争中，上海完胜。当然，跟在票房数字后面，还有一个属于商业机密的盈利数字。这大大超过了法国人的预料，一霎时他还有点不相信。

他必须表达自己的谢意。中场休息时间，赵雪得到法方剧务传来的消息，她来到后台告诉大家：“待演出结束谢幕的时候，阿兰·巴士里邀请中方所有教练、工作人员和领导，全体上台。”

谢幕时刻，团长俞亦纲、副团长蔡荣华、教练兼大厨沈为民，还有陈姝苗、赵雪、徐滨滨等40多位上海杂技人，挺立在舞台前沿，享受掌声，享受欢呼。阿兰·巴士里手执话筒致辞。法国观众们看到的，是一位同胞、一位演出商无比兴奋的脸庞。对艺术，法国眼光是高雅的，也是苛刻的；应对这份高雅和苛刻，上海杂技人的现场风度是从容和自信。舞台上没有翻译，但所有人都知道，阿兰·巴士里是在说，这是一台原汁原味的中国杂技晚会，自己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上海杂技团，来巴黎做这样精彩的演出，希望将来能够继续这样良好的合作。

向永恒的中国之美致敬

在巴黎凤凰马戏大棚的演出大获成功。对上海杂技团而言，可谓是实现了自己完美的涅槃。然而，事情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只是刚刚开始。

巴黎的成功，关键在于中法同行共同定制的那件“华丽外衣”，凤凰马戏的核心竞争力是它的整体创意、包装和合成。与“凤凰”共舞，对上海杂技团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学习机会，在近两个月的朝夕相处中，在“实战”中琢磨和消化法方的行业规范和制度，更好地理解国际市场，以及自己如何掌握话语权的能力。

感悟的，还有差距。凤凰马戏市场部在每场演出后，都会认真地进行问卷调查，请部分观众填写观后感受，综合后将结果、分析和“整改”意见上报给阿兰·巴士里。演出的“蹬板凳”节目，最后一段是令人屏息的巅峰炫技，但调查结果显示，不少观众看到这里觉得“时间太慢”。法方立即与中方商谈，哪怕取消难度最高的那几个经典动作，也必须把炫技时间缩短。

在演出后请观众填写字面观感，这是中国杂技业界从来没有想到和做过的事情。问卷调查的弦外之音，非常清晰：对诸种“惊险”的对人能力的极限挑战，外国观众并不喜欢，甚至反对。杂技是世界语言，表演有意境高下；内外有别，必须与时俱进。法国家长们最喜欢给孩子们看的，不是“最危险”，而是富有表演性的轻松诙谐的节目。

法国人对第三个出场的《舞空竹》，给予了最高评价。舞空竹是中国民间游戏，演员巴建国另辟蹊径地使用单轴空竹，使其舞动起来呈水平圆周飞行，“行云流水”、“望月”和“九节鞭盘颈”等技巧令人眼花缭乱。根据巴建国的形貌气质，编导将他“包装”成一名头戴斗笠、腰束长带、手执长鞭（空竹），身背竹篓的华夏游侠形象，轻盈飘逸。编导更在场上设置了一个“非杂技”角色：特邀一位“非杂技女演员”出演“琵琶女”。在中国民乐伴衬下，身着旗袍的典雅佳人轻掩慢捻，潇洒男儿灵动跳跃，两人心有灵犀，互诉爱意。这个《舞空竹》是上海杂技团编创得最有新意，也最不像“杂技”的一个节目。

在上海商谈演出细节时，阿兰·巴士里担心，“琵琶女”会抢主演的风头，“巴黎那么多观众没法明白这种安排的文化含义”。俞亦纲对他说：“你放心，绝对相对益彰”；剧团到巴黎，阿兰·巴士里还在“将信将疑”。

任何文化的第一特征就是地域性，“这个节目的技巧不是最高的，但它是一个散发着优雅气息的编排，具有中国特色”。在现场，浪漫的法国观众伸出双手，热烈地拥抱了侠男琴女的迷人场面。高傲的阿兰·巴士里低下头来：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风景。

法国《费加罗报》的评论，则向上海杂技团的巴黎凤凰之行，高高举起了庆贺的酒杯：“向永恒的中国之美致敬”。

_{《十二生肖》演出现场  吴越 摄影}

_{《十二生肖》之蛇魅  吴越 摄影}

_{耳目一新的开场亮相  吴越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