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自己，抽出肋骨当火把——追记法治“燃灯者”邹碧华

从来不说累的他“累了”

司机李小马好像患上了创伤性应激障碍的选择性遗忘，变故发生时的很多细节已回忆不起来。“邹院长发病时，我刚把车开到光启公园门口，离下午2点在徐汇区法院的会议还有10分钟。这之后，我脑子一片空白，只记得闯了一个又一个红灯，跟救护车一样。”

“全都想不起来了。”李师傅红着眼睛，哀伤而无助，突然又有些气忿，“我比他大一轮，老天爷怎么不把我跟他换一换！”李师傅跟了邹碧华6年，清晨上班、凌晨下班是常事，累是累，但他心甘情愿，“邹院长心地善良，路上见到乞丐，会给他们零钱。”

关于那个电话，上海市高院政治部主任、司改办副主任郭伟清很确凿地描述道：“碧华不舒服，吩咐司机‘快叫郭伟清帮我去开会’。司机打电话给了机要室，机要室告诉我，‘邹院长让你代他开会’。”

郭伟清原本要去参加另一个会，接到电话后调转车头。他想起前一天中午在电梯里的对话。郭伟清问：“你是不是又瘦了？”邹碧华回答：“我最近感到特别累。”“休息几天吧。”邹碧华则回答：“明天还有几个会。”

从来不说累的邹碧华突然说累了，但郭伟清并没往深处想。连续数月的高速运转，让“累”变成很多人的常态，司改办的微信群干脆起名叫“五加二，白加黑”。车开到光启公园，也就是邹碧华“出事”的那个路段，郭伟清仿佛心灵感应般打了个寒颤：“不对！碧华做事一向亲力亲为，让别人代他开会，不像他的风格。”

他给李师傅拨手机，只听到李师傅带着哭腔：“邹院长很不好……很不好。”郭伟清直奔瑞金医院急救室。眼前的碧华好像睡着了，但衣服敞着，周围有些凌乱，可以想象刚才发生的一切。“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仔细端详他的脸，感觉有些陌生。他一只手垂着，我下意识想去把它扶好。当我触摸到那只手时，冰冷冰冷的。”一股尖锐的痛攫住郭伟清，“这怎么可能呢！”

前一天，额头沁着汗珠的邹碧华负责接待陕西高院一行，演示了200多页PPT，从2点一直讲到5点，激昂而诚恳：“我们没有保留，司改需要共识，需要全国上下一起推动。”送走陕西高院的客人之后，邹碧华叫住郭伟清：“我觉得应该给年轻人更多机会，咱再想想办法。”恍若一梦，当下却已天人永隔。

2014年12月10日17时20分，冷风凄雨的黄昏，上海市高院副院长、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邹碧华因病辞世。天地无情，人间有义，47岁，如此年轻。

司改设计的大数据支撑

邹碧华和郭伟清，分别担任上海市高院司改办的正副主任，好比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而正在进行的战役即2013年秋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总体部署的司法改革。这次司改是中央第一次自上而下通过顶层设计来推动，是所有法律人实现法治梦想的难得机遇。上海法院作为改革的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更是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与光荣相随的，是那一处处的“险滩”。改革走到今天，已不再是初期的普惠欢庆，而是一场触动既得利益的深层变革。上海作为全国司改排头兵，没有经验可循，没有样板可仿，没有捷径与坦途，每一项改革都是前所未有的突破，考验的是改革者的意志。上海高院随即成立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谁来做司改办主任呢？时任上海高院代理院长的崔亚东想到了邹碧华，“他那会儿已经在法院工作了25年。从书记员到法官，从高院研究室主任、庭长、基层法院院长到高院副院长，他不仅具备长期的司法实践经验和扎实的法律功底，而且在美国专题研究过法院内部机构设置和法官助理制度，对改革有着自己的思考和想法，他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

“组织上信任我，我一定尽全力把它做好。”邹碧华的回答很干脆。

以智力、体力、精力的百分百付出，邹碧华扛起了千斤承诺。司改办的楼层是最晚下班的楼层，6楼邹碧华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有时候，他凌晨两三点才下楼，我都已经眯过一觉了。”司机李师傅说，“他可是连轴转啊，白天最多一次去了7个地方调研，身体怎么吃得消？”邹碧华曾让一家试点法院将200余名法官近5年来审判的案件卷宗全部调出来。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惊讶不已：“把数据拷贝到硬盘上就要4个小时，他怎么看得完？”但邹碧华就是看完了，每天熬夜，双休日也用上。不仅看完了，还做了统计。

上海法院裁判文书层层审批的情况究竟占多少？每个法院的审委会每年讨论的个案数量有多少？领导对审判的行政干预究竟有多严重？邹碧华反对“毛估估”，讲求真凭实据。沉默的数据会“说话”，是改革举措的有力支撑。他带领司改办的同志在全市召开了30多场座谈会，梳理了5大类100多个问题，研究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院管理及法官职业保障制度，历经34稿磨合，制定出《上海法院司法改革工作实施方案》。2014年7月31日，该方案经审议通过。

那天下午，全市司改动员大会之后，司改办的陆伟下班回家。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庆祝本月第一次准点下班回家！”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小荣将邹碧华的作用，比作行船的“压舱石”：“上海司改可行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邹碧华团队都进行过调研分析，让人就踏实多了。”

作为司改一线的探路先锋，邹碧华以无我的境界、无畏的勇气和无悔的担当攻坚克难。他写下一篇题为《知行合一》的文章：“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我必须对党的事业负责，党把任务交给我，我就不再只是我自己了。我的角色要求我必须把推动我国法治事业的进步作为自己的使命。只有实实在在把这种使命感融入自己的内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强大的动力。因此，在这种状态下，无论承受多大的工作压力也不会感到累，无论遇到任何困难也不会屈服，无论处于何种逆境也不会退缩。”

改革是一点一点往前拱的

摆在改革者面前的，是一块块难啃的硬骨头。

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这是司改首当其冲的“牛鼻子”。眼下法院“混岗”现象普遍，有些法官并不审案，从事行政工作，但行政干预审判的事件时有发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将法院今后的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三类，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才，“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杜绝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规范权力清单，保障司法公正。为此，邹碧华提出了“权力运行可视化”，把立案、接待、调查、庭审等多个关键环节用信息化方式晒在阳光下，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紧接着的是法官员额制改革。上海法官数量占法院工作人员的49%，法官员额制改革要按照法官精英化的思路，将比例缩小为33%，这意味着全市将有729名法官不能入额，部分人员归入行政系列，其他的划为司法辅助人员。从法官变成司法辅助人员，进而在工资分配等方面立见高低，这显然挑战了传统职务通道只进不退的模式。谁留谁退？有人劝邹碧华，论资排辈的“一刀切”最为保险，即让助理审判员‘就地卧倒’转为法官助理”。

“一刀切”看似易操作、阻力小、见效快，但“一刀切”也可能会是条后患无穷的“歧路”，目前不少案件的审理工作都是由助理审判员独立完成的，他们实际上已经担当了审判员的角色，而一些执证的审判员，却常年不审案，甚至“武功”尽失。邹碧华不妥协，“做改革，怎么可能不触及利益，怎么可能没有争议呢。对上，该顶住时要顶住，对下，该担当时必担当。一定要设立一个科学的考核标准，让真正胜任审判工作的优秀法官进入员额，不能让那些在一线辛苦办案的老实人和年轻人吃亏，不能让今天的改革努力，变成未来的改革对象。”

“那么，你们会怎么制定标准？怎样科学考核？如何合理设定过渡期？没有进入员额的‘老人’该如何安排出路？怎样给未来的法官留下足够的入额空间？”2014年11月下旬，到上海开会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改规划处处长何帆一连抛出好几个问题。邹碧华的回答透着自信：“你的担心和疑虑，我们也想到了，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这项工作很快就会启动，相信上海一定会给全国法院提供一个很好的示范。”

邹碧华的自信来源于科学的评估体系和可持续的人才管理办法，重头戏叫作“案件权重系数”。案件有难易之分，“案件权重系数”把每个案件的审理天数、笔录字数、庭审时间等元素统统归入换算公式，精确计算出每个法官的实际工作量和审判质量。法官水平的高下，一目了然。

水平高下的后面，跟着的就是法官薪酬制改革。上海法官的待遇原先参照公务员薪酬体系，现在要改为设置法官职务序列，不同序列对应不同工资级别，工资还要和奖金及年金相结合，这些都是“大动作”，光法院自己说了不算，还涉及其他部门。邹碧华将全市法官分布情况、世界各国法官人均结案数、法官辅助人员配比、法官薪酬待遇等进行调研、对比和分析，呈送各职能部门、兄弟法院、人大及政协，为法官薪酬制改革提供决策依据。目前，相关方案已报中央审批。

“案件权重系数”的考核动了某些人的“奶酪”。面对质疑，邹碧华颇有些凛然的意味。在邹碧华看来，“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一个过客，任何一个单位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所以不要去计较。”“在党的航船上，我们要做‘水手’，而不是‘乘客’。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除了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没有个人利益。”他甚至放言：“我把自己在高院的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工作。”

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平记得，两次讨论员额制方案时，各方意见非常尖锐。“邹碧华语气强烈，几乎拍案而起。他还两次到我办公室，详细解释其中利害，带着厚厚的资料，有数据分析，也有现实案例。最后的方案，采纳了邹碧华的意见。”邹碧华说得最多的三句话是，“哪有把船划到江心就弃桨投江的道理”，“改革是一点一点往前拱的”，“背着‘黑锅’前行，是改革者必须经历的修行”。

“做一个有良心的法官”

“崇德尚法，慎思明辨”，走进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新大楼，迎面墙上的八个大字跃入眼帘。这是邹碧华倡导的院训。2012年底调高院之前，他在这里任了4年院长。

邹碧华将这种刚柔并济的工作方法描述为，“不仅要解‘法结’，还要解‘心结’”。邹碧华在主编的《法庭上的心理学》一书中写道：“当事人所面对的是充满人文品格的司法者，而绝非冰冷的法律适用机器。也正因如此，当事人所感受到的是法律对每一个人生命、人格、尊严、情感的尊重和保护，以及法律真正的强大的力量。”

邹碧华走出江西大山，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8年毕业后来到上海高院。看过煤油灯，也看见了霓虹灯的他，打电话把消息告诉家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母亲叮嘱儿子：“要做一个有良心的法官。”母亲这句叮咛在儿子心中重千钧。2006年参评“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时，时任上海高院经济庭庭长的邹碧华动情演讲：“有的案件会有利益的诱惑，这时良心意味着自律；有的案件因为拖延，每天承受的利息损失相当于两辆奔驰，这时良心意味着效率；我必须把法律的精神钻研透彻，因为一个决策失误，会影响上千件同类案件的审理，这时良心意味着责任。我读过很多法学名著，对法官都有经典的论述，但是在我内心分量最重的，还是母亲告诉我的，要做一个有良心的法官。”

一位行动不便的83岁老母亲独居阁楼。2008年9月的一个晚上，阁楼突然失火，地板烧穿，她连人带沙发坠到楼下，葬身火海。第二年3月，60岁的儿子将物业公司告上法庭。相关部门向法院出具火灾原因认定书，指出火灾系室内电气线路故障引起。家属一再申诉，然一审、二审、再审均为败诉。由此，儿子年年上访。

2013年5月，已经担任上海市高院副院长的邹碧华，看到这起经年未决的老案，便主动揽了过来。听完申诉人讲述，邹碧华眼圈泛红，说：“这是多么大的不幸！你提出任何要求，我都能理解，会尽全力帮你。”邹碧华对一旁的信访法官说：“这个案子的判决没有问题。但我们都是有母亲的人，一位60岁的老人为了母亲的事四处奔波，我们不能让他寒心。”

“走，去现场看看，找找突破口吧。”邹碧华来到阁楼走访。经实地勘察，邹碧华跳出“物业公司是否负责”这一信访纠结点，张罗起“分外事”：他联系街道、电力、消防、道路施工等多个部门，大家坐下来，全面分析起火原因，讨论后续安排。申诉人看到那么多部门围在一起商量，相关部门协助他进一步修缮阁楼，梗在心里的那一口气顺了。2014年清明节，儿子在母亲坟前说：“妈妈，您安息吧，这件事已经处理好了。”

对老人如是，听到有个孩子的遭遇时，邹碧华更是心急如焚。铭铭是个不幸的孩子，父母离异，两人抛下孩子不管，铭铭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2009年，不幸再次降临，5岁的铭铭突患白血病。面对巨额医疗费，爷爷奶奶先是想到卖血。他们去血站，血站的工作人员说，血不能卖，只能献，而且你们都超过献血年龄了。他们又想到卖房，可房产证上是铭铭父亲的名字，他好像人间蒸发一样，怎么都联系不上。走投无路的老人走进了长宁区法院。

时任长宁法院院长的邹碧华闻讯表态：“法律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孩子必须要救！”邹碧华立即组织相关专家研究法律条文，找出立案依据，派人埋伏在小孩生父新女友家门口，第三天将其逮个正着。为了抢时间，该案采用“先予执行”的办法，将房产划归孩子，为治疗踌蹴医药费的事情就此获得解决。

孩子的爷爷奶奶商量着该怎么回报，看到电视上说医学研究需要遗体，就签下了遗体捐赠协议，“我们这把老骨头身后就交给国家吧！”2014年岁末，带着两张遗体捐赠协议，牵着孙子的手，爷爷奶奶来到龙华殡仪馆为恩人送行。男孩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个头窜到了1.5米。“邹伯伯，我来送你。没有你，我活不到今天。”

写亲笔信，这个被现代快节奏和即时通讯手段日渐抛弃的沟通方式，被邹碧华视为工作法宝。“他曾用写信的方式化解了一起棘手案件”，长宁区法院立案庭法官徐叶芳讲述道：2009年，某小区因世博会改造统一移动空调外机，一位王姓老人认为，改造后开窗有噪音，欲将建筑公司告上法庭。建筑公司很为难：因为一户反对而重做全小区工程，这不现实。邹碧华带领大家商量对策，为老人提供了两个方案：给予经济赔偿或世博会后移机。老人选择第二个方案。邹碧华连夜写了一封信，并准备了一盒月饼，让徐叶芳带给老人，感谢他的宽容，这让老人十分激动：“你们做得太周到了！”世博会结束后，徐叶芳再次回访，老人说：“收到邹院长的信，心情特别好。现在身体不错，就不要移机了，影响小区形象。”这封信，老人收在一个装宝贝的匣子里。

邹碧华总对同事们说：“把最难的事交给我。”正如他自己所言：“法律既是公平公正的，也是保护弱者的，要用法的精神解决问题，服务百姓。”老上访户则说：“看在邹院长面子上，我不跟你们瞎搞了。”

做事做人，真心真情

如是点点滴滴，既是做事，更是做人，用真心换来真情。2014年12月14日清晨，长宁法院收发室的何勇扛着花圈为邹院长送行，边哭边说：“要是我能代替你去那边，我绝没有二话。”这位在自卫反击战中担任过连队指导员、看过无数战友牺牲、穿过枪林弹雨、三次大难不死的老兵，泪不轻弹，而他的泪水却一次次因邹院长而流。

何勇是2008年6月见到邹院长的。邹碧华到长宁法院上任的第二天，来到了何勇那间不起眼的收发室。在法院干了那么多年，级别晋升却无法解决，像何勇这批社会招干进来的老科员早已做好了“科员做到退休”的准备。“我们一直感到‘低人一等’，没想到邹院长来看我，还叫我‘何老师’。”

2009年12月，邹碧华让何勇对收发室一年的工作量进行统计。一个月后的新春茶话会上，坐在会场的何勇突然听到讲台上祝词的邹院长提到自己的名字——

“在恭贺新禧的同时，我们除了要感谢一线法官、书记员的共同努力，不要忘记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工作人员。像何勇老师，他这一年发放报纸7万份，发放杂志4422本，与法警交换文件3800份，收寄各类信件35600封，处理退信4000封，接待业务庭邮件查询、复印清单2300人次，纠正信件差错近200封，节约邮费760元。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何勇老师鼓掌！”会场掌声雷鸣。何勇站起身，深深鞠躬。那一刻，他泪流满面。

2010年1月27日，何勇57岁生日这天收到一份意外的“大礼”，党组决定晋升他为副科。这好事居然是邹院长为他“跑”政法委“跑”来的，他一次次去找政法委领导，一次次呼吁：“这些老科员看不到任何希望但仍然默默无闻地做事，我们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何勇再一次淌下热泪。

“我们这些‘底下人’，聚在一起就总说邹院长怎么怎么好。”有一位合同工阿姨在食堂滑了一跤，正在吃饭的邹碧华跑过去扶起她，当看到阿姨表情疼痛，便马上安排司机送医院。“那个阿姨后来告诉我，她在车上哭了”，何勇说，“她被感动了。”

在邹碧华眼里，“良心”是突破高低贵贱之分的悲悯之情和道德法则，“做一个有良心的法官”，就像是信仰的星空，照彻内心，时时谨遵。邹碧华将自己的微信起名为“庭前独角兽”。在中国古代，独角兽獬豸懂人言、知人性，高智慧，性情中正，明辨是非曲直，识别善恶忠奸，是公正执法的化身；而西方传说中，独角兽形如白马，诞生于大海的滔天白浪，代表高贵、纯洁和永恒不变的坚定。誓做庭前独角兽，正是邹碧华对母亲“要做一个有良心的法官”最有底气的回应。

我们终将风雨同舟

邹碧华“走”的这天，正好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的48周岁生日。邹碧华比吕红兵小一个月，将近“知天命”的年纪，吕红兵陷入从未有过的哀伤。那一晚，吕红兵的微信朋友圈被所有法律人的追思刷成了灰白色。每一张照片，每一段文字都引起共鸣，触痛神经。

对社会而言，这里折射的是对党的好干部的由衷点赞；对业界来说，这是职业共同体意识的意外动员——职业框架内两个长期存有“歧见”的群体——法官和律师，都发自肺腑悼念邹碧华，凝聚起鲜有的舆论认同。

现实中法官和律师的关系，在现实各种因素的胶着影响之下，并不尽如人意。律师们尊重邹碧华，是因为他先给予了律师以尊重。

2014年11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进行2014年年会，邹碧华作了题为《司法改革背景下构建法律共同体的思考》的演讲。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演讲。邹碧华呼吁：在法官和律师之间建立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良性互动关系；他还传播了一个新理念——法官应该把律师看做老师。“法官不可能在每一类案件当中都是专家，当你遇到一个特殊案件的时候，那个律师就会教给你这个领域的相关知识，所以你应该把他视作专家。”

系统地思考法官和律师的关系，缘于他2000年赴美司法考察期间一件事情的触动：当地一位法官邀请邹碧华旁观庭审。一开庭，该法官就询问双方律师：“我今天邀请中国的同行，穿着我们的法袍坐在我边上，观察我庭审。你们觉得有没有问题？”两位律师毕恭毕敬地回答：“没有问题，法官大人。”然后又很有礼貌地对邹碧华说，欢迎中国的法官大人。开庭开到一半，双方律师言辞的火药味上去了，法官招招手让两位律师过来，压低声音说，你们两个注意一点形象好不好，别吵得这么难看。开完庭，那位法官跟邹碧华解释，法官在法庭上面是不可以当着当事人的面批评律师的，那样律师会很没有面子。我们是一个法律共同体，法官应该照顾律师职业的便利，这是法官给予律师基本的尊重。

这件事情，邹碧华在后来的多个场合公开提起。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反观国内法官时常打断律师发言、呵斥律师的行为，以及律师对法官表面尊敬、内心对立的现象，邹碧华感到忧心：“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治理，将会破坏法治彼此信任的根基，司法公信力也无从谈起。”

在担任长宁法院院长期间，邹碧华主导推出了《法官尊重律师的十条意见》，内容包括庭审中法官不得随意打断律师发言，不应当着当事人的面指责、批评律师，更不得发表贬损律师的言论，为律师预留车位、提供休息区、提供复印设施等细节也都收录其中。

“一个基层法院，能在全国法院系统内率先为保障律师权利出台一个实施意见，这让我们做律师的心生敬佩和感动”。 吕红兵感叹。

时任上海律师协会会长的刘正东记得，当时律师界看到了《法官尊重律师十条意见》后，纷纷给予积极回应：上海律师学院在新执业律师授课的课程中，列入了“做好庭前准备工作，在法庭发言时注意控制情绪，给予法官充分尊重，避免冲突”等内容。

一位老律师从深圳赶到上海开庭，在法庭上一时找不到一份证据材料，急得满头大汗。作为审判长的邹碧华安慰道：“您别急，慢慢找，大家都会等着您。”老律师静下心来，找到了材料。“邹法官真是善解人意”。邹碧华在律师界的口碑广为传播。“律师对法官的尊重程度，表明一个国家法治的发达程度；而法官对律师的尊重程度，则表明这个社会的公正程度。”邹碧华的这句“名言”，很多律师都能背出来。

邹碧华的微博上关注了2967个人，近一半是律师。有人问他：“你不怕律师托你办人情案？”“法官和律师不是对立者，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找到真相。如果我们都有一颗纯净的心，就不会担心这些问题”。邹碧华说，“如果组织层面多交往，那么个人层面就会少来往，公开层面多交往，私下层面就会少来往，工作层面多交往，生活层面就会少来往。”

在邹碧华看来，法官对律师的尊重，说到底是对当事人的尊重，是司法为民的具体体现。正如他在一篇博文中写的，“当法官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法庭内就会建立起一种信赖的气氛。当这样的法官多起来的时候，整个司法就会获得受人尊崇的社会基础”。

邹碧华清醒认识到，法官、律师、检察官、法学教授等法治力量，都是为公众输送公平正义的平等一环，唯有珍视这种相生相存的价值纽带，才能凝聚起法律职业最大共识、重拾社会对司法权威应有尊重、赢得人民群众对依法治国的真诚信仰。

法官与律师这“两个群体”在邹碧华身上求得了最大公约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的答案是：“邹碧华对司法改革的推动，对法律工作者的平等和尊重，对学术的专注钻研，对年轻同事的热情引导，对学生的耐心教导，都令人感动，他无愧是司法改革道路上的‘燃灯者’和前行者。他以一个法官的身份赢得整个法律界的尊敬。”最高人民法院司改规划处处长何帆撰文写道：“虽然大家常常说‘法律职业共同体’，但明眼人都知道，所谓‘共同体’，还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传说。但在碧华离世这天，想象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终于在网络上的各种自发悼念中出现。他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法律素养和对司法事业的热忱，赢得所有人真诚的敬意。即使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一名追求卓越、敢于担当的法官，仍然是受到众人尊重的。”

照亮别人，也照亮自己

邹碧华曾在一次同学聚会后，写下这样的文字：“当我离开家乡的时候，阳光正静静地照着潦河的水面。 白色沙洲上，飞鸟们正自由地玩耍。岸边金黄色的油菜花，似乎透过清凉的空气向我招手，又似乎在开怀地欢笑。那欢笑中有宁静，有智慧，有成熟，也在暗示着秋天的果实。 于是，我不禁想到，生命中最为可怕的，不是青春的流逝。比那更可怕的，是生命热情和诗意向往的流逝。我们已经开始步入到人生的平和、稳定、闲逸和满足的时期。这个阶段，应该开始细细品味人生的韵律之美，像欣赏交响曲一样去欣赏人生的起起落落。”

自北大校园就与邹碧华一路牵手的妻子唐海琳，看到了26年来丈夫的变化，1984年至1988年的4年间，恰逢中国一点点填补法律空白的流金岁月，他们聆听教授们的“立法故事”，感受着法治前行者笃志革新的理想与信仰。“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胡适于1932年6月致北大毕业生的寄语，像穿透晨雾的钟磬声一样穿透历史，赐予莘莘学子以雄心和定力。：“刚走上工作岗位那会儿，他时常觉得累，性子比较急。后来，他的担子越来越重，每晚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却不喊累了，也不急躁了。我弄不懂，他就兴致勃勃跟我解释什么叫‘游刃有余’。我想，这得归功于他的积累。”

1993年，身怀六甲的她把丈夫送上了北上的列车。接下来的七年，邹碧华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读研、读博，后根据组织安排，前往美国联邦司法中心担任研究员。“回来时，他花一大笔钱托运了几大箱复印资料。”无论时间如何流逝，邹碧华始终保持着为理想不懈追求的那份执着。

“不是时间在流逝，是我们自己在流逝。我们流逝了生命，获得了什么”？颇有演讲天赋的邹碧华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既是问人，亦是问己。伴着生命的流逝，他既遨游法学之天空，又仰望心理学、管理学、文学、大数据、信息化之宇宙，既根植中国土壤，又广汲世界养分。

中福会党组副书记阚宁辉回忆，2008年春夏和邹碧华一同在市委党校中青班学习的日子：“他在班上年龄偏小，却表现出高于年龄的成熟和智慧。大家坐一起讨论时，他口才一流，充满思辨，观点前沿，理论功底扎实，又很实在，具有可操作性，大家都很佩服这个‘小兄弟’。他后来做那么多事，以及今天你们这么宣传他，我们这些党校的同学并不意外，因为他那时就已经表现出了优秀的特质。”上海市激光技术研究所所长韩华是邹碧华在市委党校中青班的“老大姐”，她眼里的邹碧华阳光、热情、风趣，擅长与人交流，也能善意直言。让她印象最深的是，邹碧华总要在随身的手提包里放一两本书。班级去延安考察，他一路都在看书，但每到一处，就立即把书一放，掏出相机，给同学们拍照。后来才知，3个月的党校中青班学习时间，邹碧华读了30多本管理学著作，包括德鲁克的《管理的使命、责任与实践》、彼德圣吉的《第五项修炼》，等等。毕业后，同学间经常走动，有一次去邹碧华家，韩华震住了，“他家的书房，简直是个小型的图书馆，法学的、文学的、哲学的、管理学的、心理学的、建筑学……太丰富了。每一本，他真看。”

最高人民法院司改规划处处长何帆在给邹碧华的悼念文章中写道：“碧华大我11岁，却比我们这些人更‘潮’。《大数据时代》《定位》《基业长青》……这些信息化与管理学题材的书籍，最初都是他推荐给我的。他说，‘我们做司法改革，光懂审判业务和法院那点儿事是不够的，你必须及时吸取其他学科的最新成就，可视化、大数据、移动终端……都是未来的大趋势，法院现在不研究、不跟上，将来就会被别的行业嘲笑。’”

如此惜时如命、广泛涉猎，潜心积累，终至游刃有余的境界：他触类旁通，信访、诉调的难点，用心理学、信息化手段化解；他业精目远，成为全国参加合同法、公司法起草的五位专家之一；他舌耨笔耕，既在讲台上传播他的法治理想，又能把从实践中获得的真知，汇成《公司法疑难问题解析》、《中国法官助理改革研究》等十余部专业著作。

对于幸福，邹碧华有着自己的理解：“幸福不在未来。如果你今天没有幸福，明天也不会有幸福；如果你当下没有幸福，未来也不会有幸福。幸福就在当下，就在此时此刻。” 用流逝的生命换得枚枚果实，邹碧华无惧这样的流逝，甚至可以从容谈及死亡，“我希望我的墓志铭上写着‘因为我的存在，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他曾是国家三级跳高运动员，每次体检，各项指标都没问题。但生命却在47岁的时候戛然而止。有人给邹碧华发邮件感慨道：“听你讲课的时候感到振奋，回到工作中，感觉又陷入了黑暗。”邹碧华回复：“黑暗之中，看见一支蜡烛点亮，你会感觉到温暖和光明。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成为那根蜡烛，照亮别人的同时也照亮自己？”

由邹碧华点燃的烛光，正照亮着法治中国的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