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木屋（选摘）

1982年秋，我随着中国作家协会参观访问团去了西藏。结束全部行程，即将离开拉萨时，我提出退机票。

“荒唐！为什么？”

“想到大森林里住住小帐篷。咱们走这一个月也没看见什么树……”

他们火啦，我也火啦！拧劲上来了，挂长途，找上级：“我是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我有去留的自由，你说句话！我死不了！大狗熊不吃我！”

我执意留下来，是因为在招待所巧遇了几位搞林的科学家，这让我想起3年前和女生态学家徐凤翔的一个允诺，萌生了追随去她去西藏原始森林考察、采访的念头。

1979年，我去成都列席旁听一个学术会议。会议重点：是对我国“生态平衡”问题进行交流、讨论。

“开始了很久了吗？”会议日程进入大会发言，我进入会场时，又晚了。我悄悄溜边进去找座位，一位女同志挪了挪身子，我坐到了她旁边。

她没答理我，还盯着发言人，继续记她的笔记。直到发言者在掌声中下台，她才从活页本上小心地取下前几页，递给我，也顺便地瞄了我一眼。好锐利的目光，是谴责我不守时刻吧，职业的敏感使我猜测她是个老师，并常用这样的目光对待学生。幸而她旋又微微一笑，随即转过头去。

我瞄着她手中纸上娟秀的字体和简明的摘记；并同时以我的广角视线，从头到脚打量着她：短短的头发、纤弱甚至娇小的身躯，一身学生式的打扮，倒也和她的中年的年纪相配，尤其那双眼睛，无论从正面，还是从侧面看：怎么形容呢？美丽？不恰当。刚毅？不适合。明锐？不确切。总之，这是一双值得拍摄大特写的眼睛。我们的银幕上，需要这样的眼睛——蕴蓄着知识者的专注的内在的坚定。

“现在请南京林学院援藏教师、西藏农牧学院徐凤翔同志发言。”

她站了起来。我忙侧腿让路。

徐凤翔像所有惯常上课的老师一样，从容走上台去，条理与口齿都很清楚地讲开了。

_{徐凤翔在西藏大玛拉山（海拔4,800米）  黄宗英 摄影}

她先是概述森林与人类发展之关系，又讲到全世界应该在哪几处建立高山生态定位站，当徐凤翔不再像个老师、学者，而是像个小姑娘似他讲到西藏有多美多美的森林，大会主席眯起眼微笑地按时揿铃了。每一发言只允许15分钟！此刻是预报铃。徐凤翔急遽加快节奏，把1/4拍换成1/16拍，但未截枝剪叶。她建议在藏东南建一座“定位站”，定点观测、分析生态环境和森林，以及林区农、牧业之间协调的关系，为林区生产综合布局和技术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她说哪里哪里的森林，是祖国的珍宝，在国内外资料上迄今还未查到有如此高的森林蓄积量……铃声再度响了！徐凤翔涨红了脸执拗地说下去：“我要求有关领导、有关方面郑重考虑建站。可以因陋就简，先盖一座小木屋。我愿长期参加这一工作，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西藏的森林！”铃声大作！在礼貌和同情的寥落的掌声中，在赞许和睥睨的翳翳的目光中，在透了口气而不一定含恶意的笑声中，她抿了抿嘴唇，矜持庄重地走下台来。是的，听烦了“豪言壮语”的学者对所有的宏图大志都持审慎态度。科学重在实践，不过，幻想是科学的先行。我特意站了起来给她让座，向她索取发言提纲。可是，她把头埋了下去。我懂，这节骨眼上，别碰她，别碰她……

当大会闭幕，代表们分别回返时，我不意在嘉陵江畔又遇上她。她戴着小白帆布圆帽，那是植物学者在野外活动必备的。猛一看，我还以为是少先队辅导员哩！我们并肩漫步。我兴致勃勃地说：“这一画面很有特色。彩角胶片偏黄些，就更显得深沉。”她锐利地盯了我一眼：“还不够黄？江水多混浊！含沙量增加了，水位大大下降；下游的森林砍伐得太苦了，都‘剃光头’了。生态失调的苦果……”三话不离本行，彼此彼此。

“回西藏吗？”我问。

“回西藏。”她用力抿了抿嘴唇。

“……没有什么反响吗？”

“……”她明白我指的是她的发言。她看了看我，那双眼睛比话复杂。

我久久望着混浊的江水，心里打着旋涡。

“我希望……有一天到西藏去看望你。看望你的多美多美的林园。”我不能轻率允诺，许愿总要还愿。作为作家，我心里揣着个“踏中华”的小小念头。可是西藏从地理、风俗、语言、气候，从那使我们血管性头痛患者畏惧的海拔高度——按照我国规定：以黄海平均水面作为全国高程的基准面来测算，上海除西部残丘外，其余多为海拔五至十米左右。而拉萨是三千七百米，还是拉萨河下游谷地……我，我始终还没敢把它列入自己的行程。

她瞄了瞄我，笑了笑。我明白：她不相信我会去。她也不在意我去还是不去。

“我想，咱们会在西藏的森林里再见。”我伸出右手。

…… ……

中国作协的领导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同意了我的请求。几天之后，我已跟随徐凤翔的团队，一头扎进西藏东南，波密县的林子里。

蘑菇的玩笑

我把测高仪、风向风速仪、干湿球温度计等仪器和油锯都玩遍了，就抢着站在大树前，为林学家们当摄影时的比例标杆。我身高一米六十九，像耶稣一样站成十字，手指够不着大树的边边，仰头看不见大树的尖尖，我高呼：“啊，天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间的梦能实现。阿门！”

太阳今天不肯和我玩，森林里阴冷。徐凤翔又在埋头数年轮，鼻子都快碰到树盘了。我可不高兴干。我插着插着针，脑子会不知跑到哪儿去。插错一根，两百多根都得从头来过。不干不干！

燃起一小堆篝火，打好了酥油茶，烤好了饼，还有藏族民工阿福从家里带来的奶渣、酸奶子、糌粑粉……围着火堆，我们香香地吃了中饭。他们扭头就又各司其事去了，没人陪我耍。

我背起七彩的布包，去采蘑菇。我欢欢喜喜地采啊，采啊……徐凤翔大声喊：“黄老师！别跑远了，有熊！”我回答：“嗥——嗥——”他们过一会儿，叫我几声。我答：“啊呜——啊呜——”

藏族小伙子白玛跑过来，拎过我的七彩包：“给你武器，咱们该回营地做饭了。”我的武器，是白玛为我削的一根竹棍，全队九人，只我一个人柱棍。他们舒舒坦坦行半小时的路，我得紧赶慢赶花上一个半小时，还一路脱外衣、羽绒背心、毛衣，系在腰里。

回到营地。打开半导体，是印度乐曲。这里离印度很近，合着音乐的节拍，我们忙乎起来。

白玛赶紧点火，添柴；我赶紧擀花椒，切葱花。白玛赶紧和面；我赶紧烙饼。白玛赶紧淘米，煮饭；我赶紧切白菜、泡粉条。白玛赶紧开罐头；我赶紧洗蘑菇。白玛已经来来回回下沟底取来一桶一桶清凉洁净的山泉水；我赶紧装火锅。火锅是在波密县城买的（西藏铜多、银多、金多、硼砂更多）。山高气候冷，野外吃饭，几口就凉了，火锅最妙，好歹淘点热汤。

天麻麻黑了。同志们像修布达拉宫的山羊似的，背着树盘、树段，还有一路拣的柴火，回来啦。当他们一个个倚着帐篷前的巨石，放下负担，就仿佛再也站不起来了。

“好香！在河对面就闻到了！”

“今儿吃什么好东西？”

“蘑菇汤！胖朱老师，你检查吗？”我问。

我们队里有一位姓朱，一位姓邹。藏族兄弟分不清，我们就管从贵州来西藏农牧学院教植保的老师叫胖朱，管南京林学院教植物分类的叫小邹。每次，我捡来蘑菇；胖朱老师都一一过目，还扒了吹，吹了看。我不懂蘑菇和他说啥。

“你今天捡的是什么蘑菇？”“都是熟脸蛋儿，这些天常吃的，纪念邮票上还有呢，那些鲜艳的嫌疑分子们，我一个没理，我想甭检查了吧。”

“这只大黑蘑菇……”

“黑蘑菇好吃，上次徐老师说它是冠军。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下锅啦。”

“热水估计65度，比较标准。至少先洗前足，天黑下来，别吃到嗅觉器官里去。”林学家们老用学术词儿，白玛也传染了：“黄老师，你看颗颗大蒜雪雪白。”据说，大蒜不变色，表示蘑菇没毒。

“没问题！克拉萨！克——拉——萨！”我朗声高叫。全体藏族和汉族队员公认我这句藏语“吃饭啦”，说得最准确、最悦耳。

喝完最后一口蘑菇汤，天黑得分不清路和沟，月亮姗姗来迟，我借灶里余火的光，给自己倒了碗开水，吞下一粒“速可眠”药片，累了。再说，晚上好像没我坐的地方，我索性睡大觉吧！回到帐篷里，林学家们照例地点亮好几支蜡烛，架好小天平，准备夜间作业。我准备在各种数据的声报和应答的催眠曲中入梦。徐老师啊！总是一口气也不让人家喘，有朝一日建了站，哪个跟她？说也奇怪，此番过林芝县，去农牧学院投宿，她的学生（如今已是老师）还抢着跟她！胖朱老师也退掉援藏期满返内地的机票，跟我们进了密林。学生们告诉我，徐老师可严格，一班总共三十名学生，她给十五名学生“不及格”，校长说情也不行。她说：“我得对学生负责任。”女学生直哭，也不饶。可今晚……她……她两眼定住一动不动，脸绯红，紧紧抱住冲满开水的盐水瓶。

“胃又疼啦！”我问。她痛苦地翻了翻汪着水的大眼睛，没回答。

“很不舒服吗？”我又问。她猛地站起，刚跑到帐篷外头，就呕吐了，小邹把她搀了进来。

我马上跑到一号帐篷（我们一共支起三顶帐篷。男同志把我们女篷夹在当中）。我还没开口，白玛捂着肚子坐在木墩上，也向我讨胃药。我说：“会不会蘑菇中毒了？”白玛说：“可能性极大。”

“是有点出洋相。”徐老师也为此仿佛特担心。

“是我的责任，我写个说明就是了。”我说。

大家都撑不住了。是上山来第一次，徐凤翔发慈悲，宣布：“今儿不打夜班了，早点休息吧。大家警惕些，彼此照顾。”

我才迷糊过去，小邹穿着卫生衫裤跑进二号帐篷：“快！快！黄教师，你的心脏病的急救药，小李子的脉搏摸不到了！”小邹那由于漆树过敏而变形的脸，搞不清楚是什么表情。

“啊？”我和徐都从睡袋里坐起来，慌乱中好不容易找到药。小邹刚跑出二号帐篷，我又大叫：“小邹，我这是老年人冠心病用的，小李子……不一定对症，是不是灌点糖水……

徐又吐了……

白玛在一号帐篷喊：“徐老师，咱们鸣枪吧！”曲珠在一号帐篷喊：“我这里有‘珍珠70号’，能起死回生！”

“……摸到脉了！小李子！小李子？”

“不要紧，……”小李子呻吟着。这呻吟太让人高兴了。

“好像不要紧了，你们都别动，别起来了，这儿有我！”小邹忘了自己也在折腾难过……

闹不清过了多久，我才又很不舒服地醒过来。只看见帐篷外人影绰绰，寒光零乱，你进我出……

徐呢？点着一只白蜡，烛泪阑珊，正聚精会神地在看我随身带的那本《唐诗绝句选》！她像吃奶渣般细细地咀嚼着诗句，可真绝！我一动，她马上警觉地回头。

我……一下子吐了。是我第一次，也是全队最末一个轮上。“好啰，好啰。”徐好像恭喜地，“我真怕你什么反应也没有，好啰。感觉怎么样？”

我检讨：“我下辈子也不采蘑菇了。要吃野蘑菇，一定先问旁边有没有医院。”

一、二、三号帐篷里都有了笑声。

徐叫：“胖朱老师！”

“活着！”

“小李子！”

“活着！阎王嫌我太瘦小。” 

“曲珠！”徐老师继续点名。

“我可以。”

我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_{黄宗英1982年在西藏}

早晨醒过来，凤翔站在我床边。

“都……活着？”我有气无力地问。

“都好好地睡着呢？”她顽皮样地笑了笑。仿佛咱们这帮孩子做错了事，又躲过了惩罚。

蘑菇中毒后，每人脸庞都小了一号，走路晃晃悠悠的，肠胃也很不正常，而我的黄连素药片已全部被消灭。大家什么也吃不下。我提议煮稀饭。停工一天，徐老师像掉了魂似的，也在小木棚边转。小木棚，是因为才进山时老下雨，无法举火，就捡来伐木场转移后丢下的旧木板搭的；大家动手，只我没动。搭好后，我占据木棚中心，很是自我欣赏，觉得颇像演卓文君，如果挂块牌子……我简直想把定位站的牌子挂在这儿。因为徐凤翔做梦也想建一座“高山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站”，向上级申请的报告已打过多次了。

纸上我自作主

同志们已转内业，帐篷里没我摆摊的地方了，什么也不能碰，满地都排列着分门别类的根、须、叶、籽、土……

我比“大部队”早六天下山。因为我犯了“不治之症”——我想开写；但不是写文艺作品，我想帮徐凤翔呼吁和申请这么一座小木屋。

啊，如果能有一座小木屋该多好啊！玉树琼花丛中，一座覆雪的小屋，小小的玻璃窗。玻璃窗下结着雪花形状的美丽图案，屋里点燃着柴火。当然，能利用山泉的落差发电，小木屋的取暖照明就都有了，还可以灌溉人工苗圃，建起杂木加工厂…兔妈妈带着孩子们来串门……唉，我想：这些知识苦力啊！说是脑力劳动者，可又要付出惊人的体力。活儿是那么繁重、又那么精细，那么规整、又那么琐碎，在普通人看来，又是那么枯燥。周而复始，每天每天，从晨光熹微干到月移中天，没吃过一顿夜点。烛火烧焦了额发，漆树过敏搞得满身是泡，脸都肿得没鼻子了，还不肯吃我带的扑尔敏药片，怕打瞌睡。他们究竟图什么呢？徐凤翔的职称是其中最高的，一个月工资八十七元。朱老师硬是退了机票，不然此刻到家守着老婆孩子了。小邹老师瘦瘦的，一天上肩几千斤。被我们“拐”来的小李子，本来可以坐在办公室里……

我翻阅报纸，想了解社会生态。我查找了近一个月的报纸，焦急地想知道中央目前发展科学的大政方针。我忘了问徐凤翔，“高山森林生态定位研究”是应用科学，还是基础科学？ “定位站”究竟该不该上马？可能不可能得到切实的支持？一共十来个人编制，当然要花一笔基建费，小木屋里得有仪器设备，也得有常年经费。国家不富，但如果要做，也不过似在大森林里移棵小树苗。哪个大科研项目省了零头也就够了。但是，她已经申请了三年！常有这样的情况：天大的事，一句话定了；不丁点儿的事儿，却得讨论研究个没完没了……我庄严地拿起了笔，不是写稿，是写请求书，请求建立这座科学的小庙——勇敢、意志、智慧的圣殿。

抬头我空着。因为我不知该写到哪里、写给准。生态定位站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科学与文明的水平。而我国的生态定位站还寥寥可数。西藏自治区负责农、林、牧口的领导同志，热诚地表示支持建站，但是，定位站编制虽小，却不能直接挂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里啊！怎么办？……我细细历数与此有关的机构和领导干部花名册，拿不定主意……

我写了撕，撕了写，写……

要命！我只上过短期文学讲习班，没上过“请求书”讲习班。可怎么求呢？

我不再写申请。这仿佛是串了行，不对路。

唉。具体的设想和规划，还是让“咕叽教授”自己再去咕叽吧。为了来年的经费，她也得再去咕叽，何况她站着、醒着、睡着、活着（哪怕死着）都在做小木屋的梦呢！有一次，我问她：“你是怎么决定学林的？”答：“高中毕业后，我跟同学们到南京大学去玩，南大森林系是在一座小木屋里，美极了……”噫！就此许了终身。

我呢？我的好朋友曾送我一副对联：“天下岂能由我，纸上我自作主。”思前想后：老者老矣，虽说徐凤翔也只能再干半个云杉龄级——十年吧。果真有十年，也……满足了。让每个科学研究工作者能获得专心致志于专业的十年，我们的国家将焕然一新！于是，我决定先在绿格稿纸上，为她搭一座小木屋，以祈福法灾。我把花灯笼挂在我的书桌前，点亮了心之光……

不醒的梦

才结棱的山道，最容易出事故。

当地驻军的领导同志们，心肠菩萨般的慈祥，几番劝阻、几番“恫吓”，软话“硬”话像连发的炮弹；徐凤翔全然不听，固执地非走川藏路不可，还非要走远而险的老公路线。

部队领导说：“你们从波密往拉萨，只六百多公里。我们派专车送你们。到了拉萨，民航买不到机票，用军用机送你们。”

飞机上是难以详测树木的。所以徐凤翔固执地要行一千八百三十八公里到成都。 

在拉萨第一招待所，听徐凤翔讲树而中魔的司机冯随科，向运输站求援，经不起徐凤翔左咕叽，右咕叽，运输站领导答应放一辆车，并一叮咛、二嘱咐、三命令冯师傅——安全第一，绝对保证不出事故。天底下哪有绝对的事呢？

我呢？说实在的，我真想在波密孵到明春雪化时节；路况实在是险。我在哪儿写作都一样。可今番……我……豁出去了。有权的帮权场，有人的帮人场。为了小木屋的梦，奉陪了。

徐凤翔和我终于坐在“解放”牌卡车的驾驶室里，带着部队炊事员起大早为我们蒸的馒头，炸的油饼上路了。

_{徐凤翔在西藏定日（海拔4,300米），背景是珠峰}

这部卡车呀，可真是老啦：刹车不灵、离合器不灵、底盘的螺丝四个掉了仨、防滑链挂不上去。冯随科——也是命定要随着科学吧，在冰峰、雪岭、浓雾、月夜，他载着我们，险中有稳，稳中显险地驰过、蹭过、转过、溜过了大玛拉山、雀儿山、二郎山等一重又一重天险。险情就不说了，徐凤翔什么山道没走过？尤其这条道，她是熟路。可她一路手心常出汗，说：“我不该让你和我一起走，出了事，我可怎么承担得起？”我说：“我出事，你也出事了，谁也用不着承担。”冯师傅说：“唉，我驮着总共120岁的两位知识分子，这回是超载了。”一路说说笑笑。徐凤翔兴致勃勃，一会儿叫停车，下去采标本；一会儿下去拍照；一会儿到河滩上取水样……冯师傅也不辞艰险地随着科学工作者攀岩、下谷、上树、涉水……

悬崖深壑之夜，是这般静、这般静。连会车也极少。车灯的光射出去，我们往往会发现；远远的，一个、两个、三五成群的小黑点。迎面一步一长跪、五体投地、叩着头走来。车近了，黑影站住。车过了，从反光镜中看到黑影又跪下了。有时有一群黑影，缩在岩边睡着。那是虔诚的朝佛者。他们就这样地向拉萨——神住的地方走去。走两个月、三个月、半年。如果有人因冻饿、疾病死在路上，会被欣慰地认为是被神接去。初进藏时，我第一次见到此情景，曾震慑地呆住了，并悄悄地落过眼泪……

“我不如他们虔诚……”徐喃喃地说，她的眼睛凝视前方，眸子里蕴蓄着内在的坚定。

我懂，我承认：“……远远不如……”

我们——一个一个，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知识的苦力，智慧的信徒，科学与文化的“朝佛者”啊，我们也是一步一长跪地在险路上走着。恁是怎样的遭遇，我们甘心情愿，情愿甘心。

原载于《文汇月刊》1983年第5期

_{徐凤翔（后排左二）和考察队其他成员与本文作者}

_{黄宗英与徐凤翔因采访结缘，成为终身的朋友，图为两人在医院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