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黄宗英争议《小木屋》

80年代初，在一场浩劫之后，迎来了文艺复兴的大好时刻。文汇报创办的《文汇月刊》，也于1980年1月应运而生。不过，因为仓促上马，纸张供应不在计划中，出月刊难以保证，刊名在最后一刻暂改为《文汇增刊》。刊物主编梅朵，也是劫后重生，他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21年，刚刚重回文汇报怀抱。

 我是在1980年秋天应梅朵召唤，接手亟待开张的《文汇月刊》报告文学专栏的。北京的刊物，特别是《人民文学》，占天时地利，得风气之先，在发表徐迟写“数学怪人”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一炮打响之后，又一鼓作气，陆续推出几位名家的重磅报告文学，赢得了口碑和发行量。心气极高的梅朵很眼红，也很不甘，决意自1981年起在《文汇月刊》上强势推出报告文学，而且要在一两年时间内，将《人民文学》一家独大的报告文学霸主地位抢占过来，取而代之。说大话容易呵，组报告文学稿子太过艰难。而且，我组稿正酣，又被梅朵强令“救场”，替代临时变卦的报告文学名家理由，为配发第一期的封面，去北京赶写了一篇《你好，李谷一！》。在第一期上，梅朵还抓到了他的老友、作品以悲壮美著称的一位报告文学作家的《好人啊，你不该这么软弱》。第一期上，我们虽然发表了两篇报告文学，但手里没有粮草，还是没有底气推出这个栏目。

不过，从80年第二期起，我们已经站稳脚跟，郑重推出报告文学专栏，刊登了刘登翰的《通往心灵的歌”——记诗坛新人舒婷》，以及肖复兴、张辛欣的《带不和谐音的美妙旋律——记舞蹈家陈爱莲的舞蹈晚会》。第三期，我们又力推陈祖芬的《中国牌知识分子》。刘登翰、肖复兴、张辛欣、陈祖芬的报告文学，都是在《文汇月刊》上首次亮相。其时，陈祖芬作品大热，肖复兴也蒸蒸日上，此后十年他们作为我们的铁杆、中坚，跟刊物相依为命，把最好的作品给了《文汇月刊》。他们跟梅朵跟我，也结下深情厚谊，成为终身的朋友。

梅朵是电影评论家，50年代就曾创办过发行量过百万的《大众电影》，和赵丹、黄宗英相识多年，很有交情，创办《文汇月刊》后，怎么能放过黄宗英？黄宗英也欣然赐稿。创刊后的第二期上，她就给了散文《  涓涓小集》，之后又写来《旅美即兴小诗》。

黄宗英的报告文学成名久矣，60年代当《小丫扛大旗》等几篇作品风靡一时，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之际，她的写作被“文革”的狂风暴雨打断了，不得不搁笔十年。浩劫后，她心潮难平，为悼念屈死的亡友上官云珠“哭肿了眼睛”，写了一篇《星》。1978年6月在《上海文艺》上发表了《美丽的眼睛》，1979年1月又在《十月》上发表了《大雁情》。黄宗英走进全新领域，两篇文章都反映了中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命运，喊出了他们的心声，并为他们的境遇发出呐喊。

《文汇月刊》的报告文学专栏开张后，黄宗英等几位前辈报告文学作家成为这个栏目的镇舱石。81年4月号头条，是梅朵催讨来的黄宗英第一个报告文学《他们三个》。文章反映三个上海“老三届”青年，尽管命运坎坷，浩劫过后还是卧薪尝胆，研究医学测量中出现的令人头疼的“0点漂移”难题，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医用自动永停滴定仪。

宗英大姐是最早触碰“老三届”这个苦涩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家。正文伊始，她就笔蘸深情、语气沉重地提出发问，发出呼喊：

“人们常比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残害最甚的是文艺界？教育界？是老干部们？……历史的进程告诉我们：以上的答案，是，也不是。应该说：是青年！尤其是‘老三届’学生。

“‘老三届’，这些‘文革’中的畸胎儿，是在他们最富于幻想地走向生活的当口，满腔激情地接错了电源：闪光、雷霆、迷雾、风暴掀倒了这整整一代人。十年动乱，光怪陆离，恶梦过去，都已经是‘三十而立’的人了。有的已经当了爸爸妈妈，却还在为一个户口、一个在编名额而奋斗奔波。究竟有多少青年找到‘而立’的‘0’点呢？减去十年负荷、十年创痛，恢复真正的青春！”

小韩、小林、小陈——他们三个曾是上海复旦中学的学生，高中时是同班。这个班在“文革”前是试点班，五十名同学中有四十名地富反坏右和历史反革命的子女。而正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是“革命的对象”，他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逆来顺受。是老三届，又是异类青年，他们在文革中为谋生计不得不备受折难，却又在困境中各自攻读、自学，难能可贵地掌握了一技之长。当文革十年恶梦结束，三个人重新坐在一起时，他们突然发现了自己，重新衡量了自己。小陈是搞化学的，得知他所在领域的空白与要害。小韩是搞电子的，深悉电子王国的条条脉络。小林是搞机械的，能把无形的思索变成有形的实体。这三个人加在一起，将是多么理想的科研组合！他们怀着为国家填补空白的热望，决定试制自动永停滴定仪。这个意愿，得到了小陈所在单位上海医药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公司批准试制费用实报实销，为他们三个开了一张叩开科学迷宫大门的通行证……

作为一个作家，又是一个母亲，黄宗英敢怒敢爱，激情磅礴地写下《他们三个》。这篇8000字的报告文学，是宗英大姐为我们所写的报告文学中最短一篇。脱稿后，意犹未尽，她又加上一个别致的“后记”《不要说》：“写完这篇文章，心中涌起几句诗，顺手写在下面——

不要说我们的生活多枯燥/只有元件和线条/离开了科学/花儿暗淡，鸟儿不叫

不要说我们的生活多糟糕/只留下伤痕和烦恼/丢弃了事业/爱情之神才会失去微笑

不要说我们的幻想太无聊/只是做梦瞎唠叨/心灵的旋律/将奏响快乐的圆号

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写作年产量不高，很少有刊物能向她如愿索稿。而素来组稿作风蛮横，咄咄逼人的梅朵，对黄宗英也破例地宽容，约稿只是写信、打电话，从不象对付王蒙、丁玲那样，动辄用加急电报狂轰滥炸。梅朵给黄宗英的底线是，诗歌、散文不算，每年至少给一篇报告文学。

投桃报李，宗英大姐的自觉性也很高。整整一年后，当我们准备撞击出巨大声响，在82年4月号推出第二个“报告文学特辑”时，身在无锡疗养院养病的梅朵，早早告诉我，已经约到黄宗英一篇重头稿《越过太平间》，她说还要打磨几天。               

我们这回用半本杂志、40多页的篇幅一下发了7篇报告文学，其中多半是全国获奖名家。另外，还有一篇首屈一指的大名家谈报告文学写作的《报告的报告》。这规模与声势在全国刊物中绝无仅有，反响堪称“爆炸性”，这就是梅朵的风格与胆量。梅朵好生得意，乐呵呵地在长途电话里明知故问：“达成，报告文学专辑反应不错吧？”

作为“压舱石”，黄宗英的《越过太平间》不过一万字，却很有分量，采写时间跨度长达两年。作者写宣武医院对癌症下战表的医生，文章开头就很吸引人，对她起的吓人标题做了注脚：

“1979年。初冬乍冷。迎着大西北风，我走进北京第二医学院附属宣武医院，去寻找太平间，不是去寻找死亡；相反，是去寻找希望。不是为自己，那年，我和我的亲人都还没病没恙。只因我听说，在这座医院里，有位默默无闻的女医生，人不知鬼不觉地向死神递了战表，誓与癌魔争夺生命。她就安营扎寨在太平间的后边。”

1979年、1981年,黄宗英两次采访宋慕玲，第一次就睡在羊圈旁边、兔房对面宋大夫的小屋里，她采访好深入、吃得起苦呵。从79年9月起，宋大夫就住进动物室，日夜盯着白鼠不回家：

“此刻，小屋里又为我挤了张床……小屋有暖气管道通着动物室，温度不低，更加重了农村牲口棚似的粪便气味、饲料发酵的酸味，还混合着莫名其妙的药味。最讲卫生的女医生能一住几个月，我住几天还不行吗？不过，老实说，乍去，恨不得鼻孔里能生出个自动启闭器来。”

尽管条件艰苦、设备简陋，宋慕玲还是在这里研究出用中药制成对付脑胶肿质瘤的“抗癌粉1号”、“抗癌粉2号”。黄宗英急切地关注她的成果，和药物疗效印证，并忘情地为之奔走、呼吁：

“两年多来，我曾经向许多亲友介绍宋大夫。在软卧车厢里，在轮船甲板上，当我得知旅伴是书记，是院长，是去探望生癌症的职工，我也都会为他们写下宋大夫的名字和地址；我安慰外国籍的朋友：‘为你的亲人试一试中国医生的药吧。’但作为一个作家，我始终没敢发表我的文章，虽然我已经写了草稿、初稿、二稿……”

文学界的朋友劝黄宗英：“别惹事！人物还没‘上榜’。”更有人劝她稳妥：“等宋大夫的试验通过了成果鉴定试验后，再写吧。”那当然好。可是黄宗英着急呵，以宋慕玲这个组现今的试验条件，何年何月得以通过与国际水平相等要求的科学成果鉴定？！

难啊，真难啊！黄宗英无奈而又愤懑地写道：

“李时珍生在现代，其《本草纲目》不知能不能被通过为科学成果？我说的不是气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要求。所以……我想……我想不清楚了：怎么这位在科学鉴定上不知该打多少分的女医生，在我这个文学家越来越煞不住非要写她不可了呢？”

当事人不象黄宗英这么冲动，她能尽心拯救绝望的病人，却无意也无力改变和拯救僵化的体制：

“不算成果就不算成果吧！宋大夫稳稳笃笃地坐在那小小的门诊室里，每天每天诊治那四面八方来的病人，敲打着她的打诊槌、音叉器……加加减减她那复方的药面：‘只要能给绝望的人一线希望；只要病人能治好了，站起来了，就行啦’！”

当宗英大姐在归途火车上，还在看那份《抗瘤粉治疗脑胶质瘤》的论文，思想在世界上这场攻癌战役中，中国医学学派能否成为一支方面军时，宋大夫什么也不想，她只想到黄宗英那满头美丽的标志性白发。有这样一个名作家在关心她，为她写文章呼吁，她已经感到很温暖、很满足，夫复何求？

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文汇月刊》两度强势推出报告文学特辑，在文学圈和读者中激起经久而又强烈的回响，这对兄弟刊物也形成很大的压力和推力。梅朵身在疗养院，却不安分，他很坚决地让我把隔三差五出现的“特辑”转化到常态：即，以后每期发三到四篇报告文学，总计不少于四万字。我好为难呵，在京城所有大牌刊物都在抓在抢报告文学情况下，要虎口夺食，太艰难了。而在刊物本身，原本已经粥少僧多，报告文学再这样扩大地盘，每期要挤掉多少别的栏目稿件？

梅朵好贪婪，为了要让《文汇月刊》的报告文学专栏最具影响力，他要我拉网式组稿，一定要把他第一流报告文学作家团结在身边，甚至牛气冲天地放出豪言：“没有在《文汇月刊》发过报告文学的，不能算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没有在《文汇月刊》报告文学专栏发过头条的，算不上第一流报告文学家！”后来乔迈苦笑着告诉我，“我就是被梅老板这个话吓坏了，不能不、不得不赶紧给你们文章。”

得陇望蜀，梅朵还要我在刊物上抓紧展开“报告文学讨论”，一定要把报告文学的话语权掌握在手里。82年8月号拉开讨论，率先推出理由的《报告文学的遐想》； 梅朵也在病中操刀，写来《成功者的力量和勇敢者的道路——关于报告文学的随想》。随后，他又为9月号的“讨论”，约来黄宗英的《与人物共命运》。黄宗英说她一讲理论，往往越说自己也越糊涂，还是只谈谈自己写报告文学的体会，而且只谈一个问题——报告文学，重在选题。那么，她选什么呢？

1，如果把笔者的感情比做一团带电的云，能击撞出雷电的，就意料不到的落在了我的稿纸上。不是我选题材，是题材撞上了我。

2，首先，我不是作为一个作家而活着，我是作为一个人而活着：一个姐妹、一个女儿、一个母亲、一个阿姨、一个长者、一个晚辈、一个知心朋友。我应该随时随地想到自己应该做什么——在生活中以自己的身心去写；而后，才谈得上在稿纸上写。

3，写普通人。普通人总是绝大多数，我也是其中一个。世界毕竟是普通人的。佼佼者也是从普通人中涌现出来的。如果佼佼者是普通人所不能理解的，那我也没法理解他、写他了。

4，写正在行进的人们。写胜利者，更也写失败者；为最需要援之以手的人们，助一“呼”之力。不重在写一个人做成了什么；而重在写他是什么样的人。报告文学不能等同于英雄榜、劳模榜。有所追求的人们，我愿之同行。强者，携着我；弱者，我挽着。我更喜欢强者，由于我软弱，我需要力量。

……总之，我不纯客观地去描写人物、报告事件，而是与我描写的人物同甘苦、共命运去迎艰涉险，痛醉黄龙。

过了一年，黄宗英又写来一篇报告文学《小木屋》。这是她跟着多年来在西藏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地区进行科学研究的女生态学家徐凤翔考察、采访，“为最需要援之以手的人们，助一‘呼’之力”，并与之“同甘苦、共命运去迎艰涉险”的作品。是给我们写过的三篇报告文学中最长、最具影响的一篇。稿子是由梅朵向她约的，梅朵养病一年多后已经归队；成稿是交由《文汇月刊》的编委、影视编辑，同时还兼任《文汇电影时报》副主编的余之拿来，而对稿子拍板提意见的主要是我。

处理宗英大姐稿件的这般周转，是少有的特例。《文汇月刊》的报告文学专栏的责编，一度只有我这个“孤家寡人”。而报告文学的约稿，一般从头到尾，看稿、提意见、寄小样、索要配发的照片，大抵都由我一气呵成。但宗英大姐既是电影人，又是文学家，老梅和余之跟她特熟，走动比我多得多。顺水推舟，我这个责任编辑，也乐得放弃了一部分责任。

黄宗英虽然萍踪不定，但梅朵、余之却很清楚她的去向。因为她外出采访，用的是“特别通行证”——文汇报特约记者证，作家中很少有人享受这个规格。而一笔紧巴巴的得省吃俭用，住普通旅馆、硬卧车的采访费用，也由文汇报报销。

无怪乎，时至2008年重阳，在华东医院养病、已经83岁高龄的黄宗英，在见到余之和他的新作《岁月留情》后，会在《新民晚报》副刊上大发感慨：

我又见到好朋友余之了，怎么会有三十年不见了呢？他还年轻，心里有诗的人，永远年轻。   

他在文汇报工作，我们是见面熟的朋友，可以谈知心话的。1978年，我对他说：“你能不能跟你的领导谈谈，给我一张‘文汇报特约记者证’，并给我报销写报告文学的旅费。你试试看。”那时候，我50岁出头，经过要求自我改造的下乡劳动和浩劫中的强迫劳动，我身子骨不错。我想趁还跑得动，就跑得远远的，至于上海嘛，是窝边草，老来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北京的一张软卧票是96元，我的工资是230元，不算低。可我要去的是边疆啊。余之果然给我办妥了记者证和路费报销。让我想上哪儿就去哪儿，从此我出差都只坐硬卧了。契诃夫说：作家要坐三等车。很有道理，我是尽力找机会多接触普通劳动者。到了外省，我不去拜访省委，而是自己找个普通招待所住下，没浴室，天热，男旅客都穿着短裤衩在院子里水龙头下冲澡；我只好冲进短裤衩阵接一脸盆冷水，回屋从头到脚洗个遍。上路歇脚时，我渴了，就买两个甜瓜洗洗，两瓜一磕碰开来，啃了，又解渴也解饿更解馋。我所以能写成个报告文学家，和我对生活的适应能力强很有关系。      

那时候，记者证可管用啦，火车票紧张，记者证不用排队。记者证也避免我自己变成被采访对象。我对文汇报铭心感激。      

我写深入西藏的女生态学家徐凤翔的《小木屋》是首发在文汇报上的，余之是我的责任编辑。我的《小木屋》获得了当年的优秀报告文学奖。余之获得了优秀编辑奖。  

宗英大姐大人雅量，挑好的说。说她跟文汇报、《文汇月刊》间的关系融洽，跟梅朵、余之“可以谈知心话的”；说她的《小木屋》最终拿了全国奖。不过“首发在文汇报上的”说法不准确——虽然刊登文章的《文汇月刊》是由文汇报主办的。

她回避了当时与我之间对《小木屋》的争论，我坚持要她删掉其中一节文字，她“执意保留”。如果不是梅朵和稀泥，采用了“非常手段”先斩后奏、强行刊用，这个稿子很可能就“煮熟的鸭子飞了”，不会出现在《文汇月刊》上。而之后余之会获得优秀编辑奖，也是歪打正着的一个意外。

《小木屋》的采写来得突然，不在黄宗英事先计划之中。82年10月3日，黄宗英所率领的中国作家协会参观访问团，在西藏参观访问一个月后，第二天就要飞返北京。访问团能按预定日程回返，是对邀请来的贵宾的特殊优待，预定机票已登记到开年三月。代表团的成员谁也没想到，黄宗英这时竟突然提出退票，她要留下，不走了。代表团秘书长、《人民文学》杂志的周明，后来曾撰文详尽回忆这次风波：

“黄宗英曾先后进藏3次。这里，她说的便是第一次进藏。这也是中国作协派往西藏的第一个作家访问团呢。我们在西藏跋山涉水，走草原，登高山，访问牧民，参观拉萨、日喀则、羊八井和水电站等近一个月，每个人都大大丰收。可就在访问结束，我们好不容易拿到了返程的飞机票时，临行前一天，黄宗英却突然变卦，说她不走了，要退票！怎么就说不走就不走了，何况她还是团长。在大家伙强烈追问下黄宗英也急了，才‘坦白’说：3年前她在成都参加一个科学会议时，偶然听到一位女科学家的发言，讲述了她多年克服重重困难，在西藏林区考察和进行科研的事迹，大大吸引了她。她们互相表示期望今后能在西藏相见。她兴奋地说：太巧了！昨天下午在招待所院里意外碰见了徐凤翔，她正要进林区。因此黄宗英也要跟着去，所以她不走了。

“恰巧在头两天，驻拉萨的新华社一位朋友邀我们去他家做客，他可是‘老西藏’了。言谈间，他无意中说起原始森林里许多常常会遇到的野生动物伤人的恐怖故事，如毒蜂恶意蜇人，大狗熊从后背偷袭伤人……黄宗英也在场，如今她却竟然要去冒险！大家再三劝她，还是一块儿回北京吧，以后有机会再来。谁知，她一听急眼啦，和我‘吵’ 起来！她不无激动地说：‘周明，咱们是老朋友了，你难道这点都不理解我，支持我？！’

“她坚定不移，我只好让步。第二天清早我们要乘早班飞机离开拉萨，头天晚上已和她告别，请她不必再送行了。不料，她又早早起身跑到院子里为我们送别。汽车发动时，她突然塞给我几封信，悄声说：‘你帮带到北京后付邮，路上不许看！’什么保密的信，不许看？我见信封上的收信人都是她哥哥、弟弟、孩子们，还有上海她单位领导，便产生好奇心，想偷看。但我还是克制了自己，怕犯法。飞机将从成都中转北京，所以，在成都要住一夜。晚上，我将我的疑心告诉了几个‘顽皮’的伙伴，他们也产生好奇心，说：咱们就犯一次错误吧，反正她也没封口。打开一封看看是啥内容？天哪，全是安排后事的‘遗书’。比方其中在她写给大哥黄宗江的信中说：

“亲爱的大哥：您好！我跟随植物学家徐凤翔到西藏林区采访去了，那里人烟稀少，有蛇，还有熊瞎子。听说熊瞎子在人面前一挥掌，人的脖子就断了。可我写报告文学必须采访，我进林区了，万一出了事，请您有个思想准备。

 

小妹：宗英”

“她是告诉家人，她要去遥远的原始森林区，那里有很多危险存在，万一她出事儿回不来了……

“这次，她跟徐凤翔进林区时间较长。经过一段时间和徐风翔朝朝暮暮的相处以及密密森林里的生活体验，她在西藏波密写出《小木屋》的草稿，次年3月在上海修改定稿。由于林区无联络工具，我和朋友们在北京牵肠挂肚，生怕有什么意外……”

还记得看《小木屋》原稿时的最初感受，我对已然58岁的宗英大姐充满敬意。她不避生死，吃苦耐劳，跟着多年来在西藏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地区做科学研究的女主人公进行考察、采访。尤其是读最后一节“不醒的梦”，我一直心悬着，担心他们在恶劣气候、险峻而又结冰棱的山道上，会有去无回。

当徐凤翔、黄宗英一行，要从波密回到成都时，热心而又为她们行程安全操心的部队领导劝说：“你们从波密往拉萨，只600多公里。到了拉萨，民航买不到机票，用军用机送你们。”

飞机上是难以详察树木的，所以徐凤翔全然不听部队领导的，固执地非走川藏公路不可，还非要走远而险的老公路线，要行驶1838公里到成都。才结棱的山道，最容易出事，责任重大，部队领导说要请示上级。徐凤翔转而在拉萨招待所说动了运输站领导，答应放一辆车。运输站领导再三叮嘱司机冯随科：安全第一，绝对保证不出事故。

_{小木屋主人公高原生态专家徐凤翔}

黄宗英也准备舍命陪君子了：“我呢？说实在的，我真想在波密孵到明春雪化时节；路况实在是险。我在哪儿写作不都是一样！可今番……我……豁出去了。有权的帮权场，有人的帮人场。为了小木屋的梦，奉陪了。”她跟徐凤翔终于坐在一辆老旧的“解放”牌卡车驾驶室里，带着部队炊事员起大早为她们蒸的馒头、炸的油饼上路了。

这卡车太老啦，虽然刚刚中修过，但在山路上一颠簸就问题多多：刹车不灵、离合器不灵。底盘的螺丝，四个掉了仨。防滑链也挂不上去。一路走，一路修，遇到的险情就不用说了。尽管走这条道，徐凤翔是熟路，可她一路后悔，对黄宗英说：“我不该让你和我一起走，出了事，我怎么承担得起？”黄宗英说：“我出事，你也出事了，谁也用不着承担。”徐凤翔兴致勃勃，一会儿叫停车，下去采标本；一会儿下去拍照，一会儿到河滩上取水样……

她们对科学如此虔诚，却还是被朝圣者震撼了。悬崖深壑，一片寂静，连会车也极少。车灯的光射出去，她们往往会发现：远远的，一个、两个、三五成群的小黑点。迎面，一步一长跪、五体投地、叩着头走来。有时一群黑影，缩在岩边睡着。他们就这样地向拉萨——神住的地方走去。走两个月、三个月、半年。如果有人因冻饿死在路上，会很欣慰地认为是被神接去……

徐凤翔、黄宗英不是第一次见到朝圣者，但现在还是感到强烈的震慑：

“我不如他们虔诚……”徐喃喃地，她的眼睛凝视前方，眸子里蕴蓄着内在的坚定。

“我懂，我承认：“……远远不如……”

《小木屋》的结束语亦如朝圣者的誓词，令人震慑：

“我们——一个一个、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知识的苦力，智慧的信徒，科学与文化的‘朝佛者’啊，我们也是一步一长跪地在险路上走着。凭是怎样的遭遇，我们都甘心情愿；情愿甘心。”

宗英大姐与女主人公生死与共、百折不回的朝圣精神，让我们这些后辈报告文学作家望尘莫及。她的激情，在通篇文章中，在情节跌宕中，炽热而又浓烈地散发出来，读来既感人肺腑，又发人深思：黄宗英为徐凤翔在稿纸上搭建的“小木屋”，这不算高的要求和目标，什么时候才能化为现实呢？

宗英大姐用心血凝成的《小木屋》，是不可多得的好稿，我们准备用来做这期“报告文学专栏”的头条。好的作品是由作家和编辑共同创造的，编辑的责任是让作品更臻完美，版式和图片也力求完美，但这也需要眼光、勇气和坚持，特别是面对大名家的时候。

我对黄宗英这篇23000字的文章整体赞赏，但不能接受文章的第二节“波密会议”，不仅觉得整节可有可无，而且有游离、停滞感，如果删去，文章一气呵成，会更流畅。我把这节“波密会议”仔细看了好几遍——

大狗熊，端坐在云杉枝叶的沙发上。

西藏东南，波密县境。岗乡秋日胜春朝。

百鸟恰恰争啼，百兽怡怡相嬉。

“怎么？”大狗熊问，“月亮缺过又圆了，还查不出那几个连毛也不长的人，究竟来干什么？”

“我汇报过多少遍啦！”喜鹊喳喳地，“他们一共是四个藏族人、五个汉族人、支起三顶帐篷。为首的是南京林学院教生态学的徐老师，女的，还有一个女的……”

“头脑简单！”大狗熊生气地，“我们需要明确的结论：是好人？坏人？是朋友？是敌人？”

夜莺婉啭：“我看，他们是勤劳的人。我夜夜飞过他们的帐篷，他们都点着蜡烛，细数树哥哥的年轮。从东南西北对着数。数了量，量了数，仿佛在弹奏新式的琴……”

阳雀抢板：“是啊，一大早，他们就钻林子，背着干粮，一干一整天……”

牦牛说：“呣，他们把树枝树叶都称过。一天要称几千斤。我恨不得借点力气给他们。”

地鼠说：“他们连树根根、树须须也称。”

花大姐说：“一片叶子也不放过。有一位叫胖朱的，把大小避债蛾、云杉木虱、松褐天牛……这些败类，钉了起来，把我们瓢虫类同胞姐妹请进小匣，高兴地说，‘可能是新种！’”

“本质！要看本质！”大狗熊提醒。

山羊咳嗽一声。他昨天钻进帐篷想吃白菜，没想到咬了一嘴辣乳腐：“依我看……咳咳，他们是来毁我家园的。那个徐老师，她说一共要砍十棵树。咳咳咳，愚蠢的人类！”

白唇鹿补充：“人类终将毁灭他们自己。”预见的惨景，使他的嘴唇更白了。

獐子说：“人类委实愚蠢混蛋之至，我今天一早，跑了九百九十九道岗，发现负责检查林木出境的林管站干部，又在搞‘关系学’，乱敲图章，放一车一车的原木出山，我看这一小队人，也不会比同类聪明。”

…… ……

我写了封信，陈述了我对文章的感觉，肯定有加，但建议宗英大姐去掉“波密会议”这段近2000字文字，删去对全文毫无影响，且更干净利落；同时，请她对文章的某些地方稍加调整。附带的原因，我没说：如果删掉这一节，我们可以多发一篇散文或是两篇杂文了。当时稿挤，每期总有十几页、二十几页的版面被拉下来。

虽然，我很自信我的看稿直觉，而且我一直雷厉风行，看完稿件会立即跟名家或朋友通电话，或是写信告知感觉和意见，从不犹豫，也绝少去征求梅朵意见。只是有时很直率，有时较婉转。

记得山东一位全国得奖作家，曾专程来上海送稿。他写了一篇改革题材的报告文学，有两万多字。我在看稿，他自信豪气地施压道：“你们能马上用吗？《人民文学》已经看过，说可以做头条。”我看完，随即告诉他：“假如《人民文学》真这样说过，那你赶快给他们吧。我认为现在这个稿子，连发表线都未达到，要在《文汇月刊》发表，必须大改。”老实说，是否能发表，不是看你是否拿过全国报告文学奖，而且我并不很把某些得奖作家放在眼里。全国报告文学奖确有好作品，但如肖复兴所说，每次都会评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篇目来，引起争议和非议。而这些“莫名其妙的篇目”，在《文汇月刊》上也未必能够发表。这位牛气冲天的得奖作家，他低估了《文汇月刊》的眼光和豪气，他的文章跟我们一些骨干作家作品质量，也完全不在一个当量级上。

我们对名家也能直言相告，跟当时文坛的风清气正有关，跟《文汇月刊》内部干净的风气有关。《文汇月刊》分管杂文和理论文章编辑的刘绪源，曾在一篇回忆文字中感叹不已地写道：

“编辑部里还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平等。对于刊物和稿子，人人有发言权。不管谁拿来的稿子，不管作者名气多大，你都可以提否定的意见。所以，为着某一篇稿子要不要上，常常争得不可开交，外人看来简直如天塌下一般，可是一散会，月刊编辑们便又像没事人一样嘻嘻哈哈了。嗓门最响的当然数梅朵，据我所知，他的玻璃板就不止拍坏过一次。另外，即使是主编，他要发某一篇稿子，也得同分管的编辑商量。有编辑坚决反对，他也会很无奈。我就多次碰到梅朵拿来杂文或评论稿，悄悄地、开后门似地说道：“老作家的稿子，质量还可以，发了吧，发了吧。”时至今日，世风大变，一想到一个堂堂大刊物的名主编，那样一种孩子般的语态和神情，我常常会起一种莫名的感动。我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再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情景。”

有意思的是，刘绪源与我“师出同门”。我们当年都出自复兴岛上的中华造船厂，出自那个设在地下防空洞的业余写作组。我到《文汇月刊》七年后，他也从电台调动到《文汇月刊》，后来成为有相当影响的文艺评论家和《笔会》主编。而与刘绪源同时走出个防空洞的，还有后来成为作家和新民晚报著名法制记者的钱勤发。

我给宗英大姐写信，表现了少有的慎重，甚至先请梅朵“审读”。这是因为，黄宗英是前辈作家，是上海报告文学的一面旗帜。我是她虔诚读者，也是追随在她后面的上海后辈报告文学作家。十年后，我还读到由陈沂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的上海》，在“作家队伍的壮大和文学创作的繁荣”中，有一节归结了80年代前几年上海的报告文学现状：“在报告文学领域中，黄宗英是取得突出成绩的一位。当追踪名人足迹成为一时风尚时，她却以细腻委婉的笔触描绘那些不知名的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她的大部分作品汇集在报告文学集《星》中。罗达成的报告文学也开始崭露头角。”宗英大姐已经名满天下，而我才刚刚崭露头角，我的写作也才刚刚进入喷发期。

好在黄宗英的这篇文章我们早早拿到，还有足够时间切磋、修改。我给宗英大姐的信，梅朵没有表示异议，而负责版面的元老编辑徐凤吾认同我的意见。我把信和小样交给余之，不知他是面交还是邮寄给宗英大姐的。一个多星期后，接读黄宗英83年3月14日发出的回信：

“梅朵、余之、罗达成同志：

“小木屋”已理好，我调整了结构，但并没删去多少，也还加了一些。

“我想：编辑如无己见，算不得好编辑，而作家，无如己见，是根本不能当作家。我执意保留林中鸟兽聚会和两位藏族兄弟，否则，我岂不白白去了西藏密林？

“如你们不同意，或嫌太长，我可以给别的刊物，以后另给你们写。这是很理智的话，不带半点情绪。我一向非常感谢文汇月刊对我创作的支持，不要因为在一篇文章上所见不同，而造成疙瘩。而且确实，用在‘月刊’委实太长了，不如给季刊。

“望三思，盼退稿，或即给小样，我等着办大事！

“紧握手！   宗英”

这是一封柔中有刚的信。态度很友好、很理智，但文章又增加了近两千字，而我以为是白璧有瑕的“林中鸟兽”那一节，她执意保留。否则，“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了。我不赞同她的执意，但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如此执意，她太看中这次西藏之行，太看中这篇文章了！而她偏爱那一节，可能觉得是想追求梦境般、仙境般、神话般的效果吧。

作为责任编辑，我的态度很明确，我很尊重宗英大姐，也喜欢这篇稿子，但还是不能接受这个段落；如果作者坚持，那就只能忍痛割爱，让她另处吧。我觉得刊物要有坚持，要有底线，不能为任何一位作家破例。而那么多名家所以看中我们、高看我们，不也正因为《文汇月刊》牛气冲天？！

矛盾上交到梅朵手里，他犯难了一阵。他太了解黄宗英的“只讲道理，决不通融”，也熟悉我的六亲不认、不可动摇。他找来版面责编、“刀斧手”徐凤吾，吩咐说：“《小木屋》做头条，马上让美编划版式，照达成的意见把那一段删掉。”梅朵是鱼和熊掌统统要。他知道黄宗英可能会不高兴，但决不会翻脸，他们有几十年的交情垫底呢！

黄宗英不知我们怎么决断，怎么这么长时间不给清样看呢，这不象是《文汇月刊》的风格。 1983年4月19，黄宗英从北京写信给我和余之，问道：

“我今天（19日）去天津。没接到清样，不知道还给不给我看清样？

“来得及的话，把第一个小标题，改为----九九八十一个连环迷。

“还是寄一张清样到北京弓弦胡同×号童大林处吧。我在准备录音的时候，也还发现一些语病或错字，能让我看看清样才好，那怕电话里修改。”

宗英大姐身经百战，报告文学老惹麻烦，几天后，她又来信叮嘱，文章可能牵涉到民族政策，千万要小心。

我按宗英大姐给的地址，把删去“波密会议”的清样寄到北京去了。不过，为了多给梅朵争取一点时间，让爆发点来得晚些，我没用“航空”，而是寄了慢悠悠的“挂号”。当黄宗英看到清样时，我们这期刊物已经付印，木已成舟了！

我们给了《小木屋》以很高规格，23000字篇幅，连同配发的四张徐凤翔和考察队其他成员，以及黄宗英的照片，占了28000字地位。而这期报告文学所占篇幅为56000字，又大大超标了。

宗英大姐也许真的不高兴了。我不知道她是否跟梅朵通过电话，或是写过信？我只看到，过了一两个月，在跟黄宗英同去西藏访问的“秘书长”周明的《人民文学》上，重新刊登了全本的《小木屋》。堂堂的《人民文学》，不是“选刊”却转发刊登过的作品，大概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虽然，这触犯办刊大忌，坏了规矩，但对我们而言，却不失为好事，因为它让宗英大姐得到宣泄，有利于安定团结。

还有更圆满的事，在随后的1983—1984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获奖名单中，《文汇月刊》有四篇：《小木屋》、《关东奇人传》、《胡杨泪》和《南通虎》。《文汇月刊》是刊发报告文学的大户，也是获得报告文学全国奖的大户，而且由此成为每届评奖的常态。　 　

《小木屋》的责编，我主动填上余之的名字，他也去南京参加领奖活动了。宗英大姐似乎并不记“恨”，后来无论是她到《文汇月刊》来，还是在一年一度的北京《报告文学》杂志编委会上——我和黄宗英都是他们的特邀编委，宗英大姐都跟我热情打招呼，依然是一头银发，满脸充满阳光的笑。我敬重宗英大姐，她是个有坚持的好作家。也许，宗英大姐也会认可我，是个有坚持的好编辑。

后记

都说报告文学不是用手写出来，首先是用脚跑出来的。而1982年10月，黄宗英为《文汇月刊》采写《小木屋》，深入采访常年在西藏原始森林里，研究高原生态保护的女科学家徐凤翔，则是以生命为代价跑出来的，她给哥哥、给孩子一一留下了遗书。

黄宗英和女主人公信念相通、生命与共。当徐凤翔为了能深入考察树木状况，谢绝部队领导走近路，或用军用飞机运送的建议，执意要走一条远而险、长达1838公里的川藏老公路。黄宗英豁出去了，舍命相陪。破旧的卡车，才结冰棱的山道，每时每刻，都可能出事故。险情不断，半路上，徐凤翔感到后悔，“我不该让你和我一起走，出了事，我可怎么承担得起？”黄宗英安慰道：“我出事，你也出事了，谁也用不着承担。”

1983年5月，《小木屋》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第二年5月，黄宗英又带着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摄制组二进西藏，在波密的原始森林里和徐凤翔再次相会。拍摄期间，黄宗英还说服摄制组负责人，从拍摄经费中省下一笔开支，在当地驻军帮助下，为徐凤翔建起了一座真正的小木屋。

_{黄宗英徐凤翔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左一为随行拍摄纪录片的北京电视台记者张亮}

10年后的1993年岁末，已经声明“归隐书林”的黄宗英，突然接到一封徐凤翔的来信。信上怅惘地说：“我已经过了60岁，还有一个愿望未了，那就是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考察，但是没有这笔经费。”一封信如同一把火，黄宗英重燃热情，为徐凤翔四出呼吁，还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木屋在呼唤》。名人效应发酵了：一位香港商人捐资20万元给徐凤翔做考察经费，北京武警总队提供越野吉普车，天津宝坻县送来了考察队野外使用的帐篷，北京电视台派摄制组跟踪拍摄。

然而，岁月不饶人，黄宗英毕竟年近七旬，当她翻过山头，再次深入到峡谷中去时，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鼻子出血，手发麻，手臂上出现很多紫血块。但她执意要按计划完成行程，完成拍摄任务。后来，她呼吸困难，失去知觉，考察队派车连夜将黄宗英送到林芝115医院。醒来后，她还执坳地要求去一次拍摄现场，被送回北京后，直接从机场送往医院。

黄宗英儿子心痛地说：高原反应引起妈妈全身毛细血管坏死，内分泌紊乱。后来有朋友问黄宗英：12年里，你三进西藏，身体付出沉重代价，感到后悔吗？回答是否定的，她无怨无悔：“惟一的遗憾是没能在西藏光荣献身，以后不可能再找到比这更好的机遇、更好的地方了。”

值得一提的是，《文汇月刊》1983年5月号上的《小木屋》，差一点不能刊登。因为，对于这篇感人至深的稿件中，有关“林中鸟兽开会”那一节，我和宗英大姐看法严重分歧。我觉得是白璧之瑕，有游离、拖沓之感，应当删去；她则觉得是得意之笔，执意保留。最终，还是主编梅朵拍板，先斩后奏，删掉这一节，付印再说。他和黄宗英有几十年交情，不怕她翻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