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骋二战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

萧乾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步入文坛，是著名的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的学生与亲密战友，他与被其尊崇为“吾师”与“恩师”的沈从文先生（1933年10月，是慧眼独具的沈从文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蚕》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萧乾也由此与《大公报》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一起，归属于“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萧乾于1939～1946年应邀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讲师，同时兼任《大公报》驻英国特派记者。时值二战爆发，他以战地记者身份驰骋欧洲战场，一一亲历了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河、盟军诺曼底登陆、著名的波茨坦公约会议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战犯审判，以及联合国成立大会等传奇般的历史时刻；并于战争结束前后三次进入德国采访，是中国唯一经历欧战全过程，同时又是采访欧洲战场被破格授予盟军少校军衔的唯一一位中国派驻记者，由此发表了上百万字让人们耳目一新丰富多彩的以战争战地战后见闻为重的新闻作品和纪实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由毕生心系中国的埃德加·斯诺与海伦·福斯特·斯诺夫妇联袂主编使西方世界读者深刻了解中国、鲁迅先生生前耗费心血并殷殷期盼的《活的中国》一书，也同样凝结着萧乾先生的心血与汗水。

从硝烟弥漫的中国踏进了战火遍地的欧洲

1939年9月1日，这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一个惨重的黑色日子。

就在这一天，战争魔首希特勒悍然下令大举进攻波兰，随后，忍无可忍的英、法政府向法西斯德国宣战，二次世界大战由此正式全面爆发。

也就在这一天，中国《大公报》记者萧乾从香港启程，乘坐法国阿米拉斯号航轮前往英国，开始了长达7年的讲学、深造和战时、战地记者的多色彩生活。

此前，他收到了发自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邀请函（系一位在该院讲授佛教和藏语的中国学者于道泉推荐），他被聘为该学院中文系的讲师。但去该学院任教，条件十分苛刻，年薪（而且是税前）仅为250英镑，且只签一年合同。此外，旅费还须自备。就在萧乾左右为难的当口，具有远见卓识的香港《大公报》社长胡霖把他找了去。胡霖快人快语地吩咐道：“马上回他们一信，接下聘书。至于旅费，报馆可以替你垫上，靠你那管笔来还嘛！”

胡霖社长还精辟地给他一一分析道：希特勒已经吞并了奥地利，如今又进占了捷克。这小子胃口大着呐！他这么一点一点地蚕食，列强安能眼睁睁地望着？大战注定是非打起来不可的了。从我们干新闻的这一行来说，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我就是想出钱派个记者过去，英国也未必肯让入境。如今，他们请上门来了，你还在乎什么？我马上通知会计科给你买船票，叫庶务科给你办护照！

不出几天，在胡霖社长快节奏的操持下，社里很快为萧乾办好了赴英任教的一切手续。期间，胡霖为萧乾准备的几十英镑生活费，以及过境用的法郎遭小偷光顾。胡霖知道后，二话未说，又立马为他补发了一份。在过去了几十年之后，人到晚年的萧乾先生每每谈及当年发生的这一幕时，心中就会由衷地升腾起对老社长胡霖的深深感激之情。胡霖是一位罕见的伯乐，一位极富人情、远见卓识的伯乐。他在萧乾的成长史上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

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萧乾教授着只有一、二个学生的中文课。在轻轻松松任教的同时，他有更多的时间观察着处于战争状态中的英国社会的众生相，一丝不苟地履行着《大公报》特派记者的职责。由于来英国之前，萧乾刚刚采访过滇缅公路，并在那里逗留了三月之久，而这条公路正是由英国援建的，其对处在战争中的中国又是如此之重要，因此他应邀在英伦三岛的多个城市现身说法，作有关这条中国战时生命之路的演讲，宣传中国军民英勇抵御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事迹。萧乾还积极参加了英国人民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战成立的公谊会和援华会的各项活动。在他的推动下，1941年，公谊会组织了一支由40名英国青年组成的救护队，志愿前往中国从事医疗工作。在这支志愿救护队来华前夕，举办了为期3个多月的培训班。萧乾则负责教会他们日常用汉语，以及讲授有关中国的地理、历史等方面必要的相关知识。抵达中国后，这支医疗救护队一直活跃在大动脉滇缅线上，用鲜血、生命和宝贵的医疗急救技术，为保障战时中国的这条生命之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0年初，也就是抵达英国不到半年的时间，应国际笔会伦敦中心秘书长欧鲁德的邀请，作为来自炮火连天的中国的一名作家和前沿记者，萧乾向英国的同行和听众作了题为《战时中国文艺》的精彩讲演。演讲中，他介绍了去世不久的著名诗人、英国人民熟悉的最早高举反法西斯侵略大旗的抗日斗士王礼锡，以及由著名左翼作家丁玲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等众多中国文化名人活跃在抗日救亡第一线的动人事迹。

演讲结束后，受当时在场听讲的国际笔会主席威尔斯的委托，欧鲁德热情地邀请萧乾加入国际笔会及伦敦中心。萧乾是因宣传中国作家抗战和反映同盟国抗击希特勒法西斯侵略战争业绩，并将它介绍给东方人民的中国记者的双重身份加入国际笔会的。

在1940年伦敦遭受希特勒法西斯狂轰滥炸的那几个月间，萧乾常常不顾自身安危，冒着上千架德寇飞机轮番“饱和轰炸”的危险奔走于火线废墟中，及时地向中国人民报道同仇敌忾的英国军民英勇抗击法西斯侵略，坚持生产、工作、生活的动人事迹。他几乎每周都要向重庆《大公报》提供一篇有关战时英国和欧洲战局的通讯，有的长篇通讯则需要好几天才能连载完毕。他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战时英国军民战斗、生活的独特窗口。有时，稿源枯乏的《中央日报》，也不得不从《大公报》那里“批发”一些萧乾发自伦敦的二战通讯。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则高度赞扬了萧乾的敬业精神，以及二战通讯的独到之处。

宣讲中国抗日和为弱小民族主持正义他赢得尊重

旅英6年，在紧张繁忙的讲学、深造、新闻采访中——而且这一切都置身于激烈的战争状态下，萧乾先后出版了5本专著。这5本专著都是介绍中国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国抗战文艺、中国战况、中国相关知识和近现代史。名叫《苦难时代的蚀刻》的第一本书出版后，几乎伦敦所有的报纸都为此发表了评论，赞扬“中国新文学充满了活力”。5本书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因而曾一一再版过。

1941年12月7日，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发动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太平洋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与此同时，由于正式参与了对日本法西斯的宣战，英国的宣传媒体加大了对中国抗战的宣传力度。伦敦电影公司也邀请萧乾为他们创作了一部名为《中国人在英国》的影片。为此，电影公司专门为萧乾布置了一间类似萧乾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读研究生的书房，录下了由萧乾担纲的全部解说词。在那一段时间里，历史悠久的英国广播公司约请了一些常驻伦敦的同盟国记者，用各自国家的母语向本国听众播讲。其主要内容为欧战局分析与预测，以及英国所起的作用。约请的英国广播评论员是《纽约时报》的驻英记者，而中国方面则由《大公报》特派记者萧乾担纲。萧乾向重庆广播的日子是每星期二。电台的规定是：头一天由萧乾提供英译本内容，到了第二天播出时则用中文，作为萧乾个人对二战战局及战时英国的观察。播讲顺利地进行了好几个月，效果也挺不错。后来，发生了一档子双方对时评内容各不相让的事情，使时评播讲起了变化。一次，在时评稿中，萧乾谈到了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古老国家源远流长的友谊，对印度的独立运动明确地表示了同情的态度（时印度为英国托管）。按照约定，萧乾将事先译成英文的广播稿提前一天送至电台。但是没过多少时间，电台却派专人将此稿送还给了萧乾，内中还附了一封信，措辞委婉地要求萧乾把文中有关印度独立的那段内容删去，同时改用电台为他另行起草的一段内容。萧乾过目后认为：时评既是用他个人名义播的，那么，电台的这个做法就不太合情理了。思忖之下，萧乾也提笔写了一封回信，其大意是：如果英国政府就印度问题有所评论的话，他们尽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去发表，而他萧乾无意充当英国女王陛下的代言人。就在广播时间到来的前一个小时，萧乾坦然地将自己的这一立场通报给了英国广播公司。这样一来，左右为难的英国广播公司不得不临时改换节目，将本应由萧乾广播的内容改播了音乐。从此之后，英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评述栏目，也就不再以盟国记者的名义播出，而是改由雇员播送公司审定的讲稿。然而，这并不影响广播公司同萧乾之间业已形成的友好合作关系。后来，该公司远东组组长乔治·奥维尔先生还充分发挥萧乾的另一特长，邀请他对美国及印度多次作有关文学范畴的专题广播。

1943年的岁末，由重庆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以王世杰、王云五为首的中国友好访英团抵达伦敦。在这个访英团成员中，有4年前力挺萧乾赶赴英国任教的重庆《大公报》社长胡霖先生。这一回，浑身上下充溢着高度新闻职业敏感的胡霖，再一次力挺萧乾迈向激战中的欧洲战场。

具有非凡超人目光的胡霖，告诉眼前这位于一年前辞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职、而今正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撰写文学硕士论文的爱将说：现在墨索里尼完蛋了，纳粹在斯大林格勒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依我看，西线沉寂的日子将很快过去，盟军非反攻不可，而且是把希特勒夹在中间狠狠地打！

随即，仿如4年前雷厉风行地任命他为《大公报》驻英特派员那样，胡霖迅即正式任命萧乾为《大公报》特派员兼伦敦办事处主任。

六个月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了，一场以彻底埋葬希特勒法西斯为总目标的西线大反攻全面开始了。

很快，萧乾向英国新闻部呈递了附有重庆《大公报》证明书要求充任战地记者的申请。正是由于自1939年及抵英后，萧乾一直兼任《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更是由于他的勤奋多产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好评，曾经审阅过萧乾撰写的大量反映英国本土战时通讯的英国新闻部，异常迅捷地给他颁发了相应证件。在这份贴有萧乾本人照片和标明他所属的中国《大公报》名称的战地记者证上，颁证部门这样标注道：

此人如被俘，应按照国际联盟规定，享受少校级待遇。

就这样，身着盟军少校戎装的萧乾开始了追赶他所服务的美军第七军挺进希特勒法西斯巢穴的战地记者生涯。

与老友斯诺战地重逢，令他窥见了活的中国的灿烂前景

令萧乾意想不到又欣喜异常的是，1944年秋天，在盟军刚刚解放了的巴黎，供盟军各路战地记者下榻的斯克里伯旅馆的酒吧间里，一身戎装的西方战地记者斯诺——他当时是获得苏联方面特别许可采访东线（苏联和东欧战场）的六名美国记者之一，与同样穿着军装英姿勃发、正准备随盟军挺进希特勒巢穴的中国《大公报》欧洲战场记者萧乾重逢了。然而，又是一个令萧乾意想不到的是，对于这次两人的意外重逢，斯诺向他说的第一句话，并不是有关战争的话题，也不是分别多年的人们在异国他乡乍一见面时呈现出的异常激动，或互致寒暄，或询问老朋友的现状，却是“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这句令萧乾进入晚年后一再向人提及的经典名言。自然，这也是老朋友斯诺的肺腑之言。

斯诺为什么会在追剿法西斯希特勒的战争大规模展开之际，脱口说出这种在常人眼中“不着边际”的话呢？

毋庸置疑，这是斯诺在中国“探险”的十三年卓有成效的实践中获得的真谛。

从斯诺一张口就说出的这句话里，萧乾的感觉是：“我深深感到他身在欧洲，心还牵挂着中国。”

继说出这句话后，斯诺又向萧乾解释道：他在中国的岁月，是他一生中最难忘、也是最重要的一段日子。他自幸能在上海结识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他十分怀念中国，特别怀念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认为正是她以及鲁迅使他认识到真正的永恒的中国。那是关东军、戴笠或任何邪恶势力都征服不了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

令斯诺为之大开眼界的，并不单纯是鲁迅那些富有哲理的向旧世界宣战的作品，而是鲁迅独特的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逻辑思维。而鲁迅对整个世界和中国未来发展的看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要比斯诺所敬仰的另一伟人毛泽东还要远见卓识一些。

在1933年2月21日两人的初次晤谈中，鲁迅精辟地认为（斯诺亲笔记录，见其《鲁迅印象记》一文，后收录《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北京三联书店1973年出版一引者注）：

“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鲁迅说，“民国以后，我们变成了前奴隶的奴隶了。”

“既然国民党已进行了第二次革命了，”我（斯诺）向鲁迅问道，“难道你认为现在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

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

“你认为俄国的政府形式更加适合中国吗？”

“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俄国情况的东西，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类似之点。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来说，只能够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

正是鲁迅那独特的不同凡响的思维，使得斯诺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海伦·福斯特改变了“想看一看中国就走”的初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独居在美国康州麦迪逊小镇小木屋里已经进入暮年的海伦·福斯特对我国访问学者安危先生这样描述道：

“埃德和我先后结识了宋庆龄和鲁迅，他们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他们使我俩明白如何去研究中国社会，怎样去认识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我们从宋庆龄和鲁迅身上发现了东方的魅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埃德和我受宋庆龄、鲁迅的影响最大。我俩不谋而合，最初的计划极其相似，都想看一看中国就走，结果一呆下来，竟是十几个年头”。

萧乾先生后来在其所著的《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一文（刊1978年创刊号《新文学史料》）中开宗明义地向我们介绍道：

三十年代上半期，斯诺在中国曾做过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他和他当时的妻子海伦·福斯特（佩格）花了不少心血把我国新文艺的概况及一些作品介绍给广大世界读者，在国际上为我们修通一道精神桥梁。这项工作同时也使斯诺大开眼界，他从中国事态的表层进而接触到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使他在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上，来了个飞跃。四十年代中期在一次会晤中他告诉我，在这条路上指引他的是鲁迅先生。《活的中国》是《西行漫记》的前奏。

萧乾先生指出：一九二八年这个米苏里出生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时，才二十三岁。他自已说，象所有的冒险家一样，他到远东最初也是来撞大运的。然而皇姑屯的炮声很快震撼了他。随后，由于认识了鲁迅先生和孙夫人，他接触到中国人民为抗日、为民主而进行的英勇不屈的斗争。同时，为了编《活的中国》，他读了鲁迅先生和三十年代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同旁的外国记者不一样，他看到了一个被鞭笞着的民族的伤痕血迹，但也看到这个民族倔强高贵的灵魂。通过新文艺创作中的形象和其中的精神世界，他一步步地认识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并成为我们革命事业的同情者。

萧乾先生进而指出：《西行漫记》问世于一九三八年。在那之前，斯诺最重要的一部书不是《远东战线》（一九三三年），而是《活的中国》。这本书的编译，也正是他在鲁迅先生指引下，认识旧中国的现实和新中国前景的开端。

那个时代报道震撼世界大事件最多的中国记者

与斯诺在巴黎一起意外地盘桓了大半天，且是两人人生中的最后一次会面结束后，萧乾立即马不停蹄，赶往了昔日不可一世欲图吞并整个地球的法西斯希特勒政权正摇摇欲坠的德国境内。然而，当萧乾刚刚进入满目疮痍的德国境内，尚不及深入前线采访战事，便又一次遇到了意外，而且是在欧洲战场上其他中国记者不曾相遇的意外，令他一生新闻和文学生涯锦上添花的意外——在美军第七军莱茵前线，萧乾意外地收到了司令部派遣专人送至的一封急电。电报要他火速赶返伦敦，接受另一个重大使命：前往美国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

给他拍发这封急电的正是他的顶头上司胡霖，胡霖也是中国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代表团成员之一。

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期间，面对十几位国民党“中央社”大员得天独厚的垄断性优势，在胡霖的精心安排下，萧乾作为民营报纸《大公报》的记者，抢先一步向国内发出了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向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宋子文提出的关于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独家新闻。萧乾还有幸多次同代表团中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同桌共餐——这是他后来毅然放弃在英国的优越生活条件，回国报效的原动力之一。

当时活跃在二战欧洲战场上的中国记者中，乃至众多的外国战地记者中，萧乾先生是时代的幸运儿，他是惟一一位跟随美军挺进莱茵河，尔后中途折返英国乘船转赴美国旧金山报道联合国成立大会（1945年4月25日），并在美国各地采风的中国记者——此时，盟军在德国的战事已接近尾声；尔后，萧乾又飞返他为之生活、工作了6年之久的英国首都伦敦，报道令全世界人民大跌眼镜并最终导致功勋卓著的盟军实力派领袖丘吉尔下台的英国大选（1945年7月26日），以及戏剧性走马灯式地两任英国首相出席的波茨坦三巨头聚会（1945年7月17日—8月2日）；尔后，他长时间驻留已被盟军完全占领了的德国进行采访。之间，他还见缝插针进入西欧诸国深入采访，是报道独家新闻、战后各国包括战俘、吉普赛人在内各阶层人民生活最多的一位中国记者。之后，他还采访了纽伦堡国际大审判，并深入德国全境采访。

与此同时，趁着采访波茨坦美、英、苏三巨头历史性聚会的空隙，素有平民情结的萧乾，首先想到的是六年欧战期间被迫滞留在德国境内的那些中国留学生，他们更需要祖国亲人的抚慰。之后，他将竭尽全力采访到的真实情况，匠心独具地向国内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有名有姓同胞的平安电讯。重庆《大公报》刊出后，很快接到了这些留德学生亲属的感谢电、函，以及广大读者的内心感观，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大公报》在国人心目中的亲和力。这是国民党御用新闻机构的大员们不曾想到的。为此，萧乾又一次受到了社长胡霖的褒奖。

他是一个儿不嫌母丑的炎黄子孙佼佼者

1946年初，凭藉过去七年中为促进中英、中欧人民伟大友谊的出色表现与业绩所获得的英国当局给予他的优先权，萧乾携着伦敦办事处为《大公报》挣下的丰硕家产——几辆奥斯汀小轿车与当时堪称国内首屈一指，连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也不具备的的一套彩印设备，乘坐格林诺高号货轮，回归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归国不久的一天，多年来一直提携并对萧乾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公报》老板胡霖把他叫了去，说是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同他商量，要借调萧乾重返伦敦，接替叶公超担任驻英使馆的文化专员职务。为此，胡霖征询萧乾的意见。但萧乾一听，二话不说，就坚决地予以谢绝。萧乾坦然说出了自己心底的想法：“我不是国民党员，平生也最怕做官，如今好不容易回来了，再也不想走了。”

萧乾拒绝去伦敦担任国民政府派驻的文化专员的使命的做法，在他与英国籍的妻子谢格温之间还产生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从此，也埋下了家庭离散的祸根。

然而，离奇的事情接踵而来。在他拒绝去伦敦的使命不久后的一天，在上海金融界供职的一位头面人物——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左右手，请萧乾吃饭。此时的萧乾既担任着上海《大公报》文艺版的负责编辑和专门撰写国际性社评的主笔，同时又担任着复旦大学的教职。席间，一位自称是安徽大学校长的人向萧乾提出，请他去为蒋介石左右手的军委会总参谋长陈诚将军讲一讲欧洲战局。萧乾听后，如同前不久一口拒绝国民政府外交部要他去担任驻英使馆文化专员那样，当席予以了回绝。但是对方并不死心，之后一连去了三趟他供职的复旦大学。最后，某校长退而其次的说辞是：如果他不肯给陈诚总长一个人讲，他们可以为萧乾单独开设一个班，陈诚也在座听讲行不行？然而，萧乾还是予以了坚决拒绝。

上海的世道太复杂了，继家庭遭人破坏后，根本不能适应中国生活的妻子谢格温宣布与他彻底分手，独自一人回了英国。但萧乾又不想出国，无奈之下他只得又去了香港。

此时的萧乾，正如其晚年回首往事时所描绘的那样：

1949年初，我曾站在生命的大十字路口上，需要作出决定自己与一家人命运的选择。当时，我母校剑桥大学要成立中文系，系主任何伦（Gustar Haloun）教授邀我去讲现代中国文学课。他不但函约，三月间还亲自来到香港。他从《大公报》馆打听到我的住址后，就气喘吁吁地来到了九龙花墟道我家，苦口婆心地劝我接受大学的聘请。他说此行一则为新创办的中文系购置一批书籍，再就是促我去剑桥。这回和1939年那次大不相同。大学不但负担全家旅费，还答应给我终生职位。

两天后，这位怕爬楼梯的老教授又来了。这回先声明不是代表大学，而是作为一位老朋友来规劝我。

临告辞，他说第二天早晨再来听回话，还逗了逗坐在婴儿车里吮着奶瓶的铁柱儿说：“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

风闻我要去北平，几位东方的“何伦”也上门来劝阻。有的为我出起主意：“上策嘛，还是接下剑桥这份聘书。中策？要求暂时留在香港工作，那样既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受到一定的礼遇，又可以静观一下。反正这么进去太冒失了。进去容易出来难哪！有老朋友了解你？到时候越是老朋友越得多来上几句。冲你这个燕京毕业，在国外呆了七年，不把你打成间谍特务，也得骂你一通洋奴。……”

整整一个晚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考虑再三，萧乾终于下了决心。

担忧归担忧，也许正是五年前巴黎斯克里伯饭店酒吧间里与老友斯诺重逢时的一席谈所起的作用，在主导着他的中枢神经。最终，萧乾恋家恋国的情结，还是牢牢地占了上风。

在煎熬中一夜无眠，头脑却异常清醒的萧乾，早晨起来在去《大公报》上班前，他给何伦教授留了一封短简。短简上面是短短的46个字的表白：

十分抱歉，报馆有急事，不能如约等候。更抱歉的是，白白害你跑了三趟。正是为了这个娃娃，我不能改变主意。

说实话，他并不是没有“路”可走，而是他根本不想走洋朋友和香港朋友们为他铺设的舒适而又平坦的路。一句话，他要走依据自己独立思考架设的路。

还是在何伦教授几次三番地力邀他去剑桥大学讲授中国文学之前，也就是国民党全面溃败大陆之际，对他有所器重，正在美国做着国民政府特命全权大使的胡适博士力邀他赴美国发展，但同样为他拒绝了。他的心，与美国老友斯诺的心是一致的：已经同中国共产党即将起航的新中国大业这艘巨轮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这一年8月底的一天，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一个月前的一天，萧乾领着一家人自香港登上“华安轮”经青岛抵达天津塘沽港，换乘火车回到阔别12年之久的北平。

在这之前，1949年的7月，萧乾应邀北上，参加了在即将还原为首都北京的北平举行的属于新中国第一次文代大会。但在这之后的三十年间，他一直背负着“某大权威”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所谓主编过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御用工具《新路》的黑锅（秋石注：真实的历史是，北平解放前夕，这家纯粹由北平几所大学著名教授主持的名为《新路》的刊物出版不久，即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查封，永远夭折了。至于萧乾，虽然在刊物酝酿阶段，担任主编的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等人力邀他主持国际问题及文艺栏，但在刊物问世前，萧乾则明确表示了不参与的态度与立场。事后出版的刊物上，也并没有萧乾的名字或由他撰写的文章出现。），而被排斥在新中国的文艺队伍外面……

尽管他饱尝了近30年被归入另类的人世间冷眼和酸楚，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对自己祖国的信念。就是在晚年他平反复出后，海外有人向他抛出橄榄枝，他也不为心动。

毋庸置疑，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炎黄子孙。虽说后来有20多年的光景，他以及他的家庭遭受了极不公正的非人道待遇。但直到晚年，他仍然心平如镜。他是一个儿不嫌母丑的人。一位值得我们尊崇的新闻界前辈和文学界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