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海记忆（蒋旦萍口述）

蒋旦萍简介

我1924年12月出生于上海，14岁参加由党直接领导的秘密学生组织——上海市学生协会，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赴苏北参加新四军，18岁调入新四军军部调研室，自此长期从事对敌技术侦查工作。“文革”前任南京军区第五局第一处处长，“文革”后任南京军区第三局副政治委员。1983年6月离休，正师级待遇。2003年，双目基本失明。 

1924年12月，我出生在上海闸北区长安路紫安里一号。我的父亲是个职员，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是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

_{10岁，在上海}

我母亲去世很早，我连自己的妈妈长什么样都没有一点印象。11岁那年，父亲也离开了人世。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父母的早亡是非常不幸的。但是这样的遭际，也确实锻炼和培养了我独立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父亲去世以后，我那几年的生活由大哥承担，他是做出了很多自我牺牲的。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结婚成家。但是为了抚养我，大哥与大嫂是分居两处。一开始，大哥还失业，为了维持我的生活，让我上学，常常要典当东西，对此我终生都心存感激。

_{13岁在上海}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7岁的大哥带着我们三个弟妹逃难。后来我二哥随难民移植协会去了大后方，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姐姐当了纱厂女工，随工厂内迁去了安徽芜湖。我因为年幼，开始在我叔叔家寄住了约有一年的时间。后来，大哥在三星棉铁厂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们才从叔叔家搬到爱文义路（就是现在的北京西路）的一个自行车行的阁楼上，住了下来，直到我离开上海。那个阁楼很小，除了一个小桌和一把椅子，供我写作业和大哥有时画画用，其它什么也没有，晚上我和大哥打地铺睡觉。

一开始我在明光中学上学。那是1937年的秋天。这个学校虽然不是什么贵族学校，但是收费比较高。我考虑要减轻大哥的负担，因此我没有上初一，就考了初二，但是一个学期下来，大哥再也维持不了那么高的学费，我只能辍学在家里，待了将近半年。

我生活在上海的15年中，经历了两次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战争。

第—次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那一年我才8岁，懂事还不多。由于大批的日本军队到了闸北，我们就举家逃难。逃到租界以后，有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哥哥回到自己家里去拿东西。当经过租界和闸北交界的三板厂新桥的时候，所有人都要被日本兵检查搜身。有的中国老百姓由于语言不通或者动作稍微慢一点，就要被殴打。当时我虽然很小，但是我已经感觉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

第二次就是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日军侵占了我国大量的地方，并大举进攻上海，我们又举家逃难。每天我们都到苏州河边上，去看望自己家住的地方。我亲眼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俯冲轰炸，爆炸声响起以后，就看到自己家所在的地方火光冲天。由于大量的长时间的轰炸，我家所在的那一片，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我想，我没有家了。这个时候我已经12岁，小学毕业了。当时我就发誓：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把他们赶出中国去。两次战争对我民族意识的培养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当时是不论年少的、年长的，男的、女的，几乎都卷入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去了。我大哥早出晚归，没有人管我，当时我就参加过慰问伤病员、募捐棉衣、鲜花义卖、支援抗日战士等等许多活动。

我在辍学期间听大嫂的弟弟沈定一说，他所在的泉漳中学，要招收一批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有奖学金的学生，我就去考泉漳中学。为了能保证考上，我又重读了初一。泉漳中学是一个有长久革命传统的私立学校，是由泉漳会馆办的，开始只收泉州、漳州两地的学生读书。上海泉漳会馆是近代福建商人的一个同乡、同业组织，靠华侨的资助创办了泉漳中学，在上海龙华路外日晖桥（今龙华东路打浦路）。开始是供泉州、漳州籍子弟上学，后也收其他籍学生。我考取泉漳中学奖学金以后，除了学费全部免缴以外，学校还供应—些简单的学习用具和课本。

泉漳中学曾经培养了很多进步青年，包括左联成员。著名哲学家艾思奇曾在学校任教。1929年中共江苏省委在此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周恩来等都来此参加会议。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有不少是共产党员或爱国的民主人士。我进校时，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海外华侨的资助中断了，因此泉漳中学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支撑着办学，支撑着对广大贫困学生的奖学金资助。当时学校校址已被日军炮火轰毁，就到南京西路的斜桥弄苏南中学的校址内，利用苏南中学没有课的间隙上课。1938年的上半年开始，我在班级里负责康乐和壁报两项活动。那时我除了抗日爱国的热情，也是有这方面的爱好和兴趣，所以工作很积极。后来，又参加了当时党组织领导的两次反汪斗争，就是反对汪精卫的投降路线。还参加了护校斗争。

因为泉漳中学革命性比较强，我们借用的苏南中学校方，对我们有戒心，想把泉漳中学挤走，因此就有了护校斗争的活动。记得为了使我们的求学活动不致中断，地下党领导了护校活动，我也积极参加了护校斗争。我们坚守在教室中间，手挽着手，唱着抗战歌曲。当时苏南中学报告了英国巡捕房，那些英国巡捕也来看了一下，我们就据理力争，给他们讲，我们没什么別的要求，就是要继续在这个地方上学。英国人看到没有什么违反法律的行为，他们也就回去了。护校斗争结束后不久，泉漳中学找到了爱文义路戈登路（现在的北京西路江宁路）办学。校舍很简陋，只有楼上楼下四间教室，老师就在一间像厨房的小间里办公，另外还有一个亭子间，作为住校的女生宿舍。由于女生宿舍比较私密，所以我们这些进步学生经常在那里活动。

由于在一些活动中我表现得积极勇敢，就引起了党组织对我的注意。有一天下午，高一的女同学徐联珠（徐嘉）给我说：“你今天放学以后等我一下，我有事情想和你说一下”。我说：“好！”回到教室以后，我和同桌的同学汪德昌讲了这个事情。当时，汪德昌是和我比较要好的一个同学。刚进学校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穷苦的学生，可是后来慢慢地他就变得有钱起来了，经常请我去看电影，或者到吃饭的时候请我吃一顿饭。他听了我讲的情况以后，就跟我说：“今天有场好电影，我请你看，至于徐联珠，她是个女同学，你跟她有什么好说的，不要去了，我们还是去看电影吧！”这样我就跟着他一起去看了电影。到第二天，徐联珠碰到我，说：“昨天晚上怎么你没有留在学校，你走了，到哪儿去了？”我如实地把情况向她讲了，我说是汪德昌把我拉去看电影了。她讲：“今天放学以后，你不要走，等着我，这个事情也不要和别的同学讲。”我说：“好的！”

放学以后，我就装着先回家的样子转了一下，然后回到了教室。徐联珠在那边等着我，我们两个就沿着马路，边走边谈。她给我谈了她自己的家庭情况，谈了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不幸，都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所造成的。她讲了每一个青年都应该做一些有益于抗战的事情。她讲的都挺好，我听得也很认真。这样谈了大概有一两个钟头。在分手的时候，她给了我几本儿童文学的小说书，要我好好地看—看。我回到家里，打开纸包一看，里面一本是苏苏写的《小瘌痢》，一本是张天翼写的《秃秃大王》，封面都画的挺有意思。晚上我就打开书看了，看着看着，就被书中的故事吸引住了。里面讲的都是抗战的故事，对我启发挺大。—夜之间，我就把两本小说都看完了。第二天，我把这两本书还给了徐联珠。

此后，徐联珠又不断地拿了很多进步的小说给我看，比如《新生代》、《西行漫记》，鲁迅的杂文和小说，还有一些苏联的小说，这些对我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变化。一开始我主要还是一些民族主义的思想，爱国是主流，其他方面懂得很少。在这期间，汪德昌对我拉得也很紧的。有一次，他讲他参加了三青团，当时的手续也很简单，只要交几张照片，填一张表，接受一些领导交给的任务，这样每个月都可以发给你一些津贴费用。我听过他的话以后，想了个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各方面都很困难，做一些于抗战有益的工作，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怎么还拿什么钱，看来这个组织一定有问题。

此外，有一段时间，我也很想到大后方去。为了能到大后方去，我和几个同学在上海沪光大戏院的楼上练功。因为有一个同学的家就在沪光大戏院的隔壁，他的父亲是开诊所的，他家楼上是和沪光大戏院连在一起的。我们在那个地方锻炼身体，练习爬上爬下，跳上跳下，我们想先把身体搞好，然后到敌后去打游击。

从徐联珠给我看那些书以后，我隐隐约约地已经知道了一些共产党的事情，觉得共产党了不起，我陆续又看了一些进步的书籍。在1939年的9月，有一次，徐联珠约我到爱文义路觉园，就是解放后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所在地去谈话。那一次谈话谈得很严肃。徐联珠告诉我，根据我这一年多来的表现，准备介绍我参加上海市学生协会，这是领导学生运动的进步组织。学生协会成立的时候是公开的，领导了上海的很多次抗日救亡运动。从1939年开始，学协已经转入到地下，是秘密的了。今后有什么事情，我就直接和她联系。这样我在1939年的9月9日，参加了上海学协。参加学协以后，在泉漳中学参加班级里的活动，我更加积极了，还参加了学校的歌咏队。放假期间，1939年的年底，有一次，徐联珠来和我讲，在我们中国，能够领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要不做亡国奴，要建立新中国，也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她问我：“你想不想参加中国共产党，我们一起去找共产党，好不好？”我说“好！”她说：“我们一起去找，你先找到就告诉我，我先找到就告诉你。”我说：“好。”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1940年的3、4月份，徐联珠又找我说：“我已经找到了共产党，你愿不愿意参加？”我说：“我愿意。”她说：“参加共产党，如果被发现了，被逮住了，轻则坐牢，重则杀头，不是你说一声愿意就可以的，你还是好好地考虑考虑，过两三天后再来回答我。”我说：“好！”这样，经过三四天的时间以后，我找到了徐联珠，我们两个一起谈。我讲：“这些我都考虑了，我愿意参加共产党。”她讲：“那这样吧，我给你几本书，你去好好地看看，然后你要写一份申请。”她把怎么写申请，写法上有什么要求，都跟我说了一遍。我就带着她给我的几本书回家。回到家里打开一看，一共是三本书：一本是《英勇奋斗十七年》，实际就是关于党的历史的教育，一本是《什么是托派》，也就是教育我在思想上要划清什么界限。还有一本是关于苏德签定互不侵犯条约的，这是要我认清当时的国际形势。我看完这三本书以后，就按照徐联珠交待我的那些要求写入党申请，写了几乎是整整一个练习本子。写完以后，1940年4月的下旬，把它交给了徐联珠。对这件事情，徐联珠一直交待我，不能对任何人讲，要绝对地保守秘密。我的入党申请送上去以后，一直到1940年的6月，有一天，徐联珠通知我，你的入党申请已经被批准了。她带着我到学校，就在校工住的楼梯下面的一个小间里头，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在手剪的火柴盒大小的一面小小的党旗面前，宣了誓。

当时宣誓的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有三句话我始终都没有忘记。一是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先锋队”三个字深深的印刻在我的脑海里。第二句是永不叛党，白区党组织对气节问题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第三句话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三句话伴随和指引了我的一生。

入党宣誓完了以后，徐联珠就跟我讲：“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要天天到学校来了，有两件事情要你去做：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上面已经决定输送你到苏北革命根据地去，或者到皖南新四军去，你就去负责接关系；第二件事，就是利用这一段时间，你去做一些校外的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群众工作，让更多的人懂得抗战的道理，坚持抗战。有什么事情我会找你的。”我说：“好！”

这样，我从1940年的6月开始，就不再天天到学校去，主要的时间花在接关系和开展校外的活动上面。校外活动究竟怎样搞，当时心里也没有底。我就跑到我叔叔住的那个地方，就是现在上海展览中心的边上，那个地方，原来有一条弄堂叫慈厚南里。我把叔叔家住的地方作为据点，领来了我叔叔家的堂弟、堂妹，一起在那边组织了一个地下少先队。一共吸收了有将近二十个十三四岁、十四五岁的小孩子，活动主要是看进步书籍，唱抗战歌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有的时候也讲一点形势。这十几个娃娃，有五个人后来都先后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接关系的次数还是挺多的，但每次都不是很顺利。这和当时皖南的形势有关，因为一开始接关系的时候，就明确我们是要到皖南去的，到新四军教导队去的。隔了一段时间，又讲不行，要等。过了一些时候，又接上了，似乎又差不多了。但是下一次接关系的时候，又讲情况有变化了。这样，断断续续一直到了年底才最后定下来，决定我们在1940年的12月26日离开上海，到苏北去。当时跟我一批走的，有我们泉漳的五个同学，其中有姚关福、胡士敏、陶源如、张学祺，加上我三男两女一共五个人，其中党员就我一个。这样我们在1940年的12月26日，坐上日本的十八泰国丸轮船到苏北的新港（靖江）。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叔叔也曾经想介绍我到电车公司去当学徒，因为我当时英语学得还不错，电车公司是英商的，英语好一点进去就比较方便。可是后来看看我实在长得太瘦小了，没有能去成。如果去了的话，那么可能我的一生就是在电车公司度过了。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以革命热情、爱国热情开始的，这是个基础。生活困难，要找前途也是一个客观的因素。

离开生活了15年的上海去苏北，当时的心情是很激动的。后来听说哥哥疯了一样到处找我。看着上海的灯光渐渐地消失在视野，我想得更多的，就是自己很快就要走上抗日的前线，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我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爱国的抗日战士。我就这样开始了在军队中一生的生活。

经过一夜的颠簸，轮船终于逐渐地靠上了靖江的码头。这里当时还是敌占区，在日本士兵凶残的目光逼视下面，我们慢慢地上了岸，大概经过有半天左右的路程，就开始进入到抗日根据地。

我们又经过海安、东台到达盐城新四军抗大五分校招待所。五分校队列科汪晓芸同志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填写了一份入校登记表。填好后汪科长拿着我们的表格仔细看，他问哪位是蒋旦萍同志？我说我是蒋旦萍，他笑着说，哦，还是一个小布尔什维克嘛。随后他就向我们介绍抗大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大批的军政干部，更有力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他又介绍说，抗大五分校除校部之外，下设三个大队和一个上干队（即上级干部队），一大队是军事队，培养基层军事干部。二大队是政治队，培养基层政治干部。三大队又叫女生队，也有一队和二队，女生主要就是学政治。上干队是培训营团干部的。校长由陈毅同志兼任，副校长是冯定。其他的领导同志你们今后都会熟悉的。你们离开大城市来到新四军抗大，我们很欢迎，但是你们思想上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我们在敌后办学，还要经受日寇的大扫荡，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等方面的考验和锻炼。从明天开始，你们就是抗大的第一期学员了。于是从1941年1月1日到1942年12月，我经历了为时两年的抗大学习和战斗的生活。

1942年12月，我正在抗大的参训队学习，有一天队长突然通知我立即到队部，队长告诉我队里接到军部的命令，调你去军部工作。第二天我就到军部组织科转组织关系，组织科的两位科长笑着对我说，你要到军部一个十分重要的机密单位去工作了，要非常珍惜啊。然后交给我一个介绍信，信封上写的是“立教办公室胡主任收。”我拿着介绍信，按照指定的地点找到了立教办公室，胡主任亲切的接待了我，说非常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工作，详细情况等会儿你的科长会和你说的。接着就让警卫员把我带到了二科。二科的科长顾雪卿同志正在球场上打篮球，警卫员叫了他，顾科长就过来，把我带到了一个大草垛旁边和我谈话。他说早就知道你要调来工作，这个单位是一个机密性很高的单位，也可以说进来以后就要准备隐姓埋名一辈子。我们的任务就是破译敌人的密码电报，获取敌人最高层的机密，让我们新四军的指挥机关及时掌握日军、汪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动向，取得主动权。单位里分三个科，一科负责破译，二科负责密码破译后的日常情报的处理，三科负责敌方情报的侦收。由于情报工作的高度机密性质，因而对工作人员有严格的要求，第一工作的性质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包括自己的亲属。第二尽量减少与工作无关人员的联系。第三外出时必须有人结伴而行。第四无论寄出或收到的私信都必须由组织审查。以上这四条规定必须从党性高度出发来正确对待。从这一天开始，我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个事业，时间长达42年之久。

情报工作艰难，在于要把一串串没有感情色彩的阿拉伯数字变成活生生的情报，特别是敌人在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密码。敌方的密码专家都是接受过高等专业训练的人员，而我们都只是一些接受了高初中教育的年轻学生，靠着党的领导，抱着忘我、无私、奉献的信念，不断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破译一份又一份的敌方电报。从事这项工作，必须每时每刻都处于战备状态，部队行军时我们一起行军，部队休息时我们要立即开展工作。经常是连续几天夜以继日，一盏昏暗的油灯陪伴我们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到了清晨我们眼睛是黑的，鼻孔是黑的，无论严寒酷暑，没有例外。

情报工作贡献巨大，最突出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地区的八次大的战役。宿北战役歼敌两万余人，鲁南战役歼灭国民党整编26师和快速纵队共三万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汽车和重炮，装甲运兵车、坦克，组建了我军的特种部队。莱芜战役是一场最典型的南征北战，歼敌六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歼敌三万余人，济南战役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这是华东野战军攻克的第一个大城市。淮海战役我军的60万人打败了国民党80万军队。渡江战役国民党的千里江防被我军全面突破，我们在战役前就把白崇禧和汤恩伯的沿江兵力部署搞得一清二楚，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渡江战役的作战方案提供了重要情报。上海战役正如陈毅同志所言，是瓷器店里打老鼠，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我们把一座完整的大上海还给了人民。所有战役中的每一个战役，我们几乎都能立大功，我们的情报保障，是从战役的开始到战役的结束都不间断，所以周总理曾经说，你们的工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四分之一的功劳，一是党的正确领导，二是指战员的英勇善战，三是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四是及时、准确、完整的情报保证。总理还说，国民党在技术上是正50，但在政治上的负50，正负抵消，所以他们失败了。我们在技术上是正号，政治上也是正号，两者相加，结果必然是正号，所以我们胜利了。毛主席也曾为技侦工作题词----“党的耳目”，称我们的工作就是“走夜路有了一盏灯”。最高领导的这些话，就是对我们的最高奖赏，是给我们的最高荣誉。

我再到上海，是离开上海9年以后了。

1949年4月份，我们完成了渡江战役以后，整个华东军区就准备南下。这次南下的时候，跟当年行军作战完全两样了，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运送我们南下。4月30日，在徐州住了一夜，第二天，发了新的军装，挂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徽，5月1日，当我们离开徐州的时候，突然间下起了冰雹。从徐州到了扬州，在扬州短暂的住了几天以后，又转进到丹阳。到了丹阳以后，整个华东军区，华东局都忙着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当时华东局决定把所有的上海籍的干部全部都抽调出来，参加未来的军管会的工作，我当然是其中之一。正像电影《陈毅市长》中所描述的，当时组织我们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学习《入城守则》。在丹阳待命期间，就在24日，我们几个人到丹阳城去看胡立教同志，到了立教同志那边，他讲你们怎么过来啦？赶快回去，马上就要走了，昨天晚上上海好多电台都在叫解放军赶快进城。听立教同志这么说，我们赶快就回到原单位，不久就接到命令，要我们集中。此前陈毅同志在动员的时候，曾经讲，我们三千干部进入上海，这么五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究竟谁影响谁？谁改造谁？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酷的问题。这就是说，我们接管上海的干部一共才只有三千人，陈毅同志讲，这是一个军事秘密。

_1949年8月

5月26日一早，我们赶到司令部的所在地集中、编队。上海军管会一共编了十个队，每个队还有若干组。我是编在第十队第十组，第十队的负责人是梁国斌、李士英同志，第十队的任务是接管上海的军、警、宪，特四个方面，就是军方、警察、宪兵和特务四个部分。我们第十组都是我们调研室抽出来的人，有我，时冲，吴一峰，郑国芳，张志遐，胡秋亮等。编好队以后，大概六点钟光景，就陆续地上火车。我们因为是第十队第十组，等到我们上完车，就是车厢的最后几节了。车厢都比较破，玻璃都是残缺不全的。天上下着小雨，我们挤在这个车厢中间，雨水不断地打进到窗户里头来。火车行进的速度也比较慢。一路上，还不断地碰到破坏的桥梁需要整修，少量的残匪需要消灭，可以说是走一路，修一路，打一路。到达上海的时间，大概是下午的五点钟左右。

军管会的纪律非常严明，到达上海火车站，要求大家都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原地休息、待命，也不准到车站外面去采购东西。因为当时的币价还没有定下，我们用的是解放区的货币，上海用的是国民党的金圆券、银元券，贬值得已经不值钱了。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五点，已经有上十个小时，我们都没有进餐。火车站离吴一峰的家很近，他就请了假出去一下，到家里带了一些烧饼之类的东西来充饥。后来军管会统一送来一点干粮，给大家充饥。当天晚上，大家都穿着潮湿的衣服，躺在火车站的大厅的地上，不准去扰民。

5月27日，天刚亮，上海的居民发现解放军已经进城了，已经在火车站休息了，大批的市民、工人、学生纷纷地涌到火车站来看解放军。老百姓看到我们衣服都是潮的，就和衣而卧睡在地上，非常感动。有送水的，有送点心的，很多都被婉言地谢绝了。《解放日报》的第一张号外这个时候也已经印出来了。我们在火车站简单地吃了一些早餐以后，就来了一些大卡车，把军管会的全体人员拉到交通大学的室内体育馆。在那个地方，有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迎接我们。他们已经准备了长期以来所收集的国民党各个方面的资料，按照不同的系统，按照十个队，一个一个地分发下去。这样，紧张的接收工作就开始了。

我们派去的人和公安系统的干部混编在一起，主要是搜集有关密码、电讯器材这些方面的事情。当时军管会的纪律非常严，每到一个地方，电话、汽车都要封住，贴上封条，不准再使用。如果需要增加警力，就报告军管会，由军管会来派。碰到什么特殊的情况，随时都应该向军管会报告，不准自作主张。军管会的成员都在左臂上面挂有红底黑字的《上海市军管会》的标志，以便让人民群众能够识别。

时间上要求要抓得很紧很紧。因为上海这个城市相当复杂，你稍微放慢一点，很多事情就要发生变化，所以接管的工作是很紧张的。记得第一天，我是弄到十二点以后才回到休息的地方，当时我是住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公馆，我所睡的房间就是宣铁吾的小姐宣其雄的闺房。

在接管过程中，有两件事情给我的印象比较深。第一件事情，根据资料我到淮海中路的一条弄堂，进去接管特务头子郑介民的公馆。地下党提供的材料上面是这条弄堂的2号，我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天已经傍晚了，大概是七点钟左右，我按了门铃以后，里面的灯一下全部都熄掉了，狗叫的声音很响。当时就感觉到有情况。再按门铃，敲门，里面没有任何反应。这个时候，我马上向军管会报告，告诉他们这个地方有情况，需要增加兵力，增加警力。后来就来了一个警卫班，机枪也架起来了，就在外面喊话，如果再不开门，我们就要进来了。结果还是没有反应。这样由警卫战士爬铁门进去，把门打开，把楼里面的楼梯都封锁住了，向上面喊话，要他们赶快下来，我们是解放军，如果有武器的话放下武器，再不下来，我们就要上楼来搜查了。这个时候，楼上面有妇女的讲话声音，看来她们非常害怕。我们就在下面讲：“你不要害怕，把灯打开，下来。”后来就是一个太太带着一个女佣人下楼了。我就问她们，你们姓什么，结果她回答她们不是姓郑。那么我问你们先生呢？她讲先生不在这里了，到香港去了。我问她们你们的先生是干什么的？她告诉我是哪一个银行的总经理，把他们的房产证，她先生工作的证件全都拿下来了，丝毫不差。这时我就问她：“你们这里有没有看到过国民党的大官？”她讲：“我们平时都不跟人家来往，只知道12号那个地方，好像是有什么大官住在里头，他们有好几辆汽车，是不是你们可以去看看。”于是我们就从2号到了12号，结果一了解果然那个就是郑介民的公馆。事后，我专门到这一家向他们道歉。这么一来，这一家跟我们就很亲热了，她家里有两个小姑娘，经常在阳台上给我们跳舞，表演给我看。

另外一件事，有一次我去接管一个地方，一位姓黄的老板，他家里有两辆汽车，两部电话，我进去以后，全部给它贴上了封条。第二天，他就找到我们，说要找负责同志，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在上海是搞国民党四川军队的兵运工作，也就是策反川军起义的工作。如果长时间把他的电话给封了，汽车给封了，他就没办法活动。我听了以后，就给他讲：“黄先生，你不要急，我可以把你的情况向军管会反映，如果情况像你所讲的，我们都会按照政策来办事的。”这样我马上就向军管会汇报，军管会根据我的汇报，查证了有关的材料以后，回答我，情况属实的，可以马上给他的电话和汽车启封，而且应该向他表示歉意。这样我就在第二天的—早，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黄先生。黄先生非常感动，他说你们真是纪律严明，办事那么认真。他看到我们在那边一天都没有吃饭，就说你们今天就在我这里吃一顿饭，然后你们再回去。我讲，这个事情我们按照规定应该向军管会报告。我就把这个情况向军管会汇报了，军管会讲可以在那边吃饭，按规定交钱。这样我就带着四五个警卫战士一起在那边吃了一顿早饭，其实是一顿很丰盛的饭。吃完以后，我笑着跟黄先生讲，按照规定我把钱都留下，当然这点钱是吃不到这顿饭的。黄先生笑着讲，我一定收下，我把这个钱当作纪念品，把它保存起来。这样我们也就愉快地和黄先生握手告别了。

整个接管期间的纪律非常严明，我们这些上海人都几过家门而不入，在任务完成以前，没有一个回家的。接管中间，很多值钱的东两都是秋毫无犯，碰都不碰一下，该封的就封，该拉回军管会集中的就拉回到军管会集中。这样连续不断地经过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整个军管会的接管任务，大体上告一个段落。

7月1日，上海军管会根据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的指示，决定在上海的逸园跑狗场举行一次和上海地下党的会师大会，作为庆祝党的生日。那一天，会场上坐得满满的，拉歌的声音此起彼伏，非常热闹。地下党的同志能够第一次公开的和自己的解放军、军管会的同志在一起联欢，情绪都非常高。那一天会上，陈毅同志作了长篇讲话，很多内容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其中有一段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陈毅同志讲：“我是三到上海，第一次是1919年，中国往何处去？陈毅往何处去？我徘徊在十字街头，思想苦闷，前途茫茫，虽然我已经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是究竟革命怎么搞是不清楚的。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通知。也是为了追求革命思想，我到法国去了。第二次是1929年9月，当时的斗争形势非常严酷，我穿的是蓝布大褂，睡的是地板。那次我是作为党的代表到上海去的，去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苏区斗争残酷，生活艰苦，但是我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家了。第三次是1949年，上海人民夹道欢呼‘陈毅将军万岁’，这使我深深地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陈毅的今天。”

陈毅同志的这一段话虽然已经事隔几十年，但是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这些人不也都是这样吗？九年前离开上海时，我还是一个充满爱国热情、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少年，那时在自己的国土上不能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在日本士兵的刺刀下登上去苏北的轮船的。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哪有我的今天？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我到上海接管，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在我离开上海九年的时间以后，居然能以主人翁的姿态来到上海，这是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任务既然已经完成，我们很快离开上海，回到了丹阳。

在上海期间，受新的上海市公安局梁国斌（他是管军警宪特几方面的负责人）的委托，我还曾经和吴一峰同志—起穿上便装，到军统上海站的站长黎培明那个地方，去检查过一次他们和台湾密码使用的情况。黎培明是军统上海站的站长，解放以后，很快就被我们破获。破获以后，经过工作，他表示愿意为我们服务。上海公安局就决定要利用他，但是还不完全放心，所以要我们去检查一次他电讯、密码方面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在上海期间的一个小小的插曲。

几个月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多年过去了，我没能再回上海工作和生活。2003年起，我已近乎双目失明，但我一生中关于上海的回忆，还是那么清晰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仿佛就发生在眼前。

_{去年夏天在南京，蒋旦萍家，孙小琪和他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