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商店微型调查

商店布局是居民优胜劣汰选择的结果

我多年生活在浦东周家渡地区，对街上商店和路边经营者做了多年的观察与调研，记下他们的商业活动，兴衰片断，也许这是社会皱褶里的瞬间现象，不为纪录大事的作者们的关注，但我认为是有历史意义的。

所谓微型调查，就是家门前与云莲路交叉的马路一百米左右的街面上，商店与路边摊贩的变化，从业者的变化，店面房租的提升以及商品价格的提升。这一百米左右的商业街，北面26家店面，除邮局和家家福超市为国营，其余店铺全是私营和个体户；福建千里香馄饨店，千层饼摊点，山东煎饼铺，长沙臭豆腐铺，太平洋房屋，藏书羊肉馆，网吧，台球馆，等等，共26家。马路对面是菜场，沿街有42家小门面的店铺，水果、鲜花、修鞋、牛奶、售房、寿衣、修表、电器、衣饰、熟食、婚礼、彩票、理发等等，应有尽有。在云莲路上有：快递公司，茶馆，邮局，邮局门前路边以面包车为店面的水果滩，重庆面馆，苏宁小店，黑牛菜场，包子铺，美容美发店。马路对面是麻将店，名曰棋牌室，大约有八家，到了华灯初上时那里一片红灯闪烁，来赌博的人很多，私家车几乎把路堵了；当然，现在这些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十字路口的历史大约为三十年，是1990年左右开始在农田上新建起来的，是没鼻没眼的极普通的小街。

这些商店的布局，是附近居民多年来通过购买需求，进行优胜劣汰选择的结果。当然，这里的流动摊贩是始终存在的：卖菜的，卖烤山芋的，卖活鱼活虾的，卖毛巾袜子的，卖花的，收购旧家电旧手机的，等等。近来由于政策开放，街头流动摊贩又多起来。

物价上涨，房租上升，商店变迁

从我1985年从浦西迁居到浦东上钢新村起，开始做调查的主要时间，是在近十几年，即2005年起至2019年。

我是2005年从上钢新村迁居到云莲路的。先从邮局说起，在举办世博会期间，这个邮局是世博支局，办公大楼宽大，在世博会结束不久它就搬走了，邮电银行也迁出，邮局的办公楼大部分出租，只剩下一间做邮电，于是大家来租邮局空余的房子和小场院。小场院做成快递公司，生意兴旺，他们的摩托车电动车与绿色的汽车占了人行道，路也不好走了。邮局的走廊加装楼梯，楼上开设茶馆。原邮电银行的房子重新装潢后，开成一家镇江锅盖面馆，中式方桌，高背木椅，墙上有书画，较为雅观。开张后，我去吃过几次大馄饨，味道不错，店里的生意也相当兴隆。老伴说，这家店不错，可以常来吃，我说这类店铺经营的门槛往往是开头货真价实，赢得顾客的好口碑，吸引大家来，但在三个月后，他们就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最终关门走路。果然，这家店也是如此，开始，他们主打的面条还可以，但不是镇江锅盖面，正宗的镇江锅盖面，锅盖是选用香椿木做的，煮出来的面条有香气，面条是手工做的，不是机器轧的，作料也有讲究，特别是有鲥鱼、刀鱼等作汤料，这家没有，说明他们不是真正的镇江锅盖面馆。过了半年，我过生日那天，我与老伴去这家吃锅盖面，问服务员最好的面多少钱一碗，她说是五十五元，于是我买了两碗面，吃时才知道是机器切面，蒸熟，用开水酱油汤冲泡而成，浇头是鱼片，吃在嘴里又酸又涩，我们吃不下去，便离席而去。我对服务员说：“你们店如此欺骗顾客，人家可能被骗一回两回，下次也就不来了，你们的店还能开下去吗？”我这话是在六月说的，八月我走过这家店前时店里没有生意，服务员在门口聊天，到了国庆后那家店便停业了，将店面劈出一半租给食品公司，留下的一半仍开面店，又过了两个月开不下去了，只好关门。

那家食品公司是浙江人开的，从没卖过什么食品，倒是发过几次饼干与鸡蛋，进行亲民活动。大约过了两个月食品公司一夜之间变成了金融投资公司。门内有小姐坐台，门前有几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在宣传，他们说：“投资愈大，回报率愈高，投资的回报率最低8%，最高可达14%。”我曾去问：“你们哪位是经理？”有位“工作人员”说：“我是，您想投资？”我笑笑，说：“你们如何保证投资的资金安全，红利到位？”他说：“我们操作灵活，还本最短是三个月，根据合同红利到位最快是六个月。”

我已明白，这是一家私营的借贷公司，也是那种会卷款而逃的跑路公司。这个公司业务不多，几个管讨债的小伙子没事干，整天坐在沙发上喝茶抽烟，打瞌睡，不到六个月关门跑路。

这个店面，先后又有几家来租，都是几个月走人，后来这个店面一劈为三，由贵州人开了黑牛蔬菜店，由四州人开了重庆面店，由本地人开了包子铺。近日，邮局又隔出一间房出租，开了苏宁小店。黑牛菜店的蔬菜、竹笋、鸡蛋说是从贵州农场直销来的，且价格便宜，受到附近居民的欢迎。包子铺的菜包、肉包、豆沙包一年前是一元一个，后来逐渐涨价，1元2，1元5，重庆面店生意清淡，看来要关门。不过，这三个店在高租金下已坚持了三年，实属不易，是存活时间较长的了。

再说现在开家家福超市的转角门面，十几年来也几换主人，什么好邻居，家家乐，不断在转换牌子。每换一家就将门面劈开出租，原先一家水果公司租用其西面的门店，坚持了五年，于去年关门，现在又将这个门面再一劈两，一家开砂锅麻辣烫，一家汤包铺，东面一间先由一位博士开设的“治疗秃发”店，生意清淡，去年博士跑路，现在由安徽姑娘开“美容美甲”店。将门面分割出租，几乎是许多大店的生存之道，出租店面做二房东可以减轻自己的房租，但是，二房东一旦房子在手便不大会放弃，将店面转租再转租，而每转租一次租金就涨一次，我询问到一家小店，他是从第五个房东那里租来的，租金比原先贵二倍多。现在，这里的店铺月租金一般在800-1000/平米，一家千层饼店不足8平米，租金8千元，山东煎饼摊上午经营，月租8千元，长沙臭豆腐店月租8千元，藏书羊肉店（楼上楼下）月租金3万元，转让金15万元。千里香馄饨店月租金2万元。

店面房租太贵了，店家售货便逐年涨价，菜包子由原来的5角一个现在卖到2元一个，大富贵的包子则是2.5元到3.5元一个了。油条也由十年前5角一根涨到现在2元一根了，“四大金刚”全面涨价。对面夫妻理发店，十多年来我是这家常客，他们从原先5元剃头3元刮脸，今年涨到：男性剃头15元，刮脸5元，女性洗头烫发150元，长发冼头烫发200元。

他们涨价的理由都是“房租高，没办法呀！”这就说明店家将房租的负担转移到消费者身上了。在店面高租金的压力下，店家纷纷倒毙，有的店面一年换几个主人，那些自称什么大王的不时跑路，“街头频换大王旗”。但也有坚持下来几年不倒的商家，有些人还发了财。

坚持不撤，经营有道，改变命运

一家是千里香馄饨店。这家店主姓苏，我们很熟，他是福建莆田人，年近六十，瘦小精干，笑时露出一口金牙。这位苏老板选择到上海来开店，他的店紧邻家家福超市，市口极好。千里香馄饨店已开了十年左右，起先用两个亲友帮忙，自己掌勺，早上六点开门营业，夜晚十点关门歇业。店堂上面搭一阁楼，他睡在上面，店员睏在店堂里，条件难苦，他苦干拼博，一年干下来成绩不错，我那时问他：“今年能赚多少？”他笑眯眯地露出嘴角金牙，说：“比去年多点，赚40万左右。”

我再问，“年终，你给店员发红包吗？”他闪着眼睛说：“那是不可少的啦。”前年，他扩大经营，租下隔壁店铺，开了砂锅麻辣烫店，便从家乡顾了五个工人，两个店兼顾工作，他已不再掌勺了，常见他抱着孙子与人闲话。工人确实辛苦，他为改善生活条件，花了月租金7千元在对面村里租了两间房让他们晚上休息。

去年冬天，我问他：“你扩大经营开了两个店了，今年能赚多少？”他说：“我们是老朋友，不瞒你，今年估计营业额在100多万，能赚多少很难说得准。砂锅店人气不足，不赚什么钱，馄饨店人气足，钱主要是馄饨店赚的。我赚来的钱一分三：我一份，工人们一份，房租一份。我拿大头。啊，房租太贵了，拿走我五十多万呢。” 

另一家是煎饼店，山东费县夫妻俩开的摊店。两个都是中年人，夫妻俩一人一桶面糊做早市，一个上午可卖出300-600份煎饼。一份煎饼由一个鸡蛋，一根油条，一勺面酱，再加点香菜榨菜之类组成。他们的广告词是：正宗山东煎饼，五谷杂粮，营养丰富，绿色食品。的确，他们的煎饼比当地人做得好，很受上海人欢迎。但是我在山东吃的煎饼，是由六种面粉构成：麦面粉，玉米面，小米面，黄豆粉，山芋粉，乔麦粉，这样做成的煎饼香、甜、鲜、脆，他们的煎饼没有山芋粉与荞麦面，味道就差一些了。同时，他们用的鸡蛋多是鸽蛋大小，即是一斤12-3个的那种，香菜撒的少，榨菜撒的多，总之，他们是商业化操作，那样原料贵就少放。但他们有山东品牌效应，生意不错。

我看他们十年来最大的变化是车子。他们住在城乡结合部，七年前，他们是把炉子、煤炭、面糊桶与作料装在板车上，早晨拖着来的，三年后换了一辆柴油机三轮车，又过两年买了小轿车。现在，夫妻俩一人一桶面糊开市，一般十点半卖完开车回住处。

最近，我与他们见面，说：“在1990年前后，那时的一份煎饼5角钱，然后是逐渐涨价，现在，你已卖到6元一份了。”他说：“俺是十多年前来沪的，开始卖的煎饼是1元8角一份。那时可以不租门面，在街上卖，后来城管不准，俺租了门面，月租4千多元，再加上住房费用这种小本生意也就不赚多少钱了。好在俺做的是早市，可以租酒家门前经营，但酒家租金也涨得快，前几年月租5千，现在已是8千元了。”

我想，你如果每天卖300份煎饼，一个月营业额就是5万4千元，除去本钱与房租，赚2万多是不成问题的，有懂行的人说，不止此数，他们赚的还要多些。因此，我问他：“你家房子盖了？”他笑了，说：“盖了，早盖上了。”接着，他补充说：“现在孩子上学真花钱，俺供他们上学，将来有点出息。”他们这群人，基本都是初中毕业，留有文化遗憾，把改变家庭的命运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

街上那家夫妻理发店经营也很成功。两人都年过四十，男人是衢州人，女人是扬州人。我自2005年迁居来，一直在这个夫妻店里理发。这个店原先开在弄堂口，是居委会照顾居民方便，房租低，收费也低，理发5元，刮脸3元，女性剪发吹风十多元，烫发二十多元。后来说，物价涨了，他们也开始涨价，男性理发涨到6元，8元，10元，现在是15元，刮脸5元。女性洗头、吹风、烫发涨得厉害了，往往是翻倍，去年底女性洗头烫发涨到120一150元，长发洗头烫发180一200元。理由是他们迁址到菜场边的市口，房租太贵。我想主要是生意好，贵点也是顾客盈门。

有人估算，这个店夫妻两人每小时可理发男性10人，即得200元，一天10小时可理发100人即得2000元。如果每天有5个女性来，那他们从女顾客那里得来的收入至少是500元，加上男性理发得的2000元，共2500元，一个月营业额即7万5千元。这是保守的计算，不过，这个收入水平已超过一个博士教授了吧？

他们前年告诉我，他们是1990年前后进城打工的，已买了两套房子，女儿已在上师大毕业，他们一家已是“新上海人”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在福建老苏与这两位理发师身上得到很好的诠释。

由于房租太贵，也有人采取回避的办法，他们不租门面，在路边做摊贩生意。这些人多是贩卖蔬菜水果的，兜售小商品的，他(她)们把一包包蔬菜或小商品挂在摩托车上，在路边销售。这些人多是农民，经历过“七、八个大盖帽，管不住一个戴草帽”的时代，现在，政策放宽，他们也不与城管玩“捉迷藏”了。

这里记述两个以汽车为门市的经营者：在邮局门前常年停着两辆面包车，一辆旧车是占据位置的，一辆车是开门卖水果的。这家也是老婆夫妻店，安徽萧县人，男的41岁，姓纵，女的姓王，他们在此卖水果13年了。我与他们熟悉后常聊天，我说：“小纵，你这个姓很少见，没说假话吧，现在做生意的隐姓埋名的很多？”小王说：“村里姓纵的也不是他一家，有十几家呢。你觉得姓纵很奇怪吧？”小纵说：“我有家谱。家谱上记载纵姓是从宗姓而来：宋朝抗金英雄岳飞，手下有几员大将，其中一位大将叫宗德，他是与韩世忠齐名，在前线守关。在秦桧阴谋杀害岳飞后，追杀宗德，他就逃到我们那一带，隐姓埋名，改姓纵。”

他告诉我，他爸是老师，家里穷，出来闯一闯。他们很勤劳，不怕苦，炎夏酷暑，数九寒冬都坚持在这里，水果(西瓜、梨、桃等)是从金山南汇那里贩来的，早上三点出去购货，上午九点开始出售，晚上十点收摊。我问：“小纵，这里百米之内有两三家水果店，与他们竞争，你的优势是什么？”

他说：“他们卖他们的，我卖我的，我不与他们竞争。要说优势，我的水果新鲜，价格比他们略便宜一些，而且，我的服务好，替顾客挑货，绝对是挑好的，我还免费送货上门。”

我说这些我都是看见的，问：“你这小本生意，怎么能把价格降低，比人家要便宜一些呢？”他笑了：“我没有房租，把这里面省下来的钱用一些来降价，我的水果好卖点，顾客受惠。”“你买车的钱不是费用吗？”回答：“租门店一年的租金可以买几辆这样的面包车啊。”

我知道，他原来的一辆小面包车是花4万元买的，去年卖了，又花12万买了一辆新的。他这是精准的计算，确实比租街上的门店合算得多了。他已用赚来的钱盖了400多平米的四合大院，也供养一儿一女上学。儿子去年高中毕业，考上上海一家汽车职业学院，他不让儿子去读。他要儿子去补习，明年再考，一定要考上好的大学。他说：“补习一年花一万多，这个钱我花得起。”他这一决定是有魄力的，使我另眼相看。他还告诉我他的今后打算，他准备回乡投资办土鸡场，在树林里散养土鸡，一律喂玉米黄豆，不喂人工饲料。对蔬菜水果也不上化肥，搞绿色产品。

我估计，他这个汽车门面的水果摊，一年赚20万元左右是没问题的，他开始有想法了，说话也有底气了。不过，他又对我说：“自去年以来，生意不好做了。”原因是：“现在青年人都喜欢网上采购，快递送上门，因此，成箱的大生意都被网购抢走了。你看来我这里买水果的都是些什么人？基本都是中老年人，我只能做做零售生意了，零售生意利润只有20%左右，不中了。”

我又问：“在家家福超市旁开的那家大水果店，去年垮了，原来是受网购的波及？”小纵说：“那个老板是我老乡，他雇用七个人买进卖出，惨淡经营，最后还是敌不过网购，月月亏本，连房租也付不起了，最后只得关门。”看来，他这个水果摊子在信息化时代之所以存活，还能赚点钱，一是居民需要，二是不租店铺，如果租店铺，他赚的钱也不够交房租的。

附近还有一个摊位也以汽车为门店。这人姓吴，年53岁，江苏江都县人。1997年，老吴来沪谋生。起先他一人租用弄堂口门卫间修鞋，拉链，雨伞，钥匙。他站住脚后老婆来了，便在门前摆摊卖菜，不久，菜摊生意大大好于修鞋，老吴便买了二手面包车到郊区去贩菜贩西瓜水果，生意兴隆，女儿也来帮忙。去年，他的蔬菜水果摊被取缔，女儿回乡下，老婆去做家政。接着，门卫间被里委会收回，挂上“微型消型办”的牌子。老吴怎么办？

他想，乡邻都晓得他在上海混得不错，千万不能灰溜溜地回去，他便利用面包车开店。他做了简单的货架，在车厢里挂了拉链，钥匙，伞骨之类的材料，堆放一些补鞋底的车轮胎。车上写上经营的项目，算是广而告之，他坐在车门前招揽生意。我常在他那里修鞋，与他聊天，渐渐成为熟人。他说他家乡在江都县，地处苏中，人多地少，人均几分地，因生活困难便进城打工。我知道他原先在门卫间边用木板搭个棚住在里面，现在这个棚被拆了。我问：“你现住哪？”他说：“现租房住，月租3500元。”他又说：“老婆卖菜不成，做家政去了，替两家做，月收入7千元，我月收入8千元，两人一个月收入1万5左右。”

冬天，进入三九，我见他手冻得有些红肿，仍在寒风里做，问道：“老吴，这么冷的天，你也不歇一歇，春节回乡吗？”他说：“回去，上有八十多岁的父母，下有儿女，怎能不回去哩。”他一年可赚到辛苦钱十万左右，在村里也是个有头有脸的富户了。

从以上的观察与调查情况中，透露出许多信息，我的感觉是：首先，这里是就业的重要空间：这一百米左右的街道两边，竞有68家小店，如果就业平均每家5个人，总数就有340人之多，而这些人又可养活多少家庭！这些街面小店和路边摊位是他们就业不可或缺的空间。一条百米街道是微型的，那一个街区至一个城市的空间，又可以容纳这类多少人就业。这里凸显的是公有制与私有经营者如何对接的问题：这里街面房子的产权都是房产公司所有，是公有制的，是强势的一方。开小店的都是个体私营的，大多是进城的农民，相对弱势。如何协调房价，加强管理，制定具体措施来促进这个经贸末端的繁荣，施惠于民，单靠一家两家出面恐怕不行，这需要商业管理单位、房产部门与街道联合起来，共同发力才行。直观房租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是那些水果店、理发店、馄饨店、煎饼摊等等，都是把房租支出转移到消费者身上的。要想家门前的小店售货价格便宜一些，如果降低房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在这里观察到，店主基本没有原住民，先是浙江人多些，现在多数是安徽人。农民进城，这类街店与路边摊贩，是他们进城的一个通道，一个重要跳板，他们在这里站住脚，积累财富，同时“华丽转身”为城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