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人的铺子梦

说宁波人天生会做生意，实际是历史造就了宁波人敢于闯荡四海，亦善于、精于做生意的禀赋。本文以一个普通宁波家族中三代人摆摊开店做生意的经历，表达了不甘贫困、勤劳致富的人生意念。

一、父亲的鱼摊

早在1936年间，日本人侵犯宁波，市面凋敝，人心惶惶。地处宁波“灵桥”（俗称老江桥）附近的一条街上，开了一爿布店的阿爷育有三子。长子是父亲华庆，次子是二叔华明，三叔名华春。其时，二叔华明已于前几年去了上海，并在打浦桥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新新街落脚时，开了一家脚踏车行。他写信劝父亲“逃难”到上海谋生。阿爷见甬地局势不妙，遂同意父亲带着先去上海探探生路。在二叔的帮助下，父亲在“新新里”租下一间6.6平米的灶披间，就此开始了新的人生打拼。

读过三年私塾的父亲决定在新新街上摆个鱼摊，经营宁波小海鲜试试行情。时年25岁的父亲颇有做生意悟性，根据时令，雇小工去十六铺鱼货市场进货，货色定位是市民喜欢的小黄鱼、梅子鱼、带鱼、毛蚶、蛏子等小海鲜。鱼摊摆了约半年，生意日渐稳定，常常还会忙不过来。于是，萌生了叫尚住在宁波的母亲来上海帮忙的念想。

_{作者家族全家福，摄于1962年春节。前排左四为母亲闻阿菊，时年49岁；左五为父亲丁华庆，时年50岁。后排左二为三哥，左三为大哥。}

听闻父亲摆鱼摊成功，需要帮手，24岁的母亲决定去上海。好不容易托人找保长开出路条，连夜打理细软包裹，带着8岁的大哥，5岁的二哥，3岁的三哥，怀抱1岁多的四哥，挥泪离开了“老江桥”街上那幢六上六下的老宅（父亲三兄弟，每家一套），趁着夜色，好不容易找到码头，踏上了去上海的小火轮。

天色漆黑，寒风呼啸，拥挤不堪的小火轮行驶在茫茫大海里，随着浪涛颠簸，母亲带着四个阿哥在统舱里熬过了终身难忘的一夜。翌日，待天露曦色，小火轮突突的声响渐渐驶近了十六铺码头。母亲身背一家一档全在里面的大包裹，连拖带抱着“多、来、咪、发”四个儿子，一路竟汗水滢滢，疲惫不堪……

“志芳娘，侬来啦。”父亲一辈子以大哥的名字作前缀称呼母亲，见母亲和儿子们的到来不禁喜出望外。自打母亲来了后，父亲回掉了运货的小工，每天凌晨天不亮，自己骑着“黄鱼拖车”（一种搭在脚踏车上的二轮拖车）去十六铺进货。几乎与此同时母亲就得起床，要将案板、水桶等物搬运到离家约百米远的街上，搭好摊头等着父亲的货到开秤。

渐渐长大的几个阿哥常被父母亲差去运货或搭摊，其中三哥最活络，会挑价廉鱼鲜的好货，所以，父亲喜欢叫他一起去进货。后来，父亲一旦生病落痛起不了床，直接就叫三哥“当班”。父亲从不轻易表扬子女，唯独嗔三哥为“三滑头”（宁波话：机灵之意），似乎也验证了一句民间俗语：戆阿大，笨阿二，三滑头。其实，大哥勿戆，只是他不屑于帮父亲摆鱼摊这类事。

一家老小的日脚靠着鱼摊过得蛮滋润，落市的收摊货自然成为家里的主打小菜了，萝卜丝烧带鱼，醋溜鲨鱼羹，咸菜卤蒸梅子鱼，红烧白果子是家里的家常菜，尤其是收摊后的毛蚶难过夜，母亲用开水一泡就是大半面盆。

凭心而论，父亲摆鱼摊的20年生涯中，确实是养活了一大家子人。然而，假设鱼摊是棵结满果子的树，没有母亲这片“土地”的砥砺配合，也是断然不成树的。年轻时，常听母亲“淘老古”，冬天出摊要备一大桶洗鱼水，在刺骨的冷水里洗冰冻的鱼，真是冷得浑身刮刮抖，十只指头痛到骨头里啊。这么多年的“年夜三边”几乎都是忙得吃不到饭，只能等做好生意才能扒一口饭。

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是个“光荣妈妈”（生育五个子女以上）。没有节制的生育，母亲共生育了一打子女，解放前医疗条件差，先后夭折了三个，留下九个，六个儿子，三个女儿，我是“奶末头”，实属多头！在每二三年就生一个的频率中，母亲还得帮着父亲摆鱼摊，干家务，做女红（缝制一家人的衣裳裤子鞋子等）。可以想象，父母亲是一对多么伟大的“家族英雄”。

直至1956年，父亲的鱼摊被公私合营了，父亲被分配到巨鹿路菜场蔬菜组当营业员，父亲虽已是国营菜场的营业员，家庭身份定的却是“摊贩”。这要命的“摊贩”，直至我上了小学后闹起了“文革”时才领教了它的厉害。然而，世事犹如一枚硬币的二面，幸好父亲没租下门面开成海鲜店，不然，“小业主”可就必定被抄家挨斗了。

至今想来，父母亲一起白手起家，靠一个鱼摊撑起了一个人丁兴旺的、拥有50多位“丁家门”人的大家族，足以让今天的男人和女人们自叹弗如。后辈们理应勿忘，已长眠的先人大名是：父亲丁华庆，母亲闻阿菊。

二、大哥的“瓷碗铺”

上海解放初期，年已18的大哥已到了要立业的当口。眼看大儿子不愿“子承父业”，于是，父母亲商量着在打浦桥租个店铺，好不容易在桥头徐家汇路上一处浴室旁找到了一开间铺面，决定开一家碗店。父亲或许是受海鲜落市货的影响，永不腐烂的瓷碗成了首选。父亲拍了板，母亲便一手落脚开始筹备，从进货、请伙计、开张事无巨细一应全包。

碗店开张初始，大哥或许还觉得蛮新鲜，但是，店开了约半年，“掌柜”的大哥心思不在碗店里，不说没有营销的生意经，还不善于动手干活，生意日渐清淡。父亲忙着管鱼摊，母亲要扑“三头”救火：繁重的家务，鱼摊出摊，还得关照大哥的碗店，实在忙不过来。最后，只能关掉碗店，让大哥去绒布厂当了学徒。

从此，大哥一辈子成了与染缸打交道的印染师傅，最终没有开出自己的店铺。后来，大哥喜欢上了修理钟表，但也没有正式摆出修表摊店。

即使大哥没能做成“小业主”，传统意识根深蒂固的父亲依然明显偏爱大哥，最具时代特点就是一辈子称母亲为“志芳娘”。父亲一共有六个儿子，为啥偏偏以大哥的名字来称呼母亲呢？看来，大哥是个享福人呢。

三、三哥的“古玩铺”之梦

年轻时就离开父母，去京城机械学院求学、谋生的三哥，成家立业，出色工作，入党，几乎没有辰光做他心心念念的“铺子梦”。三哥在北京一家地质仪器厂是个小有名气的车钳刨能手，1996年退休，在京城东燕郊居家附近租了几间农舍，置办了全套的二手机械加工设备，干起了他的老行当车钳刨，当起了一个“既劳心又劳力”的小老板。

肤色白净，相貌英俊的三哥，被天津籍的中学英语女老师看中，她不顾书香门第家里人的反对，选择了一个“上海工人”。后来成为我三嫂的她直言告白：“我就是喜欢这个上海小白脸工人，这天天过日子，看着也舒服。”

三哥的机械加工小作坊开了几年后，生意似乎做得差不多了，当时还没有广告路径，尽管聪明能干的女儿变着法子帮老爹揽来不少业务，最终还是变卖了一大堆旧机器，关了小作坊。有了点资金积累的三哥，开始将平时感兴趣的淘古玩市场，逐渐培育成一个要回上海开“古玩铺”的梦。从此，三哥的身影出没于京城周边好几个古玩市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京城离河南近，古玩市场颇有氛围和气候，以至于鱼龙混杂，赝品泛滥他也不管不顾，见了喜欢的物件，尽数收入囊中，甚至于赊账也乐颠颠地捧回家。家里的书房专门添了几个大柜子置放他“捡漏”来的数百件宝贝疙瘩。

三哥好几次给我打电话，兴致勃勃地描绘他“古玩铺子”的宏伟计划：在打浦桥附近租间房，在离打浦桥不远的大木桥路“青云古玩城”租个摊位，将家里的铜雕、玉器、玉石、青花陶瓷之类的宝贝统统搬去。晨起吃一副大饼油条加一碗咸豆浆，日里守着摊头和上海人说话侃古玩，夜里去兄弟妹妹家“淘老古”，咪点绍兴花雕酒，吃点宁波海鲜……

然而，现实却是无奈的：三嫂竭力反对，她不愿离开京城的家，她的人脉都在京津，何况老了就想太平过日子，经营了几十年的家，说离开就离开了？心理根本无法承受；同时，她也理解三哥的梦只是想“回家”，想多吃点宁波海鲜，但京城却少。然而，她又舍不得三哥离开，所以，三嫂在尽量满足三哥“古玩捡漏事业”上的资金需求外，还关照女儿在东燕郊找个“门脸”以遂其老爸的“铺子梦”。同时，变着法子学做三哥喜欢吃的宁波菜……

2012年11月，三哥知道我在周庄租了个农家小院，便欲将“古玩铺”移去。只是小院尚未修葺完毕的那年寒冬，76岁的三哥猝然倒在了东燕郊那座离家不远的公园里，是三哥裤袋里那一张我的报社名片，给警察提供了联络线索……

四、十六年“品味馆”

时光荏苒，转眼进入新千年的2002年。我从一家报社跳槽去了一家杂志社当编辑。社内几位编辑部同事都是“踏着尾巴头会动”的聪明人，纷纷开辟第二渠道：开公司，开服装店的都有。反正半月刊的杂志无需坐班。是个初春的夜晚，在“平安保险”干了7年的妻子萌动退意，与我探讨开爿啥个店合适。“要么开饭店，其他行当我没把握。”我实梆梆脱口而出。

凭我在上海餐饮业跑了四五年采编的经验来判断，开店容易，守店难，拥有四万余家饭店的上海餐饮业，其成败规律是每天“关三开四”（即：关三家，开四家），小店频换大王旗是常态。深谈至凌晨2点多，决定开饭店。投资方案是“AA制”：各投10万元，双方才会有责任心和持续关注度；盈利对半，输了绝不埋怨对方，就算玩一把。因为，据我采访所知，由于开饭店导致夫妻离婚、情侣分手的故事实在太多。

二个月后，妻子在闵行区古美路街道住家附近觅得一处转让的合隆面馆，餐馆面积约90平米，我们以8万余元现金“盘下”，完成转让交接。至内装修接近尾声，我已瘦得像只疲惫的“老猢狲”。“品味馆”的招牌一经打出，招聘员工的启事同步跟进。当时工资标准不太高，事后看，是抓住了“劳力红利”期的机遇。

_{2006年11月，品味馆在莲花南路“上海春城”开张。}

“品味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厨房头灶、二灶各一人；冷菜间一人，切配、打荷、洗杂各一人，最精简的人员配备也得6个；大堂服务员3个，一个底楼，一个2楼，一个跑菜兼机动送外卖；大堂经理阿琴（小姨子）兼管收银台、接听外卖电话等。总共10个员工的每月工资开支约2.5万元，不包含我们自定的薪水标准合计8000元（初始经常拿不到，但一家人的伙食全包了）。

餐饮业老板们有句口头禅：“饭店饭店，烦煞人！”我对这个是有清醒认识的，小餐馆的净利润能在5%左右已是上上大吉，过了这条线，势必影响菜肴的质和量，各种不确定的开销名目繁多，这就是“开烦店”的根结所在。尤其得把好招聘一名好厨师长这一关，对于面试，我有一道题目：敬烟。一般迫不及待要抽烟的基本不要。好的厨师应该具有味觉灵敏的舌头，抽烟者的味蕾相对麻木，容易导致菜肴咸、辣偏重；过了这关，进入试菜，然后考察其谈吐表达能力，是否具备管理、协调厨房其他工种的基本功能。厨师长的工资最高，年终的“红包”也最厚，要求当然得提高。假如说，一家饭店的大脑是老板的话，那么，心脏无疑是厨师长了。

2002年6月18日，率先开张的是快餐部。古美地区从老城区乔迁来的居民不少，食客多次提出想吃生煎馒头。于是，我联系沪上一家生煎店，作为合作供应点，添置了生煎锅灶，专门找了个点心师傅，在拐弯角处的骑廊下摆出了摊点。 “生煎效应”给快餐部带来了人气，也造成了经常性的争先恐后吵闹，甚至发生打相打。一个月做下来，净利润不高，经考虑取消了生煎品种。此消彼长的是，虾仁馄饨却卖得红火起来。

同年7月末，炒菜部开张，人均消费定位30元左右，并以全场8.8折优惠半个月，但开张当天的营业额仅200多元，以后逐日递增。三个月后，日均营业额在二三千元之间浮动，预示着开店成功。营收最高的那天，是因为来了3桌古美八村本地人参加婚礼的亲戚，要求以800元一桌的标准配菜。加上这天散客特多，这天的营业额突破4000元，创下品味馆开张半年来的营收纪录。

我每月25号给员工发薪水、做个别谈话，招聘新员工。由于饭菜质量、服务要求把关严，名声渐起，客源稳中有升。

2003年3、4月间，“非典”（SARS）来袭，人人戴口罩，空前恐怖。街面上的小餐馆十有八九都闭门谢客。由于各方面的措施到位，整个“萨斯”期间没关门，快餐生意还比平时好，为啥？周边小店大都关了呀。

开店十年间，各路朋友食客也常来捧场聚会，甚是欢闹，也算是古美地区的一家老饭店了。餐饮业有个寿命规律：开满三月可半年，开满半年可一年；开满一年可三年，开满三年可六年，开满九年是老店。我曾经仔细琢磨过这个有点绕口的规律，真正领悟其严密的时间逻辑，是在10年后。2012年开店10年之际，我转包给他人经营。

2018年5月，社区要办“邻里中心”，况且一年一签的租房权在人家手里，更考虑到我们年纪已逾花甲，再牵丝攀藤地操心有点不值，就此结束了16年开餐馆的经历。除去六年，百来平米的小店能持续经营10年，小有盈利，无论如何，我也算是圆了丁家门家族里开饭店年份最长的铺子梦。

五、女儿的“造梦”工坊

2015年7月 30日，大伏天的旺日头照得瑞金二路、长乐路沿马路二边的梧桐树也耷拉着叶子。我受女儿之求，去长乐路女儿未来的“造梦所”执行装修后的“开荒”任务。

走在这条不陌生的路上，自然联想起朝北不远处的巨鹿路。眼下，马路菜场已消失多年，但这几条路的街景却依然保持着40多年前的旧貌（据说是属于保护建筑），成了魔都的时尚“打卡之地”，云集了许多年轻人追崇时髦的店铺。

如今，父母亲的第九个孙女、也是最后一个孙女，我的女儿在公司“坐班”，执意创业以手绘艺术为卖点的“造梦”工坊。冥冥之中我倏然悟觉：女儿的铺子梦，是否源于由我传承而来的基因？

铺子位于向明中学西区对面，这是一间约30平米的前厢房，装修工走了，从进门一直到楼上，留下一地垃圾。石库门房子通风不良，从上午8点多开始挥帚打扫，烟尘弥漫呛鼻，就用绢头捂住嘴鼻，整整花了半天才完成“开荒”。既是省钱考虑，亦算是我支持态度的表达。

8月1日上午十点十八分，我有幸受邀列席“造梦所”的开张仪式：十多位时髦的俊男靓女粉墨登场；一位美女闺蜜还献上了一段妖魅的印度肚皮舞……在这个青春气息浓郁的艺术氛围里，我突然有种晕乎乎的无力感。

2017年5月，中介来告：此处房屋另有他用。6月，女儿找到了新址。借助互联网，“造梦所”的“路演”项目操作进入了“团队模式”：召集十多个小美女画手，同时开展某品牌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销售活动，而她的功能已由个体操作转入谈判、策划、统筹并参与的新阶段，且手绘的品种、样式、工具都在发生新的向好变化。2019年3月，“造梦所”为我的两本新著《马蹄放歌》（三）和《小院之魂》，在巨鹿路675号“作家书店”的签名售书活动，承担了策划和现场布置，颇具女性色彩的鲜花、花篮，给前来参加签售会的嘉宾平添了温馨氛围。

_{造梦所手绘艺术产品：印度汉拿及手机壳彩绘。}

倘若父亲在天之灵有感，他的“奶末头”儿子会在同一条巨鹿路上签售自己的书本本（父亲没母亲来得重视子女读书），不知会做何感慨？

丁家门三代人“铺子梦”的实现，虽然经营的品种各异，时代背景不同，但都贯穿着一个宁波人家族“劳心劳力”的努力拼搏过程，这或许就是至今也不过时一个主题。

_{作者在“作家书店”签售新作前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