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杂忆

群众运动

上海解放后不久开展的“三反”运动，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主要在机关中和共产党内部进行。继而开展的“五反”运动，就是反偷税漏税、反行贿受贿、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主要在私营工商企业分批开展。

我被工会提名抽调去参加“五反检查队”，属于嵩山区第几中队第几小队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这个小队的队长是一位来自山西的财政厅副厅长，可见当时从外省市抽调干部支援上海是中央对这个大城市的重要举措。我们队的主要来自天厨味精厂的女工同志，还有一位烟纸店的男青年，我们在队长率领下，进驻大世界西药房，都带上被头铺盖、牙刷牙膏等开进店去，在药房楼上办公和住宿，用膳则在隔壁的小饭店……

进驻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全店职工会议，队长讲话说明来意、宣传讲解政策等。会后分工由我找老板谈话，说明形势、讲清政策、帮助他端正态度、对他提出希望和要求……

我们的工作，既要发动职工群众，又要内查外调，还要做老板工作，向他讲明政策……每天都在繁忙而紧张中度过，晚上总是研究工作到半夜，我常常呵欠连连。队长就给每个队员发了一合万金油，让大家往太阳穴处涂抹以提神醒脑！

记得有次我同老板个别谈话，谈了较长时间，不觉已是夜晚，我睏倦难忍，不知不觉地打起了瞌睡，竟然将头搁到了对面老板那便便大腹上面了……

猛然醒来，我大吃一惊，说了声“啊？对不起！”就连忙结束谈话，马上去向队长报告并检讨犯了纪律。队长沉默了一会后长叹一声，接着将口袋里的香烟递给我说：“喏，以后要打瞌睡了，就抽香烟提神！”说着，他又将一盒万金油递给我说：“万金油涂抹点在太阳穴也可以提神、就不会瞌睡了！”

哪能总抽队长的香烟？我就去买了一包老刀牌香烟……

就在这时，老板不见了，连续两天没见他的踪影，也没讲去了哪里！工会干部打电话问他家里，回说他并没回过家；又去电话问他那“相好”的，也说没有来过！

老板去了哪里了啊？

一连三天不见老板人影，应该上报！

此时，上海有个别老板失踪甚至跳楼、跳江的情况发生，已经引起重视。

我们紧张地寻找这位药房老板的下落！

经研究，从本店职工中物色了一位适当人选，去那位老板“相好”的家里询问，好不容易她才讲了实话：老板躲在复兴公园里……

就我所见所闻，对上海民族资产阶级逐步有了初步认识，大多数是奉公守法的，唯利是图而违法犯罪的是绝少数。这位药房老板也属于需要争取的范围、团结的对象。

就在这时，我接到通知，要暂回本单位参加“五反”工作。

长话短说，我所在的这家泰昌永五金工场，以李林山同志为队长的“五反检查队”进驻以后，经发动群众、内查外调，进展顺利，已初定为基本守法户，将要进入后期组织建设阶段。让我回去，一是因为建立工会，拟提名我为工会负责人。二是建设党团组织，队长李林山同志介绍我参加青年团后并进行建党。

回原单位办好了上述事情后，我仍回到队里，继续在大世界药房工作。药房老板已回到店里来，态度有所转变，能配合工作队，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五反”检查，综合评审，定为基本守法户……

记忆中当年的“运动”一词是常用的，并不避讳，似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且都顺利进行。就我所知，镇压反革命、肃反、“三反”、“五反”、“民主改革”……都称“运动”，亦称“群众运动”！我是在“五反检查队”工作结束后，回原单位上班没几天，又抽调去了“民改工作队”参加民主改革运动。“民改”结束后，我没回原单位，就直接“脱产”进了共青团嵩山区委机关工作，成为机关干部。

民主改革运动，是上海解放后不久进行的一次有特定意义的政治运动，在工厂、商店以及社区普遍开展，分期分批进行，从回忆对比、诉苦挖根，正面系统教育，到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工会，建团建党。清理职工队伍，内查外调等等，发现隐藏的阶级敌人、隐瞒的政治历史问题，根据性质分别处置，有的开批斗会，有的当场逮捕。记得有天夜里集中逮捕，手拷不够用了，我和一位同志要去拘捕的对象，是个从苏北逃窜来上海踏三轮车的恶霸性质的家伙，可能藏有枪支。我们没有手铐，怎么行？就想了个办法：上门去找他谈话，让他走出家门，边走边谈，走到靠近公安分局时，突然同时行动，将他扭送进局里……

我一直参加到最后一批民主改革，做好工作总结以后，调到青年团嵩山区委，成为机关干部。“民改工作队”队员们团结友爱、勤奋工作、虚心好学等等，给我印象深刻。经周岳、吴静娟二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候补党员，候补期六个月。按时转正时，已经到青年团嵩山区委机关工作了。记得当时私企老板给职工猛加工资，而机关还是供给制，收入相差很大。……和我一起从私企调进机关的四个同志，对此都不计较。

我在“民改”工作队的时间比较长、留下的记忆很难忘，喏，关于“三大祥”的传闻就引发了我对上海历史、商业、海派文化探究的兴趣……

“脱产干部”

从生产岗位上的工人抽调到机关工作的，称为“脱产干部”。

记得当时我并不知道有机关干部这个词儿，这当然是因为没有机关这个概念。解放初期，我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嵩山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还实行供给制，而不是工资制，更没有奖金。我们从工厂调进机关的，叫“脱产干部”。记得我调进机关以后，原来所在的企业给我送来过一笔钱，说这是我离开企业之前的工资和奖金，数额可以说不少啊！机关干部从供给制改为薪给制以后，按职务实行定级，我最初是定为行政24级，发的工资不多，收入自然比原来在企业要少许多，但我毫不计较。

团区委所在处是黄陂路329号，这里是一幢花园洋房，规模虽不大，但楼上楼下、假山水池等，倒像模像样，卫生设备齐全。据说，房屋的原主人解放前夕逃往海外去了。这样的房产有的可以定性为敌产收归国有，有的暂难定性就作为代保管。这里的房产明确为“敌产”，收归国有，作机关办公用房了。这幢房子有厨房、浴室、汽车库、门房间等，还有假山、鱼池、汽车库等一应俱全。

屋后汽车库住有一位老人，胡子长长的，现在靠拾破烂维持生活，据说他是房屋原主人逃往海外前的佣人，解放后他这样过了很久，才悄然消失。

楼上作办公室、会议室，楼下部分作厨房、餐厅外，也用作办公室、会议室，还有几间用作男青年宿舍，当然都是供未婚者用。每天晚上都有会议或活动，尔后常常会去南阳桥饮食摊吃些小点心，睡前小伙子们免不了孩子气发作，打打闹闹的好开心。

后来，我结婚了，有了家，但还会怀念这小青年们集体生活的种种情趣！

我们嵩山区团委不久也迁到复兴中路，近中共嵩山区委办公处，记得当时区委门口挂的牌子是：上海市嵩山区增产节约委员会，党的机关还没有公开。

在这里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们团区委的同志用餐，都到马路对面的区委食堂。我用来盛饭菜的是一个搪瓷碗，拿着排队在食堂用饭票取饭菜。有次排在我前面的区委书记，他回过头来朝我望望，笑嘻嘻地问：“团委的吧？”我点点头：“在青工部。昨天还听了你为工业系统干部作的报告呢。”他还是笑容满面地说：“我讲的如有不妥之处，你们要向我提出来啊！”……

这位书记在我们心目中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典型形象！特别是有同事指给我看：机关大院墙脚边坐的一位农村来的妇女说，她就是书记在家乡的结发妻子……我对这位领导的敬佩之情又增加了几分！

后来听说，这位书记也喜新厌旧了，和身边的一位年轻女干部好上了，我简直不能相信！

这期间有两件事我没齿难忘，就是报名参军和开始写稿。

新中国第一次征兵，在开展义务兵役制宣传基础上，开始适龄青年报名参军，我正在适龄青年范围，报了名、表了态、准备入伍，很想到部队锻炼。当时我联系全区轻工、纺织系统团组织的工作，发动适龄团员青年报名参军，有个适龄团干部却不肯报名，我多次和他谈心却毫无效果，影响不好，我于是就此人此事，写了篇《同志，拿出点勇气来吧！》的文章，在党刊《支部生活》上发表了！这可算是我写作的开始！记得不久后，还写了篇《忘我救人的王永祥》，这是在下厂时，听到有位团员，正在水龙头下和一个女工一起洗东西，突然听到雨棚垮塌的响声，他以自己的身体挡住女工，结果女工安然无事，他却受了伤……我深为感动，去看望了小王，连夜写了这篇文章，很快发表了。

就因这两篇小稿，我被记者约谈，并吸收为解放日报通讯员，不久又通知我去参加通讯员培训班，期间在报社参观学习，这才了解到记者、编辑工作的情况、报纸编辑、印刷的流程，长了知识，开了眼界，在老师们指教下，开始了我舞弄拙笔的业余爱好……

作家之家

因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小文章，我和作家协会有了联系。

去参加青年文学小组的活动，地点在市青年宫。当年的市青年宫在人民广场旁边，据说这里解放前是“跑马厅”，如今有部分房屋作了市青年宫。文学青年在这里的活动相当活跃，有听作家讲课，有小组交流或参观，我参加的是小说一组，让我当了副组长，组长崔达，是师范大学的，虽然和他接触不多，却给我留下了学者型印象，他还让我们小组同志到他的单位参观，青年们在这高等学府的大草坪围坐、说笑的情景，至今还清晰生动地映现在我的脑屏幕呢。

青年文学小组有次周末（周六）晚上举行活动，在青年宫跳交谊舞，劳动模范黄宝妹、裔式娟等同志来了，时任市委领导的徐景贤也来了，听说劳模们就是根据他的提议请来的。好像他们跳舞都很熟练，可见这决不是首次。我饶有兴趣地学习跳舞，笨拙得老是踩人家的脚，常常连忙表示对不起……

记得当时机关周末晚上也都举办交谊舞会，我们区机关也同样。我为了学跳舞，还到皮鞋厂定做了一双硬底皮鞋呢！我们文学小组常有活动，如听名家讲座，北京来的刘绍棠同志的演讲我印象很深。文学小组的同志常有新作见诸报刊，我们都会学习讨论。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不只写纪实性的报告文学，怎样创作虚构的文学作品？打算从写短篇小说着手，真是费尽心思，但也乐在其中啊！第一篇拙稿题为《闹钟回家》，写一个钟厂青工，带着厂里研制成功的新产品，乘火车回家乡探亲时的情景、心情……在阿章老师主持的劳动报副刊发表后，唐克新同志在评论文章中给予我鼓励。

我由衷感谢茹志娟、曹阳、阿章等老师的指导帮助！

我的习作小说《青春的火焰》，是在曹阳老师主编的青年报副刊发表的。我的习作小说《离别》等，是在阿章老师主编的劳动报文学副刊发表的，后来阿章担任解放日报朝花副刊主编，除了发表我的小说习作，还发表了我采写的报告文学《夜奔》等。

确实，写作只是因为喜欢。真正爱好文学的人，决不是受名利欲的驱使：如果为了名利而写作，其写作不可能持久，更不会有所成就！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会喜欢上文学的？这也许和我在南京当学徒时，每天经过卖旧书的地摊，驻步看看，后来买了本《骆驼祥子》看得入迷，从此喜爱上读文学作品……

当年，工资收入不多，却总爱跑书店，往往走进书店就口袋空空如也，捧着几本书回家。晚上读书、练习写作常常到深夜，有时突然发现窗外大亮了，一看手表，呀的一声，连忙用冷水洗把脸，急忙跑去上班……

哪会想到，后来因笔生祸？那是一九五七年底，社会上反右派运动已告段落，党内整风运动接着开始，当时之正在进行工资改革，我被临时抽调到区工资改革办公室上班，很少时间到团区委青工部来。有天我来团区委，看到一张大字报：《李伦新为什么这样沉默？》我看后感到，自己忙于工改办的事情，对机关内部整风确实重视不够，于是就抽时间写了一张大字报：《常委会上的怪现象》，内容记得有：姗姗来迟、谈吃谈喝、东拉西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想不到一过元旦，上班第一天，我走进机关就看到许多点李伦新名的大字报，显然全都是节前准备的，我被批判并定为“右派分子”，很快定性处分并被开除党籍，行政降两级，被送去郊区农村劳动。此后有段时间，我不再看书了，也不再写稿了，但不久还是旧习难改……重新握笔写作投稿，那是很久以后了。

轰赶麻雀

下放到六北生产队劳动的第一天挖河泥，我就出了“洋相”。

话说回来，我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下放到浦东县六里公社六北生产队劳动。记得第一天劳动是挖河泥，我不小心掉在了河里，被从泥里“拔”出来，浑身是污泥，狼狈不堪，连忙去换了衣服，马上又来塘里挖泥，何止出尽洋相……

我住在生产队长刘红星同志家，她是位热情豪爽的农村干部，丈夫是造船厂职工，对我也很体谅，我一直心存感激，同时暗自觉得受之有愧，以为他们还不知道我的政治身份，就主动告诉他们，我是个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人。想不到她哈哈一笑说：我晓得的，你不要多想，自己对自己最了解，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当心身体。她丈夫也说，为了你的老婆孩子，你就要自己照应好身体才对……

她的丈夫是造船厂职工，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对我没有另眼看待，和我同桌共餐，说说家常话！

在六北生产队劳动，我并没有什么不习惯，正巧碰到两件事，难免有些不自然。一是轰赶麻雀，据说麻雀是害鸟，每年要吃掉多少、多少吨粮食，因而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在规定的时间统一行动，进行轰赶，使其无处歇脚，不停不歇地飞逃，直到摔死！我们生产队当然认真贯彻落实。经仔细安排，定岗定人定时统一行动。我分配在姚家宅晒谷场边的一棵大树上，带上一根长竹竿，竿头扎紧花布条。我爬上树，站稳，有点小聪明的我，自带了一根麻绳，把自身紧紧和树身捆绑在起，但又不影响轰赶麻雀！

统一行动的优势和威力明显展现！我看到左右和前面屋顶上、大树上、墙头上人们挥动的带布条、毛巾的竹竿，伴随着震耳又震撼人心的吼叫声，啊，麻雀惊慌失措地在乱飞……

当然大获成功。这次统一行动显威力，报道的数字我没看，不可随便凑数。

在生产队劳动期间，还有一件事印象比较深，就是扩大菜地面积。这无疑是大好事，市郊耕地面积少，寸土寸金，连田埂上也都充分利用种马兰头什么的。我们生产队更加地少人多，于是路边墙脚处也都充分利用。我下放劳动的生产队种蔬菜为主，于是就有了以改平地为斜坡地的行动，我们只按指挥劳动，将平整的菜地，改成一畦一畦斜坡地，坡面必须向阳，有日照。据说这样能增加种植面很多。我和几个同样身份的人日夜赶工，夜间靠天灯，星月倒不欺弱者，夏夜干活凉快又效率高！

可是，实践检验的结果令人心疼，斜坡地没种成，因为翻上来的是生硬而无肥料的僵硬生土！好心不一定就能办好事，还要靠科学！

胜似亲人

下放农村接触的农民，富有国人的优秀品格，胜似亲人。

我和同样情况的老孙，每天早晨，都要为生产队的食堂，去河里挑水，挑满两只大水缸后，和公社社员一起下地劳动。这里不种水稻，都种蔬菜，收获送市区供应市民。我所在生产组大都是阿姨妈妈，只有两位男劳力，如今多了我一个，却笨手笨脚，组员都照顾我，喊我“李同志”，使我心有不安，就同组长讲，我是犯错误的人。她连声说，晓得的，依旧还是往我碗里加菜……

当年实行粮食定量供应，食堂凭饭票打饭。我每次去打饭，炊事员总会多打些给我，使我于心不安，又不便明说，有次和阿林婶婶单独在一起时，我提请她今后不再……她心直口快地说：你和老孙天天为食堂挑水，劳动比哪个都多都重，多吃点，应该的！

说起这位阿林婶婶，她心直口快又心地善良，看不顺眼的人她敢批评，看不顺眼的事她能指责！对每天为食堂挑水的我和老孙，则常有照顾，如担心没吃饱就给多点饭菜。在我因妻子所在工厂内迁离开生产队时，她执意要和小根娣一起，送我直到黄浦江边轮渡码头……  

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我被指定为负责学习的召集人。

在一起劳动、学习的同样情况的人有七位，五位来自学校的教师，其中一位不多时就被送去外地劳动教养了。我们除了跟社员们一起劳动说是以便接受监督改造外，晚上还常常要按通知集中学习，我被指定为学习召集人，有下放干部管我们，几乎每晚都集中学习或劳动。记得有天晚上去平坟堆，在月光下寒风中挥动锄头挖坟掘墓，那心情是难以言喻的！

和我同样情况又曾同在一户农民家住的老孙，是我同在一个机关的同事，可谓知根知底。他在党校学习时结识的女友，原本就要结婚了，因他岀事而分手了！单身汉老孙还要供弟弟读书，生活拮据，却异常乐观！我俩同劳动有段时间还在同一农户家同吃同住，自然推心置腹谈心交流。

一九五九年国庆节前夕，原工作单位来了位姓潘的干部，代表组织宣布，摘掉了我右派分子帽子。接着让我回沪参加市里召开的一个座谈会。我走进会场，看到和我同样遭遇的老叶也在座，相互点头微笑意味深长。他现在也摘去右派帽子了。

不久，我因妻子所在的公私合营唐拾义药厂，要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七字方针，内迁广西，她正患慢性肾炎住院治疗，考虑到我们有两个幼小孩子要照顾，别无选择，只能都随厂迁去，就办理了关系转接手续。

在离开浦东六北生产队、告别姚家宅众乡亲时，我何止心存感激、难舍难分？当阿林婶婶和小根娣二社员送我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黄浦江边轮渡码头，依依惜别时，我们都禁不住热泪滚滚！阿林婶婶一再说：“走尽天边，不如黄浦江边！你去那里以后，如果不习惯就回来，到我们姚家宅来！”……

“支内青年”

在广西桂林药厂当工人得到师傅们的体谅和照顾，没齿难忘。

据说为贯彻备战、备荒方针，上海有的工厂要迁往内地、山区。我是因妻子所在公私合营唐拾义药厂，迁往广西桂林，该厂派姓鲁的同志，前来南市区委机关联系，组织部同志明确表示由本人自己决定。我考虑，妻子患慢性肾炎病正在病休中，家有两个幼小的孩子，无人照应，我们实在是别无选择，经反复商量，只好全家一同前去，于是就转接了组织关系。

想不到妻子又住进医院，我只好请假照应。制药厂领导照顾，让我临时在上海当装卸工。      

妻子出院后，医嘱需治疗、休养。只好我先去了桂林。没想到妻病不见好，一位副厂长岀差来沪，了解详情后为妻子办理了因病退职手续，并让我在桂林制药厂驻沪办事处当装卸工，以便申请调回原单位。这段时间我实在够累够烦的了！去原机关找有关同志汇报情况，有时却被拒之大门外……我想是因为门卫同志不认识我，也许以为我是“上访人员”，他才会这样做，他做的很对呀，这是严于职守，我怎么能责怪他呀。可是我该找谁呢？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没有啊当时，我面对这样的处境，实在毫无办法，为难！不说这些吧！

只好去广西桂林，到厂里上班，再想办法。

到桂林后去厂里上班，参加的第一个会议，是团组织召开的团员青年会议，我和青年男女坐在一起，实在使我五味杂陈！哦，没错，团组织是按我的出生年月发的通知，我还在青年团组织工作对象的范围之内，啊！我如果真的还是青年多好啊！

我在片剂车间上班，生产组长鲁炳敖师傅，实在是位好人，我跟他上班时，他耐心教我操作，帮助我体谅我，尽可能照顾我，业余时间常让我和俞伯年师傅一起散步。当时他家属还没来桂林，让我睡在他家，后来他家属来了，节假日硬是让我在他家吃饭。最令我感动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成了“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关进了“牛棚”，春节大年夜吃年饭时，很晚了，我从牛棚里到食堂去买饭时，他站在厂门口对我悄声说：“走，到我家吃年夜饭！我同门卫讲好了，吃过年夜饭我送你回来。柏年在等呢！”不由分说拉了我去他家吃了一顿终身难忘的年夜饭！

和我同车间的俞伯年师傅，对我理解并谅解，工余时间就来陪我一起去走走，随便聊聊。那时我拿到为数不多的钞票马上就去邮局，汇给病中的妻子，哪还有余钱买东西？过春节了，我还穿着双用废轮胎做的凉鞋！伯年哥看到了，他拿来一双新布鞋给我，说这是他丈母娘为他做的，一直没穿过，硬要让我穿上！我穿上一试，嫌小点，轧脚，他说穿几天就会合脚的。这时，高为霖同志让我去他家吃年夜饭。柏年哥说，你总不能赤脚穿这轮胎底凉鞋去呀！就穿这双新布鞋去！我穿上这双新鞋试走几步，嫌小，夹脚，走一步痛一记，苦不堪言，真是别有滋味在心头……

病妻又要住院治疗，要钱，我怎么办？在宿舍急得团团转，唯有一些书还可卖点钱，我就跑去广西自治区第一图书馆，因常去借书认识的一位老同志，向她说了转让藏书的意愿。她没说什么，拿着书单去了很久，回来对我说：馆长意见，整套齐全完好的鲁迅全集、契可夫全集等可原价收购，其余按情况打折，馆里有了的书，不要！啊，爱书人买书如挖心、割肉，何止痛啊？不说了吧！

这期间还有更难忘的是：妻子因病住院，要支付医药费，我向厂工会写了报告申请补助，回答不予考虑，工会干部高为霖同志在告诉我这个信息时，递给我一叠钞票，让我快点去邮局汇绐家里给妻子治病，并说这钱不用我还，也不要对任何人说……

我激动，无言以对，泪如泉涌。接过钞票，我马上去邮局汇欵……

幸遇好人

世上总是好人多，难免也会有个别坏人，重在识别和防范。

我一到桂林制药厂，就被通知开会，想不到让我参加的是“团员青年会议”！啊，我还是青年？听主持会议的人开场所说，两厂合并，按职工名单上的出生年月，我还在青年团组织应该关心的青年人范围！年纪虽青，可我已经……啊，听了这番话，我实在五味杂陈……

开始分配在片剂车间劳动，跟鲁炳敖师傅在一起，得到他的关心帮助。没过多久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做生活时，偶然看到厂人事保卫科的同志陪着一位穿警服的人，来到车间门口，手指着我轻声交谈着什么，尔后就离去了。第二天刚上班，我就被调到原料车间烧炉子。调动原因我心知肚明，但只好默不作声，要求自己好好劳动！早、中、夜三班连轴转，不能停息，辛苦之外，是有毒有害气体较多，因而给工人每天发一瓶牛奶作营养。哈哈，这对我实在太重要了，可以退掉牛奶，拿这笔钱寄回家去养活儿女！是的，我实在愧对一双幼小的儿女，他们得不到应有的父爱！得不到必要的营养，却还要受到不应有的歧视、欺侮！个别邻居骂我的儿子“小右派！”孩子只能回家痛哭！女儿读小学，在同学家复习功课，有的人竟在她尿急时不让她用马桶……这怎能不使我心如刀绞？可我却只好强忍，欲骂无声、心哭无泪！天啊，我怎么会遭遇这样的生活？自己自作自受，活该！实在对不起两个幼小的孩子呀！他们都是无辜的，本该得到应有的爱护，可是，现在却因为我而遭受如此不应有的欺侮，甚至于虐待，孩子呀！爸对不起你们啊！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啊？我又能怎么办呀？天啊……

地球照转，我通宵无眠，清晨了也无睡意，就用冷水洗了洗脸，去厂里上班。

我要感谢食堂炊事员阿桂姐，她见我顿顿都只吃三分钱青菜，就往我碗里倒盆一角五分钱的炒肉片，递给我时狠狠地说：“你不要命啦？烧炉子流大汗，你不吃点，怎么行？”我只好端了坐到旮旯处去吃，这肉片的滋味实在特别难忘啊……

就在这时，妻子因患慢性肾炎又住进了医院！我请假获准，且按探亲假处理，我感激！

回到上海，见到两个孩子，都以惊异却并无惊喜的目光望着我，好久才怯生生地喊我一声爸爸！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能怪孩子，只怪我不称职、是个没有尽到应尽责任的父亲！

在上海，我每天跑医院两次，上午送去牛奶等，下午带两个孩子一起去看望他们的母亲。有次我带着两个孩子去曙光医院探望后，回家时已夜幕降临，幼小的玲玲要睡觉了的样子，我将他揹在背上，走着走着，他就睡着了。我注意力在儿子身上，不觉女儿敏敏却走失了，急得我发疯似的哇哇喊：敏敏！敏敏！你在哪里？！喊啊！跑啊，找不到她，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找来找去没找到，天却渐渐黑了，儿子在背上睡熟了。怎么办？怎么办啊？我急忙背着儿子跑进在金陵东路上的黄浦公安分局，向值班的民警同志报告了我女儿走失的情况，请求帮助。民警同志让我填写了申报，问了一些怎样走丢的情况，留下联系方法……

夜幕降临，我筋疲力尽，回到家门，登上三楼，忽然听到一声“爸爸！”看到坐在家门口的女儿，我何止只是又惊又喜啊！心上悬着的一块石头落地了，我照应两个无辜的孩子睡下后，坐在床边，点上一支“喇叭烟”，（买来烟叶，自己切成烟丝，用纸卷成喇叭状的烟），吸了过过瘾，比买最便宜的香烟省钱！猛吸一口，呛咳一阵，长叹一声，心说这日子怎么过啊？我这做丈夫的责任？做父亲的责任？我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啊？我又能怎么办呢？……

入夜，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思绪如脱缰的野马，想到自己这几十年的人生境遇，理想追求，如今面临状况，我感到困惑而迷惘，天啊，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啊……

只有回去上班，别无他法。

在这样情况之下，我回厂向厂领导汇报了妻子的情况。

没过几天，厂工会主席高为霖同志找我，告诉我厂工会同意了困难补助，同时，递给我一个纸包轻声说：“我这钱不用你还，快寄回家让你爱人治病！”

我何止只是感动？无言地点了点头，禁不住热泪盈眶，接过钱，马上就去邮局汇欵……

幸免于难

世上总是好人多！患难之中见真情！难在识别，贵在知恩图报。

这天傍晚，我下班后正在厂里的浴室洗澡，独自一人，情不自禁地哼起了久违了的京剧唱段《空城计》：“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不料听到门口有人在大声喊我的名字，我连忙停唱、关了水龙头，走近门口，张头一望，原来是锅炉工小虞，他对我说：门口有广西师范学院“老多造反队”的人，开了车子来要抓你去批斗，你不要出去！一定要等我来通知！”说完他就转身走了。

我听了何止只是心惊胆寒？联想到十字街口揭发批判上海来的大右派李伦新的大字报专栏、耳闻广西师院“老多造反队”如何厉害的种种传闻……我怎能不惊而恐之？

我独自在浴室里呆了很久，思前想后，坦白说想了许多，直到天已大黑，路灯也亮了，我肚子也饿了，但还不见来人！

“李伦新，他们走了，你可以回宿舍去了！”好人阿三又来了，听他这样说，我跟他一起走向厂门口。他告诉我说，是广西师范学院“老多造反队”的人，开了汽车来抓你，他们说你是上海来的大右派，一定要抓你去，明天开批斗大会、游街示众！你千万不要出去啊，明天一早你还是到厂里来，我们不让他们进厂抓你。

我听了，连连点头，油然而生对厂里工人师傅们的感激！

走进宿舍，我怎能安心睡觉？思绪犹如脱缰的野马，一夜不曾安心……

第二天早上，我进厂上班，不，厂里已经停工，让我们几个关牛棚的人，在厂里搞搞卫生、锄锄杂草……

这天上午，果然在市中心的体育场，造反派举行了批斗大会，据说当场打死了人，会后押着牛鬼蛇神们游街示众，实际上是边游街、边斗边打，又打死了几个人，目睹者说，遭打致死的“牛鬼蛇神”，尸体被摔在板车上，继续游街示众，惨不忍睹……

骇人听闻！我听了说不出是怎样的滋味！

广西两派武斗不断升级，枪声不断。

本厂隔壁桂林饮料厂一位职工的八岁女儿，在洗碗时被“流弹”击中身亡……这样的悲惨之事，令人何止只是悲痛？

我和同事们都难以安睡，就一起坐在认为可防“流弹”的走廓里，瞎灯之下讲讲瞎话。

本厂的冯药师，独自住在一个小房间，是卫生间改建的，墙上有窗，已经损坏，此时何谈修理？老鼠就乘机进来觅食，越来越猖獗。冯药师就用铁丝做了个捕鼠笼子，嚇！捕到了一只大老鼠了！他有个火油炉和小铁锅，就将老鼠杀了，剥皮，破肚，去内脏，洗净，晾干，放在火油炉上的小铁锅里，翻来覆去的煎，散发岀阵阵诱人的香味……冯医师的知识派上用场了！

多时不知肉滋味者我，闻香嘴馋，循香寻去，只见冯药师在专心致意地油煎小肥鼠的肉。

闻香而来的不只我一人。冯药师就将煎熟的老鼠肉，切成小块，让大家分享，多日不知肉滋味的邻居们，都交口称赞。

夜幕下，武斗的枪声不绝于耳。我忽然有了这两句心语：“两耳不闻枪声响，一心只管品鼠肉！”……

幸逢盛世

想来个人的命运遭际，是和国家的形势息息相关不可分的。

记得那天我上早班，正在生产岗位操作时，忽然有位干部来到车间，说是有事情叫我马上到厂部去一下。我向同岗位的师傅讲了以后，就穿着工作服，脚蹬高筒胶鞋，向厂部走去，心想：会是什么事情呢？这些年来，我一直是谨言慎行，不可能又惹什么麻烦吧？

两位人事保卫科的同志，今天异常客气地告诉我说：你的右派问题要解决了！今天你就去桂林市委，找组织部的同志。喏，这是介绍信，你带好！说着就递给我一张盖有大红印章的介绍信。

中共桂林市委机关在市区的榕湖岸畔，广西第一图书馆对面，我经常去图书馆要走过，但却从未进去过。今天第一次来到这里，心情何止有些复杂，自然联想到：解放初，我们上海中共嵩山区委的情况，机关门口不挂牌子。我在机关食堂排队时，和区委书记闲聊的情景，何止只是难以言喻的重新归队之感！？

走进中共桂林市委机关大门，向门卫递上介绍信，受到热情接待，电话联系后马上有组织部的同志前来接应，很快办妥了手续，只是补交党费一事，因我毫无准备，哪想到要从1958年3月被开除时补交起直到如今！组织部的同志对我非常理解，说明我是错划，党籍是恢复，党龄是连续的，党费就要从1958年3月你被错划后开除党籍的那个时候起补交。我连连点头，并欣然补交了党费！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何止只是高兴？还有难以言喻的感慨，也有感激、感动和感想多多……

我回上海，是乘的深夜近十二点到站的火车，桂林南站月台上站着前来送我的师傅们，约有三十来位，既有上海迁厂一起来的如俞师傅、鲁师傅等，也有桂林本地的工友如小曾等，大家都充满依依惜别之情！我劝他们回去休息，却都一定要等到火车来了送我上车！此情此景，我何止只是感动啊？

火车来了，我上车后，从窗口向站在月台上的亲人们挥手告别时，忍不住地热泪盈眶，想到这些年来工人师傅们对我这样一个头戴无形帽子的人，给予了多么难能可贵的理解、关心、照顾……这是多么宝贵啊，记得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狂风刮来时，我被关进了“牛棚”，天天要跪着早请示、晚请罪，膝盖流血了，红肿且发炎、化脓了，跪时痛得实在难忍，身子就往后倾一下，造反战士见了就枪敲脚踢！我挨打后被扔进牛棚，血还在淌！      

过不多时，我看到从窗口扔进来点什么，拾起一看，是药膏和纱布！我连忙从窗口探头张望，从背影看，好像是常来车间后面割猪草的那位农民大妈，我无法向她致谢，怎能不使我感动得泪如泉涌？后来我一直想找到这位好心人，可是，至今未能如愿！现在我将离开桂林，只好在心里向她致谢、致敬！

重回上海后，到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委组织部报到，受到热情接待，一定要我休息三天后再来上班，并告诉我说：已经和有关单位联系好了，民政局、文化科、检察院都表示欢迎，你考虑后告诉我们去哪个单位。我听了当即表示感谢，服从组织安排。

最后决定我去了区政府文化科。

上班没几天，市作家协会组织会员下基层深入生活，我到市郊奉贤县农村采访了一个月，期间，还让我去了趟苏州，拜访了抗日战争期间的“浦东游击队”朱亚民队长……

忙于工作，不忘忙中偷空写点拙稿。忽觉自己年事已高，在文朋书友鼓励、帮助之下，我整理了已发表的文章，出版了《李伦新文集》十集。

这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负责同志打来的，表示就《李伦新文集》的出版给以资金相助。我表示由衷感谢。市作家协会为我文集出版举行了研讨会，文朋书友和领导同志对我热情鼓励。家乡文化部门领导也专程来沪在会上发了言……

我何止只是由衷感激？！

我要继续努力！我的写作不会自己画休止号。我的写作与生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