撬开尘封的历史之门——8集大型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拍摄纪实（下）

“国民审判”，你所不知道的故事

中国是二战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时间最长，灾难最深重的国家，由中国主导的对日本BC级战犯的审判，自然格外受世人关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关于这些审判的细节，国人所知甚少。8集《亚太战争审判》纪录片，用了三集篇幅叙述中国审判，其中第六集《绳之以法》和第七集《良知救赎》重点聚焦1946——1949年，由国民政府主导的对日BC级战犯的审判，第八集《人性召唤》则聚焦新中国对日BC级战犯的审判。

《亚太战争审判》是一部面向全球发行的大型纪录片，但它同时也将在国内放映。纪录片前5集，摄制组在展现美、英、澳等同盟国在太平洋地区主导的军事审判的同时，尽可能地挖掘其中的中国元素、中国故事，如前文叙述的发生在我国东南沿海的营救杜立特飞行员和里斯本丸英国战俘的故事，中国被俘军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苦役，以及华人华侨在新加坡遭遇的“肃清惨案”等等，这一方面拉近了与中国受众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太平洋战争中国与同盟国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抵抗日军侵略的事实，同时也展示了中国普通民众博大的胸襟和善良的本性。

在关于中国审判的后3集里，摄制组采取了不一样的叙事策略。为使发生在中国本土的故事被海外观众理解并接受，纪录片增加了更多的国际元素，其中一个重要的设计，是为这三集纪录片物色一位专家型的外籍主持人。在纪录片总顾问程兆奇教授开列的备选名单里，摄制组相中了英国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院教授顾若鹏（Barak Kushner）。

_{在3集“中国审判”中出任主持人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顾若鹏。}

顾教授长期从事东亚史研究，他于2016年出版的《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是第一部以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为主题的英文研究专著。顾若鹏出生在美国，有在多个国家学习、生活、工作的经历，精通英、德、日、中、希伯来等多国语言文字。他还是一个中国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在北京、河北、上海、台北学习生活过较长时间.在做历史研究的同时，顾若鹏对东亚文化，包括饮食文化也有浓厚的兴趣，他的《拉面：食物里的日本史》已在中国出版。如今，他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同时拥有英美两国国籍。

去年6月，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顾若鹏跟随摄制组马不停蹄地去了全国七八个城市和乡村。

“顾教授极其严谨”，这是第八集《人性召唤》导演宣福荣对他的印象。对于纪录片文字稿和画面里的一些提法和统计数字，他总是再三斟酌，特别是那些具体到个位数的统计，若无绝对把握，他都建议用约数。顾教授说，关于二战及战后审判的研究，不断有新材料、新数据被挖掘出来，我们的片子一定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而对于国际研究界有争议的事件，他更是慎之又慎，在解说时尽量采取中立、客观的叙述姿态。

“这种中立、客观、理性的态度，恰恰是我们想要的效果，也是国际传播的有效策略。”总导演陈亦楠说。

总顾问程兆奇教授在与摄制组交流时也多次提醒，“要尽力平衡各方观点，客观、冷静、立体地展现思想碰撞。不仅要用我们自己理解的语言，还要用西方观众听得懂的语言，这样纪录片拿到海外去放映，才更易于被西方观众理解并接受。” 

1946年2月到1949年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汉口、广州、沈阳、太原、北平、徐州、上海、济南、台北十个城市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由于这是首个由主权国家而非殖民地宗主国主导的军事审判，故而格外为世人瞩目，也因此成为区别于其他同盟国审判的最显著特色。

作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审判受审战犯的官阶较高，民愤最大。如南京大屠杀的首恶，时任日本第六师团中将的谷寿夫，组织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等。其中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是臭名昭著的酒井隆。

酒井隆参与了日本由东北向华北扩张的全过程，他曾参与起草“何梅协定”，据传当时他假借递茶，拔出战刀架在何应钦脖子上逼迫他签字。他也是 “河北事件”、“济南惨案”的策划实施者，同时还是日军攻占“香港”的指挥官。

酒井隆的被捕颇有几分戏剧性。1945年冬至前夜，他乔装打扮混迹在一群将被遣返的日本侨民中，没想到被中国宪兵当街抓获，因为军阶级别较高，被押送到南京陆军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受审。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曾“钦定”了一份提交盟军总部的“侵华最著者十二人名单”，酒井隆位列第十。虽然他没有像名单中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被远东军事法庭认定为A级战犯赴东京受审，但南京法庭在对他的起诉中依然使用了“反和平罪”的罪名。

_{1946年，南京法庭公审日本战犯酒井隆。}

摄制组在江苏省档案馆找到了酒井隆判决书的中文正本。里面有这样的表述：

军事法庭认为：

“酒井隆熟谙我国国情，与土肥原贤二及梅津美治郎同为来华实施日本侵略政策之主要人物。”

……

经审理，国民政府南京法庭判决酒井隆死刑。

_{酒井隆的判决书}

曾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司法行政部任职的覃雨甘，见证了酒井隆审讯判决的全过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他记录下对酒井隆判决和行刑的经过：

军事法庭于1946年9月13日下午将酒井隆提审到庭，验明正身，押赴南京雨花台山岗中段东侧一山谷间的刑场，由陆军少将周文执行其死刑，酒井隆两枪毙命。

枪声响后，万名观众掌声雷动，口号声响彻山谷，算是为中国人出了一口大气。

在国民审判中，最臭名昭著的B级战犯要数日本陆军中将谷寿夫，他是对南京大屠杀负责的最直接的师团长。1947年2月6日南京军事法庭公审。同年3月10日法庭判处谷寿夫死刑，他本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4月25日蒋介石批示维持原判，4月26日被枪毙于南京雨花台。

对酒井隆、谷寿夫等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的审判和执行，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在联合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撰写的战争罪犯审判的法律报告中，一份标示为“83号案卷”的档案有这样的结论：

通过破坏和平罪判处日本战犯，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军事审判上与世界接轨，处世界前沿水平。

上海，“一狼一虎”伏法引发轰动

在国民政府设在各地的十个军事法庭中，承担任务最重、被告人数最多的当属上海。上海共计审理了181名日本战犯，一些从海外遣送回中国的战犯也交由上海军事法庭审理。

上海虹口区北四川路江湾路口，有一幢外型酷似战舰的百年老建筑，上海沦陷后，这里曾是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是日本占领军在上海的大本营_（下图）。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上海军事法庭就设在这幢建筑的4楼。

在本集纪录片里出任嘉宾的，是两位上海审判当事人的后人：一位是上海军事法庭第二任庭长李良的女儿，现年88岁的李家璟；另一位是法庭书记官李业初之女李志群。她俩的讲述，为我们还原了上海审判的台前幕后。

李良是著名的民法专家，抗日战争前在上海高等法院担任民事审判庭庭长。上海沦陷后，日军曾经希望李良为日方工作，“父亲死也不去。他说饿死也不做汉奸”，李家璟说。日军于是逮捕了李良，将他关进江湾路的司令部里。李良大概不曾想到，他遭日寇关押的地点，日后会成为他出任上海审判庭庭长，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

_{上海军事法庭第二任庭长李良}

上海审判期间，“一狼一虎审判伏法”的故事曾经轰动一时，上海军事法庭还将其拍摄成新闻纪录片。这其中的“狼”，正是常年驻扎在江苏常熟、太仓一带的日本宪兵队长，老牌特务米村春喜，绰号“常熟之狼”。

去年初夏的一天下午，我随戴诚娴导演来到民革上海市委办公地，采访李业初之女李志群。李志群随身带来一本1989年2月的《上海滩》杂志，上面刊有李业初先生撰写的审判“一狼一虎”的亲历记《杀人魔王上海伏法纪实》。李业初身前曾是民革的老党员，在民革办公室，接待人员为我们寻找到一份90年代为李先生录制的口述影像资料，这两份材料详细描述了案件从取证到审判的经过。

1946年，米村春喜在战犯管理所经民众指认，被移送至上海战犯军事法庭。这一年的10月9日至10日，法庭书记官李业初奉庭长李良之命，前往常熟实地调查取证。

在虞山脚下的杂草从生的小路旁边，经当地群众的指证，我们在一个小小的馒头形土堆上开始挖掘。仅仅挖了三四铁锹，忽然听到咔嚓一声，铁锹与泥土下面一块硬实的东西发生了碰撞。围观的群众说:“这是一个活埋人的地点。日本鬼子兵把中国人用绳子拴住，用刺刀逼迫他自己掘洞，挖到一米深左右，命他跳下去继续挖，然后填土，直到将被埋的人头部全部盖住……”话音刚落，赫然露出一个骷髅头骨……再往下挖，又见笔直的臂骨和腿骨，再现了当年被活埋时的悲惨情景……

经过两天的挖掘，李业初和同事们一共搜集到三大麻袋尸骨，将它们作为证据带回了上海。

开庭前夕，法庭在上海和常熟张贴了告示，不少常熟民众早早赶到上海。开庭当日，审判大厅内外挤满了控诉、举证、旁听的民众和新闻记者。

审判由李良庭长主持。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后，米村春喜抵赖说他“并没有亲手杀过人”，还说“自己对中国人很好”。旁听席上的被害人及家属炸了锅，他们一个个站出来，争相指控常熟宪兵队的杀人事实。李业初文中写到：

有一位妇女脚穿白鞋，身着白裙，头戴白花，怀抱小孩，为丈夫被杀而前来申冤……法庭上哭声凄惨，怒骂声震耳。

米村春喜最终被判处死刑。和他一同伏法的，是另一名被唤作“江阴之虎”的日军宪兵下田次郎，行刑时间为1947年6月16日。这是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第一次枪决日本战犯，因此受到极大的关注。

_{“一虎一狼”伏法当日，上海万人空巷，市民们争赌日本战犯游街示众。}

纪录片里用了一段当年上海法庭拍摄的新闻纪录片《虎狼伏诛》的片段，历经70多年，影片同期声依然清晰有力：

现在这一狼一虎从上海监狱提出来，押上卡车，游街示众，让受过灾难的老百姓看看这两个暴徒的真面目。囚车经过的街道上万人空巷，都来争看这两个杀人魔王……

影片里，两名罪犯五花大绑，背部插着长长的斩条，分别写着:“奉令枪决战犯米村春喜乙名”、“奉令枪决战犯下田次郎乙名”。

“斩条上面的字就是我父亲写的”，李志群不无自豪地说：“车队行驶到南京路外滩的时候，开都开不动了，阳台上、屋顶上、电线杆上都是人。车子被老百姓围住了，开不出来了，押车的人请市民配合，拼命地拍车门，手表都震坏了。”

“一狼一虎”赴刑的“盛况”，据说还曾在国际上引发了一场风波，当时有几家美国报纸刊登了两战犯当街示众的照片，招致一些非议，有盟国友人批评这是“复仇式的行为”。

纪录片主持人顾若鹏教授倒是能够理解当时中国人的情感和行为：

尽管中国传统的游街示众的处决方式没能被西方盟军认同，但对于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和对战争创伤的抚慰。

“提篮桥”见证的日本战犯审理和处决

被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13名日本战犯, 大多是在提篮桥监狱内执行的枪决。

去年8月中旬，我跟随摄制组来到提篮桥监狱实地采访拍摄，陪同我们的，是中国近现代监狱史专家徐家俊。

记得那天天气十分闷热，摄影师在提篮桥最具标志性的“十字楼”底楼门厅架设起设备，徐家俊先生缓缓推开两扇漆黑而沉重的楼门，走到一块石碑前，开始了他的讲述。

石碑上印刻着“上海市抗日纪念地点、日本战犯关押审判和执行处”，落款为“上海市人民政府1997年8月11日公布。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立。”它昭示着一段不容忘却的重要历史。

_{徐家俊在提篮桥监狱“十字楼”上海市文管会所立石碑前，讲述当年日本战犯被关押、审判及行刑的史实。}

提篮桥监狱“十字楼”高六层，因楼体呈十字状而得名，主要用来关押外国籍男犯。1945年12月起，“十字楼”成为上海战犯拘留所，先后累计有数百名日本战犯在此关押，同时这里还关押过一些德国纳粹战犯和其他国家的战犯。

据历史文献记载，这里曾关押过不少重量级的日本战犯，如日本驻台湾总督、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日本驻香港总督田中久一中将、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中将、日本驻台湾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等。

战后的上海，其实有两个不同主体的对日战犯的审判法庭。除国民政府设立的军事法庭外，还有一个由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在沪组建的美军军事法庭，审判的对象主要为日军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虐待、杀害美国战犯及侨民的罪行，包括前文提到的摧残、虐待被俘杜立特飞行员的案件。当时美军上海军事法庭，就设在提篮桥监狱“十字楼”二楼和五楼。1946年1月18日的首场审判，同时也是中国境内首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庭审实况通过现代通讯设备，向全球进行了广播。据徐先生考证，原美国空军飞虎队司令陈纳德在２月１８日到庭旁听了审判，法庭还特地为他设立了首席旁听席。

从1946年2月至９月，美军军事法庭共在提篮桥监狱十字楼内审判日本战犯10批48人，判处死刑10人、无期徒刑6人、有期徒刑28人和无罪释放2人。此外，美军军事法庭还在此审讯过27名德国纳粹战犯。

实际核准执行死刑的7名日本战犯，除一人因广州民愤较大被押至当地行刑，其余六人均在提篮桥狱由美国宪兵对其执行了绞刑，1946年4月22日首批绞杀了5人；1947年2月1日，最后一名被判死刑的日本医官在此执行了绞刑。

提篮桥监狱的十字楼如今已改建为上海监狱陈列馆，楼内有几间监房，恢复成当年关押日本要犯时的原貌，每间面积8平方米，床和桌凳都是铁制固定的，指示牌上写着当年关押战犯的姓名。绞刑房在三楼一个靠角落的位置，约莫十多平方米大小，三面是坚固的混凝土墙壁，朝向院子的一面开有气窗，里面陈设的绞架是原物。室内斑驳的木地板中央，有两块长方形的活动挡板，打开后可以直通底楼运尸间。据说当年有狱吏发明了一个公式，可以根据死刑犯的身高体重计算出行刑绳索的长度，以确保罪犯“一绞毙命”。

据徐家俊考证，绞刑房1935年建成后总共使用过5次绞刑，共9人，其中日本战犯6人、印度人2人（1人因意外情况没有死亡）、中国强盗犯1人。1946年4月22日，对5名日本战犯执行绞刑时，按职务大小为序，职务大的在前，职务小的在后。而被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除了米村春喜和下田治郎在江湾刑场枪决以外，其余11人均在提篮桥监狱刑场处决。

徐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描述了对日本战犯芝原平三郎的行刑经过。

芝原平三郎是第三个在提篮桥执行枪决的日本战犯，当时的执法官，是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的国防部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

1947年11月24日，芝原平三郎被押解到设在刑场中间的法庭处。石美瑜扼要问过罪犯的基本情况后,正言厉色地宣布：“根据国民政府国防部核准, 今天对你芝原平三郎执行死刑, 你还有何遗言要说,有何遗言要书？”

芝原平三郎写下三封遗书，一封写给妻子，一封写给日本的长官小仓和白川一雄,最后一封写给中国国民政府，信中他“还在侈谈什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之谬论, 真是死到临头, 还执迷不悟”（徐家俊语）。

遗书写毕, 芝原又向执法官提出一个请求：“贵国是文明古国, 长期以来对婚丧之事十分隆重, 我马上就要去见上帝, 请允许我更换一套清洁的军服, 一双干净的胶鞋,让我干干净净地走向另一世界。”

石美瑜在已执行过多名日本战犯死刑, 对于这个特殊的、又合乎常理的要求,今天还是第一次碰到。他爽快地答应了芝原的这一特殊要求, 命法警取来他的衣物。芝原把身上的旧军服脱下, 换上一套草绿色的军服和一双军用球鞋。

芝原换衣时动作十分缓慢，明显地在拖延时间,“也许他对人世间有着无限的留恋。执行庭也以极大的宽容, 听任芝原慢慢地换衣。”

时钟指向12点10分,石美瑜命令已经换好衣服的芝原平三郎在死刑执行书上签字, 按捺指纹。然后宪兵把芝原双手反铐, 由二名法警押上行刑椅有靠背的椅子。芝原坐在行刑椅上, 左右两边各被一名宪兵按住, 宪兵班长吴德法站在芝原的身后,举起“盒子炮”手枪, 对准芝原的后脑, “啪—啪—”连发两枪,……芝原啪地一声连人带行刑椅一起倒在地上……监刑的上海高等法院的检察官按照惯例, 上前对尸体作了验证,并拍照存档。

当年由国民政府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绝大多数在提篮桥监狱刑场执行了枪决，除此11人外，广州法庭判处死刑的3名日本战犯，因执行时当地法庭已撤销，也被押解到这里执行。如果算上被美军法庭在“十字楼”处绞刑的6名战犯，先后共有20名日本战犯在提篮桥监狱伏法。

2014年9月，提篮桥监狱入选国家级抗战设施遗址名录，“十字楼”里的纪念石碑，是正义和雪耻的象征，它昭示着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对日本侵略罪行的追责和清算。

摄制组结束拍摄撤出监狱大楼时，夕阳正渐渐西沉，晚霞映红了一大片天空。回望身后这幢有年头的老建筑，一百多年来，它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见证了多个时代的烟雨风云，又记录下多少或惊悚或奇谲或令人唏嘘的往事，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日本战犯的关押、审判和执行，无疑将作为最浓重的一笔，被世人永远铭记。

_{结束采访和拍摄后，作者（左三）与编导戴诚娴（左一）、王芳（右一）及徐家俊先生在监狱大门外合影。}

北疃村，当“加害者”面对“受害人”

十多年前，一则齐齐哈尔市发现大批毒气罐的新闻震惊全国。

2003年8月4日凌晨，当地一个工地的挖掘机在施工时，挖出5个金属罐，其中一个被当场挖破，导致罐内油状溶剂外泄，44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感染，其中一人抢救无效死亡。

时隔一年之后，在齐齐哈尔昂溪区，一位村民在铲地基时又挖掘出一个弹坑，这次的规模更大，里面约有几百枚炮弹。经专家鉴定，这些都是化学弹，它们与之前发现的毒气罐一样，都是当年侵华日军发动化学战的铁证。

纪录片第七集《良知救赎》重点揭露了二战中日军发动化学战的相关罪行。关于日军化学战，过去媒体的报道和记录多聚焦于某个具体的事件，本集导演敖雪这次在专家的帮助下，梳理出“从研发制造到专业人才培养，从战争中对军队使用到针对普通平民大规模使用”这样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摄制组赴日采访的第一站是日本广岛县竹原市境内的大久野岛。大久野岛是濑户内海艺予群岛中的一个不大的岛屿，面积只有70公顷，因岛上有许多可爱的野兔又被称做“兔岛”，是孩子们和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是日本最大的毒气工厂所在地。

_{大久野岛毒气工厂旧址。}

为摄制组担任向导的，是日本大久野岛毒气历史研究所事务局长山内正之，他从事大久野岛的毒气研究长达40余年，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为了让民众了解历史的真相，他志愿担任讲解，平均每三天就要登岛一次，迄今已登岛1200多次。

_{山内正之（中）陪同摄制组登岛采访并担任讲解。结束拍摄后，和摄制组全体合影留念。}

海边一个热闹的度假村不远处，有一处毒气贮藏库的旧址。山内正之告诉摄制组，这曾是大久野岛最大的毒气贮藏库。可以储存多达600吨的化学毒气，包括芥子气、路易氏毒气这样的剧毒气体。战争结束以后，美军把剩余的毒气运到太平洋沉到深海里，然后用火焰枪焚烧了这个贮藏库。今天贮藏库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但仍不难想象当时毒气工厂生产的规模，墙上炭黑色的斑驳，提醒着人们那段暗黑的历史。

在日本的第二站，摄制组来到距离东京市区2小时车程的习志野。

1984年，日本著名学者粟屋宪太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一份重要的证据文件：《中国事变中化学战例证集》。这本70页的小册子出版于1942年4月，里面详细地列出了56例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的案例。战例集的编者署名是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

陪同摄制组到习志野探访的，是原日本原子、细菌、化学武器企画委员会会长和田千代子女士，她是为数不多的还能够找到习志野学校旧址的日本人。

千代子告诉摄制组，为了实施毒气战，日本陆军建立了习志野学校，培训专门从事化学武器研制的人员，以及使用化学武器的高级将领，然后将他们派遣到中国战场，教授普通士兵如何使用化学武器。

当年习志野学校的校舍大部分已被拆除，周围建起一排排住宅楼。在和田千代子的引导下，摄制组进入到校园旧址内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这里曾经是实验塔所在地。你们看，无论什么时候来，这里都是寸草不生的状态。”

_{和田千代子女士（中）引导摄制组来到习志野学校旧址内的实验塔所在地。}

_{摄制组环顾四周，见别处都草木旺盛，唯独脚下是光秃秃的不毛之地（上图）。千代子猜测：“这地下肯定有一些特殊的物质存在。”}

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高晓燕的调查统计，习志野学校从1933年到1945年，总计培养了大约4万多化学战的指挥员。其中大部分被派到中国，在中国战场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摄制组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找到一些相关的佐证——习志野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中岛今朝吾，后来成为侵华日本第16师团师团长，他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之一。而习志野后几任校长，也多为军队高级军官，他们作为日军化学部队的创始人，是日本化学战的主要设计者和具体执行者。

我国华北地区，是日军最早实施化学战的地区。有史料记载，裕仁天皇的叔叔，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在1937年至1938年间，下达了多项对华北军民使用毒气的指令，并指示了使用方法：“尽量与烟混合使用”，确保“不遗留痕迹”。

河北省定州市北疃村曾是一个老根据地，抗战时定县县委、县政府曾驻守该村。北疃村因为电影《地道战》而闻名。记得小时候看《地道战》，影片讲述一次鬼子进村扫荡，找不到人就用烟火熏地道口，导致藏身在里面的村民呛咳乃至窒息身亡，而逃出地道的人不少则被日寇抓获并残忍杀害。看电影时我并不知道，日军使用的烟雾，其实里面混合了毒气。

_{主持人顾若鹏（右二）、导演敖雪（左二）采访北疃惨案93岁的幸存者李庆祥老人。}

_{北疃惨案幸存者，84岁的李钦友引导摄制组参观“血肉井”遗址。}

在北疃村，摄制组采访了北疃惨案还健在的最后两位幸存者——93岁的李庆祥和84岁的李钦友，惨案发生时，他俩一个15岁，一个才6岁。面对镜头，两位老人讲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李钦友：上午八点（日军）就开始打，他们有600多人，有机枪，一下子就包围了南疃和北疃这一带。打到下午一点多了，县大队开始钻了地道。……（日本人）拿着毒气，是一个箱子，一打冒烟就放到洞里了。

李庆祥：人家一放毒气，里头一闻到味道，你就出不来气了，那就别说（多难受）了。

李钦友：我的母亲双目失明，双眼看不见。父亲说你们先出去吧，他们（日本人）不能打你们，可一出来（母亲）就被开枪打到腿了，打死了。母亲把我的脸上抹上血，她始终抱着我歪在那里了。日本人以为我们死了。

李庆祥：我跟着我母亲，还抱着一个小妹妹。可我这个小兄弟，他闻见（毒气）受不了啊，他就跑……我没拽住他，他跑到角落就被挤住了……就被毒死在那里了。

李钦友：……井口两边都是日本军，（出来的人）都被枪打死了。

李庆祥：我手里的妹妹，她说哥哥我走不了了……哥你走吧，我走不了了。我一出去她就死在这儿了。

……

说到这里，两位亲历者已是老泪纵横，顾若鹏和敖雪也都抑制不住流下了泪水。

在这场惨案中，共有1000多人遇难，村中120余户居民有24户被灭门。

北疃村是日军在华北使用化学武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随着日军侵略中国的深入，他们加大了使用化学武器的规模和频率。据日军生化战研究专家王选女士的研究，在武汉会战中，日军曾“全面大规模地使用化学武器”。1938年武汉会战后，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向日本大本营提交了一份《武汉攻略战化学战实施报告》。报告中指明日军第2军、第11军使用毒气攻击中国军队多达375次以上，成功率约为80%。

战后，中日学者共同整理了侵华日军使用毒气的资料，其中有确切时间、地点及造成伤害的记录就多达1800例，使用地点遍及中国的19个省区，共造成中国军民20多万人伤亡。

化学武器不仅给中国军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在日本本土给参与“制毒”的人带来了厄运。

摄制组在北疃村采访幸存老人时，见到了当事人珍藏的一张拍摄于2004年的照片_（下图）。

照片上的两位老人，一位是李庆祥老人，另一位是来自日本广岛竹原县的藤本安马老人，二战期间，他曾是大久野岛毒气工厂的工人。

藤本安马如今已是94岁高龄，依然健在。摄制组在日本采访时，特地登门探访了这位毒气制造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_{摄制组在广岛采访日本毒气工厂幸存者，94岁的藤本安马老人（中）。左二为本集导演敖雪。}

藤本告诉摄制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全国进入了“战时体制”，日本政府发布“征用令”，大量征用15-19岁的青年人到毒气工厂做工。藤本安马就是在那一年被征召进大久野岛毒气工厂的，当时他还是一个15岁的少年。

藤本安马说：氰酸气体无嗅无味，即使穿了防毒服，毒气也会从衣服的缝隙透进来,“一吸入人会立即死亡，一下子就倒下了，口吐白沫死亡。”

在那样的环境里工作，毒气会慢慢侵入人体的呼吸道和消化道，广岛大学附属医院陆续收治了一大批大久野岛毒气的工人，他们一辈子都在和病魔做斗争。2003年，藤本也被发现患了恶性淋巴肿瘤，并诊断为胃癌晚期。他在广岛大学附属医院接受了胃部全摘除手术。

2004年，78岁的藤本胃切除不久便来到中国北疃村，他见到了李庆祥和李钦友，听村民们讲述当年的惨案，向他们真诚地谢罪。

面对采访镜头，藤本安马（前大久野岛毒气工厂工人）回忆了那次访问中他和李庆祥的一段对话：

我曾在证词上说，为了杀害中国人，我制造了毒气。我是加害者，是罪犯。李庆祥说，你是被迫制造毒气的，也是受害者。我们同为被害者，要让加害者谢罪并赔偿，并让加害者保证不再挑起战争。

时隔一个甲子，“受害者”和“加害者”——两位历经磨难的老人紧紧相拥，两双饱经沧桑的手握在了一起。如同李庆祥所说，藤本老人其实也是一位“受害者”，真正的“加害人”，是发动战争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者。

藤本矢志要让更多人知道历史的真相。他在大久野岛毒气厂的同事，如今还有6人健在，藤本是唯一一个愿意直面揭露日本罪行的当事人。1990年，日本政府要求拆除大久野岛发电厂以及所有与毒气工厂相关的建筑。藤本安马联合周边民众10万人集体上书反对，终于，发电厂被保留了下来。它将作为一个见证，警示世人牢记战争的残酷和对人类的戕害。

大规模化学武器的使用是被国际条约明令禁止的反人道战争罪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从重庆日军战俘营征集到一份重要的证据文件，三名日本军人证明日军第39师团231联队在1944年湖北作战时对中国军队使用了瓦斯毒气。根据这份证据，武汉军事法庭对相关责任人作了定罪判刑，其中日本战犯梶浦银次郎被判处无期徒刑。

新中国审判，把“魔鬼”变成人

二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全国10个城市进行的对日本BC级战犯的审判，顺应了从日军铁蹄下重获新生的广大民众严惩敌寇的呼声，为中国人讨回了公道和尊严。然而由于当时正值内战，有些地区的审判虎头蛇尾，留下一些遗憾。

1956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七个年头，中国政府在太原和沈阳设立特别军事法庭，重启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审判的对象，包括解放后苏联移交的日本战犯和一直关押在中国境内的战犯。这个审判因烙上了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备受世人关注。

1950年7月19日，一列由苏联开来的闷罐列车驶入了中国边境小城绥芬河火车站。车厢内有近千名特殊的“乘客”——由苏联移交给中国的日本战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抚顺战犯管理所。此前，他们已在西伯利亚呆了5年。

抚顺战犯管理所1936年由日本关东军修建，日本人称它为“抚顺典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在抚顺典狱担任了10年典狱长的大村忍，也在这批战犯中，他也许不会想到，这所当年他对中国抗战军民严刑拷打、频开杀戒的监狱，今天竟成了自己被关押的地方。

_{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

当时中国刚刚结束多年战乱，物资极度匮乏，但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对监狱进行了改建，增建了锅炉房、礼堂、理发师、医务室，还增设了暖气设备。同时按照国际惯例，根据这些战犯原本军中的级别，分为大、中、小灶三种待遇，生活条件比西伯利亚不知好了多少。

然而战犯们似乎并不领情，刚到抚顺时，他们显得极不安分，有的还很嚣张，时不时地会闹出一些动静。入监不久，一张告示引发了一场风波。其实告示的内容不过是管理条例和活动时间表，让战犯受到刺激的是公告的落款——“战犯管理所”。

93岁的赵毓英女士当年曾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护士，时隔70年，她对当时那一幕记忆犹新：“战犯们硬说自己不是战犯，是战俘。就为了这个事儿，他们闹得挺厉害，有的甚至把告示从墙上撕下来扔在地下搁脚踩。”

_{当年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如今93岁高龄的赵毓英女士在家中接受顾若鹏的采访。}

这场风波的挑头人，是前任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他是在押的最高级别的日本将领之一。他大声叫嚷：“我们是忠于天皇的军人。我和诸位都是奉天皇陛下旨意来中国维持秩序，所以，我们不是战犯，而是战俘”。

在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曾对战犯做过明确定义：无论是战时或非战时，对平民的伤害是界定战犯与战俘的重要区别，关押在此的日本官兵，都有残害平民的血债在身，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人员用国际法有力地回应了这些战犯。

这年的中秋节，又爆发了一场由月饼包装纸引发的闹剧。因为过节，所里给犯人发了月饼，有战犯在月饼包装纸上发现了类似菊花的图案。菊花是日本皇室的标志，战犯来劲了，有人咬破手指头，蘸着血把菊花图案涂成红色，再用吐沫把它贴在墙上，一边磕头膜拜，一边呼喊“天皇万岁”。

战犯的闹监行为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达到了顶点。他们巴望着，一旦美国在朝鲜战场战胜中国，他们就会被释放送回日本。然而，实际战况将他们的幻想一点一点击破了。

与此同时，管理所的人道主义待遇和管理人员的耐心教育，也使战犯的心理逐渐发生了转变，有的战犯开始要求学习，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管教们因势利导，改造了学习室，提供了国际法著作和大量理论书籍。

战犯管理所要求对战犯做到“三个保障”：“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基本生活条件，保障生命健康”。所里的管教人员不少是军人出身，亲身经历过战场上与日本侵略军的殊死较量，一些管教的亲属曾遭日军残害，对日寇怀有深仇大恨。最初，他们对“三个保障”很不理解，有的还相当抵触。第一任所长孙明斋的舅舅曾被日军的狼狗活活咬死，他在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时说：“我知道大伙想不通，其实我最开始也想不通，但是周总理说，20年过后再来看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对战犯的宽待，渐渐唤醒了战犯的良知。据曾在抚顺管教所工作的温久达医生回忆，一次他带一名伤残战犯去安装假肢，犯人行走不便，他就背着犯人上下楼。走着走着，他感觉脖子湿了，原来战犯哭了，说太对不起中国人了，这是他头一次见到日本战犯掉泪。

1954年3月，300名“东北工作团”成员分别抵达抚顺和太原两地的管理所，标志着对日本战犯的侦讯调查工作正式启动。10天之后，抚顺工作团主任李甫山把所有的日本战犯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宣读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动员大会召开不久后的一天，侵华日军原39师团少尉宫崎弘走上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室外操场，他用四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侦讯工作历时八个月，工作团共收到了4000多份材料，揭发了14000多条罪行。

摄制组在中国中央档案馆里找到了当年战犯的笔供，在藤田茂的笔供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到中国时所下的命令：

我对军队全体教官说，为使兵习惯于战场、杀人最快的方法就是练胆，对此使用俘虏比较好，刺杀比枪杀有效。

至1954年底，两个战犯管理所的一千多名战犯全部低头认罪，每个人都亲笔写下了自己的罪行供述。

前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石林曾参与了对日本战犯侦讯和审理的全过程，当时他年仅26岁，摄制组在山西太原找到了现年95岁的王石林老人。王检察官回忆说：我们在卧佛寺写起诉书的时候，认为要判刑的罪犯都构成死刑。可就在这时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对战犯一个也不判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是极少数。我们有点想不通，这些战犯全部杀了都不足以平民愤。可总理说，这一千多人都杀了，能不能平民愤？所以放回去，做一些对国际有益的工作不好吗？

_{前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现年95岁的王石林接受采访}

1956年6月至7月，两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分别在太原和沈阳举行，总共有45名日本战犯被起诉。在历时40余天的审判中，检方共请出159名证人出庭作证。

在纪录片里，我们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周化祯，见下图）在证人席声泪俱下的控诉：

鬼子用又细又尖的竹签子刺我的阴道，他们刺的时候四个人，两个人抓住我的胳膊，两人踩住我的大腿，使我躺在地上呈一个大字形。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以证人的身份出庭指证伪满洲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

我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伪满洲国的皇帝，在伪满的时候，根本上我没有实权，统治和支配伪满实权的是谁呢？就是伪总部长官武部六藏和他的辅佐者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就是他。

_{“末代皇帝”溥仪在证人席上。}

在国民政府和其他国家的BC级战犯审判中，受审的日本战犯一般很少承认自己的罪行。但在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上，每一个日本战犯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王石林说：“所有被审战犯“全部认罪，这个也是史无前例的。” 

_{1956年，在新中国特别军事法庭接受审理的日本战犯。}

1956年7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的审判全部结束，战犯最高被判20年，最低8年；同时根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对其余1017名罪行较轻的或在关押期间悔罪表现较好的战犯免于起诉，释放回国。

宣判前夕，管理所组织战犯赴外地参观，让他们感受新中国的变化。藤田茂和一些战犯去了南京华东水利学院，当得知附近有一处“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地时，战犯们朝着那个方向集体跪了下去，一个劲地磕头谢罪。

对于新中国对战犯的改造和审判，国际社会一直以来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有舆论认为，它是一场“合法、文明、公正”的审判，是战后审判的一个创举；但也有人质疑对战犯的处理是出于政治考量而过于宽大；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战犯是在被“洗脑”之后，迫于“高压”，不得已才认罪的。

为了更为客观地呈现国际社会对新中国审判的认知，总顾问程兆奇教授建议尽可能邀请海外的研究专家出任这一集的嘉宾。然而在国际学界，对新中国审判有研究的专家少之又少，导演宣福荣几经搜索，邀请到美利坚大学历史系贾斯汀•雅各布教授、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学院内海爱子教授等几位重量级的嘉宾。

雅各布教授是西方世界为数不多的对中国审判有研究的美国学者，他认为新中国审判所采取的策略，有历史的更有当时现实的深层原因：

20世纪50年代中日还未建交。如何才能得到日本和平人士的支持，（周恩来总理）认为有一个办法就是向日本表示善意，对于这些关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如果我们给他们宽大的判决，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恶行径，是中国政府帮助他们洗心革面，对中国就不会有敌视。然后他们回到日本，他们发声告诉其他日本民众，他们在中国的邪恶行径、犯下的那些战争罪行，这样日本民众才能知道日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在三集中国审判中出任主持人的顾若鹏，本身就是一位资深的中国审判研究专家。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很难放到战后盟国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惩处的既有框架中去，无论是在法理，还是实践层面，新中国审判都是一种创造”。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严海建，曾经为顾若鹏的专著《从人到鬼，从鬼到人：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写过一篇书评文章，他对顾教授将新中国审判“放在战后日本帝国的瓦解、中日关系的战后转变以及中日各自在战后所经历的转变的大背景下，阐述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研究的意义”的研究方法十分推崇。严海建认为，作为西方学者，顾若鹏“在空间维度上的延伸和拓展，跨越了既往研究单一国家立场和视角的局限”。在纪录片的摄制过程中，顾若鹏的这种“多维视角”，让编导们受到许多启发，而他作为主持人的表现，则为纪录片增添了睿智和理性的色彩。

_{摄制组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拍摄。}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和审判，让杀人如麻的恶魔回归人性。但也有一些人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说：“改造是否成功，不仅要看他们在中国的表现，更要看他们回国后的表现。”

1956年7月，获释的第一批日本战犯，乘船离开中国，返回日本。据说还在船上，他们就聚在一起商量，要成立一个组织，做一些反思战争，推动日中友好的事情。

次年，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在东京成立。一千多位归国日本战犯全部加入了中归联，于1957年被提前释放的藤田茂被推选为首任中归联会长。这位曾经的“武士道精神”的忠实信徒，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带领会员去各地巡回演讲，以亲身经历揭露战争真相，呼吁日中和平。

_{藤田茂回国后多次率领中归联成员来华谢罪，期间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内，有一座白色的大理石谢罪碑，这是1988年，“中归联”会员捐资修建的。碑后用中日两国文字刻着这样的文字：

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我们犯下了放火、杀人、掠夺等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收容期间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从而使我们恢复了人的良知……在此立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表示真诚的谢罪。

这块碑的定名据说有一个小插曲。当年，“中归联”有意将此碑命名为“认罪碑”，在与中方商讨后，最终定名为“谢罪碑”。一字之差，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真诚和善意，令日本友人十分感动。

_{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内，获释日本战犯捐资建造的谢罪碑。}

发现每一片“落叶”的价值

8集《亚太战争审判》策划、拍摄及制作历时两年，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堪称是一部大制作。

纪录片的总顾问兼首席学术指导程兆奇教授用两个“第一次”概括了对纪录片的评价：“第一次全景式反映了战后亚太地区各同盟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第一次对日军在亚太地区的暴行进行了整合式的全面呈现。”纪录片不仅汇集了这个领域的最新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还独家挖掘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和影像资料，这些都是对战争审判研究的重要贡献。

程教授还特别肯定了纪录片理性、平实的叙事方式：纪录片没有“抗日神剧”的夸张和戏说，也避免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滥觞；叙事不仅有受害国的角度，也有侵略国的角度；不仅有受害者的讲述，也有“加害者”的讲述。

这种对历史事件多维度的叙述，被总导演陈亦楠表述为“在共同的国家记忆里，寻求‘最大公约数’”，她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实现当初程教授希望的：纪录片不仅在中国放映，还能拿到国际上，特别是在日本放映；不仅感动中国观众，也能触动海外观众，进而促使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对人类战争行为的共同反省。

尽管专家们对纪录片赞赏有加，但摄制组还是将专家们视为重要的引路人。

太平洋战争审判领域是一个相对冷僻的研究领域，研究者人数不多，且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在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编导们对从事这一研究的专家们的特质印象深刻。总导演陈亦楠说，相对于其他研究领域，这个领域的专家低调而专注，似乎更少功利色彩，同时又非常乐于跟他人分享研究成果和学术资源。

敖雪告诉笔者，在日本采访时，有一位专家因为公职人员的身份不方便出镜，但他还是花了大量时间整理了多份一手资料给到了编导，这些资料为纪录片提供了有力的学术佐证。敖雪还透露，上海交大人文学院的刘统教授在接受采访后，拷贝给摄制组30多个G的资料，里面有他多部专著的原稿，以及从世界多个博物馆收集来文献、影像资料等，都是十分有价值的材料。

除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者，这个领域的民间研究者，也给了摄制组巨大的帮助。这个特殊的群体，是战后战争审判研究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中有的是二战老兵或某些重大事件亲历者的后代，还有一些人是因为种种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领域的。

王静雯执导的纪录片第二集《活着回家》，在讲述“泰缅死亡铁路”事件时，出现了一位贯穿人物——澳大利亚人罗德•贝提，摄制组在事发地泰国北碧采访时，罗德陪同摄制组登上火车穿越当年战俘修建的泰缅铁路路段，为他们讲解战俘营以及战俘们的生活状态_（下图）。

罗德原是一名路桥工程师，上世纪90年代，他来到泰国工作。对二战历史感兴趣的他很好奇，为什么修建一条铁路会牺牲那么多生命。为此，他开始了研究，一研究就坚持了25年。

罗德的研究是从埋葬在这里的战俘开始的。25年间，他走访了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的许多档案馆，查找遇难战俘的死亡证明、死亡时间、死亡原因及最初的埋葬地点，然后以此为依据，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数据库里记载了95%在泰缅铁路上工作过的战俘们的基本资料。

罗德如今是泰缅铁路纪念馆馆长，他的研究中心每天都会接待从世界各地来到北碧寻访亲人的游客。当被问及为何要花费如此多的精力去搜集这些战俘的资料时，罗德跟摄制组分享了一个故事。

不久前，一位女士联系上罗德，说她的外祖父曾经在泰缅铁路工作，官方的消息是，战争结束后他被送上回英国的飞机，因为飞机失事而丧生。她请罗德帮助了解祖父当年在战俘营服苦役的情况。罗德调查后告诉她，她外祖父先是在新加坡关了15个月，之后被送到泰缅铁路上的一个战俘营，两个月之后，也就是1943年7月死于痢疾。这位女士在得知真相后泪流满面，她说我终于能够告诉母亲，外祖父是怎么死的了。

编导们称这些“自带干粮”投身这个领域的民间研究者，是“一群执着而可爱的人”。在《魂断异乡》中担任嘉宾的粟明鲜博士虽是历史学科班出生，但毕业后从事其他工作，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二战期间海外华人遭遇的研究。粟明鲜曾向导演俞洁讲述了他去高雄采访巴新幸存老兵李维恂的故事。李维恂当时已经年逾九十，他在访谈中不止一次地说：“我是大时代狂风中的一片落叶。只有你们，才发现了这片落叶仍然有价值。”

老人的话让俞洁对这部纪录片的价值有了更深的感悟——“我们今天所做的不正是‘捡拾落叶’的工作吗？”一张“落叶”，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而许许多多这样的“落叶”，可以拼接出那个年代的全部真相。

团队的成长与海派纪录片的超越

8集《亚太战争审判》是一部略显沉重，却又相当饱满、厚重的历史题材纪录片。观看样片，你很难相信它竟出自一群十分年轻的编导之手。这个团队的8位编导，清一色的都是80后，其中7位是女性。

在追踪纪录片拍摄的过程中，我常有这样的疑问，一个以年轻女性为主体的创作团队，面对这样一个涉及历史、战争、审判等相对男性化的题材，会有怎样的感受和不一样的处理？陈亦楠说，这的确是个挑战。作为女性，兴趣点、知识储备跟这个题材有较大的落差，但女性导演更关注人物命运和故事，更注重非常情况下的复杂人性，这一特点恰恰成为团队的一大优势。

关注寻常人的命运和人生故事，是海派电视纪录片的一大特色，《毛毛告状》、《上海斗鸡》、《上海解放一年间》、《人世间》等脍炙人口的纪录片佳作，是不同时期海派纪录片的代表作品。在上海广播电视台最近一轮机构改革调整中，外语纪录片团队以“陈亦楠工作室”的名义整体汇入上视纪录片中心，这对中心而言，无论是年龄结构还是题材内容都是一次重要的补充和拓展。而经他们之手制作的《东京审判》、《亚太战争审判》等国际历史题材的大型纪录片，一方面很好地继承了海派电视纪录片的传统，另一方面，选材和叙事更为硬朗、更为宏阔，视野也更加国际化。这标志着，海派电视纪录片正超越自身，跃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亚太战争审判》策划、拍摄及制作的两年间，经历了组织架构调整、制作经费压缩、海外和地区局势波动、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等大事，同为80后的总导演陈亦楠遭遇的困难，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令她感到欣慰的，是经历磨难、磨合之后整个团队的成长。

_{陈亦楠（中）和她的工作室团队。}

这个团队的基础，是上视上海外语频道及融媒体中心三季8集《东京审判》的创作人员，参与《亚太战争审判》的编导中，仅陈亦楠、戴诚娴、王硕是《东京审判》第一季的“元老”，其他人员都是过程中陆续补充、加入进来的。

导演王芳是团队的新成员，之前她虽然拍过旅游、资讯类的电视专题片，但执导历史题材纪录片还是第一回。

拍摄过程虽然异常艰辛，但也有欣喜。受邀参加纪录片拍摄的杜立特飞行员后人苏珊·奥祖克，一次在给王芳的电子邮件里写道：“很高兴跟一个专业的人合作”。从二战史的“小白”，到被采访对象评价为“专业”，王芳说，这份认可，令她非常开心，非常受用。

关于参与这个项目个人能力的提升，每位编导都可以跟你列举很多，而总导演陈亦楠更看重的，是团队精神层面的成长，“这是这个纪录片系列最可喜最重要的收获”。

在参与项目的最初阶段，几乎每一位编导都经历了一个异常压抑的过程。在案头准备工作中，编导们接触到大量日本侵略军作恶的真实案例，许多案件的细节比我们已知的要残暴、血腥许多倍，那些真实的影像和图片，一次次挑战着编导们的心理极限。乃至于一度对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纪录片产生了怀疑：二战过去七十多年了，有必要对那些苦难和仇恨念念不忘吗？

笔者个人也有类似的体验。写作中为了了解相关背景，我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集中查找翻阅了近千万字的相关书籍和文献资料，结果看得越多，压抑越深。这时候，不知怎么想起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写作、出版《南京暴行》后不久，患抑郁症自杀身亡的故事，竟对张纯如彼时的心境及最终的选择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

帮助他们走出困惑的正是他们的采访对象，那些数十年如一日，执着于揭露历史真相的勇士们。

第五集《万劫难归》的导演朱雯佳在新加坡采访时，参加了一场肃清屠杀遇害者后代的听证会，主办这一活动的，是78岁的日本琉球大学名誉教授高岛伸欣。老先生曾是一名高中地理教师，但1975年8月的一次赴马来西亚旅行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日本二战中在马来群岛，到处屠杀当地的居民，还给我看了当时的纪念碑。在日本国内对于日本军队在中国以及南京的杀戮还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日本军队在东南亚的所作所为却不为人知。当时我想既然看到了这么多证据，那么我回到日本就调查看看。既然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的研究，那么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必须调查到底。

40多年来，高岛伸欣近百次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几乎探访了整个马来半岛各地的墓地和纪念碑，他先后举办了几十场听证会，编撰了多本实录集。

_{高岛伸欣教授（左一）正举办肃清屠杀遇难者后人听证会。}

战争对于敌我双方的普通民众来说，真的很难说清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美国作家詹姆斯•布拉德利在《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一书中，写到他在采访了大量日本老兵及东京轰炸的亲历者之后，对原先设定的立场产生了“迷失”和“茫然”。他提及对一位81岁高龄的日本妇人的采访，这位老人在东京轰炸中失去多位亲人。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们将一盒纸巾来回的推来推去”，两个人都泪流不止。

在关岛的拍摄中，詹姆斯受邀为摄制组担任向导。而在多年之前（2002年6月18日），他曾带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再次踏上父岛。太平洋战争中，老布什作为一名飞行员，参加了轰炸父岛的战役。一次他的座驾不幸中弹落入父岛附近的海域中，万幸的是，老布什被一艘美国潜水艇救起而逃过一劫。在父岛，詹姆斯为他讲述了被俘飞行员遭遇的惨案，这是老布什第一次听说事件的细节，飞行员遇害的真相令他震惊不已。

_{2002年6月18日，詹姆斯陪同老布什（左一）访问父岛。半个世纪前，老布什的战机在附近被日军击落，万幸的是他跳伞后被一艘美国潜水艇救起，侥幸逃脱了被日军俘虏残害的命运。}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詹姆斯和周围的人都感动了——在一位飞行员的遇难处，人们看到，当年幸存的美国飞行员老布什和一位曾在关岛服役的日本老兵站在了一起——“以前他们的神圣使命就是尽力干掉对方，现在这两个明智的人沉浸于相互理解的窃窃私语中”。

詹姆斯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多次引用老布什写于1944年的家书里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希望我的孩子不需要再去参加任何战争。

导演王芳在跟随詹姆斯踏访关岛之后，深有感触地说：“我拍摄的内容异常敏感，但并非怀着仇恨的心去揭秘，而是本着一颗热爱和平的心去还原历史……拂开落在历史上的厚重灰尘，我看见的是中日人民共同的希冀，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祈愿——世界和平。”

纪录片的女性编导都是年轻的母亲，都有自己年幼的孩子，有的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还原历史真相，让人们认识战争的恐怖而远离战争，让孩子们避免受到战争罪恶的伤害，让世界永享和平幸福安宁，这，渐渐成为编导们的共同使命，成为他们对这部纪录片的共识。

这种对自身责任和使命的顿悟，对人类命运的深层思索，好似团队的“凤凰涅磐”，还有什么比年轻人的精神成长更让人感到欣喜和欣慰的呢？

_{8集大型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的总导演陈亦楠和摄制团队全体编导。从左至右为:宣福荣、敖雪、俞洁、王静雯、陈亦楠、朱雯佳、王芳、戴诚娴。}

《亚太战争审判》项目进行到一半时，陈亦楠发现自己怀上了第二个孩子，这真是一个意外之喜。我跟她开玩笑：“好吧，你就两个新生命一块儿孕育吧”。及至纪录片完成后期制作，陈亦楠的预产期也渐渐临近。

今年3月底的最后两天，上海广播电视台举行《亚太战争审判》审片会，我受邀参加了评审。那是一个办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审片会，虽然疫情已经缓和，但主办方还是做了严格的防范。二十多位与会者从台领导到评审专家自始自终都戴着口罩。我的位置和陈亦楠正好处在对角线上，远远瞧见她“大腹便便”地端坐在电脑前。整整两天时间，她几乎一步没有离开，一边关心着事无巨细的会务细节，一边还要随时回答审片专家们的种种提问，我真为她捏了一把汗。

就在评审会召开的第二周，陈亦楠顺利产下“二宝”，伴随着新生命的诞生，纪录片也顺利通过预审，这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新生命的诞生总是给人带来对于未来的期冀和憧憬，未来永远属于更年轻的生命，而对历史的态度往往决定了未来的走向。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至理名言：“你回首看得越远,你向前也会看得越远。”

愿人类对曾经的苦难永远怀有敬畏和悲悯之心，不断从历史的“回首”中获得警醒，从对过往的审视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前面的道路虽然仍会有这样那样的坎坷曲折，甚至难免再次遭遇至暗时刻的凶险，但经由苦难磨砺的正义之剑和信念之光，会引领我们最终战胜邪恶，走向光明。

_{初稿于2020年4月}

_{修改于2020年8月}

_{（注：本文配图多由《亚太战争审判》摄制组提供。少数历史照片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