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革命情怀和心系民生的社会学家邓伟志

_{邓伟志先生像}

邓伟志先生是社会名人，与他有缘相识多年，早年我们见面和交流往往在杂志社或报社举办的作者座谈会上，后来有机会一起赴浙江考察，同吃同住夜间长谈，读了他所赠《和谐社会散议》等著作，逐渐从相识走到相知，无话不聊了。

_{作者与邓伟志先生(右)合影，2008年3月摄于湖州南浔嘉业堂}

邓伟志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还是个富有革命情怀和心系民生的社会学家。这大概与他父亲从小对他的革命思想熏陶和教育密切相关。邓伟志的父亲邓果白(1907—1967)是个老革命，早年从萧县到上海大学读书，1925年秋进入社会学系学习，1926年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离开上大，先到毛泽东担任所长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继而参加北伐，从此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坚持革命斗争，先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邓果白不忘作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本色，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坚持写作。新中国成立以后，邓果白分管萧县的剧团、戏院、文化站等工作时，公私分明，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展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优秀本色。

1938年出生的邓伟志，从小在父亲的潜移默化影响下，也养成了良好的思想品质和知识分子使命意识。1960年22岁邓伟志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系，此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自然辩证法》杂志社、国家科委研究室工作。1987年后，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审，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工作及担任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会长，上海辞书学会副会长、全国年鉴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民进第七届中央常委、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民进中央副主席，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和上海市作家协会散文杂文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等职。长期从事杂文创作和致力于经济、社会学研究。

一，早年醉心于杂文创作

邓伟志是个爱好文学写作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杂文的创作上成绩卓越。他在杂文界出道很早。1956年18岁那年在大学校报上发表《快快“勒马”》杂文，敢想敢说，批评学校不重视不考课程的教学和考核，影响学生知识全面发展，并主张校方针对这种现象必须快快“勒马”，叫停。后又发表了《需要什么，就读什么》《家庭的淡化问题》《再为“老虎”补一罪种》《家乡的火石》等反腐倡廉、教育改革、家庭建设、社会治理和民生的文章数百篇。在我国杂文界数十年保持着鲜活的大名气，享有“思想界的男子汉”的美誉。他还先后在二十余家报刊办杂文专栏，曾获林放杂文奖、人民日报金台奖等，也出版过《我就是我》《邓伟志杂文集》等多本杂文集。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有歌颂，也有批评，甚至还有抨击。他的笔锋直指各类腐败现象，奏出了当今反腐的最强音。由于他的职业习惯是用社会学视角观察社会，因此，平淡出奇、小中见大，文以载道，道融于文，形成了邓伟志杂文的鲜明特色。

_{《邓伟志杂文集》文汇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20世纪八十年代他便在《上海滩》接替拾风与虞丹、何满子三人合办《沪渎三家村》；九十年代又与舒展、邵燕祥在《民主》杂志上办《新家村札记》。故有论者赞道：“老邓（邓伟志）到底是出身于政治世家，政治敏感性超凡。社会中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一些问题，总能被他捕捉到，……但三十多年来一场场政治风雨中，老邓总能屹立不倒。”这话十分中肯和贴切。无论是作为一位社会学家，还是作为一位杂文作者，数十年“总能屹立不倒”，且活得风光无限，肯定其有过人之处的。我认为他的“过人之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具有敏锐思想意识及“文章合为时而作”的特点；二是谦和的为人处世及平易近人的个性。首先，说说他的敏锐思想意识及“文合为时而作”的特点。例如2006年10月党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向全党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后，他思路敏捷地接连写出十余篇阐述和谐社会的文章，后又出版了《和谐社会散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书中收录了《论“和谐社会”》《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改革！改革！继续改革！》《“德治”的重心在哪里？》等数十篇文章。在体裁上，有论文，有杂文，还有演讲，但数量上还是杂文占了制高地；在内容上，有经济，有政治，有文化，还有自然，当然更多的还是围绕社会和谐问题，较全面的阐述了个人对和谐社会的认识，并重点研究讲解了：“德治”的重心在哪里、贫富差距有多大？等等，具有较高社会、思想和现实的启迪指导意义。例如，他在强调当前我国社会德治建设时说道：“德治的重心是抓好官德。所谓‘信仰危机’，多出于干部的道德危机。因此，当前德治的重心一定要放在官德上，即政治道德上。”邓伟志以他犀利的眼光，搭准了时代德治建设的脉搏，巧妙地道出了党和人民的心声，也突现了其“文章合为时而作”的特点和本色。

_{《和谐社会散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签名本}

其次，再谈谈他谦和的为人处世。1999年上海民政局创办了《殡葬文化》双月刊。这是一本面向大众的刊物，也是“具有科学性、知识性和文化性，使读者获得知识、接受现代理念，提高文化素养”的刊物，其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关爱和重视。邓伟志和我都有幸成为该刊的特邀作者。记得1999年创刊号上发了我的《殡葬礼仪演变概说》；邓伟志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围绕殡葬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针对我国如何制定殡葬管理法规；传统殡葬文化与现代文化如何嫁接；殡葬文化中如何引入生命教育、生死哲学和哀伤辅导等体现文化产业的人性化问题，或撰文或在座谈交流会上提出真知灼见的见解。当年杂志社每年举行两次座谈会，与作者交流、听取建议或布置任务。邓伟志常常侃侃而谈，从不以名人自居，强势凌人或咄咄逼人，而是谦和地称自己是个“教书匠”。并在谈笑间以学识和精辟见解，以理服人，很受同仁敬重。大家都爱尊称他“邓会长”。这个“会长”，可不仅指“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会长”，还指座谈会的会长。总之，每次有他在，会议就会充满和谐及愉悦的氛围。

二，长于社会学的思考和研究

说起邓伟志的学问和学术成果，当数他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建树最高。邓伟志对我说，因为他在“文革”中响应毛泽东研究四大起源的号召，搞了一阵自然科学，所以他热衷于把科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便在1980年12月的《科学画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有关社会学文章《科学社会学的兴起》，从此走上了社会学研究领域的艰苦和曲折的发展道路。他对社会学的兴趣，除早年受其父影响外，关键是他具有常人所缺乏的那种社会使命感。这一点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国家族的演变》等书中便初露端倪，甚至在接受媒体采访中他也坦诚宣称：“理论工作者心中要有社会，以社会为胸怀，社会有多广，社会学者胸怀有多广。”他立志要成为胸怀宽广的社会学家。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邓伟志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期间，经多年辛勤研究和笔耕，其在社会学上的学识和造诣逐渐被学界所认可，也有了知名度。1980年《家庭的淡化问题》一文，在《文汇报》发表后，他引起了复旦分校校长王中的关注和重视，特邀他到复旦分校社会学系任职。后因原单位不肯放人，没调成。当然，他最终能成长为我国一流的著名社会学家，这与上海大学后来结缘密切相关。

1994年5月27日，上海高校发生了一件重大的联合重组的大事。老上海大学和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科技高等四所专科学院和大学经调整和重组，诞生了一所全新的上海大学，并在全国高校中首创社会学系。这也为邓伟志与上海大学完美结缘，创造了机遇。据我的早年学友、时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常务副主任胡申生先生回忆说：“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前身为复旦大学分校，当时校领导就要调邓伟志来校任教，但邓伟志单位的老领导陈虞孙死活不给老朋友、复旦大学分校校长王中教授面子，就是不放。这两位老革命妥协出一个折中办法就是让邓伟志到校为社会学系开课，组织关系不变。于是，全国高校最早的《家庭社会学》就在这时由邓伟志在讲台上开出。所以，上海大学第一批社会学系的毕业生都是邓伟志的学生。”直至1996年在胡申生牵线搭桥下，才将邓伟志以高级人才引入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系。胡申生曾与我私下聊道：“说起邓伟志来上海大学，还真有点戏剧性。当时我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常务副主任岗位上，出于对学科发展的负责，窃以为必须要有一位在学术方面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家来担任系主任。当时左顾右盼，一时难以在校内觅得合适人选。一天请邓伟志来校开会，在回家的小车上，我就直截了当地对他提出，到上海大学来吧，来担任系主任，做学术领头人。当时邓伟志名满天下，在政治地位上，担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在学术地位上，他是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著作等身，新论迭出，是南北公认的社会学大家。像这样一尊‘菩萨’能到上海大学来也是我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由于我和邓伟志从1975年就相识，20多年亦师亦友，过从甚密，说话从无遮拦。我是直截了当提出请求，不想邓伟志‘秒’答：好！当时，我担心他的原单位不会放他。邓伟志回答说，你这就别管了，你明天就给学校汇报吧。第二天，我就给学校领导汇报了此事。学校对邓伟志的加盟当然求之不得，不久，邓伟志就到上海大学履职了，正式成为上海大学的一名教授，担任了社会学系主任。他不负众望，带领全系教师和学员，不断开拓创新，扎扎实实地抓教学、抓科研，把社会系打造成知名度极响亮的院系。如果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它迈进全国重点学科的过程中，有几个重要驿站的话，邓伟志进上海大学担任系主任，就是一个里程碑，他的到来和主政，使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办学、科研和社会影响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同时，邓伟志的学术成果，也犹如雨后春笋不断呈现，像《家庭的明天》《我的家庭观》《和谐社会散议》《邓伟志全集（25卷本）》等32种，皆为此时期出版问世的。他有20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

_{《我的家庭观》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三，心系社会和民生

在我的眼里，邓伟志不仅是一个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和学者，更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和有担当的知识分子，还是个心胸坦荡和敢于直言的社会学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针对我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现状发出呼唤：“对二十多年来的改革演进史，毫无疑问也应该反思。反思是为了改进，是为了完善，反思改革自然也是为了推进改革，深化改革，是为了打好改革的攻坚战，而不应该是别的。”我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历40多个年头了，毫无疑问在经济上取得令人举世瞩目的成就，却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邓伟志分析道：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贫富差距过大等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值得反思。同时，他还强调指出：“要反思改革，但万万不可否定改革；要坚持改革，但万万不可把批评的意见一概视为否定改革。改革！改革！继续改革！”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邓伟志立即撰写了一万多字的《改革学刍议》，坚持认为只有通过深入改革，才能最终解决社会中出现的“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也展现了邓伟志心胸坦荡和敢于直言的社会学家本色。

长期以来，他无论是在上海大学社会系任教授的岗位上，还是在担任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或担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的岗位上，始终心系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为构建我国和谐小康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他认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要建成和谐的小康社会关键要抓好民生问题，并认为民生，从横向看，关乎衣食住行用，还应当再加上文体、娱乐等精神生活。民生是动态的，是会发生变化的。因此，关注民生是无止境的。关注得恰到好处，民众安心、放心、舒心、定心，有幸福感。有了幸福感，人与人之间就会贴心、掏心，齐心协力，同心同德。上下一心方有力量，上下一心方有自信。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他还经常深入社会底层，调查研究，关心民生疾苦，为改善社会民生问题大声疾呼。他曾颇有感触的回忆道：“1982年我随领导到甘肃调查。有一天，经过红军长征三军会师的会宁县，大家提出想瞻仰会师楼，但结果只在那里停留了两三分钟。我在车上悄悄问陪同人员：‘为什么不在会宁吃午饭？’陪同人员说‘说出来不好意思，会宁没条件给你们那么多人吃饭，连给你们这些人洗手的水也没有。’” 邓伟志听了沉默不语。岁月易逝，30多年过去了，他听说如今会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百业兴旺，百姓安居乐业，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这完全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以来对民生关注的结果。这些实地走访的经历，促使他盯住民生问题不放，为贫困人群呐喊，为均衡发展著书立说。所以有人戏称他为“贫困社会学家”。

说邓伟志的治学严谨，这可从他那长年遵循“读、走 、写”这三个字中得到印证。邓伟志爱读书，也爱称自己为读书人，所以他也爱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读书人”这三个朴素的字。他说道：读书就是站在前人、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要把学问做好，必须了解前人和旁人的研究成果。书读得越多，疑问越多，也就越能够做到对任何国家的学术权威尊重而不迷信。学问是问出来的。多问就是求学。所以他读书是很积极的，夙兴夜寐，披星戴月地读，在不宜读书的车上、飞机上也读。1960 年冬天下乡，不便在农民家里读，就跑到几个坟墓中间，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读。他相信 “开卷有益”，藏书甚富，拥有 24 个书架，大部分是文科书，也有理科的书。见到书上有用的，他就抄卡片，如今还保存着一抽屉卡片。真理是过程，是进行式。“学然后知不足”，越是读书多的人，越是有学问的人，越能做到虚怀若谷；越是虚怀若谷，越喜欢继续多读书。古代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是做到了。在“走”字上下功夫。他的行走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脚踏实地，走曲折坎坷的山路和田间小道，作调查研究，甚至深入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民生或民风，心系贫穷和弱势群体。他在读和走的基础上，还在“写”字下功夫，勤奋地写下了千余篇文章，出版著作32本，约1500万字，成了高产作家，也可说是我国社会学家中发表文字最多的人。

_{《邓伟志全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2018年初，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上海市新学科学会年会上，我再次遇到了邓伟志。已是80岁高龄的他依然精神饱满，思路敏捷，侃侃而谈，妙语连珠。但毕竟“廉颇老矣”，他走路已有点蹒跚不稳，需凭借手中拐杖才能支撑站立行走了。愿邓先生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