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妈妈”的苦难光华——华东保育院创建者邓六金的人生历程

一、“邓六金是谁？”

_邓六金 

2019年9月2日上午，位于建国西路上海徐汇区机关建国幼儿园的一栋被葱茏绿意环绕的欧式花园洋房里，在大班的新学期开学第一课上，童声响板表演正在进行：“邓奶奶，名六金。福建人，苦出身。吃不饱，穿不暖。活下去，得革命……”

稚嫩清亮的童音伴着秋蝉的鸣唱，在晨露未消的葳蕤花木间回荡，又随风穿过法国梧桐枝叶的间隙传向远方。

表演响板孩子们神情十分投入，站在最前面的男孩和女孩身穿白衬衫，胸前绣着夺目的五星红旗，之后列队站成两排的孩子们则穿着带有鲜红五角星帽徽和领章的天蓝色的红军军服。在孩子们身后的投影屏上，一张洋溢着母性的慈祥面容正微笑凝望着，她就是孩子口中说的邓奶奶。每个走进徐汇机关建国幼儿园的人都会反复听到她的名字，邓六金、“红军妈妈”，机关建国幼儿园的前身——华东保育院的创建者，一名为了守护新中国的孩子而献出一切的伟大女性。

二、“妈妈会议”

“要抗争，当红军，五角星，是初心。二万五，那脚印。步步坚，是长征……”身穿红军服的孩子们用响板声将人们的记忆带回到战火纷飞的岁月里。

从1927年“南昌起义”算起，到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苦难深重的劳苦大众终于盼来了翻身迎解放的黎明。

而黎明之前的黑暗却也最为深重，身处风暴中心的人，在危机四伏的境况中需要有迎难而上的勇气与决心才能走向最后的胜利。

决战在即，却有个大问题严重困扰着解放军将士们。打这么大规模的战役，年幼的孩子们怎么办？从两万五千里长征到南征北战，从打日本鬼子到打老蒋，共产党的军队不怕流血牺牲，却不能不怕与最亲爱的人分离，尤其是寄予着无限希望的孩子，尤其是在多年战乱令华夏土地上的人民承受了太多苦难之后。

1948年4月的一天，华东局的秘书魏文伯将邓六金、李静一、黄海明等女同志召集起来，开了一场特别的“母亲会议”。

“同志们，我们马上就要打大仗了，这场战役将会非常激烈。可是眼下有个问题很棘手啊，直接关系到我们在战场上的士气和我们今后的发展。”

有人问：“什么问题啊，这么严重？”

“各位都是当妈的，你们对这个问题最有体会。你们看，现在我们有很多孩子，有该上学的，有两三岁的，有刚出生的，部队带着孩子行军打仗太不方便，也太危险。咱们想想办法，能不能把孩子们集中起来，让孩子们有吃有住有学上？”

一名女同志说：“有吃有住有学上？怎么可能啊？什么都没有，怎么带？”

“带不了也要带，没有办法也要想办法！长征、江南游击战、抗战，打了那么苦那么多的仗，为了革命我们扔掉了多少孩子？魏文伯越说到后面越激动，眼眶红着问：“现在，总不能再把我们这些孩子扔掉吧？！”

听了这些话，不少女同志回想过往开始哽咽，更有人抹起眼泪。在场的每个人，说起这件事都有满腹伤痛，尤其是女人。孕育生命的能力原本是上天赋予的神圣使命，可到了残酷的战争年代就成为承受更多灾难的缘由，新生命的到来原本是最令人欢喜的幸福，可当面临困境甚至绝境，最弱小的往往首当其冲被攻击和牺牲。

如今这些跟着部队四处迁徙的孩子们，有的是生命力顽强、运气特别好的幸存者，有的是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幼儿，他们的父母有的已经为革命牺牲，尸骨都不知埋葬在何处，有的还在前线的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他们从一出生就承受着非人的艰难，颠沛流离、家人离散、衣食无着、伤病无医，能存活下来已经万分不易，难道再把他们像从前曾经发生过的那样，扔到树底下、草堆上、小路边，任他们生死由命吗？

眼泪和鲜血都不能白流，经过一番商量之后，大家一致同意办个保育院，把孩子们带好，为大部队夺取最后的胜利解决后顾之忧。华东局决定，由李静一和邓六金负责筹建华东保育院。

_{左起：邓六金、李静一、沈爱萍}

接到筹建保育院这个不同于以往的任务之后，邓六金接连几日内心充盈翻涌着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对于在封建礼教、陈规陋俗、战争灾祸等多重苦难压迫打击下的女性所经受的种种苦难，她是体会极为深切的，这要从她自身的经历讲起。

三、从童养媳到红军战士

地处闽西山区的福建省上杭县旧县乡新坊村是个林木深茂、风景秀丽的好地方，弯弯绕绕的九曲溪依山而转，滋养着这方地处偏僻、民风淳朴的客家人之乡。

邓六金1911年9月出生在这里的一户农民家里，因为家境贫困，她出生十几天就被送给邻近石院村的一户人家当童养媳。

养父母家里没有地，住的是四处透风漏雨的茅草房。养父挑着剃头挑子走东串西给乡亲们剃头，邓六金5、6岁起就要烧饭洗衣、砍柴打猪草，她还曾经跟着养父去给人家打水、洗头，小小年纪什么活都得干。

邓六金是望郎媳，也就是等着郎君出生的意思。当时不少穷苦人家的女孩去做童养媳，往往命运悲惨，有的把丈夫伺候大，丈夫下南洋谋生连结婚都不回来，有的望郎媳等不到郎来，遭遇就更加堪忧，可能要被公婆虐待。当地有一首歌谣是说童养媳的苦：十八娇妻三岁郎，夜夜睡觉捧上床。辛辛苦苦捧到大，郎大妹老梦一场。

虽然邓六金做童养媳的这户人家经常连地瓜干都吃不饱，但养父母对她还好，从来不打骂她，家里氛围也还算温暖。相较于其他饱受虐待的童养媳，邓六金很感念养父母的恩情。她十三岁就去一个造纸坊打短工，每天背着沉重的纸包翻山越岭。十五岁那年找不到活干，只能下田耕地，苦干一年缴了租子之后却剩不下多少米，换成地瓜干也不够填饱肚子，很多日子要靠吃野菜维持生存。

等了十多年，养父母始终没能生出儿子，就想过继一个儿子回来，他们看中了一个出家的小道士，定了日子，要让邓六金和这个道士结婚。当时已经接触到“朱毛” 领导的红军队伍，接受了红军的宣传教育，开始在村里、乡里参加革命的邓六金，为了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毫不犹豫地离开家乡去寻找红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头一回见红军的情形邓六金始终记得。当时家乡农村的穷苦群众生境艰难，村里要受土豪劣绅的欺压，外面有国民党军队横行，还有土匪打家劫舍，听说红军要来的时候，乡亲们并不知道红军是什么，只听到谣言说“朱毛红军红头发、蓝眼睛，杀人放火抢东西，共产共妻抢女人。”地主派狗腿子把群众都哄到山里去，像躲土匪那样搭个草棚子躲红军。邓六金也被养父母领到山上躲着，但她年轻多动好奇心也重，不时趁别人没注意溜下山去看看。

这天她在村边遇上几个穿着同样的灰布衣服的年轻人，她知道这些人是红军，连忙躲起来，看看他们是不是像传言说的那样要放火烧房子。见他们并没有什么过度的举动，她胆子就大起来，走进村里跟在离他们不远处。一名红军看见她，上前来问：“这位大姐，村里的人都去哪里了？”她不敢说话，就用手指指山上。又有几名红军走过来，其中一名短发女性令她稀奇，这是她头一次见到女人不留长辫子。

短发女红军亲热地拉住邓六金的手，叫她小妹妹。邓六金因对方亲切的态度放松下来，敢开口说话了，就问道：“你们是红军吗？红头发、蓝眼睛的红军？”

几名红军战士一起哈哈大笑，弄得邓六金都不好意思起来，是啊，这些和蔼可亲的大哥哥、大姐姐哪里有什么红头发、蓝眼睛，反倒看着比村里的年轻人们还要端正和精神呢。她因此也成了村里第一个认识红军的人。

跟着邓六金上山后，红军向乡亲们宣传：“乡亲们，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来救穷人的，大家下山吧。”邓六金也说：“红军不是红头发蓝眼睛，说话可和气了。”乡亲们虽说还是半信半疑，却看见红军只是和善的普通人，不是什么凶神恶煞，陆续都下了山回到村子里。之后接触下来，大家都觉得红军战士很守规矩，虽然他们个个都穿着草鞋、衣衫破旧，但是不经过同意不会轻易进老百姓的屋子，还帮村里人挑水、劈柴，不像国民党部队和土匪那样欺负百姓。邓六金成了村里的“红军通”，大家有什么疑问都来问她，她又拉上一个念过两年书的小姐妹傅才秀，她们一起成了红军和乡亲们的联络人。红军要做什么事情先来找她们。

对于从来没上过学的邓六金来说，红军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的革命道理，像反对封建、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都是令人耳目一新又热血沸腾的新观念。从前见多了不平等之事，不明白为什么农民终年辛劳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地主土豪从不受风吹日晒之苦却能饱食终日，经过红军的教育之后，她明白了劳苦大众被剥削、压迫的原因。

有一天，她和傅才秀一起剪了辫子，她们的行为在山村里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老人远远地躲着她们，不少人讥笑她们，说女人就该种田、浇菜、洗衣服、做饭，哪有剪头发闹革命的。邓六金的养父母听了这些话吓得要命，责备邓六金说：“金囡子，你怎么能剪辫子呢，人家说这红军兴许待几天就走了，以后你再莫见人就提红军，弄不好是要杀头的。”“杀头就杀头，我受够了，我要革命，”邓六金倔强地说。第二天她和傅才秀就成了红军开会时当着满场群众表扬反封建的典型。当养父母要逼迫她嫁给想要过继回家的那个小道士的时候，她毫不迟疑地离开家去找到红军投身革命。

在红军的支持下，邓六金和傅才秀组织了妇女会，在妇女之中宣讲剪头发的好处，告诉姐妹们剪了头发节省时间、行动利索，干起活来特别方便，还引导妇女们要有反抗意识，追求男女平等。

当时，红军在闽西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还组织了农民武装，剿匪、取消租债等革命活动搞得风生水起。邓六金在红军的指导下组织了儿童团、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他们还办了一个识字班，请来一个先生讲课，挨家挨户动员大姑娘、小媳妇来学习文化，她自己也通过半年的时间扫了盲，能认识不少字，可以写路条、标语。上杭是民歌之乡，客家人劳动之余都爱唱民歌，他们就编了民歌进行宣传工作，组织群众们一起学着唱山歌，如：日头下山西边黄，想起苦情割心肠；无田无地租田作，朝晨无米夜无粮。穷人想要把身翻，只有紧跟共产党；拿起刀枪干革命，杀尽人间恶豺狼……这些山歌唱出了劳苦农民们的心里话，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加入到革命行动之中。

193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邓六金接到乡苏维埃主席的通知，当晚她和另外几名接到通知的同伴一起来到山上一个隐蔽的小树林里。乡苏维埃主席在树枝上挂上写了入党训词的红布，倒了一碗鸡血酒。那一刻邓六金心跳快得像要冲出喉咙，原来她因为工作表现得到组织的认可，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她当时最强烈的愿望。她举起右手宣誓：“我邓六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纪律，严守机密，服从组织，永不叛党，誓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时年19岁的她对于“永不叛党”这一条印象最为深刻，那时候都是秘密入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就意味着要面对各种未知的危难和残酷的考验。

入党后，邓六金先后担任过酒仙区委青年干事、上杭县中心县委巡视员、妇女部长、福建省苏维埃妇女部巡视员、部长等职务，在组织和开展妇女运动、支援抗战前线、扫盲等工作中历练成长。

第五次反“围剿”时期，革命形势很紧张，因为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导致前方红军战士大量牺牲，迫切需要补充新力量。1934年，中央军委发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令》，要求迅速扩红，补充前方。这是全党的紧急任务，许多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大力行动，刘英、贺子珍、贺怡、邓颖超等女同志都下乡参加扩红工作。曾经多次开展扩红工作的邓六金知道动员乡亲们参加革命，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先动员自己的亲人参加革命。她来到自己的两个亲姐姐凤金、来金家，动员她们参加红军。姐姐们从前都多少接触过革命活动，但不像她那样坚定和投入，听了她讲道理、举实例，虽然心动却还是犹豫。她亲自动手给当时还留着长发的姐姐们剪了辫子，又给姐姐的公婆做工作，最终带着两个姐姐都参加了红军，省苏维埃主席称赞她们三姐妹是“土窝里飞出了三只金凤凰”。

四、参加长征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1934年，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当年10月，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邓六金和几名女同志被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叫到一起，对她们说：“现在形势很紧张，蒋介石猖狂地‘围剿’我们，中央苏区面临严峻的考验，要进行大转移，你们几个女同志也要随中央机关到前方去。有三个条件，一是身体好，能背东西，二是不怕苦能走路，三是必须去中央卫生部检查身体。”

虽说红军女战士们都相对来说思想开放，但她们大多数人从来都没有做过体检，但为了参加战略转移，大家都硬着头皮去检查。邓六金是参加体检的女同志中第一个合格的，她非常兴奋地向领导打听去前方是去哪里，问了半天也没弄清楚，只知道去前方就是去打仗。大家纷纷收拾行装，上级规定，每个人只能带15斤东西，多了的就分给老百姓。

10月10日傍晚，邓六金身穿灰色军装、打着绑腿、斜背着一支马枪，启程踏上长征之路。临行前的兴奋，在真正出发那刻化作了依依惜别，她知道这次离开这片生养她的土地和鱼水情深的乡亲们，就不知道何时还能再回来。与红军们建立起深厚感情的群众们来相送，在河边建起了浮桥，燃起无数火把，密密麻麻挤在路边唱起送行的山歌。熊熊火苗的映照下，邓六金看见许多同志和自己一样，眼中泛着泪光却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对送行百姓们承诺，一定还会再回来。

当时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干部总共30人，她们是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她们随身携带的15斤东西中，仅有换洗衣服和一些日用品，还有部队配发的一只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粮食由部队统一发放。

长征队伍进入贵州后，一方面军的女同志被集中编入中央工作团，后来这个中央工作团被改编为干部休养连。这是一支特殊的连队，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有中央首长的夫人，有师团级以上的伤病员，还有待产的孕妇。周恩来曾经多次下军令，要绝对保证这支连队的安全。邓六金在连里是政治战士，负责宣传群众、筹粮筹款，还有寻找民夫，稳定民夫的情绪，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的工作，责任十分重大。缺少民夫时，她和战友们就接过民夫的工作手搬肩扛。

行军途中，红军战士的衣食住行都没有任何保障。阴雨天淋得像落汤鸡，干旱地区又满面尘土。最危险的是遇到敌机轰炸，有一次，邓六金和几个女同志正在护送几名伤员爬一座光秃秃的山坡，因为暴露了目标，被一架敌机发现朝他们的位置投下炸弹。瞬时间泥土飞扬，幸好炸弹没有爆炸，但飞起的土石依然把邓六金和危秀英埋住了腿。敌机飞走后，同志们把她们从土中拉出来，大家互相拍打着身上的泥土，看见几个伤员在呻吟，赶忙上前背起伤员前进。过赤水河的时候，因为背着伤员，走在摇摇晃晃的浮桥上几乎无法站立，只能一步一步爬着往前挪。过桥后，邓六金又抬起担架，翻过一座山才赶上部队。那次她的手臂、腿都磨掉了皮肉，累得吐血，但总算完成任务。

过了大渡河之后，大家的粮食袋都空了，有十多天靠野菜汤度日，接下来要翻雪山过草地，筹粮成了头等大事。朱德总司令带着邓六金、危秀英、刘彩香等同志去找藏族同胞买粮食，一路上兴致勃勃地教他们辨别野菜的方法，大家把能吃的野菜都采摘下来收好。

上雪山之前，大家添加了衣服，准备好辣椒和白酒，出发前喝两口白酒，让身子暖和起来。走到半山腰，脚下是陡滑的山路、满眼是望不到边的齐腿深的积雪，每走一步都要喘一口粗气。天气说变就变，前一刻阳光灿烂，后一刻狂风肆虐、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冷硬稀薄的空气叫人连呼吸都有尖锐的疼痛感。

邓六金和危秀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互相搀扶着向上爬，回头时发觉伤员们步履维艰。她们不顾上山前下达的不准讲话、不准唱歌以免缺氧的规定，开始轮流用沙哑的声音给伤员们加油鼓劲，把伤员和瘦弱的同志拉着、推着向上爬，爬上山顶的时候，邓六金又一次累得吐出几口鲜血，吓坏了一旁的蔡畅大姐。下山时，她再也没有力气，连滚带爬得滑到了山下。

过草地的难点在于，一眼望上去开阔无垠、碧绿幽深的草甸下面，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沼泽，红军战士们每人都背着十几斤东西，若是不慎掉进去就会越陷越深。大家只能靠前面部队插好的标记避开陷阱，有时候眼见着骡马一边挣扎嘶吼一边活生生地沉没下去再也没有声息。像邓六金这样身体好的女同志，还要负责照顾体弱的老同志和伤员，他们三五人一组，一起抓着拐棍互相搀扶着缓慢行进，即便如此，还是有几位同志因为伤病、饥饿、寒冷而昏倒，滑进泥潭之中牺牲。

在草地上，赶路难，宿营也难。四下潮湿无处可以让人躺下睡觉，大家就练出一套本领，四个人背靠背站着睡，这样前后左右四面都有倚靠，还能在风雨雪霜变幻莫测的恶劣天气中抱团取暖，实际上这样根本无法得到真正的休息，只不过是勉强闭个眼养养神罢了。

好几天睡不好觉人还能勉强支撑，好几天吃不上饭可就有生命危险了，过草地的时候，邓六金觉得自己和战友们就像野外的野兽一样，渴了就近找水喝几口，饿了就随处拔一点无毒的野菜、树叶、草根吃几口。但是晚上宿营的时候再疲劳也得烧火用这些野菜草根熬一点热汤水喝下去，但是吃下野菜汤后恶心呕吐甚至肚子痛得打滚是常有的事，但为了活着走出草地，第二天还是只能这样果腹。在干燥的地方宿营，他们就挖老鼠洞，把老鼠炖汤吃下去，实在连野菜草根都没有，皮带也被煮熟了吃掉。有一回在毛尔盖的沙窝，邓六金和几个战友误食了毒蘑菇，幸好去藏族同胞家做宣传的危秀英赶回来发觉地上剩的蘑菇汤味道不对，看见大家都不省人事，赶忙用水壶里的水把邓六金灌醒，她们又去河里打水来把其他人都灌醒。

在恶劣的条件下，女红军战士们不得不淡化性别意识，变得像男子一样粗糙，但生理因素又使得她们比男子更为辛苦，每当遇上生理期，尽管腰酸腹痛没力气，却因为敌人的尾追而不得停歇。最残酷的是在强行军甚至打仗途中生育，然后又被迫与孩子分离。邓六金亲身见证过多位同行的红军女战士经历这样的人生至痛。

在长征开始前就怀孕的贺子珍四渡赤水后，在向云南前进的途中生下了一个男孩，因情况危急只得将孩子送给途中一个农户收养。何凯丰的夫人廖似光长征时第二次怀孕，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时早产下只有七个月的婴儿，写了孩子的身份信息之后将襁褓放在了路边的草堆里，心疼得咬破了嘴唇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周子昆的夫人曾玉在行军路上分娩，婴儿已经露出头来，却不能停留，只要由人搀扶着，一步一滩血印地爬过一座山，找到一处宿营地后才生下孩子。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这些怀着孕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们以超常的毅力忍受着各种非人的艰辛，在最需要营养和温暖的时候缺衣少食、爬冰卧雪，在最需要休养的时候奔波攀爬一刻不敢歇息，在内心天生的母性和柔情被最大的激发而出的时候却要忍受着万般煎熬和蚀心剧痛和刚刚拼命生下的骨肉生离死别。还有些女同志，因为生产时大出血等原因，还没有听到孩子的啼哭声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食物的缺少和营养的极度匮乏，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卫生条件恶劣、缺医少药，巨大的体力透支和精神极度紧张，这些种种都使得参加红军的女战士们身体受到极大的损伤，后期大都得了闭经的毛病，还有些因为生理期受到种种刺激，或者生育期间受到伤害落下病根，甚至导致终身不育。这些只有女性才能切身体会的苦难给邓六金的内心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也为她承担起创建华东保育院的使命奠定了情感上和心理上的基础。

五、筹建华东保育院

1948年4月底，华东局批准成立华东第一保育院，归华东局办公厅领导，并任命李静一为院长、邓六金为协理员。

鉴于当时的形势和环境，保育院筹建工作的方针是“保证工作，一切从简”。一切从简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从简，但是从简了还要保证工作，就是个难题了。起初，场地、人员、经费全部空缺，在邓六金和同伴们面前的，只有一群与父母分开的孩子。他们有的叫喊着爸爸、妈妈，有的咿咿呀呀说饿，有的喃喃自语要撒尿，有的因为感到陌生而低着头躲在后面不出声。

先得给孩子们一个稳妥的住处，邓六金和李静一向当地政府打了申请，跑了好几个地方看房子，最后选中了青州农村一个叫大官营的地方，这里离华东局机关有两里路，距离青州县城二十里，有七八间地主的房子，面积足够大，适合做保育院。邓六金和李静一在里面精心设计了一番，哪一间适合做孩子们的寝室，哪一间面积大可以做活动室，哪一间光线好适合做课堂，院子里哪边放秋千，滑梯安哪里，她们陶醉在自己设计的儿童乐园里，似乎已经看见了孩子们欢笑玩闹的场景。

_{华东保育院旧址}

接着她们在华东局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多方打听、寻找适合来保育院工作的人选。教师和工作人员主要是从华东局找来的适合做教育工作的干部，其中有抗战时期在战时儿童保育院当过教师的阮力；浙江省立湘湖师范毕业后留任音乐教师的萧远；原新安旅行团分团团委、《华中少年》编委王云飞、担任过苏皖边区托儿所所长、盐阜师范幼儿班班主任的朱子懿；有丰富育儿经验的老干部文芸；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认真负责的党员毛巧；华东军区卫生部的医务人员丛树贞等……这些人才在李、邓两人的领导下组成了领导班子，设置管理机构，院部下设总务、保育、教育三个股，后改为科，每个科都任命了正、副科长。华东保育院的领导班子确定之后，便开始“招兵买马”。华东军区卫生部从初级卫生人员学习班调来学员20多人，胶东地方政府从农村动员来具有一定文化的“妇救会”骨干、积极分子10多人。这些女同志经过短期训练，即可分配做保育员或后期工作。与此同时，华东局办公厅还从直属机关调来一批男同志，从事财务、采购、炊事、保卫等方面的工作。

_{华东保育院部分创办人员}

在华东保育院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筹划之下，置办了一些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活动的必备设施；制作了小床、桌椅、黑板；室外活动区域安装了秋千、滑梯、跷跷板、沙坑；购置了饭碗、口杯、脸盆和大木盆。小玩具除了购置几个小皮球外，还为了节省经费自制了布娃娃，并利用木工做床和桌椅板凳锯下的大小木块做了积木。孩子们的被褥，除了自己带的之外，保育院又给每人做了一个厚草垫子。后来华东军区送来一批战利品，给每个工作人员和孩子发了一条草绿色的军用毛毯。他们还搞到一架旧钢琴作为教具。由于空间有限，工作人员全部分散住在老乡家里睡门板。

_{保育院在山东青州时的照片}

从月底开始筹办，到6月华东保育院的筹建工作基本完成，开始接受孩子。正式开展工作后，实行的工作策略是“保教合一”，在保育院能够追随部队行军作战的同时，针对孩子的生理、心理特点进行保育和教育。

保育院初步建立时，济南、青岛还未解放，天上有敌机的轰炸，地上有来搞破坏活动的特务。保护好孩子是首要任务，保育院不仅白天有专人值班，夜间还有专人巡逻。

第一批接受入院的孩子有62人。济南解放之后，大军南下，1949年3月，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保育院搬迁到青州城内一个教堂里面，加上其余留下的孩子，总共有137人，陈毅、粟裕的孩子们也都在其中。孩子们根据不同年龄被分为幼稚小班、幼稚大班和小学班，采取班内复式教学的方式上课。实行保育院负责制，一个保育员固定负责几个孩子，白天照顾孩子生活、活动、学习，晚上带最小的孩子睡觉。

在物资上，华东保育院实行的是战时供给制，孩子按照战士的标准供给。创办之初，由于大批粮食支援了前线，后方的粮食比较紧缺，配给保育院的只有白薯粉。保育院的孩子们，有的曾经随军转战、生活动荡不安，有的曾经在老乡家隐蔽，缺吃少穿，有的父母牺牲曾经沦为孤儿，有的曾经为了生存乞讨要饭，四处流浪。看着这些小小年纪就历经艰辛的孩子们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小脸，保育院的员工们心疼又焦虑。邓六金和李静一去华东局、华东军区、地方政府四处化缘，想方设法给孩子们弄回一点有营养的食物。

在多方共同支援下，保育院终于有了一些白面、大米，猪肉，华东局还向保育院拨了5头奶牛、4只奶羊，给孩子们供奶，增加营养。

听说要吃肉了，孩子们高兴地又唱又跳，满院子乱喊乱跑，像要过节一般。肉一盛到碗里，一个个狼吞虎咽，像是怕被别人抢去。吃得快的又举起空碗喊道：“还要吃肉，还要吃肉！”

但是肉毕竟是紧缺的，为了让孩子们吃好，工作人员们还将孩子们按照标准供给吃不完的粮食换来豆子，磨成豆浆、做成豆腐来改善伙食，为了给孩子们补钙，炊事员还专门做了醋，用醋闷酥小鱼的骨头，让孩子们吃鱼时把骨头也吃下去。

当时山东农村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吃水要从井里一桶一桶打上来，再一担一担挑回来；粮食柴草要用马车从几十里以外运回来，蔬菜副食要天天赶马车去集市上卖。尽管事情繁杂、千头万绪，从早忙到黑，经常没有休息时间，但关系到孩子的每项工作都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地进行，保育人员们都想着，孩子们的爸爸妈妈在前方打仗，冒着枪林弹雨、时刻都在生死边缘，有的已经为革命牺牲了，照顾好他们孩子才能支援好前线，才能告慰牺牲烈士们的在天之灵。

在教育上，华东保育院的方针是：实验新民主主义的儿童教育，培养集体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能力，发展智力、提高文化，锻炼体格，培养服务精神，奠定参加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思想基础。当时没有课本，幼儿教材也只有一本《游戏100种》，教师们就自力更生，根据本院的教育方针和儿童的生活年龄、智力发展水平编写了一些油印教材，有语文、算术、常识等。上课的时候，桌子不够就把本子放在膝盖上，课本不够就抄老师的板书，这些自幼颠沛流离的孩子十分珍惜如今这安稳、快乐地学习生活，学得很起劲，教师们教得也很认真。

_{保育院教师教孩子做手工}

因为自幼生活成长的环境与经历，孩子们都很爱听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反动派、儿童团革命小英雄的故事。老师们就根据孩子们这个心理特点，经常讲述革命故事，组织观看相关的文艺演出，开展各种革命教育活动，培养孩子们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同时培养他们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团结友爱的品质。

为了培养锻炼孩子们的生活能力，保教人员还常带着孩子们去户外田野活动。看见农民耕地种田的辛劳，孩子们就懂得了粮食蔬菜来之不易，不会再挑食和浪费，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去河边树荫下听老师讲故事，去水里玩沙子戏水、采野花回来美化环境、捡小石头回来做教具，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教师们还经常把钢琴搬到户外，教孩子们唱歌、跳舞、扭秧歌、做游戏，培养孩子们各种兴趣开好。

为了丰富孩子们学习和娱乐的内容，保育院以教育科副科长萧远为主，与教师王云飞、牟晓明等一起组成班子，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以孩子们生活学习为内容，创作了近50首儿童歌曲和两个儿童歌剧。

比如《公鸡叫》：公鸡叫，公鸡叫，小朋友们起身早，起身早身体好，对着太阳笑一笑。小鸟叫，小鸟叫，小朋友们起身早，起身早身体好，见到老师问问好。

每逢过节，孩子们将这些歌曲和歌剧摆上舞台表演，气氛十分活跃，为战争年代的大官营增添了一抹绚烂之色。这些歌曲被汇编成集，于1949年5月在山东新华书店出版发行。解放后，其中许多歌曲被转载和发行全国。

由于此前经历过衣食无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孩子们起初大都营养状况不佳，但大部分孩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之后都变得健壮、结实起来。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孩子们的健康是重中之重。保育院在日常生活上制定了一系列卫生制度：餐具顿顿都消毒；饭前、饭后洗手抹嘴；毛巾、手帕经常洗净煮过；被子一个月一洗，床单子、枕巾一月两洗，棉被、棉垫一月一晒，热天每日洗澡洗头换衣服，冷天每晚洗屁股、洗脚；每周换洗内外衣两次、洗头一次，每周剪指甲一次，20天理发一次；按季节注射预防针。

_{邓六金和孩子们}

最让保育人员担心的是发传染病，因为缺医少药、预防不足，孩子们又都住在一起，一病就是一大片。有一回，一个班的孩子染上了麻疹，保育员们赶紧把这个班和其他班隔离开来，找到药给孩子们用，日月不休地护理，不久大多数孩子都痊愈了。但是一个一岁多的小女孩陈淮淮却接连几天发高烧，还并发了肺炎，皮下出血，皮肤上发出紫黑点，昏迷不醒，情况十分危急。

“一定要救活这个孩子！”邓六金万分焦急地说：“淮淮的爸爸南下前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一定要在淮淮的爸爸回来时，把健康的孩子交给他！”

医务人员说，淮淮当时的情形，只有青霉素才能救得回来，可是整个华东局都找不到一支青霉素。大家一时间手足无措想不出办法。有人说，济南可能有的。

“去济南！”邓六金嘴里说着就冲出去，找来两匹马，带领医务员丛树贞，连夜从大官营出发出发，一口气跑了200多里路，来到刚刚解放的济南市，找到一家教会医院求援。买到了两盒青霉素后，没有耽搁立刻连夜赶回。注射了青霉素之后，小淮淮总算脱离了危险，渐渐康复了。

在大官营期间，保育院内曾经发生过3次流行性传染病，生病儿童87人，在条件简陋、缺少药品的情况下，凭着保育人员们不辞辛劳地悉心护理，生病的孩子全部康复。

曾经饱受战争之苦的孩子们在华东保育院吃得好、穿得暖，学习文化知识、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品质得到提升、体质得到增强，和小伙伴们像兄弟姐妹一般相处、玩耍，把老师、阿姨们看做是自己的妈妈，情绪愉快、身心健康，过得很幸福。

六、千里大搬迁

_{华东保育院入住上海}

1949年6月的一天，初夏的熏风微微吹拂，一辆军绿色卡车开进青州火车站。一群穿着灰色列宁装的孩子，被大人们从车上一个一个地抱下来。下车后的孩子们虽然睁大眼睛好奇地四下张望，却没有一个人哭闹，训练有素地自觉列队，特别年幼的有成年人拉着，还有婴幼儿被抱在怀里。在一名30多岁的妇女的指挥下，孩子们手拉手、跟着带队的老师们，随着拥挤的人群走进车站，最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

这是华东保育院的历史上有名的两千里大迁徙，每个亲历者都终生难忘。

1949年初，我国南方地区大部分已解放。华东局机关搬迁南下之后，华东保育院附近的驻军减少了，为了保障孩子们的安全南下时行动方便，保育院于当年3月搬迁至青州城基督教堂内。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6月，华东局通知保育院迁往上海。消息传开，保育院内一片欢腾。但是家在山东的部分工作人员却有顾虑。领导班子对工作人员们进行了思想动员，告诉大家保育院南迁象征着解放战争的胜利，革命者四海为家，应该打消顾虑配合这次搬迁工作。与此同时也允许夫妻双方有一方留在山东的、父母年老多病需要照顾的、本人患病行动不便的等实际有困难的人员经院部批准可以留下。

解决了思想顾虑和实际问题之后，全院上下齐心协力地为这次搬迁做准备。院长李静一和总务万康发先去上海安排住宿，院内的搬迁工作由协理员邓六金统一指挥。经过一番研究核对之后，最终确定迁往上海的孩子85人，工作人员37人。另有三头奶牛，被褥、衣服、生活用品等行李包裹300多件，随人带往上海，其余马匹、奶羊、小床、桌椅等物移交给山东省托儿所。

_{搬迁前的合照}

此次大搬迁，行程1000多公里，因为当时的战局不稳定，火车开停无准点，为了防止空袭需要临时停车，还经常要为军车让路。为了此行能够安全顺利地完成，在邓六金的带领指挥下，保育院临行前从各个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除了每人自带干粮和饮水之外，炊事班还想方设法为孩子们多准备一些干粮，做了不少饼干和蛋糕，杀了一头菜牛做成牛肉干，还请老乡帮忙烙了4箩筐煎饼。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院部将孩子们每三、五人编成一个小组，便于他们互相照顾，由保教人员包干负责，使每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安全保健落实到人。经过联系，济南铁路局专门调拨了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客车厢和一个货车厢。孩子和看护人员坐客车厢，不值班的工作人员和行李在货车厢。

当火车缓缓开动的时候，邓六金望着窗外慢慢倒退的站台，回想起这些年在这片生长着高粱和玉米、浸透着热血和汗水的土地上战斗生活的一幕幕，回想起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创建华东保育院的点点滴滴，泪水在她眼底汇聚，心头荡漾着难言的深情，每次要离开一方热土和一地的百姓乡亲，总是依依惜别、总是割舍不下。

“噢，火车越跑越快了！”

“我们要去哪里啊，还回来吗？”

久处乡间、坐惯了箩筐、马车的孩子们，此时兴奋不已，叽叽喳喳问个不停。保育员们一边回答着他们的问题，一边嘱咐他们各种注意事项，车厢里充盈着热闹欢快的气氛。

蹦蹦跳跳、说说笑笑，孩子们的亢奋和新鲜持续了不少时间，可保育院们却丝毫不能松懈。火车行驶的时候，保育院们给孩子讲解外面的风景、讲故事、说笑话，带着孩子们唱歌；火车停站时，一部分保育院带领孩子下车活动玩耍，一部分在车上看护东西；休息时，孩子们睡在椅子上，保育员们就站着或者坐在地上轮流值班，实在累了找个地方靠着睡一会儿。

火车开开停停、三天三夜才到达浦口。当年过长江要乘轮渡，但那时已是晚上，待所有人都下车，携带的物资也都拿下车之后，夜幕已深，旅途颠簸令所有人疲惫，孩子们更是困得睁不开眼。邓六金安排大家在车站休息。大孩子睡在椅子上，或者铺毯子睡在地上，婴儿被保育员们抱着，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和睡觉。虽然当时已困乏至极，但工作人员们每人负责三五个孩子，生怕孩子被人抱走或者发生什么意外，大家连眼睛都不敢多闭一下。次日清晨，叫醒孩子们，拉着大的，抱着小的，肩扛手提着沉重的行李物资，在晨光熹微中登船。渡过长江后，在南京火车站搭上去上海的列车，一路上一如之前般地千般小心、万般呵护，丝毫不敢懈怠。

6月20日傍晚，火车驶入上海站，慢慢减速。当车轮的转动完全停止的时候，车厢内爆发出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欢呼声：“到了！到了！上海到了！”

八十多个孩子，和一大堆坛坛罐罐、大小行囊、包裹，历时半个月，几经辗转、汽车、火车、轮船、再换火车，终于齐齐整整地平安抵达上海。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华东保育院参与此次大搬迁任务的工作人员们终于都放下心来，总算能够真正地舒一口气。

先期到达的李静一院长和总务万康发前来接站，会师时刻总是令人激动，每个人都知道，此行看似不过是带着孩子长途旅行，实际上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时间长、难度大，而且由于孩子们的家长都是重要的领导或者将领而事关重大。由于多方面的支持照顾、院方的周密部署、工作人员的认真负责和孩子们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才使得此行画上圆满的句点。

当时华东局的领导和一些孩子的家长也专门来接站，见到离别多时的父母们，孩子们开心地又哭又笑，又跳又叫，不少家长们也留下了欢喜的泪水，这团圆的场面令邓六金也热泪翻滚。

华东局办公厅为保育院的搬迁成功召开了庆功大会，为在搬迁工作中表现突出、和平时工作中积极负责的李静一、邓六金、戴祥乐、毛巧、阮力等22人记了功，并颁发了带有“功”字的奖章和奖品。

七、在上海建设幼儿园

华东保育院搬到上海之后，名称由原先的华东第一保育院改为华东局机关保育院。不少机关干部要求送孩子入院，场地需要扩大，先后在思南路、建国西路找了几处资本家的房子安顿下来，慢慢开始开展各项工作。

虽然当时保育院所在的几处房子都是曾经的豪宅，装修讲究、还带有大院子。在山沟里长大的孩子们，从没见大城市，更没住过这样的房子，兴奋地蹦蹦跳跳、又喊又叫，这边摸一摸，那边碰几下，看见啥都是新鲜的。可是外观看着体面，起初孩子们入住时，生活、学习、活动所需的设备一无所有。没有小床，孩子们只能睡在地板上。后来华东局拨了购置设备的经费，宋庆龄领导的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战灾儿童义养会等单位送来了衣服、药品、营养补助费等钱物。上海市妇联等单位也帮助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陈毅、曾山、粟裕等人都很关心保育院，他们经常到保育院看望孩子们，问邓六金需要什么。她说：“孩子们受苦太多了，你们看看，与上海的孩子们一比，我们的孩子又黑又瘦，像猴子似的，给孩子们搞点好吃的吧，增加点营养。”

不久之后，就有奶粉、大米、肉、蔬菜送来了保育院。保育院的孩子们没吃过奶粉，起初不喜欢奶粉的味道，说有腥味，保育员们就在冲好的奶粉里放一点糖，尝到甜味孩子们就喜欢了，都抢着喝。部队还送来了缴获的美国罐头肉给孩子们吃。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调拨了战利品布，保育院给每个做了一套学生服，从没穿过新衣服的孩子们，洗了澡换上新装，看着整齐又精神，孩子们高兴，保育员们看了欢喜。

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保育院得到了一批建设物资，全院人员都行动起来，群策群力地开展建设工作。负责总务、保教的同志去一些托幼单位参观学习，回来后将所学经验用于保育院的环境建设。清除了院内原先的杂物、垃圾，栽种花草，布置上活动器械。购入了教具、玩具，运动器材，添置了床、柜、桌椅等家具和被褥等生活用品，使生活和学习环境极大的改善。

由于环境设施的改善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入院孩子的数量越来越多，全院孩子最多时达到300多人。1950年10月，华东保育院被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评为直属机关第一模范单位。

_{1950年华东保育院小学部开学典礼纪念}

吃得好、穿得好，生活安定了，原本瘦弱的孩子们体重都有所增加。和战争年代相比，生活条件优越了很多，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和支持，但是保育院始终坚持决不能超过社会上一般的物质水平，绝不能搞特殊化，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

陈毅对保育院各个方面都要求很高，他说：“办好保育院，最重要的是要教育好娃娃们的思想品德，要教育他们艰苦朴素，绝对不能像旧社会的国民党子女那样；第二是要教娃娃们好好念书，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品学都好的学生。”

对于烈士们的子女，陈毅、曾山等领导人格外关心，专门对保育院的领导班子强调：“这些孩子们的父母为革命牺牲了，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培养好。对烈士子女要更加关系，各方面都要照顾好。要让孩子们吃饱穿暖，教育孩子好好学习，不能出任何问题。要让孩子们热爱劳动，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保育院有烈士子女一百多名，享受着包吃、包住、包教育的待遇。平时时常有父母来保育院看望孩子，到了周日，许多父母来接孩子回家。有父母来接的孩子兴高采烈，叽叽喳喳地叫着，围着父母又跑又跳。此刻，却是烈士子女们最难过的时候，有些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会故意掩饰不明显表露出来，偷偷跑去没人的地方掉泪，有些年龄小的就哭闹着要找爸爸妈妈。

还有的孩子，还会拉着保育员问：“我的爸爸妈妈怎么还不来接我？也不来看我。他们不要我了吗？”

一时间，保育员们都忍不住鼻子发酸，女同志要强忍着才能不让泪水掉出来。他们得一个个分别去安慰这些孩子，年龄最小的那些要告诉他们，爸爸妈妈还在前线打敌人，等胜利了就回来接你；年龄大的要对他们说，现在老师们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啊，你们一直有爸爸妈妈陪着，我们一直在一起！

为了能让烈士子女们少一些伤痛，多一些快乐，保育院想方设法为他们在周日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有时候带他们排练节目，小孩子唱歌跳舞就忘记了烦恼，有时候带他们出去走走，看看电影，分散注意力，孩子们玩的尽兴，回来累了睡一觉，等回家的小伙伴们都回来，新一周的学习开始了就没事了。

_{听老师讲故事}

解放前，宋庆龄曾经先后开办过三所儿童福利站，为贫苦儿童提供食品、医疗、教育，有很丰富的经验。为了办好保育院，邓六金专门去向宋庆龄先生学习。走进宋庆龄保育院内，看见每个孩子都白白胖胖，精神抖擞。邓六金向宋庆龄请教，问孩子们怎样才能长得这么好。宋庆龄说：“我们讲两点，一是营养要好。我们这里的孩子每顿都有一个荤菜、一个素菜、一个汤。还要经常给他们变点花样。营养好，孩子就显得活泼，长得胖。一个是要教育好，要教孩子们学文化，学艺术，讲文明，讲修养。这样孩子们才能全面发展。”这次参观给邓六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明白办好保育院是一门极深的学问，自己和同事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为了学习更多先进经验，李静一去北京、大连等地学习考察。邓六金参加了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学习先进的理念和方法。

在全院上下不懈地努力下，华东保育院的运行越来越正规，也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入院孩子们的德、智、体得到了全面的发展。1950年，华东保育院被评为华东局直属机关第一模范单位。

_{小朋友在教学楼前合影}

1952年，因为丈夫曾山调到北京担任中央财经委副主任兼商业部长。作为妻子，邓六金1953年也调到北京工作，在中央财委人事处任副处长，同年12月调政务院管理局人事处任副处长，1964年5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监察组副组长。

自从创办了华东保育院之后，邓六金的生命历程就与孩子和保育工作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之后，局领导知道她办过保育院，就让她管理三个幼儿园，两个全托、一个日托，三个幼儿园分别位于西郊、东郊和南郊，总共有三百多个孩子。邓六金经常往这三个幼儿园跑，她自认文化水平不高，讲不了课，主要是做管理工作，为幼儿园解决各种难题。

_{1964年大班幼儿毕业照}

八、“关注我们共同的未来”

在新中国诞生前的炮火中，在邓六金、李静一等先辈们筚路蓝缕的奋斗中诞生的华东保育院，从创立之初就承载着革命先烈的嘱托与期待，肩负着培育共和国接班人重任。

从1948年开始创建，1949年6月南迁至上海，到1956年撤销建制的8年期间，华东保育院保育革命后代，支援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托幼工作的领导骨干。

_{华东保育院教职工合影}

当年保育院的孩子，后来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生力军。

1956年华东保育院建制撤销后，原华东保育院幼稚部改由上海人事局管理的“上海市机关建国幼儿园”。1956年后归徐汇区教育局管理，命名为“上海市徐汇区机关建国幼儿园”。

_{现在的上海市徐汇区机关建国幼儿园}

秉承着源自华东保育院的“一切为了孩子”的办园宗旨，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徐汇机关建国幼儿园曾经是上海一期课改的试点基地。自1998年开始，机关建国幼儿园着力开展幼儿环境教育研究，取得了“渗透——体验式幼儿环境教育模式策略研究”和“开放式环境教育”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在长期的教育改革实践积淀中，环境教育不仅已成为幼儿园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幼儿园教育的鲜明特色。2002年，幼儿园加入了国际环境组织“根与芽”小组，并成为“环境、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实验校”，获得全国绿色学校荣誉称号。

师德教育是机关建国幼儿园文化形成和队伍建设的又一特色。幼儿园在“弘扬师德，铸就师魂”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开展的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在区域内影响广泛。

2012年，徐汇机关建国幼儿园被命名为“上海市示范幼儿园”。当年上海市学前教育年会隆重召开，机关建国幼儿园成为上海市优质幼儿园“办园特色展示”主场，以“在环境教育中培养未来社会好公民”为主题，向全市百余名幼教同仁展示幼儿园环境教育工作及特色教育成果，共享课程改革经验。

_{教职工合照}

多年以来，机关建国幼儿园多次获得“全国巾帼文明岗”和“上海市文明单位”等国家级、市级、区级的荣誉，在团队智慧提升优化、人才吸纳与培养、项目创新与开展、新课题研究与实践、资源汇聚与整合、对外交流、社会责任、公益慈善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和优异的成绩。

七十多年来，传承自革命先烈的红色精神力量和“一切为了孩子”的优良传统始终指引着机关建国幼儿园前行的方向。2019年9月2日上午，上海徐汇教育局党工委、天平街道党工委和上海社科院文明办于机关建国幼儿园，以“邓六金班”揭牌典礼，拉开了天平德育圈新学期开学第一课和喜迎祖国七十华诞的序幕。

从此，“红军妈妈”邓六金的名字将会在“邓六金”班一届又一届的孩子们的响板表演中不断被提起，机关建国幼儿园的每个孩子，入学后最先听到的就是“红军妈妈”邓奶奶的故事。一位善于表演的年轻女教师装扮成邓奶奶的样子，以第一人称对孩子们讲自己的经历，和孩子们沟通交流，让孩子们感觉到了不起的邓奶奶如此和蔼可亲，从而对于红色主题教育和活动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从吃不饱穿不暖的童养媳到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女战士；从一心只想工作不想结婚的“革命家”到临危受命用马背上的摇篮为饱经战乱之苦的革命后代创建起炮火中乐园的保育院院长；从自己的孩子都不想带到无数个孩子心中最亲爱的“红军妈妈”；邓六金这个出身平凡、历尽苦难的农家姑娘，以超乎寻常的淳朴、勇敢、坚韧去抗争、奋斗、承担、开创，她的一生是一部共和国女性成长蜕变、自我实现、铸就传奇的壮丽史诗。

在邓六金大地般宽厚博大的精神光华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代后人，成为在新时代建功立业的生力军。如今起源于华东保育院的徐汇区机关建国幼儿园，已经成为上海市幼儿教育骄傲的品牌，从当初“一切为了孩子”到如今“关注我们共同的未来”，教育理念的更新体现着社会的进步，这正是邓六金一辈先人以热血与生命浇灌的种子长成大树开出的花朵。她在天有灵，看见如今机关建国幼儿园孩子们健康饱满的精神面貌，听见他们清亮又铿锵的响板表演，一定会欣慰地露出慈爱的笑容，她与同志们、战友们、姐妹们当年前仆后继、舍生忘死、百折不挠所奋斗、追寻的美好梦想如今正在中国的大地上一一实现。